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彤 孙芷琪 | 文化哲学范式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建构

    张彤，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哲学研究中心主任。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探讨，一直是国内哲学界关注的一个理论热点，其对于在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疑具有深刻的意义。特别是在全球化、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迅猛发展的21世纪，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和解释范式已很难积极有效地应对当下复杂多变的社会历史现实，因而急需运用新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成果来发展原有的基本论题。

     文化哲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前沿学科正处于理论建构的孕育期，它不仅具有对当代社会现实进行批判性的理性反思的理论特质，而且具有解决人的生存方式之中内含的基本困境的实践品格。对文化哲学范式的不断摸索和深入探讨有助于厘清文化哲学的理论定位、逻辑思路和基本走向，亦有助于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的创新。笔者认为，文化哲学研究不仅映衬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主题，而且可以增强唯物史观的当代解释力，进而不断丰富和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域。

一、文化哲学范式的基本特征

     文化哲学目前在国内具有多种含义，尚未达成统一和共识。文化哲学最早从西方引入中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用“文化科学”一词来阐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根本差异，该词大体上与“精神科学”同义。韦伯接受了自然与文化的二元划分，但并不赞同把哲学看作是“普遍有效的价值的科学”的观点。他认为，无限丰富的事件蕴含了不同的题材，激励社会科学家进行研究的恰恰是常新的问题。卡西尔用“文化哲学”一词来表达“符号形式的哲学”的主张，在他看来，所有文化形式都体现了人的精神劳作，因而存在着某种连续性和统一性，人类文化生活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而可以构建出人文精神科学的基本逻辑。

     笔者并不反对以上所讲的“文化哲学”理论，然而“文化哲学”可以更多地在哲学范式的意义上来理解。这里所说的文化是一种广义的文化，它并不是与政治、经济、生命等活动相并列的，而是内在于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科学、技术、哲学、教育、语言、习俗、观念、知识、信仰、规范、价值等活动之中，可以把文化看作是“历史地凝结成的生存方式”。文化是人类实践活动类本质的对象化，是人的第二天性，人所创造的一切皆可纳入文化的范畴；文化凝结在一切人造物中，体现在人的生活方式、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之中，内在于人的一切活动和总体性文明的各个层面；文化还可以用来指那些凝聚在文明成果中，历经社会变迁和历史沉浮而难以泯灭的、稳定的、深层的、无形的东西。如果这样来看待文化现象，那么文化哲学就不只是对文化与哲学两方面的简单综合，也不只是对文化现象或文化整体所进行的哲学探索或形而上学研究，或者用符号文化研究来丰富已有的哲学成果和塑造人文精神科学的基本逻辑等等。作为一种文化哲学范式，其研究主题可以非常广泛，社会、历史、实践、生命、创造、生活世界、异化、非理性、过程、权力都可以纳入其视野。文化哲学是对人的形象的一种活生生的表达，不仅可以展现出人的自由、生命的力量、理解力、想象力和创造力等本质规定性，而且可以深刻地揭示出历史发展和社会结构的内在运行机理。由此可见，文化哲学并非是与诸如政治哲学、经济哲学、逻辑哲学、宗教哲学、艺术哲学等并列的一种部门哲学，而是一种新的哲学形态或哲学范式。

     关于文化哲学的定义、范式、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式，国内学者见仁见智，并未达成一致的见解，而且目前的文化哲学研究有一种泛化的倾向，似乎与文化沾边的哲学都可以叫作文化哲学。有鉴于此，笔者斗胆尝试性地对文化哲学范式给予概括和总结，其至少可以涵盖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其一，在研究思路上，反对意识哲学，主张直面生活世界。意识哲学所追求的理性普遍化要求、几何学精神、形式逻辑、因果假定、可计算性、可预测性以及实际的技术化倾向并不能理解和揭开人这个“斯芬克斯”之谜，且在人性这里根本找不到同质性，人的内心的特性恰恰就在于其丰富性、微妙性、多样性、多变性、多面性、复杂性和矛盾性。因此，生活世界是一个多样化的人的世界，直面生活世界意味着将生活世界所蕴含的那些自明的、不言而喻的前设、先见、假定、预判梳理出来，它们无疑来自传统和社会历史的源头，文化哲学就是要将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东西解释清楚。因此，面向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凸显出一种意义深度。也就是说，文化哲学必须挖掘出生活世界的那些隐蔽的、潜藏的、无声的、难以把握的或者容易被人们所忽略的深层的意义。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是要揭示出客观性科学被遗忘的意义起源，阐明一种原始的前逻辑的被奠基的主观经验。然而，生活世界并不仅仅是理念化的几何学意义促创和意义发生的起源，生活世界的经验可以扩展到日常生活的广阔领域，生活世界中不仅包含着科学知识的起源，而且包含着历史传统、规范惯习和独特文化知识的起源，包含着涉及独特个体的意图、目的和利益的大量情境性知识：“随着对大量的主观—相对的生活世界的确认，历史研究成为不可避免的。”生活世界是一个包含了非主题的和前反思的各种模糊知识的日常生活世界，由得到认可的解释模式、忠诚和生存诀窍的共同信念与复杂背景共识构成，最终导向主体的责任、主体间性和伦理的文化共同体，因而开启的是文化研究和社会历史研究的多元维度。

     可以说，“生活世界”一词在胡塞尔那里具有多重意义，它可以作为共同世界，作为历史文明，作为主体间性共同体，作为共同的奠基，作为集体活动的产物，还可以作为精神上的探索，所有这一切杂然相混。而阿尔弗雷德·许茨、阿隆·古尔维奇和梅洛-庞蒂等人发展了生活世界现象学，许茨将生活世界的意义结构凸显出来，我们必须追溯它的历史，必须洞悉它，解释它；梅洛-庞蒂将生活世界当作是一个活生生的、体验性的、身体性的、可感知的世界，它向我们呈现的是街道、房屋、寺庙、教堂、城市、村庄、他人、工具、路标以及社会制度和各种符号系统等等：“每一个物体都散发出一种人性的气息……我参与其中的文明显然在文明提供的工具中为我存在……”正是在生活世界之中，我们获得了各种各样特定的经验形式，生活世界的知识包含了不同的维度，它们有时表现为清晰性和确定性的知识，有时则表现为支离破碎、不连贯的知识，“从完全深刻的见识，或者正如詹姆斯所说的‘关于的知识’经由‘熟识的知识’，或者只是很熟悉，再到仅仅视为理所当然的事物的盲目信仰”。在生活世界中，他人并不是被我们当作一个生物，而是被当作一个同伴来经验，我们根据我们同伴的意图和动机来经验和解释他的行动，“我们还以同样的方式，根据文化对象是人类活动的结果来经验这些文化对象”。因而，生活世界不仅仅是孕育着科学、逻辑和纯粹理论生长的根基，而且隐藏着社会历史与文化的“深度”。面向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正处于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交汇点上，而以往传统哲学的概念，诸如存在、实在、物质、精神、上帝、大全、超越性、先验性、先天性、目的性、恒常性、本体论、认识论正走下高高在上的形而上学的神坛，开始融入到生活世界之中。与此同时，社会世界、历史、语言、日常生活、异化、实践、常识、交往、文化、解构、过程、权力、共同体等概念正成为文化哲学的关键词，对它们的研究可以仍然保留着传统形而上学哲学的品味，但确定无疑的是，文化哲学研究更加逼真、鲜活地展现了那些丰富、具体和新颖的主题。在这里，严格科学、形式逻辑、理论理性、意识哲学、各种抽象符号体系依然保留着用武之地，但是面对活生生的生活世界，关于民族志、日常生活史、精神分析、身体、文学作品、绘画、雕刻和音乐艺术、宗教、游戏、仪式、惯习、公共领域、新闻广告、电视电影、大众传媒、短视频、自媒体、消费社会、解释学、认同、乌托邦、后现代等问题的研究正日益走进人们的视野。因此，走向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始终是多维度的、多视角的、反思性的、整体性的、复杂性的、过程性的、关系性的、主体间性的、诉诸活动的、交往互动的、社会建构的和向未来敞开的。由此而言，文化哲学开辟的是关于生活世界的各种细微的、弥散的、潜在的、无形的、稳定的和深层次的意义研究。 

     其二，在研究对象上，凸显出人的自由个性、独特性和创造性以及社会历史的丰富性、差异性、多样性内涵。文德尔班在《哲学史教程》中指出，西方哲学史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哲学范式：一种是追求普遍性知识和绝对真理的思辩的意识哲学范式；另一种是关注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实践哲学范式。实践哲学以人的现实生存为背景，展现出人的自由创造的文化属性，因而这种实践哲学范式也可以称为文化哲学范式。意识哲学指向永恒的真理、几何学的理念化、因果假定、演绎逻辑、量化和可预测性分析，其表现为形而上学、存在论和认识论等；而文化哲学则指向人的天职、责任和使命，其表现为政治哲学、道德哲学、宗教哲学、社会哲学、伦理学和美学等。然而，从西方哲学2000多年的历史演进脉络来看，追求不变的客观真理和理性思辨的意识哲学的发展倾向远远超过了追求鲜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的文化哲学的发展倾向。到了现代，这种肇始于牛顿和伽利略的自然科学化的意识哲学范式已经支配和控制了人的日常生活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就遮蔽了人的存在的总体性和人的生命本身的具体性、丰富性及生动性。这种强调抽象普遍规律的意识哲学范式未能把握真正的人的历史，特别是在解释社会历史领域中影响到未来走向的重大政治事件时尤其显得软弱无力。生活世界中人性化的丰富内涵被抽空和淡忘，而只留下僵死的、与人无关的、枯燥无味的、干瘪的公式和观念化的科学，人的价值、意义、规范、理想都变成了“胡闹”而自由飘荡。与追求确定性、普遍性和客观性的意识哲学不同，文化哲学强调人在特定环境下不可超越的社会历史性和独特的、不可复制的文化的重要性。由于周围自然环境、气候条件、地理位置、富裕开放程度、政治统治形式千差万别，世界各民族正是在极为不同的历史、地理、价值观念、时代精神、社会制度、宗教信仰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不断发展起来的，大量偶然的、主观相对的、差异化的和历史性的因素相互冲突、碰撞及角逐，而同时各种不同的要素彼此融通、渗透和不断整合，因而文化显现出其总体性、丰富性和复杂性。因此，文化哲学消解或解构了传统意识哲学的中心话语，转而关注那些边缘性的、次生性的、突发性的、非决定论的、局部性的、日常性的、异质性的、偶然性的、对话性的、体验性的主题，并开始重视那些渐进性的、多元的、开放的、微妙的、不确定的、非理性的、弥散化的、含混的、矛盾性的和交织性的新鲜经验与感受。这样就使得哲学研究更符合人性、更具体，也更加吸引人。由此而言，文化哲学是对现实的人的哲学研究，并期望在社会历史领域展开充满活力、非常新颖、令人激动的研究主题。

     其三，在研究方式上，注重宏观视域研究与微观视域研究的有机结合。长时期以来，宏观研究一直占据着社会科学研究的主流，这在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领域都表现得非常明显：政治学侧重于研究国家制度安排、权力控制和权力整体运行机制以及对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政治人物的阐述等，经济学侧重于研究整个国民收入、国内生产总值、经济的整体运行状况、投资以及消费等，历史学研究则表现为对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过程和结果以及重要历史人物的个性、选择与决断的描述及评价等。后现代哲学家利奥塔非常形象地将所有这些都称为“宏大叙事”。文化哲学与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既有交叉的部分，又有其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即文化哲学是对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相关问题的哲学研究。因而可以说，文化哲学更加偏重于政治哲学、经济哲学、历史哲学和社会哲学。

     可以看到，在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一种新兴的研究方向或态势，那就是关于微观领域的研究。福柯在《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知识考古学》《词与物》《临床医学的诞生》等著作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趋势，他要做的工作就是从微观层面揭示人文主义、知识和科学、主体性、政治、空间、规训、性等事物背后潜藏的权力运行机制并加以批判。无独有偶，法国史学年鉴学派针对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提出了“长时段”史学：“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接受长时段就必须准备改变自己的风格、态度，必须彻底改选自己的思维，而采用崭新的思考社会事物的概念……”布罗代尔在《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与资本主义》第一卷主要讨论生活世界史，将人们的日常生活作为这一时段历史研究的重点。同样，在经济学领域，相对于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研究生产与消费的个体的经济行为，这种行为不仅涉及利益关系和投入产出效益的经济关系，而且牵涉到经济现象的背后实际存在着的政治、文化、心理、民族、历史、宗教、地理、意识形态以及个性偏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社会学领域，齐格蒙·鲍曼在《生活在碎片之中》《后现代性及其缺憾》等著作中着力突出的是现代生活的“碎片化”“流动性”“不确定性”“漂移不定的边缘”等倾向和趋势。

     文化哲学意识到了传统政治学和历史学研究中宏观单一视角的不足，敏锐地把握到了微观研究视域的重要性。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21世纪，人们的生存方式与传统社会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改变，文化要素与文化内涵已经深入到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次和细支末节，文化整合与文化自觉正逐步显现，人的世界呈现出政治、经济与文化不断交织融合的复杂一体化局面，文化越来越显示出其在个人成长、知识的再生产、传统的承继与更新以及社会团结与一体化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与这种当代社会现实相适应，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发现，与社会结构和运行机制从自律的宏观领域和宏观权力向多态化的微观领域和微观权力的这一深层次转变相适应，当代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模式也经历了从宏大叙事向微观叙事，从宏观理论范式向微观理论范式的自觉转变。”通过诉诸微观视角，文化哲学弥补了以往研究中缺乏生活世界底层的基础作用机制的局限性。这样，文化哲学就可以更加全面而深刻地揭示出人的各种内在规定性，揭示社会历史之中政治结构、经济结构与文化结构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作用而并非一一对应的复杂关系。 

     笔者认为，文化哲学范式研究因具备以上三大特征，与意识哲学相比显现出了一种明显的优势，因而在中国未来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更重要的是，从文化哲学的视域出发，不仅可以对马克思成熟时期的《资本论》等经典文献进行解释，而且可以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给予创造性解读。

二、深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

的基本含义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哲学的关系，目前在国内学术界有一种态度或倾向，那就是认为二者是两回事，不能硬捏在一起。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理解，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文化一般被看作是属于上层建筑的事物，文化无疑是被决定了的东西，因而唯物史观不能容纳文化哲学，同样，文化哲学也无法贯通唯物史观。这种观点，在受到苏联教科书体系影响的一部分研究者那里似乎特别得到了赞同。然而，笔者认为，深刻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含义，是正确处理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哲学的关系的关键。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一个开放的科学的理论体系，就一直存在着一个如何看待它和发展它的问题；正如唯物史观不是经济决定论一样，文化哲学也不是文化决定论。下文将从三个方面来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含义，以论证文化哲学与历史唯物主义是完全相容的，用文化哲学的视域来拓展和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是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借助于当代文化哲学范式建构一种新的社会历史理论，不仅不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而且是对当代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重大发展。

（一）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唯物史观不仅是历史观的变革，而且是整个世界观的变革。我们不能用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方式来理解马克思的思想，马克思的“感性的人的活动”“现实生活”“物质的生活关系”“生产力”等概念所要表达的是，人以一种社会存在的方式来理解和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从而建立起自身独特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之所以是感性的，是因为它包含了自然与历史，它把历史看作是人的感性在其自我异化及其扬弃的活动中不断生成现实社会的过程，因而人作为感性存在和感性力量具有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之两面，人的现实的感性活动是真正包含着历史性的活动，是人类的共同活动，是历史的结果。马克思把历史还原为本来面貌，真正的历史不是抽象的历史，而是现实的人的生产与交往活动的展开和实现过程，它不是看不见的手、理性的狡黠或什么上帝的安排，没有神秘性。“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一切历史的前提，也是必须每天都要反复进行的历史活动，因而唯物史观使历史学真正变成了人的科学。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真实含义，至今我们仍然没有穷尽对它的全部理解，仍然需要在新的时代和历史条件下不断加以总结和挖掘。

     关于历史科学的规律，恩格斯说，历史呈现为一种合力：“要么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所希望的完全不是已成之事，要么这已成之事又引起完全不同的未曾预见到的后果。”历史只是现实的人的活动而已，它包含了参与者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也包含了特定地域和历史条件下的限制。历史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偶然性，也存在着某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即一种归根结底意义上的“经济的必然性”；而这种经济的必然性并非是一种超历史的普遍必然规律，马克思一生都反对用“一把万能钥匙”的抽象的历史哲学观念来剪裁历史。“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

     唯物史观既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方式构造哲学体系的诀窍，也并非可以任意“贴标签”的套语。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在马克思那里，自然与历史是不可分离的，自然是人化的自然，因而只有一门科学，即历史科学，它基于人的生产与交往活动才有可能。真正的历史科学是将人的感性的对象性活动作为研究主题，这种历史科学亦即我们今天所讲的社会科学，因而社会科学的规律是一种包含了经济、政治、社会、历史、宗教、道德等多种因素相互制约、共同作用的更加复杂的规律。无疑，历史唯物主义也包含了对人在特定历史条件之下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与存在方式的研究，而这正是文化哲学的研究主题，文化哲学强调个人的自由、能动性和社会历史的无限丰富性等观点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含义。物质生活本身就是一幅蕴含着深厚的经济和社会历史内涵的文化图景，我们生活在社会文化世界之中注定会不断寻找特定的意义，并把这些意义从哲学的高度来加以厘清、论证和阐明，这也正是文化哲学的应有之义。文化哲学研究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生活世界之中人们的经历、言说和行动，由此而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在当代的重要补充。

（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关于社会历史的整体的、复杂的、开放的辩证观点

     马克思一生都反对体系化的意识哲学，他总是从具体的历史的基本条件出发阐述自己的观点，在他那里几乎看不到由抽象的原理、普遍的规律和必然的定理、公式等构成的理论体系。马克思恰恰反对那种“原理创造历史”的贫乏的哲学，他批评蒲鲁东：“为什么该原理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我们就必然要仔细研究一下：11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18世纪的人们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需要、他们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生产中使用的原料是怎样的；最后，由这一切生存条件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恩格斯晚年为抵制那些对马克思观点的肆意歪曲、捍卫唯物史观而说道：“我们把经济条件看做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而种族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因素……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相互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重视经济因素在历史上的决定性作用，认为经济关系“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但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是经济决定论者，马克思在博士论文时期就强调自由的重要性，而他毕生进行的对资本主义的深入分析，正是把资本主义看作是一个由不同的多种因素相互作用多元决定的复杂整体。在他看来，资本只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同样，如果不结合资本、价值和商品等因素，就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雇佣劳动的性质：“劳动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恩格斯认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而表现出来，历史最终的结果总是出于单个人的意志之外，“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种合力……”社会生活是一个整体，经济、政治、宗教、科学与文化等因素共同参与其中，而只有研究物质生活关系的基础性作用，才能由此揭开一直被蒙上了神秘面纱的历史真相。因此，如果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关于历史的整体的、复杂的、开放的辩证观点，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就不会忽略各种各样的文化现象，历史唯物主义学说开启的是一种一直被抽象的意识哲学所遮蔽了的由现实的、具体的、鲜活的个人的活动而构成的无限丰富的社会历史研究。而文化哲学不仅要把那些蕴藏在生活世界深处的不言而喻的预设前提和意义基质揭示出来，而且要展现出丰富的人性内涵和社会历史演进的内在运行机理。因此，历史唯物主义与文化哲学可以在多个领域和多个层面上展开对话及深入交流。

（三）唯物史观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分析方法

     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例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等等，对它们的理解不应仅停留在字面的意义上，因为几乎每一个概念都涵盖了丰富的社会历史内涵，需要结合具体的上下文才有可能完整地体会到所要表达的思想。而如果仅仅把它们当作一个公式、定理或一种定论，即经济决定论或历史决定论，那么很容易重新回到马克思生前曾经多次批评过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立场。马克思在整个世界的哲学史观上实现了伟大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历史观”实际上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即不再从观念，不再从当事人的话语，也不再从政治变动，而是从人们的现实生活和实际活动过程来看待历史，因而这是一种以追求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为解释原则的新的世界观。人的感性活动是自然与社会的真正统一，“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正是有人类以来的历史活动，因此，马克思正是把历史作为一种解释原则，人追求自己目的的活动深刻地揭示了人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的独特内涵，深刻地揭示了人的现实生活过程，而摒弃了对人与世界的现实关系的静态化、抽象化和观念化的理解。费尔巴哈正是因为离开了历史而重新陷入唯心主义，马克思回到了活生生的生活世界，从人的具体的特定的存在方式来理解历史，因而历史唯物主义阐明了“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深刻内涵，实现了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有机统一。

     因此，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绝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些个别观点或定论，而应该将其看作一种基本的解释原则，当作一种处理和解决具体现实问题的基本社会分析方法。马克思对19世纪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分析和《资本论》都堪称是运用唯物史观对当下的社会现实进行批判性分析的光辉典范。恩格斯晚年为维护他们这种共同的基本观点说道：“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马克思批评黑格尔学派用思维来掌握具体的方式，与文化哲学反对意识哲学理解事物的方式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文化哲学几乎从一开始就反对用观念来表述历史，因为以这种方式来表达的历史，把生活世界的那些活生生的因素、活动过程和人性的内涵都屏蔽掉了。马克思曾经批判那些以理性精神的形式把握世界的哲学体系：“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于世界的艺术精神的，宗教精神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这种概念化、体系化和抽象化的意识哲学形式实际上已经窒息了现实感性的人的丰富具体的活动，严重妨碍了人们对包含了“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的社会历史的理解。在那里，活生生的现实的个人反而成为思维着的头脑的注脚，意识高高地凌驾于生活之上。

三、用文化哲学的理论资源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域

     从严格意义上讲，文化哲学并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哲学流派，也不是一门专门研究文化现象和文化问题的部门哲学，而是融入到了历史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的研究当中，体现在众多当代哲学家的思想里，蕴含在当代各种哲学思潮的观点之中，代表着哲学未来发展方向的一种基本趋势。文化哲学范式正处于积极的建构过程当中，它可以被视为一种在原初意义上“做哲学”的方式，即一种未来哲学的新形态。我们在现象学和解释学、国外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政治哲学、实践哲学以及新兴的文化理论研究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或明或暗、或隐或现的基本的研究方式。在当代社会，不仅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传统界限的定义正在走向模糊，而且以往传统的学科分类，例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哲学的学科界限也正在开始松动，生活世界、主体间性、语言、文化等成为多个学科共同关注的主题。而那些针对当代已经变化了的社会历史现实而适时推出的新思想、新观点，不仅成为我们提高理论层次、增长智慧、拓宽思路必不可少的理论资源，而且成为丰富、发展和完善当代历史唯物主义学说的一片沃土。具体说来，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逐步挖掘这些思想。

（一）借鉴生活世界理论丰富和扩充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界

     20世纪生活世界理论的兴起正是由于在学院哲学的封闭宁静和孤傲狭隘之中，抽象的精神观念不能解决紧迫的现实问题，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生命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和人的现实生存问题。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观念具有一种解放力量，而经过海德格尔、梅洛-庞蒂、萨特、许茨、古尔维奇、哈贝马斯等人的改造之后，生活世界理论在当代展现出巨大的创造力，成为对未来哲学发展产生持续影响力的重要哲学理论。我们可以充分借鉴、汲取和利用这一学说，不断丰富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视界。例如，许茨、古尔维奇把生活世界视为包含了不同的主体间性视角和日常生活特定情境的多维开放结构；梅洛-庞蒂则认为，生活世界不仅包含着各种原始体验和那些原初的事实，而且还存在着一些暗影、模糊、暧昧、含蓄、混沌、裂隙、深渊，理性与非理性交织在一起，拧成一团；哈贝马斯则认为生活世界是一个杂草丛生的灌木丛和文化积淀的蓄水池，凝聚了各种共同信念、背景共识、解释模式和知识库存等，个人在与他人互动基础上的学习、教化和社会化过程，文化传统的传递、革新和再生产过程，团结忠诚的建立、道德法制的维护、文化整合和社会一体化过程，都在生活世界之中缓慢展开、相互交叉、相互渗透。这些理论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人和人性的理解，也拓展了我们对历史的原有理解模式，从而重新看待大人物与小人物、必然性与偶然性的关系以及人类历史的形成与演进的复杂作用机制等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生活世界理论不断挑战和破解用传统逻辑与形而上学的方法未能解开的人这个谜题，深入到社会历史的深处，不断深化我们对历史规律、历史成因和历史脉络的理解。因此，越来越多的哲学家开始关注和转向生活世界，其关于生活世界的研究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扩展了我们的思路，丰富了我们的研究主题，拓宽了我们对历史内涵的理解，为我们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二）利用多学科的理论资源全方位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文化哲学范式不仅限于哲学，还体现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当中，近年来在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研究中更是频繁出现。如史学年鉴学派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与相对短暂的起伏的事件的历史相比，那种缓慢的、惯性的、难以辨别的“结构的历史”更加重要。物质生活首先是以成千上万的日常琐事的形式出现的，与那些关注重大历史事件的宏观史学相反，那些琐碎、平凡的事实和成百上千的小事共同构成微观史学，它们静悄悄地随着时间流淌，绵延不绝，“无数的层面和无数次历史时间的剧变都能根据这些深层结构、这种半停滞的基础得到解释。所有事物都围绕这个基础转”。这样，布罗代尔又回到了马克思，坚定地站在唯物史观的一边：人类创造了历史，而同时历史也体现了人的所有难题和困惑，正因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因而它们总是被这些谜题纠缠着。布罗代尔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社会历史的这种稳定的难以察觉的底层结构，得出的结论是，与短暂的间断的事件相比较，那种缓慢、持久、充满惰性的结构史显现出了更加强烈的诱惑力，历史本身就是具体的、复杂的和多维度的，社会图景、文化图景、政治图景、经济图景等沟壑纵横地交叉在一起：“历史是将它们全体汇集在一起。它是所有这些相邻者、这些共有者、这种无穷尽的交互作用的统一体。”史学年鉴学派的观点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确证了唯物史观，而且进一步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视野。再如，在社会学领域，齐格蒙·鲍曼断言，文化代表了人类所能做的事，文化既是能动的，又是受动的，文化观念的矛盾性如实地反映出人类自身彷徨境遇的矛盾态度。我们应该打破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壁垒，充分吸收借鉴历史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多个学科发展的最新成果，全方位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以使其真正成为一个开放的科学的理论体系。

（三）借鉴微观政治哲学范式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微观研究视域

     以往“宏大叙事”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理论并不能完整地描述当今世界快速变化、盘根错节的复杂社会现实，而微观政治哲学范式则可以更好地阐明多角度、弥散化和总体性的文化作用机制，微观政治哲学由此而悄然兴起。福柯认为，权力作为社会的一种深层结构而存在，在现代性晚期的当代社会，微观权力已经全方位、多角度地作用于人的经验主体、社会生活、日常行为、身体、语言、心理等方方面面，追求整体性、同一性和普遍性的宏观分析已经无力应对这种局部、分散而复杂的局面，人的生活世界中呈现出多维的差异化的权力和控制关系。不同于传统社会奴役和统治的权力自上而下的运行机制，当代社会已经形成了各种边缘的、微观的、渐进的、异质的、多形态的、弥散化的、文化上的权力作用机制：“为了对权力关系进行具体的研究，必须放弃统治权的法律模式。”。福柯要研究的是与权力历史相联系的真理历史，从而揭示出权力与真理的同谋关系：“你们可以看到所有这些——市场、忏悔室、精神病学制度、监狱——情形中，都从不同角度涉及真理史，或者说涉及一种从起源开始就与权力历史联系在一起的真理历史……”在权力与知识之间存在着差异和异质，但也存在着互为前提和相互捕捉，存在着一个对另一个的优先性。福柯将权力直接诉诸微观视域：“只要我们不把‘微观’理解为可见形式或可述形式的简单微型化，而是把它理解成另一个领域、一种新型关系、一个不归为知识的思想维度：变幻不定且不限于一定的关系。”福柯反复申明，微观视域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也隐性在场，在《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资本论》等著作中都展现了一种或明或暗的微观分析的视角，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小偷、骗子、乞丐、失业的、快饿死的、贫穷的和犯罪的劳动人”的分析与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对“违反习惯法者、家庭浪子、无业游民和精神病人”的分析更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正是因为马克思将微观视野与宏观视野结合起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才形成关于社会历史的完整的认识。福柯对当代西方社会的微观政治权力的深刻分析为我们深入挖掘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隐蔽的权力作用机制具有极大的启示性意义，为我们拓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微观研究视域提供了具有一定借鉴价值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