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朝庆 杜明浩 | 以传统推进人的现代化何以可能——定县实验的现代意义

    宣朝庆，南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简介

                                 

    杜明浩，南开大学社会学院在读博士生。

一、问题的提出：对定县实验的再认识

     定县实验是民国时期最负盛名的乡村建设运动之一，其领导者晏阳初更是因平民教育曾被评选为世界伟人。晏阳初及其所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以下简称“平教会”）认为，“人”的问题是近代中国问题的核心，平民教育便是要对人进行整个的改造。也许是接受了胡适等人的说法，在他们看来，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农民有“愚、贫、弱、私”四大病症，因此抱定“除文盲，作新民”的宗旨，以家庭式、社会式和学校式的教育方式来推行文艺、生计、卫生和公民四大教育，旨在使中国平民真正成为建设国家的主体。

     但在对定县实验的认识上，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一种看法，认为定县实验在思路、计划和具体工作上都基本借鉴了西方发展的经验，是完全借用西方文化改造与建设中国农村的典型。不过，近年来的研究也提出了不同的认识，发现定县实验中同样存在着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些研究为重新认识定县实验打开了视野，只是大多偏于一隅，关注的是定县实验某一方面的工作。

     基于此，本文希望对定县实验中存在的传统文化要素作一更全面深入的分析，并结合定县实验“作新民”的建设目标，进一步探讨平教会对乡村现代化以及人的现代化究竟作何理解。本文希望回答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在定县实验的具体工作中究竟存在着哪些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要素；其次，这些要素对于平教会“作新民”的最终目标有何意义；最后，平教会在定县实验中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能够为当下的乡村发展提供哪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二、从全盘西化到中西融合的认识历程

     自其开展之初，定县实验便备受社会和学术界关注，尽管这时对定县实验的讨论主要集中于其具体思路与举措是否能够解决中国问题上，但一种认为定县实验是乡村建设运动中的全盘西化派的文化类型学认识已经逐渐形成，而同为乡村建设运动典型的邹平实验则与定县实验相反，被认为是传统与文化复古的代表。此后，全盘西化逐渐被标签化为定县实验的一个主要认识维度。

     定县实验是全盘西化派代表的认识，在民国时期已经颇为常见。例如，李紫翔指出，定县实验和邹平实验分别是“新派”与“旧派”的代表，“新派”受西洋文化影响较深，而具体到定县实验则更是对“西洋文化无条件的崇拜，并且欲以西洋的精神、技术和物质的帮助，造成中国农村所谓的‘现代化’‘科学化’”，因而是与中国5000年传统历史习俗为敌的。陈序经站在全盘西化的立场上对乡村建设运动整体提出了批评，但也认为与邹平实验和其他乡村建设运动相比，定县实验的目的是“把美国的种子，介绍到中国来”，是“西洋化，也许彻底西洋化，全盘西洋化”。袁植群在参观考察定县和邹平两地的乡村建设实验后，对于两者的思路和风格得出了“乡建院有齐鲁古风，平教会浓西洋习气”的评价。章光涛则认为，乡村教育运动主要有东方文化派和美国式的平民教育，而后者显然指向的是定县实验。

     直至当代，仍有学者秉持上述对定县实验的认识。如王先明指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具有传统文化色彩，而晏阳初的理论则显露了西化和近代化的倾向”。李伟中支持这一观点，认为“从平教会定县实验的整个理论基础来看,它是一种西方社会科学的实验,用科学和民主来改造中国农民的思想,使之与旧的社会文化决绝,最终建设一个以科学为发展基础的乡村社会”。综合既有研究，证明定县实验具有西化特征的论据，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定县实验知识分子的教育背景及其资助资金的来源。有学者专门考证了定县实验工作人员中的留学生人数，认为其数量至少在70人，占总人数的15%左右，而定县实验主要工作的负责人，如晏阳初、陈筑山、冯锐、傅葆琛、汤茂如、瞿菊农、孙伏园、陈志潜、熊佛西、姚石庵以及李景汉等人均为留学生，且除孙伏园留学日本外其余人均有美国留学经历。有学者据此便认为，与邹平实验相比，定县实验是典型的西化派，并且定县实验知识分子的这种背景与定县实验能够获得美国的援助关系密切，其最终也成为美国文化进入中国的重要途径。

     二是定县实验领袖，尤其是晏阳初本人的思想和表述。李友梅、耿敬曾对费孝通和晏阳初的知识生产范式作过比较，认为晏阳初所秉持的是一种“他者”视角，并引述晏阳初本人对于“新民”和农民弊病的解释，来说明晏阳初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路方法上始终存在着西方文化本位的特征。钱理群也认为，虽然晏阳初曾提出要走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但其仍然倾向于欧美近代民主政治，更强调找到传统与西学的连接点。晏阳初本人也的确多次强调西方文化之于中国问题的重要意义，在其晚年谈平民教育对农民的改造时，便认为最核心的问题是把农民“用科学武装起来，用民主思想武装起民众”。因而有学者认为，晏阳初乡建思想具有鲜明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特征。

     三是定县实验具体工作中的制度、举措和倾向，如定县实验中的社会调查、技术推广、卫生教育与公民训练，以及定县实验本身体现的科学主义和实验主义的原则，等等。

     总之，上述论证以定县引入了许多西方的技术、制度以及文化精神为证据，表明其观点和主张，但这并不能说明定县实验是全盘西化的乡村建设。基于具体的历史研究，已有不少学者指出，定县实验虽带有鲜明的西化特征，却并非彻底的西化，如郑大华、蒋宝麟以及吴飞等。在定县实验的传统特质中，最常被关注的主要是两点：一是晏阳初的民本思想。晏阳初本人后来反复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这一点最有力的证明。二是定县实验公民教育中使用的大量中国历史上的志士仁人案例与道德故事。这一点在民国时期已经有参观者注意到，认为定县公民教育完全是一种道德教化的工作，是把中国历史上的志士仁人和忠臣孝子作典型。在现代学术研究中，亦有学者指出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对定县实验的认识，实际上经过了一个从“全盘西化”到中西融合的转变过程。其中，定县实验存在着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观点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接受，但其究竟在哪些方面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仍尚未得到细致且系统的说明。尤其是定县实验中这些传统的方面又与其乡村建设目标有何关系，传统元素的使用又是基于何种动机与考量等问题，均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有鉴于此，本研究希望对平教会定县实验中所使用的传统性文化因素作一全面的梳理，从平教会致力于实现的新民目标、平民教育的手段以及平教会知识分子从事平民教育的精神动力三个方面来展现定县实验的传统维度，并进一步对这些传统因素之于定县实验的意义加以说明，以期对定县实验及其留给我们的经验有一个更全面和准确的认识。

三、爱人重公与国族精神：平教会想象中的理想公民

     “作新民”是定县实验最根本的目标，平教会的这一目标的确与其民本思想密切相关。“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何为“本固”，在平教会看来就是对平民进行四大教育，以使其成为“新民”。对于四大教育这一固本的工作，平教会显而易见地将其分为了两个部分。在晏阳初看来，“我们办教育，固然要注意文艺、生计、卫生，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根本的根本，就是人与人的问题”。换言之，“本固”有两个方面的体现：一是消极意义上，国民具备现代社会生存所需要的知识、技术和能力；二是积极意义上，国民能够运用此知识、技术和能力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的责任意识。

     对于四大教育而言，文艺、生计和卫生固然可以完全照搬西洋的经验，但对于公民教育而言却并非如此。在这一方面，所谓“新民”之新，“不是那些不同于我国与我民族旧有的，或由东西各国新介绍、新抄袭来的便是新”，而是“我国民族自身在原有的生命里创造出来的新生命的新”。正因如此，在定县实验的公民教育工作中能够发现大量传统文化要素的存在。

     平教会的公民教育部正式成立于1929年，其前身是公民教育科。自平教会成立之初，平教会便有公民教育科的设计，但直至1925年底，公民教育科仍在筹备中，尚未成立。直至1926年秋，晏阳初聘请陈筑山主持平民文学科和公民教育科。1927年春，聘请瞿菊农任平民文学科编辑和公民教育科干事。至此，公民教育科才得以筹备组织完毕。此后，平教会的公民教育工作便一直由陈筑山负责。

     对于研究定县实验的公民教育而言，最为重要的材料是平教会研究编制的公民教育教材、读物和宣传品。这些材料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公民教育的基本材料；二是平民学校的应用教材；三是平教会发行的农民报和文艺、公民读物。公民教育的基本材料至1933年已编辑出版的有《国族精神》《公民道德根本义》《公民道德纲目》《公民知识纲目》《国民生活上应改正之点》《中国伦理之根据》等；应用教材至1933年已编成的有《公民课本》《公民图说》《历史》《地理》等；至于农民读物，平教会自1925年起便发行了《农民》旬刊，其后又以其所发行的报纸中所刊载的故事和谈话为基础，专门整理出版了一系列文艺读物和公民读物。下文将从平教会编制的公民教育材料入手勾勒出平教会希望通过公民教育实现的“新民”形象，并说明在这一目标的实现中其使用了哪些传统文化资源，进而结合陈筑山的相关著述来分析定县实验公民教育的传统特征为平教会所赋予的意义。

     在公民教育的各种材料中，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平教会在其出版的农民读物中选取了大量中国古代志士仁人的事迹来对农民进行教育和感化。起初，平教会主要是通过农民报刊用历史故事来对农民进行教育。以其在1925年创办的《农民》旬刊为例，1925年发行的报纸虽只有短短两页，却包含了新闻、常识、平校学生书信以及故事等栏目。其中，故事这一栏目最初主要是通过历史故事来对农民宣传识字读书的重要性，不过在其宣传中却已然加入了公民教育的成分。其通过李密牛角挂书、范仲淹立志求学、朱买臣打柴读书等故事进行文字教育的宣传，但在说明读书识字何以重要的问题上，都与报效国家联系起来，鼓励农民要通过读书识字担负起其对国家应尽的责任与义务。

     后来，《农民》报内容逐渐丰富，栏目增多，选取的许多故事也开始注重公民教育的宣传。从中国传统道德价值来讲，有蔡顺拾桑葚；张良拾鞋；同时，借助清明节与端午节等传统节日的契机来讲介子推和屈原的故事，以宣传其所具备的忠义精神；另外，在宣传公共精神时则结合农民朴素的“好人有好报”的逻辑，将承担公共责任与义务视为“好人好事”，从而能够获得好报，譬如孙叔敖打死双头蛇的故事。此外，平教会还出版了诸多平民读物和公民教材。譬如，历史图说读物，选取了晏婴死国不死君、齐太史及其三弟誓死不改史、李离以身殉法以及申鸣忠孝两全等故事来表现中国传统舍生取义、尽忠报国等思想。在历史故事平民读物中，选取了赵简子杀爱驴、范仲淹捐学宫等来宣扬仁义爱人的精神，选取缇萦救父这一故事来表现尽孝和男女平等的思想。

     可以看出，这些有意识选取的历史故事中所阐扬的道德精神并未超出儒家传统道德伦理的范围，而其中最重要的则主要是两点，即爱人与重公。究其原因，应该与平教会希望通过公民教育实现的“新民”目标有关。定县实验中的公民教育以解决中国人“私”的问题为目标，基于改造民众“各扫门前雪”，对于集体、国家、社会事务冷漠的心态，努力培养民众的团结力和公共心，使个体无论处于何种团体均能成为有效率的分子；了解“公民的涵义，不仅是指示国家的分子罢了，并且是包涵家庭，社会，世界，一切团体的分子而言”，学会妥善处理个体与团体的关系，成为合格的公民。

     当然，在1930年代民族矛盾激化、民族国家逐渐发展的具体历史环境中，个体与团体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一般性的问题，也不可避免地渗透进了国家主义的立场，从而转变为个体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问题。正因如此，在晏阳初看来，私的问题在于中国人缺乏国家观念，不知道国家是什么东西。再其后，他又认为是“举国之人，勇于私争，而怯于公战，轻视公义，而重视私情”。陈筑山将公民教育的目的区分为广义与狭义。他认为，虽说需重视广义的公民教育，但最为紧迫的却是狭义公民教育的实现，广义的目的即“训练人对于一切团体为有效率的分子”，而狭义的目的则是“训练人对于政治团体为有效率的分子”。而最为重要的政治团体显然是国家，因此公民教育实际上的核心是要启发农民的爱国精神。

     在平教会看来，这种重视团体尤其是爱国主义的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丰富，这也是其大量选取传统历史故事的原因。陈筑山将中国历史传统中的这种精神称为“中国的国族精神”，并专门著有《国族精神》一书，加以说明。陈氏主张，国族精神是构成民族国家各个人的高等精神——智仁勇影响于国家精神的表现，具体到中国的国族精神就是志士仁人的精神，是仁义，是推爱、兼爱与大同，这种精神体现在个体对待同为团体之一分子的他人他物的态度上，并将这些信念和原则看得比生命还重。他还专门列出了多条来说明这一点，比如国家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廉耻重于生命，等等。晏阳初同意这一点，主张“在这困难严重的局面下，还要注意唤醒人民民族意识，把历史伟大人物，可歌可泣的故事，用通俗的文字写出来，用图画画出来，激励农民的民族意识”。

     显而易见，定县实验公民教育所致力于培养的是农民在社会层面的道德价值和责任意识。在何为现代社会应有的道德价值以及个体在现代社会应对社会负怎样的责任等问题上，平教会并不秉持西方民主制度所依赖的个体主义立场，而是在教育目标上汲取了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中的道德价值，提取出爱人与重公两种道德品质，并将其视为现代社会中国国民仍需具备的基本素质之一。此外，平教会还大量使用了中国古代人物典型与历史故事作为教育材料，以期利用农民崇拜英雄的心理来将上述道德精神推而广之，以便更好地使农民自觉接受。

四、家族主义与家庭教育：中国平民教育的特殊方式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道德精神之所以值得推崇，是因为它们对于现代社会（尤其是民族国家）秩序的稳定与发展仍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在平教会看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价值并不是分散孤立的，而是一个整体。起初，陈筑山将其界定为“国族精神”，之后又对其作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并将其称为“大家族主义的伦理观”。为了使上述精神能够在现代社会真正实现，平教会在实验工作中引入了家庭式教育的工作形式。家庭式教育是平教会定县实验在工作方法及手段层面保留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一个突出代表。

     起初，平教会只有学校式教育与社会式教育两大教育方式，不过它很早便意识到推行学校教育不能不注重家庭教育，一方面家庭教育有利于使家长觉悟教育之重要性，另一方面也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从而促进儿童的发展。所以，平教会后来提升了家庭教育的地位，将其与学校式教育、社会式教育并列为定县实验三大教育方式之一。

     家庭会是家庭式教育的主要形式。家庭会作为实验工作的开展始自1931年底，从高头村开始，主要举措是为家主、主妇、少年、闺女和幼童分别组织集会，在集会中进行文艺、生计、卫生和公民方面的教育等。《农民》报曾刊载1932年高头村春节家庭聚乐会的开会情况：开会时间选在春节当天，会议持续两个小时，在会上众人佩戴闺女会制作的红花两朵。陈筑山对此解释为佳节思亲，深色花代表双亲健在，浅色则代表双亲亡故，听他讲完，“听众大受感动，好些人都流泪了”；此后，他又倡导大家向本村公益事业贡献较多的人致敬，最后则是众人一起欣赏各种节目。此外，平教会还编纂出版了幼童会开会的纪要，其中详细介绍了幼童会开会的具体情况。成立幼童会的主要目的在于矫正未达学龄儿童的家庭生活和不良习惯，以养成“聪明活泼、诚实强健、有纪律化的完善儿童，而为国民教育的基础”，其主要内容则是以游戏、音乐和故事来促进发展儿童的天性。

     家庭社会化是家庭式教育的核心目的。所谓家庭社会化，其实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含义是改造家庭，在家庭关系中插入多样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使家庭成员的人生意义不只维系于家庭，通过集会构筑公共空间，促使家庭成员社会化，使其融入社会团体之中。在平教会看来，家庭之所以需要被改造是因为“中国家庭为国家社会进步的最大阻碍”，中国人一生的聪明才力都用在家庭之上，只有家庭自私自利的观念特别发达，因而造就了对国家社会公共心和团结力的短缺。因此，组织家庭会的目的之一便在于家庭生活的社会生活化，将原本各个独立、自私自利的小家庭整合到一村的共同生活之中，把各家面临的问题拿出来共同研究，合理解决，以此来实现家庭社会化的第一层含义。

     家庭社会化的第二层含义则是发扬家庭主义的伦理精神，将家庭友爱互敬的关系推广到社会层面，使其成为一般性的社会关系原则。可以看出，这第二层含义的认识仍带有“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的色彩。平教会《农民》报曾刊载一则家庭常识，主张国之本在家，“则治国之贫弱，自当从治家做起，家庭为国的基本团体，是人所公认的，家富国自不贫，家强国自不弱”。救国从治家开始的思路，不仅在事实上承认“家庭是中国社会结构上最根本的组织”，而且从价值上认可家庭表现着“中国社会伦理的根本倾向”。陈筑山在其政治学著作中曾专论家庭问题，主张家庭是个体性情习惯最初养成之所，是个体与社会最基本的连接点，因而也是社会结构最基本的单位。在这一基本单位中，人与人依靠着本然天生的关系相结合，维系其关系的是由此本然关系而自然生发出的家庭之爱，具体表现为父母爱育子女，子女孝敬父母。中国传统社会将这种家庭组织的精神应用到政治组织之中，家庭的道德便成为政治的原理，政治统治者与家长的形象相契合，形成一种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形式。他在一篇题为《循吏之修养》的演讲中，以“父母官”一词来解释中国传统社会家族伦理社会化的特征，并认为这一特征恰恰是中国文化精深的地方。

     也就是说，家庭社会化的第二层含义其实在于社会的家庭化，是将中国人在家庭生活中形成的真诚的情感投射到社会范围内，以此来形成一个以情感为链接纽带的社会秩序。由此，家庭主义如果仅囿于一家一户则成为阻碍，但当其推广到社会、国家乃至世界范围内时，则将成为中国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平教会在其家庭会的工作介绍中，明确说明了以家庭为切入点进行平民教育的这一理由：

     中国的文化，为大家族主义的文化。这种家族主义，不但一国一民族为家族主义的社会，推及世界全人类，亦化为同一的家族主义的社会。家族主义的社会组织，其理想的最高境地，就是大同世界。……我们从事中国国家社会的改革事业，从满清末年到现在数十年当中，只是抬着头向外看，模仿西洋，模仿东洋，已经受了很大的失败，到今日应当要觉悟了。回过头来向内看，从中国固有的文化根本上去找路……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一回过头看中国人的实际生活，和钻入中国文化的深处，便看到中国的家庭，是国家社会构成上最根本的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中既然包含着上述伟大的精神，那么平教会针对家庭的教育工作则是将这种精神彻底发掘出来。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家庭生活，只要加点新教育的精神进去，便可激起急公好义的精神”，家庭会的组织就是要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格言实现为真实的生活，要从此组织中使人们感觉到全人类是一个共同的生命。

     可以说，家庭式教育作为平教会三大教育方式之一，是平教会从中国固有文化的根本中寻到的一个有效方式和出路。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家族色彩浓厚之社会特征背后的义理精神进行阐述，他们自信找到了一条以家庭教育为切入点，进而培育合格的国家公民乃至世界公民的道路。“家庭”之所以在平民教育中居于特殊地位，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农民重家庭这一社会事实，其阻碍了农民积极承担家庭之外社会角色的责任与义务，因而需要从“家庭”这一根本入手对农民进行教育和改造，打通家庭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则是就家庭内的社会关系而言，中国人明显地体现出了爱和敬的特征，若能将这种感情与精神推广到家庭外部的社会环境之中，则可以实现个人成为合格公民的教育目标。

五、修齐治平与作育新民：平教会知识分子的精神动力

     除了在“新民”培养的目标和手段上平教会深受儒家理想道德价值的影响外，在其自身人格修养方面，平教会知识分子也经常从儒家经典中汲取力量。

     对于平教会知识分子从事平教工作的精神动力，最常被论及的便是晏阳初的“三C”精神，即Confucius、Christ以及Coolies，分别代表了儒家、基督教以及苦力。对于儒家方面的精神动力，现代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是儒家的民本思想和天下一家的理想，但实际上使平民均受教育以及实现天下太平都只是志向与信念。晏阳初自述，“自誓回国后，一切高官厚禄，当视之若屐，惟致予毕生之力于平民教育，一息尚存，此志不渝”。民本与天下一家的理想便是“此志”，但使其能够为此志向付出毕生之力，以极大的牺牲精神走向民间的动力却不只取决于志向本身。作为一个组织，平教会始终秉持着修齐治平的儒家责任精神，并且希望将其推己及人，教育平民也能有此精神。晏阳初自言，他们是“内受国家固有文化的陶育，外受世界共通新潮的教训，自觉欲尽修齐治平的责任”。在平教会成立之初，其章程总则第二条便明确指出，其宗旨在于“培养全民修齐治平的真实能力，发扬中国文化，促进世界大同”。另外，从平教会会歌《平教同志歌》的歌词中也能够看出修齐治平的儒家责任意识对平教会知识分子的重要影响。其歌词如下：

     茫茫海宇寻同志，历尽了风尘。结合了同仁，共事业、励精神，并肩作长城。力恶不出己，一心为平民，奋斗与牺牲，务把文盲除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齐见光明。茫茫海宇寻同志，一齐见光明，青天无片云，愈努力、愈起劲，勇往向前程。飞渡了黄河，踏过了昆仑，唤醒旧邦人，大家起作新民。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

     总之，他们所致力于实现的是与儒家天下大同理念极为相近的理想，推动其从事这一事业的精神动力正来自于为天下苍生而牺牲，为追求正道而舍身的儒者追求。他们自身修齐治平的具体内容正是使平民成为像他们一样能够承担起社会和国家责任的人，进而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状态和秩序。

     由此可见，欲要新民，先要自新，要想实现平民教育的目标进而完成修齐治平的责任，首先便要使平教会知识分子自身具有坚韧的品质和牺牲的精神。为此，平教会专门成立了以砥砺人格为目的的组织——修养会。修养会最初是1926—1929年在定县开展平民教育实验时创办的组织，当时在工作以外，平教会为“相互砥砺道德，认识自我价值，实现平教最后使命”，而在每周日举行修养会，“会员轮流演讲，专讲关于修养上之一切事项”，而后全体讨论。此时的修养会仍只是知识分子之间相互鼓励与批评的集会。至1929年，平教会整体工作迁入定县以后，修养会有所发展。此时，修养会的主要形式是学习中国先哲圣贤的言行。平教会为此出版了《修养集》三种，分别是《王阳明年谱传习录节本》《颜习斋先生年谱节本》以及《李二曲学谱》，分别节录了王阳明、颜元、李颙三位古儒的事迹和语录来作为其人格修养的基本材料。在《王阳明年谱传习录节本》的序言中，陈筑山详细说明了编纂《修养集》的目的：

     平教总会同人，终岁为“除文盲，作新民”之事业而勤动，举全力以为他我，犹是兢兢业业，惟力不足；而无暇于自修，更觉诚惶诚恐，己之不立，何以立人？于是有修养会之设在职务倥偬之中，鼓众人之余力，考究中外圣哲嘉言懿行，节录其主要者，编纂成集，非有著作之目的，专为心田之灌溉，冀彼此的人格得藉此以深滋长养，使他我自我同时上进，庶乎有化相对的无数之小我，而为绝对的整个之大我；达到痛痒相关的世界，万物一体的宇宙之望焉。

     “立己立人”“万物一体”等表述均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而其所选取的中外圣哲在其可考的范围内也都是儒者。可以说，平教会知识分子在精神层面上仍将儒家的理想人格作为典范，并使其成为从事平教工作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此外，陈筑山所谓的“大我”亦颇具传统色彩。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小我为私，大我为公，小我是一个以肉体为限的封闭系统，而大我则是一个无限的开放系统，可以从家而至天下，从现实的社群到超越世界的人类与自然。陈筑山在此用万物一体的宇宙来诠释的大我，正是带有形而上意涵的传统大我。

     平教会知识分子不仅将儒家人格作为自身典范，也致力于推及平民，使其在道德方面也尽量向此理想人格看齐，这是公民教育的核心目的。而在这一切工作和行动背后仍有一个理论诠释的问题，那便是儒家的理想人格和理想生活为何是值得追求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陈筑山撰著《人格修养讲演大纲》一书。在此书中他明确提出，“教育上最大之目的，在人格修养。人格之修养，为人格实现之准备。人格之实现，为人生究竟之目的”。人格修养首在认识自我，明白自我有小我与大我之区分，其次则是要发展良心，以作为不断超越小我、实现大我的保证。“良心”正是陈筑山改造王阳明“良知”以后得到的概念，他从心理学上的知识、情感、意志三个维度将良心概括出来，并由此赋予良心自然意义上的权威，认为良心的权威“与我们俱生，与我们俱死”，“要消灭他，除非是自灭”。

     至1940年代末，陈筑山进一步丰富完善了其在《人格修养讲演大纲》中所秉持的思想，著成《人生艺术》一书。在此书中，陈氏从渊源、原则和方法三个层面分析了人生艺术。首先论渊源，他借用儒家“万物一体”的思想，并结合西方生物进化论的思想，对人这一高级生命的本质进行了分析；进而推导出人生艺术的原则，并用儒家的“诚”“中和”以及“忠恕”等概念将其概括出来；最后在方法上，则将《大学》中“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作为方法总论，将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作为方法细论，从而构建起人生艺术的整体内容。可以说，对于“应过何种人生”这一问题的回答，有种种立场，譬如个人主义、国家主义乃至世界主义的立场等等。不过，从陈筑山的回答来看，其所秉持的与上述立场皆不相同，而仍是传统儒家的天理人道。

     就平教会知识分子群体整体而言，其仍主要以儒家的价值追求作为从事平教工作的精神动力。他们化用儒家经典中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成圣之道，根据时代精神对其加以新的理解与诠释，将其作为道德规范，不断激励自身从事艰苦的平民教育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仅就人的道德教育而言，平教会的平民教育工作与宋明儒者所作的地方教化工作极为类似，其遵循的都是推己及人、立己立人的原则，自身的价值追求与社会实践相统一，其所不同的也只是平教会根据时代的差异对这一价值追求进行了重新诠释而已，一如宋明儒者对先秦和汉代儒者思想所进行的诠释。

六、结语：对定县实验传统维度的反思

     平教会的平民教育工作是在中西方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审视其工作，并非像之前主流认识所认为的那般“西化”。从本文对其教育目标、精神动力和教育方式的研究来看，其反而自觉地对中西文化问题有一反思，并大量使用了中国传统的文化资源。不过，从平教会对传统文化的具体使用来看，并不持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而更多地是根据具体情况对传统文化作了创造性转化，就像他们自己所言是本着创造的精神而向中国固有文化去寻出路，而非因袭守旧。所谓创造性转化，林毓生给出的理解是：“把一些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经过创造地转化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变成有利于变迁的种子，同时在变迁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的认同。”这相当符合平教会在定县实验中所作的工作。

     平教会在使用传统文化资源时，相当自觉地对其作了现代改造。在讲到对体现国族精神材料的筛选使用时，平教会特别强调要“按照现代的需要，对伟大人物不朽的品质，作出新的解释”。比如，缇萦救父中宣传男女平等思想，晏婴、班超、田横等故事突出现代意义上的为国家奉献牺牲的精神。在讨论中国诸多传统道德价值及人格修养的合理性时，陈筑山特别注意在方法论上与现代科学相结合，从心理学和进化论的角度作了论证；就修齐治平而言，平教会对家、国和天下的理解已截然不同于传统儒者，他们希望自身以及教育对象——农民实现的是基于新的家—国—世界的社会结构中的修齐治平，并且赋予了家、国和世界这三者之间关系以新的意义。

     平教会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有其特殊的历史性原因，当然也有一般性的经验以供当下参考。传统文化在平教会所处的历史时代具有某种意识形态上的特殊意义。查特吉曾描述东方民族主义的特征，这种东方民族主义与西方自由主义式的民族主义相对，是在西方化的语境下判断出了本民族的落后，继而从文化上用西方文化重新武装本民族，但这种过程存在着矛盾，因为它对模仿的对象既模仿又敌对。东方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的处境极为相似，而传统文化恰好可以充当敌对西方文化的工具。列文森便注意到1930年代中国这一历史和文化共同体遭遇危机时，儒家文化重又成为调动民族主义感情的重要工具，在其看来，统合传统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之所以是儒教，并非因为孔子揭示了真理，而只是因为孔子是中国人。　　

     除了意识形态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传统文化在社会生活中延续的连续性，以及这些文化形式对现代社会仍存有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平教会对传统文化的亲和并非是民国时期的个案，甚至在主张全盘西化的知识分子中仍能明显地找到传统的影子。在新文化运动中致力于宣传启蒙的知识分子虽然要求用个体主义式的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但其出发点仍然是集体主义式的文化传统，是士大夫修齐治平之道的无意识体现。不仅是知识分子，即便当下在普通人中，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仍能得以延续。

     尽管传统文化易于延续，但并非一成不变，而且并非均值得继续实践。所谓创造性转化，最重要的就是使那些有利于现代化的要素经由改造保留下来。在平教会的理解中，社会性与公共性是现代人极为重要的基本素质，而彼时的中国人显然并不具备，但这种基本素质蕴藏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孝、仁爱、信义等道德价值之中，因而只要将其与现代精神结合起来，便能够使传统文化成为现代性的一部分。这种基于中国固有文化的发展，或许是中国农村乃至整体走入现代化最为合理的方式。对于当下的乡村振兴而言，平教会定县实验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与方式仍然值得借鉴。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既不能将其与农村现代化对立起来，也不能一味迷信，而是应该尊重传统，做到“旧中有新，有历史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如此才能在新时代创造中国文化，成就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为人类文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作出新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