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民生 | “义”在宋代的应用与价值

    程民生，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历来有种种约束人们言行的道德规范，而仁、义、礼、智、信，谓之“五常”，是价值体系中最核心的因素。其中，“义”与“仁”结合最紧密，并总是被合成“仁义”一词。仁更多是理念，义更多是实践，故有“义也者，天下之大用也”之说。宋代在唐末五代的社会、思想混乱背景中重建新的社会秩序以及儒学，加以两宋之际和宋末的抗御外患战争，义发挥了很大作用。对此，学界已有不少论述。其中，理论研究有之，如义利之辩；个案研究亦有之，如义庄、义约、义门、义仓、义役、义学等。然而，对于义在宋代的整体应用和价值，研究尚有欠缺。有鉴于此，笔者试作论述，敬请指正。

一、宋代义观念的社会基础

      “义”就是行为的应当或者适宜的标准，即合乎正义或公益的道理、举动。作为一种全社会推崇的行为准则，在宋代官方、民间都普遍提倡、遵守。宋人认为义观念是人本身自有的，“义者天下之大道，乃人心之所固有”；朱熹也强调：“义也者，本心之所当为而不能自已，非有所为而为之者也。”从大处说，义是天下公理大道；从小处说，人人具有。对义的理解和实践不需要多高的境界和理论门槛，所以成为下层民众主要的道德标准和社会共识，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南宋士大夫洪迈对此有着总结概括：

      人物以义为名者，其别最多。仗正道曰义，义师、义战是也。众所尊戴者曰义，义帝是也。与众共之曰义，义仓、义社、义田、义学、义役、义井之类是也。至行过人曰义，义士、义侠、义姑、义夫、义妇之类是也。自外入而非正者曰义，义父、义儿、义兄弟、义服之类是也。衣裳器物亦然。在首曰义髻，在衣曰义襕、义领，合中小合曰义子之类是也。合众物为之，则有义浆、义墨、义酒。禽畜之贤，则有义犬、义乌、义鹰、义鹘。

      义含多意，包括行为、设施、人物关系、器物替代品、通人性的动物等。义在此就是民意、正义、公正、公共、免费提供帮助、结交的非血缘亲属关系、忠于主人等等。整体上讲，就是志愿参加的一对一、一对众、众对一、众对众的社会服务，以及超出自身义务的无私援助。

      官方文献中，对此也十分关注，《嘉泰会稽志》即专有议论：

      义井在府东二里，下为大井，袤丈，上设三井口以受汲，覆以大亭。遇旱岁不减，尤宜染练。义者，盖以众所共汲为名。今世俗置产以给族人，曰义庄；置学以教乡曲子弟，曰义学；设浆于道以饮行旅，曰义浆；辟地为丛冢以藏暴骨，曰义冢；东坡先生谪黄州，取诸郡所饷酒者置一器中以觞客，曰义樽；近时州县众力共给役，曰义役。皆与众同之意。又俚俗有义父母、义子孙、义兄弟。衣加襕拦曰义襕，以髲作髻加首曰义髻，此又不可晓也。

     所谓的义，就是奉献、帮助、代替等等，可以作为洪迈概括的补充。甚至还有“义鬼”之说。两宋之际，河北西路提举常平郭永被金军俘虏后拒不投降，厉声道：“胡不速我死？当率义鬼灭尔曹。”义鬼与义兵同意，凡是抵制邪恶者即可冠之于义，此其正义之意。在宋代，义可以说是无所不在。

      公益之义，多是以私人财力、物力、精力惠及民众，服务社会，对基层社会有着重要作用。南宋淳熙年间，宜黄县城一桥久坏，官府无钱修复，“义风可嘉”的富户涂祥仲斥巨资重建：“其修百余丈，凡四十八架，距桥东西各立亭以憇行者，又建华阁于桥之中，塑僧伽圣像以镇水怪之出没。故昔之病涉者，今则往来怡怡，如履周道，不择昼夜。期会无阻绝之忧，行商免淹滞之叹，负乘扶携，各适其欲，为惠之博，岂止一邑而已哉？”宜黄知县感慨道：“余谓义之重轻，系风俗之厚薄，以义为重，则同舟无胡越之殊，四海有兄弟之亲，况处乡党乎？以义为轻，则形骸隔而尔汝分，樊墙异而比邻别，于乡党又奚恤？”因命名为“义桥”。此义是造福一方的社会责任心，是大义。类似行为在宋代尤其是南宋很普遍，南宋的桥梁营建绝大多数都取自私人资金或私人力量的协助。有学者专门研究了南宋桥梁营建与桥记创作，发现热衷扬“义”是南宋桥记与前代桥记的极大不同所在，与“义”之人、“义”之行为有关的叙述、议论，不仅占据了南宋桥记内容的不少篇幅，还内在地改变了桥记的主旨倾向。此外，有研究指出，南宋义庄发展较快，逐渐成为宗族经济发展新的主要模式之一；南宋时创设“义仓”之风大盛，故而南宋“义仓”数量远胜于北宋；为解决考生无力进京赶考问题，南宋还出现了用签约形式资助得解举子赴省应试的“义约”；两宋尤其是南宋地方士人积极参与民间公益慈善事业，促使南宋“士人社会”的成立。诸如以上反映了南宋是义观念实践的一个高潮。

      至于义务组织民兵保家卫国，更是常见的义举。南宋绍定年间，群盗蜂起，民众惨遭涂炭。为了自保，宜黄县土豪侯锭组织“义丁”，建立“义仓”，自家出米3000余石，“又率族之有力者助之，仓于寨中，专以给义丁，而名曰义仓。当东作而散，以济其力农，如屯田焉。及西成而敛，依淳熙法，量收息二分，觊以增其数，可以远及而持久。”这种义举挽救了成千上万民众的生命财产，弥补了官府的无能，稳定着社会基层。

      宋代义观念盛行，义举、义行普及，成为宋人自豪标榜的品质。北宋儒将章楶曾言：“夏人不知义，惟嗜利而畏刑，不稍惩革，边未得宁也。”在他看来，党项人经济、文化落后，自然不懂得义，像“不可理喻”一样“不可义喻”，故不能用义要求和对待。北宋后期官员甚至有“犬戎之性，不可以信义结”之语，反对与女真结盟，遭到除名编管的处罚。这无疑是敌对国之间的仇视偏见，因为显然不符合“义者天下之大道，乃人心之所固有”的理论基础，也反映了宋朝以义为道德制高点和优越感。

二、宋人乐义

      宋人对义念念不忘，从不同角度多有阐述，或以义为基、以义为利，或以义为理、以义为荣、以义为本，等等。在此要特别指出的，还有以义为乐。

      乐义概念，最早语出孟子。《孟子·尽心上》：“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尊崇道德，喜爱仁义，就可以安详自得了。而乐善好义一词，通常认为出自宋人曾巩的《与杜相公书》：“伏以阁下朴厚清明谠直之行，乐善好义远大之心，施于朝廷而博见于天下”，实际上却最早见于陈抟、邵雍：“宜乐善好义，安乎天命，而保养天和可也。” 后来，朱熹门婿黄幹在朱熹行状中记载，朱熹从同安徒步上千里到延平向李侗求学，李侗赞扬其“乐善好义，鲜与伦比。”由此，乐善好义遂成为儒家和社会常用成语。北宋学者华镇把儒家的“君子三乐”均归之于义：“某闻君子有三乐，富贵崇高之美不与存焉，而得天下英才教育之与存焉。富贵崇高之美，外也；君子之三乐，内也。富贵崇高之美，利也；君子之三乐，义也。君子乐其内不乐其外，乐于义不乐于利。父母俱存、兄弟无故者，以亲云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者，以德云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者，以道云也。凡出于亲与德与道者，皆内也，非外也，皆义也，非利也。”与荣华富贵的美相比，教育英才、家人安康、问心无愧才是君子之乐，三者“皆义也”，而追求荣华富贵不是义。

      乐义不仅是品德，还是精神需要。邵雍记述饮酒的六个境界：“里闬过从，如兄如弟。时和岁丰，情怀欢喜。当此之时，五斗而醉。朋友往还，讲道求义。乐事赏心，登山临水。当此之时，八斗而醉。”邻里如同兄弟之义以及友人讲道求义，都是高层次的欢乐。陆游认为：“以利诱学者，法虽百出，安能无弊？不若慎选师儒以至诚教育，如昔安定先生，能使学者敦德乐义而忘干禄之志，则庶几矣。”最好的教育是像胡瑗那样，使学生敦德乐义，追求精神享受，而不是追求利禄。

      官方和学者的大力提倡，促进了乐义风行，具体事例，层出不穷。陈襄在熙宁年间向朝廷推荐官员时提到，太子中允、馆阁校勘、判武学顾临“才豪而气刚，兼有识略，乐义尚贤，喜于闻过，可属以危难之事”。司马光向朝廷推荐郓州处士王大临道：“通经术，善讲说，安仁乐义，誉高乡曲”。可见，“乐义”是朝廷选官的标准之一。士人史彦明以义为至乐，作“致乐堂”：“吾以名吾堂，致乐义最美。”南宋绍兴城内有“乐义坊”。乐义具体到社会生活，通常表现为奉献好施。如名宦张洞，“为人长大，眉目如画，乐义而好施。”余姚人胡宗汲，“奉养至俭，薄田庐，所入仅足糊口。而遇人急难，极力拯救，虽焦首濡足不悔也。乡邻仰以丧葬婚嫁，与病而医药者甚众，以是生理益落，君为之不少变。盖急义乐施，出于天资。或以为过，君行之愈力。尝曰：‘吾损己以益人，虽过，于义庸何伤？’” 突出品德和事迹就是急义乐施。新淦人郭份，“公最乐义，亦勇于有为。有疏属之女，受鬻于人。公闻之，遽投牒遣币，赎而嫁之。乡人有旅死者，公为棺敛，归其柩于家。有旧同僚之官，地远，贫不能行。公为装遣之，虽靴袍巾幞之毕具。周人之急，皆此类。”仗义则疏财，郭氏乐于助人的义举，深受朱熹赞许。

      由此可以看到，宋人继承发扬了儒家传统的乐义精神，社会上乐义好义，蔚然成风。

三、君臣之义

      君臣之间，通常强调的理念是忠，即臣忠于君。其实儒家还讲究君臣之间有道义关系、伦理义务。《论语·八佾》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提倡君待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前者是前提。《孟子·滕文公》直接概括为“君臣有义”。义是君臣关系的最高原则，不是单向的臣对君忠，多了双向的义务，是双方共同承担的。

      宋人强调君臣以义。如柳开：“夫君臣以义立，父子以亲居”；陈渊：“君臣以义合者也” 。朱熹则云：“吾儒做得到底，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兄弟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如亲是父子关系的核心一样，义是君臣关系的核心。胡寅强调指出：“天下虽大，万事虽众，皆无以加于父子之恩，君臣之义也。”承奉郎、勾当京西排岸司章持状奏：“臣伏闻父之于子，虽有过而不忘教诲；君之于臣，虽有过而不失礼数，盖恩义之施，不得不然也。”突出的是君主待臣的礼数。

      宋朝政治理念中，有皇帝以义结士大夫的准则。宋人津津乐道的是：皇帝“待士大夫有礼，莫如本朝”。南宋士大夫吕中进一步指出：“我祖宗以仁结民心，未尝妄杀一人；以义结士大夫之心，未尝滥诛一贤者。建隆开其源,庆历以后浚其流,此治平丁未以前所以中外无事也。”宋神宗与王安石君臣相得，可谓千载难逢，他常对王安石表露：“君臣之义，重于朋友”，“朕与卿相知，近世以来所未有，所以为君臣者，形而已，形固不足累卿；然君臣之义，固重于朋友”。宋神宗不仅反复强调君臣之义比朋友之义重要，还另有心得：“君臣之义，报施而已。古人待我国士，我故国士报之。”可见，在宋神宗看来，双方互相报答，才是君臣之义。南宋官员王迈指出：“天下有尊德重道至贤之君，而后能用守节仗义正直不屈之臣”，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一体，此为皇帝“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前提。李刚建炎年间辞位，也借助于君臣之义的道理：“时危敢尸禄，抗疏愿引去。涕泗对冕旒，非不恋轩宁。君臣以义合，无使赭舂杵。帝度不可留，乃听上印组。”作为大臣，与君主方略一致则配合执政，不一致则辞职，也是君臣之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包拯曾指责宋仁宗没有礼遇大臣：“祖宗朝，罢免范质、宋琪、李昉、张齐贤，亦只以不称职，均劳逸为辞，未尝明其过也。近岁方乃摭拾细故，托以为名，扬于外廷，斯乃不识大体之臣，上惑圣听，有乖举措，非所以责大臣之义也。”以前罢免宰相用客气的理由和措辞，后来非要公布其缺点错误，有失君臣之义。

      广而泛之，宋代皇帝还以义结天下人心。相传陈抟对宋太宗奏道：“宋朝以仁得天下，以义结人心，不患不久长。”只要用义治国理政，就能得到民心和太平。治平年间“濮议”之争时，太常博士吕大防劝谏宋英宗道：“盖知天下之心，不可以智巧得，而可以公义结也。”希望皇帝“以两制礼官之议为定，则陛下以至公大义结天下人心，自今日始矣。”至公大义就是顺应民心。南宋官员程珌说：“严祖宗三考之法，禁椎剥之惨，崇宽大之化，抑侥幸之徒，旌靖退之士，则恩交义结，不特使民可贫而不可乱，而尊君亲上，固将可使制梃以挞利兵，此久安长治之策也。”对民众用恩义相待，是长治久安的根本。

      相应地是反过来，宋代士大夫也以忠义结于皇帝。唐介多年担任谏官，以勇于直言极谏闻名于世，并受到宋仁宗、英宗、神宗的器重。吕陶即认为：“唐子方在言路，以忠义结主眷。”不仅是忠，突出的是敢于劝谏的义。这一理念在士大夫中已是共识，如孙觌云：“以儒雅饬吏事，以忠义结主知。”吴儆写到：“伏惟某官文章发于贤业，忠义结于主知。”元祐初，侍御史刘挚奏道：“今忠义士，见奸邪魁党对踞要路，故皆不自安，有避祸欲去之意。使忠义引去，则陛下谁与立天下善政乎！”所言的忠义之士，均指正直能干的士大夫。王炎午赞扬文天祥道：“仗义勤王，使命不辱。”值得注意的是，率兵救护皇帝，是仗义之举，并没有提到忠心。

      宋代君臣之义的表现，在历史上应是最突出的典型。

四、执政之义

      义是社会关系准则，更是执政的准则，所谓“仁心义政”，“仁义，政教之本也”。仁义并列之外，还常与礼并列：“夫礼义政治之道得，则君臣之道正，家国之道顺”。诸此均为治国理政必须遵守的理论基础。正如《论语·微子》所云：“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正派有识者做官，就是为了尽职责实行义政。

      贯穿宋初建国、统一、稳定全过程的策略，即历史上少见的义气，是赵匡胤和风细雨却力挽狂澜的法宝。包括确立优待后周柴氏的政策，允许后周遗老遗少对周世宗忠义及表达私人感情；将义用于统一战略，反对滥杀无辜，优待降王；大量采取江湖义气办法统军，不顾国法；宋太祖仍与诸将领保持先前结下的义兄弟关系，多加关怀纵容，也多保全式防范。以义为政是“马上治天下”的新创举，把江湖之义转化为庙堂之义，使义政治化，用义治天下。宋初历史由动乱走向和平，得益于义观念强大的精神力量。宋初政治文明中有着很大的义成分，遂成为宋代开国体制的重要内容。所有这些，对整个崇尚“祖宗之法”的宋朝产生了深远影响。

      对于义的理解与把握，宋神宗时君臣作过一番讨论。王安石变法多行牟利富国之策，曾提议出卖广惠仓田以充实常平仓，宰相曾公亮反对，宋神宗认为：“但义理可行则行之，自无不利。”王安石说：“利者义之和，义固所为利也。”曾公亮曰：“亦有利于公家不利百姓者，不可谓之义。”王安石曰：“若然，亦非人主所谓利也。”这一决策的关键是义利之争，王安石以利为义，宋神宗以义为利，曾公亮指出这项变法只是对国家有利，对百姓却不利，所以不是义。三方都围绕着义评估决策，只是对义的理解不同。后来的宰相富弼也对宋神宗作过一个表达：“臣闻为国者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以义为执政的政治利益。

      北宋元祐初，监察御史上官均言：“臣闻治天下有二道，宽与猛而已。宽过则缓而伤义，政事有废弛之弊；猛过则急而伤恩，官吏有避法苟免之患。”执政的力度无非宽、严两道，实则是义、恩两法，宽过分了有损于义，显然是以义为法则的。

      地方官执政理民更需要义。张孝祥称赞一地方官言：“执事寔来，下车属尔，而仁声义气，巳敷与旁薄于百里之内，可贺也。”又对另一人言：“公江东之治，仁声义气，渐被于两淮。故淮民闻公之来，其喜如此。”张栻夸赞任地方官的朱熹云：“仁风义气，想已周浃四境；重税厚供，想已考究本末。”仁义，是治理一方的最高境界。检《中国基本古籍库》，“仁声义气”一词共十次，首见于宋人，且八次都出自宋人文集，说明宋人重视以义亲民的理念。林道初任信州察推官时，因知州赏识将许多公务委托他处理，当地习俗好讼，林道初庭审简明公平，不为任何强力干扰，十分勤政廉洁，受到多位名公荐举：“具以公行义政事奏之。”执法严明，核心是义政。

      唐末五代以来，中央政权衰弱，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纷纷崛起，将中原国家版图压缩至内地，致使两宋外患频繁。宋人的外交策略，无论战、和，都用到义。赵普对宋太祖言：“维兹部众，诚非我敌，盖迁徙靡常，难得而制。自古帝王包之大度，任其随逐水草，益以信义结之耳。”就是用义相结，和平相处。更具体的结义，即两国君主结为义亲。早在西汉就有汉朝与匈奴君主结为兄弟的历史，宋真宗朝澶渊之盟时，也在政治、军事、财物盟约之外，另有结义。双方议定岁币等事后，辽使王继忠来见宋使曹利用，提出两国皇帝结为义兄弟：“南北通和，实为美事。国主年少，愿兄事南朝。”按年龄大小，33岁的辽圣宗为弟，36岁的宋真宗为兄。此后，辽朝便以兄礼事宋，正式文献如国书即云：“弟大契丹皇帝谨致书兄大宋皇帝”，意在实现“一家之美”，即两国亲如兄弟一家。长时间内，双方国主称呼严格以实际辈分而改变。宋朝对其太后，自然按亲属关系相称。如宋英宗时，枢密院向礼官询问“遗契丹母书当何称，欲自称重侄，称彼为太母。判太常寺李柬之、同判太常寺宋敏求等以为当称侄孙、叔祖母。”最终皇帝确定为宋帝自称侄孙，称其太后为叔祖母，显得家常亲切。外交最重礼节，两国君主年龄变化也对礼节有微调意义。嘉祐八年（1063年），宋仁宗去世，宋英宗即位，需要按年龄重新确认两国君主的兄弟关系。辽使吊唁宋仁宗时，“朝廷未知契丹主之年”，馆伴契丹使者、龙图阁直学士周沆“从容杂他语以问，使者出不意，遽对以实。既而悔之，相顾愕然曰：‘今复兄事南朝矣！’”可见双方都很看重兄弟关系，辽国原本想谎报皇帝年龄、当刚即位的宋英宗之兄，在平辈基础上高出一等，因为当弟者必尊兄。

      到了战争期间，朝廷需要以义为号召，多用于内部激荡民众义气奋勇抗战。“朝廷主恩交义结之谋，边阃竭师武臣力之助。”此即对军队尤其是武将要靠朝廷“恩交义结”，才能使之奋力作战。还必须大力表彰死难的军兵烈士，“朝廷旌忠之命，所以报死士而激义气。”其目的是激发为国慷慨赴死的义气。战时的公义一般都与忠密不可分，所以称“忠义”。《宋史》专列有十卷《忠义传》，记载“感激赴义”“审义自裁”“贾勇蹈义”者，所谓“死事，义也，何以遁为？”大敌当前，凡宁死不降者，都称之为赴义、死于义。对个人来说，死亡就是义的尽头、极致。这充分证明了宋代官民受义的影响极为广泛和深入。

五、士大夫之义

      士大夫之义，一般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作为个人品质，包括大义即公义以及小义即私义。

      建立在五代之后的宋朝，需要重建伦理纲常，核心是忠义。“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入宋以来，到了“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绅知以名节相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矣。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班班可书，匡直辅翼之功，盖非一日之积也”。所列举宋真宗、仁宗朝的五人，都是敢言正直者，带领起士大夫阶层的忠义之气。包恢言：“然天下国家之事，凡所当言者，义也，非为名也。”官员勇于提出批评建议，是义不容辞的职责。此即大义，指正义、刚正的气概，是士人的高尚情操：“士之所尚，忠义气节。”如南宋初，“关陕之陷也，士大夫守节死义者甚众。”其义即宁死不屈。金军占领开封后，吏部侍郎李若水拒绝金人的百般劝降，骂敌被杀，宋高宗专门下诏褒奖：“若水忠义之节，无与比伦，达于朕闻，为之涕泣。”元祐党争时，苏轼被贬至海南儋州，黄庭坚被贬至戎州，同僚朋友避之不及，但这两州的知州却对他们悉心照料，关怀备至，儋州知州竟因此被谪，“当是之时，而二守乃能如此，其义气可书”。他们的义气受到时人的敬佩。南宋著名布衣词人刘过，“天下奇男子，六十年以义气撼当世”，最突出的事迹就是义气。南宋末年，长沙被攻陷，州学等三学生“多感激死义者”。文天祥救亡的义举以及宁死不屈，乃至感动了元将张弘范，“弘范义之，待以宾礼，送至京师”，为宋末慷慨就义的典范，流芳千古。至于创建义庄、义仓、义约、义学等公益之举，也是士大夫常见的公义表现。

      所谓小义，主要体现在朋友之间的责任担当与无私帮助。宋真宗时，丁谓当权，王曙被贬官，“在朝无敢往见者”，同僚刘烨感叹道：“朋友之义，独不行于今日欤。”毅然前往其家饯行，还住了一宿，“经夕而还，谓亦不罪也。”官员杨应询贫时，“葬其族十三丧，聚食者百余人。及贵，恩义益笃，推荫兄息，没之日，季子犹未仕。轻财仗义，所交皆世名人，士去门下，踵为达官。”不惜财物，乐于助人。广南转运使边珝到桂州时，正逢知州张颂去世，因制度不允许家人跟随，“州人藁葬城外，仆妾利其财，悉分匿之。珝召官吏谓曰：‘张使君没于远宦，身后之计，吾侪安可不为致力！’乃委官追治其财，并其丧部送归潍州，人以此义之。”他的义举为众人赞赏。宋真宗时，马亮与同年进士戴永一同到岭南任官，受戴永病故前所托，找到其数岁儿子并含辛茹苦养大，把女儿嫁给他，还向皇帝请求“愿赐释褐，振其坠绪”，宋真宗“嘉亮之信义”，将戴永之子任命为试将作监主簿。此信义，包括信守承诺、责任担当、善始善终，得到皇帝的赞赏。殿中丞侯可，生平“轻财乐义，急人之急，忧人之忧”，入《宋史·孝义列传》。

      另一种是个人之间的结义，包括互相称兄道弟以及结拜兄弟。结义绝非江湖、武人、民间所独有，实乃儒家倡导，即《论语·颜渊》所言：“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宋代文人自然继承发扬这一理念。

      吕祖谦有诗形容福建文风昌盛云：“路逢十客九衿青，半是同窗旧弟兄。”同学相当于弟兄。楼钥幼年与两个哥哥跟先生学习，和鲍明叔兄弟二人为同学，“既冠矣，余兄弟皆以兄事之。明叔二十六而入太学，犹时时相过，友义日笃”。不说“友谊”而用“友义”，即由少年同学结为终生兄弟。洪适代表同僚祭祀去世的罗通判云：“某等或以游官，同君子寮；或以道义，结金石交。弥年相从，见谓倾盖”，关系密切、情投意合的同僚等同于结拜兄弟。方岳有言云：“岂有平时握手出肺腑，谓义结于兄弟之行；而乃一旦全躯保妻子，不哀鸣于君父之侧。”平常同事亲如兄弟，有难岂能不管不顾呢？

      一般而言，至少在北宋时，“昔人最重契义，朋从年长，则以兄事之；齿少，以弟或友呼焉。父之交游，敬之为丈，见之必拜，执子侄之礼甚恭。”朋友间按兄弟情义称呼，年长者为兄，年幼者为弟，待其长辈即执子侄礼，父亲的朋友也按父辈执子侄拜礼。文人之间，多称老兄、老弟者，或称契兄。“契兄”一词南宋始见，如陈亮与人书信中云：“契兄以为如何？”“契兄试思之”。黄幹《勉斋集》使用最频繁，多达33次。

      称兄道弟者情况有两种：一是上文论述的泛称；二是结拜兄弟。如滕宗谅任武阳知县时，在王昱部下，“公晚以少子结义于予”，即王昱让其小儿子王杞与滕宗谅结拜为义兄弟。孙觌与孙杞同乡同宗，但早出五服并不相识，后为同学及同年进士，孙杞“长觌八岁，魁垒辨博，实亢吾宗，始拜而兄事之。如是二十九年，离必合，合必两忘，其所趋无间也”。官场之中，不少结义是政治行为。如南宋初王继先因医术深受宋高宗宠信，秦桧竟使夫人王氏“与之叙拜为兄弟，往来甚密”。高层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只是没有武人那么普遍罢了。

      既有兄弟之称，便多兄弟之义。如宋初，给事中张锡退休后因无子，“宰相范质尝兄事之，馆于别墅。”为其养老，尽足了义弟之义。而张锡则“以执政之门,不欲久处,往依乡人邓州观察判官黄保绪。”也尽到了义兄之义，不拖累义弟。宰相张齐贤早年家贫，父亲死后在河南府佐史张怀信的帮助下才得以安葬，“及贵，常兄事之，乡里推其笃行。赵普因是力荐之，于是齐贤上言，以怀信为兄，诏授郑州司马。”做了高官的张齐贤仍尊贫贱之交张怀信为兄，并上书将其当作自己兄长恩荫做官。张咏与冦准为“布衣交也，莱公兄事之，忠定常面折不少恕，虽贵不改也”。张咏为兄，经常当面训斥做了宰相的义弟寇准。寇准年轻时还曾兄事张洎，“洎捷给，善持论，多为准心伏，乃兄事之，极口荐洎于上”，张洎后来遂为参知政事。内黄富豪傅珏认定王曾前途远大，“倾赀以助其用”，王曾作宰相后，“与其二弟以兄事之，终身不少替。”感恩报答，终生不渝。

六、武人之义

      与文人一样，武人之义也分公义和私义两种。

      武人的公义，主要就是忠于朝廷，坚贞不屈。如咸平年间四川汉州发生兵变，都巡检使刘绍荣奋力作战被俘，叛兵意欲推举他为首领，刘绍荣摄弓大骂道：“我燕人也，比弃狄归朝，肯与汝同逆邪？亟杀我，我宁死义耳！”公义大于自己的性命。此外即英勇舍身救人，如天禧年间，军使武赞为逃卒霍兴所刺，军士李谦“以身蔽捍，中十六创，赞得走免。上善其义勇，特召见而奖之”，补为本军小校，赐缗钱。南宋初，宋将李彦仙战败自尽，宣抚使为其立庙名“义烈”。类似例子很多。

      武人的私义，则多表现于结拜兄弟。武人作战最需团结互助，所谓“打仗亲弟兄”。义兄弟日常相互间均以行第称呼。高级将领如岳飞、杨存中等十人结为兄弟，杨存中被朝廷派遣逮捕岳飞，到岳家时岳飞“呵呵大声而出，曰：‘十哥，汝来何为？’”杨存中说：“无事，叫哥哥。”“盖时诸将结为兄弟行，自一至杨，十也。” 基层官兵更普遍。如统制官张用“与曹成、李宏、马友为义兄弟，有众数万，分为六军”。桑仲在军中有“结义兄弟九人”。多人结义、行第相称，是文人结义少见的。韩侂胄为了陷害皇帝信宠的宦官王德谦，“阳与之为义兄弟，相得欢甚。一日谓德谦曰：‘哥哥有大勋劳，宜建节钺。’王曰：‘我阉官也，有此例乎？弟弟勿误我。’”后来果然中计死于贬所。此系典型的“当面叫哥哥，背后掏家伙”，为社会、江湖所不耻。

      结义的形式多种多样。有名字连字者，如京师士兵李孝忠在开封沦陷后，随众逃至京西，“沿路聚众，有义兄弟十人，而姓李者皆立名连孝字，孝忠为首，又有孝义、孝成、孝信，凡八人，第九人乃张世也。”不仅有排行，而且名字中间皆随着李孝忠连孝字，连名字都改了，更像是同一家谱的亲弟兄。有临时结义者，如朱勔大兴花石纲时，“差着杨志、李进义、林冲、王雄、花荣、柴进、张青、徐宁、李应、穆横、关胜、孙立十二人为指使，前往太湖等处，押人夫搬运花石。那十二人领了文字，结义为兄弟，誓有灾厄，各相救援。”此系因同一任务而结义。还有身上刺字者，如宋军赵立在楚州被金兵围攻，韩世忠部下李彦先“以舟船往来策应，与立刺臂为义兄弟”。由此可以推测，一个人在不同团伙具有结义兄弟。

      结义兄弟关系密切，伴随终身，不以身份贵贱变化而有所改变。殿帅杨存中早年在军中的一个结义兄长卫校尉，从襄汉来临安谋求官位，“杨一见，欢如平生，仍事以兄礼，随令夫人出拜。常招饮于堂，款曲殷勤，而不问其所向。”为防止他“贪小利，轻舍乡里”，并不让他在军中任职（因为当时处于和平时期，无仗可打的军人也无法立功升官），而是安排其回老家代州，并巧妙地为其置买“膏腴千亩”，“厥直万缗”。如此仁至义尽的关怀，使他暴富并平安，即使是亲兄弟也不过如此。

      宋代长期崇文抑武，军官被蔑称为“粗官”，士兵被蔑称为“赤佬”。但在南宋初战争时期，军人地位大为提高，为朝廷、人民所依赖，以至于出现了高级文官与武将称兄道弟的现象。北宋时，宰相“每见客，无迎送之礼，无燕聚之私。”建炎年间“苗刘之变”时，“副枢吕颐浩、礼部侍郎张浚同为勤王之举，聚兵吴门，日与诸将议事，或犒劳偏裨，置酒高会，必至夜分，欵狎无所不至，如是四十日。事定造朝，吕拜相，张拜枢，与诸将会集不已，酒酣箕倨，以至嘲谑，喧哄纷挐，无复礼仪。至呼诸将第行，以兄事之云‘几哥’。故事悉废，识者深恶之。”朝廷遭遇危机的特殊时期，打破了传统礼制，执政大臣日夜与将领议事，经常置酒宴请犒劳诸将，酒酣情洽之际，言语无所不至，以至于按其行第直接称为大哥、三哥。由此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厌恶，感到乱了纲常，亵渎了士大夫。

七、民间之义

      民间之义富于民间特色，除了前文论及的公益之义外，还有更为多样的表现形式。《宋史·孝义传序》云：“冠冕百行莫大于孝，范防百为莫大于义。先王兴孝以教民厚，民用不薄；兴义以教民睦，民用不争。率天下而由孝义，非履信思顺之世乎。太祖、太宗以来，子有复父仇而杀人者，壮而释之；刲股割肝，咸见褒赏；至于数世同居，辄复其家。一百余年，孝义所感，醴泉、甘露、芝草、异木之瑞，史不绝书，宋之教化有足观者矣。作《孝义传》。”其中的义，包括累世同爨的义门、义居，或复家仇杀人者。民间之义包含着很多民间自治自愈功能，也是官方竭力倡导的，用作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元朝史家感到宋朝的民间之义颇为可观。

      民间大义与文武官员并无不同。南宋初号召民众抗金，组织民兵收复十余州的王忠植，“太行义士也”，自称“我河东步佛山忠义人也”，兵败不降被杀。另如河中府龙门人邵云，家乡沦陷于金兵后，“聚少年数百，壁山谷，时出挠之”，宋将李彦仙“遣客说以义，遂来归。”此系民间武装被大义感召投入官军抗战的事例。

      北宋河北相州发生的一件舍生取义之举，堪称法外之义的经典。一张姓人为了替屡遭侮辱的姻家报仇，杀其仇人一家六人后到官府自首。知州感到一人杀六人恐有难度，追问同党。此人坦陈：“某既出身就死，肯复连及同谋。”知州问他为何不逃亡？回答道：“姻家即某邻，苟不获盗，岂得安堵？”不自首姻家肯定被怀疑为凶手。又问为何不自杀？回答：“我若灭口，谁当辨吾姻之不与谋？又孰与暴其事于天下？等死，死义，可乎！”不使任何人受牵连，把所有的责任一人承担，即好汉做事一人当。知州被其义举感动，表示将请示朝廷免他一死。此人却不同意：“杀人一家而苟活，且先王以杀止杀，若杀人不诛，是杀人终无已。岂愿以一身乱天下法哉，速死为幸。”竟慷慨伏法。为他人报仇是违法的私义，自首是遵法的公义，均与他无直接关系，却主动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实为义而死即“死义”。

      义举之行，不限身份。南宋初的饥荒年景中，吉州孝子杨芾“为亲负米百里外，遇盗夺之不与，盗欲兵之，芾恸哭曰：‘吾为亲负米，不食三日矣。幸哀我。’盗义而释之。”强盗被其孝心感动，作出释放的义举，正所谓盗亦有道。

      结义现象在民间更普遍,关系更复杂。既有义兄弟，如凤州民彭六、周三与李二十一，三人同年同月同日生，“其居甚密迩，结义相欢，为同年兄弟”。甚至有结义为盗贼者，如南宋初的匪首李捧，“以遭乱世，苟逃性命，遂与张琪结义为贼”。结义使人感到团体的力量，抱团取暖，增添胆气，竟至胡作非为。更有义父子，如潭州一老卒夫妇，居住在牙城中，白昼为人所杀，财产被抢，“卒有义子，兵官疑之，执送州”，但后来查明另有真凶。不少义子与义父同居，具有收养关系，为法律认可并保护其合法利益。元丰年间，提举河北保甲司提议：“义子孙、舍居壻、随母子孙、接脚夫等，见为保甲者，候分居日，比有分亲属给半。”遂有诏著为令。法令规定，分家时义子孙与赘婿一样，享受直系亲属应分财产的一半。具体到不同家庭，有不同待遇，如《袁氏世范》规定：“若义子有劳于家，亦宜早有所酬。义兄弟有劳有恩，亦宜割财产与之，不可拘文而尽废恩义也。”义子为义父家、义兄弟间为对方家庭尽心尽力并有贡献，就可享受分割家产。

      同样，法律承认并保护义兄弟，义兄弟与亲兄弟在法律上也有区别对待。南宋名将毕再遇不善书写，“其弟再□颇能书，尝为其赞画于内。朝命再遇释印入觐，留都亭驿。其弟尝污其宠妾，因酒大悖再遇。再遇不能忍，以铁尺杀之，具奏闻于上待罪，且谓再□非同产，盖义兄弟。有旨放罪。未几，台臣以其被召乃以军容入国，且及其手残同气，有旨徙之霅川。”他的这位与其联名字的义弟一直跟随为秘书，颇受器重，但人品鄙下，乃至污其宠妾，醉酒时与其大闹，气急败坏的毕再遇将他打死。这一案件上报至宋高宗，毕再遇解释与他并不是亲兄弟，而是义兄弟关系，得以赦罪开释。但不久又受到台谏的弹劾，坚持谴责他“手残同气”，仍将二者关系定性为兄弟，最终被贬到湖州。可见结义兄弟一般可以认同为兄弟关系，只是法律责任低于亲兄弟。

      综上，义在宋代具有崇高神圣的精神地位，常与仁、忠、孝并列，受到上至皇帝、下及盗贼的追捧，既是执政的准则，更是社会关系的准则，无所不在。义体现着宋人的奉献精神、自律精神、契约精神，是宋代社会无形的管理者乃至精神主宰。诚如包恢所言：“义者天下之大道。”义举、义行、结义，涉及方方面面，对社会历史起到很大的稳定、推动作用。流传千余年的义，在宋代尤其是南宋依然鲜活，并成为一个历史高潮。而且，从开国皇帝赵匡胤传下来的以义治国策略也取得了良好效果，并成为宋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忽视。

      此外，有宋一代，大义之忠君爱国精神、小义之江湖结拜，史料多集中在宋初、两宋之际和宋末，基本都是战乱时期。这说明，时局越是动乱，社会越需要义，其稳定、粘合作用十分突出。这是社会的共情点，社会的正气，如同精神抗菌素、营养素一样，使社会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愈能力和免疫能力。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会转化为外在的集体力量。义是一种精神契约，这种契约有对人、对社会承诺的实现，也有自我担当，多是一种自觉精神。义的激发常常会超越法律、超越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