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洲新媒矩阵 马震洲（德国）
在人类历史上，但凡展现出超凡的领导力，并在关键时刻有着扭转乾坤之功的伟大人物，必然也都是语言艺术大师。真正能体现语言艺术的，并非只是像德国的小胡子那样催眠式地蛊惑人心、煽动仇恨，势必是要有承载着思想火花的“不刊之论”能够流传久远，感染着一代又一代后人。所谓“不刊”，绝不是不被刊行。古代的“刊”是指削除，那时把字写在竹简上，有错误就削去。“不刊”的是那些正确的、不可修改的文字，恰恰是那些“不刊之论”会被反复刊行和传播着。事关文字的影响力，感染力和战斗力，古今中外概莫如此，在中国，即便是选择对立面营垒的大师胡适也曾公允地“当推毛润之”。而以美国为例，身为战时总统的阿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虽然只有篇幅并不长的几份演讲稿传世，却堪称不朽。而对于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少见多怪的现代人只是纠缠于他给“门/gate”一词所作的新解，而无视他的一生著述。
尼克松的著作集锦
若论著作等身的话，曾经在1940―1945年和1951―1955年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的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是一个特例。不单是他一生创作的文字在数量上超过了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与沃尔特·司格特（Walter Scott）二人的总和，而且获颁195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一众文学家中不可企及的高峰。虽然诺贝尔奖只是涉及丘吉尔在其众多传记和历史题材著作中所展露出的文学成就，但更全面、更精悍的总结莫过于人称“JFK”的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在1963年所说的：“他调动了英语并将它投入了战斗。（英语原文：He mobilized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sent it into battle.）”
丘吉尔所获195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证书与奖牌
论及丘吉尔赋予其笔下文字的战斗力，世人自动会联想到他在1940年6月4日——二战初期“至暗时刻（英语：Darkest Hour）”——演说中的：“我们将在海滩战斗，我们将在登陆地点战斗，我们将在田野和街道上战斗，我们将在山间上战斗；我们决不投降……（英语原文： 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we shall fight on the landing grounds, we shall fight in the fields and in the streets, we shall fight in the hills; we shall never surrender……）”一个一个排比句，含义上并无递进。相反，可能的战斗地点其实是在一步一步地向内陆推进，但始终不变的是战斗的决心与毫不屈服的意志。这样丝毫不需要闪光辞藻和精心修饰的语句，却能最高效地鼓舞起全国军民的斗志。好多年后，丘吉尔自己也曾深有感慨地提到过，“我要是不说‘我们将在海滩战斗’，而是说‘敌意将会在沿着海岸的地域得到我们的应对’，那又会怎样？（英语原文：What if I said，instead of‘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Hostilities will be engaged with our adversary on the coastal perimeter’？）”——那就是死魂灵与活思想之比嘛！
丘吉尔1940年6月4日的演说中的著名片段：“我们将在海滩战斗……”
阅读丘吉尔的文字，根本不需要“TOFEL”八千、“GRE”至少一万之类的词汇量要求。更何况以这些机械记忆状态下的千千万万，怎么也挥洒不出丘吉尔的气势与意境的。他的文字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并不依赖毫无必要、为炫耀而炫耀地堆砌辞藻，惯常使用的都是些平白无华的词和语。而且真可谓“每临大事有静气”，即便在那些电闪雷鸣的重要历史关头，也可以举重若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丘吉尔在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Pearl Harbor）事件的翌日，给中国抗日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蒋中正的一封电报：“不列颠帝国和美利坚合众国被日本攻击了。一直以来我们是朋友；现在我们面对共同的敌人。（英语原文：The British Empire and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attacked by Japan. Always we have been friends；now we face a common enemy.）”就这么两个句号、一个分号的三个短句，点出了事由和各方分野，既对过往做了安慰性质的定调，又用最能强调共同纽带的方式展望了未来的合作——真的是大手笔的杰作！
在英国桑赫斯特军校（Royal Military Academy Sandhurst）就读时的丘吉尔
丘吉尔的功力就在于，如何将就其个体而言普普通通的一个个字与词，通过别具心思的剪裁组合，从而使之焕发出生命力。绝佳的例证正是体现在英国军民齐心协力挺过“至暗时刻”，所迎来的——正如丘吉尔在1940年6月18日的演说中所定性的——“他们最光荣的时刻（英语：Their Finest Hour）”。丘吉尔的嘴皮子与笔杆子打不了仗，能够打赢“不列颠之战（英语：Battle of Britain）”，厥功至伟的首推英国王家空军（Royal Air Force，缩写：RAF）的飞行员们。对此，丘吉尔在他1940年8月20日的演说中用了这样的描述，原文是：“Never in the field of human conflict was so much owed by so many to so few.”
把丘吉尔对英国空军飞行员的称赞稍作改动后的海报
这句话的历史背景几乎早已是尽人皆知了，自无需多言。对于其文字技巧而言，就非常有意思了。通篇没有一个生僻字，却因为构思的精巧加上中英语法之间的区隔，而在其问世八十多年以来让几代人为最佳的翻译而推敲、琢磨并头痛着。对于作为状语的“在人类战争史上/in the field of human conflict”并无异议，尽管从“conflict”到“战争”有着内涵、外延的大不同。难是难在丘吉尔围绕着“owe/欠、归功”而剪裁的句式，倒装的强调反而并不构成什么难度。有人勉力加勉强地直译成了：“在人类战争史上，从来也没有一次像这样，如此多的国民对如此少的士兵的无尽感激。”或是有人补充为：“在人类战争史上，从来也没有一次像这样，以如此少的兵力，取得如此大的成功，保护如此多的众生。”对比原文的精致，这样的译文都有些失之拖沓。我目前读到过最好的可能还是初见时的：“在人类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少的人为这么多的人做出这么大的贡献”。
1906年，尚为英国陆军年轻军官的丘吉尔在观摩德军演戏时，与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左）的合影
据丘吉尔当时的办公厅主任黑斯廷斯·伊斯梅少将（Major general Hastings Ismay，见前文：《北约的里里外外与“下只角”》）回忆，丘吉尔是在发布演说的四天之前视察了位于Uxbridge的英国王家空军指挥中心，在驱车离开的路上，犹自沉浸在百感交集之中的丘吉尔喃喃道出了这一千古佳句。对于这样妙手偶得之的灵感，最恰好的描述居然是来自德国人的“Geistesblitz”。德语的构词法中时常有着类似汉语中由字组词再扩展成词组的技巧，“Geist”就是智慧、精神、意识，而“Blitz”就是闪电——对了，就是在多国语言中被收入为外来语的“Blitzkrieg/闪电战”中的那个“闪电”。“Geist”与“Blitz”拼在一起，就是那么个意思——好像人品在线、运气爆棚时，电闪雷鸣一样会劈下来智慧一闪念。对此，反而是英语的翻译显得磕磕绊绊了：flash of inspiration；brainwave；flash of genius；sudden inspiration；brainstorm……都差那么点意思。
丘吉尔与英军最高层将领合影，前排左起：查尔斯·波特尔（Charles Portal）空军元帅、艾伦·布洛克（Alan Brooke）陆军元帅、丘吉尔、安德鲁·坎宁安（Andrew Cunningham）海军元帅，后立左起是哈罗德·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陆军元帅、黑斯廷斯·伊斯梅陆军上将
丘吉尔自己的总结是：“简短的词是最好的，而古老又简短的词是所有之中最好的。（英语原文：Short words are best and the old words when short are best of all.）”丘吉尔心目中的反面教材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见前文：《历数伊丽莎白二世的首相们》），丘吉尔嘲笑他：“我们知道，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有天赋，能把最大数量的文字压缩到最小数量的思想中去。（英语原文：We know that he has，more than any other man，the gift of compressing the largest amount of words into the smallest amount of thought.）”
在1924年和从1929年到1935年两度担任英国首相的拉姆齐·麦克唐纳
不像火炮的杀伤力常常来自于口径增大而随之带来的弹丸装药的增加，语言文字的威力则是来自对于读者、受众心灵的穿透力，必须是一击必中、一击深入，不妨借用日式汉字就是一发“入魂”。不同于鸿篇巨著中可以泛泛而谈、渐次铺陈，那些流传下来的短句是最能传神而生动地反映出始作俑者的语言艺术。这样的俗谚、名言在德语中被称为“geflügeltes Wort”，本意就是“长了翅膀的词”，取其口口相传、不胫而走之意。
少壮得志的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担任英国海军大臣（First Lord of the Admiralty）时的肖像
而在这样最短小的文字创作里面，本意用来“骂人”的话是最为灵动，苦辣酸甜咸一应俱全。至于那些金玉在外、“枪药”或“毒药”充斥其中的语句，常常是即便在几十年、上百年后，脱离了当初原本的时空环境和人际角力，还是会让人忍俊不禁。偏偏论骂人，丘吉尔才是大师，从敌伪顽到左中右，可以一个一个点过卯来。分析其中的技巧，不但是辩术的速成班，还是得享语言艺术的精选拼盘。于是乎，不妨跟着丘吉尔学一学怎么骂人！
丘吉尔最著名的肖像照片
丘吉尔成年之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都在从政，他想骂就骂的靶标绝大多数就是政治人物。首先，作为一位思想深邃、常常领先于时代，而性格中又有诸多缺陷与躁动的天才型人物，他对于同僚和所处官场的评价根本就不高。这从他的两段讥讽中可以反映出来：（1）“如果可以让智慧跟愚蠢传播得一样容易和一样快，这倒会是政治中的一大改革。（英语原文：It would be a great reform in politics if wisdom could be made to spread as easily and as rapidly as folly.）”；（2）“他们是一帮可敬的绅士——都是好人，都是老实人——他们是愿意为他们的理念作出巨大牺牲的，只是他们没有理念。他们愿意为真理而死，要是他们知道什么是真理的话。（英语原文：They are a class of right honorable gentlemen — all good men，all honest men — who are ready to make great sacrifices for their opinions, but they have no opinions. They are ready to die for the truth, if only they knew what the truth was.）”
丘吉尔与他的标志性“V”字手势，“V”代表着“victory/胜利”
从上面这两段就可以看出，像丘吉尔这个段位的“骂人不吐脏字”从来不会直截了当的开口即骂，更不是所谓的破口大骂，而总是需要通过铺垫而营造反差，然后就宛如物理上的势能转变为动能，那就势不可挡了。而在争论之中，长篇大论使人厌烦、让人麻痹，在这种情况下，恰当合理的比喻更能够引发必要的惊悚，以期得到警示效果。仅次于他作为战时内阁的首相，耗费了丘吉尔非常多政治能量的就是他与“绥靖/Appeasement”政策的斗争。丘吉尔最有名的比喻是：“绥靖主义者是喂养鳄鱼的人——从而指望鳄鱼最后一个才吃他。（英文原文：An appeaser is one who feeds a crocodile — hoping that it will eat him last.）”
丘吉尔（右）与“绥靖”的代表人物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
在达成“慕尼黑协议（英语：Munich Settlement；德语：Münchner Abkommen）”之后，丘吉尔更是用把对手推入逻辑陷阱和道德悖论的方式指责道：“你们被要求在羞辱与战争之间做选择。你们选择了羞辱，而你们将得到战争。（英文原文：You were given the choice between war and dishonor. You chose dishonor and you will have war.）”事实证明确实如此，所以，能让骂人话千古流芳的，必须是让有资格骂的人，对着活该挨骂的人，骂出了正大光明而又被证明为无比正确的话，加上一点辛辣鞭挞的佐料就是更加添彩了。
“雅尔塔（Yalta）会议”上的三巨头合影，在丘吉尔（前坐左）身后的四名英美高级将领是左起：安德鲁·坎宁安海军元帅、欧内斯特·金（Ernest King）海军五星上将、查尔斯·波特尔空军元帅、威廉·莱希（William Leahy，旧译“李海”）海军五星上将
绥靖主义者想避免但势不可挡地加速招致战争，最终是要由丘吉尔作为战时领导人而成功驾驭。他是最高政治领导人，而前线的具体指挥只能是交给专业军人来进行处置，尽管丘吉尔还是时不时会重蹈他在一战期间就克制不住的直接干预欲望。由此可知，他与二战期间英国最杰出的统帅、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Field Marshal Bernard Montgomery）之间有着微妙的互动。战后，丘吉尔有些无可奈何地形容蒙哥马利的个性：“在失败中，不可战胜；在胜利中，无法忍受。（英文原文：In defeat，unbeatable；in victory，unbearable.）”
丘吉尔（穿黑大衣）和蒙哥马利（穿米色风衣）
如果说丘吉尔与蒙哥马利是合作中有掣肘、有牵绊，但在共同目标面前同心同德的话，丘吉尔与他战时副首相克莱蒙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的关系就更为尴尬。艾德礼是工党领袖，本属反对党，只是战端一开、举国一致的情况下才担任了副首相。战争结束之后，工党利用大局已定、人心思安的情绪，马上在大选中击败了保守党，艾德礼取代丘吉尔成为首相。丘吉尔的“骂术”也相应地从貌似“温和”而起步，他对艾德礼的评价是：“艾德礼先生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确实，他有很多地方值得谦虚的。（英文原文：Mr. Attlee is a very modest man. Indeed he has a lot to be modest about.）”
从1940到1957年间先后担任过首相的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左）、丘吉尔（中）、艾德礼（右）
从工党（英语：Labour Party）跃上英国政治舞台，取代了丘吉尔赖以起家的自由党（英语：The Liberal Party），逼得他一度低三下四以求改换门庭到保守党（英语：Conservative Party）开始，丘吉尔就把工党当成主要的政治对手。在战后携胜利的光环却在大选中黯然落败之后，更是心意难平，丘吉尔一生中那些最尖刻的挖苦就是留给工党人物的，比如他对在1947年到1950年间担任工党政府财政大臣（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的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评价道：“他有着我统统不喜欢的美德，却没有一项会让我羡慕的罪孽。（英文原文：He has all the virtues I dislike and none of the vices I admire.）”其中的奥妙仍然是营建反差，然后以强烈的对比来激发关键一击。
晚年参加庆典时盛装披挂勋章的丘吉尔
这样的手法是丘吉尔多年来乐此不疲的，比如他对于二战时的盟友波兰颇有微词时，用的就是类似的语言逻辑：“没有哪些美德是波兰人所不拥有的——而他们也不曾避免过任何错误。（英文原文：There are few virtues that the Poles do not possess — and there are few errors they have ever avoided.）”别说对于“盟友”，对于大洋彼岸盟邦的头面人物，丘吉尔照样会暗地讥嘲。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总统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始终一本正经、不苟言笑、不偏不倚、不易不变，用个术语不正确但形象无比贴切的说法，杜勒斯在西方阵营中就像是在中国某个历史阶段被称为“马列主义老太太”一类的人物。丘吉尔多少有些厌烦杜勒斯的冗长说教，私底下拿他的姓氏以形容词的原级、比较级、最高级来打趣：Dull，Duller，Dulles/枯燥、更枯燥、杜勒斯。
杜勒斯（左一）与丘吉尔（左二）
丘吉尔一生经历的主轴是政治与战争，结合两者与自身的最绝妙归纳是：“在战争中你只能被打死一次，在政治中可以无数次。（英文原文：In war you can only be killed once，in politics many times.）”跟着丘吉尔学“骂人”，难道不是大半个世纪之后轻松得多的环境中学一点“攻防之道”，在《甄缳传》一类“职场教育神剧”之余做一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拾遗补阙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