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决心》：女性的处境和男性脆弱的自尊
文摘
2025-01-29 11:45
北京
《出走的决心》里有个片段（电影44分时）让我印象很深刻。那便是孙大勇村里的亲戚来家里吃饭，妻子李红在厨房里一直忙活，给一群在屋里抽烟喝酒吹牛逼的男人们炒了一桌子菜。等李红把菜端到桌上时，孙大勇的农村叔要让李红喝一杯白酒，李红笑着摆手说自己不会喝；亲戚坚持，李红只好喝了一口，被辣得够呛；但是村里的叔非要让李红把酒都喝了，说“老孙家的媳妇不能不会喝”；李红想婉拒，孙大勇拽着李红胳膊瞪着眼睛呵斥老婆把酒“干了”，李红只好把酒喝光。农村叔满意地笑了，说李红“以后是咱家的媳妇啦”，并且叮嘱李红“以后别嫌弃他们这些农村的人”。接着，李红给这个叔面前放了烟灰缸，提醒他们把烟灰弹烟灰缸里（他们此前一直往地上弹烟灰）。农村叔神色不悦，孙大勇瞪了李红一眼，把烟灰缸挪开，故意地把烟灰弹到饭桌上。画外音孙大勇的堂弟说羡慕表哥娶了这么好的城里媳妇，孙大勇很得意地说：“谁家老娘们不听老爷们的话呀”。这里的几个回合，充分地展示了中国的男权等级制度和在此之上的服从性测试。在这几个出场的人里，叔因为辈分最大而权力地位最高，因此他认为自己有强迫侄媳妇喝白酒的权力。农村叔通过用逼侄媳妇喝酒的方式来进行服从性测试，“老孙家的媳妇不能不会喝”就像是立了一个莫名其妙的规矩，潜台词就是——你如果不听我的话把酒喝光，我就对你不满意，并且代表老孙家不欢迎你。李红并不想得罪他们，也不想起冲突，选择了服从。这个农村叔说“以后别嫌弃他们这些农村的人”，非常能反映中国人的低自尊议题。很多中国人特别害怕“被嫌弃”，有时哪怕是来自别人非常轻微的拒绝或不同意见，都会让他们感到“自己是被嫌弃的”。譬如一个人去别人家里做客吃饭，别人可能只是随口提了一句“米饭可能做得有点少”，她就感觉到自己的到来是被嫌弃的；再比如一个村里人到了城里的亲戚家做客，亲戚让他换个拖鞋穿，并且在他想要在室内吸烟时阻止了他，他就感觉到自己是“被嫌弃”的。“被嫌弃”的感觉是一种非常强烈的自卑和羞耻的感觉，并且将另一个人想象成是羞辱自己的迫害者。很多自尊极其脆弱的人反倒会极度需要被人关注和尊敬，而他们需要的尊敬常常需要对方对他们卑躬屈膝才能让他们感觉到，如果对方只是平等尊重地对待他们都会让他们觉得自己没有被尊重。他们内心的幻想中期待的被尊重是像中国古代皇权那样的“高高在上”，其他人对他们“俯首称臣”。而中国古代的家庭结构复制了封建皇权，男性长辈在家庭之外可能对别人卑躬屈膝笑脸相迎，回到家庭里就要求女性和晚辈对自己卑躬屈膝，对家里人横眉冷对，似乎不这样做就不能让自己感觉到“家长的威严”。很多中国男性脆弱而可笑的自尊在孙大勇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需要在自己的家族里有面子。为了在自己的家族里有面子，他可以不惜花掉很多家庭的共同财产给叔家儿子盖房子。李红已经足够善良和软弱来允许他这么做。他还要进一步地霸凌和剥削自己的妻子来获得权力感、掌控感和自尊（所谓的面子），譬如在亲戚面前强迫妻子做不愿意做的事情（把酒干掉），支使妻子到厨房去做更多的菜。能支配自己的妻子唤起了其他男性巨大的羡慕。电影里亲戚们说：“听说城里的女人傲气，咱嫂子人可真好”——潜台词就是：你能把城里的女人驯服成你的免费奴仆，你可真厉害。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电影里刻画的这些男性都是蛇鼠一窝、一丘之貉。孙大勇这样的男性需要感觉自己永远是对的、永远是家里的土皇帝和权威，哪怕他内心里有着一些冲突，他也一定要通过责怪他身边可以轻易操纵的人（对很多男性来说，这个人就是他们的妻子）来缓解他内心的冲突。对他而言，钱就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冲突。其实孙大勇知道自己没钱，在亲戚面前充完胖子之后，他内心是在滴血的，所以他就很自然地用自己的妻子来找茬发泄了。电影中当亲戚们离开后，李红一个人收拾残羹剩饭和扔了一地的烟头，孙大勇坐在一旁吞云吐雾并开始数落李红：“你说你心里就没个数，剩了这么多菜”，嫌李红炒的菜太多，浪费了家里的钱。李红说：“不是你让我好好招待你的亲戚吗？我做这么多不是让你脸上有面儿吗？”孙大勇继续埋怨：“那你也不能做十个人的菜啊。”李红很委屈地说：“我辛辛苦苦地伺候你，我还有罪啦！这么多的菜，全都是我一个人拎回来的，累得我腰都疼。”孙大勇接着挖苦责备：“让你敬杯酒，你还拿着劲儿，假模假式的拿个烟缸，显示你是城里人，城里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呀。”李红一听就冒火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城里人哪，我什么时候觉得我城里人了不起！是你自己觉得城里人了不起吧！！”孙大勇完全受不了李红的反驳，开始急了：“你看！你看！我说一句你和我顶一句！说一句你顶一句！一个女人，你就不能好好听着吗！你跟我犟什么犟！！”这段争吵以孙大勇掀桌子、砸碎李红喜欢的花瓶（象征着她对生活的热爱）、李红愤然离家而收场。电影弹幕里有很多人在评论：“姜武（孙大勇的扮演者）演得还是太温柔了，现实中我爸比这暴躁多了。”这可能是最让人悲哀的事情，因为现实中女性的处境比电影中体现得要悲剧得多。就像是李红的原型苏敏大姐，在现实生活中不仅遭受家庭暴力，在想离婚的时候甚至要花16万才能赎得自己的自由身。从上文中孙大勇的台词中可以看到，他对自己不是城里人是多么自卑，并且想象李红瞧不起他以及他的农村亲戚。他把烟灰缸感受成了是对他原本农村生活习惯的拒绝，并且难以接受这一点拒绝。很多自恋（自尊）极其脆弱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特点——那就是无法为他人考虑、无法共情别人，任何别人与他们的不同都会被他们体验为是对他们的拒绝和羞辱。哪怕李红为了照顾他的面子做了那么多辛苦的家务，他也无法为李红考虑哪怕一点——他们吸的烟和到处弹的烟灰把那个家变成了多么乌烟瘴气和恶心的场所。中国男权封建社会的余毒是很多（年长）男性没有能力去反思家庭结构、没有能力共情女性。年长男性依然幻想着沿袭封建家长制，在小家庭中呼风唤雨说一不二，将自己的自尊自信建立在对女性的剥削和霸凌之上。电影中孙大勇对妻子是非常吝啬和残忍的。他一直在享受妻子的免费照顾，他却把所有的这些照顾当做理所当然。他很少做家务，有更多的时间投入到自己的爱好中（打乒乓球、钓鱼），而妻子完全没有时间去做自己的事。他觉得自己有权力对妻子做的一切事进行评判——只要有哪些事情没有做好，那就一定是妻子的错。外孙的屁股红了也是妻子的错、女儿丢了工作也是妻子的错，而他可以在妻子抑郁、女儿需要帮助的时候，依然心宽体胖地睡懒觉，该去玩乒乓就去玩乒乓，该钓鱼就去钓鱼。他对抑郁的妻子不仅没有任何情绪上的支持和照顾，反倒是不断责怪她的抑郁是“脑子有病”，嫌弃她因为抑郁不能再给全家人当免费保姆，不想给她花钱看病。评判也是一种霸权，也常常出现在中国的家长制度中。家长（尤其是男性长辈）总觉得自己有权力评判其他家庭成员，但是他们却无法接受自己收到哪怕微小的批评。他们在受到反驳时常常付诸暴力，语言的暴力不够就上躯体的暴力。他们使用暴力的最终目的是保持自己在家庭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女性的处境有所改善，但整体来说，女性（尤其是老年）在家庭中和社会中依然是受到剥削和霸凌的对象。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进展，越来越多的年轻受教育男性有了对中国封建男权的反思，也对女性表现出了更多的尊重。但一些集体无意识仍然在起作用，譬如仍有非常多的男性期待女性对他们进行无条件的照顾，而在家务承担和子女照顾方面，男性承担的平均份额远远比女性要少。期待在未来的某一天，中国可以真正实现男女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相对平等，更彻底地消除封建男权制度给家庭动力带来的阴霾。
普赛克之眼
一个心理动力学咨询师的工作、生活和学习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