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洲新媒矩阵 马震洲（德国）
“九·一一”于主谋、犯事者之外的任何人均是晴天霹雳，面对悲剧惨象，震惊与痛悼是下意识的反应。等不得尘埃落定、散尽，就必须思虑前因后果、谋划进攻退守。一时线索漫无头绪，问题多于答案。于茫茫惶惶之际，更能感受情绪的冲击。便有这样一句评论不胫而走：“It will never be the same again.”——是以“九·一一”作为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性事变之意。
第二架飞机撞向双子楼
作为迄今伤亡损失最为惨重的恐怖袭击事件，又是太岁头上动土，直指并摧毁、重创当下唯一超级大国赖以立身发威的经济、军事实力之象征：“世界贸易中心/World Trade Center”和“五角大楼/Pantagon”。在这一恐怖袭击的目标选择背后，其令人不寒而栗的历史性意义自然是不容稍有小觑的。所谓划时代，如果是指各个国家、各种势力聚集在反恐怖主义的大旗下，而此种合作又将引发敌、我、友格局的全新洗牌，全面深刻影响国际关系云云——这就有待进一步的商榷了。
遭受撞击的“五角大楼”一翼
“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所以，“It will never be the same again.”这样的话只是受震动、受感染，尚无理性解释，亟待情绪宣泄的一时慨叹之言。更何况“实在”与“感知”之间总有落差，并非所有的实在会被感知，有影响并值一提。感性化适足空谈，情绪化适可而止，势必要尽快聚焦到真正、实际的问题上来！
“九·一一”是否真的那么具有某种人类历史转折点、分水岭的地位呢？以美国总统四年一任的时间概念来衡量，当然是的。问题恰恰在于，既然谈及历史意义，历史的时间概念是可以延展到无穷大的。此一恐怖袭击事件并非自立原因，而是诸多因素叠加、积淀、催生出来的恶变。时下所处的历史时代是1989/1990“苏东波”所开启的。冷战结束之后并没有生成稳定、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所谓的“历史的终结”是一些人一厢情愿所心心念的“Pax Americana（pax是拉丁语的“和平”，这一词借指由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但美国当权阶层至少还有自知之明，不能无条件、无差别、无限制地介入、干预，间或甚至也还有孤立主义的倾向冒头。
出现在漫画中的“Pax Americana”
更为关键的是，一个覆盖整个世界的新秩序，其确立、其运作、其维护、其调整，必需明确的利益分配与协调、现实的力量组合与均势、大体的格局明朗与持久。这在冷战结束后至今是不具备的，相反，唯一显得贴切的整体描述是“乱”。冷战中，两强率各自阵营坚壁对垒，余下如中国这样的战略伙伴和不结盟国家游离于外。成规模的动荡、军事冲突，乃至战争仅限于双方确定的角逐场。但两强始终避免直接对抗，一直防范无控升级。相形之下，“代理人战争（英语：Proxy War）”是双方都比较乐于接受的较量形式——真正出现其中一强的直接卷入，那都是“代理人”不经事、不顶事的结果。二战以后，虽然全球各地烽烟此起彼伏，但基本有模式规则、程序惯例，虽是让人惊恐不安的微妙平衡，但以全球视角而言，基本的和平倒还是有最起码的保障的。
冷战期间几场最主要的“代理人战争”
苏联的垮台导致一方阵营的崩塌，名义上的继承者只能全面地战略收缩，形成了很多权力真空，出现了太多自成一家却不成体统的权力集团。贯穿整个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之根本矛盾、社会制度之生死竞争，不再是后冷战时期的主旨。在美国当然有势力要把中国“培养”成可以取代苏联当日角色的头号敌人，但“邓规江随”的外交政策之主轴正是有意绕开这类陷阱的。
旧体系解体过程中，争食“腐尸”的“兀鹰”、“秃鹫”们，它们打的旗号是民族主义，血泊中泛起的却是上个世纪的沉渣。但南斯拉夫内战中已显现出这类争端的无情无义、无休无止，所以在根本上了无新意！何况在欧洲，帝国的解体和民族国家的成型在一战后基本完成，如今南斯拉夫和苏联的瓦解更是将这一过程推向极致。现存的俄罗斯尚不会再进一步没落、溃散，它的国家架构将能得到确保。而眼下的民族主义又是不断分解、自大而小的走向，不可能是聚合实力、纠集盟友、大联合、大对抗的主导原动力。
从1991年持续到1999年的南斯拉夫内战
相对于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历史的终结（英语：End of History）”的臆想之语，其作为非主流归化移民，而将“宗主”之国的信条与口号供奉成“普天广施、四海归一”的“大中至正”之道，无非是邀宠献媚、求名趋利的手法，从而经不起稍微的推敲与捶打，而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有关“文明的冲突（英语：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说法却值得深思。与福山的伪科学不同，亨廷顿的论点与调式是推演型的，不像福山是以假传圣旨所特有的十二分正儿八经在自以为昭告天下。
福山与他所著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既然会有文明之间冲突的可能，便是立足于多种势力处于共存的状态，相互间消长仍在未定之天——这一出发点与冷战后整体过渡阶段中的不确定性切近得多。但亨廷顿的着眼宏大、着手泛泛，内涵有待具体，外延不及限定，体系尚未成型，变化仍在持续。言者之意，听着未必领会，听者之心，言者殊难预料。此论的背后和之外有它煽动性的风险——如果它被简单化曲解成诅咒性的预言的话。人的种群、文明归属是先定的，多样性的世界中，差别是自然、必要的。但以此划线，便辟战场，将引向何方？！这倒并不是亨氏的本意，却成了他的标签。
在冷战后茫无所从的年代，亨廷顿的论点被不在少数的人们马上当作了指南针，他们是在寻找假想敌！总是先得有你有我，才能有死有活！亨廷顿并没有这样的侵略性，“狼会来”与“狼来了”之间尚有很大的区别，“扎紧篱笆”与“上山打狼”又是本质的差异。何况以西方文明Vs伊斯兰文明而言，也只有头脑简单和/或用心险恶之徒才会矢志挑起全面冲突的总爆发！
漫画中手持其著作的塞缪尔·亨廷顿教授
亨廷顿是站在某种警告兼衷告的位置，要求对由差异、竞争引起的冲突潜能不可掉以轻心。很多的唤醒世人是出于这样的使命感，无可厚非，但正由于这个论点的可塑性实在太强、起点实在太高，也实在是太容易误导，所以只能是某种启发，而不能作为依据。虽然两边厢都有极端疯子，即便是在“九·一一”之后也没有形成文明冲突的局面。
文明的涵盖远大于宗教，宗教战争又只在世俗权力的基础之上才能进行，这在今天是不具备的。本·拉登（Bin Ladin）身后只有塔利班（Taliban）这样的事实上（拉丁语：de facto）统治力量，远不足以挑战美国庞大的战争机器。帝国一旦反击，军事结局应该是明了的。
第二架飞机撞向双子楼的瞬间
“文明的冲突”这一论调所集中表现出的担忧，它首先是针对伊斯兰原教旨激进分子，这在某种意义上绝不是杞人忧天。虽然所有的“异教徒”、不笃信其严格（酷）教义者都在可受打击之列，然而其首要目标恰恰是直指西方的。美国作为西方世界的盟主，自然是树大招风。
自欧洲列强开始扩张而奥斯曼帝国又气息奄奄，中东便沦入英、法等的势力范围。二战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中东战争之后，则完全是由美国施展主要影响力。核心利益是政治上防堵苏联的南进，为此成立了“中央条约组织（Central Treaty Organization）”——设在佛罗里达的“美军中央司令部（Central Command）”由此得名。经济利益是保障石油供应。以色列是美国的前哨，美以关系连带阿以冲突正使美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变数多多。
曾经的“中央条约组织”成员国（绿色标注）
阿拉伯社会结构很长一段时间（有些直至今日）是处于半封建状态，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大溃败作为刺激与契机，兴起了民族复兴运动，其先锋和主将是贾迈勒·阿卜杜尔·纳赛尔（阿拉伯语：جمال عبد الناصر，英语：Gamal Abdel Nasser；1918年1月15日―1970年9月28日）这样的少壮军人，有土耳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又译基马尔，土耳其语：Mustafa Kemal Atatürk，1881年3月12日―1938年11月10日）的影子。纳赛尔及其追随者是排挤宗教的，但这一泛阿拉伯运动并没有达成根本性的改变。相反，阿拉伯国家内部的社会问题不断激化：人口爆炸、回归宗教，以此形成系统的政治诉求。
曾被美国《时代（Time）》周刊用作封面的纳赛尔像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作为广泛动员的工具，其实质上是在寻求对外抵制干涉、对内反抗压迫的自我解放。宗教上所表现出的激进与偏狭当然是令人心悸的，但如果排除历史、社会背景，只把原教旨主义当作宗教上邪恶的极端势力来看待，其识见则是极为短浅并有害的。某种意义上，阿拉伯世界处于历史性的“补课”阶段。阿拉伯半岛上的统治者还是“ancien régime（来自法语，指旧制度）”，宗教在社会生活中的定位是其中最为关键的科目。
如今在西方高唱的宗教宽容、政教分离是基于痛彻的、血淋林的历史教训。从十字军东征到宗教改革、再到“三十年战争（1618―1648）”……这是一个何其漫长的历史过程。阿拉伯世界正在经历一种追寻、探索，间或会出现挫折与回流，但这一过程却远没有西方世界所走过的那么血腥、恐怖兼伪善。实在难于理解今日之西方诸国怎么能端得起那样的高高在上，完全是健忘与自大并发症、狂妄与短视综合症！
油画：十字军攻克耶路撒冷
然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根本上是为内政、为本国的社会问题提供解答。以恐怖活动的形式强行输出，这只是假少数极端分子所为。倘若西方据此以所有阿拉伯国家乃至伊斯兰宗教为敌，那倒是正中那些极端分子的下怀——西方国家的领导人不至于那么傻。
通过“九·一一”所反映出来的全新组合是，一小撮人得以用全新技术手段遂行耸动视听的恐怖行动。某种意义上，这是全球化的副产品。冷战后阵线的混乱、管控的松动、利益的流变也造成了生杀大柄为私人所僭的局面。而单以此变数对世界、国际、人间的可能后果，也就注定了本·拉登之流必成公敌。毕竟以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而言，其对于暴力的使用固然残酷，但背后有国际利益的适度理性控制。因为只是把施暴作为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不是纯粹以毁灭为目的。打击恐怖主义是符合各国根本利益的，但这一重建并确保安全的努力只是任何有效政权的基本义务，很难想象要把它拔高到全球性、长期性的主导地位。毕竟这只是服务于社会秩序的保障与维护，真正的发展与进步则是在完全不同、也更复杂的层次。
双子楼废墟，“Ground Zero”
“九·一一”并没有给出人类一个全新未有的挑战，也没有形成继往开来的崭新格局。它只是冷战后全球性秩序未定下乱像的一种极端表现。现在进行的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是治标而已，乱源则全面深刻得多。相形之下，人类生存、发展的两大课题始终是更为严峻的挑战。生存似因世界大战危险的基本消除而显得有保障，但各国、区域、族群、行业发展的不均衡却在日益严重，更兼此一不均正是西方主导全球经济现行秩序——生产、分配、消费——之不公正所赖以存续的基础。而这一经济秩序在加深贫富分化、扩大全球南北差距的根基上形成对于人类生存的前所未有的威胁。在这一点上，西方世界即便只是出于他们的自身利益也责无旁贷。
然而人类天性自私，国家本能自利，“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很难得见此一挑战会得到适当的疏解，混乱、动荡、恐怖的温床势将蔓延、延续，直到形形色色的作用力达成某种相对制约的动态平衡。至少在眼下，能够主导这种走向的根本因素仍在扑簌迷离之中。
在纽约曼哈顿以光柱纪念双子楼及其受难者
乐观诚无理由，悲观似无必要，毕竟1989/1990之后的震荡期在人类历史上并非空前绝后。由此观之，足以令不明底里而歇斯底里者引以为戒！
（文字内容原作于2001年12月18日，再录时仅有稍许的文字修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