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洲新媒矩阵 马震洲（德国）
“德意志之秋（德语：Deutscher Herbst）”，这并不是德国所盛产的诗人们笔下的诗意，而是指1977年9月到10月间的那个秋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当时还是“西德”）自1949年建国以来所处的那个危机深重之秋。直到之后的两德归于一统，以及统一至今已逾三十多年，1977年的“德意志之秋”虽然谈不上“危急存亡之秋”，但依然是被史家和公众舆论共同评价为联邦德国所经受过的最严重安全挑战。
左一：当时的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在“德意志之秋”形势最紧张时，在波恩总理府内的保镖甚至是手持西德制式的Heckler & Koch冲锋枪，枕戈待旦
从六十年代起，随着越战和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1968”学生运动，在西德的极左翼政治势力中暗流涌动，其中的最激进分子不惜以武力推翻国家秩序，组成了地下运作的恐怖组织“红军派（德语：Rote Armee Fraktion；简称：RAF）”——说起这一组织的德文简称“RAF”，差点让我在刚来德国时还闹了个笑话。记得才踏上德国土地第二天，在街上就看到了用巨大血红字母写的“打倒RAF（德语原文：Nieder mit RAF）！”标语。当年还没来得及深入德语语境的我只知道“RAF”是英国“王家空军（Royal Air Force）”的简称，内心不由得惊悸道：“这帮德国人，才统一了几天，又胆肥了啊！居然指名道姓地要打倒曾经的盟军和占领军呢！”
德国恐怖组织“红军派”的标志，图案中央的正是德国产的Heckler & Koch冲锋枪
从六十年代末起，贯穿了整个七、八十年代，这样出于极左和偏执思维的恐怖组织并不局限于西德，在许多西方国家同时出现了各种版本和效仿者。同样出名的还有意大利的“红色旅（意大利语：Brigate Rosse；英语：Red Brigades）”——除了多起耸动视听的炸弹袭击，“红色旅”绑架并杀害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Aldo Moro，1916年9月23日―1978年5月9日）是震惊世界、并改变了意大利政局走向的划时代事件。连在西方世界里属于旁支、异类的日本，他们也有“日本赤軍（日文汉字的读音：Nihon Sekigun；英语：Japanese Red Army；简称：JRA）”。1972年5月30日，“日本赤軍”的三名成员（其中两名还只是大学生）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国际机场乱枪扫射并投掷手雷，造成至少100人死伤，其中24人死亡。
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莫罗被“红色旅”绑架后，被迫手持当时的日报“亮相”
单单从起名来看，这些激进、极端的恐怖分子不约而同地对赤与红的血色表现出了令人恐惧的痴迷。他们并不是如其所自诩那样的“革命者”、“社会变革者”，其所持的意识形态早已是完全彻底地走火入魔。他们自命的那些乌托邦式“理想”根本谈不上高尚、远大，更是由于逾越了“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的政治伦理红线，从而踏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成为“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的全球公敌——在这一点上，比起源自极左派的恐怖主义，以宗教原教旨主义为核心的恐怖分子是从根本不同的角落和方向冒出来的，他们所遭受的“待遇”几乎相同。
有关“日本赤軍”创建者重信房子（Shigenobu Fusako）的书籍封面
而在所有这些横贯七、八十年代的左翼极端分子的恐怖行径中，没有哪一国、哪一股的恐怖组织，像德国的“红军派”在“德意志之秋”那样，在前后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发动了多批次、高强度、深度协调，并有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直接介入的连续攻击。而当时以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为首的西德政府，朝野联合一致，坚定地直面这一挑战，应对得宜、举措有力，被时人——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仍旧被——认为几乎是无懈可击。在成功处置了“德意志之秋”之后，赫尔穆特·施密特的个人声望达到了顶峰，连有时并不善待他的德国著名周刊《明镜（Der Spiegel）》也在以赫尔穆特·施密特为封面人物时，冠以“受景仰的德国人（德语：Der bewunderte Deutsche）”字样。
1977年10月24日当年第44期的《明镜》周刊封面：西德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受景仰的德国人”
在“德意志之秋”爆发之前的几年，德国警察早已把“红军派”的第一代核心人物一一捉拿归案，功不可没的是霍斯特·赫罗尔德（Horst Herold）所领导的联邦刑事警察局（德语：Bundeskriminalamt，简称：BKA）及其率先成功应用的所谓“栅格式追捕（德语：Rasterfahndung）”。在联邦体制之下，警察权原则上属于各个联邦州，其最高政务长官是各州的内政部长。而在联邦层面则设有联邦自己的警察体系，其中的联邦刑事警察局几乎就是对应美国的联邦调查局（英语：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缩写：FBI）。赫罗尔德的BKA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尽可能地尝试大数据分析，从中推导出“红军派”恐怖分子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进而重点清查现金支付的短租房以及空置房，连带查水表、查煤气、查供暖，使得处于“地下”的“红军派”主要骨干现形无遁。
在威斯巴登（Wiesbaden）的联邦刑事警察局总部大楼
为了审判并关押被缉捕到案的“红军派”首要分子，并保证足够的机密与安全，西德当局特地在西南部大城市斯图加特（Stuttgart）近郊的斯塔姆海姆（Stammheim）修建了一座安保等级最高的特别监狱。虽然“红军派”的几位第一代“首领”在那里被判处多重终身监禁，并被单独关押，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居然还能在监狱之内互通声气，并与外界保持联络、进行操控。甚至有“红军派”恐怖分子的辩护律师为他们通风报信、传递信息的。而更多的一些渠道则随着后来的身死人殁而隐入了历史长河，至今仍是悬案。
关押“红军派”恐怖分子的斯塔姆海姆监狱
然而，“红军派”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勒拿九头蛇（希腊语：Λερναῖα Ὕδρα，英语：Lernaean Hydra）”，被斩掉一个头之后会马上新生出另一个。后继的“红军派”恐怖分子在坚持原有纲领之外，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不断施加任何只要是可以想象的压力，迫使西德政府释放在押的几位“红军派”代表人物。从1977年开春起，“红军派”在西德就连续实施了几起严重的恐袭事件，矛头直指国家与社会的精英人物。1977年4月7日，联邦总检察长（Generalbundesanwalt）齐格弗里德·布巴克（Siegfried Buback）连同司机和保镖被当街枪杀；1977年8月25日，“红军派”武装分子袭击了在卡尔斯鲁厄（Karlsruhe）的联邦检察院（Bundesanwaltschaft）大楼。
在卡尔斯鲁厄的德国联邦检察院大楼
其间在1977年7月30日，当时德国第二大银行德累斯顿银行（Dresdner Bank）的董事长尤尔根·庞托（Jürgen Ponto）在家被暗杀。他的悲剧在于，杀手之一是自己至交的女儿，所以是毫无预警地开门揖凶。这也警示着，“红军派”的思潮早已渗透到当时西德最富足的社会阶层。其实“红军派”原先并没有打算立即杀害尤尔根·庞托，他们是想要绑架了他作为人质，再来要挟政府释放在特别监狱中的几位“首领”。奈何尤尔根·庞托的奋力反抗，打破了“红军派”的如意算盘。但他们坚持既定策略，并开始物色下一个目标，从而拉开了“德意志之秋”的序幕。
德累斯顿银行董事长尤尔根·庞托（左侧大图）与杀害他的四名“红军派”恐怖分子
仅仅一个多月之后，1977年9月5日，“红军派”恐怖分子在科隆街头绑架了德国雇主联合会（德语：Arbeitgeberverband）的主席汉斯·马丁·施莱尔（Hanns Martin Schleyer）。在突袭和交火中，施莱尔的司机和专门被派来保护他的三名警察遭枪杀。施莱尔是德国经济界的巨头级人物，他所领导的雇主联合会与德国工会就劳工福利定期地交锋，虽然形同针尖对麦芒，但都是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德语：Soziale Marktwirtschaf；英语：social market economy）”的“莱茵式资本主义（德语：Rheinischer Kapitalismus；英语：Rhine capitalism）”模式中不可或缺的顶梁柱（见前文：《德国总理科尔是怎么对付罢工领袖的》）。当全西德一时间几乎陷于心理休克之时，“红军派”随即提出用他们手中的人质施莱尔来换取狱中的11名同党。
德国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在被“红军派”绑架第20天之际的验证照片
联邦总理施密特召集了一个汇集朝野最高层政治领袖的“危机处理领导班子（德语：Große Krisenstab）”，以“举国一致”的团结姿态来共同应对危机。虽然施密特明确拒绝“红军派”用指定在押犯交换人质的要求，但他也在电视讲话中详细说明，他和政府根本不是出于所谓“国家理性（法语：raison d’état）”，为了彰显国家的强硬而牺牲人质。而是一方面是恪守国家对于（具体的）单个公民的保护义务，另一方面是要专注国家对于（抽象的）全体公民社会的保护义务。在宪政体制之下，这并不是一个单数与复数之间的简单取舍问题，而是痛苦又不可避免残酷后果的反复衡量与决策过程——施密特的立场和态度也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与尊敬。以西德在战后洗心革面的努力而言，公民权利与公权力之间的关系从来没有像在“德意志之秋”那样，需要面临如此严酷的考验。
西德联邦议院内，全体议员为“红军派”恐怖袭击的遇难者起立默哀，政府席上前排右起：联邦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Helmut Schmidt）、副总理兼外长汉斯―迪特里希·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内政部长韦尔纳·迈霍夫（Werner Maihofer）、司法部长汉斯·约亨·福格尔（Hans Jochen Vogel）、财政部长汉斯·阿佩尔（Hans Apel）
“红军派”眼见政府并不就范，便策动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在1977年10月13日劫持了一架从地处西地中海的马略卡（Mallorca）岛飞往法兰克福（Frankfurt/M）的德国汉莎航空（Lufthansa）“兰茨胡特/Landshut”号波音737客机，机上乘客90人（包括4名劫机犯），另有5名乘员。西班牙所属的马略卡岛是深受德国人喜爱的旅游胜地，而当时的西班牙处于独裁者佛朗哥（Franco）死后不到两年的动荡期，机场安检的懒散与混乱可想而知，这也为恐怖分子提供了可趁之机。西方语言中是以荷马（Homer）史诗的“奥德赛（Odyssee）”来形容艰险的长途旅行。而“兰茨胡特”号客机被劫持后辗转经过意大利、塞浦路斯、巴林、迪拜、也门，最终在四天之后（1977年10月17日）到达位于非洲之角的索马里（Somalia）首都摩加迪沙（Mogadishu）。这一行程的地理范围远远超过了《奥德赛》所描述的在特洛伊（英语：Troy；法语：Troie；德语：Troja）战争后回到希腊的旅途。
“兰茨胡特”号客机被劫持后的四天里，从西班牙的马略卡岛最后飞到索马里的摩加迪沙
“兰茨胡特”号客机的“奥德赛”之行以后，各方的神经都在超高压状态下持续紧绷，而劫机者也已经到了其情绪耐受力的边缘——“德意志之秋”进入了箭在弦上的最紧张的阶段。德国政府和总理施密特本人备受压力，一边是“兰茨胡特”号客机上91名人质的生命安全，另一边是人质施莱尔忧心如焚的家属们。施莱尔的长子还专门向德国司法体系中作为最高权威的联邦宪法法院（德语：Bundesverfassungsgericht）提出申诉，要求判决联邦政府必须满足恐怖分子的要求，以释放犯人换取人质自由。由于恐怖分子已经杀害了冒险传递出重要情报的机长尤尔根·舒曼（Jürgen Schumann），形势临近最后关头——舒曼机长偷偷扔出四个香烟盒，暗示了劫机者人数。各方压力和最终决策的重担完全压在了总理施密特一人的肩头，似乎就是动则得咎的绝境。
汉莎航空“兰茨胡特”号客机
在吸取了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惨案的教训之后，西德在联邦边防警察（德语：Bundesgrenzschutz）编成内组建了应急反恐的特种部队——第九大队，番号缩写是GSG 9。在“兰茨胡特”号客机踏上“奥德赛”之途后，尾随他们的一直是一架载有西德政府谈判组的专机，机上就有GSG 9大队长乌里希·魏格纳（Ulrich Wegner）亲率的几十名突击队员。最终，总理施密特在与他派到摩加迪沙现场的高级官员协商后，毅然而断然地作出决定，动用GSG 9发起突击。GSG 9的官兵虽然训练有素，但此前从来未经过实战，其中的风险是不言而喻的。施密特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武力解救人质的行动失败或造成可观的伤亡，他在第二天就会承担政治责任而引咎辞职。
GSG 9特种部队解救“兰茨胡特”号客机上人质的示意图，机身四周绿色标注的是30名GSG 9特种部队官兵，驾驶舱内红色标注的4人是劫机犯。
1977年10月18日深夜，德国时间00：30，身先士卒的魏格纳大队长和总共30名GSG 9特种部队官兵冲入机舱。短短八分钟之后，德意志广播电台（德语：Deutschlandfunk）就插播了重要消息：“所有人质被解救。伤亡情况尚不详。”魏格纳大队长选择了一个4名劫机者都在驾驶舱的有利时机，他当机立断冲在第一位的指挥口号是德军中传统的“跟着我！（原意是：跟在我后面/Mir nach！）”破门而入先敌开火的惊心动魄之后，4名劫机犯中3人被当场击毙，1人中弹被俘，而86名人质和4名空乘在这一行动中几乎毫发无伤——西德的GSG 9一战成名！魏格纳大队长与同袍也由此成为了国民心目中的英雄，他后来一直服役到1989年，以上将军衔退役。尽管在当时西德的警察系统内已经废除了军衔，但经由继任的联邦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的特批，为魏格纳单独一人保留了军衔。
GSG 9特种部队解救人质归来，施密特总理为魏格纳大队长和参与行动的官兵授勋
成功解救人质，而且己方无一伤亡的消息传到波恩总理府，施密特总理的下意识反应是马上冲到办公室的隔间，他不想在众人面前被看到泪流满面的瞬间。同时，他也充分意识到，虽然西德政府和社会成功抵御了“德意志之秋”的挑战，但在落幕之前还会有腥风血雨。果然，在重重监禁中的几名“红军派”首恶通过迄今仍不为人所知的渠道得知在摩加迪沙的惊天一击，在确信了德国政府的坚定不移之后，他们绝望自杀。紧接着几天之后，被绑架的全德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也遭杀害。
西德政府为施莱尔举办了近乎国葬的隆重葬礼，施密特总理不但亲自出席，他还公开而诚恳地表示，认识到自己也要为施莱尔之死承担罪责。他毫不隐晦、毫不避嫌的用词是“mitschuldig”，mit是德语中的介词“同、共同”，schuldig是形容词“有罪的”。施密特总理当然不可能有法律意义上的罪责，但他主动承揽了道德责任。
在德国雇主联合会主席汉斯·马丁·施莱尔的葬礼上，右起：联邦总统瓦尔特·谢尔（Walter Scheel）、施莱尔的遗孀、联邦总理施密特、施莱尔的长子和其他亲属
经历了“德意志之秋”错综而惨烈之后，“红军派”人心丧尽，虽然还有零星暗杀和爆炸，但已经无法在社会上有效地兴风作浪。施密特及其政府镇定、坚决但始终在危急关头也对公权力的使用保持着必要克制，在保卫公民社会的同时，也深思熟虑到任何过犹不及的限制公民自由做法所会带来的长效侵蚀。在“德意志之秋”尘埃落定之后，当时的《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意味深长地评论道：“世界对于德国人以及很多德国人对于他们自己也始料未及的是：德国人是能够同时既强大又保持人性的。（英语原文：What the world did not expect from the Germans and many Germans did not expect from themselves：that the Germans could be strong and humane at the same time.）”
成功解救人质后，施密特总理在总理府的草坪上会见记者
而“德意志之秋”的最后一叶是直到35年之后才飘然落下，这片落叶见证了人性在历经了漫长的痛苦、犹疑和各种自我折磨后依然不灭益炽的闪光。
2012年底，当年为了解救父亲而状告联邦政府的施莱尔长子亲自到施密特在汉堡的私宅拜访，请求他接受以其父汉斯·马丁·施莱尔而命名的奖项。根据德国法律，当时的联邦总理施密特作为政府首脑就是当年施莱尔家族之诉的被告，施密特也从来没有回避自己为相关决定而在道德上所感受的沉痛。岁月年轮至此，施莱尔的长子汉斯―埃伯哈德·施莱尔（Hanns―Eberhard Schleyer）向施密特明确说明，这一授奖是整个家族对于施密特所表示的敬意。施密特百感交集地在这次长谈之后三个月口授备忘录时提到，他在余生岁月里再也不用带着这样的意识，即施莱尔一家因为自己当年的决定而仍然记恨他（德语原文：nicht mit dem Bewusstsein weiterleben zu müssen，dass die Familie Schleyer mir die damaligen Entscheidungen übelnimmt.）。
施莱尔的长子汉斯―埃伯哈德·施莱尔在2012年底专程拜访施密特
一年之后，在施密特95岁生日之际，汉斯―埃伯哈德·施莱尔再次重申了整个施莱尔家族对于施密特的尊敬，并专门评价施密特当年的立场是“在同等程度上被政治理念和由此生成的义务以及对于政治运作不可言弃的人道主义所深深刻下了烙印的。（德语原文：die gleichermaßen von politischen Überzeugungen und sich daraus ergebenden Verpflichtungen und einer auch für politisches Handeln unverzichtbaren Menschlichkeit geprägt ist.）”
亲历者、受害者直系家属郑重如斯，旁人和后世夫复何言？！惟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