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月红 | 论新中国史研究与“新中国学”

    宋月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历史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内在的本质联系与必然趋势。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走自己的路，推动世界和平发展，不断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新中国史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领导人民建设和发展新中国、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是人类社会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延续和发展历史中国、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与发展。新中国史研究以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为研究对象，既纵向看新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又横向看新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或阶段的社会发展面貌，观照历史与时代，把新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际与国内相结合；同时，新中国史的历史地位、时代内涵和世界意义，决定了新中国史研究对于立足新中国史、构建和发展关于新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认识和传播关于新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时代的“新中国学”，具有基础性作用，是“新中国学”的重要来源、实践路径与内涵构成。同时，“新中国学”聚焦“中国学”的时代内涵、价值与意义，推动、深化和拓展关于新中国史的认识。

一、新中国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和发展新中国的社会历史进程

      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历史、现实和未来是相通的。新中国从历史中国的延续、变革和发展而来，不断创造着中华民族的历史，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围绕新中国的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推动治国理政，开展生产生活，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中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集中归结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历史进程，贯穿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这是自古以来的中国在现代的延续、变革和发展，是中华文明在现代的传承和发展。而且，无论是历史演进还是文明发展，新中国史都是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潮流中推进和发展着，且与相应的现实和未来之间的延续和发展是最为直接、最为紧密的历史进程。这是新中国的历史，也是新中国的现实及其未来发展，是现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更可谓是“古代中国”—“近代中国”—“未来中国”的时代性变革与发展，是中国史、中华文明史在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上的“本体”“基点”及“中枢”。新中国史映照现实和未来，把握现实知其未来，蕴含着把握现实和未来的方向、智慧及经验。新中国的历史发展昭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体现和遵循人类社会与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结论。

      （一）新中国的历史发展，遵循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具体、历史地深刻彰显着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统一。历史是人类社会活动和生产生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发展过程。什么是历史，怎样对待历史，是历史研究的认识基础和前提，以及形成历史观的基本内涵与要义。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历史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但主要是人类社会的历史。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根据唯物史观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来源和本质的思想，集中表现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则是“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所处的时代和世界所作的深入考察，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源于那个时代又超越了那个时代，既是那个时代精神的精华又是整个人类精神的精华”，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

      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扎根于中国，为中国人民、中华民族救亡图存，认识中国、改变世界，提供了科学指南和有力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首传真者”李大钊在1919年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中指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诞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不断探索、开辟和拓展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面对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定时期所带来的中国“怎么办，向何处去”的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我们民族的灾难深重极了，唯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他还强调，“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并进一步说，“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从思想史、理论史和创建史意义上，新中国史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起就开始创造、形成和发展的，新中国的成立既是这一历史发展的奠基礼、基石和里程碑，又是这一历史发展的新起点，由此开启中国历史发展新纪元。

      世界总是在社会矛盾运动中发展的，新中国的历史发展是中国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革命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是一种破除旧的政治上层建筑的社会运动，更是一种新的社会建设运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深入考察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正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和指引下，世界上不仅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诞生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对于中国而言，“特别是我们党领导人民建立了新中国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科学社会主义由此从一国实践走向多国发展”。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一起建设和发展新中国，特别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历史地科学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大胆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推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开创、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二）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变化，是新中国所处时代的社会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和历史发展内涵。新中国成立后，为实现新中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经过社会主义改造，“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为此，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新中国探索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调整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经济基础发展完善上层建筑。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适应中国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变化来推进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新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相互制约，构成新中国建设和发展中的社会矛盾运动。这一矛盾运动深刻蕴含着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根本动力、内在机理和时代内涵。新中国史就是新中国社会矛盾运动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深刻彰显着新中国整个社会的基本面貌、发展方向和前景。

二、新中国史研究既观照历史、社会，又观照时代

      历史研究既要研究事物是什么，观照其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又要探讨这一事物在历史发展变化中的社会背景、环境条件、社会因素、矛盾关系及其前途命运。新中国史既纵向看是新中国的社会“历史”，又横向看是新中国的历史“社会”，纵横交错看则是新中国建设和发展所处“时代”。因而，新中国史研究须以历史研究为基础，集中研究关于这一历史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把握其发展的社会矛盾关系、主体与客体、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进程与动力、成就与经验，并为其他学科研究这一历史提供相应的认识基础与依据，而且其他学科运用自身理论与方法研究这一历史，不仅是新中国史研究的有机构成，也丰富、深化和拓展了新中国史研究的内涵、方法与视野。

      就历史认识来说，历史是所属社会的历史，纵向看是历史过程；社会是所处发展阶段的社会，横向则呈现的是历史的社会发展。恩格斯在《致康拉德·施米特》中指出，“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并认为“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恩格斯在1886年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基础上，就“历史合力论”在1890年给约·布洛赫的一封信中进一步作了全面阐述。他深刻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过程，其中包含着纷繁复杂的社会变革与发展。在新文化运动前夜，李大钊于1914年发表《国情》时指出：“言国情者，必与历史并举，抑知国情与历史之本质无殊，所异者，时间之今昔耳。昔日之国情，即今日之历史；来日之历史，尤今日之国情。”这里，首次将“昔日”“今日”和“来日”的历史发展纳入国情视野之下并使之相联结与统一。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社会的广泛传播，并用以认识、分析中国历史与相应社会，李大钊在1920年《史观》一文中称“活泼泼的有生命的历史”，“乃与‘社会’同质而异观的历史”，并认为“同一吾人所托以生存的社会，纵以观之，则为历史，横以观之，则为社会”，以此强调“横观则收之于现在，纵观则放之于往古。此之历史，即是社会的时间的性象”，“乃是亘过去、现在、未来、永世生存的人类全生命”。他在1924年《史学要论》中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历史就是社会的变革。这样说来，把人类的生活整个的纵着去看，便是历史；横着去看，便是社会。历史与社会，同其内容，同其实质，只是观察的方面不同罢了”。为“今欲把历史与社会的概念弄得明明白白”，李大钊在“把马克思（Karl Marx）的历史观略述一述”的基础上提出：“马克思述他的历史观，常把历史和社会关联在一起；纵着看人间的变迁，便是历史；横着看人间的现在，便是社会。”他强调，“历史既是整个的人类生活，既是整个的社会的变革；那么凡是社会生活所表现的各体相，均为历史的内容所涵括”，“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换句话说，历史是社会的变革”，“有生命的历史，实是一个亘过去、现在、未来的全人类的生活。过去、现在、未来是一线贯下来的”。李大钊反复强调历史与社会的一致性和相辅相成性，特别是历史、现实与未来的贯通性。毛泽东曾指出，“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历史”，“看历史就会看到前途”。习近平强调，“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都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历史都是从昨天走到今天再走向明天，“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概言之，新中国史“蕴涵着十分丰富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其中包含着许多涉及对国家、社会、民族及个人的成与败、兴与衰、安与危、正与邪、荣与辱、义与利、廉与贪等等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新中国史既有纵向的社会“历史”，又有横向的历史“社会”，而且这一“历史”与“社会”的结合，蕴含和彰显着“时代”的内涵与特征。由此，新中国史研究是一种既观照新中国的历史、社会，又观照时代的认识思维、方式与方法。

      （一）纵向研究新中国史。新中国史研究坚持大历史观，将这一历史按照历史逻辑划分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发展阶段或时期，具体、历史地反映和揭示其阶段性历史发展内涵与特征。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重大成果。从中国式现代化来说，新中国史贯穿党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中共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与突破，全面推进和拓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这是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主线、纵向观照新中国史的一条认识路径。

      （二）横向研究新中国史。新中国史研究根据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和结构形式，围绕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把新中国建设和发展进程中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以及国防、军队、外交结合起来，把国际与国内联系起来进行考察，集中研究新中国成立以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及其协调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与纵向研究相对应，以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主线、横向研究新中国史就是要研究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及其相互关系，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如何全面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如何探索及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以此全面深刻地揭示中国式现代化所呈现的中国特色、内涵、原则和本质。新中国史研究横向研究新中国历史的社会发展，以系统思维观照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助于从整体上全面深刻揭示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推动力及其内在机理、新中国历史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

      （三）新中国历史发展的历史地位和意义，是纵向、横向交相研究新中国史的重要内容。在中国人民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和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创建新中国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也由此而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了一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最终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全新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中国发展全新的历史方位，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当代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前途与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为指导，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信仰信念、科学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在新中国历史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两个结合”，是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

三、以新中国史研究构建

和发展“新中国学”

      在文明意义上而言，新中国史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丰富和发展中华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社会的伟大时代。这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为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国家建设和发展史，同时又是一部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史。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之所以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打破一个旧世界，建立起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根源于中国共产党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本国国情及基础条件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与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探索、实践、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既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历史底蕴，更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形成的独特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承载着中国立场、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同时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主张和中国智慧。这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辩证、深入地认识与分析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基础和依据。

      关于世界史、中国史、新中国史之关系。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中国史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和人类社会的，而且始终伴随着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由是观之，新中国史是在“历史中国”的延续、变革和发展基础上的中国现代史，是世界现代史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之而论，新中国史研究以新中国史为研究主题，亦须融入中国史，更要联系、结合世界史，把新中国史放在整个中国史和世界史之中进行研究。

      关于“国学”“中国学”。“国学”一般指称“传统的中华文化与学术”，在中国古代主要是“经史子集”之类，近代中国人在“西学东渐”下提出“中学”“国故”等概念与之相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传承和发展中华文明中创造了新社会、新文化、新文明——以新的时代内涵丰富、发展了中华文明，开辟了中华文明发展新境界。这是原有“国学”所无法概括的，特别是关于中国的认识在研究对象、内容与范围上，国学有其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中国学”在一定时期指代“海外中国学”“域外中国学”等，均未能涵盖中国人关于本国的认识。这是其在关于中国的认识在研究主体和客体上的历史局限性。随着历史发展和时代需要，人们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社会、精神、文明和前途命运，以及包括中外关系在内的国际关系的认识，日益形成以“中国学”命名的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传承发展中华文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由此也表明，一方面，“中国学”的故乡在中国，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研究是“中国学”的重要发源地和学科根基；另一方面，“中国学”从内涵到形式，无不依赖中国人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认知和理解，更借助于中国社会关于中国的对外介绍、传播和研究。习近平在向世界中国学大会·上海论坛致贺信时指出：“中国学是历史中国之学，也是当代中国之学。”随着中国与世界日益紧密，“中国学”愈加从所谓“汉学”“海外中国学”“域外中国研究”的“他知”“他塑”向中国自身的“自信”“自塑”转变，并更多地呈现为关于中国的“内学”“外学”兼修与交流互鉴。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世界中国学”概念原本就具有双重含义。首先，关于中国研究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是中国的“中国研究”；其次，关于中国研究的主体与客体的分离，是海外、域外的“中国研究”，故不应将“世界中国学”理解或限定为来自中国之外的关于中国的认识和研究。

      “中国学”对于中国来说，在出发点、内涵、原则和功能上主要是立足于中国立场、中国价值和中国精神，把关于历史中国与当代中国的认知和研究结合起来、与世界历史发展和时代发展联系起来，构建和形成关于新中国的历史、社会及时代的认识，推动建设与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向世界真实、立体、全面地展示中国形象，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学”对于世界来说，则在于秉持兼容并蓄、开放包容，在将中国与世界相结合中让外部世界更加客观、公正地了解中国历史文化，辨识当今的中国，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让世界人民读懂历史中国和当代中国社会。“中国学”是以关于中国的认识为本，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相应社会与时代，推动中外以关于中国的认识为基点的双向、多维、交错研究，以实现中国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关于新中国史研究、“新中国学”。在新中国史上，每到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重要时间节点，中国共产党就自觉地总结一定时期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成就与经验，特别是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作出的两个历史决议。其中，第二个历史决议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前党的历史，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指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已经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以此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辩证统一起来。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坚持正确党史观、树立大历史观，准确把握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全面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分领域总结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阐明了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意义与基本经验。党的历史决议根据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形成、丰富和发展了党关于新中国历史发展的认知体系与叙事体系，是党关于新中国史的规律性认识成果。当今，“中国学”的重心从研究中国历史、社会和文化，日益转向关于新中国之学即“新中国学”，并落脚于对新中国的认知，这是关于新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时代发展，以及新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认知。因此，新中国史研究承载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反映和揭示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集大成者和最新发展，以“史”承载着党的领导和执政、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中国人民的生产生活和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历史面貌，是关于新中国的“百科全书”。这是构建“新中国学”的学科基础，以及所要遵循的学术实践路径。

      “新中国学”与新中国史研究，是关于新中国的两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学科。二者有机统一，将新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国际与国内相结合，集中研究：什么是新中国，新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新中国的社会矛盾运动和社会形态，新中国的国体、政体和国家结构形式，新中国新在哪里；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道路、制度、理论、文化及前途与命运；新中国与历史中国的关系，以及与世界的关系；国土、人口、地理等。总之，这是关于新中国的国家学说、国家理论的历史根据、逻辑来源和学理基础，需要“新中国学”与新中国史研究“同题共答”和协同研究。“新中国学”在一定意义上来源于新中国史研究，新中国史研究观照新中国的历史、社会和时代发展，是“新中国学”的理论与方法论的重要基础、学科领域和基本样态。二者从学科功能与作用来说，则是互为表里、相辅相成，融合发展的。其中，新中国史研究主要以历史理论、历史逻辑和史学方法的学科优势与特点，推动构建和发展“新中国学”。“新中国学”关于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的研究，则有利于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的历史与时代内涵上深化和拓展新中国史研究，推动新中国史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同时为开展新中国史的国际传播提供学理基础，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在新的起点上推动中国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