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毓庆 赵初阳 | 清人《论语》笔记对前代的传承与超越

   刘毓庆，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作者简介

                                 

    赵初阳，山西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

      《论语》研究一般包括两种文体形式：一为传统《论语》注疏，内容以经文训诂与义理阐释为主；二为笔记中散见的有关《论语》研究的文献资料，其内容涉及《论语》的成书、流传、训诂、考据、校勘等方方面面，且较多关注《论语》研究中的焦点和难点问题。在以往诸多有关《论语》及《论语》学史的研究中，言注本者甚繁，但对《论语》笔记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因为整理《论语》笔记资料是一项繁重的工作，需要从成百上千种笔记中搜集，所耗时日可想而知，因此使得这些笔记材料一直为人所忽视，没有得到全面的发掘与研究。清人《论语》笔记虽非《论语》专著，却有关于《论语》不同凡响的思考，比之专门的《论语》注本在许多方面更具学术的敏锐性和穿透力，它们往往能在普遍认为没有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可以很好地补充注本所存在的疏漏。本文将清人《论语》笔记对前代《论语》研究成果的传承与超越作为主要论题，以期把握清人《论语》笔记与传统《论语》研究之间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一、清人《论语》笔记的文体属性

      清代是《论语》笔记集大成的时代，如果说前代笔记在写作上还保留有“意之所之，随即纪录，因其后先，无复诠次”的特点，那么清代学者已不再将笔记等同于残丛小语式的故事集，而是将其视作一种考辨性的学术著作。而要考述清人《论语》笔记对前代的传承与超越，须首先厘清清人对笔记文体考辨属性的认识，这一认识不仅表现在《四库全书总目》这一官修解题书目中，也表现在清人学术笔记撰写实践的方方面面。

      清时，纪昀等四库馆臣为《四库全书》编纂了一部解题书目，即《四库全书总目》，其中子部杂家下设有“杂考”之属，将无法按内容界划分类的笔记全部收入其中，并于其后附按语，说明笔记的发展源流及文体属性：“考证经义之书，始于《白虎通义》。蔡邕《独断》之类，皆沿其支流。至唐而《资暇集》《刊误》之类为数渐繁。至宋而《容斋随笔》之类动成巨帙。其说大抵兼论经、史、子、集，不可限以一类，是真出于议官之杂家也。今汇而编之，命曰杂考。”其指出笔记始于汉代，班固《白虎通义》与蔡邕《独断》即以分题设议的形式解释自然与社会中的种种现象，实已初具考据笔记的雏形。至于唐宋，笔记开始专注于古籍文献的考据、辩证工作，如李匡乂《资暇集》与李涪《刊误》二书以经史名物制度考据为主，或纠正俗说之谬，或追溯事物之起源，洪迈《容斋随笔》则凡经史百家、宋代典制、医卜星算、文学艺术及人物评价均多有涉及。而在清代以前，考据笔记并无明确的目录隶属，《白虎通义》属于《隋书·经籍志·经部》“论语类”，《古今注》属于《隋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类”，《资暇集》与《刊误》则收录在《新唐书·艺文志·子部》“小说家”之属。四库馆臣将上述笔记均收入子部杂家“杂考”之属，强调“杂考”目录下收纳的笔记“虽似杂文，而实皆考证之体”，使得清代笔记呈现出专门化的学术风貌，并通过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指出清以前笔记已表现出一题数说而不主一家的杂考属性。

      此外，清人以笔记为文体进行《论语》研究时，并未简单地将笔记视作平日的读书随笔，而是视之为带有强烈考辨意识撰著而成的学术著作，这种考辨意识来源于清代的实证学风。有清一代特别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大兴，学者力排纯主观的空疏学风，开拓出实证性的考据学风，故而清代学者在撰写读书笔记之序言时必然会强调笔记在音韵训诂与名物考据等方面的理论建树。前者如王引之《经义述闻序》引王念孙说：“诂训之指，存乎声音。字之声同声近者，经传往往假借。学者以声求义，破其假借之字而读以本字，则涣然冰释；如其假借之字而强为之解，则诘鞫为病矣。”凌扬藻《蠡勺编》也说：“凡六经古今文，不可偏执，古文多假借，今文多正字。又往往古文得其真，今文或以形声致误。故必合考之，方两通也。”以上二者把古音韵学的知识运用于文字训诂当中，打破前人即形求义的训诂框架，提出因声求义、就假借字以求本字的训诂方法。后者如阎若璩《潜邱札记》说：“古人之事，应无不可考者。纵无正文，亦隐在书缝中，要须细心人一搜出耳。”冯一梅序《群书札记》也说：“凡子史百家、稗官小说及汉晋唐宋以来名人文集，苟有一字之疑、一言之误，皆未尝轻而略之，必为之疏通证明，以羽翼夫经传也。”以上二者则突出强调考据学为清人专家之业，具有稽诸经传、根诸注疏、讨论源流、参证得失的学术特征。由此可见，清代承学之士将笔记视为严肃、规范的考证著作，并以笔记为依托归纳出有关训诂、考据理论的精粹见解。

      清人笔记所表现出的考辨属性，使其成为与清代实证话语体系相适配的一种读书治学的专业工具。而作为清人笔记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清人《论语》笔记即在对前代《论语》研究传承与发展的基础上展开对《论语》释读方法及解经思想的讨论。

二、清人《论语》笔记对历代

《论语》注本的传承

      《四库全书总目》指出，“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但“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进一步强调：“夫汉儒以训诂专门，宋儒以义理相尚。”可见，“汉学”与“宋学”这两个概念是清人提出来的，二者之间的争论也是清代学术思想史上至关重要的问题。清代学者治《论语》笔记大体上就是对汉学与宋学两种释读方法的延续及发展。

（一）对汉学《论语》注疏传统的继承

      关于汉学，《四库全书总目》提出：“其初专门授受，递禀师承，非惟诂训相传，莫敢同异，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闻，其学笃实谨严，及其弊也拘。”这里主要说的是汉人治经多从经文文本入手，通过对语言文字的训诂与名物制度的考证，来探求原典之本义，并严守师承与家传。其优长在于不逞臆说，宗尚质朴，言必有据，事必有本；其不足则在于脱离政治现实，个别经师在考据制度、训诂文字时陷于烦琐支离的泥淖。清人《论语》笔记对汉学的继承，即是延续汉代经师、儒生的治学精神与方法，重视证据的罗列而少理论发挥，以文字、音韵、训诂为基础，对《论语》文本进行注释、考据、校订等工作，表现出复古尊汉的学术宗旨。

      惠栋笃信汉儒师法与家法，他在《九经古义·原序》中即指出：“汉人通经有家法，故有五经师。训诂之学，皆师所口授，其后乃著竹帛。所以汉经师之说，立于学官，与经并行。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可见，惠栋治学主张尊崇汉代经说，以汉儒为宗，以昌明汉学为己任，强调经学研究中尊重师承与知识传统的重要性。他在校释《论语》时也表现出以文字、音韵、训诂为学问根柢的学术特点。如其校订《述而》“古之贤人也”一条时说：“古本作‘贤仁’，故郑注云：‘孔子以伯夷、叔齐为贤且仁。’徐彦云：‘古之贤仁也，言古之贤士且有仁行。’若作‘仁’字，如此解之。若作‘人’字，不劳解也。”惠氏在此征引郑玄、徐彦等古注校正“贤人”为“贤仁”，正是对《论语》文本做正本清源、去伪存真的工作。

      陈鳣《简庄疏记》在解释《八佾》“季氏旅于泰山”一条时，表明尊汉求古的学术旨趣需要广博的见闻和深厚的积累：“《汉书述赞》曰：‘大夫胪岱，侯伯僭畤。’郑氏曰：‘胪岱，季氏旅于泰山是也。’师古曰：‘旅，陈也；胪，亦陈也。胪旅声相近，其义一耳。’《释诂》云：‘旅，陈也。’‘胪，叙也。’《禹贡》云‘蔡、蒙旅平’，《释文》韦昭音‘卢’……《士冠礼》云‘旅’，古注‘旅作胪’。是‘旅’‘胪’通用，故‘卢弓’亦作‘旅弓’也。”陈氏参酌《尚书》《仪礼》《汉书》等周秦古书及其传注，推断“旅”“胪”二字通用，其解能够引申触类，简而不芜，汇集各家之言，为古籍整理者提供了颇具价值的参考。

（二）对宋学《论语》注释传统的延续

      关于清人对宋学的认识，《四库全书总目》有曰：“洛闽继起，道学大昌，摆落汉唐，独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务别是非，及其弊也悍。”这里主要是说理学兴起以后，旧的经解系统解构，宋人治经从经文义理入手，通过发表释经者个人的思想见解，以期达到通经明道的目的，疑古、疑经、改经、诠经的学术风气盛行。其优长在于精微博大，其不足则在脱节于训诂考据之外，难免会陷入空疏浮虚的误区。清人《论语》笔记对宋学的继承，即是偏重义理发挥的阐述路径，寻绎经义，探求学理，并从经世致用与践履笃行的角度对元明两代的空疏学风加以反思。

      顾炎武《日知录》在讨论《公冶长》“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一条时，即从明代亡国的高度批判崇尚玄虚、摒弃实学的危害：“五胡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顾氏通过文献与史实的观照，从安邦兴国的高度提出了日用事功的重要性，开启了清代排斥玄谈以求实学、参验闻见以求实证的学术新风气。

       李塨《瘳忘编》在解读《学而》“学而时习之”章时，在崇尚实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践行的必要性：“读全部《论语》，不为读《论语》，但实行‘学而时习’一句，即为读《论语》……譬之师教弟子曰‘尔南行’，弟子不学其说而即南行，师未必不喜也。兀坐不动，而亦学之曰‘尔南行’，师未必喜也。夫精神有几，诵读多一分，即躬行少一分，况书之为物，易溺而无穷，将至终身无可行之日乎？宋明学者，按定书案，守定书帙，低头折腰，养如妇人女子，不惟学问经济俱无，将自己精神力量亦并无之。一夫跳踉，天下束手，此可为长啼也。”李氏指出，宋学关于“天理心性”“本体流行”“静坐冥想”的讨论实为无补于国家社稷的空疏之学。故而说离却事物无学问，在事物上求学问，则非“时习”不可。这里所谓的“习”，绝非指温习书本，而是指客观考察与实地躬行。

      由此可见，清人《论语》笔记在继承宋学义理诠释方法的同时已开始有意识地从黜去浮夸之气、培养崇实之心、注重日用躬行等方面对其进行反思，并基于清代的政治社会现状不断开拓《论语》的文本意义。

      据此，从释读方法来看，清人《论语》笔记相比于前代《论语》研究来说可谓复多变少。其“复”在于对汉学与宋学两种阐释路径的传承，前者从古书中寻找疑难问题进行考据与训诂，对汉学的研究手段与领域进行了充分的开发；后者以《论语》文本为根柢，结合历史与时政，通过义理阐释发表作者个人的思想见解。其“变”则表现在学术思想的与时俱进上，即由清初经世致用思潮，转向尊古崇汉的考据实证学风，以纠正宋明以来《论语》诠释抽象化的偏失，并逐渐表现出超越汉宋的发展趋势。

三、清人《论语》笔记对

前代《论语》注本的超越

      如果说清人《论语》笔记的释读方法继承和延续了汉、宋以训诂与义理为主的两大解经传统,那么清人《论语》笔记的解经思想则可谓是对前代《论语》注本研究成果的发展与超越。

（一）灵活自由的条辨形式

       清代以前，学者对《论语》的疏解体例主要以注、说、集解、义疏、集注、注疏为主，由于注释体例的要求，《论语》注本需要把每句话都解释清楚，因此不管对经文的句、章、篇、事有无新见，都需要讲说一番，使得后世学者往往积经年累月之功而难通一经。基于这一情况，清人《论语》笔记的疏解体例发生了重大变化，作者往往采用条辨的方式解读《论语》，具体来说就是于篇首举《论语》篇题与原文，其后引用注疏中的解释与读音，文末附有作者的解读与释义。以俞樾《群经平议》解释《八佾》“管氏有三归”一条为例：

      包曰：“三归，娶三姓女。妇人谓嫁曰归。”《正义》曰：“礼，大夫虽有妾媵，嫡妻惟娶一姓。今管仲娶三姓之女，故曰有三归。”

      樾谨按：就妇人言之谓之归，自管仲言之当谓之娶，乃诸书多言“三归”，无言“三娶”者，且如其说，亦是不知礼之事，而非不俭之事，则其说非也。朱注据《说苑》“管仲筑三归之台，以自伤于民”，故以“三归”为台名。然管仲筑台之事，不见于他书。《战国策·周策》曰：“宋君夺民时以为台，而民非之，无忠臣以掩盖之也。子罕释相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非，自伤于民也。”《说苑》所谓“自伤于民”者，疑即本此，涉上文子罕事而误为筑台耳。古事若此者往往有之，未足据也。然则“三归”当作何解？《韩非子·外储说》篇曰：“管仲相齐，曰：‘臣贵矣，然而臣贫。’桓公曰：‘使子有三归之家。’”一曰：“管仲父出，朱盖青衣，置鼓而归，庭有陈鼎，家有三归。”《韩非子》先秦古书，足可依据。先云“置鼓而归”，后云“家有三归”，是所谓归者，即以管仲言，谓管仲自朝而归其家有三处也。家有三处，则钟鼓帷帐不移而具从可知矣，故足见其奢……《晏子春秋·杂》篇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劳齐国，身老，赏之以三归，泽及子孙。”是又以“三归”为桓公所赐……合诸书参之，“三归”之义可见。下云“官事不摄”，亦即承此而言。管仲家有三处，一处有一处之官，不相兼摄，是谓“官事不摄”。但谓“家臣”“具官”，犹未见其奢矣。

      俞樾笔记以问题意识为导向，首先就包咸、朱熹等人以“三归”为娶三姓女、为台名的说法提出质疑，并以“归”字本义为女子出嫁、《战国策》筑台一事指的是宋人子罕两处证据，说明包、朱二人注解不合理之处；既而征引《韩非子》与《晏子春秋》二书，提出书中所谓“使子有三归之家”“置鼓而归”“家有三归”“赏之以三归”，都是在说管仲有三处府宅；最后结合上下文，指出管子有三归之家，三处各有家臣，不能一人兼管，正与下文“官事不摄”相呼应，核定“管氏有三归”就是管仲有三处家室的意思。

      再如，于鬯《香草校书》解释《学而》“因不失其亲”曰：

      鬯案：“因”当读为“恩”，“恩”谐“因”声，故可借“因”为“恩”。《仪礼·丧服》传“因母”，即“恩母”也，《庄子·人间世》篇“因案人之所感”，谓“恩则人之所感”也，并其证矣。“恩不失其亲”者，言施恩不失其所亲也……何解引孔注训“因”为“亲”，或据《南史》王元规说及张说之碑读“因”为“姻”，于义固无大谬，而要未密贴，且解“宗”为宗敬，必不然矣。

      于鬯首先从全章句法结构出发，指出前人训“因”为“亲”、训“因”为“姻”的做法不能说存在错误，只是结合上文“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来看，没有形成结构上的递进关系。故而于氏借助因声求义的办法破除经文中的通假现象，并征引《仪礼》《庄子》等文献资料，指出“恩”“因”为双声关系，“因不失其亲”就是“恩不失其亲”。从全章主旨来看，有子在这里有意强调行为当以礼义为原则的问题，就是说诚信只有在不违背道义的前提下才可以兑现，恭敬行为只有在不违背礼的前提下才能远离耻辱，惠爱他人只有在不疏离亲属关系的前提下才值得取法。

      从上文俞樾与于鬯等清代学者对《论语》的解读中可以看出，相比于传统注本而言，笔记不必对《论语》作逐字逐句的疏解，而是抓住问题有感而发、有思而发，严加裁别，深入析论，有话则长,无话则短，往往能在普遍认为没有问题的地方发现问题，比之专门的《论语》注本在许多方面更具学术的敏锐性和穿透力。

（二）实事求是的解经原则

      清中期以来《论语》笔记的超越性还表现在不滞旧注、实事求是的解经原则上。传统注本非常重视家传与师说，注释者或异口同声仿佛一家之言，或只作没有新义的敷衍发挥，导致雷同之见一再出现。清代《论语》笔记的作者对当时盲从汉宋的学风多有不满，故而摒弃门户之见，毕取汉唐古说与宋儒义理，并在对前人注解取舍从违的选择中突破以往各学派之不足，展现出论识高远的学术眼界。

      徐灏《通介堂经说》实事求是地评述汉宋各家的研究成果，并对诸家注疏提出质疑，阐明自己的独到论点。如论《八佾》“绘事后素”一条时，首先指出郑玄、朱熹于经义均有所未安，既而提出自己的新见：

      郑注曰：“凡绘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以成其文，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之。”灏案：绘事设色，本无一定，从未闻先布众色然后以素分布其间者，不知郑所指为画何物而如此设色也，其说殊未确。朱注云：“后素，后于素也。谓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盖本《考工记》“绘画之事后素工”。然亦未闻绘画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者，其说仍未安也。今案：“素以为绚”，其义相反，故子夏疑之而举以为问。“绘事后素”者，谓设色既毕，以粉素施于其背，即画家背面传粉之法也。《考工记》所谓“绘画之事后素工”，正是此义，唐宋以来相传背面传粉之法，盖古法也。“绘事后素”，则正面之色倍显，故曰“素以为绚”矣……

      关于“绘事后素”，郑玄以为先绘五彩后勾勒素色，朱熹则认为是先以粉地为质而后施五采，本质上都是比喻人先有美质，后有礼仪修饰，前人对此句虽有异解，然未出二人窠臼。徐氏对前人注解提出质疑，并提出自己的新见，以“绘事后素”为“背面传粉”之画技，就是说作画时，在绢的背面涂上一层铅粉，以此来衬托正面的画迹，可使之更加鲜明、清晰，正是比喻人有礼则其行事愈明，与“质”“礼”二者孰先孰后并无关系。

      徐时栋《烟屿楼读书志》治学同样不傍汉，不徇宋，习考证而兼通程朱之学。如论《学而》“无友不如己者”：

      “无友不如己者”，此“不如”当作“不似”解，弗作“不及”解。《吕览》载：“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与处，累我者也；与我齐者，吾不与处，无益我者也。’惟贤者必与贤于己者处。”正与常解《论语》相合。而愚谓此必非周公之言也。夫当周公之时，非但无贤于公者，抑岂有齐公者乎？然则公将离群索居而已矣，吐哺握发以下士何为者也？况乎圣人与人为善，惟恐人之不亲我也，苟亲我，岂有畏累而远避之之意？又况我欲择贤我者而与处也，而贤我者又将以我为不如彼而惧累而远我矣，我将若之何？我恐不如我者之累我而不与处也，而不如我者将终不得一见贤己之人而终其身不得与斯道矣，彼将若之何？故曰此必非圣人之言也。惟作“不似”解，则道不同不相为谋耳，非拒人也。管仲论鲍叔牙，谓“视不己若者，不比于人”；论隰朋，“上志而下求，丑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以是定二人优劣。若周孔拒不若己者，则是与鲍叔比肩，度不及隰朋，而智出管仲下矣。

      关于“无友不如己者”一句，皇侃、朱熹将“不如”理解为不及、不胜的意思，前人往往延续此说而未曾生疑。徐氏首先从文字训诂的角度订正经义，指出“不如”应理解为不像、不似的意思；既而征引《吕氏春秋》，以周公、管仲等先贤之言，说明圣人与人为善，谦虚处世，不会瞧不起比不上自己的人，以“道不同不相为谋”来说明孔子在此强调君子与志同道合之人为友、砥砺上进的要义。

      由上，清人笔记在解读《论语》时已突破汉、宋门户之局限，对汉学、宋学都作出了较为公允的评价，并以考据为方法，以求得经义为最终目的，从不同角度和侧面反复申明文章义理，弥补了宋儒在考据上的疏漏以及汉儒在读经解意方面的偏差，表现出纵横捭阖的气势和缜密透彻的力量。

（三）会通博洽的学术视野

      除上述两点外，清人《论语》笔记不仅讲究贯通群书，追求经学与诸子学、史学、金石的融会，而且将制度考订、音韵训诂、校勘辑佚等研究手段熟练地加以综合运用，使得《论语》诠释的领域和规模进一步扩大，由专精之学汇为贯通之学。

      俞正燮在《癸巳类稿》中考辨《卫灵公》之“放郑声”，即从训诂出发，通过援引群经以会通经义：

      《论语》云“放郑声”，又云“恶郑声之乱雅乐也”，《乐记》谓“郑音好滥淫志，卫音促速烦志”，此或得传古音如此，孔子不言“放卫声”，则郑非指郑国……今按：郑对雅言之。雅，正也。鄭，从奠，下也，定也，重也。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春秋昭二十年传》所谓“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以相成。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君子听之，以平其心”。《昭元年传》医和言：“先王乐有五节，迟速本末以相及，中声以降，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手淫声，慆堙心耳，乃忘和平。”今其声郑，则奠定专一，沈下滞重。《乐记》所谓“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滥，溺而不止”，乃不变，不成，不济，五降后之淫声，狄成涤滥，而民淫乱，正奠下之谓。“鄭”从“奠”声，“奠”亦义也。郑重乃主定慎重之义，申之则谓郑重为频烦之意也。

      俞氏一方面从“郑”字字形入手，指出“鄭”字从“奠”，“奠”有滞重义，故郑声指节奏快而紊乱的音乐；另一方面核准《左传》《礼记》诸书，认为这类音乐虽为时俗所好，却容易使人精神烦乱，失去宁静平和的心态，故不利于道德教化。

      刘宝楠在《愈愚录》中考辨《乡党》“侍食于君，君祭，先饭”，亦征引礼书与前人注疏，以厘正《论语》一书所涉及的先秦礼制：

      侍食有二，《玉藻》曰“若有尝羞者，则俟君之食，然后食，饭饮而俟”，此侍食非君所客，君不命臣祭，故不言君祭，有膳宰尝羞，故不言先饭，邢疏“赐之食则不祭”是也；又曰“命祭，然后祭。先饭，遍尝羞，饮而俟”，此以客礼予臣，君祭之后，先饭之前，有君命臣祭，臣承命而祭之事，邢疏“君命臣祭，臣亦祭”是也。然君命臣祭，臣承命祭，以客礼自予也；君命臣祭，臣不祭，委君命也。夫子于君祭时，不待君有命，亟自先饭，既不敢承君命，又不敢委君命，阳托膳宰以示爱君之心，阴辞命祭以示不敢当客礼之意。事君尽礼之至也。

      刘氏征引《礼记》与邢昺《论语注疏》，详述“侍食”一事的两种情况。具体到《乡党》一篇中，国君以客礼待孔子，孔子“不待君有命，亟自先饭”的行为则表明不敢承受客礼之意，从中可见事君尽礼的委婉曲折。

      雷浚《睡余偶笔》校勘《公冶长》“愿车马，衣轻裘”，同样援引众书与《论语》互勘，以记其异同、正其是非：

      阮氏元《校勘记》曰：“唐石经‘轻’字旁注：‘车马衣裘。’见《管子·小匡》及《外传·齐语》。后人因《雍也》篇‘衣轻裘’加‘轻’字，误甚。”钱氏大昕《金石跋尾》曰：“石经‘轻’字，宋人误加。”考《北齐书·唐邕传》显祖解所服青鼠裘赐邕曰“朕意在车马衣裘，与卿共敝”，正用子路事。是古本无“轻”字。陆《释文》于“赤之适齐”节“衣，于既切”，而此“衣”字无音。浚案：此“衣”字无音，则陆意此“衣”字不读去声矣。《管子·小匡》“又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外传·齐语》“为游士八十人，奉之以车马衣裘”，是“车马衣裘”，当时自有此成语。邢疏“衣裘以轻者为美，言愿以己之车马衣裘与朋友共”，其文虽有“轻”字，而曰“衣裘”，曰“车马衣裘”，是邢意“衣”字亦不读去声也。邢昺，宋太平兴国时人。知经文误多“轻”字自宋始，“衣”字误读去声更在邢后。

      雷氏援引诸子、史学、金石材料以勘定《论语》文本的衍文之误，综合运用校勘与注释，使解经更具精确性。

      由此可见，虽说汉宋之争几乎贯穿了整个清代学术史，但从治经实践及思想高度而言，清中期以后的《论语》笔记在创作整体上表现出自由灵活、超越汉宋、会通古今的发展趋势，其文体创新、思想创新、视野创新均值得今人借鉴。

      《周易·系辞上》云：“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一代学术之发展，既要强调“通”，也就是继承前代学术精华与圣贤思想；又要强调“变”，也就是结合当下鲜明的时代特色不断开拓经典的文本意义。历代典籍注疏均有其鲜明的时代特色，从传承的角度来说，清人《论语》笔记延续了汉、宋二学的释读方法，或开发汉学研究的手段对《论语》文本进行考据与训诂，或通过义理阐释发表作者个人的思想见解，正是对前代优秀传统文化中最为深沉的精神核心的继承。从超越的角度来说，一者，清人采用问题导向型的条辨体方式解读《论语》一书存在的歧解与争议，相比于注本敷衍发挥的弊端而言，具有精粹练要、简而不空的优势；二者，清人打破治经门户，在遵循实事求是原则的前提下，对前人注解进行取舍从违的选择，且能从前人认为没有问题的地方发现疑问，进而从各种角度搜寻依据，故而能够超越前人成说，证成新说，相比于汉学烦琐支离与宋学虚妄空疏之流弊，具有论识高远、考述精当的优势；三者，清人开拓了考据学的研究范围，在考究经史原委的过程中融会史学、诸子、金石等诸多学科，将制度考订、音韵训诂、校勘辑佚等研究手段熟练地加以综合利用，相比于注本中单一的义理阐发或训诂考据而言，具有博洽贯通、精深邃密的优势。由此而言，清代《论语》笔记作为清代学者读书、治学的重要学术载体，在继承传统《论语》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创新与超越，为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可贵的独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