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制度是基于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通常以非正式的方式存在于人们约定俗成的抽象化的符号表征中，涵盖价值理念系统、规则表达系统、调整对象系统以及实施保障系统等制度子系统[1]。职业教育制度是促进职业教育稳步发展的重要保障，是世界各国调节博弈关键主体共有职业教育信念的规范体系，是影响博弈参与者在职业教育博弈互动中自发形成的行为规范的操作框架。其中，职业教育制度的价值理念系统决定了其基本定位和核心取向，规则表达系统关乎如何将职业教育参与主体的行为规范化和契约化，调整对象系统关注如何有效对接职业教育与市场需求，实施保障系统侧重如何确保制度得以落实。制度认同是人类对其系统要素的遵守与信任，规范着人类行为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职业教育制度认同是人类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职业教育制度体系的价值观、原则和目标的共识和认可，是保证职业教育制度持续运作和稳定性的关键，决定了职业教育博弈参与者与职业教育的法治保障、资历框架、证书制度和技能制度等共有职业教育信念的互动深度，最终表现为人类对职业教育制度的普遍认可和积极支持。
印度与中国同为劳动力密集的人口大国，从2020年到2040年，印度15至59岁人口预计将从8.85亿增加至10.8亿[2]。为应对这一人口结构变化，印度政府从国家战略层面出发，推出了多项保障措施，大规模地开展印度职业技能培训，以提高印度职业教育的市场需求匹配度，提升印度职业教育社会吸引力。社会公众对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体现着职业教育的社会地位[3]。《职业教育优先：印度2020年职业教育报告》显示，印度职业技能培训提升了印度职业教育制度的社会公信力[4]，为全面实施“技能印度”“世界技能之都”的战略计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可见，印度职业教育制度认同作为提升印度职业教育社会公信力和增强印度职业教育适应性的根本，它以法治保障规范印度职业教育价值理念系统、以资历框架重塑印度职业教育规则表达系统、以证书制度衡量印度职业教育调整对象系统，以及以技能制度优化印度职业教育实施保障系统，各内部系统要素间相互协调，不断强化，共同促进了印度职业教育制度的公信力、共识力、适应力以及影响力的提升，也为全球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同提供了印度经验。
二、印度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行动逻辑
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本质是人类对该制度的接受和支持。如图1所示，印度职业教育制度认同以法治保障制度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为根本，以资历框架制度的等值性和嵌套性为关键，以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权威性和管理模式的非竞争性为核心，以技能供给、使用、合作制度为保障，来提高多元实践主体对职业教育制度的认知、信任、参与以及依赖，促进了印度公众与该制度之间的紧密互动，形成了独具印度特色的职业教育认同模式。
（一）法治保障：以规范价值理念系统提高印度职业教育制度公信力
从立法价值取向来看，印度职业教育法治保障是印度职业教育制度价值取向和基本定位的正式制约，对印度民众形成职业教育制度的基本认知起到决定性作用。其中，印度政府通过的《学徒法》案（The Apprentices Act，1961）、《国家技能发展政策》（National Policy on Skill Development，2009）等法案政策构成了印度法治保障制度的基本内容，提高了印度社会民众的职业教育制度认同感。
1.以提高印度公众的制度认知为起点。首先，印度联邦政府主要通过增加职业技能培训机构数量，提高职业教育质量以及增强职业教育内部公平。其中，印度《国家教育政策2020》强调：“在各级教育机构中整合职业教育，致力于提供包容性和公平的高质量教育，以扩大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可及性，提升印度职业教育制度的知名度”。其次，印度《学校教育国家课程框架》（National Curriculum Framework for School Education，CF-SE）在《国家教育政策2020》的指导下，为印度职业教育的各个阶段制定了具体的学习标准、内容、教学方法和评估方法，以提升其职业教育制度的灵活性。同时，该框架鼓励学生参与农业，畜牧业、制造业以及服务业等领域的工作[6]，打破了传统上社会大众对职业教育的偏见。最后，印度国家理工学院作为培养印度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供给站，其监管体系由政府理事会、学院评议会以及法案指定的其他权威机构组成，共同负责监督和决策相关事务[7]，实现职业教育保障主体的民主化。其中，2007年的《国家理工学院法案》（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ct，2007）明确指出“每所理工学院有权与全球任何国家的教育机构或其他组织建立合作关系，不得区分性别、种族、信仰、种姓或社会阶层”[8]，以此来扩大印度法治保障制度的受众规模，提高印度民众对其职业教育制度的积极认识。
2.以增强弱势群体的制度依赖为内核。印度政府以弥合印度弱势群体技能阶层差距、落实特殊优惠政策为根本举措，促进弱势群体对印度职业教育制度产生依赖性。印度弱势群体（Social Vulnerable Groups）是指在印度社会、经济和教育中处于最贫穷、最边缘化，并且普遍面临社会歧视和排斥的不利地位人群，包括女性、落后阶级、残疾人、老年人、流浪儿童、毒品受害者等[9]。首先，2015年印度颁布的《国家技能发展与创业政策》消除了职业培训课程中的性别偏见，鼓励女性参与非传统职业、现有技术行业和新兴技术领域，并依据“印度国家农村就业保障计划”（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Scheme，NREGS）落实无性别差异的工资水平[10]，这直接减少了印度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也打破了对印度女性在职业教育领域中角色的刻板印象。其次，印度政府通过在乡村或街区层面设立技能发展中心，提供土地和财政援助等办法，来改善印度农村地区技能培训的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印度工人获得先进技术。这不仅缓解了由于技能不足导致的社会阶层的相对贫困问题[11]，也提高了印度社会底层群体与职业教育制度的互动程度。最后，印度残疾人赋权部、联合劳工部和国防部还通过提供免费的培训课程和培训服务项目[12]、创办大量的伤残恢复职业中心[13]，激励印度残疾群体参与该制度的积极性。
3.以激发印度学徒的制度参与为支点。首先，印度学徒门户网站（https：//www.apprenticeshipindia.gov.in/）以法规法案为根本遵循，在致力于维护印度学徒参与职业教育的各项权益的同时，还不断通过优化印度学徒培训生态，吸引印度民众广泛注册参与“印度身份（Aadhaar）识别计划”，拉近了“学徒—雇主—机构”等主体进行制度参与的空间距离，增强了印度学徒参与职业教育培训的积极性。截至2023年4月30日，从印度正在进行学徒培训的学徒学籍统计数据来看，已完成电子身份（e-KYC）注册的学徒有56 7307人；处于运营状态的机构或企业共计39 213个，其中，有31个机构表示对“印度身份识别计划”感兴趣；2018年至2024年，已有1 939 263个学徒入学。[14]其次，印度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的方式来减轻企业开展学徒培训的成本[7]，如向雇主提供优惠贷款和承担主要教学费用等，激发印度企业参与学徒制度的兴趣，进而推动不同行业广泛采纳学徒制。最后，印度的企业雇主们越来越认识到招收学徒的重要性，并开始在各个行业中积极吸纳学徒，提升印度劳动力市场对职业教育技能培训的重视程度。招聘数据统计显示，学徒的薪资普遍高于最低工资标准，其中文凭学徒和常规贸易学徒的收入比最低工资高出50%，而学位贸易学徒则高出约40%[15]。这表明学徒制度不仅为个人提供了职业发展机会，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相对较高的经济回报，满足了人们参与职业教育的意愿。
（二）资历框架：以重塑规则表达系统增强印度职业教育制度共识力
印度国家职业技能资格框架（National Skill Qualifications Framework，NSQF）侧重于学习成果认定[16]，体现了印度政府在人力资源开发与配置方面的国家意志[17]。它以“职普融通、产教融合”为逻辑起点，采用学分等值、课程等价和证书互认的显性手段，通过行为主体和运行机制的相互配合，共同实现印度国家职业技能资格框架“建通道”“促融通”和“降成本”的整体功能[18]，提高了印度劳动者在国际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促进了印度资历框架制度获得广泛的社会共识。
1.以资格学分的等值性为基础。首先，印度国家职业技能资格框架作为一个“十级五维”的职业资格框架体系，是促进各类资格等值互认、提升资历框架制度公信力的基石。如表1所示，NSQF的“十级”是指其从义务教育后阶段到博士层次，一个学年设置一个资格等级，由1到10依次递增，被划分为10个环环相扣的职业资格技能等级[19]；NSQF的“五维”是指其分别从过程要求、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核心技能和责任5个维度描述和规定了框架中每个等级的特定要求[20]，层层递进，增加了各类职业教育资格的透明度。其次，先前学习认可制度（Recognition of Prior Learning，RPL）增加了个体对先前学习认可的范围。实际上，在印度15至29岁的年轻人中，只有2%的人接受过正规的职业教育，大约8%的人通过在职培训获得了技能，而大约90%的劳动力在非正规部门工作[21]。因此，先前学习认可制度明确规定“学习者无论以何种方式（正规、非正规或非正式）进行教育与培训学习，只要按照国家职业标准，并通过具备特定资质的机构进行的认定，均可获得相应学分及相应的资格证书”[22]，如国家工作准备证书（National Certification for Work Preparation，NCWP）、国家能力证书（National Competency Certificate，NCC）等，为印度民众进行职业教育成果认证提供了有力依据，强化了资历框架制度在印度民众心中的合法性地位。
2.以运行机制的嵌套性为关键。建立科学合理的运行机制是实现印度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技术逻辑依据。印度国家资历框架在运行过程中，以资格认证机制为基础，以资格转换机制为内核，以监督约束机制为纽带引入公私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模式，形成了“中央政府主导—行业组织/企业辅助参与”的资历框架运行机制嵌套格局，增加了印度公民与资历框架制度互动的密切性。首先，印度以资格认证机制为基础，扩大了资格框架制度的影响力。在印度，各级各类资历级别获得的能力评估和认证都是由认证授予机构和员工选拔委员会（Staff Selection Commission，SSC）以国家认可资格体系准则为基础，针对每个工作角色和学习级别制定相应学分框架，促进每个级别（或级别内）的多次进入和退出。其中，社区学院、理工学院、全印度技术教育委员会（All India Council for Technical Education，AICTE）等认证授予机构根据技能分组，制定技能知识供给（Skill Knowledge Supply，SKP）认证机制，并建立SKP登记册[23]。员工选拔委员会主要负责技能的正式评估，促使资历框架制度在行业和雇主层面得到广泛的认可和接受。其次，以资格转换机制为内核，为印度全民搭建职业发展和技能升级的资格阶梯，畅通印度职普资格学分等效的互换通道，保障资格框架制度的执行力，进而增强印度公众参与资历框架制度的动机。最后，以监督约束机制为纽带，规范多元利益主体参与行为，巩固资格框架制度的公信力，确保资历框架运行机制“教育界—工业界—劳动力市场”三位一体的跨界融通和长效运行。
3.以行为主体的多元性为核心。多元利益主体参与印度国家职业教育资格框架的积极性，是营造良好的职业教育社会氛围的先决条件。其一，从框架设计主体来看，印度政府联合人力资源发展部、劳动和就业部、国家技能开发委员会、全印技术教育委员会、大学拨款委员会、中等教育中央委员会（Central Board of Secondary Education，CBSE）等部门[23]，建立多部门的执行委员会 （Steering Committee），合力设计与管理国家资历框架制度。在框架制定过程中，印度中央、州政府作为“掌舵者”，听取整合各界意见，提供资金支持，修改资格准入政策，设计明确的晋升途径，以充分体现印度政府的责任担当。其二，从框架组织主体来看，印度联合学校董事会（包括开放学校）、国家技术教师培训和研究学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Technical Teachers’Training and Research，NITTTR）、中央职业教育学院（Pandit Sunderlal Sharma Central Institut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PSSCIVE）、国家开放学校（National Institute of Open Schooling，NIOS）、社区学院、理工学院、地方级职业教育和技能发展协调委员会等机构，建立多机构的执行组织，共同制定各种职业教育资格框架级别[23]。在框架制度实施过程中，印度高校作为“执行者”，传授经过认定的理论知识与技能知识，企业主动作为，落实该制度，有效提升了国家资历框架制度的影响效力。其三，从框架实践主体来看，印度职业教育重视家长、学生和社区工作人员等学习主体在推动国家资历框架制度创新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并通过提高印度学习者对资历框架制度中学分认证和转换运行机制的认知，扩大该框架制度在印度社会的广泛接受和应用，提高他们对资历框架制度的理解和认同。
（三）证书制度：以衡量调整对象系统提升印度职业教育制度适应力
建立科学合理、标准统一、互相衔接的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保证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有效衔接的关键机制，也是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达成可信承诺的重要标志[24]。印度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以其技能资格证书体系的权威性为基础，以职业资格证书管理模式的非竞争性为枢纽，不仅实现了“书证”的互认互通，还允许其根据职业教育制度的变化灵活地进行调整，提高了该制度的社会适应性和实用性。
1.以证书体系的权威性为前提。印度职业技能资格证书体系由“12个职业资格证书等级—先前学习认可制度—国家工作准备证书—国家能力证书”构成，为印度公民具备从事某种职业资格的提供了具体的评价指标。首先，“国家职业标准”（National Occupation Standards，NOS）是确定印度行业部门中每个工作岗位的全国性统一标准和资格合集（Qualification Pack，QP）[16]，增加了印度职业技能资格证书种类。作为印度行业技术委员会用于衡量与评价个体学习成效的重要依据，NOS确立了对从事特定职业人员所需知识、技能和能力学习的一般性要求，也为无行业技术委员会的行业提供了制定标准要求的方向，提高了印度职业资格证书认证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其次，印度职业技能资格证书体系以行业技能委员会所确定的资格合集为基座，以能力本位的学分框架和模块化课程体系的对应关系为抓手，将职业资格划分为过程要求、专业知识、专业技能、核心技能和职业责任五个维度[20]。特别是从“具有管理与监督能力—复杂性技术活动决定—战略性决策”的难度递增性可以看出，该证书体系对8—10级资格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增加了印度职业资格证书的社会含金量。最后，硕博级别资格证书的延伸促使印度职业技能资格框架证书体系的多层次发展。在印度，当学员达到某一资格的能力标准及要求，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后，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就业或者继续更高级别的资格证书的课程学习。如印度高等职业教育规定，只有完成了中学后职业教育课程的学生，才可以进行本科阶段最后一年的学习，并且只有通过最后的考试，学生们才会获得相应的本科学历资格证书。这一举措为不同层级的在校生、在职人员及待业人员提供了极大的学习空间及选择自由度，有效提升了印度职业教育制度的社会认可度。
2.以管理模式的非竞争性为根本。首先，印度职业资格证书制度采用非竞争性的分权管理模式，由中央政府、国家技能开发公司（National Skil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NSDC）、行业技能委员会（Sector Skill Councils，SSCs）、部门技能委员会、全印技术教育委员会、中等教育总董事会以及证书颁发机构等多个组织共同协作，对职业资格证书进行统一的管理和监督，保障了职业资格证书管理的科学性和权威性，增加了印度职业资格证书认证体系的影响效应。其次，印度职业资格证书制度通过采用以职业为导向的技能层级内容体系，以模块化的职业教育课程为抓手，鼓励学校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和大学等教育机构采用基于基础课程的学分制度，以实现不同类型证书之间的学分积累和转换，确保了印度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的公平性。以职业教育资格证书为例，该体系将证书划分为7个不同的等级，每个等级要求个体每学年至少完成1 000学时的学习量。同时，为了维持职业技能培训与普通理论知识学习之间的平衡，该制度规定了不同证书等级需达到的职业技能学习（Vocational Content）与普通理论学习（General Content）的双重学习量标准。如表2所示，随着职业资格证书等级的递升，专业技能培训的时间也随之递增，而文化理论学习的时间相应减少。这种结构化的学习路径为印度公民从“低层次”的职业理论性教育跨入“高层次”职业实践性教育奠定了基础，提高了他们在不同职业阶段的再就业、再教育以及再培训的能力，确保了证书认证体系的质量与效率。最后，行业技能委员会作为推动印度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实施的关键力量，其以同级扩散的路径，加强了产业界与教育界的紧密合作，确保国家职业标准的认证、收录与评估。通常只有在行业技能委员会与全国教育部门、全印度技术教育委员会、中央中学委员会以及行业协会协商并制定相应要求后，各州的学校委员会或技术委员会才能与特定行业或行业协会进行协商，制定符合本州需求的具体标准。这一过程在增强印度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区域适应性的同时，也增强了印度公众对其证书制度的信任和支持。
（四）技能制度：以优化实施保障系统巩固印度职业教育制度影响力
公开透明的技能供给制度、公平可信的技能使用制度和多元共治的技能合作制度等，共同构成了印度技能制度的基本内容，确保了印度技能制度培训和认证的质量，进而巩固了印度技能制度的社会影响力。
1.以公开透明的技能供给制度为枢纽。印度将技能供给制度视为增强国家竞争力的一项关键战略[25]，通过实施技能财政支持、资金分配和人才培养政策，应对劳动市场技能需求的变化，促进印度工人的技能提升和终身教育。第一，印度的技能财政资助体系根据多元化的利益主体需求设计，结合了政府财政支持和私人投资，将资金投入与实际成果联系起来，建立了灵活的资金分配机制，形成了多样化的市场资助模式，如针对农村职业教育的“喀科运”（“喀拉拉民众科学运动”的简称）[26]模式，以及旨在普及初等教育和提升教师教育质量的“萨图尔语教育计划”（Sarva Shiksha Abhiyan，SSA）和“教师教育计划”（Teacher Education Program，TEP）[27]等，夯实了印度技能制度财政基础，增强了劳动力市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第二，印度的技能资金分配制度通过整合和优化“政府+职业院校”的资源配置，实现了印度职业教育资金的有效分配。一方面，政府通过印度大学拨款委员会（University Grants Commission of India，UGCI）提供资金，支持课程开发，特别是为人文和商科每门职业附加课程提供为期5年的70万卢比的种子基金，为科学学位每门职业附加课程提供为期5年的100万卢比的种子基金[28]，以减轻社会技能培训的经济成本，增加中小企业的参与积极性。另一方面，职业院校则利用资金改善办学设施、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和深化校企合作项目，增强自身教育质量和竞争力，赢得了社会的广泛好评。第三，印度的技能人才培养制度以市场化需求为导向，采用以实践为中心的榜样学习方法（Multi-Component Language Acquisition，MCLA），实施产学研相结合的培训模式，以满足现代就业市场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诉求，增强印度技能制度的响应力。
2.以公平可信的技能使用制度为支柱。印度的技能使用制度被视为消解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和治理相对贫困问题的一把钥匙，涵盖了劳动力市场制度和薪酬制度等要素。第一，印度的劳动力市场制度是调节其劳资关系中结构性冲突的手段。日本学者宫村佐太郎（Satoshi Miyamura）指出，所谓的“调节”劳资关系，实际上是指采用特定的策略或模式来处理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互动[29]。在印度这个以外部劳动力为特征的市场环境中，人力资本往往被视为驱动经济增长和转型的核心资源，而资本则在维持社会生产关系和创造规模化技能生态系统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为了优化就业市场并确保生产活动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印度政府一方面在内部着力于修订就业保护法律和劳工法规，例如1947年颁布的《劳动纠纷法案》（Industrial Dispute Act）；另一方面通过吸引外资、推动产业技术升级和促进劳动力的移民模式流动，来实现印度技能制度的规模化和国际化。第二，印度的薪酬制度以工资增长制为基础，通过调整薪酬结构、形式和预算，确保员工的薪资待遇与其工作表现和长效增长潜力相匹配。通常情况下，印度的薪酬结构包括基本工资、各种津贴和奖金，但最低工资水平因地区和行业的差异有所不同。以印度钢铁行业的薪酬结构为例，其主要由“堆叠式”薪资构成，包括年资工资加上人身保险、餐饮补贴、交通补助以及雇主提供的其他福利等。此外，他们的薪酬预算主要依赖于政府的预算拨款，这不仅提高了薪酬的稳定性，也增强了印度技能制度的激励性和外部竞争性。
3.以多元共治的技能合作制度为动力。印度的技能合作制度通过充分协调印度中央政府和邦政府、职业学校、企业以及行会组织等多元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和责任，形成了一个技能利益共享合作机制，是实现印度技能培训的核心动力。第一，国家技能发展公司（National Skill Development Corporation，NSDC）通过利用国家技能发展基金（National Skills Development Fund，NSDF）的2亿美元和超过4.3亿美元的私营部门资金，推动了印度技能培训网络的扩展。截至2019年12月31日，NSDC已经建立了一个由636个合作伙伴组成、覆盖全国660个区、横跨29个州和5个联邦领土的培训伙伴网络[30]，保证了技能合作制度的广泛性和包容性。第二，印度实施的“技术教育质量改进计划”（Technical Education Quality Improvement Programme，TEQIP）是促进职业院校质量提升、完善现有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一项重要举措[31]。它强调采用公开、公平的淘汰机制，严格筛选优势院校，以推动研究生层次职业教育的发展，并助力卓越院校实现规模扩张[32]。例如，泰米尔纳德邦的阿拉加帕切蒂亚尔工程技术学院通过该计划获得了1.25亿卢比的资金，用于启动5个本科生和7个研究生培养项目，并建立了专门的实验室（5个）和图书馆（4个）[31]，保证了技能合作制度的专业化和科学化。第三，印度行业技能委员会以物质、财政和人力资源等支助方式，开办了专门的技能发展机构和资源共享平台。同时，针对农村和偏远地区培训设施不足的问题，SSCs提供了灵活的教学策略和流动培训模式[33]。这些举措不仅帮助印度工人的技能培训与行业更好地接轨，还提升了企业对技能发展计划和相关活动的认识和重视。
三、印度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经验镜鉴
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和吸引力，是确保其持续高质量进步的根本政策支持[34]。印度政府依托法治保障、资历框架、证书制度以及技能制度等要素，不断优化印度职业教育制度，显著提升了印度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和认同度。在我国职业教育迈向强国建设的关键阶段，借鉴印度经验，完善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的系统要素是提升我国职业教育公众认可度的首要任务，包括完善职业教育配套法律法规、国家资历框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以及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
（一）巩固职业教育制度价值理念系统，增强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合法性
印度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因其结构的严密性和内在的协调性，构成了印度职业教育制度的价值理念系统，确保了印度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合法性和运行力，促使印度社会各阶层对职业教育制度的理念、规则、执行等从情感上的接受转变为实际行动上的支持。相比之下，我国2022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在具体实施细节上还有待完善，特别是关于不同群体受职业教育权的内容和程序尚未细化。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借鉴印度经验，我国应以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等形式，对法律条款进行具体化，特别是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三条，以保障弱势群体的受职业教育权。同时，在职业教育制度衔接上，我国应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如职业技能大赛管理办法和国家技术技能人才选拔评价制度，以确保职业教育法律体系的科学性和合法性[35]，增强公众对职业教育制度的认同。
（二）牢筑职业教育制度规则表达系统，增进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灵活性
印度职业教育制度的规则表达系统通过中央政府的主导和行业及企业的积极参与和深度合作，利用国家资历框架、学徒门户网站以及多部门执行委员会等机制，有效地应对了其现代职业体系建设中“职普融通，中高本一体化贯通培养”等关键问题。首先，我国需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国家资历框架管理机构，制定严格的资历认证机构筛选机制，并负责政策的制定、管理和监督。同时，我国还要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合作，以提高该框架在国际上的认可和影响力。其次，我国应建立严格的监管和惩处机制，确保资历认证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并对虚假资历、不合规行为进行查处和处罚，提高国家资历框架的运行效率和质量[36]。最后，我国应建立多维度评价和培训考核机制以及资历档案数据库，提供资历获取途径，增强职业教育制度的灵活性，提升国家资历框架的社会公信力[37]。
（三）规范职业教育制度调整对象系统，促进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包容性
印度职业技能资格证书体系具有清晰的层级结构，其非竞争性的职业资格证书分权管理模式、以成果为导向的能力认证模式以及同级扩散的推广策略，共同界定了印度现代职业体系的调整范围和对象。相比之下，我国的证书制度尚处于发展初期，受到地区教育发展差异的影响，缺乏统一的学分转换和证书转换标准。因此，为改进这一现状，首先，我国需要建立规范的学习成果认证体系，以“书证”融通为导向，以1+X证书制度为平台，解决学分认定和转换的标准化问题，打通职业教育人才的职业发展路径。其次，我国应设立由权威部门、行业协会等组成的职业教育证书监管机构，定期对持证人资历证书的有效期进行重新评估，并根据续期要求和相应程序，对其学习成果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确保其具备相应的能力和知识水平，保证职业资格证书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最后，我国应建立职业教育证书衔接机制、持证人员的权益保障机制和学分银行建设经费保障机制等，确保学分银行制度的有效实施，提高学分认定的含金量和职业教育制度的社会认可度。
（四）优化职业教育制度实施保障系统，提高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响应性
完善的印度技能制度在消解印度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和治理相对贫困发挥了关键性作用。面对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中日益突出的就业结构性矛盾，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是缓解这一问题的关键。因此，为完善我国技能制度工作，首先，我国政府应通过设立专项资金支持、补贴和奖励等方式，优先为弱势群体和欠发达地区提供“政府补贴培训—社会市场培训—企业内部培训—机构重点培训”的职业技能培训合作机制，确保职业教育资源配置的透明度，实现职业教育资源在不同群体和不同地区之间的均衡分配。其次，我国应建立多层次、多类型的职业技能培训机制，加大职业技能培训的财政投入，加快企业内部岗位技能提升培训机制建设，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就业技能培训和“双师型”教师的教学技能培训，以提高我国职业技能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提升我国职业技能培训的社会适应性。
引用格式：
谢娜,祁占勇.以制增职：印度职业教育制度认同的 行动逻辑与中国借鉴[J].职教通讯,2024(09):88-98.
你“在看”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