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欧洲新媒矩阵 马震洲（德国）
有道是，“一识字则忧患始”，在于我，恐怕是从“一识字”就爱上了历史。一开始，无非是在翻看邻家已经上学的小哥哥、小姐姐们新发下的教科书时，最先诱发出我的浓厚兴趣的，正是有图、有真相/故事，充斥着那些前不久还曾被骂作“王侯将相、才子佳人、外国死人”的历史课本。由此发端，轮到了自己“小么小儿郎，背着那书包进学堂”，在“好读书，不求甚解”之外，更是怠慢了正儿八经的学业，反而专注于读那些课外的闲书，每每总是能似是而非地包装成对于历史的偏爱。
成年后回顾陈年往事，以我这样的偏科而没有误入旁门左道，要深深感激所有历来、各科老师们几乎没有太大例外的包容与扶助。作为一个乏善可陈、稍嫌有些“异类”的学生，我的莫大幸运更在于，在成长中至为关键的初中和高中的六年中，以历史为结缘，特别是得到了历史老师们的关爱与呵护。而在这几位历史老师中有两位是历史特级教师，其中一位还是在上海中学教育界享有盛誉，尤其是在中学历史教学领域当之无愧No. 1的包启昌先师（1924年―2012年）。
七十年代末期，包启昌先师授课时的照片
我所在的中学是上海市敬业中学，校名取自“敬业乐群”，语出《礼记·学记》：“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朱熹解说：“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乐群者，乐于取益以辅其仁也。”待到“敬业精神”为各行各业所推崇而传扬海内，那已经是我辈离校之后了。敬业中学的前身是上海县城内唯一的官办书院，建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申江书院，是上海历史最悠久的一所学校——无论小、中、大！据《上海县志》记载，时任江苏“第一把手（巡抚）”的林则徐在亲临视察时，曾为敬业的前身申江书院专门题写了“海滨邹鲁”的匾额。
从“申江书院”到“敬业书院”
在民国时代，则是冠名“上海市立敬业中学”。所谓的“市立”要比如今的“市重点”、“市级示范高中”的含金量大得多。毕竟在那个年代，享有“市立”中学地位的，在全上海仅有六座，敬业是其中之一。在民国时代的“上海市立敬业中学”，有陶氏两兄弟先后担任敬业的校长。作为兄长的陶百川（1903年1月19日―2002年8月9日）后来专任KMT之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中央日报》总社社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制宪国民大会代表、民国宪法“五院（立法、行政、司法、监察、考试）”格局之中监察院的监察委员。“播迁”去台之后，最后还受任“总统府国策顾问”。继陶百川之后执掌敬业，直到1949年解放的，是其弟陶广川。
赴台后的“上海市立敬业中学”老校长陶百川先生在“监察院”会议上
在1949年整个“天翻地覆慨而慷”过程中，上海解放后的各级管制权的交接是当时中国最大规模、最为繁复的城市接管。在教育系统的接管中，从当时军管会派出的接收人员阵容就可以一见当时敬业的地位。在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颁布1949年“接文字第一号命令”中，任命市政教育处杭苇接管敬业中学。犹记得我1977年初上小学时，当时上海市的教育局长就是杭苇——取自《诗经》中“谁谓河广，一苇杭之”的名字，让人印象特别深刻。敬业在建国后校史上近乎传奇的老校长是翁曙冠，他从五十年代初开始的任期跨度之大，以至于我辈1985年的初中毕业文凭上仍然是翁校长的大名——他当时已经是上海市教育局的副局长，后来还曾担任过民盟上海市委员会的常务副主委。在敬业校史上公认的黄金时期，是以翁曙冠校长辅以包启昌先师为教导主任。
敬业校史上传奇而绝佳的搭档：风度翩翩的翁曙冠（右）和包启昌教导主任（左）在上海解放前的合影
及至我入读敬业时，包启昌先师早已是主持校务的一校之长，在全校师生中都极具威望。对于莘莘学子而言，一般都是在学校广播中聆听训导，在学校的重大活动中远远地一睹尊容。我是仰借历史这门学科的因缘，得以亲身接受包启昌先师的耳提面命和费心栽培，实在是幸甚！幸甚！
我在敬业初中、高中的历史任课老师只有两位，就是在初中阶段教中国史的程培余老师，以及在高中教世界史的包启昌先师。对于爱好历史但少不经事如我，后来在《上海滩》杂志社任资深编辑的程培余老师可谓是宽纵得无以复加。回想起来，我在历史课上插嘴、多嘴的大不敬多半是频率高发的，程老师从没有“整顿”过我，最多是课间在走廊里对着我伸出手指又好气又好笑地晃两下。程老师知道我学风不正，考试时不肯老老实实地背课本上的“意义”之类，他在规劝之余，虽然该扣的分还是得扣，但也时不时地对于我答题时幼稚地“耍宝”那几下课外杂学，还特地给予些鼓励性质的加分。
从六十年代初直到九十年代中期的敬业校舍，现在是敬业初级中学
在我上初二时，正好举办了全市中学生的历史知识竞赛。先是在学校里通过笔试和问答竞赛两级形式，选出了我随同两位分别来自高一和初三的学长一起，代表敬业参加区一级比赛。经过了区一级层面的筛选之后，各区推举的参赛学生再进行市一级的对决。考虑到人数不少，从区一级开始都是闭卷考试类型。只不过那是厚厚一叠的卷子，以填空和最简短的问答为主，完全都是平时考试不会考的内容，偏偏让我这样的学生如同“老鼠翻进白米缸”。
记得市一级的赛场是在淮海中路上的原上海市教育学院旧址，在那里，我与包启昌先师有幸第一次近距离的面对面。以当时的年纪，虽然年少气盛、不免张狂，但却少了功利心，也就不会患得患失。一道道题“顺流而下”之后，对于会不会、错不错，没有反复掂量的回头看，旁若无人地一遍做完就交卷。我好像是第一个出考场的，迈出大教室的门，惊讶地看到包启昌先师就立定在门口。听到我叫一声“包校长”，包启昌先师惊讶之余问的是：“交卷了？”言下之意，会不会是省略了“就这么……”
淮海中路上的原上海市教育学院
虽然我之前就已从同为敬业校友的家母和敬业的其他老师那里知晓，包校长是1979年全国首批特级教师之中唯一来自上海的历史教师。但我当时一个初二学生不会知道，包启昌先师与北京的时宗本老师被中学历史教育界誉为“北时南包”，《人民日报》还曾专门刊文介绍了他的事迹与教学思想。我更不会知道，包启昌先师从50年代起就担任上海市世界历史教学研究中心组长，后来连任三届上海市历史教学研究会会长及全国历史教学研究会的副会长。包校长不是以敬业中学领导的身份出现在赛场，他是整个比赛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
如同天降大运的是，不久之后揭晓，我的得分排名恰好跻身于被评为全市一等奖的前六名。误打误撞间，在包校长作为全市中学历史教学研究会会长而参与主持的市级学科类型活动中，我成为了来自包校长本校的得奖学生。至少这一点，还是令他老人家欣慰的吧。巧合的是，在几周之后的颁奖大会上，正好是由包校长为我来颁发获奖证书和奖品。第二次有机会与包校长vis-à-vis（法语，意为“面对面”），虽然在周围众人的热闹欢乐中没有机会tête-à-tête（法语，意为“头对头”，引申为“亲密交谈”），包校长笑眯眯地让我在之后的某日某时直接去校长室找他——在学校的这一方天地中，不妨稍微夸张一点而言，经此一“役”的我可以自诩为“嫡传弟子”了。
1980年，教育部副部长董纯才（左）与全国首批特级教师之一的包启昌（右）先师交谈
几天之后，我如约觐见包校长。他招呼一声，带上我就走。跟随他穿行在教学大楼的走廊上，才明白这是包校长专门给我的额外奖励。以当时的条件而言，敬业有一个很不错的图书馆，尤其是文史哲方面的藏书丰富。包校长亲自把我带到主管图书馆的葛明沧老师面前，请葛老师让我可以借阅仅限教师使用的那些图书。原来，图书馆藏书室有个侧厅，里面收藏的都是带有浓厚七、八十年代风格的所谓“内部发行”书籍。这些书完全由于其政治性、涉外——有一些以我日后作为法律人的角度看来，则是因为版权——而在当年被列入“少儿不宜”。包校长亲自出马准予我的特权就是可以借阅这些书籍，以我出入那里的几年间，我是从来没见到过有其他学生。出于对包校长和主管其事的葛老师的感激，在校期间我倒是按下了不免“希嘎嘎（上海方言：类似显摆吧）”的性子。虽然那时智识未及，倒是暗合了后来学到的德国谚语：Ein Gentleman genießt und schweigt./一位绅士，乐享并缄默；换做英语谚语则是：A gentleman never tells./ 一位绅士从不多嘴。
至今仍然记得，我借助包校长特批而借阅的第一本书是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的《领袖们（Leaders）》。是他辞去美国总统职务之后，回顾自己所经历过的国际政坛巨子们的潜心所作，读过四十年后仍然令我推崇备至。巧合的是，担纲这本书翻译工作的是当时外交部的翻译室，领衔的翻译室主任、后来出任过驻卢森堡大使的施燕华，正是我们敬业的前辈杰出校友。
后来正式公开出版的《领袖们》，首席翻译和校对都是施燕华。而当年作为“内部出版物”时还是绿茵茵的封面
初尝滋味意犹未尽，那简直是如同孙猴子可以不务弼马温的正业，得以遍尝王母娘娘蟠桃园，更何况我还是有包校长“罩着”的呢。改革开放后日益轻松、活跃的空气使得包校长能者多劳，在繁重校务之外还要承担多重的学术和社会活动。虽然我并没有很多机会在学校里见到包校长，他但凡见到我，时常都会招招手，在大楼楼梯的门厅里问话、勉励、督促。以我少时不免的“顽劣”，居然还敢于“近之则不逊”。包校长出身于宁波镇海的包氏大家族——最有名的就是船王包玉刚，说普通话时也难掩一口浓浓的宁波乡音，而我依仗着从小在长辈那里学到的“三脚锚/二把刀”宁波话，时常在言语间直接用宁波腔卖萌，还曾逗得包校长哈哈大笑。以包校长在学校中的威信和平素的不苟言笑，偶然经过而见到过这样隔代师生相对而笑场景的老师、学生们，多少会有些一愣神的吧。
更为幸运的是，当我升入敬业的高中之后，被编入了人称尖子班的“三班”。从班主任到各科的任课教师堪称是整个敬业中学师资力量的Who's Who。因为已经超龄服役而即将面临退休的包校长还不辞劳苦地亲自为我们班教历史，而且克服了各种时间和工作压力而上满整整一学年，直到完成高中历史科目的会考。在此期间，我有幸是包校长在中学课堂教学中的最末一名课代表。对于包启昌先师的几十年教学生涯，我们班的一众同窗都是他的关门弟子！
九十年代，敬业迁回老校址，新建了校舍，校门上的校名题字出自前辈杰出校友，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在校时的曾用名：蒋照明）
包校长的教学是一代精华，如果不是囿于教材限制、面向受众、课时安排和教学比重，包校长的教学水平超越不少过往、同代和后学的大学教授们吧——更何况包校长在退休后，确实就是被延揽为上海师范大学的外聘教授。别的不说，包校长的一个细节习惯至今影响着我。包校长给我们教世界史，从第一堂课起，但凡出现重要的人名和概念、名词，包校长都会在黑板上用潇洒的老派花体字母行书写下其英文版本，供我们对照记忆。以至于自我写作公众号文章以来，自动会对于相关人名、地名、事由、机构等尽量给出原文称呼。每每此时，都是对包启昌先师的虔心崇敬和深入骨髓、不敢淡忘的师法。
后来慢慢更多了解包校长的人生经历，更是令我辈仰之弥高。作为沪上中学界最有盛名的历史教师，全国层面则是“南包北时”，包启昌先师根本不是科班历史系出身，他是解放前上海圣约翰大学（英语：Saint John's University）经济系毕业的。“圣约翰大学”的履历就说明了他那一口漂亮、优雅英文的出处——甚而至于是隔行如隔山，但同样是圣约翰毕业的沪上滑稽界泰斗级人物姚慕双，在偶尔的包袱抖露中，那一口英文就是那一代人中的凤毛麟角。
敬业中学的校史陈列室
1946年9月大学毕业后，包启昌先师考入交通银行，短短几年间已经升至分行的襄理，月薪已经是三百多大洋。在通货飞涨、金圆券不如草纸的年代，无疑是稳定而丰厚的收入。放在今天，以这个职位如果自谦是银行中层的话，会让不少银行职员马上放下“某总”的头衔。包启昌先师则是因为对历史的兴趣爱好，通过在地下党背景、面向贫苦学生的“联生义务夜校”中执教，从而走上了教学之路。也正是在夜校中，早已是地下工作者的翁曙冠老校长和包启昌先师结成了一生的莫逆之交。在解放后，包启昌先师放弃了在交通银行的金饭碗而转任中学教职，在敬业与翁校长继续搭档。如此高风，只有用当下一个时兴的词可以形容：那是情怀！
听作为敬业前辈学长的家母讲起她自己亲身所见，结合从其他前辈和老师们的叙说，当年做教导主任时的包启昌先师除了自己教课，还是可以随时有需要就直接代课的，不但是语文、英语，甚至是数理化也信手拈来，简直就是“请日试万言，倚马可待”。那样的深厚与广博，让我等年庚的后辈们望尘莫及。了解了包启昌先师这些行经所及的闪光、辉煌、蹉跎、坚忍，在滋生出更多尊敬的同时，也深深感叹自己曾经得到先师眷顾的幸运。
上海解放后，“联生义务夜校”骨干合影：翁曙冠（前中）与包启昌（前右）之后在敬业中学共事三十多年，携手开辟新天地，也曾共厉艰辛
我在敬业经历的第二位历史特级教师是钱君端老师，在我这一届离校之后几年，她担任过敬业的副校长。特别有意思的是，钱君端老师其实只给我上过一堂课，是在包校长因故未能亲临时，钱老师给我们班级代课，而我与钱老师的熟悉则是因为被称作“第二课堂”的课外活动。时隔多年，仍然能够清晰记得高一时与钱老师的第一次见面。在敬业老校址教学楼内，从教室去往图书馆的走廊上必定要经过史地教师办公室。就是在我某次午休再次享受“特权”而前往图书馆的路上，正要回办公室的钱老师叫住我，问我是不是有空、什么时候有空，有事要跟我说……那么的平和、轻松，一开始就让人觉得是身为长辈但推诚以待的暖意。
钱老师受命重新激活历史兴趣小组的“第二课堂”，凝聚起学校中的历史爱好者。承蒙钱老师的垂青、信任，她鼓励我大胆选题、开设讲座，由她来负责压阵就好。以我当时年少而对于战史的兴趣，我选取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陆战、海战的几个战例。在第一次讲“斯大林格勒（Stalingrad）”的试图面面俱到，形同读稿发言之后，钱老师手把手教我怎么做卡片来提纲挈领、前后贯穿，可以让讲座更为自然、活泼。第二次再战“中途岛（Midway）”时，就顺溜得多了。
钱君端老师（后排C位的女士长者）与年轻教师们合影
说来有趣的是，第三场讲座的战场改到了西线，是讲德军在1940年如何以“闪电战（成为英语中的外来语的一个德语词：Blitzkrieg）”策略击败英法联军，讲座题目中出现了当年德军的行动预案代号“黄色计划（德语：Fall Gelb）”字样。当我把相关活动的黑板（那个年代的技术条件嘛……）抬到校门口时，邻近的体育组办公室里，两位老师（记得是戴明耀老师和钱国广老师，但愿我千万不要写错名讳！）一下注意到标题中的“黄色计划”，他们看出了我忽视的一语双关，马上忍俊不禁。好多年后，当我回到母校再遇见戴老师和钱老师时，他们仍然会拿德军参谋部随机起名的“黄色计划”来打趣——每每想到他们，总是让我对“语文是体育老师教的”之类而愤愤不平。以我后来在工作中遇见的某些同龄人观之，我的中学体育老师的口才和文采多半胜过那些人的语文老师吧。
经历了第二课堂的有趣和教益，虽然名义上只做过钱老师一堂课的学生，我始终把钱老师看作是可敬、可近、可亲，还可以请教诸多课堂之外问题的难遇恩师。在她那里，总是会感受到一种跨越年龄差距、打破师生等级的平等讨论的氛围。钱君端老师在她早年论述“问题教学法”的论文中专门提到：“虽然，老师常会遇到回答不出学生问题的尴尬，但是，看到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思维能力发展，想到若干年以后，学生将成为21世纪有竞争能力的新型公民，我们就心甘情愿地逼着自己终身学习。”如此的虚怀若谷，不但是我这样“一堂课”学生的幸运，更是一届、一届上过她课的学生们的幸事。钱老师使历史课焕发出新的活力，她在上海东方电视台主持讲授《中国近现代史》时，其生动而深入的演绎不仅吸引了几万名电视中专的学生，还使得万千普通市民也从偶然到必然地成了她的旁听生。
钱君端老师（右起第四）作为历史特级教师以“工作室”形式为年轻教师们传、帮、带
离开学校这么多年后，从我写作公众号文章伊始，钱君端老师会不间断地点评、改错，并给予鼓励。钱君端老师还组建“历史名师工作室”，以极大的热诚为年轻教师们传、帮、带。通过钱老师的纽带，让出国求学多年的我与几位毕业后辛勤耕耘在中学历史教学岗位上的大学同学们有了联络。2023年，一位大学同学被评为历史特级教师，我有些专属的得意、但满怀诚挚的祝贺感言是：“我一直自诩在中学里有两位历史特级教师教过我。从今往后可以加一条，我的同学也是历史特级教师。”
随着马齿徒长，自己都逐渐开始沉迷于回忆了。回想敬业校史上目前为止总共5位特级教师之中，包启昌先师与钱君端老师这两位历史教师曾给我授业；数学特级教师朱再宇老师教了我完整三年的高中数学（见前文：《一位数学特级教师的文史哲与德》）；后起之秀的敬业中学现任校长，英语特级教师金怡老师当年还在敬业求学时，我与她曾在学生会短暂共事过。这么说着、说着，一下子觉得自己简直就是校史意义上的“活化石”了……不由得又作“子在川上”之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