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帆 | “复线历史”的书写可能——从清季历史教科书谈起

    李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如何书写好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是历史学家始终在思考和实践的大问题。中国具有悠久而独特的史学传统，尤其历朝历代皆有修纂正史的传统，使得王朝国家的传承历史从未中断过。清季，随着时代转型、教育变革和“新史学”的崛起，历史教科书成为历史撰述的新样态，在叙述整个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和清代本朝史方面，成为当时国史编撰的代表。在历史观念上，清季历史教科书大体遵循来自西方的线性历史叙事下的普遍主义历史观，以适应民族国家时代到来的新挑战，但也由此带来一系列问题甚至导致书写困境。讨论这方面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之道，不惟有利于历史地评价这些教科书的功过得失，而且于今日思考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些关键性大问题，也十分有益。

一、清季历史教科书的线性历史叙事

      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一书里，杜赞奇指出：“历史是非民族国家转入民族国家的主要模式；在东亚及世界各地，历史成为民族的生存形式，成为文明世界的一员有利于民族国家以历史主体的资格进行自卫。”若依此言，清季的历史教科书恐怕居功至伟，既然历史的重新书写，是由传统国家转入民族国家的重要途径，那么代表官方话语的历史教科书显然比一般历史读物更适合承担构建民族共同历史、为民族国家建设铺路的使命。清季开始出于民族国家立场书写王朝历史的教科书，就是实现杜赞奇对于“历史”所赋予之功能的绝佳文本。

      不过，这样的文本叙事往往有一个特点，即受线性历史观的制约，强调线性的、单向的因果递进关系、线性发展观和历史目的论。清季学堂章程要求历史课程需讲“由来”“变迁”“隆替”“沿革”“进境”等：“凡教历史者，注意在发明实事之关系，辨文化之由来”，所强调的都是线性发展或因果关系在历史课程和历史教育中的重要性；还规定讲授历史要使学生“省悟强弱兴亡之故，以振发国民之志气”，明显含有塑造“国民”的用意，接近于民族国家叙事的线性历史目的论。在章程规制下所编纂的历史教科书，自然也就体现出线性历史的特点。

      具体而言，清季教科书对于中国历史的表述，很多方面都符合书写民族国家历史的线性史观的要求，线性时间观、线性发展观、线性因果关系、线性历史目的论等都在其中有所表现。如线性时间观主要体现在历史分期上。从史学发展角度看，历史分期是西方普遍历史的产物，史家通过划分历史时段来认识历史进程，表达对历史的理解，书写民族国家的历史离不开历史分期。清季历史教科书的一个特点，就是大多都有明确的历史分期，将中国历史划分为若干个时段，用“上古”“中古”“近古”“近世”等词汇来表述。对于清代历史，有的教科书将其归入近古史或近世史，有的将其划入“最近代史”。至于具体划分历史时段的缘由，夏曾佑强调以每个时期的时代特点及衍化为基本依托，特别强调“世运”的变化，如言：“近古之世，可分为二期。五季、宋、元、明为退化之期，因此期中，教殖荒芜，风俗凌替，兵力、财力逐渐摧颓，渐有不能独立之象。……国朝二百六十一年为更化之期，此期前半，学问、政治集秦以来之大成；后半，世局人心，开秦以来所未有。此盖处秦人成局之已穷，而将转入他局者，故谓之更化期。”即是说，划分历史时期，是依据历史发展进程和不同时段的特点而定，注重的是时序演进中的发展与变化，与线性历史观的精神完全一致。

      通过历史分期表现历史演进，实际隐含着如何看待历史演进的史观问题。教科书编者热衷于将上古、中古、近古、近世这类在西方带有发展内涵的时段概念套用在中国历史上，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他们服膺其时最为流行的同时也是“新史学”所倡导的史学观念——进化史观。事实也的确如此，如汪荣宝在编写《本朝史讲义》时就主张：“历史之要义，在于钩稽人类之陈迹，以发见其进化之次第，务令首尾相贯，因果毕呈。晚近历史之得渐成为科学者，其道由此。”该书即为他贯彻自身主张之作。进化史观是世界范围内普遍主义历史书写的依凭之一，其在清季的风行，关联着中国民族主义的兴盛，其所建构的民族国家话语，讲求的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须仰赖于共同的历史，才能够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就此而言，清季历史教科书追求普遍性的历史书写，用普遍主义型塑中国史，实有构建民族共同历史，为民族国家建设铺路的意义。但这样一种追求线性历史目的论的历史，恐非历史的全部，甚至可能会掩盖或遮蔽了某些真实的历史。正是基于对此类历史的反思，杜赞奇才提出“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欲把历史从民族国家叙事的垄断中拯救出来，对策则是撰写“复线历史”。

二、民族国家叙事的困境

      所谓“复线历史”，并非一个十分严谨的概念，主要就是反“线性历史”之道而行之。依杜赞奇之言：“复线的历史不仅用多样性替代了单一体的衍化，而且否认历史是因果性、线性发展的，否认只有在因果的链条中才会前因产生后果。”其核心意图是发掘被民族国家叙事所掩盖的历史。杜赞奇的理论不见得完美，但对于研究清季的历史教科书，“复线历史”的概念和思路颇值得借鉴，至少可让我们思考书写中国历史是否有民族国家叙事之外的路径，或仅用欧式的民族国家理念研究中国史是否妥当？

      谈及民族国家（nation-state），首先涉及“民族”与“国家”的关系问题。一般来说，民族更多地是以语言、地域、经济生活、传统文化、心理素质等为特征的，国家虽有领土、人民等要素，但核心是统治权，更多地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在中文里，“民族”与“国家”是两个不同的词汇，但英语的nation一词，同时包含有“民族”与“国家”两个含义，而且更强调政治特点。nation一词的这种包容性，已显示出“民族”与“国家”具有共生特点。在历史实际中，这种共生特点于近代欧洲体现得最为明显，即民族与国家混一的现象主要产生于近代欧洲，单一民族构成的国家相对集中于此。在这样的情形下，“一民族一国家”的观念出现了，进而将民族与国家的重合视为理想化的共同体。当然，此一语境下的“民族国家”，很多时候已是指“主权国家”了。此种民族国家理念在晚清进入中国，使得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民族国家时代已然到来，需迎接新的时代变局的挑战。

      考察清季历史教科书对本朝历史的记述，便会发现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在符合朝廷意旨和顺应时代需求间努力寻求平衡，就是于记述王朝国家历史的同时，又需适应民族国家时代到来的历史新局。这样，教科书在起步之际便具有双重特征。在中国史学著述中，清季历史教科书可谓最早开始从民族国家立场来书写王朝历史的作品，具有里程碑意义。但由于两种国家认同之间存在一定张力，教科书编纂随之产生两种导向并存的问题。此一情形的出现，已表明民族国家叙事在中国历史书写中具有某种为难处，这在两个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

      一是国家观念及认同的差异问题。清季是由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过渡的时代，认同问题是这一时代的关键问题。基于王朝国家和民族国家认同的某些区别及教科书编者的各自认知，同样面对清朝历史，本国史和外国史教科书的叙述角度与导向具有明显歧异。尤其是在表述晚清丧权辱国的历史时，本国史教科书将清朝藩属国逐步沦为列强殖民地的史实视为清王朝的“国耻”和皇权的“丧失”；外国史教科书则采取不同视角，并未区分清朝藩属国与其他国家的区别，统一皆用“亡国”表述，以此警醒国人。前者显系对待宗藩朝贡体系下藩属国的态度，是传统“天下中国观”的反映；后者的观念支撑乃为民族国家或主权国家理念。面对同样的历史史实，书写上的不协调，实际体现了双重认同的某种困境。

      二是“大一统”传统和民族国家的关系问题。与一些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从王朝国家走向民族国家的过程是连续的，并未出现断裂，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大一统”传统的存在。清季历史教科书在书写本朝历史时，以中国固有的“大一统”理念作为可依托的资源，塑造出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丰富历史形象。这样的历史书写，对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进大潮中民众国家认同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不过其亦有不顺畅之时，矛盾纠结仍在，如关于“中国”的表述即存在“大一统”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理顺问题。对于依主权原则建立的民族国家而言，国家界限是分明的；但在“大一统”体系下，“中国”是一个颇为复杂的概念。在地理上，基于近代国家主权观念的“领土空间”和基于传统观念的“疆域空间”是表述“中国”的两个层面，中国古人讲“守在四夷”，实际意味着将军事防线置于四方的藩属国，尽管藩属国与宗主国之间也有边界线，但和主权国家之间的边界线不属同一层次的概念。就此而言，“大一统”体系下“中国”与外国的分野，是一个需要细加分梳的问题，以条约体系下的国别概念简单对应是不妥的，尤其是在考虑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所处的不同语境时。教科书叙述这方面史实时的不顺畅，实际仍是王朝国家与民族国家认同之间的纠结所造成的。　　　

      可以说，清季历史教科书以民族国家话语表述中国历史尤其是本朝历史，理念上符合书写民族国家历史的普遍主义线性史观的要求，但书写实践中的凿枘，却反映出仅用该话语概括中国历史存在着不少缺陷。

三、“帝国”话语的误用和

“复线历史”的书写思考

      清季历史教科书的双重认同困境和“大一统”书写的纠结，既揭示出仅以民族国家话语总结中国历史所导致的问题，又提示后人书写中国历史应该有民族国家叙事之外的路径，存在“复线历史”的书写可能。在这方面，当时教科书对于“帝国”话语的误用，也提供了一个可进一步思考的佐证。

      清季历史教科书在描述清王朝时，常用“本朝”“国朝”等词汇，有的也用“大清帝国”一词。用“帝国”称呼中国，大约是14世纪以来欧洲人的说法，明清来华传教士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在传教士笔下，明清两朝均为“中华帝国”。所谓“中华帝国”，固然是由于中国为帝制国家，但更主要的还是出于西方人对“帝国”的固有认知，从而形成一种他者认同。鸦片战争起侵华的西方列强，虽仍继续视清朝为“帝国”，但身处民族国家时代，具有民族国家形态的英、法等国，在与清朝签订各项条约时，从自身角度和利益出发，是将清朝作为一个条约体系下的政治实体看待的，这种条约体系下的政治实体即西人认知中的民族国家，因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以来，只有民族国家或曰主权国家间签订的条约才有国际法承认的效力。就此而言，视“大清帝国”为民族国家，是一种政治上的“误读”甚至是有意的“误读”。有趣的是，此一“误读”下的他者认同又逐渐转化为清季读书人的自我认同，有些教科书编者就按照民族国家的形象来塑造“大清帝国”，认为大清帝国“必将销融满、汉、蒙、回、藏之畛域，施以同一之政治而进以同一之文化，乃真跃然为东亚伟大之立宪帝国矣”。所谓“立宪帝国”，无非是英国、日本等近代君主立宪制民族国家树立的榜样而已，和明清传教士依据欧洲古典帝国形态描摹的“中华帝国”已有本质之别。

      实际从根源上讲，来自传教士的对“中华帝国”“大清帝国”的认知，本身即为文化误读的产物，以“大一统”著称的帝制中国与西方的帝国差异甚大，不可同日而语。西方帝国尤其是中世纪时的帝国，并非大一统的政治单位，内部有着多种多样的政治格局和相异的民族、文化认同，帝国更像一个松散的政治、军事联合体；再则自古以来西方多国共存，帝国外还有其他国家，而古代中国以“天朝”自居，在主观上并不认可有能与“天朝”并列或平等的世界多国的存在。正由于西方的帝国是一个松散的政治、军事联合体，故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兴起后，出现一个大帝国的版图之内产生诸多民族国家认同的现象，欧洲的不少民族国家就是这样自帝国中分离独立出来的。至于殖民主义兴起后缘于侵略扩张的近代帝国，是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的产物，自然和欧洲的古典帝国有本质之别。相比而言，处在从天下、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过渡状态的“大一统”的“大清帝国”，无论是其古典形态还是近代形态皆与西方差异甚大，此“帝国”并非彼帝国，也未出现民族国家自此“帝国”中分离独立出来的现象。进而言之，若以西方视角看中国，欧洲中世纪帝国向近代民族国家过渡的历史，自然是最能作为“大清帝国”历史衍化的参照，但清朝历史发展的实际，却令得这种欧洲参照系所奠定的标准模式有些失效，甚至使人怀疑仅用欧式的民族国家模式研究清朝国家历史的近代演变是否妥当。

      回头再看杜赞奇的主张，其本来意图是通过揭示权力如何利用和塑造历史，来打破历史叙述中民族国家的大写历史独大的状态，以拯救在其宰制之下被湮没的“小历史”。但从清季历史教科书的编纂实践来看，借用杜赞奇的思路，却可引发更多层面的思考。历史教科书不同于普通文本，某种程度上体现的是国家和政权意志，非需拯救的“小历史”，而是一种“大历史”。在这个意义上，就不是“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的问题，而是要以全新的思路来丰富中国的“大历史”问题。作为官方话语的表现形式，清季历史教科书所叙述的清代历史，大体是以普遍历史模式下的线性历史观来书写的，甚至开启了中国史学的一个新传统，但由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性，导致书写实践中多有矛盾纠结和进退失据之时。至于将由“帝国”走向民族国家的欧式历史进程，机械地搬到中国历史书写中，亦属凿枘之举。如此情形，自然使人思考书写中国历史特别是古代向近代转型的历史，恐需从经典的以欧式民族国家话语为准绳的线性历史观中走出来，只有超越这一单线历史模式，方能写出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史著来。这恰恰表明中国历史书写具有另一种可能——走“复线历史”之路。

      这里所借用的“复线历史”一词，已离开杜赞奇的原意。杜赞奇之主张是以“复线历史”的多样性“替代单一体的衍化”，从而发掘被民族国家叙事所掩盖的历史，同时也否认历史是“因果性、线性发展的”。强调多样性、发掘一般意义上的被民族国家叙事所掩盖的历史为笔者所赞同，但笔者不赞成完全否认历史的因果性，对于线性发展亦有自身的理解，即认为以欧式民族国家话语为准绳的线性历史观有其意义所在，但需限定其使用范围，不能简单视其为普遍主义历史书写的圭臬。至少在书写中国历史时，要特别注意基于欧式民族国家认同的普遍主义历史书写和中国传统国家观念之间是存在龃龉的，产生于欧洲的民族国家，无论是在理念还是建构层面，多主张和实行单一民族建国模式，与中国的天下、王朝国家传统和“大一统”观不相协调。揆诸中国历史特别是清代历史实际，可知处在从古代向近代转型时期的清王朝是中央集权下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既非帝国，亦非单一民族国家。欧式帝国和民族国家模式以及从帝国发展到民族国家的所谓普遍规律，皆对解释中国历史特别是古代向近代转型的历史有所失效，此种情形下，倡导“复线历史”，建构中国式的从天下、王朝国家走向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线索和路径，当然是非常必要的。

      总之，百年前的清季历史教科书编者已在近代理念下开启国史书写之新局，但囿于欧式民族国家模式和普遍主义历史框架，书写效果不甚理想。这一情形启示我们后来者：身处民族国家时代如何写好王朝国家转型的历史，不止一条路径可供选择，“复线历史”的思路有其可取之处。这样的思考，是欲走出固有研究模式的樊篱，或许不仅对于历史教科书编纂有意义，也能为解决中国历史书写中的一些普遍性问题提供参考。实际上，在中国历史撰述中还存在不少类似问题，需再思三思之处颇多，这里仅是提供了一个方面的新思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