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翻译自：
(p.130) 移情主要被认为是一种力比多现象。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一定数量的未得到满足的力比多冲动，每当有新的人出现时，这些力比多冲动就会附着在这个新的人身上。移情是一种普遍现象。对于神经症者而言，由于他们的内在存在异常大量的未附着的力比多，移情的倾向会相应更高；而分析情境的特殊情况会进一步增强这种倾向。显然，正是病人抛给分析师的爱的情感的存在提供了必要的额外力量，促使病人的自我放弃阻抗，抵消压抑，并对其古老的问题采取新的解决办法。没有这种工具（即正性移情），就无法获得治疗效果。我们可以立刻发现正性移情并不陌生；事实上，这是一种我们所熟悉的暗示（suggestion）的力量，表面上早就被抛弃了。然而，现在它正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被使用，实际上是在一个相反的方向上。在精神分析出现前的日子里，暗示的目的是增加压抑的程度；现在它被用来克服自我的抵抗，也就是说，允许压抑被移除。
（p.131）力比多的感觉本身也可以分为两类：（1）友好和深情的感情，可以被意识化；以及（2）纯粹的情欲，通常必须被保持在无意识中。而当纯粹的情欲变得过于强大时，就会激起了自我的压抑力量，从而增加了阻抗而不是减少阻抗，这事实上就产生了一种不容易与负性移情相区分的状态。
（p.132）另一个发现使不断分析移情的必要性变得更加显著。这个研究发现，随着工作的进行，移情往往会吞噬整个分析过程。病人的力比多会越来越集中在他与分析师的关系上，病人最初的症状的投注被抽干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人为的神经症，弗洛伊德将其命名为“移情神经症”。最初导致神经症发作的冲突，开始在与分析师的关系中重现。这给了我们巨大的治疗机会，我们不必费力去处理遥远的过去的冲突，这些冲突与已经停滞的环境和干瘪的人格有关，其结果早已确定。我们会发现自己卷入了一个实际和即时的情况，在其中我们和病人都是主角，而治疗情境的发展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我们的控制之下。
（p.132）移情冲突的解决意味着与此同时，婴儿期的冲突也得到了解决。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导论》中说：“这种改变可能是由于分析师的暗示所带来的自我改变而实现的。诠释的工作让无意识材料变得意识化，从而扩大了自我的宽度；通过教育，自我与力比多和解，并愿意给予力比多一定程度的满足；而当自我获得的新能力在升华中消耗了一定程度的力比多时，自我对力比多的恐惧被降低。治疗过程越接近这种理想的描述，精神分析疗法所取得的成功就越大。”我引用弗洛伊德的这些话是为了说明，在他写《精神分析导论》时，他认为，精神分析治疗作用的最终因素是分析师对病人的自我的暗示，以使病人的自我更能耐受力比多的趋势。
（p.134）弗洛伊德明确地反对Bernheim的观点，即所有的催眠现象都可以追溯到暗示的因素，而是接受了另一种理论，即暗示是催眠状态的部分表现。催眠的状态，在某些方面也类似于恋爱中的状态。有“同样谦卑的服从，同样的顺从，对催眠师同样没有批评，就像是对被爱的客体那样”；尤其是催眠师无疑就像被爱的客体一样“进入了主体的自我理想的位置”。
（p.135 脚注）梅兰妮·克莱因也谈到了超我发展的“停止”，以及在潜伏期的开始，超我的形成的“已经完成”(《儿童心理分析》，250和252页）。尽管在许多其他段落中（如第369页），她又暗示了超我可以在大一些的年龄中被精神分析所改变。我不知道克莱因的这种矛盾到底有多严重。我的理论一点也不质疑这样一个事实，即在正常的事件过程中，超我在童年时就固定下来了，在随后的人生中基本保持不变。事实上，我的观点的一部分是，在实践中，除了心理分析的过程之外，没有什么可以改变超我。当然，这是一个熟悉的事实——在很多方面，分析情境重构了病人的婴儿期状况，因此，接受精神分析可能会把病人的超我再次扔进大熔炉进行重造。
(p.147）对于诠释而言，我们假设诠释的第一个阶段可能是“解放”焦虑，而第二个阶段是“解决”焦虑。当大量的焦虑已经存在或在爆发的临界点时，诠释也许可以使病人识别到他的恐怖的幻想客体是不现实的，从而减少他自己的敌意，进而减少他的焦虑。另一方面，诱导自我允许大量的本我能量进入意识，显然是为了追求在一个有严苛超我的人格中爆发焦虑。而这正是分析师在诠释的第一阶段所做的事情。
（p.148）只要病人将分析师作为他的幻想客体，第二阶段的诠释就不会发生，因为诠释的第二阶段的本质是，病人应该区分他的幻想客体和真正的客体。这种情况下，他的焦虑的确可能会减少；但他的超我并没有发生永久的改变。
(p.149)变化诠释（mutative interpretation）只适用于正处在宣泄状态中的本我冲动。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因为由变化诠释所暗示的病人心智中的动力变化只能由病人自身能量释放的操作来引起，而分析师的功能仅仅是确保能量应沿着某个通道流动，而不是沿着其他的通道流动。
（p.150）每一个变化诠释都必须是情感上“即时”的；病人应该把它体验为真实的东西。诠释必须是“即时的”这一要求，如果换句话说，就是诠释必须总是指向“紧急点”。
深的诠释指的要么是在诠释起源的早期，并且远离病人的实际体验，要么是在诠释隐藏在非常沉重的压抑之下的材料，不管是以上这两种情况的哪种，诠释对病人的自我而言都非常难以接近，离病人的自我很远。
（p.151）在一般情况下，在分析的早期阶段，迫切的材料并不是深的。起初，我们只需要处理深层冲动的或多或少的遥远移置，而深层材料本身会逐渐到达，这样就不会突然出现无法控制的焦虑。但在特殊情况下,由于神经症结构的一些特点，深度冲动可能在分析的早期阶段也是紧急的。然后，我们就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我们对这种深刻的材料做出诠释，在病人身上产生的焦虑量可能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他的现实感可能不足以允许诠释第二阶段（区分幻想客体和现实客体）的完成，整个分析可能会受到威胁。
（p.156, 脚注）正如我所主张的，病人最初的超我是他的古老客体内摄的产物，被他的婴儿期的本我冲动的投射所扭曲。我还建议，我们改变这个严酷的原始超我特征的唯一方法是通过辅助超我的中介，辅助超我是病人对分析师作为一个客体的内摄的产物。从这个角度来看，分析的过程可以看作是辅助超我对僵化而不适应的原始超我的渗透，因为辅助超我与自我和现实有更好的接触。这种渗透是变化诠释（mutative interpretation）的工作；它包括了对分析师意象的内摄的反复的过程——也就是说，是对一个真实的人，而不是对古老的和扭曲的投射的内摄——因此原始的超我的性质得以逐渐改变。由于变化诠释的目的是引起对分析师的内摄，因此变化诠释所诠释的本我冲动必须以分析师作为本我冲动的客体。
（p.158）虽然给出变化诠释可能只占精神分析治疗的一小部分，但根据我的假设，从深刻影响患者心理的角度来看，变化诠释是精神分析中最重要的部分。
（p.159）最后，总结一下我提出的假设的四个要点：
精神分析治疗的最终结果是，使神经症患者整个被停滞在婴儿期的心理组织，继续向正常的成人状态发展。
关键的有效改变包括了病人的超我在性质上的深刻改变，从这个改变开始，其他的改变就会自动发生。
这种对病人的超我的改变是由变化诠释的无数小步骤带来的，这受到分析师作为病人的本我冲动的客体和辅助超我的影响。
变化诠释是精神分析治疗作用的最终作用因素，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否定许多其他程序（如建议、安慰、宣泄等）也是治疗特定病人的要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