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翻译自 Howard B. Levine (2021): Trauma, process and representat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DOI: 10.1080/00207578.2020.1841923
在精神分析的传统中，最普遍来说，创伤会被描述成过度兴奋对心理功能和发展的破坏性影响，及该影响对心智的情绪涵容能力，以及对表征、情感象征和思维之间的联想链接的创造能力的影响。创伤，即在发展的早期阶段未能提供足够的环境供应（environmental provision），倾向于支持本能去融合（instinctual defusion）。对一些作者来说，创伤会加强或强调死本能，这可以从强迫重复的许多临床表现中得到证明（Freud, 1920）。一个受创伤的心理可能会在心理阐述和对感觉经验进行连接所执行的过程中表现出困难，这些过程包括：做梦、思考、调节紧张、从原始的、真实的存在“数据”*（Bion,1962a）中提取出和赋予个人意义。
许多理论试图描述心智的调节能力是如何在原初客体关系（母婴关系）中产生和进化的，以及心智调节能力怎样被创伤性地破坏，怎样在成功的精神分析治疗中被恢复、加强或首次获得。虽然术语可能有所不同，但在不同的概念化中保持不变的似乎总是一种二元的选择：平衡或混乱;表征或精神空洞（去投注de-cathexis）；发展或停滞；发出信号并指导了稳态调节的被涵容的焦虑，或是反映和制造了进一步破坏和创伤的未被约束的焦虑。
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还必须记住，创伤本身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实体。人类的体验是依赖情境并且高度主观的，哪怕是遭遇相同或类似的事件——例如，战争、种族灭绝、酷刑、强奸、儿童期性虐待、早期丧失父母、忽视或失同调（misattunement）。可以预期，创伤可能出现的形式、影响和后果是多样化的和高度可变的。被称为“创伤”或“创伤性”的事件、过程和结果，和受到创伤影响的人的年龄、发展水平和心理能力一样具有多样性。对潜在的创伤事件的反应是个体化的，高度主观的，并受到一个人的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反应或缺乏反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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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弗洛伊德来说，“创伤”一词与一种过度的未表征的、无约束的“力量”（如内部驱动压力或外部威胁）有关，它淹没、扰乱了心理功能，并使心理功能混乱。他在《超越快乐原则》（弗洛伊德，1920）中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并将其与死亡本能和重复强迫联系起来，并在《自我和本我》（弗洛伊德，1923）以及他后来的著作中重申了这一点。早些时候，弗洛伊德（1914）曾将重复强迫与动态的无意识联系在一起，并将其视为一种通往不可接受的、产生焦虑的表征（记忆、幻想或愿望）的回忆的方式，同时也是对这些不可接受的表征的防御。在这个阶段，他似乎主要关注的是神经症，以及在什么情况下哪些想法内容（表征）会被意识所接受的问题。
然而，到了1920年，弗洛伊德越来越关注神经症之外的情况和心智状态。因此，他扩展了他先前对重复强迫的解释，包括了去融合（defusion）以及死本能的加强或加固这些考虑。这些过程造成心理未被约束的力量的无限“溢出”，使得这些未约束的力量不仅仅是通过表征和言语化得到释放，也在通过重复的行动得以释放和泄洪。
即使是在他早期的概念化中，弗洛伊德也暗示重复强迫通常包含一个潜在的修复维度。虽然它重现的境遇往往是痛苦的，但它们也可以被看作是提供了一种原始的涵容，试图通过行动和释放来“控制和减轻不愉快或创伤体验” (Potamianou 2015, 945)。在《摩西与一神论》中，弗洛伊德（1939）补充了一种可能性，即一个不成熟或被严重淹没的自我甚至无法激发这种程度的反应（76）。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什么可被重复，没有什么可被记住，自我的组织受到回避过程的制约，可能发展成抑制和恐惧”（Potamianou2015,945）。
Scarfone（2017）对创伤的过程这样写道：在最普遍的意义上说，创伤是撕裂和裂痕：你从一个或多或少统一的外在开始，然后被影响的力量所击碎……创伤不能只是简单地描述为身体或心智的外在的连续性的丧失，而是引发了内在不同程度的混乱……因此，弗洛伊德（1920）所描述的保护盾不仅破坏了外在的连续性，更重要的是，它还导致了心理组织在工作中不同水平的混乱——即心理组织用来处理和约束刺激总量的能力遭到破坏。
我们称之为“创伤性”的事件打断和扰乱了意义发生的心理过程。它们“麻痹了心理组织，使心理组织对创伤性事件进行详细阐述的可能性变得不足够，并将心理组织暴露在淹没性的焦虑之中”（Potamianou，2015,946）。创伤性事件还超过了一个人的家庭或文化环境的支持能力，使家庭或文化环境难以提供足够的缓减、涵容和矫正，以减轻干扰事件的影响。
心理组织的“详细阐述的可能性”说明了理解我们自身的体验至关重要：“理解……意味着创造属于自己的意义，因此是最珍贵的财产，因为它们构成了主体的个体性”（Scarfone 2017,38）。许多当代分析师描述理解和详细阐述创伤事件的过程的精神分析理论与弗洛伊德的表征理论密切相关（Levine 2012,2014；Levine, Reed, and Scarfone 2013），并且描述了从未表征的心理状态到有表征的心理状态的转化的变迁过程和变化程度。
弗洛伊德（1915-1917）表明，现实神经症的核心可能位于每种神经症冲突的核心，并在他的《战争神经症的精神分析》（Freud，1919）中，他断言，“我们有完美的权利描述抑郁是各种神经症的基础，是对创伤的反应，因此抑郁是一种基本的创伤神经症（210）。综合起来，这些陈述是否意味着一种观点，我们通常认为和描述的“创伤”和“冲突”具有水平上或程度上的相同或连续性？
“现实神经症”意味着某种形式的未表征状态（Levine,Reed, and Scarfone ,2013）。每种神经症的核心是现实神经症也可能意味着神经症不能只是被认为或被描述为被意识禁止的不被接受的产生焦虑的愿望。Botella（2014,916）认为，“对每一种心理结构，即使是俄狄浦斯神经症的心理结构，如果探索得足够深入，都会触及到某些涉及创伤体验的心理区域，而这些创伤体验是未在记忆中被表征、思考和登记的，但却构成了我们每个人的一部分。”
将压抑命名为“一种基本的创伤神经症”意味着弗洛伊德认为压抑不仅是一种自我防御机制，而且是“对创伤的反应，因此是自我中的裂口”（Scarfone 2017,36）。因此，对弗洛伊德来说，至少在1919年的论文中，发病机制不能被简单地解析为一些类别，如内部原因vs.外部原因或创伤vs.幻想。Scarfone（2017）注意到“创伤性、穿透性和瓦解的现象通常与混乱（disorganization）有关，总是存在于心理组织当中”，他提醒我们，“作为弗洛伊德思维的一个特征，创伤并不是一个可以被驱动的体质模式（constitutional model of the drives）很快掩盖的瞬时概念(momentary concept)”（25）。
弗洛伊德（1895a）强调并努力阐明心理在捆绑（binding）、涵容和转化过度的、不愉快的或不想要的“兴奋”（以情感、情绪、冲动或驱力的形式呈现）中的核心作用。
Bion（1962b）认为，感知和“思考”都是人格中不断进化的功能，他还试图检验促进感知和思考的发展和使用的因素。在他的讲座和督导中（例如Bion 2005a，2005b），他经常向观众暗示，心理是一种相对较近的进化获得，旨在帮助应对情绪、感知和感觉；也就是处理有关于体验到自己正在感觉，并觉察到存在是什么感觉的问题。
Bion相信，原始的存在性体验（existential experience）具有潜在的创伤性，需要心灵进行工作来控制其固有的毒性影响。这一观点有在Bion关于思考、转化、阿尔法功能和容器/被涵容的理论中被详细阐述。这种观点类似于弗洛伊德坚持的观点，即驱动对心灵工作提出的要求，
Botella（2014）认为弗洛伊德（1933,1929）的梦的工作的修正理论反映出了弗洛伊德对创伤和心理生活的理解：“心理生活的原始功能是创造被允许的表征……迄今为止未被表征的创伤被整合到……表征网络”（Botella 2014,915）。
在Levine的工作中，他探索了构建在分析过程中的作用（例如Levine 2011,2015），并使用术语“表征必要性”来表明心理阐述过程在情绪调节和稳态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心理活动是由内在压力控制的，以形成表征，并将其与有意义的、负载了情感的、连贯的叙述联系在一起。这种压力，我称之为表征必要性，源于内部（如驱力）或外部（如感知）来源，对心灵工作产生“需求”，而压力的范围从催化刺激性的到创伤性的。如果压力保持在最佳范围内，它就有可能激活表征能力，在创造、构建和组织心智的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保护作用。正是表征的创建和连接，将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任何给定的压力是否可以被涵容在“最佳”的界限内，或是超过最佳的界限而成为“创伤性的”。（Levine 2012,608） Levine 2012
这些精神分析理论表明我们所称的创伤是由心灵持续地努力对原始的存在性体验进行涵容、“解毒”和“代谢”的相对力量和平衡所决定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有感觉地活着的必然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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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各种各样不再围绕着欲望和禁抑的障碍，而是涉及客体中的空虚、身份认同形成的差距、日常生活或梦中元素的强迫性重复，等，分析师必须考虑更加广泛的精神分析实践，在使用经典精神分析技术时不可避免地做出一些变化和调整。分析师不仅要对压抑的材料进行工作，还要对心理功能缺陷和心理处理能力的大规模减少进行工作。(Potamianou 2015, 958)
在这些情况下，强迫性重复（译者注：也叫重复强迫）可能是由非结构化的无意识驱动的，并反映着非结构化的无意识，而不是反映着有动力的无意识。这些现象在死本能的支持下发生，包括了诸如去投注（温尼科特，1971），消极工作的破坏性极（Green, 2005），操作思维（Marty1976），“黑洞”和“精神空洞”，可能不是一个有组织、有结构但被压抑的欲望或记忆的中间形式。也就是说，强迫性重复可能意味着由未被表征的力量所驱动的重复行动（盲目的、未经思考的）的积极存在。除了防御和侵略性的目的，这种重复行动可能也包含了对主体间协助处理和帮助缓解原始痛苦的绝望请求。在临床上，这可能需要来自直觉的、诠释建构的协助（Levine 2011,2015）。
温尼科特强调，分析师必须无意识地让病人失望——无意中在此时此地促成了一个实际的微创伤，这样一个曾经发生在整合的和有组织的婴儿自体形成之前的减毒版本，可以在病人无意识的全能感的支持下在移情中被体验，并因此实现成形（figurability）（即在心智中被表征），以及像Bion谈到的那样，病人第一次“感到痛苦”（suffer）【译者注：而不是用行动化或躯体化来表达内部痛苦】，作为一种个人化的、主观的体验，可以最终被哀悼和修通。
Bion（1962a）提出，患者不能用语言来描述心灵中的精神病性部分的情况，而是拥有无意识地“唤起分析师情绪的能力”（24）。这包括了虚无（nothingness）和空虚（voids）的情感。它给分析师的反移情和直觉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让分析师必须努力去弄明白在看似缺乏沟通和意义的情况下什么在被表达，以及在分析中如何理解和使用这些无意识的材料。
Bergstein（2019）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对这种情况的有价值的洞察，他认为，“虚无（nothingness）的悖论是它充满了欲望，渴望沟通，但它表现为在移情中表达出虚无的主体什么都不想要，或是希望否定所有存在的东西”（113）。他补充说，这些体验最初不能被口头表达或被动力性地诠释。它们必须要先被活现，有时它们第一次活现是在分析的此时此地之中，通常由分析师和患者共同活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