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学者们就提出了乡村建设的口号，发展至今，乡村建设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中国农村发展的重要任务。乡村要建设，农村职业教育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农村职业教育作为与农村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教育类型，在不同程度上为乡村建设提供了科技、文化和人才支撑，并在推动“产业兴旺、乡风文明、生态宜居、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换言之，农村职业教育为乡村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撑。农村职业教育与乡村建设已成为当下各界学者关注的焦点，但已有成果对农村职业教育助力乡村建设的研究多集中在农村发展某一历史阶段其助力的方式、路径及理论逻辑方面，忽视了从纵向审视农村职业教育助力乡村建设的历史价值及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内部关联。基于此，本研究依据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阶段进行划分，回顾百年来农村职业教育助力乡村建设的发展历程，构建农村职业教育助力乡村建设的现实路径，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提供策略支撑。
一、百年农村职业教育助力乡村建设的阶段特点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开展生计教育，探索乡村改进实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开始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反官僚资本主义革命。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不断传播，一批受到新思想冲击的学者在进行实地考察后认为当时中国落后的根源在农村，要想实现救国图强，首先必须解决农村问题。作为社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农村，在当时面临着农业生产停滞、温饱问题难以解决、农民缺乏生产知识等难题，为了解决这些困难，不少学者提出了重视生计教育的主张。如：黄炎培较早建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出了富教政合一、随富随教、即富即教的主张，实行了“划区而教”“综合改进”的生计教育[2]；晏阳初把当时农村存在的问题归结为“愚、穷、弱、私”，提出了“生计教育攻穷”“卫生教育攻弱”“公民教育攻私”“文艺教育攻愚”四大教育途径；乡村建设的发起者梁漱溟尤为重视乡村教育，突出生计教育的时效性，强调以生计教育为工具，传授农民相关生产技能。[3]这些有识之士在不断深化理论探讨的同时开始在定县、邹平等地进行实践，截至1934年建立了1 000多处乡村实验区，启发农民之智慧；建立生计巡回训练实验学校，通过生计教育提高生产力，以期促进农村经济建设。综合来看，这些与农民需求相适应的生计教育确实提高了农民的生产技能，但他们忽视了当时的农村问题抑或是政治问题，仅依靠农村改进的方法来实现农村面貌转变是不可能的，因而这些主张并未对乡村建设起到实质性的推动作用。
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受乡村教育思想的影响颇深，毛泽东在1923年也曾提出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为了唤醒农民思想觉悟，党组织创办了一大批农民夜校、冬学、农业学校等机构，一些拥有先进技术知识的骨干进入农村积极引导农民学习生产技能，培育乡村生产人才，同时通过编写与农民生产生活相贴近的实用教材，传唱通俗易懂的劳动民谣等形式对农民进行教育，农民教育体系逐步建立。据统计，1946年，仅陕甘宁边区的志丹县就有识字组31个，参加人数838人；1948年，参加冬学的人数有123万余人。[4]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唤醒了农民的思想觉悟，培养了一大批农业生产骨干，为当时的解放战争提供了后勤保障，同时也对接下来的农村职业教育助力乡村建设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开展农民扫盲教育，助力乡村生产力进步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开展了全国范围内的扫盲运动，农民教育发生了新的变化。当时落后的农村逐步恢复正常农业生产生活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而农民作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在旧社会却少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因此急需通过对农民进行识字教育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党和政府多次在会议及政策文件中提出开展农村扫盲运动，农村职业教育自然而然地承担起教农民读书识字的责任，帮助农民走上发家致富道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乡村文盲率高达80%以上，有如此众多的文盲是很难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但受到当时农村经济发展限制，要想在短时期内实现全面扫盲存在一定的困难。1950年，周恩来在《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中指出，“工农干部是建设人民国家的重要骨干”，提出“人民政府必须给予他们以专门受教育的机会，培养他们成为新的知识分子”[5]。这是通过培养工农干部来带动乡村文化发展，提升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进而促进农村生产力的进步。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成立，并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群众性的扫盲运动，把农民识字教育看作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农村职业教育为“传送带”，逐步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加快农村经济的恢复与建设。此后，为了加大农民扫盲的力度，我国还相继设立了农民扫盲工作司、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扫除文盲协会等机构，不断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在第一个五年规划时期，扫盲教育是工作中的重点，更是一项艰巨的政治任务。195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发布后，农村职业教育积极响应这一号召，建立了面向农民的工农速成学校、初级技工学校，对技术短缺的工农群体除了进行识字教育外还会开设技术补习班提升其技术水平；积极开展教师下乡、送知识到农村、定期开展识字班等活动助力乡村扫盲行动，仅1960年扫除的文盲人数就达573.3万人。[6]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通过工农速成学校、扫盲班等形式对农民进行教育，造就了一批支持社会主义建设、懂农业生产的农民，提高了工农干部的思想觉悟，也切实地解决了当时农民的温饱问题，农村社会风气得以逐步改善。
（三）改革开放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实施农村教育综合化改革，培育乡村建设人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乡村社会进入了新一轮的改革浪潮，先后实施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了适应改革需求，农村教育相应进行了“综合化”改革。
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号召[7]。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农村经济建设需要农村教育为其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1978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提出“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需求相适应”[8]。1979年，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必须切实加强国家对农业的物质支持和技术支持，使农业得到先进的技术装备，使农民的科学技术水平逐步得到提高”。1982年，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明确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党的各项政策也随之进行了调整。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提出“改革农村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是振兴农村经济，加速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一项战略措施”[9]。在一系列政策指导下，国家科委、农牧渔业部、财政部开始组织实施“星火计划”和“丰收计划”。1988年，国家教委开始实施“燎原计划”为前两个计划提供农业技术人才，开展农村教育综合化改革。经过十多年的实践，1999年全国实施“燎原计划”的县多达1 500个[10]，是1989年确定的115个改革实验区的十多倍。自此，农村教育结构不断调整，农村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三教”统筹发展，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学校数量大幅增加，各级学校在发展中扩大了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实现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的有效衔接，通过“送技术下乡”“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等活动促进了乡村经济均衡发展，农科教结合的力度不断加强，为农村经济发展培训了各级各类人员。
进入21世纪，随着税制改革的推进、农业税的取消及农民负担过重问题的解决，农村社会发展又面临新的问题。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而农民作为乡村建设的主体，需通过教育将其培育成新型农民。为此，国家层面制定的多项农村教育改革政策始终坚持“三教”统筹、农科教相结合，如《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等，在促进农村教育综合化改革的同时不断提升服务科教兴农的能力。2011年，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的意见》，强调了农村职业教育要与乡村建设相结合，依托“办好农业职业学校”“组建农业职业教育集团”等来加快农村发展，并规定农村职业教育每年培养100万农村实用人才，办好1 000个涉农专业点，提高农业职业学校办学质量，实现2020年农村实用人才达到1 800万人的目标[11]。
总体来看，这一时期通过农村教育综合化改革，实现了农村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为农村发展培养了各级各类建设人才；与此同时，乡村建设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农村职业教育走上了推动农村发展和农村经济全面振兴的新征程。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助力乡村振兴
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实现了从温饱向全面小康的伟大跨越。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建设中，“三农”问题是最难又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从2012年的精准扶贫到2017年的精准脱贫，其目的就在于解决乡村发展滞后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影响。党对“三农”工作始终没有放松，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习近平把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总抓手[12]，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农村职业教育作为促进乡村建设的“人才储备库”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基本公共服务保障，在这一时期不断探索了服务精准脱贫的形式，多途径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在中等职业教育阶段，我国实施了面向涉农专业的免费教育，为未能接受高中教育、大学教育的毕业生提供免费农业技能培训，同时注重培养多层次的农业技术人才，构建现代职业农民教育网络。在高等职业教育阶段，2019年，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了《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施方案》，实施“百万扩招”政策，将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作为主要扩招生源，并且考虑到农民群体工作的特殊性，积极提倡通过学分银行实施弹性学制，为其量身定制培养方案，采用工学交替、送教下乡等多种方式促进农民生产、经营、管理等能力的提升。除此之外，我国还大力发展高等农业教育，充分利用高等农业教育资源，选派一大批科技特派员服务乡镇，开展推广新技术、引进新品种、培训农民等各项活动，实现生产场景更新以及生产技术创新，助力乡村脱贫。
为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党和国家先后提出了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校企村联合攻坚等的一系列政策，确保乡村朝着“美、富、强”的愿景开展建设。2014年，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提出要以新型农民培育为重点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鼓励行业、企业参与涉农专业、涉农学校的建设，构建村企校共建模式。综上所述，农村职业教育在推动农业现代化、注重与乡村建设互动发展上进行了积极探索，保障了农村职业教育对农村建设的人才供给，培育了新时代所需的职业农民。
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发布并提出“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充分展现了“十四五”期间党和国家对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视。农村职业教育在培育“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上也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了校—企—村多元主体参与办学以及农业生产过程与教学过程相对接，让田间地头变成教学主场景，取得了一大批助力乡村振兴的教学成果。
二、农村职业教育助力乡村建设的内在逻辑
农村职业教育是推进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在助力全面建设美丽乡村的过程中，必然有其内在运行的规律与原则，主要体现在赋能乡村建设主体培智、提技、增收三个方面。
（一）培育乡村建设人才，为乡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从农村职业教育与乡村建设的内生机理来看，培育乡村建设人才是农村职业教育助力乡村建设的目标基点。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也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13]。通过百年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农村职业教育作为横跨职业界、教育界、产业界三大领域的跨界教育[14]，为乡村建设培养一批真正“用得上”“留得住”的农村实用人才是不可或缺的教育目标。
农村职业教育助力乡村建设的目标定位百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历了由农民扫盲教育到职业农民培育的转变。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应现代化发展之需，改造和振兴乡村是大多数有识之士及几代领导人不断的追求。早期由于受到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制约，农村职业教育将培养对象重点设定为农村干部人才，强调通过培养优秀农村干部，发挥其带动、引领作用，加强农民思想政治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极为重视对旧社会中缺乏受教育机会的农民进行教育，通过开展扫盲运动，唤醒农民思想觉悟，具体表现在农校、技术学校定期开设识字班、冬学机构等，鼓励农民农闲时参与学习。在改革开放时期，我国强调新型农民的培养。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开展，乡村社会经历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变化需要一批掌握技术的农业技术人才进行支撑。为破解这一难题，农业部、教育部等多部门联合面向全体农民提供技能训练的机会，职业学校通过开设多种涉农课程对农民进行养殖技术、果树生产技术等职业技能培训，这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农民群体技能的提升。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面培育高素质新型职业农民被提上日程。202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强调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任务，提出强化人才技术标准支撑、培育各级各类技术技能人才是乡村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其间，劳动精神和工匠精神被反复提及，农村职业教育在这一阶段将自身的培养目标定位于德技并修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二）传授先进的生产技术，助力乡村技能体系形成
随着乡村产业向集约型产业逐渐靠拢，乡村技能成为支撑乡村建设的重要手段[15]。农村职业教育不断调整、丰富农民技能培训的种类与内容，使各种生产技术及时迭代更新，乡村技能体系逐步形成。
新中国成立之前，农民生活艰难困苦，为此，梁漱溟、晏阳初等平民教育思想家不断进行乡村改进实验，通过乡村教育使农民在农事方面掌握最基本的农业科学知识，改良农民手工业，发展副业等，培育和提高生产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农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为更大程度释放农业生产力，我国通过改变农业生产组织方式，发展农业职业教育培养农业初、中级技术人才，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提高产量。改革开放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充分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农业科学技术的应用也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同时，由于耕地面积相对减少，单位面积接受农业劳动力的数量也在减少，出现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为使这一批农业剩余劳动力有事可做，198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大力帮助农村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这为乡镇企业突破所有制限制提供了机遇。1992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快速发展的乡镇企业成为吸纳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国家也相应出台多项政策对农民实施“离农不离村”或“离农又离村”的培训。如2004年农业部等六部委联合启动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分三个阶段对3 500多万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职业技能培训[16]，充分发挥农村职业教育的技术赋能优势，实现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在此过程中，职业学校还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对农民进行司乘、工民建、育婴、病虫害防治等多项技能培训，使其能够顺利进入建筑、交通运输、家政、农业企业等领域，推动了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另外，职业学校也不断加强与乡村的联系，构建校—企—村联合体，依据当地特色产业集群不断调整专业结构，培养乡村建设所需技能人才；同时，还实施了“送技术下乡”行动，通过选派优秀教师进入乡村担任技术顾问，帮助农民解决生产技术难题，或者以电话、网络讲座等方式送科技下乡提高农民生产技术水平。
“新型职业农民”自2012年提出以来，国家又出台相关政策全面提升农民职业技能，如《“十三五”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关于推进乡村工匠培育工作的指导意见》等。这些文件对职业农民培育对象遴选、培育方式、培育内容、组织实施等提出了具体要求，为乡村工匠“双百双千”认定工作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为更好地落实文件要求，农村职业教育不断将“绿色”“可持续发展”等新理念植入乡村，相继开展了多种技能培训。如：为乡村旅游业发展开展的技能培训以及推广农产品的直播或网络应用技术培训；为传承传统手工技艺的乡村工匠的培养；还有为乡村妇女提供刺绣、纺织等具有本土特色的技能培训。不少地区还通过设置职业技术培训机构，为外来务工农民或返乡农民工提供专项职业技能培训。
总之，政府作为乡村技能体系形成的重要外部力量，通过出台相关政策或实施重大工程对农民技能训练提出要求和提供指导，如农业部提出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发展规划等，主要依托涉农职业院校或职业培训机构赋能潜在农民或在岗农民获得多项技能；农业企业作为直接受益者加大投入，组织农民技能培训；农民作为内源性技能形成的主体，在接受培训过程中通过生产实践将所学转化为内生能力。乡村技能体系的逐步形成使农民获得更多谋生的手段，进一步推动了美丽乡村建设。
（三）赋能农民增收致富的本领，助力乡村共同富裕
阿玛蒂亚·森的贫困理论认为，贫困是由人的可行能力缺失造成的，如受教育机会不足、无法获得工作或不能正常工作等都是导致贫困的原因。乡村建设运动在开展之初就充分认识到，救农民于水火、使乡村富力图强的关键在于依靠教育，通过教育推动农民思想解放、增加农民收入，才是让乡村摆脱贫困的重要举措。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乡村社会面貌和农民生活状态进行了科学判断，通过广泛开展农民教育运动，组织农民参加土地革命，使其拥有摆脱贫穷落后的土地和生产资料，习得生产技能进行农业生产，才有了生活保障。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国家通过实施农村教育综合化改革，“三教”统筹发展，开展了一系列以农民增收为核心的失地农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农业后备劳动力储备培养等工作，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掌握了一定的生产劳动技能，在城市获得了就业机会，收入得到了大幅增加。进入21世纪，由于城乡间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农民收入增长缓慢，非农产业成为其收入的主要来源。为改变农业比较收益低的现实，农村职业教育持续为农民提供受教育机会，不断致力于先进农业技术的传播，使长期从事农业的新型农民提升技术水平，解决其增收难题。
进入新时代，农村职业教育又在助力乡村脱贫攻坚的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全体村民实现物质富裕。中国的富裕从来不是单个人的富裕，也不是部分人的富裕，中国的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农村职业教育承担着助力乡村脱贫攻坚、巩固脱贫成果、抑制返贫、阻隔贫困代际传递等多项使命，通过提升农村劳动力群体的受教育水平、整体素质和就业能力促其增收，进而不断缩小城乡间收入差距，推动共同富裕。
各个时期的农村职业教育不但促进了农民物质生活富裕，还注重培育农民精神富足。对农民进行乡风文明教育，使其具有抵御不良文化侵袭的能力，能让乡村延续几千年的习俗、价值观得以重塑。有的农村职业院校还通过与村委会联合加强乡村文化建设的教育引导力度，开展送文化下乡活动，将优秀的乡土文化、非遗技艺融入年轻人的生活，营造出良好的乡村文明氛围，让他们逐步树立乡土文化自信。传承和弘扬乡村优秀的传统文化正成为每一位农民的价值追求，乡村精神面貌也因此得以全面提升。
三、农村职业教育助力乡村建设的未来走向
2020年底，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我国进入了以提升人们能力和增进发展机会为主要任务的相对贫困治理时期。依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的文件精神，未来一段时间内是脱贫攻坚向乡村振兴平稳过渡的关键时期。遵循农村职业教育助力乡村建设的内在逻辑，本研究认为需要解决易返贫致贫人口或相对贫困群体内生发展能力的问题，唤醒乡村建设主体的自信，加快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
（一）农村职业教育赋能农民主体性自觉，增强乡村建设的原动力
我国“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新时代要提高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农民科技文化素质，推动乡村人才振兴，这也是农村职业教育助力乡村建设的行动指南。但由于职业院校所处地域以及专业设置等存在城市化倾向，其培养的人才毕业后很少会选择回村进行农业生产，这种培养目标的“离农”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乡村人才的匮乏；再加上农业生产效益相对较低，城乡间经济收入差距较大，导致农村大多数人外出打工，农民对自身是乡村建设主体的认识不足。因此，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实施，培育亲农、爱农、回归农村的人才是农村职业教育助力乡村建设的逻辑起点，以此可以唤醒乡村建设中农民的主体性自觉，促使更多的农村青壮年回归乡村，增强乡村建设的内生动力。首先，加强农民乡村建设的主体性培育。农民是多种生产经营的主体、乡村建设的主体。20世纪70年代末，村民能够自觉发起生产和分配制度变革，在朴素的自觉中寻找生存机会，激发了农村的生产活力。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想让更多的农村青壮年回归乡村，职业院校需深入农村开展调研，了解农村需求的人才类型，加快农科专业的振兴与改造，培养学生或学员知农、爱农、服务农村的情感，提高其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其次，注重培育复合型新农人，提升农民参与乡村发展的能力。新时代乡村建设需要一专多能、“三产”融合的新型复合型人才，因此有必要重新定位农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重构课程体系，在课程内容上突出实践性与融合性，同时课程评价要突出对职业能力与生产能力的综合考评。再次，创新农村职业教育培养模式，体现农民的主体性。农民熟悉的生产、生活场景是农场、果园或田间，在他们熟悉的环境中进行情境性训练，使其学有所用，可以产生直接的教育价值。最后，共享城乡教育资源，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这需要构建农村人才培养新路径，探索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发展新机制，提高乡村实用人才的质量，形成以工补农、以城带乡、工农共促、城乡互补的人才互通体系。
（二）重构主体间关系，深化产、教协同服务乡村建设新路向
基于多元协同、共生理论，农村职业教育作为一种跨界教育，应重构其与农业企业、村委会等的多主体间关系。首先，以实现美丽乡村建设为共同目标，实施农村职业教育的院校与企业、村委会或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多主体间形成共生关系。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通过顶层设计，整合优势资源，综合运用立法、政策、减免税收、提高社会声誉等方法鼓励农业企业承担农村职业教育办学主体责任；职业院校通过智力优势切实解决农业企业技术升级改造难题，建立多主体间有效协商机制，让参与方彼此互惠互利，并作出符合多方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其次，打破校、企、村主体间的原子化状态，建立合作共同体。所谓原子化是指不同组织间关系离散，彼此独立，有名但无实体化运作，这正是目前农村职业教育产教间关系的写照。因此，更好地推进产教深度融合需突破组织边界，建立农业龙头企业主导下农村职业教育深度参与的合作共同体。由于农业龙头企业代表并引领着现代农业发展趋势，校、企间通过共同构建人才培养目标体系，创造真实的合作办学运行机制，能不断培养出符合农村经济、文化及农村治理体系建设需求的人才，拓展农村职业教育助力乡村建设的全面性。
（三）承担地方文化特色技能传承重任，助力乡村文化场域建设
乡村建设要以弘扬乡村文化为目标，以职业教育为载体传播乡土文化，提高全体村民的文化素养，形成乡村文化场域，创造出新的文化价值，树立乡村文化自信。一是在潜移默化中培养村民文化意识。农村职业教育不仅要提高农民职业技能，更要有效地提高农民的文化意识，使“乡风文明”在新农村建设中蔚然成风。职业院校要将乡村文化融入人才培养过程中，对村民进行传统文化、环境保护等意识熏陶，帮助他们提高传统文化修养。二是充分利用职业院校自身资源弘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本研究通过对百年来农村职业教育助力乡村建设的历史回顾发现，乡民的文化素养得到了极大提高，越来越多的村民主动参加文化学习。因此，职业院校应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广泛开展文化传播，搭建乡村文化交流平台，提升农民文化素质。三是开展多种多样的乡村文化活动。职业院校应注重文化活动的思想性、可传播性，充分将农民的兴趣爱好、当地特色与活动相结合，促进乡村文化建设。总之，乡村文化建设是一项长久任务，农村职业教育要勇于担当历史重任，充分挖掘乡村文化特色，为乡村文化建设贡献自身力量。
（四）回归乡村绿色发展，加快乡村现代化进程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核心要义，促进乡村经济发展不能完全照搬城市建设思路，要充分考虑乡村环境、乡村生态圈的建设。农村职业教育要承担面向“三农”、服务“三农”的重要使命，构建绿色农村职业教育体系，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发展绿色生态农业，建设美丽宜居乡村。首先，坚持绿色办学理念。农村职业教育应将绿色生产生活理念传递给学生，使之在服务乡村社会时能够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促进乡村可持续发展。其次，培养“绿色农业人才”。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不少农村农业都在经历“绿色革命”。基于现实的需求，农村职业教育必须培养大量“绿色农业人才”，要在课程内容中加入绿色生态农业相关知识，定期安排学生到绿色产业园、绿色农业园进行生产实践。除此之外，农村职业教育要培养、培训一批绿色师资，提升其绿色技能教学能力，从而培养出真正的“绿色农业人才”。最后，面向农民开展绿色技能培训。美丽乡村建设的主题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构建绿色产业生态链就是建立在这一理念的基础之上。随着乡村旅游、会展等第三产业的大力发展和绿色产业发展园区的相继创建，第三产业与第一产业相互融通的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正在形成。因此，农村职业教育助力乡村建设要实现农民技术的升级换代，对农民开展绿色技能培训，推动农村地区形成绿色的生产方式，实现美丽、可持续的乡村建设。
引用格式：
宁永红,张玮芝,郝理想.百年农村职业教育助力乡村建设的内在逻辑与发展走向[J].职教通讯,2024(10):2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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