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翻译自Kerry Kelly Novick & Jack Novick (1987) The Essence of Masochism, 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 42:1, 353-384, DOI: 10.1080/00797308.1987.11823496
对弗洛伊德来说，所有的受虐归根到底是基于情欲引起的受虐。情欲和道德受虐之间的联系由被殴打的幻想所产生；对受虐者来说，道德代表了一种无意识地渴望被父亲殴打的性欲化的愿望。通过这种方式，“俄狄浦斯情结被复活了，并为从道德退行到俄狄浦斯情结开辟了道路”（1924年，第169页）。因此，弗洛伊德再次强调了他早期的信条，即被殴打幻想是“受虐的本质”（1919年，第189页）。
Novick 夫妇(1972)对儿童的被殴打幻想的研究的一个主要发现是，有两种类型的殴打幻想，一种是正常的短暂幻想，另一种是“固定幻想”。短暂的幻想更常见在女孩身上，通常会被自发改善，或容易在诠释后消失；而固定的幻想则成为孩子的心理性生活的永久焦点，往往不会受到多年的诠释性工作的影响。
在本文中，Novick 夫妇将受虐的表观形成描述为一种对失常环境的适应，一种对攻击性的防御，和一种本能满足模式。此外，他们还发现受虐不仅是由多因素决定（overdetermined）的，而且服务于其他自我功能。
在Novick 夫妇1972年的研究中，描述了来自儿童分析和观察的材料，这些材料显示，组织好的被殴打幻想只在俄狄浦斯期后期形成，而决定因素可以追溯到更早期阶段。
在一些女孩身上看到的短暂的被殴打幻想是在俄狄浦斯期后期出现的，正如弗洛伊德所描述的那样，这既体现出退行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发展，也体现出对她们的惩罚。在每一个例子中，动力都遵循着俄狄浦斯情结冲突的经典概念化，导致退行到围绕着攻击性和被殴打愿望的肛门期固着。
与之相反，那些有固定的被殴打幻想的儿童的受虐行为的决定因素来自于前俄期，即他们生命最初几个月里的障碍。马克在8岁半时开始了精神分析，他后来被发现有一个固定的被殴打幻想。他在家里的两个孩子中排行第二。他的母亲描述了她在怀孕期间对大宝潜在的嫉妒的强迫性担心。在马克出生后，她的担忧加剧了，每当她想到大宝，她就不得不中断对马克的任何照顾，包括喂食。她形容马克的第一年非常不开心，马克对母亲对他的喂食完全不满意，而马克是一个挑剔的、哭泣的婴儿。和样本中的其他母亲一样，她形容自己抑郁、被占满，无法对自己的孩子感到任何乐趣。这种关于母亲和婴儿之间相互都缺乏快乐的描述在固定的被殴打幻想的案例中是普遍存在的。这一发现与那些被发现有短暂的被殴打幻想的孩子们的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虽然我们应该非常谨慎地将后期的表现直接归因于婴儿早期的经历，但值得注意的是，有固定的被殴打幻想的儿童的治疗师一致报告说，治疗是艰苦的、无欢乐的和长期不满意的。
================婴儿期================
案例
S女士是一位又高又迷人的离婚者，她寻求分析来处理对她父亲尚未完成的哀悼问题。虽然她的生活在表面上非常成功，但她发现很难调和她的职业需求与她的三个孩子的需要和她自己的社会生活。在分析的早期，S女士描述了她为了达到性高潮而使用的一种被殴打的幻想。在幻想中，她想象着父亲告诉她她是坏的，把她放在他的膝盖上打她的屁股。她只是在性高潮之前才意识到这个幻想，然后习惯性地又忘记了它。这种幻想出现在精神分析工作中性欲化的快乐的背景下，并伴随着她的后背底部的疼痛。在诠释了痛苦似乎是她可以体验快乐的条件之后，S想起了她的被殴打幻想，意识到她“一直”都有这样的幻想。
随后的分析材料集中在她与父亲过度刺激的关系，以及她未解决的俄狄浦斯冲突和神经症妥协。当这些都在移情中被修通后，成功的哀悼就完成了。经过两年的精神分析工作，她的症状有所减轻，她在所有方面的功能都很好。S想结束她的分析。尽管有许多积极的变化，但是分析师不同意结束分析，因为被殴打的幻想仍然是S性生活的核心。她极力抵制分析师所有试图将分析材料与她和母亲的关系联系起来的尝试，尤其是在移情方面。
在她的精神分析过程中，S的体重明显增加了，分析师对此的诠释是这是一种自我喂养，来防御她想要在移情过程中重新体验和母亲的关系的愿望和恐惧。S对此回应了一些关于她童年的故事，这些故事她从未说过，因为她以前认为这些故事“无关紧要”。她的母亲告诉她，她从出生起就是一个“可怜的喂食者”，她有吮吸困难，在她生命的头四个月体重没有增加。她自己发育不良的历史后来又重演了一遍。当S成为母亲后，她和自己的婴儿女儿的关系不太满意，很紧张。最后S的女儿在4个月大时被诊断为发育不良。对这一之前被遗漏的材料的工作使S的分析重新焕发了活力，她早期与母亲的痛苦关系的变迁出现在移情中，被理解为受虐关系形成的第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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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儿观察的研究证据显示，从很小的时候，婴儿就可以通过广泛的感知方式来进行区分。在这些区分能力中也包括在皮肤的身体边界上区分自体和非自体的能力。这发生在母亲和孩子的皮肤接触的地方，并被感觉为独立的，相邻的实体。在正常情况下，对婴儿的刺激通过多个通道发生；但在紊乱的母子关系中，可能的通道会减少。可能皮肤接触仍得以保持，但缺乏心理或情感上的同步，例如，眼神交流，说话，或微笑。
我们一直在跟踪两个总是拔头发的婴儿的发育过程。这种寻求疼痛症状的发展反映出了对紊乱的母子关系的适应。两个孩子都是由单身的青春期母亲所生的；两个孩子在4个月时都被诊断为发育不良，当时他们的母亲都经历了一段抑郁和从婴儿那里撤走的时期。虽然发育不良的病因是复杂和多样的，但从详细的观察、录像和采访中呈现出了一些清晰的因素。在4个月前的喂养录像中，妮可试图让她的母亲参与到相互咬的互动中。每咬一口，妮可的妈妈就会用勺子刮去妮可脸上的笑容，直到第六口之后妮可皱起眉头。这是Tronick and Gianino（1986）所说的对母亲和婴儿之间的不匹配修复失败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我们的观察中，我们可以看到下一步，母亲将她的失败感外化到孩子身上：然后母亲随后明确表示，她发现妮可是一个不快乐的女孩。此后不久，母亲的抑郁吻合了妮可的发育不良。
通过机构工作人员的干预，有效的喂养被重新建立，妮可的体重增加了。但是，持续的不同步体验的影响仍然存在。Tronick and Gianino发现，抑郁母亲的婴儿减少了与人和事物的接触，并采取了更多的应对行为来保持自我调节。孩子不再向母亲发出信号，而转向自我安慰，比如摇晃、退缩或厌恶。妮可开始拽她的头发，拧和捻弄头发，直到头发折断，她拽头发的那个位置在她头后的四分之一处，那个位置也正是她的头靠在母亲的臂弯上，与母亲仅存的一个接触点。好几个月以来，那个地方几乎秃了；2岁半的时候，妮可在那个位置的头发明显更短，且参差不齐。尽管母亲和孩子都取得了很好的进步，但这种症状持续存在，例如，当托儿所老师没有回答妮可的问题时，妮可就会拽她的头发。
寻求疼痛的行为尝试替代母亲投注的撤回。妮可对客体的需求远超对快乐的需求。对于有着被殴打幻想的孩子或有拔毛症的人来说，安全存在于一个能引起痛苦而不是快乐的客体中。他们的母亲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关注孩子的需求。
在有被殴打幻想的儿童样本中，我们发现大多数母亲无法吸收（Orgel，1974）或涵容婴儿的无助、需要和愤怒，而是指责孩子，并将他们自己婴儿期的情感状态外化到孩子身上。Tronick and Gianino指出，对母亲和孩子关系失谐的联合修复的成功会让孩子体验到“有效力”，这可能就是温尼科特（1953）和其他人所说的孩子全能的正常阶段。温尼科特建议，一个孩子在放弃全能感之前，需要一个足够长的全能的正常阶段。幻想被殴打的儿童在婴儿期经历的长期的不适和不满，可能过早地扰乱了他们全能的正常阶段。这些孩子可能已经过早地意识到了他们对母亲的依赖，并深深感到他们无法对社会领域施加任何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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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推测，受虐结构的发展是由于早期亲子关系中父母将责备、失败和父母自我贬低的方面外化到孩子上，这种早期亲子关系成为了“初期错误”（Balint，1968）。我们认为，受虐的第一层一定可以在婴儿早期找到，那个婴儿期的孩子只能去适应和母亲的痛苦关系，在这种痛苦的关系中去寻找安全。Glenn（1984）也发现了他的病人受虐的根源在于他与父母的关系与疼痛有关（第72页）。Valenstein描述“对疼痛的依恋意味着对带来痛苦感知的客体的原始依恋”（1973年，第389页）。他们被殴打的幻想囊括和延续了与客体的痛苦关系，这不仅是他们过去的历史，而且也体现为他们在整个治疗过程中的各个阶段对不快乐的执着。
马克是一个典型的有固定的被殴打幻想的儿童。他因频繁发脾气、极度焦虑、多重恐惧和在学校被霸凌而被介绍来接收精神分析。当他克服了最初的焦虑后，他呈现出几乎没有阶段优势地位（phase dominance）的混乱的驱动发展。来自所有力比多水平的冲动是共存的：他的焦虑通常是口头形式的，害怕被毒死或被吃掉；他说：“在性交中，女人吃掉男人。”肛门性行为表现为兴奋地被粪便、屁股和挖鼻子占满了内心。
对疼痛的需要似乎是这些患者人格的核心；它出现在生命早期，不管是由于环境原因还是体质因素（Olinick，1964），在整个发展过程中都持续存在，甚至在精神分析的最后阶段也可以看见它还在起作用。
玛丽在青春期有一次严重的自杀企图后被转诊进行精神分析。在她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第六年，她以最高的荣誉从大学毕业，并获得了全额奖学金，她的学习非常出色。在她接受分析的第一年末，分析师形容她完全依赖于她的母亲。她每个周末和每天晚上都呆在她的房间里，静静地坐着吃饭，除了学习，她唯一的活动是在她的房间里重新摆放家具，或花几小时决定把她的铅笔放在桌子的哪一边。她的身体也很抑制，看起来像一个青春期前的男孩。当时她主要的担忧是她会变成精神病人或自杀。
经过6年的精神分析，她看起来非常女性化和有魅力，有很多朋友，并且和一个非常合适的年轻人有着长期的关系。他们已经安排好了共用一套公寓，并正在计划结婚。各方面的情况都进展顺利，她的精神分析即将结束，只剩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明显表现是玛丽一直难以保持愉快的感觉，尤其是与分析师在一起时。随着自杀风险的降低，很明显地暴露出玛丽的主要病理不是抑郁症，而是一种潜在的严重受虐障碍，包括了她的抑郁和自杀行为。很显然，她的自杀企图是一个固定的被殴打幻想的活现。由于玛丽潜在的受虐的决定因素被解决了，她可以在治疗之外的一段时间内体验和维持更长时间的快乐。她可以从自己的技能和能力中感到自豪和快乐，并从自己的吸引力和性活动中感到快乐。围绕着快乐的冲突几乎完全集中在她的精神分析中。只要她走进分析师的办公室，就会感到沮丧和糟糕。玛丽解释了她需要对分析师感到不满的必要性如下：
当我快乐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和你在一起。 不快乐就是像你一样，和你在一起，安静而沮丧地和整个世界一起坐在这个房间里。我告诉你一些在课堂上发生的有趣的事情，然后我想，哦，你应该在那里，我意识到你不在那里，我感到悲伤和孤独。 我有时认为现在自杀是最好的时间。每个人都和我在一起，都爱我，都为我感到难过。
================学步期=================
从受虐病理学的角度来看，学步期阶段对于决定攻击性冲动的质量和确定处理攻击冲动的模式是至关重要的。学步期的正常发展任务、活动和愿望提供了建立建设性防御的机会；良好的自我意识伴随着有效、快乐和安全感；对恒常客体的爱的关系；以及自我对运动和认知的控制的指数级扩展。所有的这些都依赖于充分的驱力融合。
在关于受虐的讨论中，融合（fusion）、性欲化（libidinization）和粘合（binding）的概念经常被互换使用，但我们认为区分它们是很重要的。融合表示两种驱力通过混合而发生转化，在两种驱力的混合中，攻击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力比多中和，产生的能量可用于其他目的，如防御形成或升华。性欲化发生在受虐病理的形成过程中，当攻击冲动或痛苦经历被性化（sexualized）时，这时两种驱力都没有发生转化。粘合是对直接释放的结构性抑制。
所有有固定被殴打幻想的孩子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原始攻击行为的强烈程度，显然没有被力比多所融合。在马克分析的第一年，他把玩具扔到整个房间，下楼梯，或从窗外。他在墙上写字，试图强行打开文件和储物柜，还常常试图摧毁房间。他不受控制的行为使治疗师想要限制他，这让他激烈地指控治疗师。他的心理世界似乎被攻击和反击的幻想所主导，他的分析会谈里充满了被老师、同龄人、他的兄弟和父母欺负的抱怨。
玛丽呈现出交替的空白式的沉默和被淹没般的全能暴怒的体验。她的幻想以原始过程组织为特征，她的梦由不受控制的、爆炸性的破坏的图像所主导。例如，一个梦的核心形象是一遍又一遍地捅伤一个人，直到他变成一堆难以区分的肉和血。在后来的一个梦中，一屋子的婴儿被枪打到难以辨认的地步。后来在她的精神分析中，当玛丽能够对这些梦进行联想时，一个反复出现的隐藏主题是肛门爆炸会摧毁她的母亲，她的母亲在现实生活中花了大量的时间擦洗浴室。
正如Furman（1985）所强调的那样，母亲作为辅助自我，保护孩子免受过度的力比多和攻击性的刺激。我们的数据也证实了其他人的研究结果（Rubinfine，1965；Orgel，1974；Brinich，1984），即受虐者的母亲更不能涵容孩子的攻击性，从而难以促进融合。孩子们的结果是未融合的、原始的、全能的攻击性。有被殴打幻想的孩子们的母亲并没有在他们自己的力比多投注的帮助下来涵容和调节孩子的冲动和焦虑，而是通过身体的入侵、对独立和自主的正常行动的限制，以及对在混乱和探索中的快乐的干扰，增强了孩子的攻击性。
此外，母亲自己对本能冲动的冲突常通过外化到孩子身上来处理。例如，玛丽的母亲坚持让家庭成员和客人总是从后门进来，脱掉鞋子，以保护白色的地毯不沾上他们可能带来的任何灰尘。她不停地打扫卫生，指责他人的肮脏和混乱。有一次，玛丽“忘记”脱鞋，马上感到非常羞耻，这种羞耻感让她联想到她还是一个孩子时拉到了裤子里。在玛丽试图自杀后的访谈中，她母亲唯一的关注是，玛丽四年前曾陪着一群女孩往一所废弃的房子里扔鸡蛋。尽管玛丽在自杀念头的威胁下濒临死亡，但玛丽母亲关注的焦点，却始终是玛丽的“破坏行为”。在精神分析中，玛丽讲述了她对这件事的持续的坏感觉，以及她一直担心警察会来找她。
那些有固定的被殴打幻想的孩子，在婴儿期就有了一种倾向于自我塑造（autoplastic）来解决压力。在他们的学步期，婴儿期使用自我来恢复体内平衡，与母亲的外化联合在一起，创造了攻击转向自身的机制。
我们发现，所有有固定的被殴打幻想的孩子都通过否认自己和母亲之间有任何敌意的迹象来处理他们的攻击性，并挣扎着保持一个理想化的母亲的爱和完美的形象。包括否认母亲的阉割，Bak（1968）认为这是导致倒错（perversions）的一个重要因素。拒绝面对母亲的不完美与想法的全能有关，而母亲的失败被归因于男孩自己的攻击性。马克觉得他的阴茎不是他自己的；如果他的母亲没有阴茎，那一定是因为他的是从她那里偷来的。他觉得他自己的排便是一种危险的攻击行为，并坚持说他的母亲不会做这么糟糕的事情——他一定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排便的人，也是世界上最坏的人。
从防御的角度来看，受虐可以被看作是尝试从所有发展水平来防御对母亲的破坏性愿望，利用否认、移置、内化的机制，并通过内化来实现攻击转向自己的身体。
所有这些防御的运作都可以在被殴打的幻想中看到。所有的被殴打幻想都包含惩罚。马克想象着他严格的姑妈走进了房间，然后他脱下衣服说：“我是个淘气的男孩。”然后姑妈打了他一顿。尽管从男孩的材料中得到的证据表明，他们的母亲是威胁他们的客体，而且事实上母亲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中往往是惩罚者，但幻想中的殴打者通常是父亲或父亲表征（如姑妈）。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攻击性的移置，从更可怕但更重要的原初客体转移到父亲那里。
通过置换和攻击转向自身来消除母子关系中的全能攻击的防御努力，是孩子对尝试创造“纯洁快乐的母子二元关系”的贡献（Novick，1980）。
有被殴打幻想的孩子的母亲通过他们的外化，对于孩子而言在心理上是入侵性的。为了积极地满足母亲自己的需要，她们通过对孩子身体的过度投注直到孩子的青春前期或青春期，她们对孩子而言在身体上也是入侵性的。例如，一位母亲不断地检查孩子的肛门和粪便，看是否有蠕虫的迹象。马克的母亲给他擦屁股，直到他11岁；在马克进行了三年的精神分析工作之后，他才能抗议母亲闯入他的浴室。在她的分析中，玛丽偶尔表现出认知的不确定性，这与她的高智力形成鲜明对比。对这些状态的工作让玛丽回忆起一个声音总在问她：“你确定吗？”这句话在许多层面上成为了她的症状不确定性的指针，但具体的联想指向了她母亲对她的如厕训练。当玛丽看到母亲不停地问她学步期的孙子孙女是否要上厕所时，她确认了她小时候的体验并感到震惊。当孙子说“不”时，玛丽的母亲说，“你确定吗？”然后查看了孙子的尿布，并对玛丽说：“你必须确定。”
在正常发展中，自体表征来源于身体表征，并包括了身体表征。自体表征和身体表征的整合始于个体的身体在爱的客体的怀里的快乐体验。有被殴打幻想的孩子无法实现身体和自体的融合。他们体验到自己的身体是由母亲拥有和控制的，因此前俄狄浦斯期指向母亲的全能攻击通过对自身身体的攻击来防御和得以表达。
母子互动的入侵模式的进一步影响是在接受模式下的儿童的过度投注。
被动和接受性的概念需要被区分。被动是一种自我品质，在其病理性的极端表现中，与漫不经心的照顾者有关。而受虐者则具有高度的接受能力，愿意接受外界的任何刺激，从母亲情绪的微妙变化，到同性恋者所描述的“拳交”的愿望。受虐者非常积极地追求痛苦和失败，部分原因是为了保持接受侵入性客体的入侵。
母婴关系如果不能促进融合和整合，学步期幼儿的攻击性则会被加强。此外，在肛欲期正常的朝向分离和独立功能的冲动会被母亲和孩子都体验为攻击性。争取自主权的斗争首先发生在身体活动的领域；有被殴打幻想的孩子们的母亲们反对独立，她们对孩子正常的坚持的反应是攻击。这些孩子输掉了争取自主权的战斗，他们觉得母亲只需要他们作为无助的肛门客体。母亲和孩子被锁在了一种紧张的关系中，孩子在这种关系中体验到双方都需要对方来生存和获得满足。孩子不仅害怕失去母亲，他还内疚于他正常地希望与母亲分离，以及独立地行使功能。正如马克所说：“如果我在妈妈没有在场的情况下做了些好的事情，我觉得妈妈会死的。”后来形成的幻想中的被殴打也可以被视为对希望与母亲分离的惩罚。
受虐和被殴打幻想的依赖和接受性可以被视为是对活跃、分离和独立功能中的攻击性的防御。
因此，儿童对病理性早期关系的寻求疼痛的适应持续到肛门阶段，作为吸引和保持客体的主要模式。肛门阶段的攻击性冲动是通过将攻击性转向自身来处理的，从而防止对客体的破坏，并允许对内化的被憎恨的母亲释放攻击性。在我们看来，藏在被殴打幻想之下的受虐的适应动机和防御动机是前俄期的；孩子的受虐行为本身并不是一种性快感，而是他试图生存和满足其他被动的力比多愿望的手段。
我们1972年的研究样本中所有儿童的临床表现均为前俄期。他们进入治疗时均表现出功能的肛门期方式（anal-phase ways of functioning）的留存，兴奋地被看屁股、闻屁股和擦屁股所占据着心智，想在他人身上排便和涂抹。一个9岁的男孩还在玩粪便，并且把粪便藏起来。另外几个人用肛门自慰。这些孩子的自我几乎没有能力控制肛门驱力冲动的释放；他们的防御系统严重受损，主要或只使用原始防御，如否认和各种外化，包括驱力投射。斗争关系在家庭、学校和治疗中都是常态。很明显，这些儿童携带着先前存在的病理状态进入他们的俄狄浦斯期；因此，他们会经历与正常儿童非常不同的俄狄浦斯期。俄狄浦斯期是受虐的性欲化的关键。
==============俄狄浦斯期==============
孩子对父母性交的理论的本质对受虐的发展和后来的被殴打幻想有着深远的影响。孩子们常常认为父母在性交中互相殴打或伤害对方。
在被殴打幻想中，被殴打是与客体建立关系最安全的方式；而施虐性交理论则更倾向于更可怕的想法，如混乱的、无法控制的事件（Niederland，1958）、相互切断、阉割等。施虐性交理论和被殴打幻想旨在构建无组织的、可怕的原始场景（primal scene）的体验和想法。对于这些患者来说，原始场景不是对被父母的性活动排除在外而进行重建的假设或隐喻，而是一个持续的现实，即这些受虐者的父母似乎无法保护他们，而令他们反复暴露在淹没性的体验中。实际上，受虐者的父母常常将淹没性的体验强加在受虐者身上。
在一名13岁的孩子开始精神分析的前夜，父母碰巧把卧室的门开着，男孩走进来正好看到他的父母在性交，母亲在父亲的身上；第二天，在他的第一次精神分析治疗之前，病人在打球时摔断了手臂。精神分析揭露出，这只是他母亲让他暴露在创伤情境中的一系列事件中的最新一起，在这些创伤情境的事件之后，总是伴随着这个男孩的自残行为。Furman（1984）指出自杀患者在暴露在创伤情境中的父母病理的作用。
俄狄浦斯阶段的阳具兴奋和参与施虐性的父母性交的愿望，把达到目的的手段变成目的本身。屈服、受苦、被殴打、被羞辱，如今代表了在父母性交中的阴性接受位置。期望呆在这个阴性接受位置成了受虐和伴随的阳具自慰的本能动机。一个关键的转变发生在俄狄浦斯阶段，当前俄期的亲子互动的痛苦经历被性欲化（libidinized），这象征着孩子参与了父母的性交。
父母共谋导致俄狄浦斯情结缺乏解决，会带来孩子“全能错觉”的维持。这种自我缺陷是导致受虐患者特征性的高焦虑的重要因素。
在有被殴打幻想的儿童中，他们的意识中有来自各个水平的力比多发展的驱力材料。这些孩子们确信，这些冲动是他们自己或任何人都无法控制的。他们坚信自己的驱力目标应该也一定会得到满足；现实中的矛盾似乎并没有影响到这种信念。13岁的马克坚信他的母亲想和他发生性关系。马克的这个信念的来源之一是他缺乏足够的防御系统，这意味着他心灵内部的控制不足；这些有固定的被殴打幻想的孩子都没有达到发展出结构化的超我的阶段。他们的外部控制也是缺失的，他们的父亲都特别不适合作为有力量的保护性客体来进行认同。其中两个孩子的父亲去世，另外两个孩子的父亲患有精神病，还有两个孩子的父亲在孩子生命的头几年参军而缺席孩子的成长。其他人似乎在家庭中也没有发挥积极的作用，表现出对母亲的过度依赖。相反，这些孩子的母亲都被描述为强大、专横的女性，她们或多或少公开地统治着她们的家庭。
在满足孩子不适当的愿望方面，父母也有高度的共谋。研究样本中的几个孩子被允许睡在父母的床上，直到11岁和12岁；其他人被帮助上厕所到7、8岁；大多数人用发脾气和暴怒统治着他们的家庭；有两个孩子对同胞造成严重的伤害。马克经常把他的父亲从父母的床上赶走，父亲的反应是抑郁的退缩。当马克在青春期开始对女孩表现出兴趣时，他的父亲变得非常焦虑，然后宣布他是同性恋。S女士一直记得，在她的整个童年时代，她躺在父母的床上看电视，与此同时她的父亲抚摸着她的身体。她童年时觉得母亲把父亲交给了她，而把其他孩子留给了母亲自己。
Rubinfine (1965) 指出，有些受虐者的父母无法限制和涵容孩子的攻击性，这一点被我们的临床材料充分证实。当有人建议艾伯特的母亲坚定一些可能有助于控制艾伯特的狂野行为时，她拒绝了，理由是她不想冒险惹恼男孩；在艾伯特十几岁的时候，当他的父亲对艾伯特对妻子的怨恨不满时，这个家庭提出的一个解决办法是艾伯特和他的母亲一起搬到一套公寓，把家里的其他人留在原来的住处。
全能错觉和痛苦体验的性欲化在成年患者的病理中仍然存在。例如，一个神经症的职业女性在无数不合适的关系中活现了自己的被殴打幻想，她报告了嫁给父亲的梦想。在她的联想中，她透露，她仍然认为她真的可以嫁给她的父亲，没有人能阻止她实现她的愿望。一名有着被殴打幻想的男研究生在小时候就经常被灌肠。在多年的精神分析中，他愉快地回忆着灌肠，记得姐姐带着他想象的嫉妒看着他接受灌肠。他说，他觉得自己很特别，因为他是家里唯一一个享受与母亲这种独特关系的人。他希望被分析师灌肠的愿望是一个核心的移情主题；只有在多年的精神分析之后，他才能开始承认并体验到他对母亲严重的身体入侵的愤怒。在他青春期早期的时候，他的母亲给他买了一些亮紫色的短裤，他说这是他和母亲独特关系的象征。在对灌肠的性欲化被修通之后，他才回忆起他因为穿着“基佬”短裤而被其他男孩取笑。
===============过渡到潜伏期================
关于疼痛和受苦的幻想和焦虑是普遍存在的，就像被打的愿望一样（Novick and Novick，1972）。随着俄狄浦斯情结的解决和超我的形成，儿童进入潜伏期。一些女孩在这个阶段出现了暂时的被打幻想。当这一暂时的被打幻想发生时，代表着俄狄浦斯挣扎的退行形式和惩罚。性兴奋和自慰逐渐脱离了幻想，这些愿望以越来越遥远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得出结论，这种短暂的被打幻想是女孩后俄狄浦斯期发展的正常过渡成分，可能比一般认为的更常见。有被打幻想的女性患者可能会在治疗中或治疗外退行到这个后俄狄浦斯期的发育时刻。只有根据幻想的持久性和核心性的临床标准，以及移情关系的质量，才能区分短暂的被打幻想和固定的被打幻想。
后来发展成固定的被打幻想的儿童没有潜伏期来巩固自我发展，而是要么用了很多年来活现前俄期和俄期的施虐冲动，或是活在严重抑制和严重强迫症状的限制下。
===============青春期==============
13岁时，马克报告了一个自慰幻想，他先是想到在班上给一个女孩脱衣服；然后，女孩变成了一个成熟的女人，之后，随着他兴奋的增加，这个女人的形象变成了他母亲的形象。当他达到高潮时，幻想的内容变成他的父亲走了进来，把他按倒，打他的屁股。马克当时和他的父亲一样高，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能够杀死他父亲的“希特勒”。他不仅希望取代他的父亲，而且认为他的母亲希望他这样做。
由于多年的精神分析所促进的结构性发展，我们的研究样本中的孩子们才能发展出幻想作为冲动的出口，幻想是行动的替代品。在幻想中包含冲动的能力代表着一种发展成就。没那么幸运的青少年会在自残行为或自杀中表达他们的冲动。
不管是儿童还是成人患者，如果他们能够到达潜伏期，他们就会使用固定的被打幻想来实现重要的自我和超我功能，这些功能是在潜伏期发展起来的。这些功能包括控制焦虑，“表征世界”的稳定化（Sandler and Rosenblatt,1962），以及对直接的驱力释放的防御。
亚伯幻想自己会被大男孩、流行歌手和足球运动员殴打，也在自慰时幻想自己的阴茎和睾丸被烧伤或被损坏。进一步的自慰幻想包括死亡和自杀；事实上，在分析结束的几年后，亚伯在青春期后期试图自杀。在亚伯和其他有固定被打幻想的男孩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殴打幻想被使用时，焦虑就减少了，而对死亡或被切断的幻想很快就占满了焦虑的注意，并导致了淹没性的恐惧感。有人可能会说，为了取代对被摧毁或被伤害的恐惧，一种被殴打的愉快幻想被创造出来，也就是说，焦虑变得性欲化了。
在治疗这些儿童的早期阶段，在外化、内化和与客体的混淆中，通常分不清楚谁代表谁。在一个简短的分析材料中，一个孩子可能既是强大的攻击客体，也是攻击的受害者。而在被打的幻想中，自体和客体之间总是保持着明显的区别。主题总是受害者，而打人的人总是一个在孩子的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人，通常是父亲或代表着父亲阶层的人。
固定幻想的形成不仅需要一点点表征的稳定性，而且似乎幻想本身也有助于在这些孩子的表征世界的通常的混乱中保持稳定。
尽管这些研究案例都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但“全能错觉”似乎并没有改变。经过6年的治疗，马克仍然相信他的死亡愿望会摧毁客体。Lamb（1976），Abelin（1975,1980）和其他人的研究强调了父亲在儿童的前俄期发展中的重要性。在有固定的被打幻想的孩子们的发展的每个阶段，父亲们都没有履行他们必要的功能。正如R. Furman（1986）所明确描述的那样，父亲最初的首要角色是保护和支持母子关系的首要地位。马克的父亲对妻子怀孕的反应是强烈的嫉妒。玛丽的父亲在玛丽母亲怀孕期间和玛丽生命的第一年退回到了繁忙的职业生活中，定期出现在家庭里，但只是来批评母亲对孩子的处理。Furman描述了父亲在孩子的学步期对孩子的爱和对母亲的成年自我的支持的重要性。马克的父亲和他蹒跚学步的儿子一样凌乱和无法控制自我；他没有为马克发展出的自主性感到骄傲并促进马克的自主性，而是和妻子一起对马克进行贬低。
当马克进入青春期，他的精神分析帮助他靠近俄狄浦斯冲动，在他努力控制乱伦愿望的同时，他没有充满爱的、一致的父母关系来作为他的内部资源。每当他完成一次对客体的攻击后（这是一种成就），他必须立即查明分析师是否还活着。这与“全能错觉”有关，持续缺少内部和外部的控制，这也是被打幻想的重要功能之一。
从这些孩子的临床材料，被打幻想的出现的时机，和幻想的内容来看，很明显，被打幻想中的打人者代表一个孩子所渴望的理想的父亲，一个强大的可以限制和控制孩子全能、性欲和破坏愿望被满足的男人。
马克的幻想是试图和中年女人睡觉，但他还没来得及那样做，他父亲就拦住了他，把他按倒，并打了他。而事实上，他的父亲是一个被动的、无能的人，从来不阻止他爬上母亲的床。这些孩子使用被打幻想来控制和限制驱力释放以及全能愿望的满足，而不是内化一个强有力的父亲的表征，建立超我，通过适龄的防御机制如压抑、反向形成、移置、尤其是升华来防御不被接受的冲动。固定的被打幻想取代了超我的位置而发挥着作用。
我们也在有固定被打幻想的女性身上看到了类似的结果。女孩的父亲持续强化着她们对母亲的诋毁，并从俄期开始积极参与到他们与女儿过度刺激的关系中，导致女性的受虐病理，包括了强烈的双性恋冲突和严重的阴茎嫉妒。女孩们和男孩们一样，无法内化一个自主的超我。此外，被父亲诋毁的母亲无法成为女性的自我理想。玛丽在进入分析时看起来像个男孩一样，那时她宣布了三个誓言——不交男朋友，不结婚，不生孩子。
==============对技术的启示===============
对有固定被打幻想的患者的精神分析促进了某些自我功能的发展。然而，在随访中，我们发现这些男孩中的一些人在青春期后期出现了精神病性的崩溃，一些人试图自杀，还有一些男孩则与一个极强大的母亲保持着顺从的、依赖的关系。
被殴打幻想取代了重要的自我功能这一事实表明，对驱力决定因素的诠释在自我病理得到解决之后才会有效力。具体来说，关注“全能错觉”很重要；如果病人能够内化并体验控制驱力释放的能力，受虐幻想的必要性可能会减少。然后，工作可以转向潜在的受虐的决定因素，特别要关注本文强调的三个方面，即适应、防御和本能动机。患者的受虐行为和幻想可以被视为试图 (1)与母亲保持前俄期的客体连接；(2)防御对客体的破坏性愿望；（3）参与到施受虐的性关系中。
如前所述，马克的母亲对他的青春期走向分离感到越来越多的痛苦，并最终抑郁。如果不对他否认母亲存在害怕被落下的问题的现实进行工作，那么对他全能的攻击幻想的分析并不足以帮助马克与他的母亲分离。当他看到她对他哥哥离开家去上大学的强烈反应时，他不可避免地意识到母亲需要控制周围的人。然后，分析工作可以回到他想要被母亲控制的愿望上，从而保持自恋满足的幻想，即他的母亲因为爱他而紧紧抓住他。
在玛丽精神分析的前两年里，那是她18到20岁的时候，她完全依赖她的母亲，母亲给她洗衣服、买衣服、剪头发，为她做饭。在这段时间里，大部分的工作都集中在玛丽的受伤和愤怒上，以及她抵御对母亲愤怒表达的体验的许多方式上。随后，她的防御系统的转变，特别是婴儿般的依赖性的改变，使她变得更加活跃和自给自足。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玛丽尝试面质她母亲的入侵行为。母亲哭了起来，然后跑开了好几个小时。玛丽最终搬到了自己的公寓，当她此后在周末第一次回家去探望时，她的母亲躲到阁楼上，拒绝下来见玛丽。这类事件的累积打破了玛丽的否认，她开始在会谈中更多地谈论母亲的“古怪”。当她向父亲寻求现实确认时，父亲并没有证实她的看法，也没有支持她健康的自我成长，而是告诉她必须参与“一些母女之间的游戏”。这时，她意识到整个家庭多年来一直在串通起来掩盖母亲的病理。玛丽进入了独立活动的快乐时期；她谈到在她和母亲之间“建一堵墙”，这样她就可以把情绪分配给合适的人。
持续的前俄期纽带是患者进展的最大绊脚石。为了打破这个纽带，患者不仅必须要意识到他自己的内部冲突，而且要意识到他母亲的病理，尤其是她对孩子渐进发展的敌意反对。他不仅要面对自己破坏性的愿望，还要放弃对母亲对独立的敌意的否认。除非母亲和孩子之间的前俄期纽带能够被打破，否则病人潜在的障碍就不会有什么变化。
对潜在动机的工作必须伴随着对自我病理的工作，如全能思维的持久和无法融合驱力冲动。在玛丽分析的第四年的一段时间里，材料展示出她如何努力维持她的全能错觉。如果她希望的事情没有发生，她就告诉自己是因为她并没有最努力地许愿。她走到街角处，总是看着红绿灯，希望它变色；当然，她也体验到对她自己力量的兴奋和得意。这些工作为她全能体验的另一个决定因素的材料出现开辟了道路。那就是她的攻击性冲动缺乏融合，这让它们不受控制地暴怒。因此，任何在想法、幻想或梦中的愤怒情绪都会瞬间导致彻底的血腥毁灭。多年来，她的梦中充满了残缺、可怕的死亡和毁灭的画面。在她对弟弟的爱得到承认后，她梦见了一个孩子，她幻想着对她愤怒的孩子说：“没关系，我仍然爱你。”
===============总结================
Maleson（1984）对“受虐”提出了一种广泛的定义，指所有行为、想法、幻想、症状的特征是主观体验的疼痛或痛苦似乎是不必要的、过度的或由自我引起的。不幸的是，这个定义要求判断什么是不必要的或过度的疼痛。它也导致了这样一种观点，即选择任何可能包括疼痛的体验或活动，如分娩或自我牺牲，都必然是受虐性的。但我们没有发现女性功能和受虐之间的必然联系。
这个定义除了过于宽泛之外，还忽略了与疼痛的正常和受虐关系之间的显著差异。为了适应成长，一个孩子必须学会忍受一定范围内的疼痛。矛盾的是，那些积极寻求痛苦和羞辱体验的受虐者可能会感觉到正常水平的疼痛是难以忍受的。
但Maleson也提出了一个狭义的定义，将受虐的标签限制在身体或精神痛苦的状态与性兴奋、生殖器兴奋有明显的联系。疼痛或痛苦的体验本身并不能证明行为是受虐的，也不能证明存在着生殖器的兴奋。根据我们在本文中所描述的工作，我们认为有可能可以得到一个更令人满意的定义。受虐是指积极追求精神或身体上的疼痛、痛苦或羞辱，为了在口腔、肛门和阳具水平上适应、防御和获得本能的满足。
我们建议“受虐”定义要基于分析情境的移情和反移情。病人对痛苦或羞辱的持续寻找将在移情中得到体现，通常是在对诠释的微妙反应中。治疗师的反移情可能为病人潜在的受虐幻想提供了第一个线索。治疗师可能会感到有想要讽刺、不耐烦或捉弄患者的冲动。治疗师不那么微妙的反应可能是迟到、忘记与病人的会谈约定、在分析时入睡、强制结束治疗等。受虐的多重功能会出现在移情关系中，也必须在这种背景下加以处理。
长期以来，关于受虐的决定因素究竟是前俄期还是俄期，以及潜在的冲突主要是驱力满足还是与应对创伤客体的不适应模式有关，一直存在争议。通过对被打幻想的发展的研究，我们试图揭示受虐的一般决定因素。在我们看来，不仅受虐的每个性欲发展阶段的衍生物都可以被识别，而且始于婴儿期的疼痛寻找行为会被随后的每个阶段改变，包括俄期和后俄狄浦斯期。在后俄狄浦斯期，受虐冲动被组织成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幻想，它们是固定的，可以抵抗经验或精神分析带来改变，它们服务于多种自我功能，并采取被打幻想的形式，虽然幻想内容不一定是被打。
在被打幻想中，主体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通过痛苦与客体团聚，防御攻击性的破坏和客体的丧失，避免自恋的痛苦，以及通过幻想参与到俄狄浦斯情境中来获得本能满足。自杀病理、受虐倒错、某些形式的疑病症和心身疾病，以及道德受虐都有共同的潜在幻想结构。在我们看来，这种幻想结构就是“受虐的本质”（弗洛伊德，1919年，第1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