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庆新 | 中国小说史的现代建构、阐释原则及意义——以“四大奇书”为中心

    温庆新，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2项、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项。多次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扬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入选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第三层次、江苏省“六大人才高峰”、江苏省社科优青等人才工程。

     中国小说史的现代编纂往往将历代通俗小说纳入学术研究视域中，借此对通俗小说的知识特征与现实意义展开各式各样的现代解构及重构。此类学术史构建思路与阐释原则颇异于现代之前的评点、品评及题咏等做法，有着独特的批评选择与知识旨趣。它不仅能够深究通俗小说的现代期待与文化意蕴，而且可有效勾勒通俗小说的经典化历程。鉴于学术界尚未对此类现象展开深度剖析，本文兹以“四大奇书”为中心，尝试说明中国小说史编纂的现代特征、阐释原则与学术史意义。自明末清初以“四大奇书”指代《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以来，“四大奇书”既是通俗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又是一种重要的传播现象，引发历代各类读者不间断的批评，以至渐趋经典。中国小说史的编纂在“四大奇书”的现代经典化过程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通俗小说现代特征与知识意义被多维构建的缩影。

一、学术研究的视域：

从“四大奇书”被关注的缘由谈起

     现代学者往往将小说史编纂当作一项重要的研究，以学术史范式进行小说史迹的勾勒与评价。撰写《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的胡适认为，小说史研究“是一项学术研究的主题，与传统的经学、史学平起平坐”。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亦经历了从授课讲义到“专家书”的转变。这说明，现代学术思路与评价导向会将各种小说史现象纳入学术研究视域下进行揭示、评判及定性。它促使中国小说史从现代所需的特殊材料与关键问题对具体小说的特征、思想及意义展开相应的理性限定。具体而言，是结合考据的方法、科学的学理分析及文学审美的评判，佐以对小说类型的鉴别、小说现象的梳理与小说文体的归纳，进行古代小说的史迹勾勒与价值评判。可见，基于学术研究视域来评价现代中国小说史的材料收集、研究方法及批评结论，已是不可回避的重要话题。

     以中国小说史的“四大奇书”书写为例，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郭箴一《中国小说史》、黄哲人编译《东西小说发达史》、郭希汾《中国小说史略》、徐敬修编辑《说部常识》、谭正璧《中国小说发达史》、庐隐《中国小说史略》等重要著述，皆将“四大奇书”当作古代小说流传的重要现象。它们以“四大奇书”作为编纂及书写的关键词，尝试讨论这四部作品的存在及意义，并与其他通俗小说加以比较。此类思路将“四大奇书”的特征建构、审美价值与现代读者的知识趣味进行勾连，促成了现代文学史视域下“四大奇书”经典建构的全新思路，形成某些新的结论。它们将“平民文学”“文学是人学”“文学趣味性”等现代文艺重点探究的话题引入古代小说史的建构中，追寻现代文艺思想的传统资源与历史事实。

     正如《中国小说史略》所言：“明季以来，世目《三国》《水浒》《西游》《金瓶梅》为‘四大奇书’，居说部上首，比清乾隆中，《红楼梦》盛行，遂夺《三国》之席，而尤见称于文人。惟细民所嗜，则仍在《三国》《水浒》。时势屡更，人情日异于昔，久亦稍厌，渐生别流，虽故发源于前数书，而精神或至正反。”鲁迅已注意到，“四大奇书”在明清流传过程中是作为一种文学接受现象而存在的。这是因为相关小说在明清的流通之势颇大（即“世目”云云），能够代表通俗小说的社会影响力与普通“细民”的热爱，更具有“居说部上首”的高超技艺。尤其是“文人”与“细民”的不同阅读倾向，导致相关小说在不同时期命运各异。这正是基于“平民文学”的现代思想重评相关小说的意义。周作人认为，“平民文学”不一定是平民所创造的，也不是专写给平民看的，关键在于作品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学”，是具有平民精神的文学。从这个角度讲，鲁迅所言“细民所嗜”而导致的“时势屡更，人情日异于昔”，正是重点描摹“人情”的“四大奇书”广泛流行的缘由，使得后来反映“人的生活——的文学”具有传统的渊源。如鲁迅称赞“描摹世态”的《金瓶梅》：“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化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这就在中国小说史的框架下重新总结了《金瓶梅》的叙事手法、审美特质及“世情”的意义。此举是肯定《金瓶梅》对人之“情”的极力描摹，开创了评价《金瓶梅》的文学性思路。这是现代文艺思潮拓展“四大奇书”评价与意义的典型。

     以“奇书”指代《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其潜在的论述逻辑是对相关小说的肯定、推崇乃至以之为典范之作。因此，中国小说史提及“四大奇书”时毫不避讳地大加赞赏。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以“奇书”指称《水浒传》时说：“我想《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占的地位比《左传》《史记》还要重大的多；这部书很当得起一个阎若璩来替他做一番考证的功夫，很当得起一个王念孙来替他做一番训话（诂）的底工夫。我虽然够不上做这种大事业——只好让将来的学者去做——但我也想努一努力，替将来的‘《水浒》专门家’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以考证与训诂的“朴学”方法对作为“奇书”的通俗小说展开研究，是将其纳入学术史研究视域的体现。不论其间的论述是否科学、结论是否正确，皆是对通俗小说典范性的肯定。此举带有先入为主的意识，重点在小说史的具体叙述中挖掘相关小说的特别性质与现代意义。这种思路是以“四大奇书”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传统”，尝试对传统进行现代性转化，或者是现代性的传统再造。凡此种种的批评策略，推动了现代批评者对通俗小说现代意义的建构。

二、中国小说史的现代构建特征：

以“四大奇书”为例

     以“四大奇书”的构建为例，中国小说史基于“现代性”诉求对通俗小说展开了各种理性批判。它试图在开放式的探讨中，重构通俗小说符合现代社会情境的知识特征与存在价值。

     一是以“四大奇书”作为中国小说史的某一章节标题。此举是将“四大奇书”作为一类特殊的小说史现象进行强化，或者将其当作一种需要进行意义建构的阐释对象，强调其现代性价值所在。例如，郭希汾（即郭绍虞）译自日本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小说部分而成的《中国小说史略》，其第四章“诨词小说”第二节即为“四大奇书”。正如郭希汾译《序》所言，“方今国人亦渐知小说之价值，爰先译此以为研究之助”等“亦事删节”而成，以“小说之价值”为思想诉求，以“研究之助”为直接目的。郭希汾《中国小说史略》对“四大奇书”的小说史论述，先罗列作者问题、版本体系及特点、历来各家的论述或观点、续书情况，简明扼要。又如，郭箴一《中国小说史》第六章“明代”第一节为“明代的四大奇书”，指出《水浒传》《三国演义》与《西厢记》《琵琶记》为“元代底四大奇书”，而以《西游记》《金瓶梅》替代后两部作品，才可“相配而称为小说界底四大奇书”。郭箴一指出“四大奇书”之“奇”：“实皆不奇，而所奇者，乃在描摹人物的细腻，叙事抒意的曲折周到，遣辞造白的流利通畅为前此作品所未有。”这就将“四大奇书”当作一种特殊的小说史现象，指明“四大奇书”的审美价值、叙事方式及文辞特征。郭箴一认为，“小说界底四大奇书”的存在带来了一种“前此作品所未有”的意义新态；尤其是所言“惟《三国演义》与《钱唐记》《宣和遗事》《杨六郎》等书俚而无味。何者？事太实则近腐，可以悦里巷小儿，而不足为士君子道也”，强调了通俗小说愉悦、教化等功用的现代转化价值。

     二是基于现代文化诉求重构“四大奇书”的知识特征。要将如此庞大、复杂的小说史材料梳理出一条线索来，就需要采用特殊且精当的方法对材料进行编排，亦须对其意义作必要的定位。对于“四大奇书”作者、版本、故事、审美、思想及意义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离不开现代社会情境及其文化语境的知识指导与价值主导。这就形成了以有效诱发现代读者的阅读趣味为小说史建构的重要策略。典型之例如，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认为元代以来的小说是一种“革命”，并指出：“自《宣和遗事》出，章回之长篇小说创；其后《水浒》《三国演义》出，流传独广，后人称谓奇书。奇书有四：即俗所指《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金瓶梅》四书是也。四书之中，《水浒》写社会，《三国演义》演历史，《西游记》谈神怪，《金瓶梅》记家庭。此四类小说与唐宋小说不同：由文言变为白话，由短篇变为长篇章回，由杂记变为有统系之纪事；因此之故，此四小说，各立一帜，成为‘四大奇书’。但其间当推《水浒》为小说——章回——创作之鼻祖。”又说：“以上四书，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其所以称‘四大奇书’之缘故：因从来小说界本只有历史、社会、神怪、家庭四类。此四类在唐宋时，皆系短篇札记，从未有如此类著作之有首有尾，极长极详之纪载故也。《水浒》《西游记》《三国演义》《金瓶梅》，虽其思想尚含有旧之意味；但其笔法文体，已另辟破天荒之新纪元矣。‘奇书’之称呼，或本于此。”这是从小说进化的角度分析“四大奇书”为何“各立一帜”的缘由，肯定“四大奇书”满足了“由文言变为白话，由短篇变为长篇章回，由杂记变为有统系之纪事”等现代学者所公认的文学衍变规律。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注重以历史进化的眼光重新对待“国故”的现代意义。这使得寻求“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等建设目标的传统资源，成为包括治小说史者在内的现代知识群体探索的重点。在这种情况下，以“文言变为白话，由短篇变为长篇章回”来组织传统小说的文体范畴与现代意义，亦是《中国小说史大纲》的题中之义。张静庐曾说：“小说，是美文——可以陶情悦心；——是教育——通俗的教育；可以讲演；——是写真——能描写平民的疾苦，与贵族生活的豪侈，可以使社会上注意；——是现代史——写现社会新人的生活；或近世的旧人的生活；来作新人生活的对照。就以上所指几点而说，小说在文化上已应该占到最重要的地位。”这促使张静庐提出“小说界本只有历史、社会、神怪、家庭四类”的类型归纳，对“笔法文体，已另辟破天荒之新纪元”等艺术现象展开进化建构。此类论断相比于以往对通俗小说的文本分析、审美挖掘而言，有效回应了现代文艺批评对通俗小说的各种定位。由此看来，在治小说史者眼中，“四大奇书”之所以在“小说界”能够合称流行，主要在于“四大奇书”分别代表着不同的社会现象及世人的需求在小说中的艺术化、类型化展现。

     三是中国小说史对“四大奇书”具体指代的异趣选择。中国小说史对“四大奇书”历史意义或当下启示的不同知识定位，折射出异趣的价值定性。例如，谭正璧《中国小说发达史》指出：“《红楼梦》出世后，即夺去《三国志演义》之席而居‘四大奇书’之一。它在清人小说中，其地位恰如《金瓶梅》之于明人小说，而所写亦恰皆为一家一门之事迹。惟《金瓶梅》所写，为市井无赖之家庭，其中人物，都居中下流阶级；《红楼梦》所写，为富豪贵族的大家庭，人物大都豪华奢丽，另成一种景象。二书结构造境，亦有相似处。……所不同者，一写妇人之争宠，一写少女之妒情而已。《金瓶梅》写西门一家，由盛而衰，至于家破人亡；《红楼梦》的主旨亦相同，惟因后四十回为另一人所作，故预示复兴之兆，实非原作者之本意。至于描写的方法和背景的设置，那么二书并没有一处相像，否则《红楼梦》成了袭人窠臼之模仿文学，何能盛行到现在而被千万人所颂赞和推许啊！”此类批评意见表明中国小说史对于如何定位“四大奇书”的现代意义，产生了批评思路与导向的不一致性。将《三国演义》剔除于“四大奇书”之外，代之以《红楼梦》，显然更看重“人情”或“世情”题材的小说史地位，凸显描写世人家庭日常生活的小说的价值，更强调“结构造境”等艺术水平的前后相继。这与张静庐所言“历史、社会、神怪、家庭四类”的类型归纳，存在批判导向不一的知识异趣。可见，谭正璧的论述是从小说史动态衍变的角度，强调后出转精的《红楼梦》在小说史上的突出贡献。他试图为《红楼梦》是“我国‘四大名著’小说之一”等舆论张目，重新思考相关小说契合现代知识趣味的经典价值。

     要之，中国小说史将“四大奇书”既当作重要的小说类型，又以之为一种接受现象；既强调对“四大奇书”之“文彩”的探讨，亦强调其文体进化的积极意义；既探究“四大奇书”之于风俗人心的影响（即鲁迅所言的“世目”），也注重对其“精神”的挖掘；既肯定“四大奇书”之于读者的吸引力，同时亦关注其历史积淀与文化意义。相关成果拓展了通俗小说的研究思路，彰显出现代文化语境对中国小说史编纂的显性刺激。

三、中国小说史对通俗小说

现代转化的意义重构

     所谓现代转化，着眼于现代社会情境与文化语境如何推动治小说史者将通俗小说的文本特征进行符合当时人审美取向、知识习惯及文化需求的各类特征、艺术、思想、意义的建构。在中国小说史的编纂过程中，关于通俗小说意义的现代转化已成为研究的重点。此举往往体现在对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通俗小说加以现代书写的意义探索中。

     典型之例，如谭正璧《中国小说发达史》曾说：“这四部奇书，除《水浒》中尚偶存话本的形式外，余皆一望即知出于文人手笔。但以材料言，则除《金瓶梅》所写世情大都取型当代，余三书皆仅将宋元传来的话本或传说，加以扩大。故以材料评‘四大奇书’，‘四大奇书’实皆不奇；而所奇者乃在描摹人物的细腻，叙事抒意的曲折周到，遣辞造句的流利通畅，为前此作品所未有。然以此项标准以评四书，那么《金瓶梅》自当列之‘班首’，而《三国志》只好做它们的‘殿军’了。”这种论述首先重视对“四大奇书”基本情况的事实判断，而后基于现代文艺标准探索“四大奇书”现代转化的价值，即如何基于新的“标准”看待小说史视域下“四大奇书”的进步意义。“所谓明人所作的‘四大奇书’——《三国志通俗演义》《忠义水浒全书》《西游记全传》《金瓶梅词话》——以它们流行在明清二代社会上的势力言，实居‘四大’之名而无愧。”谭正璧又说：“《三国志演义》为‘讲史书’的一种，这里所述的《忠义水浒传》，似属于宋人说话四家的‘说铁骑儿’，但在宋人作品中反少见，《水浒传》即叙宋江……等聚义梁山泊的故事。……《水浒传》的文笔，较《三国志》为大进步，其中保存土话尤多。对于人物的描写，其个性皆能活跃纸上，尤为特色。”“大进步”云云，可知进化论思想是谭正璧重评“四大奇书”的主要理论支点，他以多角度分析“四大奇书”的文学特质。此类比较不仅涉及上文所列的语言、人物及其与“说话”的关系，更涉及对“故事”源流的比较。谭正璧明确指出：“《西游记》故事的来源，其开始在‘四大奇书’中为最早。《三国志》的历史背景当然远在唐前，然其中所录民间传说如‘吕布戏貂蝉’及‘诸葛祭风’等故事，却来源于元人杂剧。《西游记》中如太宗入冥故事，则远始于张鷟《朝野佥载》之前。即较后见于敦煌的俗文，亦较前于《三国志》或同时。……《三国志》等重在文字的抒写，《西游记》则文字思想并重；《三国志》等作者的天才长在用笔，而《西游记》作者的天才，却脑手并长。正如唐代诗人一样，《三国志》等的作者似杜甫，而《西游记》的作者则似李白。”此处更是将作为通俗小说代表的“四大奇书”与古代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李白、杜甫相提并论，以章回小说来比附诗歌经典，字里行间流露出欣赏、推崇之意。甚至将“四大奇书”文笔、构思方面的艺术水平与李白、杜甫相比较，意图显示“四大奇书”独有的小说史地位，彰显“四大奇书”具有“天才”式“文字思想”与“用笔”的独特开创意义。

     基于文学史视域的价值定位与批评思路，是谭正璧肯定“四大奇书”经典地位的重要缘由。谭正璧在《中国文学史大纲》论及元代文学时专列“水浒与三国演义”一节，清楚指明《水浒传》“书的价值，全在文学的伎俩之高妙。一，描写个性很深刻，写一百八人的性情无一重复。二，于时代的反映甚明了，而有反抗不良政治的精神。三，是方言文学，是平民文学，而非古文贵族文学。他的章回体，开以后小说分回之风，可以说是章回小说之祖”。其又指出《三国演义》“文学伎俩远不如水浒，惟描写个性尚好，而尤以写关羽之性格为最佳”。可见，以“文学的伎俩之高妙”重新定位“四大奇书”的经典特质，使得谭正璧的评判重心集中于对“四大奇书”之“精神”与文化意义的评判上（即“平民文学”）。此举不仅契合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整体性规范，而且对“四大奇书”的现代意义有独特见解。尤为可贵的是，谭正璧对“四大奇书”之间的比较，基本立足于四部作品皆为小说经典的判断上，采取多视角分析“四大奇书”之间的异同，充分注意相关小说在审美特征、文化意蕴、当下接受价值上的特殊性，乃至在小说史上的普遍性意义。比如，谭正璧否定了《金瓶梅》的“淫书”特征，对该书如实详细地取材于明代社会各个方面，是加以肯定的。他指出：“在中国一切的旧小说中，《金瓶梅》是一部最能表现时代，最含有社会性的杰作。它中间所叙的人物，虽似上帝创造夏娃似的，从《水浒传》所写武松故事里脔割出来；但它不似夏娃之于亚当，它却另有它独立的资格，它是化附庸为大国，另外建立了它的不朽与伟大。通常都把它当‘淫书’看，道学先生见之皱眉，怂恿政府禁止出版；小伙子们却拼命要设法看到它，这样，却便宜了书贾们，他们都由此发了大财。然平心而论，这部书对于意志未强的青年们自不宜阅读；就是除去了那所谓猥亵的描写，书中好处，在他们未经人世艰险的青年们也不会了解。正同《儒林外史》一样，有许多中学生们问我：‘它的好处究在那里？’这和他们或她们那里解释得清楚？因为他们都还没有踏进社会呀！”此处从“社会性的杰作”定义《金瓶梅》的文化价值，从“所叙的人物”分析《金瓶梅》的艺术特征，从“小伙子们却拼命要设法看到它”挖掘《金瓶梅》流行的缘由，从“道学先生见之皱眉”分析《金瓶梅》产生的社会舆论，从“这样却便宜了书贾们”分析《金瓶梅》的版刻情况，从“他们都还没有踏进社会”探讨《金瓶梅》诠释的通俗化情形及其历史意义。如此一段价值评判式的论述，尝试从多角度全面对待《金瓶梅》的一切面向，在小说史视域下对《金瓶梅》的独特性及其不足予以重构，可谓富有辩证色彩与启示价值。可以说，不同类型的文本所要求的阐释规则是不一样的。对于被认为带有宋元“说话”因素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就与被认为是文人创作的《金瓶梅》，在解读策略、品评重心及得到的结论等方面存在差异化的个性解读。谭正璧抓住《金瓶梅》的社会性进行文本意义的建构，而非以“淫书”进行鄙薄，这就是不同阐释规则形成的结果。由此促使谭正璧对“四大奇书”中任何一部作品的事实描述（如故事源流、作者情况、版本体系）与价值判断（如审美价值、文化意义、叙事特征、当下启示），大体上能切中肯綮。

     综述之，中国小说史对“四大奇书”的现代书写既是建设性的，亦是批判性的，不仅注意对“四大奇书”文本进行历史范畴的建构，而且强调“四大奇书”合拍于现代“精神”特质的小说史进化价值。这就推动治小说史者在编纂过程中较为注重对通俗小说写作经验的揭示，以便积累成当下小说创作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最终在对小说文本的审美感受中，浓缩为治小说史者个体经历与批评对象历史实际相比较之后的批评经验。换句话讲，作为治小说史者业已熟悉且广泛吸纳的知识与经验，现代社会的各类文艺思潮及其特定的小说品评思路、方式及结论将会主导治小说史者对包括“四大奇书”在内的通俗小说进行话语建构与经验表达。此类思维方式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典型体现，是以现代性批评的各种类型、范畴、术语及价值来重构通俗小说的现代意义。如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认为，《西游记》“在千余年以前，确可称为理想小说。……决不是一部游戏、或理想之著作；确可称为冒险小说矣！惟书内附插太杂，未免有言之过尽之处，故总不离宋人神怪体例，只可称为一部比较长些的神怪小说而已”。不论是“理想小说”“冒险小说”还是“神怪小说”，皆带有以现代人的小说知识与审美趣味来重新定位“旧小说”的批评思路。这种批评思路下的“理想小说”“冒险小说”及“神怪小说”，不仅是一种小说认知范畴，更是中国小说史现代建构的一类批评术语，寻求的是“谈神说怪”之类的故事源流在现代重新阅读与意义挖掘时的审美感触点。

四、中国小说史的现代阐释原则

与学术史意义

     中国小说史站在现代文化的立场来重新审视通俗小说，关注通俗小说契合于现代语境的各种审美特质与存在意义；进而基于中国小说的衍变史迹，对通俗小说的开创性进行强化，重新设定小说史的位置，最终构建通俗小说具备现代性意义的接受价值。就学术史的阐释原则而言，中国小说史不论是对读者进行知识的普及，抑或是表达自身的兴趣与乐趣，皆须建立一种既能有效引导读者，又能让批评者自身领会文学史材料的基本特征乃至某些特殊流传现象的理解机制。这种理解机制，一方面要有效给出讨论对象何以被关注、怎样被理解、接受的意义指向等方面的符号暗示，或者说是将蒙蔽的、杂乱的各种文学史材料依据一定的方式作有序编排；另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讨论对象之特征、意义及审美的干扰，甚至要以最强烈的主观性来表达著述者自身独一无二的审美体验与阐释方式。这些都需要治小说史者借助某些形式的文本阐释，推进自身或引导读者，形成相应的精神活动。这时，中国小说史的编纂语境、亟待被加以阐释的通俗小说文本、治小说史者三方共同构成的文化阐释环节，会不断变更三方以何者为主体的阐释主导权，不断修正三方之间的互存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现代社会情境及其文化语境会通过治小说史者的阐释行为，添加某些在讨论对象原始文本之外的观念、思路、价值及特征，并不断修正相关观念、价值、特征在小说史中的合理性，以便使小说史呈现出来的结论看起来是客观乃至科学的。这就是治小说史者努力强调自身的研究方式及其结论属于“一项学术研究”的观念本源。

     在中国小说史中，通俗小说的审美特质、“人情”描写、家庭主题、“世情”类型、“社会性”价值，诸如此类的话题促使通俗小说的批评有别于以往。这也使得通俗小说的文本特征与意义在被不断阐释的同时，亦不断被各种形式的有意“误读”所建构。之所以说是一种有意“误读”式建构，乃是因为通俗小说作为客观存在的历史文本，其在被现代中国小说史重新理解时往往存在被迫的、有意的现代转化。治小说史者相信自身正在进行的文本阐释，是一种既符合历史实情又能有效激活通俗小说认知特征的重构行为，从而将治小说史者自身的理想认知当作了历史事实进行建构。在这个过程中，有意“误读”式建构具有一种既能靠向批评对象又能合拍于治小说史者诉求的、带有调节性与工具性特点的解释功能。因此，现代社会情境及其文化语境会预先被治小说史者假定为一种允许由其加以构造变更的语境。例如，庐隐《中国小说史略》以“四大奇书”为元代“小说上”的代表，其所称《水浒传》“写智勇的两面，可供中国国民性及风俗的研究”等论断，即预先假定“四大奇书”具有合拍现代文化诉求的潜在知识特征，意图在描述相关史迹的过程中隐含“国民性批判”的现代转化。在这个阐释环节中，通俗小说的知识特征与意义体系就是治小说史者在理解历史文本过程中进行价值再创造的结果。治小说史者希冀作为讨论对象的通俗小说与现代读者之间能够形成有效的交流，并能持续探讨。他们意图让现代读者能够在随读随新、常读常新的文本再构中，对“四大奇书”之类的通俗小说作出各式各样的审美阐释，乃至对此类审美阐释的行为或意见再次加以解构与重构。例如，谭正璧在《中国小说发达史》中重点关注“四大奇书”的故事来源、“活跃纸上”的审美刺激点，在《中国文学史大纲》中则重点探讨“全在文学的伎俩之高妙”；二者虽然都极力扩大对“四大奇书”特征的探讨，却有分析重点及审美着力点的细微差异。

     综观中国小说史对“四大奇书”之类的通俗小说所展开的各种建构，不仅涉及对“四大奇书”作者、版本、故事源流等知识形态的梳理，而且强调“平民文学”之类的思想立场，展现出以思想情境的阐释为中心的编纂思路。在这个编纂思路的实践过程中，“四大奇书”之间的比较、“四大奇书”与其他通俗小说的比较，成为中国小说史考量的主要视域。其旨在通过比较，寻求通俗小说由古代向现代转化的方式，寻求古今文化一脉相承、甚至相冲相生的文学范本。这种做法的积极之处在于以透明、开放的态度对待围绕通俗小说的一切思考或建构，能够冲破治小说史者有限的视界，避免非此即彼的孤立结论；其消极之处，可能包括以现代所谓科学的思路、方法重新解构通俗小说原有的文本系统与意义体系。但不论是积极的影响还是消极的作用，其实都是治小说史者基于全新的思想文化情境，重新探讨认识论形态下一切知识的存在价值，重构通俗小说的现代知识秩序，寻求通俗小说各种接受现象的关系集合点。这就促使其论述的推进，往往含有某种概念构造或话语表述先于讨论对象历史存在的特点，亦带有一定程度的“自明性”的主观论述方式。在中国小说史中，有关“四大奇书”等通俗小说的存在特征及意义，是现代知识文化建构的产物，它保持着现代意识形态对通俗小说观念、结构及意义的多重干预，具有某种程度的知识“规训”导向及文化权力保护痕迹。它是现代文化多种表现形式之一种，以至于在“小说史”学科及其知识生产中具有某种可借鉴的、开放的公共化倾向。

     进一步讲，中国小说史的主体话语包括但并不完全集中于对历代小说史的宏大叙事，而是对具体小说的价值性剖析更感兴趣。在某种合目的性（即各类现代社会情境及其文化语境）的推动下，不断重构古代小说衍变史的知识特征与价值系统。中国小说史对通俗小说的价值解构与重构，往往是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展开的——理解过程中的意义生产主体与阐释主体，都是治小说史者本身。这是建立在治小说史者经验基础之上的文本接受行为，亦是新的阐释范式发生作用的起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治小说史者首先作为具体小说文本的一类读者而存在，即便其对小说文本及周边相关“知识”的阅读是一种粗浅的速览，又或者很多知识点与评价结论是从其他小说史中直接抄录的，但毕竟此类阅读行为在相当程度上亦会影响治小说史者关于讨论对象的认知倾向。治小说史者与通俗小说之间的交际，需要通过“小说史”的形式来建构。这就导致中国小说史不仅存在基于文本审美、叙事手段等艺术本身的分析，而且包含五四新文化运动种种思想的“他律性”因素，最终使中国小说史的写作不单以作品中心论为主导，同时亦带有浓厚的社会史、文化史及思想史的烙印，由此出现了思想阐发与历史描述共存的书写模式。此处所言的思想阐发虽然是针对具体小说的内容与意义而作的诠释，但仍是“谈神说怪，却又含冒险之精神”之类“以今律古”的套路。而历史描述的最终导向仍是指向现代性建构，所谓“已另辟破天荒之新纪元矣”云云，不外乎是强调传统的通俗小说与现代“白话文学”一脉相承，以便寻求“为初学勉焉”的历史资源。可以说，中国小说史采用“以今律古”与“援西入中”的套路，借新知与“西学”来发明“旧学”，意图有效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勾连，重构传统的当下价值，寻求“何能盛行到现在而被千万人所颂赞和推许”之类的现代性意义，凡此种种，皆可看作是文化现代性影响学术现代性的具体表现。又或者说，“正统文学没落时代的社会状况”之类的思想危机感，反映的是现代人生存性危机及新的审美建构需求，导致作为现代文化一部分的中国小说史编纂，仍旧需要通过知识建构的形式来填补现代人文化生活的空虚，以便夯实现代“人生”激情的精神基础，消解“他们都还没有踏进社会”之类的人生迷茫感与精神困顿。甚至于“《金瓶梅》是一部最能表现时代，最含有社会性的杰作”之类的论断在中国小说史中的穿插出现，隐现出中国小说史编纂寻求传统现代转化时所需的文本凭借，具有对现世生活世界的思想空虚与文化空虚进行实体补偿的意味。

     总之，我们不仅需要关注中国小说史对小说文本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亦应从现代社会情境与世人的精神生活等方面探讨隐含在小说史“内部研究”之中的文化寄寓与精神诉求。在探讨中国小说史建构通俗小说现代经典性的方式与特征的同时，亦应重点观照隐含于其间的小说史编纂思路及其当下启示，从学术史的角度予以合理吸纳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