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翻译自这本书第四章：

摘要

精神分析学家最近专注于通过关注在分析时段内发生在活现中的行动序列来进入无意识。被活现的角色和驱动行动的动机通常被描述为心理现实的表征，包括被压抑的愿望和恐惧、妥协，以及客体关系。作者集中研究由未象征化的创伤产生的活现，此活现会以涉及受分析者和分析师的行动的具体（concrete）形式出现。对这些活现的研究揭示了一个活现过程的展开和被理解的方式。一旦事件进入了分析性的对话，一个象征性的过程首先开始于识别创伤及其后遗症，然后在冲突和客体关系的领域进行分析。本文呈现了两个封装了创伤的活现的临床例子。第一个案例是一个正在发生的活现，其中的性格结构是为了使用语言来否认联系和恐怖。第二个案例涉及到受分析者和分析师之间短暂的戏剧性的拥抱互动，这打开了通往创伤体验的记忆之路。作者跟随着互动中的活现，而分析允许了心理活动从具体（concreteness）到更加复杂的象征化的移动。

正文

精神分析的传统强调想法和幻想的中介（译者注：通过对想法和幻想的分析进行精神分析），但对行动作为中介的强调的呼吁也同样在精神分析治疗中不断发生（Loewald，1975），作为中介的行动有时以微妙的音调和微妙的身体运动呈现，或是惊人的令人无法预料的互动。在过去二十年中，“活现”一词发展为一种识别活动序列和认识到行动过程中所包含的丰富交流的方式。这些唤起性的动作序列涉及了受分析者和分析师，并经常被受分析者的创伤历史所激活，绕过象征性的言语叙述，而进入到非言语的移情/反移情的舞台。在分析二人组合（dyad）中，对活现的分析带来了对创伤的象征化和它在精神生活中所具有的多重意义。

在精神分析中，分析师经常通过反思他们被拉入而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来发现这其中的戏剧（Sandler, 1976）。通过这种方式，治疗性倾听追上了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并在事实之后被识别到（Goodman, Basseches, Ellman, Elmendorf, Fritsch, Helm, Rockwell, 1993）。它是通过反移情的觉察来实现的(Ellman, P., 1998; Ellman, S. and Moskowitz, 1998; Freedman, Barroso, Bucci, Grand, 1978; Jacobs, 1986; Tyson and Renik, 1986)，分析师开始知道活现，并发现了什么是被压抑的或从未被知道的故事。1986年，Jacobs在一篇题为《反移情活现》的论文中首次提出了活现的概念。对活现的关注促使精神分析学家澄清了一条通往无意识的新道路的存在，增强了弗洛伊德的梦的意象通往无意识的忠诚之路。Chused（1991）报告说，参与了1989年关于活现的小组讨论的精神分析学家们“……同意分析中的活现是不可避免的……”并想知道，“……活现是否以及如何对分析过程作出有益的贡献……”（第615页）。在他们编辑的书《活现：治疗关系中的一种新方法》中，Ellman, S. 和 Moskowitz（1998）将历史和当代的文章汇集在一起，通过讨论演绎出无意识议题的分析互动，从而在活现过程中打破阻碍。与此同时，Katz（1998）对“分析过程的活现维度”进行了回顾，文章指出移情不仅仅表现在口头象征的层面上。活现是一个连接（bridge）术语”…包括了明显的病人-分析师的相互作用和潜在的无意识幻想被实现……（Katz，第1153页）。

由创伤引起的活现往往会绕过象征性的口头叙述，并通过行动来沟通。“具体性”的概念（Bass，1997）进一步定义了活现中心理功能的本质。关于创伤在心灵中的位置，具体性是由无法被象征化的淹没性的情感造成的。Stern（1983）提出了“……未被概念化的体验……未被概念化指的是一种在独立的和可定义的语言中尚不可知的集合体”，以及“由模糊的倾向组成……可以被塑造和表达。意义变成了创造……”（第72页）【译者注：让我想到Bion的β元素和α功能】。Laub（1992）在他与包括大屠杀幸存者在内的大规模创伤幸存者的研究中发现了心智中的“洞”。同样地，Kogan（2007）在治疗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们时指出，注意到活现是开始知道的第一步。Lear（2000）写到缺乏内容伴随着“人类无助的最深形式”，他将其描述为“没有质量的数量”（第109页）。当心灵被情感淹没时，意义可能还不存在，因为语言可能还无法象征创伤。具体性表明了一个事件存在于内部幻想和外部现实无法区分的地方。汉娜·西格尔写到“象征等同”（1957），即“……所象征的事物和象征之间没有区分……这是自我和客体之间关系紊乱的一部分……”（Segal，1957，第393页）。一旦在移情/反移情配置中识别出一个具体的活现，象征化就开始了。命名互动中的情感会带来清晰，进一步与创伤体验的分化，以及与相关的无意识幻想的分化。进入象征化的关键是为象征提供语境意义的分析二元。活现是指未被概念化的体验被搁置，并准备好了被翻译成一种在分析二元的相互性中具有象征意义的语言。

作者呈现了两个不同的分析，以进一步阐明分析活现是如何提供从具体性到象征化的变化，从而带来对正在展开的心理现实的更有意义的理解。一个案例展示了创伤是如何通过持续的与普遍的性格结构相关的活现来被表达和被理解的，Goodman （1998）将这种性格结构称之为“性格活现”。在患者的分析过程中，语言以一种具体的方式被使用，用来否认词语的沟通潜力和分析活力。通过创造一种死亡的心境，说话成为了控制分析师存在的一种手段。在活现的死亡中驻扎着病人无意识的确定，即接触会带来创伤的毁灭，这概括了一个早期的客体关系。病人试图通过摆脱分离所带来的恐惧和他在绝望之上感到的匮乏来感觉自己还活着。第二个案例涉及与分析师戏剧性的拥抱，并在之后的四年分析中多次触碰分析师。这些活现是互动的表征，承载着属于创伤情境的压倒性的恐怖和无助的情感，而这些情感在受分析者的头脑中从未被象征过。“拥抱”的事件成为分析工作的核心，带来了对创伤事件及其后遗症的影响的理解。随后，分析识别出关于诱惑、投降以及死亡的一系列幻想，而这些幻想已经成为了病人的心理现实的一部分，现在又成为了治疗的心理现实的一部分。这两个案例说明了在两个离散的活现事件和与性格相关的持续的活现中创伤的相关性。

案例：T先生

T先生想要接受精神分析是因为他不自信、不能“感觉”、感觉自己有缺陷。在分析的早期，T先生回忆了一些记忆，但与他目前的心理状态或生活状态没有任何明显的有意义的连接。他感到满意的是，他能正确地通过“自由联想”而不是审查来进行分析。他带来了梦，不是因为他记得梦，并对它们有情感依附，而是因为他已经把它们写了下来。他讲述了一些他认为“应该”会激发他的事件；他说，他知道自己“应该如何感觉”，但是没有感觉。

T先生希望分析师完全“调谐”来感受到他的感觉。而他的分析师做的是不够的。T先生把他对调谐的渴望和他的母亲按照严格的规定“按书抚养我”联系起来。他记得与一个不共情的严厉母亲和遥远的不起作用的父亲的极少的互动。T先生经常回想起他所发生的一件他“认为”具有创伤性和形成性的事件：“去机构的旅行”。他不服从命令，于是母亲威胁要把他留在附近的机构，他继续不服从命令，于是她开车送他去了机构。母亲这次的开车给T先生带来了绝对的恐慌。他恳求母亲把他带回家，并相信他即将被抛弃。结果车刚开到机构，她就立刻和他一起开车回家了。记忆表明了一种联系和依恋的创伤历史，并提供了一种方式来理解他使用语言来使分析死掉和防止接触的移情/反移情。他可以让分析师没有能力驾驶“分析车”，因为它有摧毁他的风险，并让他自己不去意识到他对攻击性和湮灭的恐惧。

对分析师来说，T先生的话失去了活力，阻止了连接。分析师认为她并不存在。有时，当她看到自己是一个无助的没用的母亲或是一个无生命的物体时，她感到一种像是被下药了一样的困意。一次会谈的片段说明了病人的语言及其在唤起与分析师一起持续的活现方面的能力。T先生在分析会谈中创建的“死亡”心境是显而易见的。“具体性”的概念带来了更进一步的在这个持续的活现中对T先生的心理功能的理解，其中语言伴随着情感的缺乏，成为了防止接触的行动。行动是创伤的具体表达，由于创伤的意义还没有得到象征化，所以行动是为了语言的功能的扭曲。在这节会谈中，病人对录音的愿望是一种凝结（译者注：防御机制的一种），说明了病人对语言的机械使用，被用来创建与分析师在一起的死气沉沉。

周五：

病人：我想录周三和周五的会谈。这样我可以回到我离开的地方（译者注：指的是每节会谈结束时来访者离开的话题），尤其是当之前的话题没有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就像现在一样。我感觉我是有问题的，这可以帮到我这种感觉；那样我就可以保留前一次会谈的全部感觉。

分析师（对他尝试以一个机器的入侵来进行控制感到恼火，因此感到她的分析功能受到了攻击）：你觉得这并不令人满意，你正在找到一些方法来克服这种感觉。(分析师只回应了意义的一种可能性，促进了交流的具体性。另一个没被考虑的意思是，他害怕当他和分析师分开时人就不存在了）

病人：我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有强烈的感觉；我只是觉得录音是有利的。当我说话的时候，好像毫无成效。这并不是一种强烈的感觉。我认为录音是一种更有效的方式，而不是说我有无法忍受、痛苦或强烈的感觉。我总是在寻找优势（edge）。(沉默，病人睡着了，打鼾。病人在这里避开了分析师和分析，同时也表达了他正在掉进深渊的感觉。)

分析师（也会因为病人反对分析师的澄清而感到困倦）：拥有一个优势可能有助于避开睡着的诱惑。（具体的）

病人：我认为睡觉是另一回事。只是因为周五累了。当我认为这里什么都没有发生时，当我没有以新的角度看到任何事情时，优势是为了避免这些分析时间。我想跳过那些时间，动起来。你觉得怎么样？

分析师（感觉到无助地无能，相信病人真的不想知道分析师在想什么）：你认为通过录音，什么可能被排除在分析之外？（分析师具体地表达了一种可能的意义，而且只是一种防御性的意义，从而加入了病人，一起创建了一种死气沉沉和具体性的活现。）

病人：我要排除的并不是什么大事。也许我没有完全重视去注意到我有别的感觉。我只会用这个录音来裁剪掉会谈之间的阻碍。（“阻碍”可能是由于他被留在了机构；但分析师此时还没有看到这种意义。）

分析师（感觉与他和分析无关，就像她对几个小时后他的笔记一样）：就像你在每次会谈后写下你记得的东西。

病人：但是录音比写下来要好。我不想丢掉任何一部分。如果录音了，我甚至不会忘记哪怕是一步，一个洞察。（病人害怕失去分析师，但分析师对这种表达仍然充耳不闻。）

分析师（考虑到病人与分析师分离时的担心的移情）：你还有什么其他担心丢掉的吗？

病人：不是说洞察力，而是我是如何获得洞察的。捕捉每一个小的步骤带来了它逐渐的展开。我会在下次会谈前听录音。

分析师：就好像时间没有流逝。

病人：没错，没有时间会流逝。就像连续做了两个小时的分析。

分析师：就好像我们不会分开一样。

病人：当然可能有这个意思，但我不是这么想的。我认为它就像两个独立的轨道，就像电影拼接在一起，而每天发生的事情不会让电影偏离轨道。

分析师（从具体性转移到接触）：你可以导演这部电影，而不会有任何害怕的感觉。

病人：似乎我想继续一个令人满意的经历。不能拥有它令人失望，我会忘记它，它就不存在了。（这里是湮灭。）我想起了我领导的会议。我需要做好足够的准备来找回兴奋感和活力感。

分析师：要找回这种活力很难吗？

病人：我是有缺陷的；你是在暗示这里此刻在发生着些什么？如果一个人的手臂被切断了，他一定会想到缺陷。这可能适合于重现这个时刻。我以前常常在脑海里重播会议。我不会让它们离开。今天早上的会议很好，我想重播那些小时刻，有人说，有人回应，感觉真的很好。但我知道重播并不会带来效果，只是为了我的满足。

分析师：有效果和避免感觉到缺陷都感觉很重要。

病人：我想在下一次会谈前听前一次会谈的录音；并获得那种感觉活着的嗨的状态。这是一种我可以延续活着的感觉的方式。

T先生的理智化和情感的分裂，都是他性格的衍生物，在这个死亡心境的持续活现中构成了他的沟通方式。在死亡中，T先生否认了分析师是“他者”以及她的活力。分析师离开了她的分析功能对T先生来说是一种绝望的威胁。他认为他睡着只是因为他累了，他不允许去考虑无意识的动机。他希望对会谈录音只是因为他的记忆“不足”，而不是为了避免他的“死亡”。他无视分析师关于她的离开以及对这些事件的象征意义的任何建议。同样地，T先生在他相对未分化的自我理想中展示了他的自体和客体表征之间的融合；他表现得“好像他是自己的自我理想”（Reich，1954）。先生T想通过对会谈录音来捕捉他的洞察的步骤来感到有成效。他想通过重播会谈录音、在他的脑海中重播他的专业会议、回顾他走向洞察或职业成功的步骤，来享受他的“生产力”带来的兴奋。对会谈录音是在否认时间的区分效应，就好像分析师和病人从未分开过一样。T先生在意识上关心他的死气沉沉和活力，以及他与“缺乏”感的斗争。为了通过生产力和成就来“感觉良好”，“延续了感觉活着的嗨的状态”，T先生正参与在一场用来阻止分离的持续活现之中。他担心失去分析师，因为当他们分开时，她并不存在，而他感到有缺陷、死亡和脆弱。与被威胁和实际情感抛弃的创伤相关的压倒性情感还没有在语言中得到象征化。先生T将语言作为行动，而不是作为象征性的语言叙事，从而使分析二元（dyad）移入了活现。分析师的反移情的具体性表现在她将录音仅仅诠释为一种防御。多重意义的存在对两者来说都是死的。分析师挣扎着，没有考虑病人的愿望是带着分析师和他一起，因为他们分开时她就不存在了。病人和分析师都陷入了对攻击性和湮灭的恐惧之中。病人的努力是避免分析，并让分析师和他在一起，这样两者都能继续存在。分析师被锁在她被拒之门外的感觉里。当她体验到病人想努力抓住她时，她从死气沉沉的心境中解脱出来，从她的具体性中抽离出来，问病人：“你还有什么担心失去的吗？”然后，病人想到了融合幻想的兴奋，使分析二元的状态不是分离的和独特的，也否认接触以避免预期的湮灭的恐怖。

通过识别正在进行的移情活现，围绕分离的冲突的衍生物变得可被分析，并让T先生更直接地看到了死亡的心境创建了什么。当他躺在沙发上凝视前方时，他说：“我在棺材里。”或者“我是地上的石头，被动物踩踏。”；“我在水下，一切都静止不动。”每次会谈T先生都希望发生些什么，他渴望创造生命、理解、意义和活力。当他相信什么都没发生时，他也感觉到毫无生气。他回忆起当他还是个小男孩被送到他的房间时，独自一人，毫无生气。通过他的语言，T先生活现了一种无意识的形象，将分析师锁在门外，扼杀客体关系。接触只是意味着湮灭。不可忽视的一个层面是T先生的阉割焦虑，在他联想到他的胳膊被切掉。T先生被具体地困在他渴望与分析师保持良好的联系——“想要重播这些小时刻”，以及他害怕失去一些珍贵的东西之间。

分析师的挣扎包括努力让自己从一个具体的过程中抽身出来，并允许病人的交流有多种意义。阐明活现的死气沉沉是分析师进入病人内心世界的第一步。通过分析师/病人的分析二元的活现，T先生努力实现他的“活力感”的挣扎可以被理解为他对不存在、湮灭的恐惧，以及他对接触和持久的渴望。所有的道路都让T先生作为一个被僵硬的、主动施虐的母亲吓坏了的孩子开始重建创伤，从而为T先生在关系中变得更容易靠近开辟了道路。 

案例：M女士

M女士分析的第二年的一次活现呈现出了M女士与童年抛弃、性诱惑和背叛有关的重大创伤，以及她的男婴出生后死亡带给她的创伤。在分析师休假前的最后一次会谈结束后，M女士从沙发上坐起来，走到门口，把手放在头上，说她不能离开。她告诉分析师她感到头晕，她似乎要倒向地板。分析师向她走过来伸出手，M女士倒在分析师的怀里。分析师帮助病人回到沙发上，M女士坐了下来。她感谢分析师对她的帮助。分析师坐在自己的椅子上，问M女士，她能不能用语言表达发生了什么。她把目光集中在地板上，平静地说：“我不知道确切的情况。一切都是黑色、可怕的。我觉得非常渺小，也许是个婴儿。我的整个身体都很奇怪，好像我不是我。我不能走。我只知道这些。你没有把我推开，你没有生气，当你帮我起来时，你让我倚着你，我感觉你在关心我。我能相信这一点。我知道你并不恨我。现在我可以离开了，我知道我能记住你和你的帮助了。”

反移情通常是活现被识别并进入象征化过程的催化剂。有一种传达给分析师的信息需要用语言来表达。在度假时，分析师意识到她的病人如此清楚地说她现在可以忍受分离，感到松了一口气。分析师回忆起来自她祖母的重要拥抱，让她小时候觉得生命得救了。在度假期间，她也感到与这位病人的治疗占据了她而让她感觉有些烦。除了感到安慰和养育之外，分析师也有种担忧，想知道这种“帮助”病人的行为是否确实是一种越界，从而威胁了治疗的活力。分析师感到很内疚，也许是她无意识地激起了这种行动，并导致了一个瑕疵进入了工作。标记和象征化她的感觉和想法有帮助，对精神分析的活现重新产生兴趣也有帮助。M女士的心理在暑假的分离中不知所措，并用身体坍塌的具体实现做出了反应，而分析师对此也做出了真实的反应。M女士和分析师一起行动化了她的信念，即她必须在情感上和实际上接触她的分析师，并激活分析师来显示出反应性，以便她能够离开三周。M女士的心理中与未知的创伤有关的具体性以及分析师的反应创建了活现。反移情的强度为理解这个活现所创建的多层次动机开辟了道路。

暑假结束后，病人谈到了她被接受和抱持的感觉，并把与分析师的互动称为“拥抱”，这使她在三周的分离中得以维持。该活现的具体事件现在是一个象征，一个形象，承载着相关的创伤事件和无意识幻想的意义。为了不知道而强迫重复的事情，进入到一个被了解的过程。当分析师和受分析者观察这些被雕刻的意象时，情感、记忆和愿望带着强度和信念进入了分析工作。关于“拥抱”的想法似乎是作为病人的安全区来发挥功能的，里面包含了分析师对她的真正关心。与此同时，它也是一种幻想的结构，揭示了与童年背叛和失去她从未触摸或抱过的婴儿有关的强大的情感体验。拥抱中所包含的情感带来了更多的与童年重大创伤、以及与她的婴儿缺乏身体连接的相关的情绪的接触。她的信念是所有好的东西都注定会消亡。关于她的引诱和谋杀的能力的一系列根深蒂固的无意识观念于是出现了。

当M女士谈到创伤性事件时，会谈变得活跃起来，她不仅是事实的报告者，而且这是一种与她的分析师交流和探索的方式。她第一次回忆起在童年早期厨房保姆和女佣的拥抱和爱抚带来的亲密和安全感。她回忆起在房子后面的树弯里玩耍和看书的感官记忆。体验“拥抱”中所代表的抱持的能力使童年早期的创伤性影响出现，并与她的早期生活现实联系起来。有了这种联系，她开始了解到早期与被遗弃和性唤起有关的压倒性的体验。因此，揭示创造了“拥抱”的衍生物的工作在寻找可以象征化绝望的方法和阐明通过情欲狂喜或死亡与分析师融合的幻想之间摇摆不定。

当她把这些创伤性的影响用语言表达出来时，关于童年的叙事变得越来越清晰。她用提炼的和支离破碎的意象描绘了各种童年体验，在那里她感到精神无助。她讲述了五岁时被一个表兄诱惑后被送到山区的寄宿学校。从那时起，她只会在夏天回家，经常和她抑郁、退缩、自杀、酗酒的母亲孤独地在一起。与母亲的午睡包括了唤起性的身体接触和强烈的羞耻和内疚。她用诗意的话语表达了童年的绝望：“我感觉到的所有就是寒冷，那么寒冷。我需要靠近你才能感到温暖。我的记忆在哪里？我想到了电视上的悲剧，卢旺达饥饿儿童的面孔，他们几乎已经死了，不能挥手飞走。火车开去学校，离开，离开，离开……没有表情的盯着你看的脸，纳粹德国的火车拉着人们去死。我希望死掉。”她对被禁止的行为有一些痛苦的回忆。“有时我会和另一个女孩爬到床上，我们会相互取暖。也许我们是有性欲的，我必须感到活着，也感到如此内疚。我为什么被送走了？”她很惊讶她找到了方法去说话，她不会因为她害怕和渴望与分析师/母亲一起做的事情而被送走。

童年早期的深度抑郁和对死亡的欲望被嵌入在一层层的情欲幻想中，然后呈现给分析师。在她的幻想和回忆中，不清楚是谁对谁做了什么，什么是快乐，什么是痛苦。在分析中，她面对了她确信自己无法面对的事情——她孩子的死亡，以及她对此的责任——因为她让自己信任一个她知道喝太多酒的医生。虽然这一事件的现实性被压抑，但它们不断象征性地出现在出生、内疚和死亡的重复模式中。她会中止创造性的项目，或者如果完成了，她会给自己带来可怕的痛苦。在她的小婴儿出生后活着的几个小时内，以及在他死后，她从来没有碰过他，也没有抱过他。她对抱着孩子的愿望和对她是“死亡”机器的恐惧也是被活现的“拥抱”的元素。她几乎不记得婴儿死后的那些日子，也回忆不起悲伤，相反地，一想到她的婴儿在一个安全的、没有痛苦的地方，她就感到高兴。生与死、快乐与痛苦、自主和服从都变得混乱。她问：“谁需要被抱持，谁没有得到抱持，谁死了？”分析师询问她，与分析师接触的压倒性的需求是否包括了她意识到她需要抱着孩子来体验他的存在。每次分析师和她谈关于她抱着孩子的感觉时，她都会哭。与她的分析师之间的“拥抱”让她可以清晰地表达婴儿的感受，以及在这个事件发生20年后一种真实的基于身体的悲伤体验。她对所发生的事情的细节变得越来越清楚，更能与现在进行区分，更少与新生儿和她的分析师融合。

伴随着这些创伤的发现和象征化的是对她的诱惑性和攻击性的无意识幻想。她的心灵用“不知道”创伤来“不知道”她自己被禁止的欲望。她开始表达对更多拥抱的渴望，对改变分析情境的渴望。她和分析师能够理解她多么想对分析师做之前分析师对她做的事情。如果她能引诱分析师，那么分析就永远不会结束，也不会有悲伤，以及，会有一个真正的永远被禁止的拥抱。如果她死了，没有好好活着，她会让分析师永远感到内疚和绝望。她能够说出她想通过诱惑来对抗分析师，并在分析师身上诱导出一种有缺陷的状态，就像她从母亲的诱惑那里感受到的一样。她想让分析师做一个死了的分析；就像她一样，做一个在悲伤中迷失的母亲。识别到她自己的攻击性的能力，是在具体的重新被活现的行动序列中创造一个象征性的叙事的最后一步。

真正的拥抱作为必须被谈论、被感受的东西以及与过去和分析的当下都有关的东西进入了分析的象征性语言。分析师的无意识进入了一个无助恐惧的地方，使她对她的病人采取了行动。过去与现在的关系被包含在恐惧之中，而与创伤及冲突相关的象征化表征通过行动而变得可被知道。分析师对抱持、安慰、诱惑和缺陷的初步联系，以及分析师能够命名这些内部反应的能力，预示着在分析师的心智中什么将被知道。随着拥抱成为对深刻的心理体验的象征和连接，包括M女士想要与分析师创建有缺陷的融合的愿望，修通得以开始发生。在分析的最后几个月里，她梦见和分析师一起走路，有时挽着胳膊，有时手牵手，有时肩并肩。她既愤怒又感激她的分析师让她离开去拥有自己的生活，以及分析师允许她拥有不一定要被实现的愿望。戏剧化的活现，发生的具体的事情，带来了对“拥抱”这个象征的识别和标记，“拥抱”这个象征现在既被分析师和受分析者活现，又被分析师和受分析者理解。一旦“拥抱”成为一个隐喻，分析就可以发现创伤，也可以发现它在愿望、恐惧和防御功能方面被本能化的方式。

讨论

作者报告了两个案例，其中每个病人的心理生活中存在的具体性元素都是由于创伤的影响，并导致了活现的倾向。一旦活现在移情和反移情的背景下被识别，它们就获得了象征意义。T先生很害怕在一起会导致湮灭，哪怕是通过言语沟通来交互。他否认了语言的多重含义，并使用语言创建了一种被抑制（deadened）的客体关系。当他表达了他想要录音的愿望时，以及分析师开始反思她的具体反应时，他使用语言来进行抑制（deaden）开始得到理解。现在可以被理解的是，他的性格组织的方式是为了避免接触。M女士和她的分析师在暑假分离之前创建了“拥抱”，唤醒了在分析二元之中的情感和幻想。病人在门口晕倒，分析师的反应是去接住她，用分析师自己的身体平衡了病人，然后带她走到躺椅上，这是一个明显的互动事件。这个活现获得了一个名字——“拥抱”，并成为理解病人创伤及其后遗症的象征。在对“拥抱”的反应中，当病人表达了对在一起和爱的新信念时，分析师体验到了安慰、越界、伤害、内疚和羞耻感。他们一起沿着身体接触和缺乏接触的联想路径，发现了过去的诱惑、抛弃和她从未抱过的婴儿的死亡。在这两个案例中，象征化的过程都是活现中发展起来的。病人想对分析师做一些分析师曾对病人所做的事情的无意识动机可以被发现，并可以回到对原初创伤的更多的了解。

在《回忆、重复和修通》（1914年）中，弗洛伊德写道：“病人不记得他已经忘记和压抑的任何东西，而是把它行动化（act it out）。病人把它重现为一种行动而不是记忆”（第150页）。重要的是要识别到，由于压倒性的创伤，心智中的一些地方从未被象征过。恐怖进入心理，然后出现在活现过程中，有时会持续地流动，如T先生使用语言来否定接触，而有时会出现在戏剧性的互动中，如M女士的崩溃和分析师的反应。 Stern （1983）详细阐述了“未被概念化的材料”……“几乎从未被思考过”（第84页）。这两个案例说明了心理创伤的经验如何留下具体的残余，然后通过行动以再次创建的形式呈现在分析治疗中。Loewald（1980）写到了“整体移情”，描述了“记忆活现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无意识和原始过程的永恒和缺乏分化……”有了替代(p.165)。在本文讨论的案例中，当分析师反思反移情反应时，“整体移情”的形式就变得明显起来。这两个案例中的分析师都在诠释过程中变得具体，并对痛苦作出了身体反应，从而被拉进了行动之中。知道创伤的恐惧也存在于分析师的脑海中，直到活现被识别之前都是不可用的。随后，对动作序列和病人的强迫重复的注意允许了一系列幻想的出现、重建和对未象征化的内容的构建。

活现将充满情感的幻想带入到移情/反移情之中。在精神分析中，动作序列伴随着叙事，本文表明，在创伤已经显著成形的地方，对具体动作序列的识别和分析产生了象征化和修通的过程。在情感的压力下，一种具体的模式可以会建立于心理功能之中，并推动活现的展开，通过活现的展开，创伤性情感和相关的幻想和事件被了解和探索。即使语言通常是一种典型的象征功能，但也可以是用来消灭语言惯常有的象征特征的行动。两名患者都在他们的心中保持着创伤性的客体关系，他们都没有发展出一种可以关联他们的过去和现在的叙事。随着受分析者的内部世界变得不那么具体和更可知（knowable），创伤和他们性格中以及妥协形成中的防御组织进入了一个转变的过程。一开始，对创伤的恐惧和这些创伤场景的本能演绎在受分析者心智中只能通过活现来显现。分析性的对话揭示了那些未被象征化的一直在防御和适应的心理系统中运作的动作序列，从而允许了言语的象征化叙事的出现。随着象征过程的发展，在移情和反移情中的反思和修通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