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上一篇公众号文章闹了一个乌龙：精神分析倾听课程是纽约线下的小班课，授课老师暂时没有计划将其扩展为线上课程。喜欢学习精神分析和心理动力学的朋友们可以关注当代弗洛伊德学会的官网（contemporaryfreudiansociety.org），有一些远程课程（全英文）可供学习。
为表歉意，节选翻译一篇我在学习CFS的精神分析倾听课程时的阅读材料以飨读者。
文章很长，建议收藏。】
物理学向我们展示了现实背后的错觉——以及错觉背后的现实……宇宙并不是独立于我们而存在的。我们不可避免地参与和促成了那些似乎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不只是观察者。我们是参与者。有些奇怪的是，这是一个参与式的宇宙。在微观层面上，我们是创造过去以及现在和未来的参与者。 J.A.Wheeler，物理学家；1981
几年前，当我还是精神分析培训的候选人时，我被分配了一个案例来进行第一个被督导的精神分析（译者注：控制个案），正如我们马上会看到的，她有比诊断会谈中更原始的病理。随着分析的进行，她在分析时间里经常体验到相当丰富的症状，这对她来说常常很可怕——比如，一种人格解体的感觉，对她身体的位置或大小和形状的失定向，以及，她还有偏执的意念。当然，关于她是否适合进行控制个案的分析的问题也被提出了；但她的许多力量品质（strength）似乎值得继续进行分析的努力。我的督导对这个病人的体验的理解非常敏锐，建议我的立场是“把我的自我（ego）借给病人”，也就是说，这样做来帮助她获得现实感——某种程度上重申思想和行为之间的区别，区分真实的和“仅仅是”幻想出来的，指出患者的投射、患者的魔法思维，以及她固有的扭曲常常是非常可怕的感知。
我的下一个被督导的精神分析控制个案是一个有着非常不同的特征风格的人——情感上谨慎和强迫，尽管如此，他还是微妙地表现出了对我干预的细微差别的敏感性——他反复地感到受到批评，尤其是当我指出他的体验中的一些防御意义时。此个案的督导并不一定不同意我诠释的正确性，但他会指出一些我所没有意识到的患者体验中的一些特质；也就是说，督导虽然没有明确说明，但帮助我更接近地进入病人的有利位置。渐渐地，我开始看到了看待病人体验的不同方式，对同样现象的不同观点。例如，我可以看到，病人组织自己世界的某些模式不一定意味着是防御；或者，从另一个有利位置来看，我的一些评论可能会被体验为是批评性的，即使我之前没有看到这一点，或我并不想批评患者。
起初，我认为两个督导方法上的差异与和这两个非常不同的病人一起工作时所需要的技术立场有关。我还把两个督导方法上的差异归因于这两位非常优秀和敏感的老师之间更普遍的风格差异。一段时间后，我开始进行概念化这些替代方法的进一步启示——两位督导方法上的差异体现了临床材料是被如何听见的根本差异。
我的第一个督导通过她自己的视角来筛选材料——也就是说，从分析师的现实的有利位置——试图帮助病人的观察性自我（observing ego）来识别病人的感知中的扭曲。第二位督导在病人的视角中加强了焦点，从中看到了某种合理性，无论它对于观察者而言是多么古怪、不现实和自以为是。（当然，在这两种不同的倾听方法的情况下，我指的都是强调什么的问题，而不是排他性地只能选择其中一种。）第二个督导的倾听方法似乎打开了新的探索途径，所以我开始以类似的方式倾听我的第一个病人。一旦这样做了，我对第一个病人的干预措施也开始转变了。
和你分享一个例子：在我改变治疗立场后的第一次会谈中，病人一直谈论她的恐惧和对她哥哥的不满，然后是她对问我能不能改会谈时间的害怕，因为有一节会谈与她的考试冲突了。她说她不敢问我，以免我操纵她，说她不想要这个小时，如果那样的话她宁愿不要这个小时了。我问她——她是如何开始体验到对我有这种恐惧的？
当然，这似乎是一个非常明显和合理的探索——试图去阐明病人的体验视角。然而，如果我把她的移情倾听为一种变形，也许是一种她想要操纵我的投射，我可能会转移我的重点，以帮助她考虑另一种现实。毫无疑问，后一种可能性可能是有效的，但它绕过了害怕被操纵的感觉是什么的问题，特别是被如此需要的人操纵，它也绕过了我对她的移情体验的贡献。然后，她对我问的问题（为什么她觉得我被操纵）的回复是——她说，当她谈到她的日程冲突时，我问她：“你想要这个时段吗？”（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似乎证明了她对自己要求的矛盾心理）。这个问题使她不得不说“是”或“不是”，而我没有说明我是否可以甚至愿意提供另一个时间——事实上，它允许我避免暴露我在这件事上的立场。那么，如果她说不，我就不会是那个拒绝她的人。所以她感到有被操纵的风险。然后，她自发地联想到过去与她哥哥和其他人的平行体验，揭示了她在自己的世界体验中是如何到达这种反复出现的观点的。
继续这个治疗立场，一些相当引人注目的内容开始在这个女人的分析中出现。一个更丰富和更自发的关于起源的展开随之而来，与此同时，她偏执的想法的频率和丰富的症状开始减弱。这一定意味着她对我的干预的感知和她随后的反应之间的关系，一种我们开始看到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特异性的关系，这些给理解她的症状时刻（过去的症状和在躺椅上重现的症状）增加了一个深化的维度。当时作为分析师，我无法轻易地“摆脱困境”；我必须更开放地以一种不同于我想要表达的角度来看待我的干预措施。额外的好处是增强了病人的自我观察能力——因为，当我试图尽量减少由我的有利位置的施加所引起的推论的跳跃时，她被要求更仔细地探索她自己的细微差别。
在我接受训练的那些年里，科胡特早期关于自恋的论文被要求阅读，随后他很快又出版了《对自我的分析》（1971年）。在阅读他的临床材料时，很明显的是，科胡特所描述的是他自己的倾听立场的转变：如果一个人超越了他提出的疾病分类学和理论问题，他就能够听到不同现象的出现，甚至是之前隐藏的移情形成。例如，在他对F小姐的描述中，他写道：“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坚持认为病人的指责与俄狄浦斯水平的特定移情幻想和愿望有关——但我在这个方向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最终是她愤怒的高音调让我走上了正确的轨道。我意识到，这表达了一种完全正确的信念，一个非常年幼的孩子的信念——这一点迄今为止从未被表达过。每当我做得更多（或更少），而不是提供简单的批准或确认来回应病人自己的发现时，对她而言，我就会变成她抑郁的母亲……把自恋的投注从孩子身上转移开，而投注到母亲自己身上，或者没有提供所需的自恋回声。或者，我成为了她感觉中的哥哥，扭曲了她的想法，把他自己放在聚光灯下”（第288页）。
对我来说，科胡特识别到他隐性施加的推论的跳跃的能力，并能从另一个有利的位置倾听，是科胡特最具创造性的贡献，似乎让人想起弗洛伊德早期临床发现的演变。我认为，这里的关键方面不是科胡特识别到病人的移情的自恋部分的核心性——这是其他许多分析师也讨论过的理论和诊断议题；相反，对阻抗的理解已经从阻抗被视为一种源于病人内部压力的现象，而分析师可以站在一旁观察，演变成为分析师的贡献被视为阻抗内在的本质。令我引起共鸣的这个关键问题与科胡特提出的分析师收集数据的方法的焦点问题有关，这个问题已经在1959年的科胡特关于共情和自省的论文中阐述了。
然而，科胡特的发现的这一维度似乎并不被普遍视为具有核心意义。作为一种新的自体理论，它成为了兴趣和争论的主要焦点。案例报告支持了新理论的优势，但丝毫不能说明分析师的倾听模式的转变（这反过来可能会导致理论上的变化）。“Z先生”的两次分析（1979）旨在说明新理论带来了更大的分析效力。科胡特甚至主张，在第二次分析中，他并没有改变他的观察模式，在第一次分析中他也相似地共情。此外，共情的概念本身虽然受到了相当大的关注，但它超越了它最初作为一种数据收集模式的局限性，并开始具有理论特定的意义。
因此，关于一种理论是否比另一种理论更具优点的辩论热火朝天，而关于精神分析数据收集过程的本质（即，所采用的理论对随后材料的具体影响）仍未被真正地关注到。事实上，在科胡特死后发表的论文中（1982年），科胡特谈到了由于拥护一种关于人类的扭曲观点，精神分析的领域遇到了困难，他背叛了这样一种立场，即最重要的是理论的正确性，而不是我们如何使用理论。在将这种地位赋予给理论并主张一种更“正确”的关于人类的观点时，他暗示将分析师置于仲裁者的位置，来裁决哪个观点更“正确”，哪个观点更“扭曲”。
在回顾文献时遇到的最困难的挑战之一是找到与分析师参与的具体细节有关的临床材料。更常见的情况是，病人的材料是以一种已经被动力学概念化的方式来描述的，读者被剥夺了去了解分析师说了什么或没有说什么的机会。这里可能有一个暗示，如果我们假设分析师功能良好和有效地执行他的任务，有最小的反移情干扰，那么分析师的参与的特定性不与我们对随后数据的理解相关，也就是说，分析师可以站在病人的材料之外来观察，就可以对病人的材料有所理解。
当我们发现临床工作者有勇气揭示分析过程的这些细节时，如果我们试图阐明分析师所采用的倾听模式，某种一致性就会开始呈现，无论分析师的理论偏好是什么。我将尝试通过与你们分享一些来自多个不同来源的治疗片段和相关评论来说明我的意思。
第一个例子来自Dewald的《精神分析过程》(The Psychoanalytic Process,1972)的案例报告，这本书是一本坦率地和详细地说明临床数据的典范。在分析终止前的某个会谈内，作者提供了以下材料：
我们被告知，病人沉默了40分钟，当她说话时，她在尖叫和哭泣：“我决定了，你可以直接下地狱！不管在什么情境下，我都被完全地拒绝了……我觉得我的内在快死了，你根本不在乎，甚至没有人知道。——我很受伤，很受伤，我应该站起来，离开这里，就好像什么问题都没有一样。我不能……我不喜欢被这样伤害。没人喜欢。——我不能让你做任何事！你就只是坐在那里……我不能让你爱我，我也不能让你恨我。我已经厌倦了所有这些伤害了。你是一个男人，你告诉我，我不需要一个阴茎、一个父亲或任何男人，除了汤姆[她的丈夫)。我为此而恨你！你告诉我，我一直想从女人、我父亲和男人那里得到的东西是不好的，也是无用的。当我开始进行分析时，我认为它会给我一些东西。它完全没有给我我想要的……没有希望了。我不确定我是否能满足于我所拥有的。好吧，所以我不需要它。大问题！这让我很想吐！---我如何能离开这里而不用防御这个伤害？...我觉得我是那个垂死的人，而你不是。它又大又黑，让我感到沉重。”
分析师回应说：“你的愿望是觉得我对你造成了这种伤害，但却是你坚持抓着你不再想要的过去的愿望不放。”
病人说：“哼！我不信。”
分析师回应说：“你不想相信它，因为如果这是真的，那这就意味着我甚至不必为你受到的伤害而感到内疚。”
病人说：“……我害怕，也想自杀，也感到冷酷，或者是个又踢又尖叫的孩子。这就是我的感受。”（pp.560-562）
分析师在对这节会谈的反思笔记中说，这预示着病人放弃了不切实际和非理性的童年愿望。她的愤怒被看作是对她希望他感到的内疚的投射。她的痛苦源于需要放弃和接受现实——这被看作是一个积极的成就。因此，移情被视为是由病人的愿望和防御引起的一种扭曲——她的感知被含蓄地评估为在“现实”中的有效性不如分析师对自己的干预意义的看法。分析师的以下陈述进一步说明了这一观点：
在会谈的早期阶段，我仍然没有完全认识到我的反移情的影响，我继续对她施加压力，让她遵循分析的规则。很显然，我对她的行为会让人想起她的母亲……虽然她的反应中部分是正确的和适当的，但也包含了她自己的移情元素……（第34页）。
换句话说，分析师会看他自己的反应，首先决定他的反移情是什么，然后成为病人的反应的仲裁者，来裁定病人的哪些反应是正确的或适当的，而哪些不是。
我选择直接诠释她的焦虑（她焦虑我可能对她有性反应），以便她可以再次知道我愿意接受这种感觉而不是逃避或感到焦虑……为了对抗防御性的阻抗……我接下来的一系列干预是我试图帮助她区分她的期望和现实，即她期望我会像她父母那样拒绝她的感受，以及现实是我的角色是她的分析师（第50页）。
上面这段分析师的说明暗示了——病人必须被教育什么是现实，而分析师是她必须学习什么的判定者；如果病人仍然认为分析师拒绝她的感情，就像她的父母做的那样，那这就是病人的一种扭曲——这是她的防御。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自体心理学：案例》（Goldberg,1978）中的一些简短片段。这代表了另一种理论观点。（不幸的是，分析过程的逐字细节并没有被完全阐明）。
在描述一个有“慢性自恋脆弱性”的男人时，这位分析师写道：
由于我有一次不可避免地取消了会谈，病人变得非常愤怒……下一个创伤是他即将到来的奖学金被取消了。他走了进来，把华盛顿的来信扔在我的腿上，袒露他在来回踱步时有“轰炸国会大厦”的愤怒幻想。他变得更加疯狂，最后恳求我说：“医生，请帮帮我，我要爆炸了。”我告诉他，他在被承诺可以获得奖学金后又被撤回拨款，他的失望是非常合理的，并且我把这个事件带来的失望与之前他对母亲的失望体验联系起来，当时母亲未能保持他的自尊。当他足够平静到能坐下来时，他说这种感觉最糟糕的部分是他知道自己很幼稚，但他无法阻止这种情况。这节会谈的最后，他起身，请我到窗口来看他的新吉普车。我很欣赏它，他也很高兴（第387页）。
在另一次会谈中，病人问，分析师是否能意识到他在做一些他永远不能和父母做的事情，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的一些小问题上与他“舒适地”挣扎)？他的父母处理这些问题的方式是要么忽略这些问题，要么完全控制并亲自解决他的问题，这样他就永远学不会如何为自己做这些事情。他最喜欢的猫即将生崽，他想要我确认他想自己来处理猫分娩、喂食等的想法。他对他持续的热情感到高兴和感动，我评论说这只猫的存在似乎对他的判断有积极的影响”（第403页）。
回顾这些治疗片段，我们可能会看到它们与Dewald所使用的倾听立场有一些相似之处。例如，分析师注意到他自己取消会谈的“不可避免性”——这只是基于他自己的有利位置，而与病人的体验无关。此外，分析师判定了病人的失望（至少是关于奖学金和关于母亲的失望）是“合理的”，他很欣赏吉普车，并证实了他处理猫的分娩的想法。虽然这里的理论优势点是特别强调病人需要舒适和欣赏，而不是强调驱动和防御，分析努力超出了对这些需要的主观意义的探索，而扩展到了它们在“现实”中的有效性的客观。分析师对病人的反应或感知做出这样一种肯定的判断，依然是在仲裁者的位置上去判定病人的真相，就像裁定患者是扭曲的一样。(这种治疗立场也可能把分析师置于这样一种位置，即分析师对病人的反应或“处理”比病人的父母更明智，这增加了相当大的复杂性。)
因此，在我们的分析性倾听中有着一个分层排序的双现实观点——即使采用了不同的理论优势点——在这个双现实观点中，分析师的观点是为了客体化病人的观点。让我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想法的进一步证据：
1917年，在弗洛伊德的神经症起源的诱惑理论到幻想理论的巨大转变后，弗洛伊德写道：“与物质现实相比，幻想具有心理现实。我们逐渐学会理解，在神经症的世界里，心理现实才是决定性的”（第368页）。这一声明标志着精神分析史上的一个关键转折点。心理现实而不是物质现实，是我们决定性的临床领域。然而，这句话可能有一个潜在的暗示，即现实被降级为“神经症的世界”，属于病人而不属于分析师，因此这是一个与物质现实形成对比的不同“真理”吗？
Stein在一篇描述精神分析观点的重要论文（1966年）中写道：“我们的方法不同于其他心理疗法，因为我们明确地避免了现实测试……至少在通常的意义上是这样。我们不需要告诉病人他们错误地判断了生活状况，也不需要我们来纠正病人对某些分析事件的误解。相反，我们试图通过分析来纠正那些在分析情境下变得明显的自我观察的扭曲。通过对自己的心理过程有更清晰的认识，通过对自己的内心毫不留情的诚实，我们希望病人对外部世界感知的扭曲将减少到最低限度”（第276页）。
Stein暗示了分析师知道或者至少是在判断病人误解和扭曲了什么，以及什么需要纠正。在技术方面，他建议避免现实测试，不要在干预中引入“物质现实”，因为物质现实不是精神分析的领域；然而，他要求要带着客观真实的敏锐感觉去倾听，从而帮助病人自己来分享病人更准确的观点。
Arlow在一篇关于“共情的作用”的论文（1979）中，描述了一个非常有趣、生动的会谈小节，题为“共情性的理想母亲”，内容如下：
母亲对共情接受性的责任的负担是特定学派的儿童分析师的写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对我来说，它代表了一种在现实中永远无法实现的理想。抚养、养育和保护孩子的本质是一种急切的需要，因此会不可避免地引入冲突和误解，从某些角度来看，可能会被视为母亲缺乏共情。例如，下面这个临床片段来自于一个35岁的男性专业人士，他一生都不信任女性，并觉得自己不可爱，因为他作为一个男人是差劲的。在研究这些态度的来源的过程中，他报告了以下事件：他回忆道，当他大约四岁的时候，他钦佩他的父亲，父亲看起来是那么高大，那么能干，那么强大。他记得他的父亲爬到梯子的顶端，一直爬到天花板，然后更换电气固定装置中的灯泡。他的母亲站在梯子旁边，梯子摇摇晃晃地停在楼梯井的顶端。他觉得母亲和他一样对父亲印象深刻。由于某种原因，父亲不得不立即从房子搬出去，梯子就被留在了楼梯井顶端的地方。年轻的病人想模仿他的父亲，给母亲留下深刻印象，于是开始缓慢、费力、危险地爬到梯子的最顶端，想看看他是否能尽可能用力地伸展来碰到天花板。这时，他的母亲来到了现场。她担心儿子的安全，于是冲向梯子，用力把这个普罗米修斯从高高的梯子上抓下来，愤怒地责骂他，同时还狠狠地打了他一拳。他不仅感到受伤，而且还感到被羞辱，他把母亲对这种情况的剧烈反应解释为一种警告和责备。他没有权利敢于效仿他的父亲，也没有权利渴望扮演他的角色。这一事件成为了一次组织性的体验，聚集了他与父亲为了母亲的爱的竞争中体验到的所有的轻视和挫折，不管是真实的或是想象的。有人可能会说，这位母亲被她孩子所面临的潜在危险吓坏了，反应过度了。然而，很明显，这种情况并不是母亲可以用“共情感知的、发展协调的，因此是安全客体”的方式来回应的。这类危机在发展过程中经常发生。共情反应并不总是可能的，特别是当孩子和母亲共享的体验对每个参与者有如此不同的意义时。
Arlow在这里指出了一些我基本同意的东西——“共情反应并不总是可能的”，更进一步说，任何体验都可能“对每个参与者有不同的意义”。每个人的心理现实都是相对的。Arlow强调了这一点，因为他质疑了一种理论观点，即认为病人对事件的感知是“真实的”，我完全同意这一观点。然而，Arlow也更进了一步。当他谈到“真实的”和“想象的”轻视或挫折之间的区别时，他走出了病人的体验，再次引入了他自己的有利位置来评估这一事件的另一个现实——母亲的动机可能是什么？然后他说，“很明显……情况并非母亲被期望有更多的共情，这意味着病人因为自己的冲突而误解了母亲的反应，扭曲了母亲的意思。
应该强调的是，应努力保持在病人的有利位置，让他来叙述他对母亲的体验，绝不需要减少他的冲突情绪的引入。Arlow的回应可能是由于他对一种理论立场的担忧，这种理论立场认为是母亲的共情“失败”，而不是孩子的冲突是患者精神病理学的中心病因特征。但这就成为了一个关于竞争中的理论的优点的争论——哪些理论对病人动力的决定因素持有更“正确”的观点？在不质疑使用和持续改进理论的必要性的情况下，除非在阐明数据时特别考虑到理论使用的性质，否则任何理论都有可能会被认为是更正确的或更客观的“真理”的决定因素。分析师判断病人的体验是想象的，与判断它们是真实的是一样的，都是在仲裁病人的体验。
可以肯定的是，Arlow在这里的核心论点并没有直接传达出他由此产生的技术立场。我的论点是，分析性倾听嵌入在双重的有利位置中——其中一个现实是病人体验或感知到的，另一个现实是分析师从自己的角度“知道”或评估得来的——最终暗示着，无论分析师在技术上如何选择处理，目的是帮助病人在获得更加成熟的功能时，逐渐改变或“修正”他的观点。正是从这样的双重有利点出发，Stein警告分析师要抵御去修正病人的“诱惑”，但如果分析师不是从这个立场来倾听的话，这个警告也是没有必要的。
由Shapiro（1974）撰写的一篇题为“共情的发展和扭曲”的论文中的一个小片段可以进一步说明这一点；
经过三年的分析，这位病人决定结婚，并多次提到他打算打电话给一位前女友，告诉她他的结婚计划，因为他知道如果她从别人那里听到这个消息会有什么感觉。他的共情是关于什么的是很确的，但我想知道他对她的反应的猜测是否准确。这个计划中的电话真的是出于慈善的吗？由于他和她有过四年的亲密关系，他打电话通知她他即将与别人结婚，可能会被视为一种敌意行为。她可能会把这通电话解释为“把她按在地上摩擦”，这是他自恋的愿望，想知道她还在“渴望”他，或是其他的一些互动策略。
直到他延迟与她沟通，想到他希望她也打算结婚之后，我才面质了他在使用投射（伪装成共情理解）……在诠释了他假设他知道这个女人会有什么感觉，因为在类似的情况下他会受伤，之后，病人能够考虑他以前忽略的更广泛的可能的反应。他不再确定自己的共情理解…（第5-6页）。
在这里，我们看到关于Stein的提醒——不要告诉病人他错误判断了生活状况——似乎没有被注意到。病人的主观体验是，他非常确定地知道他前女友的感受。然而，Shapiro也试图评估这一事件的另一个现实——从他自己的有利位置出发，反思病人对该女性预期反应的感觉的“准确性”，从而屈服于“纠正这种误解的诱惑”。无论他当前还有什么其他的技术选择，一旦以这种方式倾听，分析师就可能会做出一些这样的干预，因为毕竟这是他认为突出的问题。如果他保持住核心聚焦在病人的内心体验上，他可能就会想知道——病人反复告诉分析师他打算给前女友打电话，因为想让她更容易接受自己结婚的消息，他到底是想对分析师说些什么？例如，他是感觉没有被分析师听见吗？他是在寻找对这件事的回应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呢？是什么让这个议题这样持久？
后来（第13页）Shapiro有写道，病人在接下来的一次会谈的开始“描述了他的未婚妻指责他失败时所感到的羞辱和软弱感”。我们只能推测病人是否在传达他觉得分析师也斥责了他的失败。”
因此，我们看到弗洛伊德转向认为心理现实是分析师的研究领域，而没有采取最初被提出的决定性形式。“物质现实”被视为在“神经症的世界”之外——也就是病人之外的现实——同时也被保留为我们的临床范围的一个相关的也许是隐性的部分。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现象呢？
McLaughlin在一篇精彩的论文（1981）中，也注意到在分析情境下的这种有层次的双现实观点，他考虑了一个类似的问题。他认为，这种观点的出现是因为弗洛伊德对于移情的观点从一种普遍存在的无处不在的心理功能组织原则，转变到一种更狭隘的神经症世界的现象。McLaughlin说，“心理现实成为了病人婴儿初期的内在主观现实和在原始过程的模式中铸就的早期心理组织；客观现实成为了病人通过分析能够合理感知的外部现实，就像科学家-观察者分析师一样使用理性的话语思维”（第642页）。他认为，“弗洛伊德必须区分两个现实，才能创造出分析情境的独特环境，如果没有分析情境就没有分析过程……。'（p. 643）；这是一个将移情指定为非真实的关键策略……这为分析师提供了一个作为独立观察者（detached observer）的被保护的角色，而不至于让分析师和病人在躺椅的两侧都备受移情强度的煎熬（第659页）。
我想提出另一个因素。弗洛伊德的科学观点与他那个时代的科学观察者相平行，他从一个潜在的、最终可知的独立于观察者的现实的有利位置来研究和测量数据。在描述物理学领域的这一观点时，海森堡（1934）写道：“经典物理学[与现代物理学相反]是建立在一些基本的假设之上的，这些假设成为所有精确科学的明显起点……在空间和时间上存在着独立于观察的事件的客观过程；此外，空间和时间是所有事件的分类类别，完全独立于彼此，因此代表着客观的现实，而这个客观现实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样的。”
与这一科学观点相一致的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观点同样没有将分析师-观察者的影响视为是观察领域固有的。在过去，在阐明和理解移情的方面，并没有系统的位置分配给分析师-观察者对观察本身的影响。由于移情被看作是病人对自己的内在努力和防御的投射所造成的扭曲，如果可选择的“中立”得到保持，移情的概念里就不包括分析师的贡献。因此，患者的感知，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都被降级为一个次级现象，被已经存在的、客观可观察到的心理内在过程所扭曲，而不是这些过程的本质影响。随着人们接受一种更“现实”的观点，将得以摆脱这种扭曲。两种现实是按等级排列的（译者注：按等级排列的，意味着暗示分析师知道的现实比病人体验到的现实更好），仍然嵌入在这种观点中；一种现实是病人体验到的，另一个是分析师‘知道’的。”
现在我将回到我自己工作中的一些临床例子，再次考虑另一种倾听模式。
M女士是一位有魅力的职业女性，她寻求帮助是因为她感觉到抑郁，以及在维持人际关系方面非常困难。最重要的是，她想解决这个困难，以便使她能与男人建立起一种更充实的关系。
在她的分析时间里，出现了一种模式，即M女士反复表现出严重的受伤感——明显的愤怒或阴沉的退缩，似乎每次我都不能按照她期望地回应她。当我询问她抱怨的细节时，我了解到，当她谈到找新工作的可能性时，我对此没有发表任何评论——这对她来说意味着我没有鼓励她；当她讲述目前工作中的一件困难事件时，我没有说到她被困的感觉；当她讲述她遇到的一个男人带给她的受伤体验时，我没有评论她感受到他对她的侮辱；当她谈到一个朋友搬出城时，我没有回应她对分离的痛苦；当她告诉我她和一个新朋友滑雪时摔倒时，我也没有评论她一定感到尴尬。我给与回应的那些事情，她并没有什么兴趣去探索；我对她希望我能谈到的问题保持沉默，但我对其他的事情说得“太多了”。
为什么这种事发生得如此频繁？我自己在思索，我没有识别到的是她究竟在寻求什么？当我询问她的抱怨的含义时，我有没有更清晰、更深入地理解她的抱怨，还是我只是在随后的时间里再次“错过”它？我注意到，这里有一个顺序，她似乎只是在我没有按照她的意愿回答之后，她才会更加清晰地表达她的意思。起初，她对她所关心的那些问题讲得是那么快那么难以去感知，以致于我几乎无法观察到它们的存在，更不用说理解它们的意义。我和她分享了对这个模式的观察，问她这个顺序可能意味着什么。为什么她只是在以后才向我更清楚地表达她的愿望，为什么每一次发生时她的愤怒都如此无休止地持续下去？
她说：“我想不需要我解释清楚你就能理解我。”她还说：“如果你真的关心我，你就会知道；如果我必须要你的关心，那感觉就像乞讨。即使你再给我，那也不一样了。”
现在，M女士第一次识别并表达了这个愿望，她觉得这个愿望很熟悉。她观察到当其他人没有回应她时，她经常感到被拒绝并感到生气。她认为，她很难引起男人对她的兴趣，这可能与她内心坚持男人应该来找到她并努力追求她有关——她不应该做任何事情来吸引他的兴趣。她对主动提供的认可的渴望的起源开始显现出来。有关母亲对她的早期反应被她体验为像是他们“错过”了她的情感。在这种渴望的背景下，每个随后的发展阶段都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特异性。
让我们来反思在移情中所发生的事情。“客观地”看，我们可以说M女士有一个相当不现实的追求，她的行为是一种“有特权的”和不合理的方式。我怎么能知道她没有告诉我的事呢？此外，即使我如此努力地理解她的体验，她依然在随后的每一次保持愤怒和不能原谅。我似乎说不出任何正确的话，我沉默时也感觉很不好。这样一来，似乎有理由认为她有一些防御性的需要来阻止我，或者将“我”是那个挫败“她”的人投射在我身上——换句话说，移情代表了一种扭曲。
然而，从M女士的有利位置来看，是我一直在遗漏一些东西。她从我那里寻找一些我反复识别不到的东西。即使她表达时的快速是对她觉察或承认她矛盾的愿望的防御，我仍然没有觉察到她对一些东西的表达是非常模糊的。尽管如此，她并没有放弃。她坚持不懈地希望我能理解她的体验，以及她不愿意容忍或“顺从”于我不这样做，这些可以被视为一种希望的迹象。也许她是在要求一些她曾经知道的东西——不用语言就可以被理解——她如此渴求地寻找着它；至少，她还对我保留了一些希望，觉得我最终应该能明白她一再的沮丧。
在分析过程中，当这种渴望被承认和解决时，对这种渴望的起源、是这种渴望是如何嵌入她的全部体验中的更深入的探索就会随之发生。那时她就不需要故意放弃这种渴望；渴望的形成和紧迫性都减弱了——就像我第一个控制案例的症状一样——在我持续努力去调谐（attune）她内心的现实后，她获得了更多有情感意义的洞察。
K先生是一个快四十岁的单身男人，他因为强烈的孤独感来寻求帮助。他看起来显然很聪明，但有相当大的诵读困难，这对他的一生来说都是相当沉重的负担。学校是一个对他而言非常痛苦和羞辱的地方，增强了他与他的相当强大的原生家庭（父母都是高功能的职业人士）的疏离感。尽管K先生完成了大学教育，但他却只能从事短暂而又相当卑微的工作。他仍然希望有一天他能重返校园。
在他进行精神分析的过程中，K先生意识到他的学习困难在多大程度上深深融入了他的心理冲突之中。学习困难加剧了他的孤独感和疏离感，同时也作为一个有效的防御盾牌，保护他不必努力应对痛苦或冲突的议题。在他的精神分析的第二年，他对自己感觉好多了，K先生在一家残疾人机构获得了一份助理的工作，在那里他体验到了越来越多的满足感。他考虑回到学校攻读康复医学的研究生学位，以提高他的专业技能。然而，这是一个巨大的冲突的愿望，每次它浮出水面都会被重新埋葬，以等待更遥远的未来。
到分析的第三年，K先生觉得他准备好了去考虑申请研究生的程序。伴随着对失败和成功的恐惧，他似乎也很高兴，甚至是渴望去追求这项事业。与此同时，他开始暴露对自己的性身份认同的潜在困惑和模糊性——这一担忧似乎与他的学习困难的复杂性尤其交织在一起。注意到这种关系，我认为也许他积极地参与到正式的学习中也有助于进一步澄清性方面的困难。我对他说了我的想法。他回答说：“也许吧”。
研究生申请的最后期限已经临近，K先生的渴望也转向了一种越来越多的焦虑和不确定感。他的外表变得不那么在意和更加混乱，他的思维也更加混乱。他又退回到了早已消退的症状行为当中——饮酒、吸食大麻和性变态的行为。在分析会谈中，他的情绪有些阴沉，他会对我的诠释感到“困惑”，而且经常会有很长时间的沉默。我们谈到了他对我的感受。他说，他对任何东西都不觉得好，他的感觉似乎是他普遍的不开心和愤怒状态的再次呈现。看起来他还没有准备好申请学校这一步骤。
截止日期越来越近了，K先生感到很恐慌。他想，也许他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准备，然后申请下一个学期。但也有一种压迫感，一种必须要让自己这样做的压迫感。我问他，既然他似乎如此痛苦，他为什么会压迫自己一定要申请呢？他说他不确定，他会想一想的。
第二天，K先生进来说，他已经改变了主意；他打算推迟申请。但看似矛盾的是，他看起来更糟，更绝望。我在想如何理解在如此长期的痛苦之后，这个决定这么突然。他说，“至少这不再是一种好像我要去绞刑架的感觉了。”这次会谈他沉默了大部分时间。他围绕学校的冲突以及由此发生的一切似乎都达到了压倒性的程度，而他无法找到出路。
在接下来的那一次会谈里，他看起来更糟了，更加抑郁和混乱。“我不是很高兴，”他说。“我觉得如果我做了我就要去地狱受罪，如果我没做我也得去地狱受罪……我觉得你给了我非常混杂的信息……有一天你问我为什么要去上学，第二天又问我为什么不去……我不知道该怎么理解你的出发点。”在他继续说的时候，我突然明白，我和他上学的问题是多么不可避免地交织在一起，不仅仅是因为精神分析让他走到这一步，我的干预（他体验我干预的方式）也导致了他随后的反应。我和他分享了这一点，说我对他的回应似乎是他关于学校的困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的，”他相当强有力地说，“这是真的……你知道吗，自从你说过如果我回去上学，我们就可能会更理解这些性有关的东西时，我就吓坏了。”
“这意味着什么？”我问。
K先生：“这意味着对我的分析有好处，对我去上学有好处……然后，学校成为了让我深入分析的一种方式，而分析让我失去了站在本质的我那一边的感觉。”
分析师：“哦……你的意思是，如果分析有一个目标，就感觉与你的“本质”不同了？
K先生：“是的，这不是在我的帽子放一根羽毛（译者注：这不是一个很容易承担的事情），但我打算带我的狗去学校，也想上一门摄影课程……我一直觉得自己是零……有时候，在过去的两周里，我真的很想哭……一种如此孤独的感觉。”
分析师（现在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你的孤独可能来自于我没有站在‘本质’的你的这一边的感觉，我反而有一个我觉得对你有好处的计划。”（或者，换句话说，我更坚定地支持你的困境的那一方，而不是平等地看待双方。）
K先生：“是的，我真的觉得失去了分析，当我看见它在学校那一边时……主要是我把你说的理解为重要的治疗答案会在我回到学校后才会出现……我就是在那个时候翻转的……我失去了……你…现在困扰我的是我安排了申请学校的面试，我需要去理发……问题是，我应该继续面试吗？如果我被接收了，他们会把我的申请存档吗？或者，如果我只是想说“去你的吧”，然后不去接受面试？...我非常需要让我的头发很长，就像它代表着反抗社会……在我的大学时代，我的头发很长，我的身份认同是……有些人那时在读书，现在他们在赚钱。我猜我很难过，因为我似乎需要用这种方式来做我自己……我的身份认同没有很好地服务我；这也是我如此讨厌这个社会的原因之一……”
分析师：“这就是你的孤独占据的地方；你的意思是，你觉得你不能同时既忠于自己，又取悦社会；如果你必须剪头发，是为了取悦他们，如果你没有，你是为自己做了选择，但这会让你感到孤独。所以，一旦去上学成为一种对治疗有益的方式，你觉得你必须在我和你之间做出选择；如果选择其中一个，你觉得你失去了一些东西；而选择另一个，你感到孤独。”
K先生：“是的……”
现在让我们反思一下发生了什么。据我所知，K先生在学习方面经历了一场激烈的终身冲突，这也深深植根于他自己的体验之中，与许多冲突的议题交织在一起。似乎随着这些问题成为分析焦点的前沿——我的干预有时会高亮它们，而他无法忍受自己的焦虑，于是陷入了一场大规模的撤退。这包括在移情过程中把我体验成是有害的，以及对分析过程的强烈阻抗。直到他对我看似简单的问题以如此直白地回应，突然改变他的决定，然后抱怨我给的信息是混杂的，我才开始充分认识到我在他的体验中的位置的重要性。在那时我才开始发现，我一直在从一个外部观察者的有利位置上倾听。当我从这个位置上转移时，我把焦点放在他对我干预的体验上，以及这如何导致他随后的反应。再一次，这种调谐模式允许K先生的心理现实的更深领域的出现和阐述。
对过去的回忆随之被展开，他开始觉察到自己的孤独来自于一种感觉，即他不得不放弃与母亲“连接”，来保持他感觉中那个“本质”的自己。他开始看到，这种“连接”后来是如何与一种隐藏的、具有保护性的女性身份认同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与他的阳性“自体”的孤独感形成了对比，而这种孤独与他感觉到无法获得父亲的尊重和认可相结合。因此，随着感觉到更少困在移情中他对我的体验的困境中，一种普遍的、潜在的混乱感被解除了，世界呈现出一种他觉得他以前不知道的清晰。K先生发现了他在学习、独立和男子气概之间的无意识等式；他申请了研究生并被他选择的学校录取了。
我问自己的问题是——为什么我这么久以来都没能识别到K先生对我的感知？为什么我之前没有考虑过他的巨大退行是因为他对我的体验？
我想到了M女士。为什么我花了那么长时间才考虑到她看似“非理性”的要求中提到了一些我没有理解的她对我的体验？为什么我没有觉察到我一再“丢失”了一些我没有找到线索的东西，而这一定在她和我的关系中是有意义的？
我反思了我的“反”移情，试图确定它是否妨碍了我识别K先生防御立场或M女士无尽的受伤感的能力。然而，无论某个因素多么重要，它似乎都没有触及到这个问题的全部的复杂性。似乎还有另一个维度是更关键的——我体验到了一种特殊的抗拒，阻抗去体验另一个人体验的核心，而这个人的体验与我对自己的感觉如此不同。以下因素中的每一个——我没有觉察地参与到他人体验中、以及缺乏和我对自己的体验的一致性，似乎都激起了一种阻抗，而这阻抗可能不仅是我自己的，而可能更具普遍性；我们会阻抗承认我们所相信的关于自己的真相并不比（尽管也并不少于）病人对我们的看法——我们所能“知道”的都是我们自己的心理现实。
也许这样一来，这个想法就会对分析焦点持续地停在物质现实上提供进一步的解释，哪怕弗洛伊德已经说心理现实才是我们探索的领域。也许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科胡特的作品的焦点从他最初强调的倾听模式的中心性，转变成在倾听中理论偏好的问题假设了关注的前景是什么。这种阻抗可能反映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拉回到外部观察者更安全的位置的力量，试图认为患者的经验是由独立于分析师的存在的过程决定的。
在弗洛伊德（1905）对朵拉案例的后记中，他令人感动地谈到了他的移情困难和迟来的发现。
但是当第一个梦来的时候，在梦里她警告自己最好离开我的治疗，就像她之前离开Herr K先生的房子一样，我自己应该听这个警告。我应该对她说，“你把对k先生的情感转移到我身上了。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什么东西（无论是公开的还是以某种升华的形式）让你怀疑我有与k先生相似的邪恶意图？或者你被我的什么侵袭了？或关于我的什么吸引了你的兴趣？就像以前和K先生发生的那样？”她的注意力会转向我们关系、或关于我或环境的一些细节，而在其背后隐藏着一些类似的但更重要的关于k先生的内容。当这个移情被清除时，分析就可以连接上新的记忆，处理实际的事件。但我对第一个警告充耳不闻，认为我之前有足够的时间，因为我以为移情还没有进一步发展，分析的材料还没有枯竭。移情令我不知所措，因为我内在未知的部分使朵拉想起了Herr K先生，她想报复他因此她报复了我，并且抛弃了我，因为她认为自己被K先生欺骗和抛弃了……(118-119页)。
沉浸在他那个时代的科学理性主义之中，弗洛伊德对移情的勇敢和艰苦的发现——“在我们关系中、或在[我们的]某个人或环境中的一些细节”，某个人参与到另一个人的体验中，是一个深刻的飞跃，可以被视为相对论时代的先驱。大约80年后，分析师被看作是移情出现的内因的观点，仍然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和经常来得很迟的发现。每次我们重新发现移情是如何以某种方式“让我们不知所措”时，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是在坚持着自己的真相，用自己的真相来评估病人的真相。当和M女士和K先生在一起时，我觉得自己一直在尽一切“合理”的努力去和他们的世界调谐（attune）；如果他们没有这样看我，我会觉得是他们的神经症导致他们误解，阻止他们获得更“现实”的观点。当我认识到，从他们的优势位置出发，还有另一种方式来体验我对他们的反应，我并不是更有效的仲裁者——于是我改变了我的调谐模式，这让我得以发现通向他们依然未知的内在世界的路径。
对我们作为分析师和治疗师的挑战，是找到一种方法，从内心深处接受我们不知道更“正确”的现实，而病人的看法，哪怕是对我们的看法，就和我们对自己的相信一样真实。然后，我们可能会识别到，我们是如何不断地使用我们拥护的理论而超出了它的必要范围，来帮助我们整理临床资料和扩大我们的感知范围，来阻止我们承认这一现象——即我们所以为的每一种现实的相对性。
总结
弗洛伊德对神经症起源的幻想理论的里程碑式发现将精神分析探索的领域定义为是对心理现实，而不是物质现实的探索，带来了临床研究的性质和领域的深刻转变。
分析师，即使是在沉默中仲裁究竟是否发生了扭曲，仲裁一个事件（当下或过去的）究竟是事实还是幻想，分析师都在一个持有所谓更加“客观“的观点的隐性位置上，从而微妙地引导病人符合分析师的观点。
在我们的倾听模式中，要对这种等级观的隐性维持保持警惕，这会带来相当深刻的科学“收益率”。加强关注我们对病人体验的贡献的影响，清楚认识到，我们对这一贡献的看法只反映了我们自己的心理现实，并不比病人的心理现实更正确或更不正确，这将缩小推论的跳跃，允许出现更深层次的体验现象。患者的自我观察能力将得到增强，并获得更多情感性的有意义的洞察。心理现实会作为我们唯一的临床领域而被我们坚定地探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