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交通灯执政联盟（德语：Ampelkoalition）”的瓦解，德国现政府已经丧失了在联邦议院（德语：Bundestag）中的实际多数。在此背景下，联邦总理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充其量只是看守内阁的总理了。依照德国现行宪法——《基本法（德语：Grundgesetz）》，朝野协商的程序是，联邦总理朔尔茨会在2024年12月16日要求国会进行信任案的表决。结果是可预期的，然后失去多数议员支持的联邦总理会向联邦总统提请解散议会。照准之后要在60天内举行大选。朝野一致倾向的大选日期是2025年2月23日——德国人总是选择在一个星期天举行选举，这比朔尔茨原先如意算盘中的日期提前了差不多一个月。
德国联邦议院的议事大厅俯瞰
虽然是各方力量各怀“韬略”，但经过协调后达成的君子协定，这一过程的的步骤和终点似乎早已预知，但也得各司其职地奉奏如仪，这倒并不是为了满足议会制的“仪式感”，而是要充分保障所谓的“程序正义”。在宪政体制下推行依法治国，赖以为基础和根本的宪法并不仅仅是作出具体规约的实体法，还是设定步骤、安排先后的程序法，为的就是限制后世那些自作聪明、“玩”法丧志的政客们，尽量确保实质性规约背后的法律精神和立法意旨不至于在各种潜在的擦边、绕圈和跳跃中走了样。
目前德国联邦议院中的各党议席分布
随着提前大选跃上议事日程，各党派都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大选远不仅仅是候选人、党派纲领间的一争高下，更是出于各自谋划的策术竞技。在轻重缓急的设定、推进中，其根本性的指导原则毫无例外的是不同程度的“田忌赛马”，力求“今以君之下驷与彼上驷，取君上驷与彼中驷，取君中驷与彼下驷。”与此相关的人力、物力调配加上时间、空间因素的掌控，使得大选也成为了一个后勤与物流的严峻考验。一重又一重的考验之后，所要围绕的始终是博得选民的好感，让选民通过选票不受阻碍、不惧后果地自由展露出对于特定政党的支持。
德国选举制度的图解
而选举制度的要义就在于：（一）让选民在投票时可以尽可能简便地就明确宣示其政治意愿；（二）让通过选票得以充分表达的民意在议席分配和议会组成中得到最为接近真实政治生态的体现。
欧洲是政党轮替式代议制政体的发源地，除了法国起源于戴高乐（de Gaulle）将军的半总统、半议会制，西欧国家基本上都是采用议会制。而议会选举的基本模式不外乎“比例代表制（英语：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和“多数代表制（英语：majoritarian representation”），惟是各国各有侧重的各加改变。
法国的宪政体制图解
比例代表制容易理解，就是按照各党派在选举中所获选票的多少，按比例折算而分配议席。这一制式看起来更像是一个算术问题：只要是得票达到一定的阈值，任何政党都能踏入议会的门槛。由此引出其缺点在于，议会中可能同时会有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政党，这就对于构成和维护赖以执政的多数带来困难。实践也证明，比例代表制越是纯粹，党争风潮的风雨飘摇越是前景不可测。
理想状态下的比例代表制
而在多数代表制下，全国被均分为人口大致相近的若干选区，选民的投票只是指向选区内的议员候选人。赢得该选区者即当选为议员，进而由拥有半数以上议席的政治势力组阁。而多数制的原则是「胜者全取（英语：The winner takes all.）」，获得选区内多数票——不一定是绝对多数——者即可当选。依照“杜瓦杰定律（Durverger's Law）”，多数代表制有利于自然形成两党制，有利于政局的清楚与稳定。以英国为例，从Whig和Tory到自由党（英语：The Liberal Party）和保守党（英语：Conservative Party），再到如今保守党和工党（英语：Labour Party），基本上总是两党之间非此即彼的局面。虽然并不能封杀小党，但小党总是在相对次要的地位作漫长的挣扎。多数代表制的最明显缺点是，众多游离于最主要两党之外的选票并没有在选举结果中得到反映，而事实上的二选一并非在任何的时间段都能切合民意的选项。
英国2024年选举结果，图解中显示出英国的选区划分
在德国，1918年帝制被废之后的共和国是以在魏玛（Weimar）制定的宪法作为蓝本。“魏玛共和国（德语：Weimarer Republik）”实行的就是比例代表制基础之上的议会制，“完美”地暴露了所有的先天缺陷。尤为致命的是，在议会一天天叽叽喳喳吵架、内阁一个个轰轰烈烈倒台之后，经由保罗·冯·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总统的专权，为小胡子在1933年1月30日合法（！）夺取政权而铺平了道路。这一历史纪录注定了，在1949年之后决心曲突徙薪的联邦德国不可能继续沿袭魏玛共和国时代的选举方式。但德国也没有如同英国两党制的历史和人文土壤，纯粹的多数代表制也会遭遇反弹。于是，在1949年立国之前制订《基本法》的先贤们采取了各取其半的中和之道。
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柏林国会大厦，外形上与今天最大的区别在于穹顶
以联邦德国为典范的选举制度兼顾比例代表制和多数代表制，被称为“联立制（mixed-member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又称“补偿制（Top-Up system；compensatory system）”。其机制是把总议席的一半设为直选，在全国划分相应数目的选区。选民在投票时要投出两票，实际上是在选票上勾画两次——以德国人的习惯，做选择是在相关选项上打“X”。“第一票”是投给所属意的本选区议员候选人，“第二票”其实更关键，是投给所支持的政党。这种选举制度是单一选区两票制的一种，效果上更接近于比例代表制。是以第二张圈选政党的票，结合选区的议席，在剩余的50%议席中进行分配，从而决定每个政党最终总席次。
德国联邦议院大选的选票：通栏黑体字提示是“您有两票（Sie haben 2 Stimmen.）”；左边黑色部分是“第一票”，决定选区议席的归属；右边蓝色部分是“第二票”，决定每个政党最终总席次
联邦德国《基本法》所确立的宪政框架中包含了几项发明，除了“建设性不信任案（德语：Konstruktives Misstrauensvotum，见前文：《这也是德国人的发明》）”，另有四两拨千斤之功效的就是，首创了“5%政党票门槛”。意即：如果一个政党想要参与联邦议院中除去直选议席之外另一半议席的按比例分配，它在大选中得票必须超过5%的标志线。例如2013年德国联邦议院选举，自民党（德语：Freie Demokratische Partei；缩写：FDP）和选择党（德语：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缩写：AfD）分别取得4.8%及4.7%的政党票，但因未能跨越5%政党票门槛，竟没能进入国会，自民党更是因此失去在前一届联邦议院的全部93个议席。
德国漫画：自民党（FDP）与和选择党（AfD）各自向着“5%门槛”行进
“5%门槛”的核心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议会中的党派林立，为此目的不惜令可能为数多达上百万的选票铩羽而归。在联邦德国的历史上不断有人向位阶最高的联邦宪法法院（德语：Bundesverfassungsgericht）提告，指认“5%门槛”的规定违宪，谓之对于不同党派所给予的机会并非均等。而联邦宪法法院与政界、法学界的绝对主流都认为，为了确保政局稳定、维护议会制的平稳运行，完全值得付出这一代价。正因为有此门槛，“5%”的一线之隔常常是小党心目中的达摩克里斯之剑。继续以德国小党中最为老资格、执政时间甚至超过一家大党的德国自民党（FDP）为例，它的历次重大异动和阵营横跳，其动机背后的真正原动力都来自于“5%门槛”带来的生存忧患（见前文：《“政治离婚”的伎俩与较量》）。
德国政坛上主要党派的标志
在“5%门槛”之外，结合通过选区而直选的议席，有一项重要的例外规定。如果一个党派的选区候选人在至少三个选区中取得“第一票（选区票）”的多数，并由此赢得至少三个直选议席，那么即便该党在全国范围内的“第二票（政党票）”低于“5%”，仍然可以按照得票比例分配议席。近年来，只有脱胎于原先东德的左翼党（德语：Die Linke）曾经借助于其候选人在东德特定选区的感召力，受益于此项规定。
德国2021年大选中在各选区中的得票最多的政党：左图是依照“第一票（选区票）”；右图是按照“第二票（政党票）”
以德意志民族历代以来积习而成的性格特征，他们矢志精益求精，一方面主观上刻意追求尽善尽美，另一方面在实际中也时常落得个过犹不及。以选举制度来剖析，德国式的“联立制”结合了各选区内“多数代表制”和落实在总体议席划分的“比例代表制”。联立制的优点在于，由于是以各政党得票数为各自最终席次之计算依据，不会像在“多数代表制”之下，可能发生政党席次和政党得票数比例差距明显的结果。但德国式的“联立制”却会造成大多数德国人都搞不懂的一项后果：“超额席次（德语：Überhangmandat）”。德语中Überhang的原意是指山势地貌或建筑物上悬空而突出、如同挂着的那部分。宛如足球比赛中的“越位”，列位专家都能“之乎者也”上一番，却鲜有人可以用简略、明白的语言做出精确的描述，对于“超额席次（德语：Überhangmandat）”，连很多专业学法律的人士都语焉不详，更何况芸芸众生。
德语中Überhang的原意是指建筑物上悬空而突出、如同挂着的那部分
对于“超额席次/Überhangmandat”，我有个私拟的译法：余缀议席。除了整体取义之外，以“余”来对应über，以“缀”来比拟Hang，更兼以此意、此音的扩展来引申、暗指多余累赘，余日不多、摇摇欲坠的言外之意。
“联立制”系统选举中，在分配比例代表席次前，必须先扣除同党在各选区所赢取的席次。若是某政党所获的选区直选席次愈多，愈不利于政党不分区名单候选人。最极端的情形则会造成比例代表候选人通通落选，容易造成政党内部关系紧张。
联邦德国从1949年到2021年历次大选中产生的“超额席次”及其补偿席次
由于德国各党“不分区议员候选人名单”都是以州一级行政单位来核算，如果该党在一州之内一举凭借“第一票（选区票）”拿下的选区直选席位甚而是超过了按照“第二票（政党票）”所应得的席次，这一部分的差额就犹如凌空而立的突出部分了。而这样的情形又总是非此即彼地发生在最大的两党之间，毕竟小党对于选区争夺的动员力和人力、物力都有限。随着近年来德国政治生态的变化，分属左、右翼的最大两党的得票率逐年下降，而其各自在传统选区中的优势仍然得以维持，便在选举结果中显示出愈来愈多的“超额席次”。其数目之多，已经到了必须对其他小党作相对应补偿的地步，以便不至于扭曲基于党派比例的选举结果。其直接后果就是议会总席次的增加，从1949年第一届联邦议院的410席，到了2021年第二十届联邦议院膨胀为736（！）席。即便是考虑到两德统一所带来的必要扩容，德式“联立制”之下令人费解的“超额席次”，其催“肥”功效也是让人触目惊心的。
德国漫画中不断“膨胀”的联邦议院
德国总理朔尔茨已经明确失去了议院的信任，提前大选是板上钉钉了。在选举过程中，德国人自己搞不懂的选举制度——尤其是“超额席次/Überhangmandat”——又要粉墨登场。而更让人搞不懂的是，连年以来“超额席次”的补偿规则让联邦议院势不可挡地在日渐增生而臃肿，各党都是知其公义利害，却都囿于各自的私算，相应的裁撤总是无疾而终。有道是：“智诚知之，而决无能行者，百祸之端也。”难道今日之德国、今日之德国人，又要在不知不觉间走上拾阶而下的似曾相识之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