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和灵性照顾者，我为失去亲人的人提供支持性的陪伴和灵性疗愈工具。在这个角色中，我遇到了一些可能干扰心理健康的神学心态，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导致复杂的哀悼、抑郁甚至疾病。本文探讨了这些“有毒神学”及其与复杂性哀伤/哀悼的关系，同时提供可能有助于支持面临灵性挑战的哀伤者的替代视角和宇宙观。
关键词
有毒神学、丧亲、复杂哀悼、悲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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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97）
Wordon（2001年，第27页）识别了“正常”哀悼过程中的四个具体任务：
1、接受丧失的事实
2、 处理哀伤的痛苦
3、适应失去亲人的环境
4、在情绪上重新安置亲人并继续生活
当这些任务无法成功应对时，哀伤可能会变得复杂，并在以下反应中表达出来（Worden,2001年，第101页）：
● 延长的哀伤——来访者意识到自丧亲发生以来，哀伤并未在许多月或许多年后得到缓解。
● 延迟的哀伤——即使来访者可能在失去亲人时有过情绪反应，他们的情绪仍然是受阻的。
● 过度的哀伤——以过度焦虑、抑郁或愤怒为特征，可能会损害一个人的正常功能。
● 躯体症状或行为症状——来访者正在经历躯体症状或行为问题，却没有意识到未解决的哀伤可能是问题的核心。
Rando（1993年，第393-448页）识别了哀悼过程中的六个关键任务，她称之为“哀悼的六大要素”，以说明正常的康复轨迹。在表1中，我列出了这六个任务，并增加了宗教信仰可能使每个任务变得复杂的例子：
表1 令哀悼过程变得复杂的宗教议题
正常与复杂的哀悼
Horowitz等人（2003年，第904页）将正常哀悼定义为能够容忍痛苦的情绪和混乱的想法，并最终恢复平衡的能力。我会补充说，将哀伤转化为个人或社群治愈的积极力量也是健康哀悼的一个特征。相比之下，复杂性哀伤包含的极端情况可能会损害功能，让重获平衡感和创伤后成长变得遥不可及，而悲伤反应变成了心理病理。谱系上的这两个极端反映了个体的适应能力。
美国心理协会（2018年）将复原力/心理韧性（resilience）定义为“在逆境、创伤、悲剧、威胁或重大压力源面前良好适应的过程。”这些反应并不被视为是异常或非常特别的，也不必然要被解释为是对痛苦的否认或压抑。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些反应可能受到哀伤者的文化规范或宗教信仰的影响。例如，Bonanno（2010年，第98页）观察到，哀伤者的内疚感可能会因相信神的惩罚而加剧，这导致复杂性哀伤和增加的痛苦。Bonanno还指出，在现代西方的哀悼方式中，复原力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支持（2010年，第101页），当失去亲人的人“仅表现出短暂且轻微的功能障碍”时，心理学家有时会认为这是一种不寻常甚至病理性的反应（2004年，第20页）。
当神学进入画面
2015年10月，一家电视新闻团队报道了一名被诊断出患有无法手术治疗的脑癌的10岁男孩凯勒·布拉德利的新闻。摄制组拍摄了凯勒在教室里被他的朋友们围绕着，而老师在指导他们“祈祷奇迹发生”。
新闻片段中记者是这样说的：“凯勒相信奇迹。他的同学也相信。当他们的老师告诉30个10岁的孩子关于凯勒的癌症时，她种下了这个想法。”（Dixon,2016年）
然后记者继续采访这些孩子，其中一个孩子说：“如果每个人都为他祈祷，上帝会听到的。”
六个月后，凯勒去世了，当我在我的专业圈子里与教育者和咨询师们分享这个故事时，对于老师让学生选择用祈祷作为应对策略的不当做法，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我们想知道那些孩子的父母如何处理孩子们必然的质疑——“为什么上帝没有听到我们的祈祷？
像这样的事件为宗教信仰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奠定了基础。那些孩子不仅要哀悼失去了朋友，还要被迫处理复杂的神学问题和信仰危机（因为被老师要求去祈祷）。
Schipani（2017年）指出，我们今天所识别出的大多数有毒的宗教信仰根植于亚伯拉罕诸宗教传统，并指出了一些关键特征：
●它们包括情感、精神、道德上的暴力和权力滥用，以及有时身体或性的暴力和权力滥用。
●它们损害情绪/心理健康，并与心理/情绪功能障碍有关。
●它们有从不健康到有害再到致命的强度谱系变化。
尽管凯勒教室里的孩子们没有遭受情感虐待，他们的祷告未得到上帝回应的经历也不一定会导致心理功能障碍，但这位教师的做法无疑可以表征Schipani谱系中“不健康”的一端。他们被鼓励将上帝视为一个全能的愿望实现者，可以被他们的祷告所影响。他们如何应对这样一个上帝信仰的破灭，将取决于他们的家庭如何回答他们的问题。例如，如果其中一个孩子被告知凯勒的病是对罪恶的惩罚，或者因为凯勒没有受洗所以他不能上天堂，那么有毒神学的种子就会在童年哀伤体验的肥沃土壤中牢牢地生根发芽。正如福音派基督教学者Maxwell 和 Perrine在他们分析《在悲伤中的上帝的问题》时所描述的，“用神学来处理哀伤的危险在于，它不可避免地将复杂且常常令人困惑的现象简化为一种限制性的意识形态，这甚至可能导致施加了更多的伤害而非缓解痛苦。上帝对哀伤的帮助感并不是普遍存在的。”（2016年，第179页）。
积极与消极的宗教应对
当代关于宗教应对来处理丧失和创伤的研究大多以Pargament、Koenig和Perez（2000年）的工作为基础，他们开发了RCOPE量表作为评估工具，用以测量面临极端压力、困难或丧失的人们使用的各种宗教应对机制（第519页）。该量表涵盖了有益的和有害的宗教应对机制，从积极应对机制（在创伤事件中找到意义，或把上帝当作合作伙伴）到消极应对机制（将事件视为上帝的惩罚，或将压力源定义为撒旦的行为）。这些定义能够提供对宗教应对行为的更深入的见解（Pargament, Smith, Koenig, 和 Perez, 1998年，第711页）。
Pargament关于RCOPE量表的研究显示，相信神罚（神的惩罚）或恶魔干扰是悲剧的原因是一种“消极宗教应对”，可能会与降低的心理健康结果相关联。虽然许多研究对象使用这些消极机制，但大多数人在面对创伤或丧失时在与上帝的关系中找到了安慰和希望（而非惩罚和羞耻）（Pargament等人，1998年，第720页）。大部分情况下，Pargament观察到人们的宗教观念显示出“与上帝的安全关系、一种灵性感觉和一个可信赖的世界观”。但他也指出，尽管消极应对策略使用得较少，但它们表达了一种“不同的宗教倾向；一种涉及到与上帝的脆弱关系、精神挣扎和一种威胁性的世界观”（1998年，第721页）。
虽然舒适和希望可能是更常见的反应，但在我支持丧亲者的经历中，我遇到过无数案例，他们特定的宗教信仰加剧了压力和焦虑，使哀伤者长期处于悲伤、内疚和担忧的状态。Pargament的团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通常，积极的宗教应对模式与良好的结果相关联，包括较少的心理困扰症状，因应压力源而产生的心理和精神成长报告，以及访谈者他评的受访者的更高合作性。相比之下，消极的宗教应对模式则与情绪困扰的迹象相关联，如抑郁、生活质量较差、心理症状和对他人的冷酷。这些研究表明，宗教既可以是压力来源，也可以是应对问题的解决方案（1998年，第721页）。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个人内在的神学观念外，糟糕的牧师和疏忽的精神指导也可能促成这些消极的宗教应对方式。
识别有毒神学
William Morrow在《有毒宗教与约伯的女儿们》（1998年，第266页）中将有毒宗教定义为合法的人类体验和反应被宗教机构和系统所羞辱。当一个人的宗教所要求的信仰和行为与其实际生活经历发生冲突时，心理困扰就可能会出现。
Morrow接着说：“感到羞耻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的被贬低”，并指出古代以色列的一神论信仰包含有“羞辱潜力”（1998年，第264页）。在一种羞辱性的关系中，一方对另一方拥有权力，当这种权力被过度使用或滥用时，比如在过度控制的宗教系统的情况下，它可能导致心理伤害（1998年，第266页）。他识别了“完美主义者-报复主义教义”——其中自然的人类体验与要求严格的宗教规则的道德要求不相符——是有毒宗教的一种表现（1998年，第268页）。同样，传统的关于正义和审判的宗教理论可能在死亡看似毫无意义或悲剧性的不公平时造成认知失调。
Benner（2012年，第4段）说，当一种神学将精神体验仅限于接受信念和教义时，这种神学就是有毒的，而Tarico 和Winell（2014年）发现有毒神学的关键特征包括：
● 要求服从的权威权力等级制度。
● 分裂主义政策。
● 限制接触外部信息来源。
● 基于威胁的现实（地狱、神的惩罚、灾难性的末世）。
● 鼓励孤立的心灵控制技术。
Terri Daniel（本文作者）对有毒神学系统的定义包括以下这些特征：
● 追随者被束缚在一个僵化、静态的信念系统中。
● 质疑和探索是不被鼓励的。
● 外来者被怀疑或鄙视。
● 宗教多元主义是不可接受的。
● 圣经文本被以字面意义来诠释。
● 上帝被视为一个专制的家长式人物。
● 相信上帝会奖励虔诚和忠实。
● 与严格教义不符的行为/信仰会受到上帝的惩罚。
● 自然灾害、流行病和社群悲剧是上帝的诅咒。
（p. 200）有毒的神学为人们创建了一个看似绝望的未来：
● 因为神是纯洁和圣洁的，祂不能容忍罪恶。
● 神惩罚罪恶。这是与祂公正的性格一致的仅有可能的回应。
● 对我们罪的惩罚是今生受苦，在身体死亡之后依旧是永恒的惩罚。
（p.201）在Pattison（2000）关于个体和家庭羞耻的研究中，他观察到基督教“未能认识到其自身意识形态和实践如何促成功能失调的羞耻的产生，以及对羞耻的剥削利用”（第187页）。他还指出，救赎和赎罪教义虽然能够提供治愈和希望，但同样能够产生内疚感和羞耻感（2000年，第190页）。
拒绝有毒神学
著名世俗主义者Daniel Dennett 博士（2007年，第348页）建议我们将宗教放在显微镜下，并对其进行跨学科研究。因为宗教几乎影响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或许最重要的是，它影响我们对意义的追求，所以宗教研究非常重要，不容忽视，无知并无益处（2007年，Kindle页码362）。然而，Dennett 承认，这种对宗教的审查将会遭遇巨大的阻力，因为如果对宗教进行仔细的检查，其魔力将被打破，无数人的心也会随之破碎（2007年，Kindle页码403）。
如果这种审查是多学科的，那么也许最好的起点就是神学家本身。
神学家兼学者马修·福克斯神父（Father Matthew Fox）在天主教Dominican order度过了34年，之后因质疑原罪的教义而被驱逐。今天，他成为推动基督教变得更加进步、包容和对当代生活更具相关性的运动中的领军人物。现在作为一名圣公会牧师，Fox建议我们用一种更肯定生命、威胁性较小的概念——“原初祝福”来取代原罪观念。他问道：“如果宗教本身不经历变革，宗教又怎能成为变革的力量呢？”（Fox，2000年，第19页）。
上帝需要一个新的形象
有些人将上帝视为一个在天上的男人，他随意地或根据我们的行为所获得的东西，施予我们喜悦或悲伤、奖赏或惩罚。如果我们的体验是随机的且无法控制的，那么祈祷和宗教活动就毫无意义。而如果上帝是一个溺爱子女的父亲，其祝福是可以赚取的，那么上帝本质上是在经营一个收保护费并进行勒索的黑社会。因为即使祝福可以赚取，奖励却是不一致的，而且我们必须满足的条件并不明确，这是非常糟糕的育儿方式。当我们的良好行为没有得到回报时，我们会感到被遗弃、背叛、恐惧且完全孤独。在这种期望下，尽管我们努力赢得这位善变的父母的爱，也无法保证安全或保护。
将上帝视为一个保护性/权威性父母是一种幼稚的看法，它离间了人们并削弱了人们的能力。如果我们认为上帝的爱应该为我们提供一个无冲突的存在，我们将总是失望。因为当这种期望没有得到满足时（实际上永远无法满足），我们最终会更多地关注自己的愤怒和被遗弃的感觉，而不是这些经历可以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
随着人类的进化，对上帝形象的看法应当随之改变，改变我们对上帝形象的看法可能就像改变我们使用的语言这么简单。基督徒对救赎的定义可能与佛教徒对超脱的定义相似。需要救赎意味着有些事情出了问题；意味着我们是有缺陷的，不是我们应该成为的样子，因此我们需要被一个外部实体拯救。而超脱则表明我们可以从更高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的状况，并自我疗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