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翻译自《Working with Parents Makes Therapy Work》
作者：Kerry Kelly Novick and Jack Novick
CHAPTER ONE
Parent Work—Introduction and History
(p.6)安娜·弗洛伊德说，对于有孩子的成年患者，分析师在分析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父母人格中只有一小部分与孩子有关，而与孩子无关的部分占多大比例。如果认为因为孩子高度地与父母相关，所以父母也同样地高度与孩子相关，这是完全错误的认知。(in Sandler, Kennedy, and Tyson 1980, 217）
亲子关系的特殊亲密关系对孩子的潜在进展有强大的积极和消极的影响，需要直接解决。父母对他们自己在孩子心中的首要地位有着复杂的感觉，父母既想要否认他们在孩子心中有多重要，以此来避免内疚，同时强烈地想要保护他们在孩子生活中的核心地位。
孩子变化的程度和持久性几乎总是取决于父母自己改变的能力和支持孩子的能力。
（p.7）安娜·弗洛伊德说：“在对儿童的精神分析中，需要两个方面的帮助——对儿童内心的帮助来发展应对方法，而外部帮助来缓解孩子体验到的过度的压力”（1980,268）。在这些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中，最重要的是父母对儿童的发展和治疗的干扰。安娜·弗洛伊德指出了“父母不可避免的入侵”（Sandler etal. 1980, v）。
（p.9）安娜·弗洛伊德指出“恢复渐进发展的路径”（1965）是儿童精神分析首要的治疗目标。目前有许多分析师在探索精神分析本身在哪些方面是重要的发展经验（Emde 1988a, 1988b; Hurry 1998; Meissner 1996; J. Novick 1990; Tahka 1993）。
（p.11）Fruman（1997）认为，核心身份认同首先是同一个非性别的母亲形成的。Furman（1997,126）强调了母亲“灵活的身体边界”，并指出这可能是母亲和与她相关的人的原始焦虑的来源。我们在关于施虐受虐的决定因素的研究中注意到，通过对早期母亲带来的心理或身体痛苦的依恋可以成为后期病理的核心经验（K. K. Novick和J.Novick1987）。
CHAPTER TWO
OUR ASSUMPTIONS WHEN WE WORK WITH PARENTS
（p.15）为人父母是一个正常的成人发展阶段。为人父母的阶段意味着创造、照顾、保护、养育、爱、尊重的能力和从自己之外的人或事上获得享受的能力。因此，它并不一定意味着生育和抚养孩子。
我们强调，发展并不是一种局限于童年、在青春期结束的力量，而是在整个生命周期中持续存在，包括了有力量的青春期后的为人父母阶段(Benedek 1959; E. Furman 1969; J. Novick 1990)。
（p.16）养育孩子是为人父母的心理阶段的核心。不管文化或心理的干扰是怎样的，每个人似乎都需要创造一些超越自我的东西——成为一个心理上的父母。
#父母和孩子终生都有复杂的互动
儿童发展和父母功能之间的相互作用一直都是精神分析的一个基本原则。这个公理出现在每一个主要的精神分析学派中。我们将这一基本思想应用于考虑儿童和父母之间相互互动的发展，去假设家庭成员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在有意识地和无意识地相互影响，包括祖父母、衰老和死亡带来的影响，从而对个体产生建设性的和病理性的影响。
内在父母表征的本质和与内在父母的心理关系对成人功能有着深远的影响。艺术家们知道这一点，并利用这一事实来产生重要的戏剧效果。在Yasmina Reza（1999）的戏剧《The Unexpected Man》中，这个女人描述了她的朋友Serge的住院和死亡：他是一个有权力、有影响力的人，也是一个70多岁的祖父。当他去住院时，他拍了一张他死去的母亲的护照照片“来保护他的安全”。在《Good Morning Midnight》中，Chip Brown（2003）描述了一名67岁的登山者的自杀事件，他写道，他自杀是为了避免遭受老年对他的侮辱和限制。他因其非凡的人生成就和勇敢的死亡而受到许多人的赞扬，但作者也描绘出了一个在青春期完全脱离父母的人。然后，他通过死亡、自杀和拒绝失去了自己的三个孩子。这本书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内部的父母来“保护你的安全”，你就很难变老。
（p.17）Erna Furman的研究工作让我们超越了父母是干扰儿童治疗的主要来源的概念，而能将亲子关系视为“一种复杂的超定（overdetermined）的互动，在亲子互动中，两个紧密交织的人格以各种不断变化的无意识方式相互补充”（199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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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和青少年治疗的双重目标
1、恢复儿童渐进发展的路径，
2、使亲子关系恢复为双方终身的积极资源
我们在儿童治疗评估的早期就会告诉父母，我们要为这两个目标共同努力。我们期待这两个目标成为整个家庭持续治疗的内在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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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1）亲子间相互增强的关系源于并产生开放系统（译者注：即父母的自体调节的开放性，也可以允许心理咨询师作为第三方介入家庭并实施干预）的功能和增长，而亲子间封闭系统（译者注：即父母的全能自恋对心理咨询师作为第三方的介入有敌意和抗拒）的功能则导致亲子间施受虐的关系模式，并被施受虐的关系模式所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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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工作是实质性的和合理的，它充分利用了精神分析干预措施的全部储备资源。
（p.21）父母的工作包括了精神分析传统上被标记为“治疗性”的干预措施，例如，对防御的分析、言语化、洞察力、重建、诠释，以及使用移情和反移情来理解以及相关的技术。
在父母的工作中使用精神分析全方位的治疗技术并不会与父母的个人治疗形成竞争或造成干扰。事实上，父母工作可能更容易让父母接受个体治疗，同时保持与孩子治疗师就养育议题上的合作。
CHAPTER THREE
EVALUATION
(p.23）精神分析性治疗的目标是了解症状背后的原因。
(p.24)Furman（1995）强调了解决父母的内疚问题并建设性地利用父母内疚（译者注：来帮助父母对养育功能障碍进行调整）的必要性，而Rosenbaum(1994）描述了为了帮助父母把他们的孩子看作是一个有自己问题的单独的人（译者注：而不是父母的衍生物）需要很长时间。
（p.25）至少25%的学龄前儿童存在问题，并且会持续到小学，导致上小学时的功能受损。否认是学龄前儿童的父母的主要防御，常常与儿科医生和幼儿园老师共谋，这些父母通常在孩子潜伏期中期或青春期早期呈现出明显的发展失败后，才在小学或中学的压力下寻求专业帮助。否认往往是父亲们的困难，他们可能特别不愿意面对孩子有困难。
The Role of Fathers(父亲的角色)
父亲在孩子发展的各个方面都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包括对治疗效果也非常关键。
（p.26）我们已经注意到父亲对他们孩子接受治疗以及父亲对参与治疗过程的一些阻抗。其中一个原因是父亲低估了自己对孩子的重要性。另一个原因是父亲在防御他的失败感。父亲还有一种常见的阻抗是否认孩子困难的内在本质，而是责备外部环境、孩子的母亲或其他孩子，或对孩子的不良行为的反应是道德上的愤怒。如果他们的孩子有情感困难，父亲可能会觉得他们的男子气概（masculinity）受到了攻击。尽管社会文化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许多男性仍然觉得有情绪、有困难和需要帮助是幼稚的（唧唧歪歪）或娘们唧唧的。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尤其是男孩）能够控制自己并让情绪和困难消失。
【案例】
罗伯特在三岁时开始接受儿童精神分析，他被诊断为自闭症。他的腿部有先天性畸形，走路时明显有些跛。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好的身材高大的人，他发现很难和他伤残的儿子产生连接。在最初的评估会谈后，他说他会支持孩子接受治疗，但他的妻子会独自来参加父母会谈，而他会专注于谋生和照顾他们五岁的女儿。精神分析师建议在父亲方便的时间定期与父亲会面，并将此作为开始治疗的条件。罗伯特的父亲在妻子的压力和儿子的困境下最终接受了。
分析师将罗伯特最初对他的男性治疗师的兴趣作为证据，向罗伯特的父亲传达了一个孩子拥有父亲的爱和参与是多么重要。父亲暗示了他对罗伯特畸形的痛苦和厌恶。罗伯特的父亲是游泳冠军——治疗师说他能理解父亲的焦虑，因为罗伯特的腿仍然需要夜间夹板的治疗。“但罗伯特不仅仅是一条腿。”“我看到的是一个又高又强壮、肩膀很宽的男孩，他长大后很可能会和你一样又高大又强壮。”分析师接着问父亲，身体的哪一部分对游泳更重要。
罗伯特的父亲笑了笑，感谢了这位分析师，从那时起，父亲开始与罗伯特保持连接。父子一起游泳成为一项主要的活动；三年后罗伯特最终学会了在游泳池里从一边游到另一边，这是一个信号，说明罗伯特为完成他的儿童精神分析做好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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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父母来寻找专业人士帮助他们的孩子是因为父母感到无助。如果他们对无助的反应是唤起充满敌意的全能感，那么他们可能会感到压倒性的内疚。这反过来又会导致他们试图避免受到内疚伤害的疯狂尝试，可能会为他们自己的失败而指责别人，尤其是孩子，以及最终会指责分析师。
内疚的父母很容易会把咨询师关于父母如何投入到个人改变的过程的建议听成是对他们的批评，或者相反地，被一个渴望全能感的治疗师迷住而陷入到受虐型的关系里。
内疚和充满防御的父母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觉得，自己的孩子应该被带走而他们是活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对孩子对父母的努力没有回应感到愤怒和沮丧，他们可能也希望移交孩子给治疗师，并摆脱孩子的困难给他们造成的麻烦和痛苦。这种愿望可能会导致进一步的内疚感，可能会通过紧紧抓着孩子，破坏孩子与治疗师的关系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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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0）在和父母会谈前，首先需要让父母填写一份孩子的发展历史表格，然后在第一次会面前给治疗师。对于学龄前或学龄（3-12岁）的孩子，我们要求由家长来填写表格。对于青少年，我们要求父母和他们的孩子一起来填写表格。在离婚的情况下，父母双方要各自填写一份表格。
【案例】
（p.31）乔治的父母打电话来寻求评估，因为他们四岁的儿子想穿他姐姐的衣服。乔治这样做已经一年了，但儿科医生建议父母不要理会这种行为，因为乔治会“长大成人的”。他们后来之所以给儿童精神分析师打这个电话是因为乔治的幼儿园老师表达出了担忧，老师们指出，乔治避免和男孩们玩，并开始被同学们取笑。父母感到困惑和焦虑，不知道如何应对乔治“女性化”的行为。
父母带乔治去看了一些心理学家和医学专家，但没有得到任何明确的答案。内分泌专家已经确定，乔治的这种行为背后没有任何生理紊乱。乔治告诉他的父母，他想成为一个女孩，他穿女孩的衣服是因为这让他感觉“很好”。乔治的父母想让儿童精神分析师评估一下原因，看一看乔治，告诉他们乔治究竟是“一个假装是女孩的男孩”，还是“一个在男孩身体里的女孩”。
分析师建议乔治的父母，他想先见见父母，探索乔治的历史，看看他们是否能一起开始理解这个谜团。他们在乔治没有参加的情况下，定期与分析师进行了六个月的会谈。在这段时间里，乔治首先清楚地说，他知道自己是个男孩，但他觉得当一个女孩更安全。当他们探索乔治的发展史，以找出什么可能会让乔治感觉如此危险，一个严重的病史开始浮出水面。
乔治在9个月大的时候就接受了一系列的三次大手术来处理颅骶融合术，并预计9岁时还将进行进一步的手术。在最初的几次会议中，分析师为父母提供了一个空间来表达他们强烈的悲伤和焦虑。他们说，他们从来没有机会与照顾他们儿子的许多医务人员谈论这些议题。
手术本身就很可怕，每一次手术之后，他们都必须限制乔治，阻止他有任何过大的运动活动。父母都担心乔治的未来，乔治的父亲曾是一名高中明星摔跤手和足球运动员，他们非常悲伤地说，乔治永远都不能参加接触性的体育运动。精神分析对父母的工作很快使父母意识到，他们向乔治传达了作为一个男孩会使他暴露于严重的危险之中的想法，因为男孩们被粗暴的运动所吸引。当他们明白这一点时，他们能够更容易地把这个想法和他们对他的爱区分开来。他们和乔治讨论了如何与医生合作，帮助他避免受伤。他们告诉乔治可以做各种大男孩喜欢的事情，比如跑步和游泳。
与分析师澄清了医疗干预的历史和预后以后，父母能够练习如何与乔治谈论他婴儿时期发生的可怕事情，以及如何对他的情况给出适当的解释。乔治告诉他们，他记得他被按住、被限制。他回忆起自己的沮丧、恐惧和愤怒，并透露他觉得因为自己是一个坏男孩而受到了惩罚。当分析师在想乔治是否会在手术和当一个男孩的危险之间建立任何联系时，父母想起了他六岁的姐姐因为她自己的恐惧而告诉乔治，女孩从来不需要那种手术。
最后一项工作涉及到乔治自慰的快乐，以及他有俄狄浦斯期色彩的结论，他的阴茎有对母亲和姐姐的“男孩的感觉”会带给他更多的医学创伤。父母本身也受到了创伤，首先因为有一个受损的孩子，然后是被没有支持的医疗经历所创伤。在经历了最初的分享、悲伤、重温恐慌和痛苦之后，父母为了乔治而和分析师一起有效地工作。乔治在几周内就产生了反应。在分析师通过父母工作了六个月之后，乔治恢复了与年龄匹配的男性化的方式。他和男孩们一起玩，喜欢消防车，不再表达他想成为一个女孩，而且仍然喜欢芭蕾舞。
通过和父母工作，这个案子在六个月后结案，父母们明白了医疗状况让乔治在压力下很容易去找到神奇的解决方案。父母觉得自己有能力更有效地帮助他，也知道他们如何利用专业帮助来提高他们的养育能力。他们谈到要让乔治进入青春期后回来寻求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