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洲新媒矩阵 马震洲（德国）
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与其说是注重其间的亲情，毋宁说是仰赖那种经得起危难考验的绝对信任。而这样“子弟”为袍泽的情谊并非就适合从政，因为在古今中外的宫廷官衙，哪怕是有诸多的千差万别，但对于“朋党”的忌讳是跨域时空和种族、文化的——换做是手足、同门，那更是与生俱来、洗刷不掉的嫌疑了。如今的西方政制另有一套游戏规则，出人头地者都要各自登攀一级又一级的制度性“台阶”，更是让政坛上出现血亲关系的概率下降到几乎让人少见多怪的地步。
中国古代史上父子、兄弟同在一朝为官的千古佳话：苏门三学士
在战后的德国，兄弟携手驰骋政坛的事例简直凤毛麟角。其中有名而登上高位的有“一门三公”的德·梅奇埃（de Maizière）家族（见前文：《论“凡尔赛”，还得数德国》），两代三人的父子、叔侄和堂兄弟之间，涌现了西德国防军总监察长（德语：Generalinspekteur，其实就是总参谋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的最后一任总理以及统一后德国的内政部长、国防部长；而朔伊布勒（Schäuble）兄弟（见前文：《“笑也不乐”从政纪》），哥哥是联邦内政部长、财政部长，后来还做到了在宪政序列中排第二的国会议长，弟弟则是州一级层面的内政部长。除了身为军人而保持政治中立的老德·梅奇埃，这几位兄弟辈都是同属一党。相比之下，本文主人公“鸟”兄弟要特别得多。
朔伊布勒与德·梅奇埃两家的同台合作，1990年8月31日，东、西德政府签署《统一合约（德语：Einigungsvertrag）》，前排左起：西德联邦内政部长沃尔夫冈·朔伊布勒、东德总理洛塔·德·梅奇埃、东德政府代表君特·克劳泽
之所以称之为“鸟”兄弟，并非大不敬，而是因为这对亲兄弟的姓氏“福格尔/Vogel”在德语中恰巧就是“鸟”的意思。兄长汉斯―约亨·福格尔（Hans-Jochen Vogel，1926年2月3日―2020年7月26日）和弟弟贝恩哈德·福格尔（Bernhard Vogel，1932年12月19日出生，仍健在）。兄弟俩并非出生在名门望族，但从他们祖父、父亲开始，通过勤劳和智慧成为了有体面职业、小康家业的标准中产阶级，而且祖与父都获得了可观的教育，并对下一代的培养至为用心——这是那几代德国人社会跃迁的典型故事，即便推及其他的社会与文化圈，背后的核心内涵应该都是差不多的：家教所传递的价值观加上个人努力的结果，而且总是少不了良好的教育。
已经高龄的“鸟”兄弟：汉斯―约亨·福格尔（左）、贝恩哈德·福格尔（右）
福格尔兄弟后来都读到了博士，这在古今中外任何的家庭都是光耀门楣的。以兄长汉斯―约亨·福格尔的年庚，恰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末期成年，他们这一代是德国人中付出血的代价最为沉重的。1943年时，从小就是学霸的汉斯―约亨·福格尔先于同龄人，已经开始在慕尼黑大学（德语全名：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ät München，缩写：LMU）学法律。迫于党卫军（德语：Schutzstaffel，简称：SS）的招募压力，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报名参加了国防军（德语：Wehrmacht）——战后，党卫军是被纽伦堡确认为犯罪组织的，而作为正规军的国防军并不是，这是有本质区别的。汉斯―约亨·福格尔被投入意大利战场，以仅仅高于两级列兵的军士衔（德语：Unteroffizier）而“苟存于乱世”。
幼时的福格尔兄弟，从年龄上推算应该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
战后，汉斯―约亨·福格尔重拾在慕尼黑大学的法律学业，并获得了法学博士的头衔。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通过第二国家司法考试（德语：zweites juristisches Staatsexamen）时，他的成绩是当年全巴伐利亚的第一名（！），成绩等第是“优（德语：Sehr Gut，本意是“非常好”）”。记得在我进入德国大学开始学法律时，在欢迎第一学期新生的典礼上，系主任的“杀威棒”之一就是，让大家在来了法律系之后，就别再惦记“优”和“良（德语：Gut，本意是“好”）”一类的好成绩。那位教授举的例子就是，当年他考第二国家司法考试的时候，全巴伐利亚州上上下下就只有一个人考到“优等”，就是汉斯―约亨·福格尔。待到教授报出这个大名，大礼堂里真是“听取‘哇！’声一片”，至今记忆犹新。
1851年，在图宾根（Tübingen）举行的司法国家考试中最后口试的场面，考官和考生都身着礼服
“出类拔萃”这个词一直是伴随着汉斯―约亨·福格尔的求学和从政生涯，更兼他气宇轩昂、一表人才，一直是被认作是有着远大前程。他在学生时代就加入了左翼的社会民主党（德语：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简称：社民党/SPD），只是当时的他恐怕也预料不到，有朝一日自己会成为这一传统大党的党主席，并被推选为总理候选人（德语：Kanzlerkandidat）。在1960年，仅仅34岁的汉斯―约亨·福格尔就当选为慕尼黑（英语：Munich；德语：München）的市长，并连选连任一直到1972年——有意思的是，在德国政治版图上相对而言最保守的巴伐利亚州，几十年来，虽然是由属于传统右翼的基督教社会联盟（德语：Christlich―Soziale Union，简称：基社盟/CSU）一贯把持着州政府，偏偏在巴伐利亚的首府慕尼黑，基社盟/CSU州长眼皮底下的市长几乎总是——战后近80以来，只有9年间断——出自社民党/SPD。
1964年，慕尼黑市长汉斯―约亨·福格尔（右，佩戴市长的专属项链）接待来访的瑞典首相埃兰德（Erlander）
汉斯―约亨·福格尔在慕尼黑市长任内，最大的政绩就是成功举办了1972年的奥运会。继1936年为小胡子提供舞台的在柏林那一届，时隔36年之后，再一次在德意志的土地上举办奥运会，是给一个发誓洗心革面的民族以某种程度上“恢复名誉”的机会。作为东道主，汉斯―约亨·福格尔的操劳和组织才能有目共睹。虽然在那一年的奥运会上出了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绑架以色列运动员，而德国警方应对失当的惨案，但完全不是慕尼黑市政当局所能左右的。慕尼黑奥运会之后，更大、更高的平台在召唤，汉斯―约亨·福格尔先是短暂担任联邦建设部长，不久即转任联邦司法部长。
在七十年代担任联邦司法部长的汉斯―约亨·福格尔
德国的司法体系之下，不同于更具独立性的法院，检察院体系是属于司法部统辖的。从职能上的考量来看，司法部对于执掌警察和情报系统的内政部有着平衡、对冲的封驳之权。所以，在如此重要的核心部门，才届中年的汉斯―约亨·福格尔已经是一国的大员。在七十年代末叶的德国“红军派（德语：Rote Armee Fraktion，缩写：RAF）”的恐怖浪潮中（见前文：《“德意志之秋”与它的最后一叶》），汉斯―约亨·福格尔的深思熟虑和他深湛、广博，简直如同数据库一般的法律学识折服了危机处理领导班子中的各党派政客，他也由此成为当时的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的最重要顾问之一。
左起：西德前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西德前总理和社民党前主席维利·勃兰特、也担任过社民党主席的汉斯―约亨·福格尔
1981年初，汉斯―约亨·福格尔临危受命，出任西柏林市长。当时的西柏林还处于两德分裂，一墙（柏林墙）环绕的特殊状态下，但西柏林这一片“飞地”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宪政架构之内享有联邦州的地位。虽然当年的慕尼黑无论从经济实力、社会发展和生活品质的各方面都明显领先于西柏林，对于担任市长并不陌生的汉斯―约亨·福格尔此番履新，却有着完全不同的挑战。西柏林在当时是“前线城市”，处境微妙，它的行政首长完全不同于其他大城市的父母官。想要在冷战随时转为热战的最可能引爆点西柏林当市长，想要做到“乱云飞渡仍从容”，实在是非常人之所能。在这个位置上经受住考验的都堪大任，汉斯―约亨·福格尔的过往前任中有西德历程中彪炳时代的联邦总理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见前文：《总理跪下去，国家站起来》）；汉斯―约亨·福格尔的继任理查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äcker，见前文：《一家三代与德国百年》）后来是一位备受尊敬的联邦总统。
处于分裂状态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BRD）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DDR）以及东、西柏林
联邦德国专门设有联邦参议院（德语：Bundesrat），作为旨在立法程序中维护各联邦州利益的国会上议院，西德（和如今德国）参议院的成员并不是——像美国那样——通过选举产生的参议员，而是由各联邦州政府的代表组成。身为西柏林市长的汉斯―约亨·福格尔出席联邦参议员会议时，便与他的亲弟弟、担任莱茵兰―普法尔茨（Rheinland―Pfalz）州长的贝恩哈德·福格尔同在一堂议事了。倘若是论作为“封疆大吏”的资历的话，贝恩哈德·福格尔早在1976年就已经是州长（德语：Ministerpräsident）了。一对亲兄弟同为两个联邦州的政府首脑，这在联邦德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放眼在废除世袭制之后的现代社会，这样的巧合在全世界都很少——在当代中国，以我所能想得到的，只有在十年动乱前后曾两度出任江苏省长的惠浴宇和担任过内蒙古自治区书记的周惠（原名惠珏）兄弟俩。在80年代初，他们担任省级主官的任期有重合。
西柏林市长汉斯―约亨·福格尔（左）与他身为莱茵兰―普法尔茨州长的弟弟贝恩哈德·福格尔
耐人寻味的是，从政党属性来看，“福格尔/Vogel（鸟）”兄弟分属完全针锋相对的左右翼两大党。弟弟贝恩哈德·福格尔先后在慕尼黑大学和德国最古老的海德堡大学（德语全名：Ruprecht-Karls-Universität Heidelberg），学的是政治、历史、社会学和国民经济。他在攻读博士期间参加了当时的执政党基督教民主联盟（德语：Christlich Demokratische Union，简称：基民盟/CDU），走上了与乃兄完全不同的政治方向。贝恩哈德·福格尔的发展同样是高歌猛进，他在1967年以将将35岁的年纪就当上了莱茵兰―普法尔茨州的文教部长（德语：Kultusminister）。其背后，很大程度上是当时同样还四十不到的新锐领袖人物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的身影。
身为弟弟、同样踌躇满志的贝恩哈德·福格尔初入政坛时
科尔发迹的权力基础就在莱茵兰―普法尔茨，他在1969年到1976年间担任过州长——科尔在39岁就当上州长的年龄记录直到1982年才被打破，而契机也是因为他在那一年出任联邦总理，延请一位同党的州长改任联邦财政部长，从而亲手给更年轻的后辈创造了机会。已是基民盟主席的科尔志在总理大位，便在1976年大选后辞去州长职务，前往当时西德首都波恩担当议会中的反对党领袖，接班的就是贝恩哈德·福格尔。科尔能把自己的大本营和实权地位放心地交到贝恩哈德·福格尔手里，两者之间的特殊信任关系就不言而喻了。如果是联想到贝恩哈德·福格尔的亲哥哥汉斯―约亨·福格尔身处对立阵营，当时已经是联邦政府的重要部长，同时也是执政的社民党中“未来之星”，科尔的用人不疑和不拘一格实在让人叹服！
1976年科尔（前排左坐者）辞去莱茵兰―普法尔茨州长，身边是他的继任贝恩哈德·福格尔
贝恩哈德·福格尔担任莱茵兰―普法尔茨州长的时间比科尔都长，从1976年直到1988年。其间，科尔终于在1982年成功登顶。对于贝恩哈德·福格尔而言，最为绝妙的组合在于，在1983年初的大选时，对自己有知遇和提举之恩的科尔寻求连任，而重新在野的社民党推举的总理候选人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亲哥哥汉斯―约亨·福格尔。行文至此，让人佩服的恐怕不只是“福格尔/Vogel（鸟）”兄弟两人的各自长才，更是要为“福格尔/Vogel（鸟）”一家的“布局”而叹为观止。虽然是两兄弟各自政治理念所致，但实际结果对于“福格尔/Vogel（鸟）”家族而言确实是，不管横竖，但论“左”、“右”，他们家怎么都是赢！
在1983年大选期间，科尔（左）与汉斯―约亨·福格尔（右）的电视辩论
在1988年，弟贝恩哈德·福格尔因为属下的内讧而辞去州长职位。在之前一年，汉斯―约亨·福格尔继勃兰特之后担任社民党主席，但在如同险关要隘般的科尔面前，社民党的漫长在野历程一直持续到1998年。于是乎，汉斯―约亨·福格尔在离开西柏林市长的岗位之后，就再也没机会出任过政府职务。反倒是弟弟贝恩哈德·福格尔在蛰伏四年之后的1992年，被科尔派往东德救急，担任统一后重新恢复的图林根（Thüringen）州长。虽然来自西德，贝恩哈德·福格尔却在当地深孚众望、广为爱戴，一直到年过七旬于2003年退休。贝恩哈德·福格尔也是联邦德国有史以来曾在两个不同的联邦州都当过州长的唯一一人，这个历史注脚绝对绕不过他。
统一后，联邦总理科尔（左一）视察图林根州，贝恩哈德·福格尔州长（左二）陪同，他退休后的继任迪特·阿尔特豪斯（Dieter Althaus，左三）当时也在场
在中世纪宗教战争时代的欧洲人们，虽然信仰同一个上帝，却仅仅因为不同教派的分界而大打出手，当时有句德国谚语：“Willst Du nicht mein Bruder sein，schlage ich Dir den Schädel ein./不为兄弟，便为死敌（后半句的本意是：便打破你的天灵盖）。”那个时代的人们怎么能够想象，同父同母的亲兄弟，却是各自在形同针尖麦芒的两大党内分别攀上高峰。虽然一直处于政治上微妙的对立和竞争关系，却丝毫不影响哥俩之间的情深意浓。退休后的“福格尔/Vogel（鸟）”兄弟还专门共同著书，通过各自经历，求同存异地从“左”和“右”的不同视角来阐发对于德国回顾与展望。书名特别有意思，就叫《鸟瞰德国（Deutschland aus der Vogelperspektive）》，“鸟瞰”的“鸟”不就是这家兄弟的“福格尔/Vogel（鸟）”嘛！
《鸟瞰德国（Deutschland aus der Vogelperspektive）》的封面
林子大了，固然是什么样的鸟都有，但以德国之大，“福格尔/Vogel（鸟）”兄弟这样一飞冲天、比翼翱翔的“鸟”却是别无旁比的。跟随“福格尔/Vogel（鸟）”兄弟来“鸟瞰”，他们的公职生涯恰好贯穿了西德在战后重新但不再重蹈覆辙地崛起，也完美展现了统一之后德国东西部的融合进程。在政见与理念的纷争之外，“福格尔/Vogel（鸟）”兄弟都是今人眼中的“古之君子”。在他们身上投射了德国和德国人在犯下滔天罪行以后能够再度赢得世人尊敬的那些优秀品质：严谨、自律、努力、中道……那一代人已经凋零，兄长汉斯―约亨·福格尔在2020年去世，弟弟贝恩哈德·福格尔也已垂垂老矣，世间再无“福格尔/Vogel（鸟）”。
而现在与人类相栖为伴的“鸟”，却似乎成了“黑天鹅”一类。真是什么样的人，玩什么样的鸟！甚么样时代，也就只配甚么样品性的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