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宗明义，这并不是一曲“浪子回头金不换”的佳话，而是在德国那独一无二特定历史阶段之下，特定人物的真实片段。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生灵涂炭、山河破碎，却是咎由自取，用一句德国谚语就是：“谁种下了风，收获的将是风暴（Wer Wind sät，wird Sturm ernten.）。”不同于“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1945年4/5月的德国，对于那些深深参与甚至引领纳粹暴政的各色人等，要么顽抗到底、要么树倒猢狲散。而本文的主人公则是“艺高人胆大”地演绎了一出金蝉脱壳、摇身一变，虽然到头来应验了那句“若要人不知、莫非己莫为”，其前后过程则是令人深思！
柏林市中心，勃兰登堡门和菩提树大街在1945年4月底的景象
民国时期，上海某报在时政版面登出一条绝妙的谜语，谜面是：“是二人，又是一人；是今人，又是古人。”谜底竟然是李白，只不过并不单单是唐代的“诗仙”，还直指因为在军阀混战中戮力同心而被合称“李白”的李宗仁、白崇禧。本文的主人公单单一人自编、自导、自演，也几乎乱真地“是二人，又是一人”，只不过他所装扮的那个“今人”，断断不想露出他那才相隔几十年并不算“古”的“昔人”。毕竟，作为“今人”的他，大名汉斯·施韦尔特（Hans Schwerte），是专业领域内受人尊敬的教授、享有社会声誉的精英学者，并曾经在1970―1973年间担任过属于德国顶尖大学之一的亚琛工业大学（Rheinisch-Westfälische Technische Hochschule Aachen，缩写：RWTH）的校长。
在1970―1973年间以汉斯·施韦尔特（Hans Schwerte）之名担任亚琛工业大学校长，照片中佩戴着校长出席仪式的专用绶带
而正是这位汉斯·施韦尔特，在1995年4月底，迫于美国学者、德国大学生、荷兰记者的联合调查，眼见大势已去，自首（德语：Selbstanzeige）其真实身份为：汉斯·恩斯特·施耐德（Hans Ernst Schneider）。这时，距离他仓皇逃离四面战火的柏林，恰好差不多整整50年！而汉斯·恩斯特·施耐德这个“昔人”何以如此见不得天日，因为他猢狲般“敏捷”地跳下柏林城里那棵残枝败叶、摇摇欲坠的“大树”时，他的身份还是直属于纳粹首恶元凶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个人工作班子（德语：persönlicher Stab）的一名党卫军一级突击队中队长（SS-Hauptsturmführer），相对应于在正规军中的职衔就是上尉。
党卫军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
不同于出现在我辈那几代人记忆中的第一个党卫军上尉的形象——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比肖夫（德文名字应该是Bischoff，从“主教/Bischof”演化而来的姓氏），汉斯·恩斯特·施耐德并非打打杀杀之辈，他甚至根本没有上过战场，不见得亲手杀过人，但他的从事和他所投身并服务的意识形态却是人类历史中登峰造极的大奸大恶！而且身处党卫军的最高领导核心，汉斯·恩斯特·施耐德是在深思熟虑、精心准备之后才着手改头换面的，他当然深知其恐惧清算的理由。另一方面，在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中（见前文：《纽伦堡的硬板凳》），党卫军（德语：Schutzstaffel，缩写：SS）被宣布为犯罪组织。不同于战时的德国德国国防军（德语：Wehrmacht），党卫军中没有应征而加入的，都是野心勃勃、狂热自愿而在那里以求一逞的。
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中的党卫军上尉比肖夫（中）
为了区别于电影中党卫军上尉比肖夫那一类亲手/双手沾满鲜血之徒，在德国战后，对于汉斯·恩斯特·施耐德这一类人的所作所为新组合成一个词：“Schreibtischtäter”，其中“Schreibtisch”就是写字台、办公桌，而“Täter”是所有作奸犯科之徒的统称。他们这些人多半受过高等教育，在纳粹统治体系中占据高位、要津，不费脏污己手的爪牙之力，却有指挥调度、维持运作的指纵之功。从实际效果和广泛影响来说，这些端坐在办公桌前的不但同样是罪犯，更是所有罪犯中的主犯、重犯！正因为如此，战后的西德在占领当局的督促下，对于那一代德国人中所有深深卷入者做过因人因事的清算，名为“Entnazifizierung”。其中“Nazi”就是“纳粹”，来自小胡子及其党徒之众“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德语：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的德语缩写，“ent―”在德语构词法中是带有“去除、排除”意思的前缀，“Entnazifizierung”就是意味着“去纳粹化”。而汉斯·恩斯特·施耐德为了逃脱“去纳粹化”的手段实在是别开生面，让人在真相大白后悚然而惊。
汉斯·恩斯特·施耐德身着党卫军制服的照片，领口下第一粒纽扣上是佩戴“二级铁十字勋章”的绶带他右边领章上的党卫军标志被战后的照片编辑者遮盖了
汉斯·恩斯特·施耐德于1909年12月15日生于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Königsberg），德语中的“König”就是国王的意思，柯尼斯堡得名于勃兰登堡选帝侯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III.）1701年1月18日在这里自行称王，他把普鲁士公国自说自话地升格为王国。在迁都柏林之前，柯尼斯堡才是普鲁士的首都。这里也荟萃着无数德意志历史、文化的名人，比如伟大的哲学家康德（Kant）。数学史上鼎鼎大名的“柯尼斯堡七桥问题（德语：Königsberger Brückenproblem；英语：Seven Bridges of Koenigsberg）”就是发生在这里：“柯尼斯堡市区跨普列戈利亚河两岸，河中心有两个小岛。小岛与河的两岸有七条桥连接。在所有桥都只能走一遍的前提下，如何才能把这个地方所有的桥都走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并吞了原属德国的东普鲁士的大部，柯尼斯堡就是如今俄罗斯的一块“飞地”：加里宁格勒。正因为这一割占，反而给汉斯·恩斯特·施耐德隐瞒真实身份提供了便利，毕竟很多的线索从此难于查考。
数学史上有名的“柯尼斯堡七桥问题”
汉斯·恩斯特·施耐德在当时的柯尼斯堡成长、就学，在仰承康德余辉的柯尼斯堡大学就读日耳曼文学和艺术史——党卫军也真是“不拘一格‘招’人才”，连文科生也要的。1935年，他二十六岁时以“屠格涅夫作品的早期翻译”为论文题而取得了博士学位。汉斯·恩斯特·施耐德在1932年就加入了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德意志大学生联盟（德语：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en Studentenbund）”，这是在小胡子取得政权之前！更是在1933年就加入了臭名昭著的准军事化纳粹打手组织“冲锋队（德语：Sturmabteilung）”——论辈份，“党卫军”还是从“冲锋队”的卵翼之下发展起来的。所以，他是发自内心的追随、心甘情愿地投身，绝不是一朝失足、误入歧途。待到在1935年博士帽加身之后，汉斯·恩斯特·施耐德先是在纳粹党把持的全国性组织中任职，然后在1937年4月被吸纳进党卫军。若论这一步有多难，从一个词就可以一窥端倪。让众多本、硕、博毕业生在求职途中望而生畏的“assessment”，其实是旧德国国防军（德语：Reichswehr）发明、经过党卫军改良的用于遴选军官的考核、评分程序，如今反被“HR”们光大发扬。
从左至右：“党卫军”相当于从“大将”到“少尉”各级职衔的领章（上）和肩章（下）
汉斯·恩斯特·施耐德在党卫军中直接就在希姆莱手下，作为日耳曼文学领域的博士却是莫名其妙地“专业对口”。希姆莱在掌控情报机关、警察系统，没日没夜地烧、杀、劫、掠之余，还对于“神秘力量”有着近乎邪教式崇拜的偏好。希姆莱推动并直接主导了对于日耳曼和德意志历史与传统的研究，以“发明”和“曲解”为手段，“创新”出全套伪科学，来给纳粹史观和那一套“雅利安优秀人种”的痴念作注脚。汉斯·恩斯特·施耐德博士就是披着学术外衣的“办公桌罪犯/Schreibtischtäter”，在他最“风光”的四十年代初期，被派驻德军占领下的海牙，以区区上尉的头衔，就可以对好多所历史悠久的荷兰名牌大学发号施令，如莱顿大学（荷兰语：Universiteit Leiden；英语：Leiden University）、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荷兰语：Delft Technische Universiteit；Delft；英语：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也正是借助自己的特殊身份，汉斯·恩斯特·施耐德毫发无损地躲过了战争。只是战争结束前夕，他知道，自己的无法安之若素地延续下去，汉斯·恩斯特·施耐德的人生必须成为嘎然而止、从此秘不示人的那个“昔人”。
党卫军文职军官通常穿着的制服（图中的职衔正是上尉），就是汉斯·恩斯特·施耐德在图5中穿的那款
汉斯·恩斯特·施耐德先是从柏林逃亡到德国北部，在那里蛰伏到1946年。可以想见，他在这段时间里必定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哪怕只是搞那一套伪学术研究，毕竟在党卫军总部浸淫了那么多年，听过、见过、学过……然后，汉斯·恩斯特·施耐德与同样逃到西德的妻女汇合，让自己老婆申报汉斯·恩斯特·施耐德死于战乱中的柏林。随后刚刚成为“昔人”的汉斯·恩斯特·施耐德以“今人”汉斯·施韦尔特的身份登场，再与才变成“寡妇”的结发妻子（第二次！）结婚，并办理了收养实际上的亲生女儿的手续。如果仅及于此，也就不见得有什么戏剧性了。
从汉斯·恩斯特·施耐德摇身一变以后的汉斯·施韦尔特
学问人出身的汉斯·施韦尔特alias汉斯·恩斯特·施耐德实在是有“追求”、有“事业心”的。已经是博士的他，以新的身份和伪造的学历作基础，重新开始攻读博士课程，并在1948年凭借一篇以德国诗人莱纳·玛利亚·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为主题的论文获得了（又一个！）博士学位。随后他从大学助教起步，在1958年获得教授资格（德语：Habilitation），1964年获得第一个教授职位，并在1965年被早已是全科综合性大学的亚琛工业大学授予现代德语文学专业正教授（Professor für Neuere Deutsche Literatur）的教席。
亚琛工业大学的主楼
汉斯·施韦尔特此人逐步成为德语文学评论界有名望的学者，而且他的风格是在当时欧洲知识界颇得时代风气的左翼自由派。“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交游亲密者中，有左派气息甚浓、号称“德意志的良心”并后来在199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著名作家京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巧合的是，格拉斯晚年在回忆录《剥洋葱（德语：Beim Häuten der Zwiebel）》里面首度披露，自己17岁时曾经自愿参加过“武装党卫军（德语：Waffen―SS）”。当时，这一消息一度在公共舆论中掀起轩然大波。虽然只是个大头小兵，与希姆莱身边的“学阀”没法相提并论，但一时间也令人质疑起京特·格拉斯几十年来一贯左倾的背后，到底有多少可信度？
“汉斯·施韦尔特”（中）与京特·格拉斯（左）的合影
从六十年代开始，汉斯·施韦尔特的事业渐入佳境，社会地位也水涨船高。在1970年，依照传统而严格的学术自治程序，他甚至被精英云集的亚琛工大教授团选为该大学的校长。历史上，亚琛作为查理曼（Charlemagne）大帝的国都享有过一度的的辉煌（见前文：《德国也有古都》）。1870年建校的亚琛工大是德国第一所工程技术大学，建校又是恰逢德意志民族第一次真正完成统一的冉冉上升之时，具有无比的象征意义。德国诚然是以军国主义的“铁与血”立国，之后的强国之路却是依靠工程、技术支撑的“德国制造”。像寄居蟹那般换了“壳”之后，但还是“文科生”的汉斯·施韦尔特，能够在这间以理工科为传统的名牌大学被推选为校长，本事不可谓不大，毫无疑问的长袖善舞！
在亚琛市古城区的中心，是德国最先被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亚琛大教堂，始建于查理曼大帝时期，查理曼大帝死后就葬在那里
随着时代变迁，更兼地处德国西部边陲，亚琛的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但在古往今来仍然吸引着形形色色的一时豪杰与各怀心机的时代“弄潮儿”，来到此地出没其间。比如铁血宰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他是按照沿用至今的德国两次“司法国家考试（德语：juristisches Staatsexamen）”程序而取得了法官、检察官、高级文官和律师资格的“完全法律人（德语：Volljurist）”。在第一和第二次司法国家考试之间的“司法见习期（德语：Referendariat）”，俾斯麦是在亚琛度过的。而著名指挥家赫伯特·冯·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年轻时也遇到过事业瓶颈，他的突破在于，1935年4月在亚琛第一次获得了领导一家交响乐团的机会，成为当时全德国最年轻的音乐总监。
年轻时的卡拉扬在亚琛指挥乐队排练
汉斯·施韦尔特成为亚琛工大的校长之后，自然成为当地名流。每年或晚春、或初夏之季在“圣灵降临节（德语：Pfingsten）”（见前文：《复活节的古往今来与前前后后》），在亚琛向为促进欧洲统一的时代名人颁发以查理曼大帝命名的奖项（德语：Karlspreis）的庆典上，汉斯·施韦尔特作为亚琛工大的校长有资格坐在与欧洲的总统、首相、王公贵族们同列的前排。而在获奖者的名单中，比比皆是丘吉尔、马歇尔、阿登纳、基辛格、密特朗和科尔等等战后政坛上的重量级人物。
丘吉尔与阿登纳在1956年度的查理曼奖（Karlspreis）的颁奖仪式上
他还受德国政府的委托，负责协调德国的大学与荷兰、比利时各大学之间学术交流。为此，汉斯·施韦尔特还被德国总统授予“一级联邦功绩十字勋章（德语：Bundesverdienstkreuz, erste Klasse）”。充满讽刺意味的是，与面目友好的汉斯·施韦尔特教授打交道的那些荷兰大学中，不乏他当年作为汉斯·恩斯特·施耐德党卫军上尉颐指气使、不可一世过的学术殿堂。一分为二，却又合二为一，最终在汉斯·恩斯特·施耐德86岁高龄时，他的“汉斯·施韦尔特”面具被撕下。他的教授头衔和他作为高级公务员的退休金被剥夺，除此之外并无其他的追究。当了近五十年的汉斯·施韦尔特之后，他并没有表现出什么悔意与反思，对于自己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往和战后的乔装打扮，他只是玩世不恭地表示：“我这不是把自己给去纳粹化了嘛！（德语原文：Ich habe mich doch selbst entnazifiziert！）”
一级联邦功绩十字勋章
从汉斯·恩斯特·施耐德到汉斯·施韦尔特，到追随希姆莱的党卫军干员到跟格拉斯那样左翼文人唱和的“自由派进步学者”，恰似一句德国谚语：“油脂总是漂在上面（德语：Das Fett schwimmt immer oben.）。”任何社会都有这样不择手段追名逐利之士，他们不问道义与是非，只求侧身在潮头、堂上和酒池肉林间。这样的人和事，不但一言难尽，岂不发人深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