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规律地开始“涂鸦”公众号“小作文”以来，积聚了不少的乐趣，也收获了不少的关注。因为上一篇介绍同济大学与联邦德国交往之初的文章，幸蒙好多同济校友的垂青，其中不少人还自动把我看作了同济人，实在是何德何能，令我惭愧……但论对同济的景仰与感激，我赴德国留学之前的德语基础是在当年同济的夜校中打下的。三十多年过后，依然记得当时启蒙老师们的音容笑貌。其中有参与《新德汉词典》编撰的陆慧敏教授；一度在德语学习者群体中曾经人手一册的《德语语法解析与练习》的作者王兆渠教授；而冯季平教授，除了他一口地道的发音和妙趣横生的讲解，他的玉树临风绝对不输任何校园偶像剧中的青年才俊教师形象。以我在短短、匆匆的不到十个月、三季课而经历的这几位同济大学德语系名师，比起时下国内任何名牌大学都不遑多让。
同济大学校园
若要真的腆着脸与同济攀亲带故的话，其次我能说出口的是我在德国就读的波鸿鲁尔大学（Ruhr―Universität，Bochum）——它是改革开放之后与同济结成姊妹大学之谊的第一所德国大学。
同济大学的前身是德国医生埃里希·宝隆（Erich Paulun）于1907年创办的同济医院和上海德文医学堂，在同济的百多年校史中一直有着与德国社会各界、学术界的紧密交往和丰富交流。同济多个系科、专业有着用德语教学的传统，不但在上海，在全国也是独树一帜的。在1976年的“十月里，响春雷，八亿神州举金杯”之际，拨乱反正后的重开国门也给同济带来了重新扬帆起航的机遇。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当年的同济大学校长、中国土木工程学与力学的一代宗师李国豪教授就领衔向教育部、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同济大学与西德建立联系并恢复使用德语教学的请示报告》。这份由国务院当时分管科教的副总理方毅亲笔批复，并得到邓公、余秋里、耿飚、王震、康世恩、陈慕华等领导人批示同意的报告是同济校史上的里程碑式珍贵文件。
《关于同济大学与西德建立联系并恢复使用德语教学的请示报告》首页，方毅副总理的手迹与签名清晰可辨
同济大学与波鸿鲁尔大学的结缘、订交就来源于此、始自于此，成就了几十年绵延不断的佳话。其实，两所大学是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和依托，首先所处的城市与地区就是完全大相径庭。波鸿（Bochum）以前也曾被译作波洪，在我看来都是饱学之士的深湛手笔：“波洪”是可以挂靠曹操的《观沧海》“秋风萧瑟，洪波涌起”；而“波鸿”则是浮现在陆游悼唐婉的诗句中，“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鲁尔工业区各大城市的天际线
波鸿居于德国西部的鲁尔工业区的中心区域，一直是围绕着煤与钢的工业城市。而在十九世纪后半叶，普鲁士统治下的鲁尔区在工业革命中冲天而起，也是德国得以统一和德意志第二帝国迅速崛起的最重要物质基础。“铁血宰相”俾斯麦能够念叨着“铁”与“血”，“血”是全德意志的，而“铁”几乎都是产自鲁尔区的。有意思的是，“鲁尔/Ruhr”的地名是来自贯通整个地区并汇入莱茵河的鲁尔河，但“鲁尔/Ruhr”在德语中的意思居然是“痢疾”！哇！想当年，那得有多……
曾经肉眼所及到处是烟囱的鲁尔工业区
历代以来，对于鲁尔区的工业开发近乎竭泽而渔，文化与学术在任何规划中都不占据多少份量。所以在偌大一个鲁尔区，以前并没有一所大学。直到战后的联邦德国底定大势，面对铁幕、背靠保护伞，过起了安安稳稳的日子，而鲁尔区也渐渐笼罩开来传统工业的那抹夕阳。于是，在应对转型的过程中，1962年在波鸿的西南郊选址建立一所综合性大学，以作为鲁尔区全新的名片。波鸿鲁尔大学（Ruhr―Universität，Bochum）的得名也由此而来——不为一地之私府，欲为全域之重心。同时，波鸿鲁尔大学也是联邦德国在1949年建国之后新创设的第一所大学。
波鸿鲁尔大学的校徽，依照古罗马时代的习惯，U作V，其实是为了石匠在铭刻碑文时运刀的方便
波鸿鲁尔大学从建校伊始就秉承着被称为“博洛尼亚进程（英语：Bologna-Process）”的欧洲高等教育改革计划。从校园的规划和校舍的设计入手，就是向公众打出了一个崭新的照面。不同于那些建于中世纪和近代的德国老牌大学，波鸿鲁尔大学各系科和大学所独有的楼、堂、馆、所并不是散布在城区的各个角落，而是集中地以大礼堂（Audimax）为核心，四面分列风格统一的大型楼群，分别以“I”（指代德语Ingenieurwesen/工科）、“N”（指代德语Naturwissenschaft/自然科学）、“G”（指代德语Geisteswissenschaft/人文科学）、“M”（指代德语Medizin/医科）相区分。混凝土建筑群完全专注实用性、功能性，恰恰是实践“包豪斯（Bauhaus）”设计理念的典范，但由于其庞然巨大而招致不少非议。无论如何，波鸿鲁尔大学至少是可以为自己诞生之时就“敢为天下先”而自豪。
波鸿鲁尔大学校园鸟瞰
自1965年，波鸿鲁尔大学在全新校舍开学以来，一直是位居西德——在统一后的德国也是——最大规模的高等学府之一，依照2023年冬季学期的统计，注册在读的学生多达四万一千多。主要是得益于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Nordrhein―Westfalen）州及其鲁尔区（Ruhrgebiet）是欧洲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具有丰厚、充沛的生源。历年来的优秀毕业生涵盖了德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从政的有2005到2017年间的德国联邦议院议长（德语：Bundestagespräsident）诺贝特·拉默特（Norbert Lammert）——我们法律系毕业生中除了拉默特议长外最有名的是一位前司法部长，但他为人所铭记的功劳是他多年担任多特蒙德足球俱乐部（Borussia Dortmund，缩写：BVB）的主席；宗教领袖则有德国第一位女性教宗：新教教会（德语：Evangelischen Kirche in Deutschland，缩写：EKD）的联合会主席玛戈特·凯斯曼（Margot Käßmann）——而天主教会至今不允许女士担任神职；艺术界最有名的的影、视、歌坛三栖的赫贝特·格勒内梅厄（Herbert Grönemeyer），他的歌唱风格犹如现代的“游吟诗人”，他为一个城市所写的颂歌《Bochum/波鸿》值得每一位德语学习者聆听、欣赏。
年轻时的赫贝特·格勒内梅厄（Herbert Grönemeyer）与他为一个城市写颂歌《Bochum/波鸿》
平心而论，在众多享有盛誉的德国老牌学府的辉映之下，后起的波鸿鲁尔大学算不上名牌大学。最接近的是，波鸿鲁尔大学曾被两度纳入德国“精英大学”（德语：Eliteuniversität，其实就是德国式的“全国重点大学”）的最后一层级遴选名单。虽然最后没有跻身八所“精英大学”之列，但绝对是所有战后新创建大学之中的翘楚。也正是这样一所年轻的德国大学，一进入八十年代就与刚刚焕发了新生的同济大学有缘结下了亲密合作关系，并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而共行至今。
波鸿鲁尔大学校园入口处的音乐中心
1980年，波鸿鲁尔大学代表团专程来访同济大学。同济的校史资料中保存了当年两校的领导欢欣见面的场景，站在合照右侧的是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教授，在他身边的是当时波鸿鲁尔大学的校长克努特·伊普森（Knut Ipsen）教授。要认出李国豪教授不难，除了学术声誉和社会资望以外，他还曾经是上海市政协主席。至于我能够同样毫不费力地认出伊普森教授，那是因为我不但听过他的大课（德国大学里叫Vorlesung），还上过他的研讨小课（Seminar）。算是近距离“打过交道”，更多则是领略过风采。
同济大学校长李国豪教授会见来访的波鸿鲁尔大学代表团
1980年到访同济大学时，伊普森教授也才有45岁，他是在之前一年刚刚被波鸿鲁尔大学的教授团选为校长。该校校史上，在1979年到1989年间担任校长的伊普森教授，其任期纪录至今没有被打破。说起德国的校长，联邦制的影响居然在大学校长一职上也有体现。传统上，德国大学的校长的头衔是Rektor，是由教授团推举，更多的是代表性的礼仪职位。但能够当上校长，必定是在本校教授中声名远播、深孚众望之辈——伊普森教授不到四十岁就获得了教授教席，四十出头就成为校长，可见他的了不得。
年富力强的波鸿鲁尔大学校长克努特·伊普森（Knut Ipsen）教授
在这样的校长（Rektor）之下另有一位Kanzler全面主持学校的管理。这个Kanzler的头衔非同小可，德国的联邦总理（德语：Bundeskanzler）不就是联邦（Bundes―）的Kanzler吗？而另有一些德国大学的校长则是Präsident，其实一如英语中的President，顾名思义就有一些实权。在德国的有些联邦州，大学校长一概是Rektor，个别州的大学校长统统Präsident，还有几个州是既有Rektor又有Präsident——可见联邦制之下，不但需要容人之雅量，也是需要脑容量的。有意思的是，伊普森教授既当过Rektor（在波鸿），又当过Präsident。那是在两德统一之后，伊普森教授受命去东德的奥得河畔法兰克福/Frankfurt（Oder），重建校史可以上溯到1506年的欧洲大学（Europa-Universität Viadrina），在那里担任第一任校长（在那里是Präsident）。我有幸受教于伊普森教授，就是在他完成了在奥得河畔法兰克福欧洲大学的使命，回到了波鸿鲁尔大学之后。
从奥得河畔法兰克福欧洲大学回到了波鸿鲁尔大学后的伊普森教授
在克努特·伊普森教授的姓名与头衔之中，都有可圈可点的与众不同之处。首先他的头衔不同于一般必定也是博士出身的教授（Prof. Dr.），伊普森教授的是Prof. Dr. Dr. h.c. mult.，他的“名誉博士（拉丁文：honoris causa，缩写：h.c.）”已经多得不胜列举，只能再加一个“多项/mult.”来予以归并。而他的前名“Knut”也不常见，“Knut”明显是取自北欧史上纵横三国的著名统治者，1016到1035年是英国国王，1019到1035身兼丹麦国王，1028到1035年又领挪威国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因其打造“北海帝国”功业的“丰亨豫大”而被冠以“大王”头衔，德语中是Knut der Große、丹麦语中是Knud den Store，英语中是Canute the Great。
波鸿鲁尔大学大礼堂（Audimax）内景
有关克努特大王，流传下来的是他在海边命令涨潮的海水从自己的脚下退去的故事，仿佛一个狂妄而无知——尤其是不知道自己权力之界限——的君王形象跃然而出。而实际上却是，克努特大王为了给身边的阿谀逢迎之徒一个教训，把他们带到海边，先是演了那出喝退涨潮海水的荒诞剧，然后据英国儿童文学《克努特国王在海边（King Canute on the Seashore》是：“嗯，我的朋友们，”克努特说，“看来我并不像你们让我相信的那样强大。也许你们今天学到了什么。也许现在你们会记起只有一个国王是万能的，是他主宰着大海，把海洋握在手心。我建议你们把赞美留给他吧！（“Well，my friends，”Canute said，“it seems I do not have quite so much power as you would have me believe. Perhaps you have learned something today. Perhaps now you will remember there is only one King who is all-powerful，and it is he who rules the sea，and holds the ocean in the hollow of his hand. I suggest you reserve your praises for him！）”
《克努特国王在海边（King Canute on the Seashore》中的插图
作为法学教授，克努特·伊普森一生的事业恰恰是与克努特大王在海边那一幕似有关联。法学中有公、民、刑法的三大区块分类——似乎正可以对应管子所言：“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伊普森教授的专业是公法，正是事关公权力的边界、限定及其行使和管控。当我在九十年代中期就读于波鸿鲁尔大学的法学系时，伊普森教授作为法律系最有名望的教授，在当过Rektor，又当过Präsident之后，亲自来上基础课“国家法（德语：Staatsrecht）”，并不觉得“枉自猥屈”。我整整听他讲了两个学期，分别是基本权利（德语：Grundrechte）和国家机构组织法（Staatsorganisationsrecht）。看似枯燥死板的内容，伊普森教授讲得妙趣横生，时至今日还记得他作为北德人最爱举的范例，总是拉了长音：“有这么一个联邦州呀……（Es gibt ein gewisses Bundesland……）”——就像喜剧大师抖搂“包袱”似的。而底下已经接了多少回“包袱”，犹乐此不疲的学生们总会群起踊跃地齐声笑道：“巴伐利亚！（Bayern！）”每每此时，伊普森教授总是展露出恶作剧得逞般的童趣笑容。
波鸿鲁尔大学用于上大课的众多大厅之一
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与伊普森教授的一次互动，是在属于高年级阶段选修课“国际法”的研讨小课上。第一堂课，伊普森教授从国际法中的法律主体破题，就举德国自己现成的例子。于是他问道：“1945年5月23日发生了什么？这对德国意味着什么？”课堂上一时噤声，我其实并不确切地记住了相关时间，而是以正在讲到的国体和德国为线索，于是我“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式答道：“海军元帅邓尼茨（Großadmiral Dönitz）被捕。”
1945年5月23日，德国海军元帅邓尼茨（中，穿海军大衣者）与军工部长施佩尔（穿风衣者）、最高统帅部作战部长约德尔大将（穿皮大衣者）一同被逮捕
纳粹海军总司令邓尼茨在小胡子自杀前被指定为“继任”，邓尼茨在临近丹麦的边境小城弗伦斯堡（Flensburg）搭起草台班子，仍然自称政府，俨然延续着纳粹德国的法统。它在1945年5月8日签署投降书之后还苟延残喘了——或就是被忽视了——15天，这才被英军统统拘捕。以此标志着德国政府不复存在，由此在被占领状态下丧失了国体。伊普森教授听了我语气中残存些不确信的回答，精神还是为之一振，睁大了他那招牌式真如“铜铃”般炯炯有神的大眼，颇有些赞许地瞪了我一眼，转头对着教室里二十多位其他德国学生意味深长地说了句：“这是一段德意志历史！（Das ist ein Stück deutsche Geschichte！）”听得出，他说出“德意志/deutsche”这个词时，明显地特意强调了一下。
同济大学赠送给波鸿鲁尔大学的中国园林“潜园”，早已成为当地的著名景观
伊普森教授是德国在国际法学界的权威，得以接受他的直接教诲还外加零星的“青眼”，那是幸与善莫大矣！大不同于当下有些奢谈国际法，却立意打打杀杀的狂悖之徒，伊普森教授是倡导“人道主义国际法（德语：das humanitäre Völkerrecht）”的先驱。为了付诸实践，伊普森教授在世纪之交的将近十年间担任了德国“红十字会”主席，为人道主义救助事业厥功至伟，并不断在为和平而奔走。可谓是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的典范！
伊普森教授（右）卸任德国“红十字会”主席时与他的后任、前联邦内政部长赛特尔斯（左）
克努特·伊普森教授、博士（Prof. Dr. Dr. h.c. mult. Knut Ipsen）在2022年3月辞世，享年87岁。“云山苍苍，（鲁尔）河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尤其值得欣慰的是，在当前时不时会有诡谲妖风的大环境下，已经有几家德国大学作秀般地中断与中国的合作。而对于由李国豪教授和伊普森教授携手开创的同济与波鸿鲁尔大学的校际友谊而言，波鸿鲁尔大学前不久再一次郑重声明：坚持与同济大学乃至中国学术界的合作与交流。可堪告慰先人，激勉后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