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然 | 楚辞序跋的世俗化倾向

     楚辞是在楚地民歌的基础上形成的，却朝着精英化的方向发展。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演进，楚辞也开始出现了文化下移的现象，楚辞序跋作为与楚辞著述伴生的姊妹而成为楚辞世俗化的晴雨表。经历了元代的沉寂之后，楚辞学在明代开始勃发，成果大量涌现。明代印刷出版业的发展，民间教育的普及，推动了楚辞文化的传播。在多种因素影响下，明代楚辞序跋的创作十分繁荣，并显现出世俗化的倾向。楚辞序跋的世俗化主要体现在创作主体不再局限于士大夫阶层，屈原被还原为一个失志文人形象，“好名”之风渗入序跋创作。明代成为楚辞序跋去精英化的一个重要节点，这种世俗化倾向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明代楚辞序跋的书写特点与文化转向，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一、序跋创作主体的多样化

     自楚辞诞生以来，序跋创作者的身份多为士大夫，或为楚辞文献的编著者及其亲友等。明代以降，楚辞序跋的创作主体走出了雅文化圈层，序跋的写作不再局限于士大夫阶层，官员、刻工、商人等也都参与其中，序跋之作有了明显的世俗化的倾向。

（一）官员：序跋世俗化的推动者

     有明一代，政府官员成为楚辞序跋世俗化的重要推动者。从传播学角度来看，政府官员创作楚辞序跋是象征性的行为，具有价值性、取向性和互动性。政府官员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无疑是文化知识的传播者，亦是雅文化的代表。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一个可以直接受命于朝廷的官僚群体。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可上可下，上则为官，下则为民，“其活动促使文化传播和社会关系活化”。对于官员来说，序跋不仅是洞悉楚辞著述的钥匙，更是建立人际关系的敲门砖。

     明代初期统治者制定了“重教兴学”的治国方针，官员作为政府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既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参与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又有刻苦学习、锲而不舍的精神。据统计，明代的楚辞序跋作者中90%以上都是贡生，特别是一些高官创作序跋对于楚辞的出版和传播而言具有象征性意义。他们的行为实际上代表了政府的价值取向，推动了明代社会对楚辞文化的接受和传播，且对民众具有一定的示范性作用。“人类创造出了最完整的象征符体系，利用这种体系，人类能够保存和传达自己的智慧和经验，协调和控制社会行为，创造和继承社会文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象征活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化、发展和变革的重要机制。”根据传播学学者布鲁默的“象征性互动理论”，以语言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需要考察意义、社会互动、解释三个基本前提。序跋是以语言为符号的文化载体，其中包含着官员对楚辞的认知，他们对楚辞的解释是在社会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明代官员创作序跋，推动了楚辞从雅文化转向平民文化，让更多的普通人认识到楚辞文化的魅力。

     官员创作序跋是楚辞经典化过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与世俗“合谋”的结果。“任何经典的推出，并非历史的偶然，抑或少数人的共谋，它必然负载着一定时代的世俗要求。”李东阳为明代重臣，《明史》评：“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东阳而已。”他曾为米芾的书法《离骚经》作跋文，这无疑推动了楚辞文化的传播。何乔新、杨上林、王鏊、申时行等人的序言对明代朱熹注本与王逸注本的刊行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明武英殿大学士王鏊在为黄省曾校、高第刊本《楚辞章句》所作的《楚辞序》中写道：“章决句断，俾事可晓，亦逸之所自许也。……朱子之注《楚辞》，岂尽朱子说哉？无亦因逸之注，参订而折衷之。”在明代弘治、正德年间，李东阳、王鏊不仅身居高位且在文坛上具有很强的影响力，李东阳为《离骚经》作跋，王鏊为王逸注本作序，一起推动了明代楚辞注本的刊行。

     官员创作楚辞序跋的行为是个体人际关系社会化的一种表现，也是世俗化的重要内容。自汉代至宋元时期楚辞的序跋相对较少，创作者多为著者，如王逸、朱熹都为自己的著作作序跋，阐明著书意图。朱熹的《楚辞后语》出现了邹应龙、朱在、朱鉴所作的跋，打破了楚辞序跋中单序或单跋的现象。明代以后，楚辞著述的序跋开始增多，有的著作序跋达10个之多。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是因为序跋创作的意图之一是表达人情世故，其中传递出丰富的人际关系信息，序跋遂成为世俗化的交际工具，有了明显的功利化迹象，也成为考察官员聚会和结社的一个途径。黄汝亨、焦竑、张京元、蒋之翘等通过楚辞序跋联系在一起，如黄汝亨为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冯绍祖校本《楚辞章句》作序，焦竑为张京元《删注楚辞》、陈第《屈宋古音义》作序，陆钿为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作跋，焦竑、归有光为汪瑗《楚辞集解》作序。序跋构建了一个文人社会共同体，并成为存在性意义上的“同心”，聚合了作者的共同情感。焦竑在汪瑗《楚辞蒙引》二卷之序言中谈及书籍刊刻时说：“君（指汪瑗）既逝之五十年，子文英欲梓行之，以公同好，而属余为弁。”

（二）商人：序跋世俗化的生力军

     至宋代，商业文化日趋发达，以城市为中心建构了便捷的商业网络和交通网络，市民阶层由此逐渐形成。及至明代，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在意识形态领域显现，哲学、文学、艺术以及社会政治思想都有了商业文化的气息。随着商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与之相呼应的文化需求也在提升，他们渴望在雅文化的圈层中谋取一席之地，因此创作楚辞序跋成为商人崇尚风雅的一个表现，商人成为序跋创作世俗化的生力军。

     朱元璋建立明政权以后，一方面在政治上施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吸取历史经验与教训，实行经济改革，抑制豪强、减轻赋税、发展工商业等。这些措施的实施使明代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工商业日渐繁荣，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的早期萌芽。商人发展成为明代社会的重要阶层，他们的财富在社会财富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五杂组》中描绘了徽州和山西商人的富足：“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他二三十万，则中贾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尽管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总体来看仍比较低下。他们所聚集的巨大财富并不稳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他们积攒的财富很可能被官府洗劫一空，倾家荡产。《明史·食货志》载：“富家巨族则诬以盗矿，良田美宅则指以为下有矿脉，率役围捕，辱及妇女，甚至断人手足投之江，其酷虐如此。帝纵不问。”由此可见，皇帝纵容官员以极其残酷的方式掠夺商人的财富。其二，商人难以步入仕途。明初，政府规定商人及其子女不得参加科举考试，这就阻断了商人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命运的道路。从明成祖开始，抑商政策有所“松动”，至宣德年间商人地位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商人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或夤缘官府，寻找政治靠山，光耀门楣；或提高自身文化修养，附庸风雅，研习艺文；再或通过结识士人，士商结合以改变世人贱商的观念。在商品经济繁荣的江南一带，士农工商等级界限逐渐被打破。因此，在明中后期的文化传播过程中商人的参与度较高，同时出现了商人为楚辞的刊刻作序跋的现象。有些商人直接从事图书经营活动，参与到楚辞序跋的创作中，如明代经营曲本的商人陈邦泰为张学礼、胡文焕的《离骚直音》作《后记》。虽然陈邦泰对楚辞没有深入研究，但他在《后记》中保留了明代楚辞出版的相关信息：“己上《离骚》六卷，俱屈原所作。照宋绍兴二年（1132年）内官监本，正文楷书，字无简略，板俱单面。工起于万历十九年（1591年）季花朝，毕于次季腊日，藏之金陵思蓴馆。秣陵陈邦泰大来父临书。歙邑黄鉴、刘邦承镌字。”这些信息对研究明代楚辞版本具有较高价值。陈邦泰，字大来，万历年间金陵书坊继志斋主人。胡文焕在万历至天启间长期生活在金陵，开设文会堂书坊从事刻书业。从陈邦泰为张学礼、胡文焕的《离骚直音》六卷作《后记》来看，二人相交甚厚。商人通过为楚辞作序跋等活动加强了与士人的交流，无形中也提高自身及明代家族的文化品级。楚辞序跋的创作不再是专属于官员和士人的活动，商人亦成为创作的生力军。当楚辞序跋与商人产生联系时，便逐渐有了世俗化的迹象。

（三）刻工：序跋世俗化的传播者

      明中叶以后，市民阶层壮大，手工业者成为市民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刻工是这一阶层中非常活跃的一个群体。刻工刊书，一方面传播了知识文化，一方面也是其谋生的手段。明代刻工成为楚辞序跋世俗化的传播者，他们刊刻书籍、创作楚辞序跋，扩大了楚辞文化的接受范围，推动了楚辞文化的平民化。

     明中后期“贾道”相合、士商认同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归有光《白庵程翁八十寿序》云：“古者四民异业，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这说明，士商的界限已经被打破。士人受到商业文化的影响，或以文墨糊口，或受商人资助著书立说，梓匠轮舆的“薄技小器”广泛地进入士人的视野中。士人与手工艺人合作提升了手工艺人的文化修养。刻工作为手工艺人中的一个重要群体，为明代出版印刷业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明代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官刻图书出版机构，此外还有私刻和藩府等刻书机构。当时的南京、苏州、建阳、杭州、徽州、湖州、北京等地刻书业都十分发达。欧洲传教士利玛窦在其著作中描述了明代印刷出版业的兴盛：“正是中文印刷的简便，就说明了为什么这里发行那么大量的书籍，而售价又那么出奇地低廉；没有亲身目睹的人是很难相信这类事实的。”明代印刷出版业的发达需要大量的刻书艺人，他们推动了文化的下移，曾经作为雅文化代表的《楚辞》开始走入寻常百姓家，昔日为文人所不齿的“梓匠轮舆”之人也开始为楚辞作序跋，这成为楚辞序跋世俗化的一个显著标志。

     在楚辞序跋刊刻的过程中，刻工逐步褪去“薄技小器”印迹，显现出了文人化的品格，主要表现在职业刻工文化素养较高，且能发现楚辞学史上的某些学术问题，一些刻工甚至是文化修养较高的官员。《剑桥中国明代史》说：“明代的中国出现了文化的发展……社会的整个精英以下各层次的学识有了增长，同时精英的和精英以下的文化形式也繁荣了起来。”职业刻工作为精英文化以下的代表参与到楚辞序跋的创作中。例如，冯绍祖为职业刻书人，其刻书室名“观妙斋”，万历年间刻《楚辞章句》十七卷，附录一卷。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并作点评，“是明代较早出现的《楚辞》评点本”。冯绍祖在后序中说：“谓千载之下有子云者而知《玄》，毋乃谓千载之下有屈子者而知《骚》乎哉！”自明正德十三年（1518年）以后，王逸注本未再刊行，作为刻书人的冯绍祖敏锐地意识到了明正德之前朱熹注本大行于市，而王逸注本销声匿迹的独特现象。有些官员则精于刻书，如熊宇、沈圻、凌迪知等人。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熊宇刻本《楚骚》五卷附录一卷，并为之作《楚辞序》。沈圻休宁刻本《楚辞集注》中，沈圻作《重刊楚辞跋》。凌迪知为明代套版和雕版印书家，作《楚骚绮语》，又为《文林绮秀》作序。

     明代楚辞文献序跋创作群体趋向多样化，说明楚辞在明代社会有了广泛传播，序跋的创作不再仅仅是出于对楚辞的研究或喜爱，更夹杂了世俗化的因素。序跋作为语言符号的表达成为人际之间信息与世情交往的工具，对于著述者来说，序跋赋予的含义可能超越了序跋本身的意义；对于序跋的创作者来说，序跋也包含着他对楚辞内容的理解。因此，序跋成为了一个共通的意义空间，实现了序跋象征性的社会互动传播。

二、序跋中屈原形象的世俗化

     明代楚辞序跋的世俗化现象，还表现在屈原形象的演变上，亦即从“忠君爱国”的政治化形象变为失志文人的个体化形象。“忠君爱国”形象的淡化是屈原形象世俗化的第一步，明弘治以后序跋中屈原形象的个体价值开始凸显，最终呈现出失意而又真性情屈原的形象。屈原形象逐渐脱离了圣人“雅正”的光环，成为一个走向世俗的平民。

（一）“忠君爱国”群体观念的淡化

     在屈原形象雅化的过程中，“忠君爱国”说体现了士人“诗可以群”的理想。自汉代以后屈原及其楚辞在朝着雅化的方向发展。在楚辞汉学阶段，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经序》中建构了屈原“忠贞”“衷心”的经学化形象。他从儒家的视角认可屈原的忠贞，屈原形象开始了神圣化的过程。在楚辞宋学阶段，序跋中建构的屈原形象除了“忠君”之外，又增加了“爱国”的内涵，进一步强化了屈原形象的“雅正”性。序跋中的屈原形象是士人信仰的代表，也是士人人生价值观的体现。序跋作者将屈原形象与政治诉求相结合，屈原形象的建构必然带有一定理想主义的色彩。对于士人来说，序跋不仅仅是一种文体，更是他们参与楚辞文化传播的一种手段，也是他们对屈原及其楚辞个人审美体验的表达。“诗可以群”，体现了序跋作者的政治理想，希望通过文学的形式实现社会成员之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和谐关系。无论是汉代的“忠君”还是宋代的“爱国”，都是强调以君主为中心的“国家”的群体观念，个体的意义与价值明显弱化。

     明代的楚辞序跋中“忠君爱国”的群体观念在淡化。在序跋中很少再提及“忠君爱国”一词，作者要么对此避而不谈，要么偶尔提及“忠”，但并非原来意义上的“忠君”而是“忠义”，更多人所关注的是“怨”情。明代在序跋中提及“忠君爱国”一词的只有汪文英和焦竑两人。汪文英在《天问注·跋》中言：“悲夫！屈子不得于君，抑欎无聊，托《天问》以寓忠君爱国之心。余先人不得于时，虽未尝挂尺组沾斗禄，倘亦忠爱之心有当于屈子，而于注中相发明之。”汪文英认为其父汪媛虽然没有走上仕途，但其“忠君爱国”之心可与屈原相媲美，并在注楚辞中流露出来。焦竑在为张京元《删注楚辞》所作的序言中提及了“忠君爱国”，但对此持否定的态度：“夫谓原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而又讥其驰骋变《风》变《雅》之末流，为醇儒庄士所羞称，则又自相矛盾矣。”

     明代的楚辞序跋中“诗可以群”的政治理想也在逐渐淡化。在序跋中难以见到以屈原和楚辞论文学的“群”之作用，相反却更注重“怨”的情感。如王世贞为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刻朱墨套印本《楚辞十七卷》作跋时言：“孔子不云乎：‘诗可以兴，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乎草木鸟兽草木之名。’以此而等，屈氏何忝也？” 王世贞在引用孔子的诗论时保留了“兴”和“怨”，略去了“观”和“群”，显然是强化“怨”的分量。方承章在为林兆珂《楚辞述注》所作的序中说：“□顾语体于《诗》，要之可以怨□□□哀，哀斯激，激斯奇。其垂独创之格於千载者，留独知之契於千载也。”这里，方承章不但强调了屈原的“怨”，而且强调了其所独具的个体价值，且言及“其垂独创之格于千载者”。当序跋中群体观念淡化，强调屈原的个体价值时，已往笼罩在屈原身上的“雅正”光环渐渐暗淡，屈原从圣人被还原为世俗化的平民。

（二）“忧生愤世”个体意识的凸显

     当商业意识冲击整个明代社会、专制体制让士人价值迷失之时，群体的信仰开始缺失，新的文化思潮开始涌现并冲击原有的文化体系，文化演进的轨迹呈现出新的动向。明中叶以后序跋中屈原形象的重塑，凸显了其“忧生愤世”的一面。

     明弘治以后，思想文化界开始裂变，“自得”“自觉”“自悟”“自贵”等体现自我意识觉醒的词语开始出现在学术著作之中。在阳明心学的影响下，学术界开始了求变求新的历程。士人逐渐摆脱传统理学、科举制度乃至名教礼法的束缚，个体意识的觉醒愈加浓烈。序跋中屈原的形象逐渐与序跋作者的政治诉求相剥离，更多地体现出个体的价值，“圣人”屈原继续向平民化的方向演进。汪瑗、黄文焕等人在序跋中塑造了一个“忧生愤世”的屈原形象。在汪媛看来，屈原是一个失志者：“余昔闻邪正消长之锐，每慨正者之不能胜邪。今读《离骚》，而益致感焉。屈原被谗，千古同恨。阅其辞，会其意，想其当日忧伤之情，令人涕泗沾襟、掩卷太息而莫能已者。”汪瑗在《自序》中谈著述的目的：“今读《骚》者，率祧叔师而跻考亭。矧兹以述为作。又安敢景山埒也，亦惟自致扶抑之意，以为不得志于时者悼耳！裁成品定，是惟览者辨之。”归有光在《楚辞集解·序》中评价汪瑗：“玉卿丰姿奇俊，迥异寻常，超然有尘世想。幼厌青云事，游庠三年，飘然谢去，杜门却扫，不与物接，志存著述。”汪瑗能弃绝功名利禄、看破荣华富贵，实为不易之事。汪家以文学著称于新都，千百年来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社会习俗的力量、家庭的殷切期望就像一张无形的网约束着人们，汪瑗及弟弟汪珂能冲破束缚、顺情任性、自适自由，难能可贵。当其求学于归有光时，“水乡浩淼，若涉沧溟，永夜严更，篝灯达旦。寒则拥枲衾，两人双足顿敝筐中以为常。”汪仲弘认为，汪瑗“才工诗史，凌霄有志，强仕无闻，以生平傺诧之衷，窥屈氏抑郁之志”，“以为汩罗知己”。由此可知，汪瑗序跋中的屈原形象具有了强烈的个体意识。黄文焕在《楚辞听直·凡例》中言：“余抱病狱中，憔悴枯槁，有倍于行吟泽畔者，著书自贻，用等招魂之法。其惧国运之将替，则实与原同痛矣，惟痛同病倍，故与骚中探之必求其深入，洗之必求其显出。” 屈原行吟泽畔，惧国运之将替，著书自贻，一个失志文人的形象被勾勒得淋漓尽致。黄文焕“与原同痛”的深切体悟，既抒发了自己的愤世情感，又张扬了个性。序跋作者所强调的不是“忠君爱国”之群体观念，而是“忧生愤世”的个体意识。

（三）以失意之真性情重塑屈原

     明后期，“宗义理而略性情”的观念逐渐消退，序跋作者开始重视“性情”，使得屈原形象更接近于普通人。

     这里所谈的“性情”，是指强调个体内心的真实感受，而非儒家道德伦理化的性情。“性情”化成为序跋作者给予屈原形象的新阐释。陈献章在《题应宪副真率卷》中写道：“今古一杯真率酒，乾坤几个自由身。”序跋作者在个体意识觉醒后，高扬人的主体精神，屈原的性情成为序跋作者关注的焦点。明末清初的李陈玉在序跋中强调屈原的“至性”“奇情”：“且夫《骚》本《诗》类，《诗》人之意，镜花水月，岂可作实事实解会？惟应以微言导之，则四家之中，笺所宜有事也。……则屈子之至性与屈子之奇情触目如有见，触耳如有阁。”屈原是诗人，不是“圣人”，真性情是人生失意后情感的自然流露。李陈玉在《复沈孝廉临秋》中也提及了“性情”观：“文学都雅，人士有情，则三吴江右不及也。”赵南星在《离骚经订注·序》中言：“屈子以神妙殊绝之才，处郁邑无聊之极，肆为文章，以骋志荡怀，出入古今，翱翔云雾，恍惚杳茫，变化无端，匪常情之攸测，迂儒曲士之所必不能解，实剖泮以来所未有之文也。” 赵南星认为，“古有之：诗以道性情，天地万物莫不有性情焉。”屈原为神妙殊绝之才，心情郁闷，以著文章，骋志荡怀，匪常情之攸测。

三、“好名”之风渗入序跋

     《论语·卫灵公》云：“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左传·襄公二十四年》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可见，自古以来就有“好名”之风，“立德”“立功”“立言”成为三不朽的手段。明代的好名之风尤甚，并渗入到了楚辞序跋的创作中，序跋成为“立言”的一个手段。

（一）序跋“好名”之风的心理探究

     个性张扬与名利观念之滋长是好名之风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明弘治之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商业经济的逐渐繁荣，奢靡之风日盛，世人的价值观也在不知不觉地发生变化。明中后期 “好名”之风已经成为一种世风，不仅士大夫、商人、手工艺人积极参与，闺中女性也加入其中。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九月，郭维藩在进言中论及士风：“今者士风渐漓，一切好更张以取声誉，以诪张为变通，安静为迂腐，严急为才干，宽厚为无能，好恶任情，不以为耻。如此，则俗薄而政庬，非细故也。” 范长白的夫人徐媛与寒山陆卿子诗文唱和，“吴中士大夫艳称之”。物质财富的丰富，先在商人中形成了奢侈之风，既而渐渐侵入官场，进而影响了整个社会。道德观念的约束减弱，重利轻义遂成为社会思潮。王阳明提出心学的目的是通过修持思想改变人生取向，从而提升道德境界、改变士风与世风。然而其所强调的“心即理”实现了从程朱理学之“天”到“人”的转化，高扬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他提出“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正已而物正”。这突出了个体的价值，促进了明代个体意识的觉醒，“好名”“留名”成为实现个体价值的途径之一。

     不同身份的人通过创作楚辞序跋、刊刻书籍满足自己的“好名”心理。根据存在心理学的观点，个体的人有被社会认可的需求。印刷出版成为有明一代有效的“好名”“留名”方式。明清出版业的繁荣与发展，一方面得益于印刷技术的进步，是文化创造性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不免有赖于“好名”风尚的驱使。“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成化、弘治以后印版“日增月益”“愈隆于前已”，形成了“满目皆坊刻”的现象。出版业也注入了较浓厚的商品经济因素，一些有财力的士人、富商、市民纷纷出资刊印作品，以使自己名流于世。唐顺之在《荆川先生文集》卷六中说：“仆居闲偶想起宇宙间有一二事，人人见惯而绝是可笑者。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喫，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其达官贵人与中科举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必有一部诗文刻集，如生而饮食，死而棺榔之不可缺。”唐顺之所言虽犀利，但也反映出明代“好名”之风尚和社会心理，楚辞序跋的创作和刊印也由此而染上了这种风习。

（二）序跋“好名”之风的体现

     序跋“好名”之风体现在：楚辞著述的作者请社会名流作序跋；市民阶层创作序跋以求在文化艺术、政治生活中争取话语权；有的序跋作者为了扬名，还在序跋中刻意描述自己和家族的名望，显示出虚荣心理。

     楚辞著述的作者请社会名流作序跋，提升作品的知名度，使楚辞的传播产生了类似于“名人效应”的效果。社会名流创作序跋，从表面上看是张扬名流，本质上是张扬楚辞文献及其作者。楚辞著述的作者借助名人与作品、作者的联动从而提升知名度和美誉度，扩大了书籍的传播范围与受众。焦竑是明代楚辞序跋的创作“大户”，曾为张京元《删注楚辞》、陈第《屈宋古音义》、汪瑗《楚辞集解》作序。《明史·文苑四·焦竑传》载：“竑博极群书，自经史至稗官、杂说，无不淹贯。善为古文，典正驯雅，卓然名家。”《中国藏书家考略》载：“（焦竑）藏书两楼，五楹俱满。”以上材料说明，焦竑的社会地位和名望，集官员、思想家、藏书家于一身，也是重要的楚辞研究者。焦竑在《删注楚辞·序》中提到：“余乃不揆而发其狂言，庶以信张君之说，而与同好者共之，余更有《屈宋辩》，为人之所未言者，语在《笔乘》中，此不具论。”焦竑在《笔乘》中提出了楚辞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九辩》作者是谁？《史记》未提及《九辩》作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认为：“《九辩》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自此之后，没有异议。直到明代，焦竑在《笔乘》中首次提出了《九辩》作者为屈原的问题。颇俱声望的焦竑创作序跋，无疑提升了张京元、陈第、汪瑗及其著作的知名度。

     市民阶层创作序跋，希望将名字刻入书籍，借以扩大自己的知名度。明代的市民阶层是以商人、百工、城市平民为主体的新兴社会力量。明中叶后，随着手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从业人员的增长，市民阶层的势力逐渐壮大，传统的“轻商”观念慢慢演变成了“重商”观念。万历年间，兵部右侍郎汪道昆曾上书说：“窃闻先王重本抑末，故薄农税而重征商，余则以为不然，直一视而平施之耳。日中为市……盖与耒耜并兴，交相重矣。商何负于农？”从汪道昆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官方已经认可了商人的价值。《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载徽州方于鲁、程君房以制墨名振宇内，方刻《墨谱》“穷极工巧”，房刻《墨苑》“斗奇角异”。能工巧匠得到社会的尊重，“奇技淫巧”“玩物丧志”的观念发生了变化，百工的社会地位获得了重新评估。以商人和百工为主体的市民阶层十分渴望在文化艺术、政治生活中争取自己的话语权。

     明代经营书籍出版销售的商人、从事书籍出版的刻工积极参与到楚辞序跋的创作中，加速了序跋世俗化的进程。明代万历、崇祯年间，成为中国出版史上的极盛时代，出现了经营图书、出版书籍的一大批商人。吴勉学、陈仁锡、胡文焕、陈邦泰、毛晋等人既具有商人身份，又具有工匠身份。胡文焕仕途不进，转而经商刻书，建立文会堂设肆刻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知识分子“立德”“立功”的理想无法实现后试图靠“立言”完成社会角色的转型。胡文焕年轻时通过刻书、售书积累了财富，他与经营南京继志斋坊的陈邦泰交往密切，并与张学礼合著《离骚直音》六卷，陈邦泰为其作《后记》。陈邦泰作为一个商人为《离骚直音》作跋，实现了自身文化价值的提升。毛晋屡试不第后隐归乡里经营藏书、刻书。清人钱泳《履园丛话·梦幻·汲古阁》云：“子晋本有田数千亩，质库若干所，一时尽售去，即以为买书刻书之用。创汲古阁于隐湖，又招延海内名士校书。”毛晋通过刊刻经营图书实现了“立言”的理想，达到了商业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平衡。毛表乃毛晋第四子，子承父业。他在王逸注《楚辞》十七卷本中作《楚辞跋》：“先人手《离骚》一篇，教表曰：‘此楚大夫屈原所作，其言发于忠正，为百代词章之祖。昔人有言《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我之从事铅椠，自此书昉也。小子识之！’壬寅秋，从友人斋见宋刻洪本，黯然于先人之绪言，遂借归付梓。”文中记述了毛氏刻书始于《离骚》，追忆先人之教诲。毛表的跋文不仅延续了父亲“立言”的理想，而且借跋文为其家族立身扬名。作序跋以扬名，不仅是作者之事，而且还担负着光大门楣、报答父母的责任。刘基在《送黄叔赐归金华观省序》中写道：“夫孝子欲显父母心无穷也，显父母之道，无过乎立身扬名，而鲜有能及其父母之目见。是故，君子之急于仕者，良有由也。且父母之鞠子，亦孰不望其能立功直事，超乎群伦之上以光大其祖宗之门户也哉！”

     一些序跋作者为了扬名，在所作序跋中刻意描述自己和家族的名望，显示出虚荣心理，甚者将家人的成果据为己有。例如，汪瑗之侄汪仲弘在《楚辞集释补纪由》中称：“新都以文学世其家，则余宗著。余宗居丛山有年矣。一祖三宗鼎峙，若屈、昭、景。”他将其家族的文学传承“一祖三宗”比作战国时楚国的“昭”“屈”“景”，实为夸大其辞。姜亮夫的观点可以作为汪仲弘“好名”的又一证据。姜亮夫在《楚辞集解·凡例》中言及：“瑗辑本久佚，侄仲弘补编，加绘九重圆、南北二极圆、山海舆地圣图、十二支宫属分野宿度圆、日月五星周天图、太阳中道之图、列星图、明魄晦朔弦望图、古今州域新旧河道舆圆，共十图。诸图皆极精致，度非仲弘所补，当亦汪氏原作。”汪仲弘为了满足自己好名求胜之私，盗世父之作据为己有，“而且没有去‘集解’之名而为‘集释’。不然仲弘能为世父补舆图之精如此，亦必为一时通人，何以更不闻有他著作？”

     综上所述，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楚辞序跋未给予应有的重视，亦忽视了楚辞序跋和社会文化转向的问题。楚辞序跋的世俗化转向显现出序跋这种文体与社会发展、思想文化转型的关系。楚辞序跋的世俗化倾向是中国古代社会革新的一个缩影，文化转型本质上体现了社会主流文化的位移。序跋创作主体多元化取代了楚辞士人文化的主体性；屈原形象走出“忠君爱国”的神话更接近于平民，是屈原形象走向大众化的节点；“好名”之风冲击到楚辞序跋的创作，日渐远离了楚辞文献中主流的政治口吻和价值取向。楚辞序跋的世俗化与“雅正”观念弱化紧密相连，与明代文学艺术的尚俗风气息息相关，具有不可小觑的学术史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