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长春 李玉婷 | 利益分化与育儿成本的情境性：低生育率的结构成因

    方长春，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简介

                                 

    李玉婷，芬兰图尔库大学社会科学院在读硕士生。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的低生育率现象已对中国人口发展构成了严峻挑战。自执行“独生子女”生育政策以来，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TFR）持续下降。学术界的测算表明，1992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57，2010年则为 1.18，2015年仅为1.047。如果说学术界测算结果尚存在争议，那么官方数据所显示的人口发展状况同样不容乐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低生育率的持续会影响人口均衡发展，加速人口的老龄化，增大经济和社会运行的风险。以老龄化为例，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显示，中国人口年龄构成当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8.7%，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为13.5%，0—14岁人口占比仅为17.95%。

      为应对生育率水平低下的问题，21世纪以来，中国生育政策不断调整，2013年实施了“单独二孩”，继而于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前期实践表明，尽管出生堆积短时内导致了生育率回升，但“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效果相对有限：2015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12.07‰，这一数值在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小幅上扬，为12.95‰，但2017年开始回落，2017—2020年其数值分别为12.64‰、10.94‰、10.48‰和8.52‰。2021年，中国生育政策进一步优化，“全面三孩”政策被提出，相应的配套支持措施也陆续出台。

      在“三孩”政策出台之前，中国低生育率水平已然成为一个客观事实。这一客观事实与早期人口政策的束缚作用有关，而“三孩”政策本身就是为了解除相关束缚。然而，除了人口政策因素之外，还存在着大量影响人口出生率的因素。譬如，“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the Second Demographic Theory)”关注到人们价值观念（尤其是女性价值观念）变化，“低生育率陷阱”假说所谓的人口负增长惯性作用，以及“新家庭经济学”所关注的育儿成本与收益因素，等等。

      概括而言，除了以价值观念转变或文化变迁惯性来解释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变化之外，中国国内学术界对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的研究大多基于“新家庭经济学”提出的微观生育决策范式，强调生育成本—效用的变动对人们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的影响。然而，以上大多数研究未充分考虑育儿成本的社会情境性，因此无法解释为何收入（生活）水平与生育率之间可能存在的悖论。譬如，与1960年代相比，当前人们的生活水平已得到了显著提升，理论上在育儿过程中的支付能力大大增强，为何却还有很多人“抱怨”育儿负担过重，甚至出于“育儿负担”过重的理由减少甚至放弃生育？

      本文同样采用家庭经济学的思路对人们的生育行为作出解释，但与以往解读所不同的是，拟从育儿成本的结构性情境入手，从利益分化的视角分析社会情境的变化如何影响特定情境下的育儿成本（或感知的育儿成本）。本文的研究表明，“社会差异大—社会流动高”这一社会情境特征使得发展性育儿成本大大提升，这一结构情境也通过“地位焦虑”这一微观机制改变了人们感知的育儿成本，进而影响其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并最终作用于人口总体层面的生育率。

二、育儿成本的情境性：

时代和阶层差异

      学术界对生育意愿及生育决策影响因素的解读，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类：文化与价值观念论、成本—收益论。前者强调文化和价值观念及其变化的作用，譬如“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基于社会文化变迁所作的解读。这类理论关注女性在经济和教育方面自主性的增强、家庭价值、妇女地位意识转变等对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的影响。而“低生育率陷阱”假说除了强调人口负增长具有惯性之外，也强调长期低生育率环境会形成一种低生育文化。成本—收益论受到“新家庭经济学”对个体和家庭决策行为研究的影响，认为养育子女的预期成本和效用是影响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基于这一理论视角的更为细致的分析则注意到了人力资本投入和女性生育机会成本对生育决策的影响。

      文化和价值观念论对人们生育意愿及生育决策的变化毫无疑问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中国国内相关研究更多地受到“新家庭经济学”的影响而从育儿的成本—收益角度对生育现象进行解读。基于这一视角的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研究主要关注养育子女的直接成本与生育决策之间的关系，认为抑制家庭生育行为的因素包括经济收入压力、子女的教育费用、照料负担以及住房压力等。其核心假设是生育和养育子女的直接经济负担过重、时间成本过高，导致家庭基于理性考虑而作出不生育、少生育的决策。第二类研究从养育孩子的间接成本（包括机会成本、心理成本和生理成本）的角度来解释家庭的生育行为，探讨女性受教育和劳动参与的机会成本、工作—家庭冲突与职业发展、育儿压力和预期的焦虑心理，以及生育和哺乳的生理风险等因素导致的生育间接成本对家庭生育行为的抑制效应。第三类研究是从子女的效用及子女效用替代品的角度来解释家庭的少生育、晚生育决策，其核心观点是当前人们养育子女的收益远低于所需付出的成本，且子女的养老功能由于养老保障机制的完善而逐渐被替代，因此生育子女更多地是出于爱和精神的需要。

      育儿成本及人们感知的育儿成本可能会抑制生育意愿，进而影响其生育决策，这一观点能够从微观层面对低生育率现象作出一定解释。但目前多数研究仅停留在这一微观层面，相关对策建议也只是从个体层面（育龄妇女或家庭）出发探讨怎样减轻育儿负担。最关键的是，相关解释模式往往忽视了育儿成本的历史情境性。

      育儿成本，是满足子女生存性需要和发展性需要的各种物质的与非物质（如时间、精力等）投入的总和。这种投入，可分别表述为生存性投入与发展性投入。生存性投入具有绝对性，通常存在投入上限，且在不同人群和时代之间差别有限。发展性投入则存在相对性，没有绝对上限，存在着较为悬殊的时代差异和人群差异。就时代差异而言，中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的生活条件较差，但生育多个子女的现象却相对普遍，甚至还出现了人口出生的最高峰。这主要是因为当时家庭投入主要在于满足子女的生存性需要，发展性投入相对很少，而如今满足子女发展性需求的投入要远远高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人群差异而言，社会阶层地位越高的家庭（尤其是中产阶级家庭）往往对子女的发展期望越高，发展性投入也越多。正是由于发展性投入存在明显的社会阶层差异，低社会阶层的家庭实际投入的育儿成本以及感知的育儿成本一般会大大低于高社会阶层的家庭。发达国家早期人口转变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生育率与社会经济地位由正相关向负相关转变的现象，或许正与育儿成本的阶层差异有关。育儿过程中的发展性投入的时代差异和阶层差异，以及基于此种投入预期而感知到的育儿成本，影响或左右人们的生育意愿与生育决策。

      从发展性投入的时代和阶层差异可以看出，育儿成本与不同时代的社会经济利益结构及其形成机制有关。从经济理性的角度来看，真正影响人们生育意愿和生育决策的是其意愿及决策形成过程中所感知到的育儿成本，而感知的育儿成本在本质上又与人们的“地位焦虑”有关，即与其社会经济地位维持、地位上升期望以及地位下降恐惧有关。人们对自身地位的维持、地位上升期望和对地位下降的恐惧受制于其所处的社会情境、自身或子代社会经济地位及社会流动期待等。因此，从宏观层面来看，人们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感知到的育儿成本具有历史情境性。换言之，育儿成本（特别是其中的发展性投入）在一定程度上与特定时期社会的阶层结构及其形成机制有关，与特定时期社会利益分化（社会差异）程度及其分化过程有关。

三、社会情境类型与育儿成本

      为了更为细致地理解育儿成本的情境性，我们根据社会利益分化程度与社会流动两个维度构建四种理想类型（idea type）的社会情境。首先，根据社会利益分化程度将社会分成两种理想类型，即社会差异很小的社会（较为平等的社会）和社会差异很大的社会（高度不平等的社会）。从阶层结构上来看，前者是一种相对扁平的社会，而后者则是一种垂直维度上差异突出的社会。其次，根据一个社会的（垂直）社会流动情况区分为两种类型：流动性高的社会与流动性低的社会。根据社会差异（阶层结构）情况和社会流动，可以划分出如图1所示的四种类型的社会情境。

      先来看第一和第二种类型。在这两种类型的社会中，利益分化程度较小，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或生活境遇差别不大，因此对这类社会区分流动性的高或低，意义不大。由于彼此之间的社会经济大致相当，在这两种类型的社会中人们不会过多地“纠结”自身社会经济地位的上升或下降，即地位焦虑程度小。在高度平等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为一种横向的差异，或者说水平差异，甚至其差异也不是竞争的结果，而是由各自的兴趣和能力使然。人们不必为了自身或子代维持特定社会经济地位或实现上向社会流动而刻意加大对子代的发展性投入，也不必为地位的维持或上升而焦虑，这是一个人人都“淡定”的社会。在这种类型的社会情境中，育儿成本及人们感知到的育儿成本并不会表现出明显的阶层差异，利益差异和社会流动也不是左右人们生育意愿与生育决策的主要因素。

      再来看第三种类型。在这种类型的社会中，利益分化程度大，但社会流动性低，这是一种阶层结构完全固化的社会。在现实中比较接近这种理想类型的是种姓制社会：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由其出身决定，后天努力难以改变其身份及社会经济地位。在这种类型的社会中，人们一般不会为了实现社会流动而“拼命折腾”，也不必为了满足子女的发展性需求而过度投入，因为即使投入再多也很难改变自身或子代的身份与地位。在这种社会中，育儿成本的阶层差异是由特定阶层为维持其自身的社会再生产所决定的，这种差异根源于固化了的阶层结构，而不受社会流动的影响，因此人们感知的育儿成本是有相对限度的。在高社会流动的社会中，人们感知的育儿成本特别是其中的发展性投入会随其上向流动的可能性和流动期望的增加而无限增加，这一现象在第三种理想类型的社会中不会出现。

      第四种类型社会的特征是利益分化程度大且社会流动性高。在这种社会中，人们的“地位焦虑”最为突出。在第一和第二种类型的社会中，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异不大，上向流动往往并不能激发人们的高期望，而下向流动也不会给人们带来太多的危机感。在第三和第四种类型的社会中，由于存在较大的社会差异，上向流动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改善，而下向流动则意味着社会经济地位的恶化，因此人们有着维持现有地位或实现上向流动的潜在动力。但在第三种类型的社会中，阶层结构的固化使得流动不太可能。在第四种类型的社会中，一方面利益分化突出，另一方面社会流动性强，故而人们不仅有地位维持并获提升的潜在动力，也存在客观的可能性。这是一种存在激烈社会竞争的社会，竞争的直接后果就是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变动，而由此引发的社会成员“地位焦虑”也最为突出。在第四种类型的社会中，为了维持或改变自身及其子女的社会地位，人们倾向于对其子女的发展性需求进行大量投入，并且随着社会竞争的日趋激烈，为了在社会竞争中维持最大优势乃至于胜出，他们有着不断追加发展性投入的可能。因此，在这种社会中，随着个人地位的上升或上向流动期望值的增加，所有社会成员感知的育儿成本几乎都可以无限增长，甚至于无上限可言。对于中上阶层而言，他们有着维持自身和子代现有社会经济地位或实现自身与子代上向流动的压力；对于社会下层而言，流动机会的增加，或者由于整个社会的高流动性而带来的流动预期的普遍化，也使其有着实现上向流动的动力。这是一个充满着“奋斗”活力的社会，也是一个充满着焦虑的社会，并且这种焦虑具有社会普遍性。已有研究表明，在经济不平等程度较高的国家，人们更渴望他人的尊重、赞赏和认可，更倾向于认为社会地位是重要的，而且地位焦虑在不同的收入组别都没有显著差异，即地位焦虑假设在穷人和富人身上都同样适用。

      回到前文提到的感知的育儿成本的概念。首先，在第四种类型的社会中，为了维持或提升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育儿或者说生育多个子女，人们所需付出的机会成本相对较高。已有研究已经从微观层面证明了生育对职业女性职业晋升或社会经济地位提升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反过来说，在社会竞争加剧的背景下，个体出于获取更多资源的目的，会推迟第一次生育年龄，延长生育间隔。其次，在第四种类型的社会中，为了确保子女的社会经济地位及其上向社会流动，人们为育儿所需付出的直接成本必然高于其他类型的社会（特别是发展性投入，其中最重要的是子女的教育投入——高社会差异和高社会流动可能性决定了第四种社会中的教育竞争的激烈性，为了在教育竞争中胜出，父母需要为子女进行更多的物质上和精力上的投入）。因此，随着社会差异的增大以及与之伴随的社会流动可能的增加，人们所感知的育儿成本会越来越高。现有研究已经表明，社会不平等以及地位竞争会显著降低家庭生育子女数，同时促使父母对子女进行更密集的教养和更高的教育投资，以提升家庭及后代的社会竞争力。概言之，第四种社会是一种高育儿成本的社会。当然，在这种社会中，育儿成本及人们所感知到的育儿成本也存在阶层差异，这是因为对不同阶层而言，维持特定阶层地位或从特定起点进一步上向或下向流动所需付出的代价和努力不同。譬如，为了推动子女的上向社会流动，中产阶层与中下阶层在教育投入上的方式可能存在明显差异，前者可能为子女购买学区房、让子女就读国际学校甚至移居至特定的城市；而后者则可能选择让子女到县城中小学就读，等等。这种不同阶层子女教育投入的方式和方法的差异决定了他们育儿成本及感知的育儿成本的相对差异。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第四种类型社会中的育儿成本及人们所感知到的育儿成本与较大的利益分化程度以及高社会流动性密切关联，并且由于利益分化表现为一个由低到高的多层次的级序，因此育儿成本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换言之，它没有一个绝对的上限（譬如物质投入到了一定的水平就能够满足育儿的需要）。由于社会差异的显著和社会流动可能性的普遍存在，当人们从一个较低的社会阶层上向流动至上一个阶层之后，往往并不满足于此，而是期望流向更高的阶层。随着阶层地位的逐层上升，人们所感知的育儿成本也会相应发生变化。

      总结上述理想类型的讨论，从宏观层面来看，利益分化程度和社会流动程度这两个社会结构性特征，通过影响地位维持或流动的方向及期望等作用于包括生育决策在内的人们的日常决策。以下将借助这一分析框架，从社会差异和社会流动两个角度回溯当代中国社会的变化过程，从中探析影响人们生育意愿与生育决策的结构性成因。

四、社会结构情境变化与低生育率

      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差异快速拉大、社会流动可能性大大增加、教育扩张和非农职业增加使得社会成员的流动预期普遍增强，当代中国社会的结构特征更加接近前述第四种理想类型。

      先来看1990年代以来的利益分化及其变化。毫无疑问，中国经济社会自改革开放以来得到了极大发展，但社会经济利益的差异程度在短期内快速拉大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以收入差异为例，世界收入不平等数据库（Standardized World Income Inequality Database）的收入基尼系数显示，1980年代初期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异较小，基尼系数在0.25-0.3之间，与较发达国家日本及德国的收入差异程度接近。但1990年代以来，中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异程度不断扩大，自2000年以来维持在0.4-0.47之间。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居民人居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为0.479，2005年为0.485，2009年为0.491，随后各年份其数值虽有所下降，但均在0.46以上，其中2019年为0.465。再以财富分化为例，中国的财富分化程度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亦不断凸显，并且由于财富的可积累性和可增值性，财富差异程度较之收入差异更加严重。有学者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估算，中国居民净资产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上升至2002年的0.55，到2014年，中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已达到0.7。社会经济利益的差异程度在短期内快速拉大也引起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则明确提出到2035年要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显著扩大，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均等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明确提出要将缩小社会差异程度作为新时期的重要目标。

      近40年来，中国的社会流动趋势及其机制同样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以职业为基础的社会流动机制逐渐取代过去以政治身份、户口身份和行政身份为基础的制度性流动障碍，社会流动渠道趋于多样和开放。有学者使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估算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代际间的阶层总流动率持续上升，从1970年代的0.38激增至2015年的0.71，即被访者的职业阶层地位与其父代的职业阶层地位不一致的比例由38%上升至71%；使用对数乘积层面效应模型计算的代际关联系数变化也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相对流动率始终保持在高位。从国际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比大多数转型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的社会开放程度都要高，个人实现社会流动的可能更大。相对于出身对经济地位影响而言，教育及相关的后天努力对实现社会流动的作用越来越凸显。

      总结上述讨论，由于社会差异快速拉大、社会流动可能性大大增加、教育扩张和非农职业增加使得社会成员的流动预期普遍地增强，当前中国社会的结构特征更加接近前述第四种理想类型。身处于此种社会结构情境中的社会成员倾向于有更强的地位维持或提升焦虑，并作出与此相关的行动策略，其中生育决策亦是如此。在过往的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研究中，要么强调宏观结构中文化和价值观对人们生育意愿的直接影响，要么局限于家庭内部的成本计算对其生育行为的抑制作用。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认为，约束生育行为并影响生育决策的直接因素是人们对育儿相对成本，尤其是对发展性投入的感知，而此种感知受到自身以及对子代地位焦虑程度、流动预期、社会竞争压力的影响。在一个社会差异程度偏高，同时又充满流动可能性的社会，人们的地位焦虑程度更高，且育儿的相对成本几乎没有上限，因为竞争和流动处处、时时都存在。从宏观社会后果上看，社会差异程度的扩大和社会流动率增加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一个重要结构性因素。这种对低生育率的理论解释，不仅有助于从客观社会结构的视角重新认识生育决策行为，更有助于从调整社会利益结构的角度寻找人口发展对策。

五、结  语

      超低生育率对中国人口的均衡发展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都构成了严峻挑战。本文分析了社会经济利益结构与社会流动机制的变化对人们生育行为的影响。在笔者看来，自1990年代以来，快速拉大的社会经济利益差异、频繁的社会流动以及社会流动预期的增加等，加剧了人们对自身及子代地位的焦虑，由于社会经济地位维持或提升的需要，导致了客观育儿成本和人们感知的育儿成本上升，特别是家庭对子女发展性投入的不断攀升，且这种发展性投入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有着无限上升的可能。换言之，社会经济利益结构的变化及其分化机制的变化通过影响客观的育儿成本和人们感知的育儿成本而作用于人们的生育意愿与生育决策。

       21世纪以来，中国生育政策经历了多次调整。2021年3月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再次强调“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而2021年夏天以来各地有关义务教育“双减”（有效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整治校外培训、整治“学区房”现象，乃至延长产假、推出生育补贴等各种措施的出台，实际上就是要构造“生育友好型社会”。但据本文的研究发现，从长远来看，“生育友好型社会”更有赖于社会经济利益结构及其分化机制的调整。换言之，推动均衡发展、缩小社会差异才能有助于改变人口发展的客观社会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