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推进以及基本建成技能型社会已经明确提上日程，但学界关于何为技能型社会尚未形成共识。概念是思维和行动的工具与材料，只有不断深入且全面探究“技能型社会”这一核心概念，才能使“全面推进”和“基本建成”得以实现。为此，本研究围绕技能型社会中的两个关键词——“技能”和“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对技能型社会的内涵进行了相应拓展与深化，指出技能型社会不仅是人人学习并拥有技能的社会，更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由技能建构的社会”；不仅是技能占比在“量”上的提升，更强调技能之于社会在“质”上的形塑。具体而言，何为“由技能建构的社会”？此种社会将呈现出何种图景？技能在哪些方面以及如何形塑社会发展？这些既是本研究需要探讨的关键性问题，也是当前关于技能型社会的讨论中不可或缺的话题。
一、由技能建构的社会：技能型社会的未来图景
（一）关于技能型社会的现有讨论及其不足
关于何为技能型社会，学界大致存在两种理解。一是将技能型社会理解为“人人拥有技能的社会”，以技能人才在劳动人口中的占比作为衡量标准，强调职业教育之于技能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支撑作用，致力于以教育侧为突破口建设人人拥有技能的技能型社会。二是将技能型社会理解为“有利于技能形成的社会”，强调人人学习并拥有技能需要以一系列的社会观念和制度作为支撑，致力于以社会侧为突破口建设有利于技能形成的技能型社会。实际上，这两种理解是相互联系的。有学者从实体层、观念层、制度层三个层面来理解技能型社会的内涵，认为实体层是指社会拥有的技能人才数量，观念层是指人们对待技能工作和技能学习的态度，制度层是指支撑技能学习和技能工作观念形成的相关制度，并指出实体层是建设技能型社会的最终目标，其实现需要以观念层为前提，而观念层的形成又要以制度层的建构为前提[1]。这一思路较好地统整了“人人拥有技能的社会”与“有利于技能形成的社会”这两种理解，体现了学界对于技能型社会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系统化。
按照此种理解思路，技能型社会的建设始于技能训练、技能配置、技能成果认定等一系列社会制度建设，终于人人拥有技能这一实体目标。相比于将变革职业教育作为建设重点，将社会制度建设作为技能型社会建设的起点和关键，认识到了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复杂性与系统性，切中了问题的痛点、难点和堵点。但是，将人人拥有技能作为建设技能型社会的最终目标，可能会窄化对技能型社会的认识。一方面，从技能与社会的互动关系来看，技能型社会既是指社会支撑和促进技能形成，也是指发挥技能的社会功能推动社会转型与发展。将建设技能型社会的进程结束于人人拥有技能这一实体目标，显然忽视了技能对于社会的形塑力量。另一方面，万事万物都处在不断运动的过程中，建设技能型社会首先需要观念和制度安排来促使人人愿意学习技能，然后通过制度建设来保证人人能够学到技能，进而使人人拥有技能。那人人拥有技能之后呢？人人拥有技能这一“量”的积累，会不会对社会带来“质”的影响呢？很显然，将技能型社会终极目标与形态的讨论终结于人人拥有技能，不利于对技能型社会进行全面且深入的探讨。
（二）人人拥有技能之后与由技能构建的社会
从目前建设技能型社会的现实重点来看，聚焦人人拥有技能“之前”的一系列观念和制度建设，无疑是必要且迫切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人人拥有技能“之后”的情况就不需要讨论。面对2035年基本建成技能型社会的目标，我们有必要对基本建成人人拥有技能的社会之后社会将发生何种变化、呈现何种形态以及社会将往何处去等一系列关键性问题进行思考与讨论。
从对人类社会发展形态的分析来看，对“之后”的思考甚至比对“之前”的思考更为重要。以“工业社会”为例，对于工业化“之后”社会形态将发生何种变化的思考显然在工业社会相关讨论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工业革命大幅度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同时也引发了生产生活方式、经济和政治制度、组织形态、思维习惯以及社会文化的结构性变化。美国学者托夫勒指出：“工业主义不仅仅是烟囱和装配线，更是丰富多面的社会制度，触及人类生活的每一面，攻击第一次浪潮社会的所有内涵。”[2]工业社会中存在着操纵所有活动的一套潜在规范，包括标准化、专门化、同步化、集中化、极大化与集权化等[2]。20世纪后期，伴随着科技上的一系列突破性进展，人类社会逐渐迈入了“后工业社会”。与之前类似，学界对“后工业社会”的思考，也多聚焦于以“知识”或“科技”为主轴“之后”社会将会发生何种变化。例如，针对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学界普遍认为“后工业社会”是流动、开放和不确定性的，社会将呈现去中心化、个体化和多元化等新的潜在规范。
因此，对人人拥有技能之后社会变迁的思考急需被纳入对技能型社会的讨论之中。有学者认为，在人人拥有技能的技能型社会中，技能人才在劳动人口总数中占比应达到60%以上，同时高技能人才应占技能人才总数的50%左右[1]。当社会中的技能人才占比较高、社会活动中的技能含量较高时，量的积累可能会引发质的转变，整个社会可能会受技能的形塑而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人拥有技能之后的技能型社会，强调作为人类生产生活基本要素的技能对社会诸多方面的形塑。根据丹尼尔·贝尔在分析“后工业社会”时提出的“中轴原理”，本研究认为，若将技能作为组织和理解社会结构的“中轴”，人人拥有技能之后，我们将迈入“由技能建构的社会”。
“由技能建构的社会”作为技能型社会的未来图景，具有何种形态与特征？对于社会的发展而言，又有何种价值意蕴？这些问题都是思考技能型社会这一话题时需要讨论的。本研究以技能对社会的形塑为主线，尝试以技能作为理解社会形态与结构的“中轴”，分析“由技能建构的社会”中个人的生存样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样态以及国家的发展样态。需要说明的是，此处谈论的技能主要指面向生产和服务一线的高端化、专业化和复合化的操作技能，此操作技能中也融合了指向具体操作实践的智力活动[3]。同时，本研究选择“文凭社会”作为理论靶向，以与“文凭社会”的对比作为思考的暗线，尝试在反思以文凭为“中轴”带来的社会问题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二、平均的终结：由技能建构的社会是人人出彩的社会
“如果我们从社会方面舍去个人的因素，我们便只剩下一个死板的、没有生命力的集体”[4]。社会是个体的有机结合，个体则是观察社会的重要“窗口”。因此，探讨“由技能建构的社会”是何种样态的社会、具有何种价值意蕴，首先需要了解技能对于个体的生存境况与发展样态的形塑力量。
（一）技能的个体性与人人均有出彩机会
每个人均有人生出彩的机会，是一个社会公平正义的规定性要求。但在文凭导向的社会中，囿于文凭背后的强制性筛选机制与平均性评价标准，出彩的机会往往只面向少部分人。一方面，文凭作为一种筛选信号，意味着社会中充斥着选拔与淘汰；另一方面，人们在追逐文凭的过程中，需要接受文凭背后的一系列标准化、客观化评价，而这些评价往往只重视数理与语言智能。根据多元智能理论，并非所有人都具有较为突出的数理和语言智能，因此这些标准对于许多人而言，并不适用。他们在这场追逐文凭的游戏中，早早被判出局并被剥夺了人生出彩的机会。此外，与获取文凭相伴随的应试教育对于数理和语言智能进行了平均化和标准化处理，然而诸多事例表明，平均标准只是一个虚构的典型，没人符合平均标准[5]。这意味着，经过平均化和标准化处理的评价标准，即使是对于那些在数理和语言智能方面较为出色的学生而言，也难以普遍适用。因而文凭导向的社会，只是面向少数人的社会。
与文凭的平均性与标准性相比，技能具有鲜明的个体性。这一个体性体现为：每个劳动者个体都具独特的技能，这些技能附着于劳动者个体身体之上，且在不同的情境下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与知识相比，技能不能脱离身体而以外显的符号形态进行逻辑说明与相互传递。技能的具身性决定了每个独特的个体都拥有独特的技能，即使是同类型的技能，在不同个体之间也存在着具身性的差异。与知识相比，技能还具有情境依托性，技能展开的过程，也是劳动者与情境对话的过程；即使是同一个劳动者，其某项技能在不同的情境下也可能会有不同的形态。脱离情境能够单独存在的技能，多是一些机械重复的动作和套路式反应，这种技能大概率会被自动化技术或人工智能所取代。由具身性与情境性所构成的个体性，决定了不能运用统一且平均的标准对所有劳动者个体的技能进行衡量与筛选。“我们也许想要把各种技能简单化和理性化，就像教学手册所做的那样，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是复杂的有机体”[6]。因此，“由技能建构的社会”在技能个体性特征的形塑下，将逐渐从面向少数人，转变为给予所有人平等且适合的机会，转变为面向人人、使人人均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二）技能的多维性与人人皆可多样出彩
人人都能尽展其才，实现个性化发展，既是人类教育的古老梦想，也是人类社会的理想追求。工业社会时期，个体被简化为标准化和同质化的“人手”与“人力”，学校教育也在努力把不同的个体塑造成标准化的工人。进入以知识为“中轴”的后工业化社会，这一现象并没有好转。标识知识商品质量的文凭一度成为知识的替代物，以“知识”为中轴的社会异化成文凭导向的社会。个体在追逐文凭的过程中，历经标准化考试以及应试教育，个性被不断消磨并日趋同质化。虽然当前也存在一些标榜个性化与分层分类的教育，但理性审视，这些教育很多时候只是将个体的个性化特征操作化为学业成绩与平均水平的差异。在本质意义上，此种教育仍然是同质化和标准化的，甚至在采用更为精致和高效的方式培养同质化的人才。文凭社会中平均化、标准化与单一化的评价标准与教育导向，对个体的个性化与多样化发展造成了一种“隐形压迫”，以致许多人认为“我们的独特性成了一种负担、一道障碍或是通往成功道路上的一块令人惋惜的绊脚石”，使“我们都力争做到和别人一样——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都想成为更好的别人”[5]，而非成为更好的自己。
与对标准化、符号化知识的考核可化约或平均为“一维”不同，技能具有鲜明的“多维性”。哈佛大学教授托德·罗斯认为，几乎任何重要的人类特征，特别是具身的才能，都包含了多个维度，都具有锯齿特征。锯齿特征是指，它必须由多个维度组成，且这些维度彼此之间呈弱相关性[5]。与输入、输出符号化知识很容易被简化为单一维度来评价不同，技能往往蕴含着多个彼此之间呈弱相关的维度，难以被化约与平均。具体而言，技能操作活动需要多种基础身体能力的支撑，如手指尖的敏感，手、手腕和前臂的协调，手和眼睛的配合等。但实际上，这些身体能力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或显著正相关。从多元智能理论来看，技能操作活动中蕴含的智力活动也涉及如数理、空间、观察、沟通甚至韵律等多个维度，这些维度之间也多是呈弱相关性。上述分析表明，技能不可化约或平均成“一维”，对技能的评价或基于技能对个体的认识与考量也必须是多维的。托德·罗斯指出，人才一直都存在，存在于各种各样的人群中，“真正的困难不是找到新方法来辨别人才，而是摆脱蒙住我们双眼的一维思维定式，是它一直在阻碍我们找寻人才”[5]。以“多维性”的技能为“中轴”来建构和观察社会，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此困难。与文凭导向的社会相比，“由技能建构的社会”在此种技能的形塑下，将会越来越重视个体的独特性和差异性，将会致力于释放个体的独特禀赋和个性化潜能，而非将其视为成功路上的阻碍。在“由技能建构的社会”中，人人皆可实现人生多样化出彩。
三、隔离的打破：由技能建构的社会是公平包容的社会
技能具有社会属性，技能在其演进过程中，与社会形成特定的互动机制，形塑着社会的运转与发展，特别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文凭导向的社会相比，“由技能建构的社会”在个体的社会融入与流动、社会交往与团结、劳动权益与保障等方面将会产生何种影响，亟待探究。
（一）技能与劳动者的社会融入与流动
在文凭导向的社会中，作为身份标签的文凭，与一个人的社会融入和社会流动密切相关。但这种相关更多时候体现为文凭充当着社会隔离与分层的重要工具。诸多实证研究已充分表明，文凭是进入一些职业的“准入证”，文凭的高低也直接影响着职业地位的高低。鉴于职业地位是社会阶层的重要外显标志，作为职业地位获致关键因素之一的文凭，在很大程度上也制约着社会阶层的获致与高低。根据兰德尔·柯林斯的研究，文凭借助其与职业“专业化”的关系，使其产生的社会分层呈现出相对封闭、充满障碍甚至不可逾越的特征。他指出：“教育学历不仅仅为自由劳动市场的障碍打造了基础，他们自身也是这一障碍系统的关键部分。”[7]
当前，文凭的社会隔离与分层机制在我国还存在外显的制度载体。长期以来，文凭与二元体制分割包括体制内、体制外就业的分割，以及随之衍生的干部身份和工人身份的分割相挂钩。体制内外就业，在劳动力市场上主要表现为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体制性二元分割。体制性分割造成的劳动力市场机会结构差异和资源配置逻辑差异，形成了当前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力市场[8]。而拥有某种文凭，是进入体制内就业以及获得干部身份的不可或缺的“准入证”，文凭实际上成了强化体制性分割的工具，带来了更为直接的社会隔离与分层。
从文凭导向的社会走向“由技能建构的社会”，有助于打破体制性分割与隔离。用技能取代文凭作为建构社会的“中轴”，意味着决定进入何种劳动力市场的不再是文凭，而是技能水平，这对于缓解劳动市场体制性分割的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技能而非文凭作为“中轴”，可以推动劳动收入分配的变化，进而提升技能型劳动者的社会地位。牛津大学的Araki在一项对26个国家的实证研究中指出，技能扩散抑制了文凭的货币回报[9]。具体而言，在技能类型和水平更加容易被识别的前提下，伴随着高技能人才在劳动力总量中占比的提高，基于技能的收入分配会加速，并逐步取代基于学历的收入分配[9]。换言之，在“由技能建构的社会”中，通过技能实现高收入，进而获得较高的职业地位与社会地位将逐渐成为现实。二是以技能而非文凭作为“中轴”，可以推动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的沟通与流动，削弱劳动力市场的二元体制性分割。与文凭获取的一次性相比，技能形成具有鲜明的累积性和开放性。劳动者通过长期的、多种形式的技能投资与积累，可以依托技能水平的提升逐渐从次要劳动力市场流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如此，可以避免劳动者因困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而削弱长期积累某项技能的动机，改变“低技能循环”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隔离和排斥问题。
（二）技能与劳动者的社会交往与团结
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建基于人与人之间的良好交往与有机团结。然而，随着人们对文凭的追逐与竞争愈演愈烈，文凭给社会交往与团结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文凭背后的“单维式”评价，将所有人置于狭窄的竞争通道上；另一方面，文凭资源的稀缺性与分布的不均衡性，导致此种竞争成了“排他式”的竞争。文凭数量的扩张，并没有解决这一问题，反而衍生了新的“内卷式”竞争。“随着通过初级和中级教育阶段变得越来越容易，引发了一种累积效应，使得这些等级的文凭通货发生了贬值，并制造了更多的压力，让人们去追求更高的教育水平”[7]。当竞争愈发变得“排他”和“内卷”时，竞争就变成了一种“恶”。“竞争之‘恶’占上风时，主体不再视同伴为朋友，而是视其为竞争对手；不再视集体为归宿，而视其为工具；不再视公共责任为己任，而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10]。可以看出，文凭导向的社会，不仅异化了社会主体间的交往，而且对于人们的公共德性以及整个社会的有机团结也产生了负面影响。
虽然竞争受到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从以文凭为“中轴”变为以技能为“中轴”，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此问题。一方面，与文凭的单维性和稀缺性相比，技能的多维性与普遍潜在性可降低竞争的“拥挤程度”与“排他程度”；另一方面，与文凭扩张带来的文凭通货膨胀和文凭贬值相比，技能的价值具有绝对性，技能扩散不会带来技能贬值，高技能的回报不会因技能扩散而减少[9]。以技能为“中轴”不会带来文凭社会中严峻的焦虑与内卷式竞争的问题。
此外，从技能多样性与劳动分工之间的关系来看，技能导向的社会，还可以通过劳动分工促进社会的有机团结。社会中的技能多样性与需求多样性催生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和社会中的分工。在劳动与技能日渐专门化的背景下，人们依据技能相似性组成了职业团体，职业团体基于共同的行为特征与规范，产生了共同的情感基础、思维习惯甚至精神文化气质。同时，不同的专门化分工之间产生了功能互补性和结构依赖性，需要相互交流与沟通，这使社会中的个体逐渐突破了家庭和宗族、血缘和地缘的边界参与到更广阔的社会中。因此，基于技能多样性的劳动分工不仅强化了职业团体内的交往与团结，同时也促进了更广阔社会领域中的交往与团结。正如涂尔干所言：“有了分工，个人才会摆脱孤立的状态，而形成相互间的联系；有了分工，人们才会同舟共济，而不一意孤行。”[11]分工所带来的此种社会团结功能，需要以技能多样性、差异化以及不断专业化为前提和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以技能为“中轴”相较于以文凭为“中轴”，更倾向于形成一种有机团结的社会。需要指出的是，智能时代的工作过程虽呈现出“去分工化”的趋势，但这并非意味着分工的消失，而是借助技术的力量纠正过去强制的、异化的分工形式。智能时代的工作仍然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上，甚至面向完整工作过程的劳动分工对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沟通与合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技能与劳动者的劳动权益与保障
“技能依附于劳动者个体，却带有强烈的社会公共品色彩”[12]。技能既是劳动者谋生的工具，也是劳动者对抗资本控制与剥削的武器。文凭导向的社会，过于重视文凭与知识的商品经济价值，引发了经济结构的“去工业化”以及生产过程的“去技能化”。马克思主义劳动社会学认为，技能及其形成实质是生产过程的控制权问题，“去技能化”的生产方式是资本掌控生产控制权进而降低劳动成本的重要手段。伴随着自动化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广泛使用，“去技能化”进程在某些领域不断加速，导致劳动者捍卫自身权益的武器日渐消解，可能会引发一系列非预期性的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后，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高流动性的农民工成为用工主流，“去技能化”与“逐底竞争”也成了许多企业管理者的选择。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劳动者的劳动权益遭到忽视，存在过度劳动与低待遇、低福利并存的现象。但经济的高速增长暂时遮蔽了这一问题，因而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劳动者争取劳动权益保障的情况较少；90年代之后，虽然抗争行为增多且形式多样化，但抗争行为多是碎片化的，参与者也多是底层的弱势工人[13]，其抗争的力量与影响难以引发应有的关注。然而，数字化时代的零工经济放大了这一问题，引发了人们对“去技能化”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广泛关注与担忧。零工经济因其较低的准入门槛以及相对自由的工作环境，吸引了大量劳动力的涌入。技术平台通过累积激励、评分评价和公开透明的计酬规则等技术与管理手段，使劳动者心甘情愿地参与到平台的“赶工游戏”中，形成了劳动过程的“制造同意”与自我剥削[14]。面对垄断工作机会的平台，技能水平成为零工群体议价和争取劳动权益的唯一筹码[15]，但由于零工经济延续了“泰罗制”的传统，通过数字化“众包”技术，把岗位拆解成简单可量化的微小工作任务，让接单成了按平台指令从事简单操作的过程，使得劳动者在零工经济中落入了“去技能化”的陷阱。因而现实的情况是，一方面技能成了劳动者争取劳动权益的唯一筹码，另一方面劳动者的技能却被不断消解。有学者指出，在零工经济大行其道的当下，“劳动力市场将可能重回‘丛林时代’，使得过去多年劳动法治建设的成果面临失效，劳动者权益保护将成为重要的社会问题”[14]。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情况，以及当前零工经济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都从反面说明了技能与劳动者权益保障之间的关系。技能不仅仅是附着在劳动者个体身上的能力，更是劳动者争取劳动权益保障的有力武器。从文凭导向的社会，迈向“由技能建构的社会”，将技能作为建构社会的“主轴”，可以有效扭转“去技能化”的趋势，并在技术的加持下促进劳动者的“再技能化”。因此，“由技能建构的社会”，是尊重并不断强化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社会。
四、活力的迸发：由技能建构的社会是创新驱动的社会
技能是国家能力形成的关键力量之一。以技能为“中轴”形成“由技能建构的社会”，不仅可以解决长期困扰国家产业经济发展的技能短缺与技能错配问题，而且可以通过发挥技能蕴含的巨大创新潜力，形塑人人创新的生动格局，打通研发与生产的创新链条，进而促进国家创新活力的迸发。
（一）技能与创新群体的拓展：从个别到大众
文凭导向的社会，抑制了大众创新的活力，决定了创新只是个别群体的事情。创新行为不是凭空产生的，诸多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创新受到个体创新人格与创新能力的影响。从创新人格来看，追逐文凭过程中的激烈竞争环境不利于大部分学生创新人格与创新倾向的形成[16]。从创新能力来看，对文凭的过分追逐，可能会导致教育的功利化与空洞化，“在高度筛选的劳动力市场中，获得文凭和学历是接受教育最直接的目的。这种教育的作用更多是在竞争中获得优势的信号，并没有真正提高人力资本水平。这种教育为了获得竞争中的一点点优势，耗费了孩子的精力，磨灭了孩子的学习热情和好奇心”[17]。因此，获得高层次文凭不等于拥有较高的能力或人力资本水平。也有研究指出，追逐文凭过程中的应试教育，对不同类别的学生影响是不一样的，它对于“抬升底部”是有用的，但也明显地阻碍拔尖学生创造力的发展[18]。上述分析表明，在文凭导向的社会中，创造力发展完全不受到负面影响的学生是极少的，因而想实现人人创新、万众创新，也是极其困难的。
从以文凭为“中轴”转向以技能为“中轴”，或许为人人创新提供了可能。人们通常认为技能甚至技术都是“无思”的，认为创新与大脑、想象力有关，而技能与手、身躯以及使用工具有关，两者并不相干。这是对技能活动的偏见与误解。实际上，手、身躯和脑有密切的联系，“人类真正的理解力不仅不是脱离身体而独立形成的，而是有了良好的体格才能使人的思想敏锐和正确”[19]。近些年广泛讨论的“具身认知”理论，可以为此观点提供科学注解。此外，使用工具与想象力也密切相关，桑内特在《匠人》中对此进行了阐释：“我们可以使用各种工具来安排这种想象的经验，并且获得丰硕的结果。无论是单一功能的工具，还是万能的工具，都能促使我们实现修理客观现实所必须的想象跳跃，或者引导我们去感知有着各种可能性的未知领域。”[6]因此，技能蕴藏着丰富的创新潜能。
基于技能的普遍潜在性，以技能为“中轴”的社会，将会形塑出人人在技能中以及基于技能进行创新的生动格局。创新群体从个别到大众的拓展，产生了创新的聚集效应，进一步激发了创新活力。一方面，技能具有多样性。如果人人拥有技能并基于技能进行创新，则可以集合多种技能人才的优势力量，通过技能互补，实现集体创新[20]。另一方面，技能的聚集产生了溢出效应。高技能劳动力聚集在一起，进行面对面的沟通、交流与切磋，会使其技能进一步精进，这不仅为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激发和强化了技能聚集产生的创新效应[21]。
（二）技能与创新链条的打通：从研发到生产
文凭导向的社会虽然是知识社会的异化形态，但仍与知识社会的一些主流特征基本保持一致。例如都倾向于认为科技研发是创新的主要源泉，理论知识应处于中心地位。不可否认，知识社会的这些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家科技生产力的发展，但也造成了对技能、技能工人以及技能工人的一线车间生产活动的贬低与轻视。人们普遍认为，创新源自研发，车间生产只是执行环节，与创新无关。然而，现实情况却表明，只有实验室中的科技研发，忽视甚至蔑视车间生产中的创新活动，无法带来真正的产业创新。以制造业为例，产业创新一般表现为混合式创新与累积式创新。混合式创新是指研发创新与车间生产工艺创新的相互促进，生产流程与工艺创新要嵌入或融入相关高科技组件，同时科技研发也不能完全脱离一线车间生产过程。累积式创新是指要对生产流程和工艺进行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的持续性、小规模、小幅度的改进，制造业才能实现关键工艺与原材料、核心零部件与基础技术的真正创新与突破[15]。因此，基于技能的车间生产活动之于产业创新，与科技研发同等重要。研究发现，德国的研发密集型企业与非研发密集型企业在经济绩效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异，原因在于非研发密集型企业在研发之外找到了一条更适合自己的创新道路，即以满足市场需求为导向的基于车间生产的混合式创新[22]。在这些企业中，生产与制造部门往往是新产品创意的来源，也是整个企业创新动力的源泉[22]。与之相反，也有研究发现，研发与生产的跨国分离在空间上阻碍了隐性知识的传播，研发与生产之间无法及时互动可能会产生“创新死亡峡谷”，影响产业创新的可持续发展[23]。因此，在现实世界中，从来不存在可以脱离工业过程去掌握先进技术，以及进行产业创新的可能性，所有研发活动（实验室）必须与生产实践（车间）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创新[15]。
无论是产业创新还是科技研发，都离不开扎根生产一线、具有较高技能水平和丰富工作经验的技能工人。技能与技能劳动者是产业创新最重要的现实载体。从文凭导向的社会迈向“由技能建构的社会”，将技能作为建构与理解社会的“中轴”，可以改变长期以来存在的忽视甚至蔑视车间生产创新价值的观念与行为，重视技能、技能工人以及技能工人的一线车间生产活动，打通从研发到生产、从实验室到车间的产业创新链条，在更大程度上激发创新活力。
五、结语
对未来社会进行构想是一件充满理论诱惑力的事情。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未来社会的概念性图式，即“后工业社会”，并指出后工业社会的“中轴”是知识与科学技术。事实证明，他描绘的一些核心特征，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不同程度的验证。然而，面对社会发展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对未来社会进行构想，也是一件充满风险的事情。“后工业社会”以及“知识社会”的构想，虽然为各国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动力，但也引发了一些非预期性的社会问题。文凭主义的泛滥，就是其中之一。知识的商品化以及人们对作为知识标识的文凭证书的过分追逐，无论是对个体的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对国家能力的形成，都造成了诸多负面影响。
综上所述，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必要且迫切。建设技能型社会的国家战略为我们重新构想未来提供了新的思路。以技能为“中轴”来透视社会发展，探究建设技能型社会在解决文凭主义泛滥问题上的可能价值与可能出路，理应成为当前的讨论话题。需要指出的是，以技能为“中轴”并非意味着取消文凭，并非意味着技能型社会是未来的唯一形态或唯一出路，也并非意味着技能与社会形态之间必然的因果关系。以技能为“中轴”强调的是“在寻找社会如何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的答案时，它设法在概念性图式的范围内说明为其他结构环绕的那种组织结构，或者是在一切逻辑中作为首要逻辑的激励原理”[24]，这可以为我们观察和解释社会、分析当前社会存在的问题提供新的思路，让我们得以反思习以为常的观念和态度，也让我们看到社会发展的更多可能性。以技能为“中轴”构建“由技能建构的社会”这一未来图景，并分析其价值意蕴，有助于我们打破对文凭社会的迷思，深化对技能型社会的理解，锚定技能型社会的未来建设方向。当然，“由技能建构的社会”并不会自然出现，这需要我们在这一未来图景的指引下，聚焦现阶段的重点任务，将技能作为“中轴”，从构建“有利于技能形成的社会”，再到形成“人人拥有技能的社会”，一步步走向“由技能建构的社会”。
引用格式：
肖龙.迈向由技能建构的社会——技能型社会的未来图景及其价值意蕴[J].职教通讯,2024(09):3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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