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翻译自我的这篇文章。
摘要
在这篇文章里，我对中国的孝道教育中最重要的教育书籍之一——《二十四孝故事》进行了模式分析，识别出几种中国的父母与子女互动的模式，包括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等级阶梯、父母与子女对攻击性表达的权力的不对等、父母的婴儿化和口欲需要。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阐述“传统孝道”的教育所制造的这些亲子互动模式是如何塑造和影响中国人人格中的一些方面，包括攻击性表达的困难、分离个体化的困难、自恋发展障碍、自体表征的分裂。这些理解可以给心理动力学治疗可以在哪些方面帮助中国的来访者提供启发。
《二十四孝故事》中的亲子互动模式
《二十四孝故事》作为中国传统的关于孝道的教育书籍，被代代相传，来教导孩子如何孝顺父母。在中国古代，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被要求阅读和背诵关于孝道的故事，并且被教育要向故事中的主人公学习如何对父母“孝顺”。在当代中国，《二十四孝故事》仍被广泛宣传，但人们对这本传统孝道书籍所传递的态度缺乏充分的反思。
以下这些亲子互动模式在《二十四孝故事》中非常明显。
一、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社会等级制度存在巨大差距
首先，在中国的社会文化等级制度中，老年人的社会地位较高，年轻人的社会地位较低。社会地位较低的个体需要服从社会地位较高的个体，地位较低的个体会得到更少的关注，甚至被要求牺牲自己的需要和利益来满足社会地位较高的个体。在中国的家庭单位中，孩子们的社会地位低于父母，因此他们需要服从和取悦父母。
Ho(1994)指出孝道与中国社会的尊卑等级制度和独裁道德有关。在《二十四孝故事》中，“埋儿奉母”的故事深刻地说明了等级制度的残酷。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郭巨过着贫困的生活。为了不影响他母亲的生活质量，他想埋掉他刚出生的儿子。在挖坑时，郭巨发现了一罐金子，这是上天赏赐他孝顺的礼物。有了金子后，郭巨可以让他的母亲过上优渥的生活，也不用再杀死自己的儿子。
在中国传统的社会等级制度中，祖母的社会等级远高于孙子的社会等级。因此，当生活资源稀缺时，儿童的生命就会被牺牲，以确保老年人的生存。这种行为不但不被认为是残忍的，反倒会被赞誉为非常孝顺。
在这种态度的影响下，很多中国人更在意他们在父母的眼中是否孝顺，而相对更加忽视孩子的需要，尤其是当他们孩子的利益与父母的利益形成冲突时，孩子的利益常常被毫不犹豫地舍弃掉。
二、孩子的攻击性被严格地禁止，而父母的虐待行为却被合理化
在《二十四孝故事》中，常常可以看到父母随心所欲地对待他们的孩子，包括一些被当代认为是虐待的方式，都会被合理化为“棍棒底下出孝子”。与此同时，孩子被禁止对父母表达任何攻击性的言语和行为。达到“孝顺”标准的孩子一定是非常顺从的，要压制自己的攻击性，并毫无怨言地接受父母的任何对待，哪怕是虐待。
在《二十四孝》中，体现上述特征的典型故事是“孝感天地”。在这个故事里，主人公舜长期地被他的亲生父亲、继母，以及同父异母的弟弟欺负和虐待。哪怕他的父亲、继母和弟弟千方百计地想害死舜，舜也丝毫不记恨，依旧孝顺父母，关爱弟弟。舜的孝行感动了天帝。于是天帝派大象和鸟来到他住的地方，让大象帮他耕田，让鸟帮他除草。当时的皇帝尧还把两个女儿嫁给他以赞许他的孝道。登上天子之位后，舜仍然孝敬父亲，还把同父异母的弟弟封为诸侯。
在另一本重要的传统孝道的书籍《弟子规》中这样写道：“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根据这些规条，孩子被教育必须要顺从于父母的要求、命令和责备，不可以违背父母的意愿；哪怕像舜一样被父母憎恨，也要保持孝顺；如果父母有做的不对的地方，一定要和颜悦色地劝谏父母，即便父母因为被劝谏而恼羞成怒动手打人，也要心甘情愿地承受殴打而不抱怨。
由此可见，传统孝道的教育从不关心父母的要求、命令和责备是否合理，孩子是否可以得到帮助，是否会收到伤害。传统孝道只是单方面强调了孩子对父母的孝顺是一种美德，但父母却不需要反思他们对待孩子的方式是否道德。每个孩子独特的部分和孩子的情感或需求完全被忽视了。传统孝道暗示了一种隐藏的信念，即假设父母生来就知道如何成为父母，假设父母是无所不知的，假设父母的养育方法是无可争辩的。
在临床工作中，我们常常可以听到青少年和成人来访者讲述他们的父母是多么难以承认自己的局限性和给孩子带来的伤害。如果孩子向父母表示不满，父母往往会被激怒，并谴责孩子忘恩负义、大逆不道。
三、中国父母的婴儿化及其口欲需要
《二十四孝故事》中的父母常常希望他们的成年子女能像照顾孩子一样地照顾他们，尤其是关注他们口欲的需要。其中典型的故事如“啮齿痛心”。在这个故事里，孔子的弟子曾参少年时在山上打柴，忽然觉得心疼，他觉得留在家中的母亲一定遇上了难题，于是就赶紧背柴回家。原来是家中来客，母亲不知怎么应对，于是用牙咬手指，盼望儿子赶快回家。这个故事里的母亲就像是无助的婴儿一般，连家中来了客人都不知如何应对，还要靠着全能控制的神奇超能力——母亲咬手指让自己疼，并期望儿子能感应到自己的疼痛，从而回来帮助自己。
而在《二十四孝》的其他故事中，有很多故事都在强调要给父母提供食物来喂养父母，哪怕孩子的年龄还属于未成年人。在“鹿乳奉亲”这个故事中，一个孩子装扮成一只鹿，想要去靠近其他的鹿去获得一些鹿奶，为的是治疗他父亲的眼病，而装扮成鹿的他差点被猎人开枪打死。另一个故事“拾葚异器”讲的是一个男人在战争期间为自己和母亲摘桑葚吃，他把好的给母亲，坏的给自己。在这些故事中，父母都没有独立自主的能力，处于无助的状态，高度依赖孩子来喂养、治疗和拯救父母。
在临床工作中我们常常听到，一些父母（尤其是农村地区、受教育程度低的父母）在孩子成年之后似乎经历了退行，他们放弃了独立自主，希望从此过上被孩子供养的“享福生活”。哪怕他们还有工作能力，也会认为孩子对他们的供养理所当然；如果孩子没有能力满足父母对金钱回馈的期待，父母会暴怒并指责孩子不孝，而且常常使用公众舆论的压力（比如威胁要在村里宣扬孩子的不孝）来迫使孩子对父母提供“喂养”。有些父母也会用其他人的孩子给父母提供了怎样的金钱回馈来唤起自己成年子女的愧疚感，操纵孩子去“喂养”父母。被“羞耻感”和“内疚感”操纵的孩子，哪怕没有能力“喂养”父母，也常常会放弃个人利益来满足父母，与此同时，被“孝道”绑架所带来的愤怒被压抑到无意识中，尽管这些被压抑的积累的愤怒也在努力地寻找释放的通道。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哪吒不能满足父亲的期待，因此他的父亲很不喜欢他，看他哪里都不顺眼。在哪吒闯祸之后，父亲非常生气，打算杀掉他。哪吒为了满足父亲的期望（同时也是表达对父亲的愤怒）而自杀。他剔骨还父，削肉还母，切断了与父母的关系。《孝经·开宗明义》写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道强调了孩子的身体是父母赐予的，因此属于父母，所以孩子的生命永远都亏欠于父母。这也是为什么哪吒表达对父亲的愤怒的方式是杀掉自己，他要毁掉属于父母的自己的身体，把身体还给父母，也就再也不需要感到亏欠父母。
传统孝道对人格发展的影响
尽管中国不再是一个封建社会，而是经历了重大的社会变革后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但“孝道”的影响仍然相当大。叶光辉（2009）是关于孝道的重要研究者，他提出了双重孝道模型，识别了两种类型的孝道：威权型孝道和互惠型孝道。威权型孝道强调个体在关系网络中应尊重和服从社会地位较高的老年人，而互惠型孝道则强调亲子关系的互惠性。威权型孝道和互惠型孝道都受到当代中国人的高度重视（曹惟纯,& 叶光辉，2014）。中国大陆农村青少年向威权型孝道的认同程度远高于城市青少年（张坤, & 张文新，2004）。父母的威权型孝道态度预测了孩子的威权型孝道态度，而父母的互惠型孝道态度也预测了孩子的互惠型孝道态度（李启明, 陈志霞, & 徐海燕，2016）。
由此推断，《二十四孝故事》所体现的心理模式对中国人仍有强大的影响。根据叶光辉（2009）的双重孝道模型，《二十四孝故事》的孝道态度主要体现的是威权型孝道，而缺乏互惠型孝道，这与传统孝道教育往往是要求孩子达到特定的行为和道德标准而不要求父母相一致。
接下来，我将探讨传统的孝道教育对中国人的人格发展的影响。
I.被压抑的攻击性损害了亲密和信任的能力
由于传统的孝道教育禁止孩子向父母表达不满，因此，大多数中国人的攻击性受到严重压抑。他们不仅不敢对长辈表达愤怒或不满，也会把对父母的服从和恐惧转移到比自己社会地位高的人的身上，以及对老师、权威、领导等。他们常常担心表达不满可能会招致惩罚或招致他人报复。而这种恐惧也总是被现实验证和强化，譬如父母会向表达不满的孩子进行惩罚，有些老师通过将愤怒发泄到孩子身上而向表达不满的父母进行报复。
愤怒受到高度抑制的中国孩子们常常会在青春期表现出更多在行为上对父母的不满表达，但他们也常常因此遭到持有威权型孝道态度的父母的惩罚，比如被责骂“叛逆”、被指责不知感恩，甚至是被体罚。Ho的研究（1994）强调了中国父母普遍持有父母生养孩子、于是孩子天然就亏欠父母的态度。受这种态度的影响，中国父母很难反思自己在养育上的局限性，当孩子向父母表达不满时，父母往往会因为自恋受伤而猛烈地反击孩子。
在中国人与父母和上级的关系中，恐惧和服从占主导地位，但关系中常缺乏亲密感。根据Bion（1962）的研究，无论是爱还是恨的情感，都有助于情感和心智的成长，而如果爱和恨被压抑（-L和-H），则会阻碍和破坏情感和思考的发展。恐惧是-H，使人们无法体验和表达他们的失望、不满乃至愤恨；而服从是-L，抑制了人们更充分地去爱的能力。当-L和-H占据关系的主导地位时，这种关系很难建立更深的信任，这也会导致关系中的个体难以使用自我觉察和反思来了解自己和对方。
在许多威权型孝道占主导地位的中国家庭中，亲子关系（尤其是子女成年后）往往只保持表面上的和谐，而不是与真正的爱或恨相联结，这让子女时常困惑于自己是否真的被父母所爱。研究还表明，更孝顺的中国人有更高的僵化程度和更差的认知灵活性（Ho，1994）；在学习过程中，更孝顺的中国人更倾向于采取消极、批判的态度，而不是更有创造性的态度，而且他们倾向于教条主义（Ho，1994），这也证实了Bion（1962）的观点，即-L和-H在关系中占主导地位会抑制情感和思维的发展。
由于在人际关系中缺乏亲密感和真实的情感表达，许多中国人认为所有的人际关系都不是真实的，因此，他们完全不能信任他人。他们总是猜测别人在想什么，因为他们无法相信别人用言语表达的东西；即使没有别人对他们表达反感的切实证据，他们也总是担心别人是否对他们感到厌恶或生气（这也是他们内心被压抑的攻击性的分裂和投射）。此外，他们不相信来自别人的积极反馈和赞美，因为他们觉得别人只是在假装友善和礼貌。
Ⅱ.分离-个体化的困难损害了自主性和人际关系的边界
传统的孝道教育要求孩子将父母的需要和期望放在最重要的优先级上，这阻碍了孩子分离-个体化的过程。
Mahler（1975）提出，在生命的前三年，婴儿会经历非常重要的分离-个体化发展，这决定了个体能否获得在独立和依赖这两种状态之中灵活切换的能力，能否有信心面对外部世界，并建立亲密但独立的关系。为了帮助孩子成功地完成分离-个体化，适当的养育包括不令孩子陷在被抛弃的恐惧之中，也不过度保护而剥夺孩子的自主性。
然而，遵循传统孝道的中国父母往往无法提供给孩子发展自主性的充分机会。想要发展自主权的孩子在他们的父母眼中会显得“过于自信和具有攻击性”，而父母通常希望孩子是听话顺从的。父母不仅经常教导孩子要无条件地顺从于父母，也常希望孩子无条件地顺从于老师和其他长辈。因此，当中国孩子与父母、老师和长辈有不同的想法时，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想法是错误的，并用内部严苛的超我去抑制自己探索真相的好奇心。即便成年后，中国人也倾向于盲目地服从并依赖于长辈或权威。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或想要什么。
在分离-个体化的发展阶段被剥夺自主性的人会停滞在与母亲的“共生阶段”（Mahler，1975）。当他们成年后，他们也会更倾向于无意识地与周围的人重现这种共生关系，特别是在亲密或浪漫的关系中他们会非常渴望融合，这使得他们很容易用入侵性的方式跨越人际关系的边界。他们很难认为自己是独立于父母的个体存在，他们会把父母的期望看作是自己必须完成的任务，而照顾父母成为最重要的责任。中国传统孝道不允许、不鼓励明确的人际边界，这使得许多中国人在发展中面对着分离-个体化的困难，很多人最终放弃了对自主性的追求，以避免被父母和他人批判为不孝顺（Ren & Xie，2022）。
在共生关系中，母亲常常会婴儿化孩子，阻碍孩子发展出负责和自主性的能力，从而剥夺了他们的独立性的发展。当孩子成年后成为父母时，如果没有自我觉察和改变，也常常会继承父母的养育方式来抚养下一代，使分离-个体化的困难在代际传递中重复下去。
拥有后代是传统孝道中必须遵守的一条法则。《孟子》中写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信奉传统孝道的中国父母常常会在子女二十多岁时开始催婚催育，并引用孟子的话来指责子女不结婚不生育就是不孝顺的表现。
《论语》中有一句话说，“父母在，不远游”，反映了中国人所面对的分离-个体化的困难。父母对孩子“不离开家”的期望成为孩子心中超我的一部分。当想与父母分开时，超我会唤起强烈的内疚感，促使个体退回到父母身边。不过在当代中国，不允许孩子离开家的父母正在变少，因为大多数父母期望孩子能得到更好的教育，使父母愿意接受孩子在远离家乡的城市上大学。孩子上大学可以帮助父母适应与孩子的分离。大学毕业后，许多人会选择在一个比家乡更发达的城市生活和工作，如果这符合父母对孩子成就的期望，就会得到父母的支持。然而，仍有许多中国父母不能接受孩子远离他们，有些人会想尽一切办法迫使孩子回到家乡工作和生活。
《孔子家语》中也有一句话这样说：“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表达了儒家的孝道观点，暗示孩子成年后需要尽早地孝顺父母。很多中国人用这句话来表达他们对父母的内疚，他们觉得自己不够成功，或是陪伴父母的时间太少，没能给父母提供幸福的晚年生活。大多数中国人希望自己能帮助父母去享受晚年生活，然而，由于个人能力和现实因素的限制，大多数人无法实现足够地取悦父母的愿望，他们会责怪自己不孝顺。
Ⅲ.健康自恋的发展受阻创造了虚假的自体
传统孝道教育使个体难以发展出健康的自恋来应对外部世界。Kohut（1977）声称，孩子需要从自体客体获得足够的镜映和认可，才能发展出健康的自恋。然而，受到传统威权型孝道影响的中国父母不能很好地关注到孩子的自恋发展需要，不能提供足够的、恰当的情绪镜映来对孩子的情感需要做出反应，也很少对孩子进行价值的认可和赞美。在这种育儿模式下，孩子的情感需求是被父母忽视的。
在受到传统孝道影响的中国家庭中，孩子的情感需要常常被父母视为是不必要的麻烦，而包括愤怒和失望在内的“消极情绪”也不被允许表现出来。“不孝顺”经常会被父母拿来对孩子的道德进行评价，引发孩子的羞耻感。因此，许多中国人对自己有情感需求而感到羞愧，因此他们也很难向他人寻求帮助。在很多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有这样一种隐性的假设，即每个人，包括心理治疗师，都会像父母一样不在乎他们的情感需要，因此一定会拒绝他们，甚至会羞辱他们。这种隐性的假设体现了中国人常有的一种内部客体关系。
当一个孩子的需求持续受挫时，感到愤怒是很正常的反应。如果孩子的愤怒不能被照顾者所涵容，攻击性极有可能会转向自身，形成孩子糟糕的自体感。糟糕的自体感带来不值得被爱的感觉，与此同时，父母仅仅表扬和强化孩子对父母的顺从，这会让孩子更倾向于努力去迎合父母、满足父母的自恋需要，促进了“虚假自体”的发展。Winnicott（1963）认为，婴儿的真正本质是由母亲对婴儿全能感的保存和满足所建立的。如果母亲不能保存婴儿的全能感，而是反过来期望婴儿满足母亲的愿望，婴儿就会发展出一种被称为“服从”的“虚假自体”。服从令婴儿与自发的、有意义的生活内核隔绝，而是去服从环境的需要，同时建立虚假的关系（Winnicott, 1963）。
徐凯文（2016）在对来自中国最好的大学的学生的临床研究中发现，许多学生不知道自己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在读大学之前，他们把父母对他们学业成就的期望放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位置。当他们考上最好的大学、满足了父母的期望后，他们开始感到空虚、失去意义，并陷入到抑郁之中。此外，他们报告说，如果无法满足父母的期望，他们会感到严重的内疚和羞耻。徐凯文为这种现象创造了一个专有词汇——“空心病”。这种现象在中国年轻人中很常见，反映了一种自恋发展的障碍。
Ⅳ.自体表征分裂：残忍对脆弱
传统孝道教导中国人必须要容忍父母的攻击性，甚至是残酷的虐待，然而，却严厉禁止孩子指向父母的攻击性——这体现了攻击性的分裂。虽然大多数的中国父母并不会肆意地虐待孩子，但传统孝道将父母指向孩子的攻击性进行合理化，从而增加了父母对孩子施虐的倾向性。在父母向孩子施虐的家庭中，传统孝道其分裂的特质造成了被施虐的孩子的自体表征的分裂。
一方面，中国父母要求孩子对父母绝对的尊重和服从，通过这样，父母可以感到自身的重要和强大，父母的自恋获得了满足。与此同时的另一面是，中国父母在他们的父母、长辈和权威面前则表现得恭顺服从，并承受着这些“上位者”的攻击性带来的脆弱感和羞耻感。等级制度所规定的攻击性的流向决定了：个体的自体感究竟是重要强大的、还是羞耻脆弱的，取决于个体在等级制度中的相对位置，是不稳定的、分裂的、常常切换的状态。
自体表征的分裂也与对照顾者的攻击性被禁止表达有关。当照顾者不能作为一个有效的情绪容器时，孩子们就需要投射或抑制他们的攻击性（Bion，1988）。当孩子被虐待型的父母抚养长大时，极有可能会认同攻击者的暴力模式；当他们成为父母时，很容易复制他们曾经被对待的方式，成为残酷和严苛的父母，要求孩子孝顺和听话，把痛苦的体验和施受虐的无意识动力传递给下一代。在一个不允许表达攻击性的系统中，攻击性经常会流向这个系统中最弱小的人，使最弱小的人成为攻击性的目标。而在中国社会的等级制度中，孩子是最弱小的人。许多虐待孩子的父母在社交关系中是软弱和无能的，但他们却在传统孝道的庇护下对自己的孩子使用暴力。
父母的残忍不仅体现在《二十四孝故事》中，在现代中国也依然存在。虽然越来越多接受了更好教育的中国父母更能意识到对孩子的躯体惩罚会给孩子造成创伤，但仍有许多中国人认为，如果他们希望孩子孝顺，就需要使用躯体暴力对孩子进行威慑——“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文化阴影依然笼罩着中国的亲子关系。
结论
传统孝道强调父母在亲子关系中拥有最高的、不受监管的权力，以及孩子应该无条件地顺从于父母。这样的亲子关系模式会阻碍儿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首先，传统孝道会令孩子的攻击性表达变得异常困难，从而导致中国人在人际关系中缺乏信任和亲密感。其次，它也使分离-个体化的进程变得更加艰难，人际关系的界限变得模糊。再次，健康的自恋发展也会被阻断，虚假的自体会被发展出来应对父母的自恋需要，这让许多中国年轻人觉得他们的生活是空虚和没有意义的。最后，分裂的自体表征可能会在强大残忍的自体感和羞耻脆弱的自体感之间不稳定地切换，取决于个体在等级制度下的相对位置和权力：中国人恭敬和恐惧地顺从着长辈和领导，却严苛残忍地对待着孩子。
本文讨论的传统孝道指的是威权型孝道，正得到现代中国人的反思和修正。叶光辉（2009）作为研究中国人孝道的关键人物，指出了运行在当前中国社会的孝道除了传统威权型孝道，还有更加现代的互惠型孝道。互惠型孝道强调了父母和孩子之间相互的爱与尊重。对于那些严格执行传统威权型孝道的中国家庭，本文中提到的人格病理会被放大。
通过心理动力学治疗，中国的来访者可以反思传统威权型孝道的文化局限，并有机会修通停滞的发展阶段。他们可以从对传统孝道的僵化认同中获得一些解脱，并获得一定的情感自由。然而，由于个体很难完全与自己所处的文化分离，这也使得对威权型孝道的去认同过程变得更艰难和更具挑战性。
（此图为“孝感天地”。在这个故事里，主人公舜长期地被他的亲生父亲、继母，以及同父异母的弟弟欺负和虐待。哪怕他的父亲、继母和弟弟千方百计地想害死舜，舜也丝毫不记恨，依旧孝顺父母，关爱弟弟。你对这个故事有什么想法和感觉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