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二十世纪在欧洲走向尾声时，欧洲大陆上虽说不是一片祥和，但毕竟半是侥幸、半是成功地避免了冷战过热，不费一枪一弹地就达成了欧洲政治版图的重组，在经济、科技、文化诸方面的发展和生活水平也都攀升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所以，当时的基调是一种“终于盼到了……”般的释怀。然而，南斯拉夫的乱局预示了新的冲突模式，而在欧洲恰恰纵贯着几条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教授在他的名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中所指出的“文明间的断层线（英语：Civilized fault line）”。南斯拉夫内战对于欧洲而言，其兆大为不祥。过去这一百年是以巴尔干火药桶“启封”的，难道又要在故地的枪炮声中迎来面向新世纪的“承前启后”？！
塞缪尔·亨廷顿所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回顾整个二十世纪，尤其是前半叶，无疑是欧洲整体的莫大失败！相隔仅仅二十年，欧洲在两场世界大战之中都是主战场。除了空前的人员伤亡、物质毁损，余烬中影响更为深远的则是欧洲文明在道德、伦理和冲突管理模式上的全面破灭。在二十世纪的后半叶，除去“北约”与“华约”之间集团对抗的成分，欧洲多国的努力其实都是集中在扭转颓势，力图阻止似乎既入轨道的衰落。但是，膨胀数百年的“欧洲中心主义（英语：Eurocentrism；法语：Eurocentrisme；德语：Eurozentrismus──像不像？所以都是一路货！）”又岂是一朝一夕、一时一势能够改弦易辙的。不是“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而是“船坚炮利今何在，痴心惟不改”！
漫画：“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
到底是“死而不僵”还是“李代桃僵”？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未尽，欧洲的地缘政治家、有识之士们都已经开始谋篇布局。形形色色的理想主义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热诚，而冷战铁幕的徐徐落下，又迫使愿景和现实的碰撞到头来还是要寻找利益的支点。在一干由制度、习惯、价值观不同所带来的标签与实操的差异之下，却有着惊人的共通之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话，欧洲难道不是依靠着“组织路线”、“干部路线”而在推行着自己那一套的“政治路线”吗？战后以来，在赖以追求和维护欧洲整体利益的三大关键性国际组织──“欧洲共同体/联盟（英语：European Community/德语：Europäische Union；法语：Union européenne）”、“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英语：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缩写：NATO；法语：Organisation du traité de l’Atlantique nord，缩写：OTAN）”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英语：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缩写：IMF；法语：Fonds Monétaire International，缩写：FMI）”──当中，欧洲人制度性地占据着首席交椅。
欧洲议会的大厅
最容易让人理解的，当然是在“欧盟”中的领导人岗位。即便不可能真正做到“欧洲人的欧洲”般的“做主”，但统管欧洲各国“家务事”的“欧盟”肯定是要由欧洲人来“当家”的。
战后的欧洲，在两大阵营既成分裂事实的基础上，广义的西欧是以英、法站在前列，之后让西德有限制地部分参与，即便是意大利、西班牙，它们的实际地位也并不比其他欧洲小国超拔多少。还没等到“中心开花”，面对这样一个已经碎裂得“开花”的“中心”，和解基础上的整合也就成了唯一带来希望的选项──对于这样别无选择的选择，常常被借用一个西方常见的女士前名来打趣：TINA（英语：There Is No Alternative.）。于是乎，在浸透先人膏血的土地上，后人们重拾起“欧罗巴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Europe）”的旧梦。更何况，自此以后的欧洲必定是要多多仰仗“美利坚合众国（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了。
欧盟首脑举行峰会的议事厅
欧洲联合的起步，是从当时被视为经济命脉、而今却沦为夕阳工业的煤与钢。以法国外长罗贝尔·舒曼（Robert Schuman──他与作曲家罗伯特·舒曼/Robert Schumann的区别只在一个“n”）的倡议为蓝本，法国、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及卢森堡在1951年4月18日在巴黎缔约成立“欧洲煤钢共同体（英语：European Coal and Steel Community）”，并进而于1957年3月25日，同样组合的六国在罗马签署旨在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英语：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英语：European Atomic Energy Community）”的条约（又称《罗马条约》）。之后的几十年中，伴随着成员国的增加，职能和机构的扩张，从“欧洲经济共同体”到“欧洲共同体”，再发展到今日之“欧洲联盟”。
布鲁塞尔的欧盟总部办公大楼
1958年1月就职的第一任“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主席瓦尔特·哈尔斯坦（Walter Hallstein，见前文《抄来的“两国论”和它的德国克星》）原本是西德外交部国务秘书（即副部长），如今在职的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是出掌这一职位的第二位德国人。更为巧合的是，冯·德·莱恩的父亲恩斯特·阿尔布雷希特（Ernst Albrecht）担任德国下萨克森州的州长有年，直到他1990年败给了后来成为联邦总理的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见前文《谁解雇了德国前总理的韩国娇妻？》）。而在之前在六、七十年代中，阿尔布雷希特曾经是欧共体委员会的高官。可谓女承父业，而又更上层楼。至于父女俩姓氏的差异，冯·德·莱恩的贵族色彩是来自婚后改用的夫姓。
任德国下萨克森州州长时的恩斯特·阿尔布雷希特和女儿乌尔苏拉·冯·德·莱恩
欧共体/欧盟效用体现在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而其各成员国在冷战时期赖以存续的安全保障则是来自于“北约”。在北约的“盾牌”之下，除了美国、加拿大和一度曾强烈要求融入欧洲的土耳其，其余都是欧洲国家。但是，欧洲人无论在实力还是底气各方面，都是注定了不可能在北约中占据统领地位的。作为归根到底的军事联盟，北约根本的权力中心是所谓的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英语：Supreme Headquarters Allied Powers Europe，缩写SHAPE）。在2003的北约改革之后，该总部被改组为盟军作战司令部（Allied Command Operations）。
北约和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的徽记
改组后的北约最高军事指挥官，其头衔仍然是“欧洲盟军最高司令”（Supreme Allied Commander Europe，缩写SACEUR）。北约成立时的第一任“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是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自此以后一直是由一名美军（四星）上将出任，这位“总舵主”同时也兼任美国欧洲司令部（英语：European Command，缩写：EUCOM）的司令。除了艾森豪威尔，出现在“欧洲盟军最高司令”这一指挥位置上的还有李奇微、黑格这样的美国名将，其受重视程度可见一斑。这顶“乌纱帽”是欧洲人断断无法染指的，道理很简单，“枪杆子”里岂止是出了政权，在西方──尤其是在冷战环境下──维护政权也必须指望“枪杆子”。那么对于美国人而言，“我持斧钺，岂可授人以柄”。
在比利时芒斯（Mons）的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部/盟军作战司令部
在掌握实际指挥权的北约盟军最高司令部/盟军作战司令部的旁侧，还有一个由北约各成员国最高军职人员组成的咨议机构：军事委员会（英语：Military Committee）。不能因为“军事委员会”的译法而望文生义，误把它当作一言九鼎的决策层。北约军事委员会最初的设置，是模仿差不多同时代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英语：Joint Chiefs of Staff）。丝毫不令人惊奇的是，北约军事委员会的第一任主席就是当时美军的（第一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Omar Bradley）。后来也获得第五颗星的布莱德雷在二战期间就是艾森豪威尔最重要的部将，可见，美国是从一开始就向北约派出最强阵容的。通过布莱德雷，美国方面很快就看透了北约军事委员会基于“人多嘴杂”的实际功用和局限，所以在布莱德雷卸任之后，就索性把这一职务交给非美国的军人轮流出任，其中主要的还是欧洲军人。
参加北约军事委员会会议的各成员国将领合影
在北约内部确实有一把始终是由欧洲人稳坐的“交椅”，那就是负责日常行政和政治协调的北约秘书长（Secretary General of NATO）一职。第一任北约秘书长是英国的退役陆军上将哈斯廷斯·伊斯梅（Hastings Ismay）勋爵，他是丘吉尔的心腹，作为丘吉尔的办公厅主任，伴随着丘吉尔度过了二战中从最黑暗到最辉煌的每一个时刻（见前文：《北约的里里外外与“下只角”》）。此后的历任秘书长基本上都是文官背景，好几位之前是在本国担任过外交部长。唯一一位担任过北约秘书长的德国人曼弗雷德·韦尔纳（Manfred Wörner），即便他曾是西德的国防部长，但欧美各国的防长都是文职。身为欧洲人的北约秘书长出现在国际舞台上，最好的角色定位居然是一句德国谚语：“吃谁的面包，唱谁的歌（Wes Brot ich ess，des Lied ich sing.）。”看看当下充作北约秘书长的那个维京人海盗的后代，以他的言行，难道不是活脱脱的：扛着谁的枪，就要刺谁的靶子嘛？！
北约秘书长的办公地：在布鲁塞尔近郊新建的北约总部大楼
欧洲的兴盛壮大，其中不能否认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多个欧洲列强几百年来在域外的猖狂掠夺和横征暴敛，欧洲人践踏着千百万亚、非、拉族裔的血肉而敲骨吸髓！随着欧洲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自相残杀，这样以四海奉养一隅的格局一去不复返了。是全人类觉悟和认知的提高吗？未必！真正的本质恐怕是，经历了战争重创的英、法、德……各家欧洲宗主国――连小小的比利时都曾统治刚果（金）――再也没有推行殖民主义所必需的暴力手段与施暴能力。想要继续掌握世界经济的命脉，就必须另辟蹊径，而且势必要甘于成为美国的附庸。正是出于此等考量，对于战后重塑国际经济秩序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英语：Bretton-Woods-System）应运而生。
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举行地点
1944年7月，在布雷顿森林举行了国际财金会议，史称“布雷顿森林会议”。布雷顿森林位于新罕布什尔州（New Hampshire），这个州虽小，却在美国大选流程的两党总统候选人初选中具有标杆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英国代表团团长是二十世纪对于公共财政最为重要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由此确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下，其金融体制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之一是1945年12月27日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作为另一支柱的“世界银行（英语：World Bank）”一样，在名义上同属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英语：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缩写：ECOSOC）。
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凯恩斯（右）与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目的是要稳定各国货币，以及监督外汇市场。不同于经常以投资银行面目出现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多是会计师、审计师的定位，其职责是观察货币汇率和各国贸易情况、提供必要的技术和资金协助，以确保全球金融体系的正常运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同于发放贷款的银行，然而，其顾名思义所拥有储备金可以供相关国家临时拆借之用，以求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稳定汇率和币值，其手法和机理类似在往来账户中的透支。从设立伊始，美国和欧洲各国就牢牢控制着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其具体表现是：世界银行的行长总是一个美国人，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干事（英语：Managing Director）无一例外地来自欧洲。
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大楼
就像号称“东北三宝”的人参、貂皮、乌拉草，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北约的秘书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干事，这三座总是被欧洲人享用的高位成了欧洲人的“三宝”。以欧盟成员国的纯欧洲属性和北约的基本构成，在这两个组织中由欧洲人担任领导职务当然是名正言顺的。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果要恰如其分地体现它的国际性、忠实合理地反映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大势，就不能总是成为欧美手中的傀儡。尤其是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的人选是否非得是欧洲人这一点，不妨借用一句照搬中式语法来打趣的英译中：How old are you？！/怎么老是你？！
值得警惕的是，随着近年来欧洲局势的疲态丛生、弊乱四起，欧洲统一的进程经历了倒退、面临着停滞，欧洲的国际影响力自然而然地渐渐在滑坡。而在这“欧洲三宝”之中，眼下最活跃、蹦跶得最欢的居然是北约秘书长！莫非对于欧洲人经过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历史基因而言，到头来最称手的俨然、仍然、居然还是兵器？！
漫画：欧洲统一大业的现状
必须承认的是，欧洲人在大战方殷时就参与谋划的战后格局，有分工、有搭配、占先机、取实地，不可谓不高明。即便是没有一个西欧大国在战后还能独善其身，但他们所倡导和尝试的群集效应不可谓不显著。通过在欧盟、北约中的主导或重要地位，一文一武、亦文亦武……更兼抓紧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钱袋子，牢牢把握住现代国际关系中的主命脉。以此观之，这个布局的立意是要让“欧洲中心主义”在扩展了盎格鲁―撒克逊的元素之后，真的是如同中国古代玉玺的铭文一样：“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乎？
只是，人算从来不如天算！对于欧洲人的“三宝”，他们还真不如去学一点点中国文化，借鉴一下老子《道德经》中的“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