王锡荣 | “革命文学”论争中鲁迅的“转变”问题

  王锡荣，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引  言

     历来对于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中究竟是“转变”还是“发展”，莫衷一是。考察其历史形成的过程可知，在当时外界看来，鲁迅从“语丝派”转换到左翼阵营，自然是“转变”或“方向转换”，或者说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思想上有很大的变化，鲁迅自己也有“旧思路轰毁”等表述。1950年代以后，在主流话语系统中，由于此说应和了鲁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就自然沿用此说法。另一种观点认为，从鲁迅自身的思想发展内在逻辑考察，可以看到其思想发展轨迹的历史必然性与一贯性，因此其变化是外在的，而内在本质是一贯的，亦即是发展而非转变。

     但目前学术界对这个曾经争论不休的问题，已少有争论，甚至分歧的声音也极少见到了，这种争论的减少以至于消失，未必是由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更大可能是失去了争论的兴趣，而把目光更多聚焦于其他方面，况且而今论争的氛围也减弱了。但这场似乎已成历史的争论，却不仅在鲁迅研究史上有其意义，而且对今天的鲁迅研究以至于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仍有启示意义。重新回顾并梳理一下这场论争，可以看到一个现象，这就是时代环境与氛围对于学术研究的影响，常常可以大过学术研究本身。

一、争议的焦点：鲁迅是否“转变”？

     实际上从“革命文学”论争开始到“左联”成立前后，当时的舆论界就有关于鲁迅是否“转变”的争议，如1929年6月《申报》上就有人谈及“鲁迅现在还活着，以后将有什么转变，不可得而预知”，在1930年的报纸上则有“未转变方向前的鲁迅”如何如何这样的提法。这种说法，显然不是个别人的偶然提法，而是当时常见甚至普遍的看法。因为，1930年春文化界发生了一件大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鲁迅成为其标志性人物。而曾经主张“革命文学”，从1928年以后与“语丝派首领”鲁迅发生激烈争论的创造社、太阳社，其骨干都与鲁迅一同成为“左联”的共同发起人。于是，鲁迅的“转变”或“方向转换”似乎已成为定论。在当时报刊上，时常有人谈及鲁迅的“转变”问题。直至1937年，还有人在讨论说：“现在有很多人，都认为鲁迅先生是根本没有过什么‘转变’，他的战斗精神是始终一致的。这看法，实际是没有认清时代。鲁迅先生的写作开始，是正值五四运动，那时候的主要任务，是反军阀和帝国主义；而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以后，跟着社会意识形态之不同，任务也自然起了转变”。然当时鲁迅曾长期思考，并表示一首诗赶不走孙传芳，而“投身革命文学集团之后”，则“他刻刻都在强调着艺术之武器作用”，所以“这是证明着鲁迅先生的思想确有过‘转变’。他既不同于沫若先生的理想的狂热，又没有像光慈先生那样到过苏联，其接受新思想稍迟于这几个人，这是丝毫不足怪疑的。而况，鲁迅先生一恍然领悟之后，即切实地从事新文学理论之介绍，其在前进文学集团里面，功绩又超乎各人之上。”“但，转变是确实有过‘转变’的。”此人之论对鲁迅并无恶意，所据所言的也多是事实，其观点确实代表了当时很多人的看法。鲁迅从“语丝派首领”变成“左联”台柱，自然让一些人感觉反差很大。

     其实，在当时被认为“转变”或“转换方向”的，不独鲁迅一人。创造社也被认为，甚至自认为是“转换方向”了，其中最有名的代表当属郁达夫《在方向转换的途中》一文。而发表在冯雪峰、鲁迅合作编辑的《萌芽月刊》上的一篇文章，则痛斥“‘方向转换’这句话的乱用”，因为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刚刚初出茅庐，“正在找人生的路”，“当此之际，社会思潮向我们指示了一条大路，我们便跑上去了，然而偏偏说，‘我们是在方向转换’，这岂不可笑吗？”可见，当时关于“方向转换”和“转变”已经是司空见惯的说法了，而且并非只针对鲁迅，所有倡导、从事“革命文学”的都被认为“转变”或“方向转换”了，因为其态度、观念、方法、作品都与之前有了明显的不同。因此，鲁迅的“转变”被认为理所当然。

     不过，当时不少人主张鲁迅并未“转变”，如王任叔（巴人）就明确表示：“鲁迅先生自始至终是个历史的现实主义者，一九二七年以后与一九二七年以前，他并没有什么‘转变’，或‘转变’得‘迟缓’。自然，随着历史的进展，鲁迅先生也迈进了，但那不是一般意义上来说的‘转变’。” “发展说”以李何林为代表。他在《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一书中引录了鲁迅《三闲集·序言》中说的“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并且因此译了一本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然后指出：“他扬弃了他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奠定了‘史的唯物论’的根基；是他的思想的进步，并不是什么‘转变’。这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反对过革命文学。”直至1980年代，李何林仍然坚持这个观点。

     另一个强烈反对“转变”说的是萧军。萧军虽然1934年才开始接触鲁迅，未参与“革命文学”论争，也未参加“左联”，在鲁迅生前亦未提出过对此问题的看法。后来，他在延安时却十分坚持地否定“转变说”，甚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与胡乔木争论起来。而且由于在会上没有争出一个结论，在会后萧军还专门跑去找了毛泽东，谈了他的意见。据《萧军日记》，开始时毛泽东说，“‘转变’与‘发展’没有区别的”，但“经我解说，他也承认应有区别”。1942年5月26日，萧军再次与胡乔木当面讨论，虽然实际上最终均未能完全说服对方，但萧军在日记里还是自认为已经将胡乔木驳倒。按照萧军的说法：“从鲁迅的思想过程说，他是由进化论走到唯物辩证论，从政治主张，他是由积极的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从方法（做人，做事，写作）他一直是把握着现实主义。……在外面，有些人想隔断鲁迅前面的历史，故意如此说，我们这里也要如此做么？固然，在发展中是包含着转变，但从积极意义说‘转’是方向不同，‘变’是质不同……如果按你所说‘转变’是那种解释，那么毛泽东也是个转变，马克思，列宁全是个转变……整个世界，中国，历史……全是转变……如你所说，他自己口头上承认过，这不是为凭的。……事实他是一步不曾放松过走着革命路的，究竟你还是以行为为主，还是以偶然的言论为主？”

     萧军认为，经过他的驳论，胡乔木承认，“鲁迅在大的方向是‘发展’，在过程某阶段是‘转变’。”而这种说法，在萧军看来无异于强词夺理。萧军所谓“偶然的言论”，即关于被创造社“挤”后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关于进化论思路被轰毁等言论，但萧军认为鲁迅这种说法并不能说明他是“转变”，而要看实际行动。外界有人把鲁迅说成“转变”是“想隔断鲁迅前面的历史”，意思是那种人是别有用心的。虽不清楚萧军是否受到李何林的影响，但萧军试图用唯物辩证法的“量变、质变”说来解释，就是要得到“发展”而非“转变”的结论，这与王任叔、李何林是一致的。

     按照一般的说法，瞿秋白是主张“转变说”的。但从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看，瞿秋白并未使用“转变”的说法：“鲁迅说，‘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可是，正是这期间鲁迅的思想反映着一般被蹂躏被侮辱被欺骗的人们的彷徨和愤激，他才从进化论最终的走到了阶级论，从进取的争求解放的个性主义进到了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后面，瞿秋白又说，“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他用的词语是“走到了”“进到了”，几乎是“发展”的同义词，而非“转变”。对于鲁迅与创造社的论争，并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瞿秋白认为：“这时期的争论和纠葛转变到原则和理论的研究，真正革命文艺学说的介绍，那正是革命普洛文学的新的生命的产生。而还有人说，那是鲁迅‘投降’了。现在看来，这种小市民的虚荣心，这种‘剥削别人的自尊心’的态度，实在天真得可笑。”在此强烈否认“投降”，而这意味着认为鲁迅不是一种方向的转变，因为“真正革命文艺学说的介绍，那正是革命普洛文学的新的生命的产生”，正是鲁迅参与翻译介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推动了革命文学论争从原来的“争论和纠葛”转变到“原则和理论的研究”，提高了论争的水平，促进了“普洛革命文学的产生”。在瞿秋白这里，鲁迅是左翼文艺运动的引领者、推动者和建设者，在这种情况下有人还说鲁迅是“投降”，那不是无知得可笑吗？他狠狠地嘲笑了“投降说”，而所谓“投降说”正是“转变说”的翻版。

     至于瞿秋白被认为持“转变说”的表述，大约是这一段：“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友人，以至于战士，他是经历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现在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战斗，从痛苦的经验和深刻的观察之中，带着宝贵的革命传统到新的阵营里来的。”这个“到新阵营里来”的说法，似乎显示着一种“转变”，但其实并无充分的证据。瞿秋白所说的“到新的阵营里来”，并非表示一种从思想到态度的“转变”，而是发展进阶。这个新阵营是刚刚建立起来的，鲁迅也通过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参与建立的，它对鲁迅而言是新阵营，对别人而言也是新阵营，因此这并不代表“转变”，而是一种发展的新高度、新境界，所以他接连两次使用“进到”而非“转到”。

     冯雪峰被认为应把鲁迅列为“同路人”，但这个说法是早年的，后来他的说法也是“发展”说。1951年，他为苏联大百科全书写的鲁迅条目中已使用“发展”说了：“从进化论跃进到马克思主义，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跃进到无产阶级，从一般进步的唯物论跃进到革命的、历史辩证的唯物论，这个发展才是一个本质的发展。……所以，正是他的这一个本质的发展，才使他完成了伟大的战斗任务，才使他的思想有不朽的历史价值，才完成了他的‘文化革命的伟人’。”这是一清二楚的“发展说”，甚至是“跃进说”。

     在1952年版的《回忆鲁迅》中，冯雪峰这样说：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背叛革命，大屠杀革命人民，对他的刺激是非常深刻的。……这时候，据我看来，他就正好处在对自己过去有所肯定也有所否定的，向前发展的自我思想斗争的过程中间。我们知道，鲁迅先生在后期思想上向科学的共产主义的伟大跃进，是从一九二七年开始的：我觉得，一九二九年也还是在这个开始的过程中间，还是在向前发展所必经的自我思想斗争的过程中间。

     这里，他用的是“发展”和“跃进”，而不是“转变”或“转向”。这就是说，是“发展说”，而非“转变说”。可见，他已经不使用“同路人”的提法了。冯雪峰为什么会改变说法？笔者无法确证他是否听取了李何林的意见，但是，由于“同路人”概念本身的内涵与鲁迅实际状况有根本区别，也由于冯雪峰在那以后对鲁迅的了解越来越深入，对鲁迅的认识显然已经今非昔比，因此不再用“转变说”，也是很自然的。

     至于毛泽东的讲话，谈到“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也并没有说鲁迅是“转变”。至于说鲁迅“学会了辩证法”，也可以说是“发展”，甚至是“飞跃”，“飞跃”与“发展”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如果“发展”的速度特别快，或者幅度特别大，就可能被形容为“飞跃”。但无论如何，它总还是一种同向的前进，而非改变方向，与“转变”有着明显的差别。

二、鲁迅有无转变：“左联”成立

前后的鲁迅

     现在，再从鲁迅当时的表现来看所谓“转变”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显然，通过前文的分析，仅从鲁迅自己的讲述，即在广州被“吓得目瞪口呆”，进化论思路“被轰毁”，然后“被挤”开始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云云，已经不能作为“转变”或“转向”的证据了，而是要看具体的表现与作为。

     第一，至“左联”成立时为止，“革命文学”论争还没有结束。据现有资料，中共中央核心成员李立三、周恩来发现“革命文学”论争的错误，是在1928年底。1929年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后，开始着力调整战略，制止“革命文学”论争，组建中央文委，然后联合双方组建新的联合组织，至1930年3月2日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此过程中，“革命文学”论争从十分激烈到有所缓和，但并未戛然而止，而是余波不断。不仅到1929年下半年双方仍有论争文章发表，而且实际上到1930年2月，太阳社的阿英还发表了《鲁迅〈现代中国文学论〉第二章》，表示鲁迅在五四时期的作用“在革命的现阶段已经是消蚀了他的尖端的力量”，亦即过时了。而鲁迅于1931年4月还发表了《流氓与文学》，点了创造社“元老”张资平的名，直接拿创造社作例子；1931年7—8月发表了《上海文艺之一瞥》，提出了著名的“才子+流氓”公式；直至1932年鲁迅北上北平（今北京），在各大学作“北平五讲”，其中还批评了创造社和“革命文学家”。这说明，鲁迅并未完全改变自己对创造社的看法，尽管这时“左联”已成立多时。

     第二，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等联合筹建“左联”，是中共方面主动找鲁迅商谈，而非相反。在联合中，改变态度的是创太二社。资料表明，鲁迅刚到上海时，确实有与创造社联手的意向，甚至都联合发表了关于合作编辑出版《创造周报》的宣言，但后来均被一批创造社新锐给搅黄了，继而爆发了论争。对鲁迅来说，合作的意向仍然是有的，因为创造社并未正式取消合作，却突然翻脸猛批鲁迅，鲁迅对此在相当程度上是感到困惑的。但这并不表示他没有合作的意愿。不过，真正的合作，却不是出于鲁迅的主动，而是中共中央，然后是创造社、太阳社。资料表明，1929年李立三在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后出任中宣部部长，筹建了中央文委。然后，通过中央文委、江苏省委，甚至亲自出面，找创造社、太阳社骨干谈话；又通过冯雪峰找鲁迅谈，当面表示，他认为创造社、太阳社把矛头对准鲁迅等，是错误的，并批评了创造社，要求他们改变态度，与鲁迅联合。这就是说，之前鲁迅相对主动的合作意向，被一批创造社新锐浇灭；而第二次合作，是在中共中央的主导下开展的，并成功了。但这次合作的成功，是在中共中央要求创太二社改变态度与方式，主动联络鲁迅后才获得成功的，并非出于鲁迅主动。换句话说，改变态度的是创太二社而非鲁迅。因为鲁迅本有联合的意向，只是之前“被否决”了，所以再次商谈并成功合作，在鲁迅来说并非“转变”，只是纠正原来创太二社的“否决”，或者说“纠正”原来对方的不当做法。

     第三，当时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李立三的要求是“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据李立三回忆说，当时他对中央文委、创造社、太阳社的要求，是“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而不是“把鲁迅争取过来”，或者“把鲁迅团结过来”。这就意味着，是创太二社要“转变”态度，向鲁迅靠拢，而不是相反。虽然后来很多回忆都把双方的联合说成了“把鲁迅团结过来”，但这恐怕不符合事实。在整个商谈联合的过程中，也是李立三、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党和鲁迅的联络人冯雪峰以及创太二社的成员们更加主动、更加尊重，他们多次到鲁迅家来商谈，并就一些重要关键事项征求鲁迅的意见，表达了合作的诚意。在双方的交流姿态上，鲁迅还是相对被动的，虽然他也和颜悦色并不乏谦虚地接谈对方，并欣然同意合作，但这也只能说明，改变态度的主要是对方，双方虽然是相向而行，但对方显然更主动，态度已有了明显的改变。

     第四，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仍然批评创造社，创造社成员也有所不服。鲁迅在“左联”成立大会上公开批评创造社，可以说很不给面子。因为创造社里有多位党员，而且也是“左联”发起人中的核心成员。如中央文委书记潘汉年也是创造社成员，并且当天作为上级党组织代表到场表示祝贺，还作了讲话，解说“左联”的宗旨。在这样的情况下，鲁迅仍然我行我素，该说什么就说什么。据冯雪峰回忆，当鲁迅在演讲时，在场的创造社部分成员表现得很不自在，有人甚至相互小声嘀咕：“鲁迅说的还是这些话。”这除了说明鲁迅的正直以外，也说明鲁迅并未改变自己的方向，也并没有“转向”或“投降”。所以，瞿秋白说有人居然说鲁迅是“投降”，简直令人失笑。

     第五，这一时期鲁迅的思想变化也能说明问题。鲁迅除继续在文章和演讲中批评创造社以外，他对中国共产党、国民党的态度，对文学与革命的看法，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但总的方向并没有发生改变。

     那么，当时鲁迅的思路是否确实“轰毁”了？对于大革命的失败，鲁迅是痛心疾首的。对于国民党右派的变脸，更是深恶痛绝的。他的“吓得目瞪口呆”，实际上是说给国民党听的。鲁迅惯用反语，岂能真的被吓到那种程度，还大言不惭地说出来？这里显然是反语，意在讽刺抨击国民党右派的暴行，更不是表示自己的“思路”是被屠刀所“轰毁”。“思路轰毁”也是说给国民党右派青年们听的，只是要告诉他们：自己原本出于“进化论”的逻辑，对他们还抱着些许期望，希望他们不至于那么不可救药，现在看到他们的恶劣行径，对其感到极度失望！宣告他们不可救药！所“轰毁”的是对于他们所抱有的最后一点点幻想。

     这说明，鲁迅透过大屠杀的事实，对国民党右派的嘴脸看得更清楚了，从此以后对国民党右派的抨击就再也没有停止过。同时，在这些大屠杀中，鲁迅所接触的一些青年共产党员被害，让他更加痛切地感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的可贵，而中国失去他们则太令人痛心了！正如鲁迅在“左联”五烈士事件后的感受：“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鲁迅由此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更多的认同、同情与理解，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近也日益增多。特别是与瞿秋白等人的接触，使鲁迅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方针都深表赞佩，所以鲁迅后来曾公开宣示：“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那理由就因为我不但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中国人，所以这政策在我是认为非常正确的。”以此说明了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这种关系，当然不是党员与党组织的关系，而是一种同一战壕的战友关系，不仅仅是“同路人”，即在大是大非原则性问题上完全一致，而在具体策略上仍可以有独立的自由判断。鲁迅说：“我加入这统一战线，自然，我所使用的仍是一枝笔，所作的事仍是写文章，译书”，当然只能做自己可以做的事。

     在思想理论方面，从阅读、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后，鲁迅的观念确实是有变化的。鲁迅于1929年曾对未名社成员李霁野说：“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许多以前认为很纠缠不清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看，就明白了。”这确实是有明显的“发展”或者“飞跃”的痕迹，或者也就是“转变说”的依据了。当然这里解释为“发展”应该更恰当一些，要不然，就变成只要有发展，就是“转变”，那就真的像萧军说的，谁都是“转变”了，毕竟“转变”更多地是指具有本质区别的立场转变、方向转换的意思。这就抹杀了“转变”与“发展”的区别，把发展所带来的外观变化与方向性转变的表现混为一谈了。

     综观鲁迅在从“革命文学论争”到“左联”成立前后，他的思想是有变化的，甚至有很大变化，实现了某种程度的“突破”或“飞跃”，但这种变化并非“方向转换”，并非立场与原则态度的变化——在他本人的思想逻辑上，是一以贯之的，是始终走在时代前面的。外界所看到的更多地是一种行动所表示的态度，而未从外由内地看到，从立场、态度到思想上鲁迅始终是一贯的、正向发展的，并无“转向”或“转变”。他“走到”左翼阵营，是为了实现“联合战线”，也可以说是双方相向而行的“并线”。

三、外界为何会认为鲁迅“转变”了？

     巧合的是，无论当时的舆论，还是中共党内理论家，也无论是“不怀好意”的无聊文人，还是后来的文史家，都认为鲁迅在当时出现了一种可称为“转变”甚至“方向转换”的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毫无疑问，中共党内理论家和后来的文史家与当时的小报记者绝非同流，却不约而同采用了“转变说”，确实有其缘由所在。这就是：从现象上看，鲁迅从被认为“自由主义”的“语丝派”与向来以激进著称的创造社走到了一起，而且共同组成被视为“半政党”的“左联”，而且鲁迅在其中还发挥着领头羊的作用。而创造社中原本就有不少中共党员，太阳社更是清一色的中共党员。因此，人们很容易认为鲁迅放弃了原来的立场，向中国共产党靠拢了，用陈独秀的话来说就是“接近政党”了。在右翼看来，鲁迅就是从自由主义走向了中国共产党一边，且成为“台柱子”，当然是转变，是“转向”甚至是“投降”；在左翼看来，鲁迅是从同路人、同情者走向革命阵营，且冲在前面，自然也是转变，甚至是政治立场、态度的方向转换。于是，就出现了左右翼都认同“转变说”的现象。

     以笔者所见，右翼的看法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种阴暗心理。他们从未看懂，鲁迅从五四时期起就一直冲在思想革命的前面，就是一个思想革命的先锋，当时就被称为思想界的先驱和导师，虽然他自己并不接受这顶“纸糊的假冠”，却从未放弃作为思想界先驱者的使命。因此，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直到进入左翼时期，他从来就没有落后过。虽然他自己说一度“有些颓唐”，但是，反映在言行、作品上的却仍是一如既往的不懈奋进。即使是在1927—1929年大革命失败后的最低潮期间，他通过译介引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促进了“革命文学”的转型，推动实现了左翼阵线的形成，与创太二社共同发起组成了联合组织，是左翼文化运动的孕育、发起者之一。人们把鲁迅的文论译介活动和参与组建左翼阵线看成是“转变”或“转向”的表征，殊不知，这正是鲁迅一贯的思想路径，是遇到争议、阻碍而自己又对相关争议未得明确结论之时寻求突破、寻求答案的表现。也就是说，鲁迅在寻找思想理论发展的动力与策略。仅看表象，自然显得鲁迅向张扬马克思主义的左翼靠拢了，实际上其他左翼人士也是与他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这种舆论至少是带有讽刺的意味，亦即萧军所谓“想隔断鲁迅前面的历史”，以鄙薄鲁迅为快。当然，还有一些人则不排除是恶意地将鲁迅说成“投奔”有“共党嫌疑”的创造社等左翼集群，以便引起政府当局的注意。

     而左翼的看法，则有不同的情况。例如，钱杏邨（阿英）曾讽刺鲁迅：“就是现在‘在转换中’的鲁迅吧，也写过‘文笔的拙劣不如报纸的新闻’（见第五卷《语丝》）这一类的讽刺”，这还是“革命文学论争”中派别思路的延续。其中提及“方向转换”时还是从正面看的。而文史家的说法，则更多是出于把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左翼集群作为一个代表正确方向的坐标，鲁迅原来是自由主义者或者革命民主主义者，现在变成阶级论者或者马克思主义者，在很多人看来自然是一种立场转变，也可以说是“方向转换”。在他们看来，鲁迅曾是五四时期的一员骁将，但是现在“五四”已经过时了，阿Q已经死了，阿Q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意味着鲁迅也已经落伍了。所以，他成为左翼的一员，当然就是转变，是方向转换，否则就不可能成为左翼。

     在当时“转变”一词之所以敏感，是由于“转变”虽然也可以解释为只是局部状况改变或者量变，也可以在不改变前进方向的情况下出现局部改变，未必一定是改变方向；但是由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转变”已经被赋予一种时代的特定含义，即由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政治观念（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向无产阶级观念（“普罗”、左翼等）的转变，甚或由倾向于国民党转变为倾向于中国共产党。这种“转变”在当时是具有很严重的政治意味的：在国民党看来就是“左倾”甚至“赤化”，在中国共产党看来就是走向革命、向党靠拢。在当时人看来，鲁迅进入左翼阵营，意味着倾向于中国共产党；从国民党阵营来看，自然就是一种“投降”；而从中国共产党阵营来看，则恰恰是一种走向进步的“转变”。因此，在当时，某个人的“转变”是一件严重的事，值得或打倒、或相庆。当时人把鲁迅描述为“转变”，大体就是从这两个方向上来考量的。

     至于后来的文史家，因为考虑到政治形势的变迁，国民党阵营在大陆已无话语权，又鉴于毛泽东对鲁迅的大力推重，因此乐于将鲁迅描述为“转变”。就连冯雪峰这样的鲁迅研究“通人”，也将鲁迅“做一名小兵还是胜任的”的表示，理解为“鲁迅先生紧紧地靠近我们的党”的表现。在此情况下，将鲁迅从革命文学论争到“左联”成立前后的变化表述为“转变”就更加自然了，倘若仍表述为“发展”，似乎鲁迅是自我提升、自我革命，而由非马克思主义自然地提升、进化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则就是不正确的表述了。但是，严格说来，这并不是准确和真实的。鲁迅不是中共党员，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战友，不必硬性贴上这样的标签。中国共产党人是从革命民主主义者发展而来，鲁迅也是从革命民主主义发展而来，在发展的各个阶段上有大大小小各种不同的量变，最终形成质变，这是发展历程中的必然过程，这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科学结论。

结  语

     判断鲁迅在“革命文学”论争中所发生的变化，究竟是“转变”还是“发展”，关键在于鲁迅究竟有没有发生关乎政治立场、政治态度的转变。因为当时无论左翼还是右翼的评说都是出于这个视角，也因此打上了各自的烙印。至于思想观念与理论的变化，如果不影响或基本上不影响政治立场与态度的周密，则不足以作为“转变说”的依据。

     历史地看，鲁迅在1927—1930年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巨大震荡和变迁，其思想也因而有很大的发展与深化，特别是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后，弄清了很多以往感觉缠夹不清的问题，并在“革命文学论争”和左翼文学运动中走在了前列，他与中国共产党人并肩战斗，结下深情厚谊。他的这种发展和深化在当时被很多人认为是“转变”“方向转换”甚至“投降”，很多文史家在后来的研究中也持此说，但实际上包含着很大的误解和有意无意的误说，以符合一定的政治考量。从鲁迅本身来讲，这是一种出于自身发展逻辑的必然，再加上时代条件的变迁给予的机遇，包括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和相互了解的深化，致使他的思想迅速从革命民主主义发展到马克思主义，虽然其中也有对很多具体问题看法的变化，包括对“进化论”看法的改变和对“阶级论”的认同等，但其间并未发生方向性的转换或本质性的改变，更没有政治立场与政治态度的改变。鲁迅与中国共产党人的关系是从同情到患难与共、成为战友，尽管对其中少数人的错误思想与倾向仍不时予以批评和纠正。总之，在鲁迅的精神史上，考虑到“转变说”的历史语境的复杂性，还是用“发展”说更为合理与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