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堂林 刘佳 | 京津冀与珠三角产业协同发展比较研究

   叶堂林，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特大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中共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要求“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各地的自然条件、经济基础、市场容量、环境条件以及人口状况各不相同，导致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长期存在，这不仅是中国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也是经济发展的“堵点”和“难点”。产业协同正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切入点——有助于优化区域产业空间布局，理顺产业发展链条，形成区域内优势互补、协同紧密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中国政府在“十四五规划”中分别对两大区域提出“加快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积极稳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要求，旨在推动两大区域协调发展。京津冀同属京畿重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水平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珠三角城市群毗邻香港、澳门，面向南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地区，拥有全球先进的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基地。京津冀和珠三角城市群作为中国两大世界级城市群，其产业协调发展对于促进中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一、文献评述

      现有关于产业协同发展研究的文献多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侧重于产业协同发展的理论探析。产业协同是一个由多元要素构成的复杂开放系统，初钊鹏、吴爱芝、向晓梅等对产业协同模式作了探析；刘秉镰、孙哲提出，产业协同是指各区域的生产部门互补，建设各具特色、分工合理的城市群产业体系；李兰冰、徐瑞莲从目标导向、支撑保障、演化机制三个方面对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作了理论解释。二是侧重于产业协同发展的量化分析。学者大多采用区位熵灰色关联度、相似系数、区域基尼系数、区域分工指数等方法对产业协同发展水平进行评估与测算。三是侧重于对产业协同发展的影响因素和拓展路径进行分析。诸多学者分别从产业转移、政府推动、市场牵引、产业集聚、产业链创新链融合等角度开展研究。　　　

      有关产业协同发展的文献较为丰富，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撑。然而，现有文献较少从城市群产业对比的角度出发，从横向维度分析产业协同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与矛盾。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在产业发展方面既有一定的共性，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为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础。本文通过对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进行横向比较，探寻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存在的问题，以期为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助力京津冀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基于此，第一，本文对京津冀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产业发展现状进行横向比较，分析产业协同发展特征；第二，借助复杂网络方法，从城市群内部分析各城市在产业网络和创新网络中的地位，继而探究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产业部门和创新部门的发展格局；第三，进一步考察产业链和创新链的耦合情况；第四，从数字产业的角度，重点探讨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数字服务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第五，通过与珠三角城市群进行横向比较，找寻京津冀城市群在产业协同发展过程中的短板，并提出对策建议。

二、产业发展状况对比分析

      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经济总量稳步提升，由工业经济向服务业经济转变。京津冀、珠三角地区生产总值呈上升态势，但珠三角增速高于京津冀。2014—2022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由6.66万亿元增至10.03万亿元，年均增长率为5.26%；珠三角地区生产总值由2014年的5.77万亿元增至2022年的10.47万亿元，年均增长率为7.74%，比京津冀高出2.48个百分点。与珠三角相比，京津冀城市群经济增速略显缓慢。从产业结构变化来看，京津冀城市群第三产业比重明显提升，服务业成为第一大产业，所占比重由2014年的53.5%上升至2022年的65.6%，上升了12.1个百分点；珠三角城市群第二产业比重缓慢下降，但仍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珠三角三次产业结构比例由2014年的1.9∶45.0∶53.1调整为2022年的1.8∶41.5∶56.7。

（一）产业协同发展特征

1.京津冀：完善产业协同体制机制，积极推进产业转移与协作

      产业协同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需要率先突破的三个重点领域之一。一是加强顶层设计，不断完善京津冀产业协同体制机制。2014年，国务院牵头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统筹协调解决京津冀跨区域跨部门难点问题；2015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出台，明确了京津冀区域整体的定位以及三地产业功能定位；同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为区域间产业转移破除利益分配的藩篱；2016年，工信部会同京津冀三地政府共同制定《京津冀产业转移指南》，引导三地产业有序转移与承接；2017年，京津冀三省市协同办联合发布《关于加强京津冀产业转移承接重点平台建设的意见》，提出了构建“2+4+N”产业合作格局；2019年，京津冀三地签署《进一步加强产业协同发展备忘录》，旨在进一步推动各项产业合作的落实；2023年，《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实施方案》出台，明确了推动京津冀产业协同走向纵深的八个重点任务。二是发挥京津冀三地的比较优势，积极推进产业转移和协作，优化产业空间格局。京津冀三地基于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以产业错位发展促进产业转移，强化产业分工。北京基于“四个中心”功能定位，注重产业高端化、服务化以及集聚化发展，推动“2441”高精尖产业体系构建；天津基于制造业和港口优势，大力发展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等先进制造业，金融、航运物流等现代服务业，生物医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河北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改造商贸物流等传统产业，同时大力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汽车等高成长性产业。此外，京津冀三地积极推进产业协作，使协同发展更为紧密。如京津冀签订信息化协同发展合作协议，促进京津冀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的对接；天津加快构建以滨海新区为综合承载平台，宝坻京津中关村科技城等专业承载平台为支撑的“1+16”承接格局；北京与邢台合作共建威县·顺义产业园，承接京津外迁的高端装备制造、商贸物流等产业项目。

2.珠三角：以产业链分工和产业合作为重点，加强区域协同联动

      珠三角城市群是广东推进大湾区建设的主阵地，以广州、深圳、佛山和东莞4个万亿级城市作为珠三角经济核心区，而惠州、珠海、江门则是围绕核心区的重点城市。一是充分发挥广深佛莞在高技术产业方面的优势，强化辐射带动效应。具体来看，广州在智能与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与健康、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方面具有优势，新经济新产业表现突出；深圳在高新技术产业具有明显优势，新能源汽车、民用无人机、5G智能手机等高技术产品的产业链较为完善；佛山工业体系门类齐全，是全国唯一的制造业转型升级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在汽车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方面增长较快；东莞在智能机器人产业具有优势，2014、2015、2016年连续三年出台相关政策，强力推进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发展。二是产业互动紧密，跨区域分工协同的集群效应强。惠州、东莞和深圳构成了全球ICT产业链的重要基地，惠州积极承接深圳产业溢出和转移；江门与深圳谋划共建大型经济合作区，加快建设一批引领型产业集聚区；深圳和珠海共建深珠合作示范区，进一步加强两地产业合作。当前，在国家战略的推动下，珠三角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正携手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纲”，珠三角城市群将进一步促进产业链接，加强区域协同联动。

（二）产业部门与创新部门的发展格局

      为更加科学、客观地展示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内产业部门与创新部门的发展格局，运用制造业、科学技术服务业的，对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在产业部门和创新部门复杂网络中的地位进行对比分析。

      京津冀城市群内各城市产业部门节点度值差距较大，北京处于领先地位。度值是指与节点连接的相邻节点的数目，度值越高表明节点在网络中的联系性越强，辐射影响范围越广。2022年，在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部门复杂网络节点排名中，北京、天津、石家庄占据前三位，其度值分别达到1667、991、432，而张家口、承德、秦皇岛的度值较低，分别为127、90、78。值得指出的是，石家庄市在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部门复杂网络中的联系能力与支配能力相对较强，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此外，河北省其他各城市节点度值与北京、天津相比差距较大，其中北京、天津的节点度值分别是排在末位城市秦皇岛的21.38倍、12.71倍。珠三角城市群多数城市产业部门复杂网络节点度值水平较高。2022年，珠三角城市群节点度值排名前三位的城市分别是深圳、东莞、广州，其度值分别为4055、2317、2096，珠海、江门、肇庆的排名则较为靠后，其度值分别为621、448、247。深圳、东莞、广州在制造业领域对珠三角地区具有较强的引领和外溢作用，是珠三角城市群产业链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见图1）。

      与京津冀相比，珠三角城市群产业关联度更高。将度值是否超过均值作为衡量城市群产业关联强度的依据，珠三角城市群度值均值（1426.22）要远远超过京津冀城市群（393.08），表明珠三角城市群产业协同程度更好，制造业之间呈现出良好的空间关联性。在产业协同方面，珠三角城市群充分发挥各地产业优势，深圳、广州大力发展高端制造业，东莞、惠州、中山等城市在积极承接广州、深圳两市的产业转移的同时，积极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而京津冀城市群由于存在较大的产业落差，区域内产业关联度较低。

      京津冀城市群创新部门复杂网络呈现以北京为中心的结构特征，节点度值差距较大，其他城市进行创新关联的能力存在较大提升空间。2022年，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占据了创新部门复杂网络节点度值排名的前4位。其中，北京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其度值为69368，超过了天津和河北的总和。邢台、衡水、承德和秦皇岛在京津冀城市群中的创新影响力相对不足，其度值排名靠后，分别为542、469、314、295。珠三角城市群创新部门复杂网络节点度值差距相对较小。2022年，创新部门复杂网络节点度值排名前三位的城市分别是广州、深圳、佛山，其度值依次为14078、7366、4797。惠州、江门、肇庆对城市群创新网络的影响力明显落后于上述城市，其度值分别为1602、963、629（见图2）。

      为了更好地表述节点城市在产业部门复杂网络与创新部门复杂网络系统中的地位，根据社区检测的模块化分析，对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中的核心城市、节点城市以及边缘城市进行识别。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部门与创新部门形成了以北京为核心、天津为节点的发展格局，且北京具有较强的支配能力。2022年，京津冀产业部门与创新部门结构类似，都是北京为核心城市、天津为节点城市，石家庄、保定等11个城市为边缘城市。从组成结构来看，核心城市、节点城市和边缘城市的占比分别为7.69%、7.69%、84.62%，表明京津冀产业部门与创新部门城市结构发展不均衡，大部分城市处于边缘状态，缺少能够承担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责任的节点城市。珠三角城市群产业部门与创新部门形成了以深圳、广州为核心的发展格局。在产业部门复杂网络方面，2022年，深圳为核心城市，广州、东莞和佛山为节点城市，惠州、中山、珠海等为边缘城市。从组成结构来看，节点城市的占比高出京津冀城市群14.53个百分点，而边缘城市占比低于京津冀城市群29.06个百分点；在创新部门复杂网络方面，2022年，深圳、广州为核心城市，东莞、佛山为节点城市，其余城市为边缘城市。珠三角城市群产业部门与创新部门发展结构相对均衡，其中深圳、广州引领带动作用较强，佛山、东莞、惠州具有较大发展潜力（见表1）。

（三）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发展对比分析

      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发展是增强产业竞争力及培育新兴产业的关键，也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途径。为更好地展示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产业链和创新链的融合成效，通过构建包含产业规模和创新动力的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耦合度模型，对城市群产业部门和创新部门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分析。2022年，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度范围分别为［0.01，0.60］、［0.05,0.65］。借鉴侯蕊和李红波的研究，采用等间距分类法，结合实际情况以0.15、0.3、0.45、0.6为断点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勉强协调、初级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和优质协调。

      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2022年，北京、天津的耦合协调度较高，为060和0.42，分别处于优质协调、中级协调阶段；河北省各城市主要处于初级协调和勉强协调阶段，其中石家庄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其余城市均处于勉强协调阶段。珠三角城市群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成效较好，耦合协调度整体较高。相比于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处于良好协调、中级协调的城市数量明显增多。具体来看，2022年，珠三角城市群处于良好协调、中级协调阶段的城市比重分别高出京津冀城市群11.11个百分点、14.53个百分点，其中，深圳、东莞的耦合协调度分别为0.65、0.46。

（四）数字服务业的对比分析

      数字产业已成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进一步提出“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研究制定推动数字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措施，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将数字经济发展放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基于龙信企业大数据平台中有关数字经济服务业的有关数据，从总量、结构等方面对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的情况进行对比分析。

      京津冀数字服务业在营企业注册资本稳步提高，珠三角增速明显。京津冀城市群数字经济服务业规模具有显著优势，2014—2020年，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数字经济服务业规模不断扩大，其中京津冀城市群在营企业注册资本由16096.09亿元增至23779.62亿元，珠三角城市群在营企业注册资本由925.75亿元增至5434.21亿元。从年均增长率来看，珠三角城市群年均增速较高，发展潜力大，年均增速达34.31%，比京津冀城市群高出27.59个百分点。

      京津冀、珠三角城市群数字服务业中的主导产业均为数字技术应用业。从京津冀城市群来看，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数字产品服务业规模均呈上升态势，2014—2020年在营企业注册资本额分别由15421.00亿元、671.78亿元和3.31亿元增至21803.98亿元、1970.55亿元和5.09亿元。可见，数字技术应用业是京津冀城市群数字服务业中的优势产业，其规模占数字服务业的比重在2020年达到91.69%。从珠三角城市群来看，数字技术应用业作为珠三角城市群数字服务业中的优势产业，2014—2020年在营企业注册资本由910.60亿元增至4719.30亿元，其规模占数字服务业的比重在2020年达到86.84%。

      京津冀城市群各城市数字服务业在营企业注册资本差距较大，北京优势显著。2020年，京津冀城市群数字服务业规模排名前三位的城市分别是北京、天津、石家庄，其数字服务业在营企业注册资本额分别为19143.18亿元、1489.02亿元、1052.70亿元。其中，北京作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拥有国家网络安全产业园、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等优质资源，正在高标准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天津多举措推进数字经济建设，加速数字产业创新发展，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创新引领能力。石家庄出台《关于支持数字经济加快发展的若干措施》《石家庄市数字经济促进条例》等政策，加快数字产业园区建设，打造河北省数字经济发展的新高地。此外，沧州、衡水、承德的数字经济服务业规模较小，在营企业注册资本额分别为97.76亿元、82.27亿元和81.92亿元（见表2）。值得指出的是，京津冀城市群内数字服务业发展不均衡问题较为明显，北京的数字服务业在营企业注册资本额是天津的12.86倍，是石家庄的18.18倍。

      与京津冀“一枝独大”格局不同，珠三角城市群呈现以深圳和广州为双“核心”的数字服务业发展格局。深圳和广州的数字服务业在营企业注册资本额显著高于其他城市，是珠三角数字服务业规模突破千亿元的两个城市，2020年分别实现2969.20亿元、2071.76亿元。具体来看，广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较好，是国家首个区块链发展先行示范区、国家综合信息消费示范城市，将打造“数产融合的全球标杆城市”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深圳抢抓新一轮科技变革重大机遇，依托电子信息产业发展优势，不断推动数字技术创新，塑造数字化发展新优势。此外，中山、江门、肇庆的数字服务业规模较低，2020年数字服务业在营企业注册资本额分别为29.68亿元、16.63亿元、13.02亿元（见表3）。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迈入新阶段，京津冀被赋予了新的使命和任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在此背景下，京津冀协同发展更应强调以产业协同为驱动，以加快构建具有首都特点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重点，推动京津冀高质量发展。本文通过将京津冀城市群与珠三角城市群进行对比，发现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存在以下需要重点解决的难点和问题：一是基于主导产业的区域产业链分工格局尚未形成。与珠三角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城市群整体产业关联强度较低，京津冀城市群内各城市产业部门节点度值差距较大。二是京津冀城市群内数字经济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北京与其他城市的数字服务业规模差距较大。三是京津冀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不足，不利于产业协同创新。与珠三角城市群相比，京津冀城市群产业链和创新链耦合协调度较大。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第一，加快构建具有首都特点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落实《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实施方案》。将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作为现代化首都都市圈建设的重要内容，进一步明确京津冀三省市的产业分工，不断优化产业空间结构，理顺三地间产业链条，完善产业生态。深化产业链与产业集群的带动作用，推动形成“五群六链五廊”的产业布局，联合培育电路、网络安全、电力装备等产业集群，重点打造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机器人、生物医药等产业链条，加快形成京津新一代信息技术、京保石新能源装备、京雄空天信息等产业廊道。

      第二，优化京津冀区域内制造业分工合作，加强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协同联动。加快发展智能制造、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先进制造业，依托国家高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等特殊功能区，培育若干个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在北京现有制造业高端化发展的基础上，天津、河北应充分利用港口条件与协同发展优势，围绕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信息技术等重点领域强化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联动。提升中小企业在产业链供应链上的配套能力，重点在京津、京保石、京雄发展轴沿线以及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协同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和“单项冠军”企业，打造若干类似珠三角东莞的制造业聚集区。

      第三，强化创新协同，构建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发挥北京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引领和辐射作用，联手津冀对区域重点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进行协同创新，把京津冀打造成为中国产业技术创新高地。以中关村科技园区为依托，积极探索跨区域科技园区联合共建新机制、重大科技创新项目协作新机制，促进三省市科技资源的自由流动和开放共享。由龙头企业牵头，联合科研机构和产业联盟等单位，聚焦重点产业链核心零部件开展研发合作，解决“卡脖子”问题、补足短板，提升产业链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能力。打造京津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为知识产权保护和技术成果转化提供专业化“一站式”服务，推动北京科技创新成果在京津冀区域内协同转化，提高创新成果区域内转化效率和占比。

      第四，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完善产业协同配套政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重要前提，应推动北京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河北延伸，加大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共享力度，推进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快补齐区域基本公共服务“短板”。在教育方面，北京应加强与雄安新区教育规划、政策以及项目的对接，支持优质教育资源与雄安新区合作。京津冀三省市应进一步优化教育资源布局，全面增强教育资源承载能力。在医疗卫生方面，持续深化医疗服务、卫生应急、卫生健康监督等方面的合作，健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援机制。在养老服务方面，加快建设京津冀养老服务资源对接平台，鼓励北京养老项目向津冀地区延伸布局，支持三地养老机构、企业通过合作共建的方式设立养老机构、康养社区。此外，京津冀还应在社会保障、财税政策、土地使用等方面制定更为完善的配套政策，更好地实现“产随人动”，促进区域产业协同发展。

      第五，促进数字产业发展，协同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完善京津冀三地数字产业发展顶层设计，结合各自数字经济发展特点与优势，明确数字产业定位与分工，加快培育京津冀数字服务产业集群。加快京津冀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研究制定业务系统“上云”支持引导政策，鼓励三地企业依托工业互联网实现生产资源对接与生产过程协同。探索建设虚拟产业园和虚拟产业集群，突破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的物理边界，实现产业上下游企业高效对接，实现园区资源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