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论坛｜纽伦堡的回响：访中国人民大学周施廷老师

学术 2024-10-13 17:00 河北

“人大转载人文”公众号【青年论坛】栏目邀请人文学术界青年学者，发表新锐观点，分享治学经历，畅谈研究心得。本期特约嘉宾：中国人民大学周施廷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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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施廷，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中国德国史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国际文化书院副秘书长、中国世界中世纪史研究会理事。先后获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文学士学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为文艺复兴史、中世纪至近代早期德国史，曾在哈佛大学、海德堡大学、剑桥大学、慕尼黑大学和耶鲁大学担任访问学者。在《世界历史》《文艺研究》《世界宗教研究》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A&HCI)等刊物发表论文三十余篇，2015年出版著作《信仰与生活：16世纪德国纽伦堡的改革》，2024年出版著作《习俗与法规：德意志中世纪法律研究》。专著《信仰与生活：16世纪德国纽伦堡的改革》曾获第八届胡绳青年学术奖正式奖（2018年）和第三届日知世界史奖青年奖（2022年）。

问：周老师，您好！很高兴能够邀请到您做客“青年论坛”。请介绍一下近年来您的研究成果和如何展开德国中世纪至近代早期法治建设研究的？

——我从小对艺术学有浓厚的兴趣。德国的艺术和建筑在西方艺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尤其是16世纪德国绘画作品题材多样，关注现实。画中人物有手持权杖的皇帝，身穿盔甲的公爵，也有披着貂皮大衣的市民和翩翩起舞的农民……让人不禁对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背景产生了探究之心。我的第一本书就是关于16世纪德国纽伦堡的社会改革，在研究的过程中发现德国的帝国城市有着一套独特的治理体系：一方面城市在政治和军事上紧密依赖于德皇授予的特权（Privileg），另一方面，人们又会试图以“古之法”为依据来强调个人在司法和历史上享有的各项权利。帝国城市的独立性或自由发展与帝国的存在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帝国城市的市民是德皇最忠诚的追随者，这体现出德国政治体系的一个重大特点，那就是治理上的二元性。

图一、周施廷：《信仰与生活：16世纪德国纽伦堡的改革》。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治理上的二元性在纽伦堡表现的尤为充分。从中世纪开始，纽伦堡就是召开帝国议会（Reichstag）的所在地。著名的1356年黄金诏书（Goldene Bulle）便是在纽伦堡讨论和起草的。每任新选出的皇帝都需要在纽伦堡召开他的第一场帝国会议，召开会议的皇帝堡（Kaiserburg）位于纽伦堡城北端的一个小山坡上，距离市民的居所不过五分钟的步行路途。城堡下面是一排工匠的房屋，画家阿尔布莱希特·丢勒的房子也在其中。也就是说，频繁造访纽伦堡的德皇和市民的物理距离并不遥远。在纽伦堡的司法体系中，更是把皇帝的特许状视为最高和最具权威的法律文件。那么，对于以往普遍认为德国长时间分裂割据，中央权力薄弱、地方势力强大的学术观点就有必要重新进行思考。而这又涉及到一连串的问题，譬如德国人的法律意识是怎么形成的？中世纪的地方治理依循什么原则？迁徙到其他地区的德国人怎么维护自己的法律权利？弱势群体如妇女和未成年人的权利又是否能够得到保护?

图二、纽伦堡的皇帝堡（左）、城堡中展出的《黄金诏书》复制件（右）

今年，我出版了第二本专著《习俗与法规：德意志中世纪法律研究》。德国中世纪法律有三个特点，第一是法规的地方性。德意志法律形成是一个从习俗到法规再到成文法的过程。日耳曼部落拥有各自的传统习俗，王国时期的蛮族法典收录有各地区的习惯法规，作为加洛林帝国统治者的查理曼更是扩大了“宣誓效忠”这一行为的应用范围，将公开的宣誓仪式和传统的部落集会结合在一起，加强了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信任纽带。

第二是语言的多样性。中世纪德意志法律文献使用的语言为拉丁语和德语，早期的法令法典主要以拉丁语写成，在表达一些与部落习俗相关的内容时又会使用俗语，譬如“偿命金”一词，我统计了一下，蛮族法典中有关“偿命金”的变体，共计有16个。伴随着帝国城市的建立，德国的地方法律语言开始向俗语转化，譬如吕贝克人会使用低地德语来撰写城市法规，他们在迁徙到其他地方之后，也会把自己的语言带往外地，从而扩大了德语作为法律语言的使用范围。

第三点是文献的丰富性。进入13世纪之后，德国的部分法律文献开始使用图像辅助叙述。如我在海德堡大学第一次看到的《萨克森明镜》的抄本时。完全被这份中世纪法律文献的图像内容震惊到了。几乎每一款条文旁边都有图像辅助解释，图文的对应关系十分明确，人物的动作、服饰和物品也非常多样，图像提供了大量文字难以获知或确认的信息。从此，我开始收集《萨克森明镜》的不同抄本，尝试通过图像资料中的细节，更加准确地把握中世纪德国人的生活习俗和法律法规之间的联系。

图三、周施廷：《习俗与法规：德意志中世纪法律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https://item.jd.com/14678196.html）

通过这项研究，我发现德意志法律起源于部族传统，始终具有尊重民众权益、保护地方习俗和继承传统文化的特点，同时两元执法的内涵也进入了德国的法律体系，形成一种国家法律和地区法规相互制约的微妙关系，即无论是国王、贵族还是平民，其权利都是有限的，必须通过沟通协调的方式，来取得社会的平衡与发展。所以，中世纪德意志法律是在这种情况下逐渐走向了一条中央和地方相结合的“均衡司法”道路，正如德国明斯特大学法学教授彼得·奥斯特曼（Peter Oestmann）所言，一方面，公社、领地法规和当地习俗混合在一起；另一方面，完善的法院体系、帝国法庭和帝国委员会又象征着德意志作为法治国家的存在。后期在印刷术的推动下，15世纪之后的德意志出现了大量的德语普法作品，譬如塞巴斯蒂安·布兰特（Sebastian Brant）的《诉讼法鉴》和乌尔里希·滕各勒（Ulrich Tengler）的《俗人法鉴》，一些中世纪的法律书籍也在各地多次出版，像《萨克森明镜》在15世纪有10个版本，16世纪的版本更是多达16个。这些情况都表明，世俗法庭的建立和法律文献的撰写汇合成一股强大的推动力量，引发了德意志人法律意识的觉醒和法治观念的建立。

由此，我开始了一项研究德国中世纪至近代早期帝国与城市治理的学术新计划，即按照时间顺序，分为两本书，上卷是研究德意志中世纪法律，从源头开始分析德国人的法律意识起源和传统习俗的基本要素；下卷是论述近代早期德国的城市治理，以帝国城市纽伦堡为核心，探讨城市治理的各个方面。在完成上卷的写作后，我开始了下卷的资料搜集工作。去年和今年，我先后在哈佛大学历史系和慕尼黑大学历史系近代早期中心担任访问学者，并前往纽伦堡收集相关档案资料，为未来的写作做准备工作。

问：档案是历史研究中至关重要的史料，查阅搜集整理档案是史学研究者必备的基本功。在您的研究中大量引用了各国原始档案，请您和读者分享一下在德国查阅档案的经历，以及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首先，我想介绍一下德国的档案馆体系。德国是从19世纪开始在各地建立档案馆，每个联邦州按照其领土范围划分为不同的“档案区”，本区域内的所有机构都需要把档案整理编目并移交给档案馆。在德国庞大的档案馆体系中，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区之间有着明确的组织层级。以巴伐利亚州举例说明，巴伐利亚州档案馆一共拥有九个州立档案馆，包括位于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州主档案馆，以及纽伦堡州立档案馆、班贝格州立档案馆和维茨堡州立档案馆等。州立档案馆所藏的档案种类一般与旧领地的范围相关，譬如纽伦堡州立档案馆既拥有帝国城市纽伦堡的档案，也拥有罗腾堡和勃兰登堡-安斯巴赫地区的部分档案。在州立档案馆之下，是市级和区级档案馆。此外，德国还有许多私人档案馆，像著名的富格尔家族便拥有自己的档案馆。

在德国查档案，需要掌握两个基本原则。一是了解德国的地区管辖权。在确定研究目标之后，会大致知道涉及哪几个地区，这些地区是在谁的统治之下？会涉及哪几个组织和哪些人物？一个研究课题所涉及的可能是多个机构或组织的交汇重叠，可以是特定的地理区域，也可以是特定的政治领域。二是确定档案的正确位置。由于德国的领地和机构管理遵循多种原则，所以必须知道在某个历史时期，各个地区的档案范围包括哪些？各个机构具体保管的档案是什么？19世纪之后，档案区的划分、档案和记录的移交继承等情况，都需要研究者对课题的背景和状况进行全面的调查。也就是说，要知道你需要的档案今天由哪些档案馆保存。

我研究的对象比较特殊，既涉及帝国城市纽伦堡的档案，也涉及印刷品和照片等多种材料，因此需要前往不同的档案馆和图书馆查询资料。在纽伦堡的档案方面，由于纽伦堡在划分档案区后隶属于巴伐利亚州的管理范围，帝国城市纽伦堡的一些重要档案被收入巴伐利亚州主档案馆，而留在纽伦堡的档案又分散在纽伦堡州立档案馆、纽伦堡市立档案馆以及日耳曼国家博物馆档案馆，还有一些资料保存在其他图书馆和专门的博物馆，包括巴伐利亚州立图书馆、慕尼黑的德国艺术史中央研究所以及哈佛大学的霍顿图书馆。

在纽伦堡查询档案，一般是直接给档案馆发电子邮件，信中需说明自己的身份，研究题目、需要的档案编号和预约时间。通常每次可以申请查看不超过十个档案，有些档案馆限制在五个。在收到档案馆的回信之后，可以在约定的时间内前往档案馆。抵达档案馆后，先在储物柜存放好随身物品，因为档案馆只允许携带电脑、笔记本、手机和铅笔进入阅览室。首次进入阅览室，需要在前台填写个人信息，包括名字、身份、档案的使用用途，是否会用作出版等等。接着，档案馆管理员会为读者分配一个位置，并把预约好的档案放到座位上，交给读者一些翻看档案时会使用到的工具，譬如与档案大小相符的海绵书托、压住页面的沙袋和一副棉手套。一般情况下，档案馆每天会提供两次提交新申请的机会，分别是上午十点或十一点、下午一点或两点。填写完档案订阅表后，在指定的时间到前台交给管理员即可。需要注意的是，档案馆通常允许读者使用手机拍摄照片，但是也有个别档案是不允许拍摄的，只可以使用电脑或笔记本作私人记录。这类档案会附有说明纸条，档案馆馆员也会当面再三提醒其使用方式。目前，德国的一些档案馆会把珍稀的资料做成微缩胶卷，可在机器上免费查看，如果需要复制的话，则要单独向档案馆提出申请。复制服务会按照解像度和复制的类型收取不同价格的费用。

图四、纽伦堡州立档案馆（左）和纽伦堡市立档案馆（右）的档案订阅表

图五、纽伦堡州立档案馆（左）和日耳曼国家博物馆档案馆（右）所藏的档案

在查档案期间，有两件事情令我印象非常深刻。一是德国档案馆对珍贵档案的重视。当我向纽伦堡州立档案馆申请借阅一些档案时，档案馆表示必须要在档案管理员（Archivar）的陪同下才可以查看，因为此前在其他档案馆借阅档案时都没有这项要求，当时我感到十分惊讶，但随即也为他们如此重视16世纪的档案而感到十分开心。二是学术同仁的学术精神。在档案馆里经常会看到熟悉的面孔，大家都会坐在固定的位置翻看档案，碰面时也会非常友善地互相询问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题目，如果是相近的领域的话，还会进行讨论和交换电邮保持联系。在这次造访纽伦堡的过程中，我结识了一位慕名已久的纽伦堡城市史研究专家，与他的交谈让我受益匪浅，他每天在档案馆伏案工作的身影也让我备受感动。

问：您几乎每年都会到国外访学，请问您认为应该如何进行德国史研究？有哪些体会？

——我相信研究历史是一项多方面因素的融合。研究德国史，不仅要对德国的档案资料等一手文献有所了解，对其他国家的图书馆和档案馆的相关馆藏也要非常熟悉。一方面，在文本的层面上，可以适当拓宽阅读的范围；另一方面，对该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情况也要有所认识。我个人学术研究工作转折点发生在耶鲁大学的一门文献课上。这门课是由两位耶鲁大学教授和拜内克古籍善本图书馆的部门主任（Curator）合开的。课堂上，老师们从图书馆借来了大量的中世纪至近代早期的文献，一字排开地放在桌上，逐本进行讲解和比较。另外，还专门请来了拜内克古籍善本图书馆的专家介绍手稿和印刷本的制作过程，譬如从书脊的缝线可以判断该书的制作年份，手稿的书皮也会因为特殊的原因而富有研究价值。他们的讲解，让我意识到广泛阅读和深入分析原始资料的必要性，即使是页面的空白处和涂污处都能提供许多有效信息。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开始踏上前往各国档案馆和图书馆搜集资料的道路。

图六、在耶鲁大学拜内克古籍善本图书馆上文献课

2018年，为了撰写一篇关于近代早期德国与丹麦的文章，我需要搜集这两个国家的相关档案。于是，在剑桥大学历史系访学期间，先是前往丹麦国家档案馆搜集资料，后来在海德堡大学访学期间，又到德累斯顿州主档案馆补足剩余的关键史料。虽然后来有很多材料并没有体现在论文中，但是也加深了我对各国馆藏的认识，对德国选帝侯的档案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相信这方面的知识对我接下来撰写近代早期德国的帝国城市治理也会有一定的帮助。

图七、德累斯顿州主档案馆（左）、萨克森选帝侯与丹麦国王之间的信件（右）

与德国学者聊天的时候，其实讨论最多的就是档案问题。大家都对各个国家和城市的档案馆馆藏情况非常了解，譬如哪些档案馆有部分材料没有编目，但是可以在走廊深处的房间里找到，哪些珍贵的档案是收藏在私人档案馆里，尚未被充分使用，还有哪些档案馆在闭馆维修，以及哪个档案馆需要提前六个月预约。此外，大家也会讨论档案馆的开放时间和空调问题，因为德国的一些档案馆是没有安装空调的，只打开了窗户保持空气流通，在炎热的夏天里不禁让人纳闷档案的保护问题。终于有一次，跟管理员聊到了这个情况，他们表示，档案在使用后会放入储藏间进行冷却处理，档案馆已经有细致周全的措施保护档案的完好无损。

还有一点，近代早期德语是非常特别的。它不仅和现代德语有区别，它的拼写在同一个时代的不同地区、不同时期、不同文档中也会发生变化。我曾经逐字抄写过一份材料，试图去寻找近代早期德语的变化规律，发现同一份档案前后几页的拼写就已经不一样了。举例说“誓言”一词，它在德国的习俗和治理中非常重要，现代德语是“Eid”,在16世纪德语中可以拼写为“Aide”、“Ayde”或“Ayd”。基本上来说，近代早期德语中的“a”和“e”“b”和“p”“c”和“k”是可以互换互通的，还有一些情况会略去词尾，像“d”“er”“es”在文本中会被省略掉。有的时候，档案会使用缩写，譬如人名“埃伯哈特”（Eberhart）写作“Eb”或“Eberh”。另外，也有一些词语的拼写是完全不一样的，像我们熟悉的裁缝“施耐德”(Schneider)一词在当时会写成“Sartores”。

从各国学者的身上，我学习到了许多从事学术研究需要的优秀品质。他们不仅对自己所研究的领域非常熟悉，同时，也对那个时代的其他事物有着深入的了解。同时，他们还会非常热心地向青年学者介绍和推荐各地的材料，譬如说要到不同的地方去翻看档案手稿、要到博物馆去看实物藏品，要熟知数据库和检索系统的运用，要知道如何通过组合不同的关键词精准地找到所需要的资料。在我前往慕尼黑之前，哈佛大学的安·布莱尔（Ann Blair）教授就已经向我推荐了德国的一些博物馆，慕尼黑大学的阿尔恩特·布伦德克(Arndt Brendecke)教授也说研究近代早期史的话，一定要去参观印刷博物馆，剑桥大学的尤林卡·罗布莱克（Ulinka Rubalck）一直鼓励我从事德国史研究和询问我研究的进展。他们的学术共享的精神，也让我深切感受到了学术共同体对于推动学术发展传承发挥的重要作用。“读万卷书，行千里路”，回想起，初春在罗布莱克教授的带领下穿过圣约翰学院的长廊，夏天大汗淋漓地坐在海德堡大学的图书馆里一边大口喝水一边翻看资料，秋日在耶鲁大学围着木制圆桌听大卫·昆特（David Quint）教授讲文艺复兴史，冬天脱去羽绒服走进拜内克古籍善本图书馆的地下教室上课，这些经历为枯燥单调的学术旅程凭添了几抹亮色。从纽伦堡到耶鲁剑桥再到海德堡、哈佛和慕尼黑，那些无声寂寥、尘封已久的档案在各国学者的探寻下发出阵阵回响，仿佛在召唤着更多的学者去打开它、阅读它，去追索厘清历史的真相。

问：谢谢分享您的问学之路，相信您今天谈到的在国外查档案的方法和心得，都会对有志于从事历史研究的后进有所裨益的，也期待您更多的研究成果早日面世。

*文中照片由受访者提供,非经授权,不得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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