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在刚上小学的年纪，被小舅舅引领着进了古典音乐的殿堂。以一开始那些年自身的懵懂，当然算不上是欣赏，也就是跟着听而已，却也能不断地被激发起好奇和爱美之心。当时就诧异，为什么那么多伟大作曲家都是说德语的？要么是德国人、要么就是奥地利人……最有代表性和象征意义的，漫游、飘飞到太阳系之外的“旅行者1号（Voyager 1）”探测器带有一张“黄金唱片”，作为地球给外星文明的“名片”——那时还没有科幻小说《三体》的警告呀！唱片里面录制了7段古典音乐的旋律，其中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路德维希·范·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和沃尔夫冈·阿玛杰·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各自都有2段作品入选，另外1段是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Igor Stravinsky）的手笔——从人数上看，出自德语区的作曲家占75%；从作品数量来看，是6/7，所占比例更是高达85.7%。
“旅行者1号（Voyager 1）”探测器的“黄金唱片”
自从来到德国学习、生活和工作之后，只要有心，几乎时时刻刻都能在身边体验到古典音乐的无处不在与余韵流芳。以我所在的德国西部城市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而言（见前文：《“孔繁森式的”德国好市长》、《莱茵河畔的“双城记”》），公立的歌剧院和音乐厅分别供养着几支乐团，其中知名的有杜塞尔多夫交响乐团（德语：Düsseldorfer Symphoniker）和莱茵德意志歌剧院（德语：Deutsche Oper am Rhein）。此外还有民间的好几支纯粹由业余乐手组成的乐队——若是从他们的演奏曲目上来判断，可丝毫也没有一点业余式的“悠着点”。
莱茵河畔的杜塞尔多夫，左下方绿色圆顶的就是音乐厅
说起杜塞尔多夫的音乐厅，其实是一分为二又合二为一的两处。分别是从旧有的天象馆而改建的门德尔松大厅（Mendelssohn-Saal）以及设计上别有新意、建在地下的罗伯特·舒曼大厅（Robert-Schumann-Saal）。以这两位十九世纪的德意志作曲家来命名绝非事出偶然，因为这两位在“狂飙突进（德语：Sturm und Drang）”的年代涌现出来的浪漫主义乐派代表人物都曾在杜塞尔多夫留下过深深的印记。虽然如今的杜塞尔多夫在德国音乐界中算不上重镇，也并没有世界级的顶尖乐队，但要说起想当初，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和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先后担任过城市音乐总监（德语：Städtischer Musikdirektor）的职位。
杜塞尔多夫音乐厅的门德尔松大厅内景
那是门德尔松和舒曼啊！无论什么样的城市，只要曾经容纳过、经历过任何一位这样级别的音乐名人，共享过他们所带来、留下的辉煌与传奇，这座城市就完全有资格在音乐史上颇为傲然——前提当然是：要在维也纳面前保持足够的谦卑就可以了。
从十九世纪起，一些相对富足、在打造自身文化氛围上展露出企图心的德意志城市纷纷设立城市音乐总监的职位，以公共资金的投入来推动当时正在波峰浪尖、还不是古典的音乐事业。论其规模、力度和在民众中深深植根的程度，从德意志各邦国到奥地利（及之后的奥匈）帝国全境在全欧洲都是遥遥领先的。这就从一个侧面充分解释了我少年时代初涉西洋古典音乐时的疑问：为什么那么多伟大作曲家都是德意志血统？
杜塞尔多夫音乐厅的罗伯特·舒曼大厅内景
门德尔松是在1833到1835年间担任杜塞尔多夫市音乐总监，那时他才届26岁。如今的这个年纪对于音乐界，特别是作曲家而言，恐怕是连一个足以支撑其在业内立足的像样学位都不一定能够修完。而门德尔松已经是名满天下、足以不朽了。杜塞尔多夫对于门德尔松来说，更多只是他短暂而流星般光耀的一生中穿行而过的驿站。之后，门德尔松受邀前往位于萨克森（Sachsen）的莱比锡（Leipzig），出任布商大厦管弦乐团的音乐总监（德语：Gewandhauskapellmeister）。差不多快要200年之后的今天，布商大厦音乐厅及其乐团仍然是跻身于世界的顶尖行列。
如今在杜塞尔多夫歌剧院旁侧的门德尔松纪念碑
不同于从杜塞尔多夫向东去往萨克森的莱比锡，不到20年之后，舒曼是举家从萨克森的德累斯顿（Dresden）迁来杜塞尔多夫。舒曼1810年6月8日出生在萨克森，依照他早逝的父亲的遗愿，他应当是成为法律人，要么当律师、要么进衙门。而舒曼偏偏对音乐情有独钟，他一度全心全意地想成为一名钢琴演奏家。有鉴于钢琴演奏家们共同的隐忧——小指，舒曼竟然采用了机械扩张的急功近利手段，以至于不可修复地损伤了筋腱，从而无法随心所欲地敲击琴键，反倒成就了他的作曲家生涯。对于此等情境，中国的古人是叫作“祸兮福所倚”，或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而浸淫在基督教义之下的西方人则是会说：“上帝关上了门，又在别的地方开了窗。（在电影《音乐之声/Sound of Music》中的台词是：When the Lord closes a door，somewhere he opens a window.）”
十九世纪中期的杜塞尔多夫市政厅广场，基本格局保留到现在
在舒曼挣脱所有的羁绊和枷锁致力于音乐的学习过程中，他与自己老师弗里德里希·维克（Friedrich Wieck）的女儿克拉拉·维克（Clara Wieck）同坠爱河。同时作为音乐老师和慈父的维克先生处于两难之间，他一方面惊叹舒曼的天赋与才华，另一方面他又不忍心让自己的女儿因为与音乐家的联姻而陷于生活保障不足的风险。经过一番好事多磨的艰难拉锯，甚至是对簿公堂，这对音乐史上的金童玉女在1840年9月12日有情人终成眷属——特地安排在克拉拉21岁生日之前的一天。1983年，西德有一部电影专门叙说其事。片名就是取自舒曼“降B大调第一交响曲（春天）”：《春天交响曲（德语：Frühlingssymphonie）》。饰演罗伯特·舒曼的是活跃在德国影、视、歌坛三栖的赫贝特·格勒内梅厄（Herbert Grönemeyer）（恰巧在前文《同济与波鸿鲁尔大学》中提到过他）；而出演克拉拉·维克的则是当时艺术生涯还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娜塔莎·金斯基（Nastassja Kinski）。
电影《春天交响曲》中舒曼夫妇成婚的场景
婚后，舒曼夫妇辗转于萨克森最大的两座城市之间：莱比锡和德累斯顿。在获得杜塞尔多夫方面的聘请之后，舒曼伉俪偕同在十年间降生的三女、二子（分别是Marie、Elise、Julie、Ludwig和Ferdinand）1850年9月1日从德累斯顿出发，第二天到才达杜塞尔多夫。两地之间以今日高速公路的行程来算是相距579.3公里，顺畅的话是五个多小时的车程。而在基础设施薄弱的当年，那时德意志各邦国间的道路不见得能比两千年前秦始皇的“驰道”更为顺畅通达。
通过早期成像技术保存下来的舒曼夫妇的形象
舒曼夫妇之所以不辞风尘仆仆，日以继夜地赶来赴任，而且是举家西迁，实在是因为杜塞尔多夫当局为了礼聘舒曼担任城市音乐总监，给出了在那个时代非常优渥的待遇。相应于份内职责，舒曼需要主管市立的合唱团和管弦乐团，每年要举办十场音乐会和四场宗教音乐的演出。为此，舒曼每年可以获得700个“塔勒/Taler”的年薪。“塔勒”是当时的货币，而“德国马克/Deutsche Mark”是在俾斯麦完成德国统一后才发行的。据记载，那时的1个普鲁士“塔勒”可以买到6公斤肉或12公斤面包。对于舒曼这样的七口之家而言，这不但意味着物质生活的保障，而且能带来前所未有的安稳与舒适。杜塞尔多夫的音乐总监职位也是舒曼一生的唯一一次公职服务。
克拉拉·舒曼一生中各年龄段的影像
舒曼一家安顿下来，夫妇俩马上热情倍增地投入演出和音乐创作。刚刚履新才一个多月，在1850年10月24日，舒曼就指挥了第一场交响音乐会。其中的高潮是，由舒曼夫人作为那个时代最著名的女钢琴家担任独奏的门德尔松g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这样的安排也是别有深意，只比舒曼年长一岁的门德尔松不仅是杜塞尔多夫市音乐总监这一公职上的前任，他也是舒曼的挚友。在世间所有著名作曲家之中，出身犹太富商家庭的门德尔松可以说是家世背景最为丰厚的，从来衣食无忧，所以也乐于助人，对于惺惺相惜的舒曼夫妇给予过不少的扶助。只可惜月盈则亏、天不假年，门德尔松在1847年就已经突发病症而辞世了，年仅38岁。这场音乐会既是舒曼夫妇向杜塞尔多夫市民的致意，同时也是为旧友至交用琴音奉上的心香一瓣。
汉堡地标建筑米歇尔大教堂（Michel）中纪念门德尔松的浮雕像
从1850年9月起直到1854年3月，舒曼一家都生活在杜塞尔多夫。从1852年初直到离开杜塞尔多夫，他们一家都住在老城区的比尔科街15号（Bilker Straße 15）。如今那里是已经辟为纪念舒曼夫妇的博物馆，这也是舒曼夫妇所有行经的居所中唯一一栋得以保留至今的建筑。也正是在这里，1853年9月30日，当时还不满20岁的约翰内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首度前来拜访，从此渐续绵延出音乐史上的隽永佳话。对于勃拉姆斯，舒曼夫妇在艺术的意义上“惊为天人”。听了勃拉姆斯演奏自己的作品之后，罗伯特·舒曼脱口而出：“天才！（德语原文：Ein Genius！）”；克拉拉·舒曼则是赞叹：“就像是上帝亲自派来的。（德语：Wie eigens von Gott gesandt.）”。不到三星期之后，舒曼就作为当时公认的音乐大师在专业杂志上盛赞勃拉姆斯，称他是有如受到“神意宣召（德语原文：Berufenen）”的新秀——这是勃拉姆斯踏上广阔舞台、迈入音乐史的开端。
年轻时的约翰内斯·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
在杜塞尔多夫的这几年里，舒曼夫妇喜添一女、一子（Eugenie和Felix）。舒曼的杜塞尔多夫岁月是他一生的创作高峰，在短短的不到四年时间里，却涌现了毕生中将近三分之一的作品。其中最有名的当推他的E大调第三交响曲，冠名“莱茵（Rheinische）”。德国最大的公立电视台之一，西德意志电台（Westdeutsche Rundfunk，缩写：WDR），至今仍然使用舒曼“莱茵”交响曲开篇热情激昂的旋律作为自己的主题音乐。
舒曼夫妇在杜塞尔多夫老城区的比尔科街15号的故居，如今是纪念馆
最为权威的评价则是来自同为最伟大作曲家之一的彼得·柴可夫斯基（Peter Tschaikowski）：“作为标志着人类灵魂之伟大的纪念碑……它是如同科隆大教堂那样的光彩照人。曲中那短小而优美的主题，仿佛是哥特式建筑中的线条化为音乐一般，贯穿于交响曲的始终，时而作为定调奠基的主题、时而作为精巧的装点，使得整部作品沉浸在包含了无尽变化的大一统之中，宛如哥特式建筑所特有的风格。”所能查找到的仅有对应的德文记录，同样也是美文一篇：“……ein ebenso leuchtendes Denkmal der Größe des menschlichen Geistes……wie der Kölner Dom selbst. Das kurze, schöne Thema dieses Teils der Sinfonie，das gleichsam als musikalische Nachbildung der gotischen Linie dienen soll，durchdringt das ganze Stück，bald in Form des Grundmotivs，bald als kleinstes Zierwerk，dem Werk jene unendliche Mannigfaltigkeit in der Einheit verleihend，die den eigentümlichen Zug der gotischen Architektur bildet.”
杜塞尔多夫比尔科街15号，舒曼夫妇纪念馆内景
然而，艺术家的生涯总是饱经磨难、多忧多患。在杜塞尔多夫的快乐时光同时也是“福兮祸所伏”。渐渐地，舒曼的精神健康亮起了红灯，他时常感到恐慌、焦虑和幻觉，并伴之以对于音乐家而言几乎等同于致命的听力受损。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这或许是一种以抑郁症为主体的综合症，有其器质性的病理基础。还有不少音乐史的研究者甚至从舒曼的作品和创作脉络中去追寻蛛丝马迹，甚而认为在他的第一和第四交响曲，以及曼弗雷德序曲的某些片段中，就已经有“魔鬼的招手”。而在乐团和日常生活中的冲突与消磨，总是让生性多愁善感的艺术家灵魂不堪消受。1853年11月，市政当局向舒曼宣布将在翌年的十月不再续聘，这一出现在前景中的幽暗更是雪上加霜。
现代艺术表现手法的舒曼夫妇纪念雕像，在杜塞尔多夫内城的拉廷根城门口
1854年2月27日正午时分，舒曼只是穿着单薄的家居绒袍出门，一个人走向不远处的莱茵河上浮桥，纵身跃入冰凉的河水。幸好守桥人早觉得有异常，偷偷地盯着舒曼，将他及时从河里救起——守桥人因为救助舒曼而获得类似“见义勇为”的奖牌，至今仍被收藏在舒曼出身地的纪念馆中。恰巧这一天是莱茵地区狂欢节的“玫瑰星期一”（见前文：《德国狂欢节与法国的不解之缘》），满城都是化装游行的欢乐人群。在获救的舒曼被抬回家的路上，狂欢中的人们误以为是今年的化装/cosplay的新创意，还一路欢呼“助兴”——简直就像是一场让人在瞬间凌乱的悲喜剧（德语：Tragikomödie，英语：tragicomedy）。
杜塞尔多夫以舒曼命名的音乐学院
舒曼的自杀未遂被公认为是他的病发，从此开始了他人生的日落之旅。一周之后，他被送往波恩附近的一家疗养院，此后就再也没有回到过杜塞尔多夫。舒曼1856年7月23日在疗养院去世之后，就被葬在波恩的公墓之中。待到克拉拉·舒曼的遗骸来到波恩，与亡夫同穴归葬，是在整整四十年之后。克拉拉·舒曼在孀居的岁月中除了以极其伟大的母性抚养7个子女，还把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到对夫婿毕生作品的传扬与演绎之中。当初，勃拉姆斯作为崇拜者、同道后辈结识舒曼夫妇，在舒曼去世之后，他以炽热却深沉的情感给予了克拉拉·舒曼莫大的实际支持和心灵安慰。谁又能想象，在克拉拉·舒曼登台演出时，常常是勃拉姆斯心甘情愿地承担起照顾孩子们的责任。正是这样的人性光芒和温暖，让所有对于克拉拉·舒曼与勃拉姆斯是否只限于柏拉图式情谊的揣度，就显得相形见“鄙陋”了。
发行欧元之前的100德国马克面值的纸币上，是克拉拉·舒曼的头像
在音乐史上，克拉拉·舒曼在幼年时曾以演奏技艺打动过已经年迈的大文豪歌德，她几乎跨越到了十九世纪的末叶，一生中联结了德意志浪漫主义乐派最杰出大师行列中的舒曼和勃拉姆斯。舒曼有今天的崇高地位，克拉拉·舒曼年复一年的耕耘与坚持，实在功不可没！
6月8日是舒曼的生辰，谨以此文为纪念、致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