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德语常常会是有一点尴尬的存在，归根到底是受1933年到1945年间痛史所累，深受那个在1932年才刚刚获得了德国籍的奥地利小胡子所害（见前文：《从希特勒的国籍说开去》）！毕竟对于大多数德语区以外的人而言，生平遭遇到的第一句德语多半是在银幕中看到、从典型纳粹军人形象的口中蹦出的那句——因为嵌进了小胡子的名字，1945年之后在德国全境属于严禁之列。然而，德语并非只是小胡子传扬谬论和战争叫嚣所使用的语言，更为久远的，德语是多少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瑰宝级人物的母语：它是贝多芬、歌德、席勒和巴赫等等伟人、巨子的语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每年将近半数的科学技术文献是以德语发表或刊行的。
《德意志文化》的代表性人物：左起，贝多芬、歌德、席勒和巴赫
德语脱胎于古罗马帝国时代“民族大迁徙”过程中融汇而成的西日耳曼原始语言，在漫长的过程中一直是相应于德意志“百衲布”式政治版图那样，处于支离破碎、各“说”其是的状态，并没有基本、标准而统一的词汇、拼法和语法。直到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在1517年掀起“宗教改革（德语和英语都是：Reformation；法语：Réforme protestante）”之后，为了广为传播而将自己的《九十五条论纲（德语： 95 Thesen；英语：Ninety-five Theses）》从拉丁语译成庶民的语言。并进而翻译了整部《圣经》，与同时代的约翰内斯·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的金属活字印刷术相结合而传遍四方。马丁·路德为的是打破教士阶层对于教义的垄断，实质上的最直接效果却是奠定了共同标准之现代德语的形成。
由马丁·路德翻译成（雏形）德语、采用古登堡印刷术的《圣经》
如今的德语区包括整个德国、奥地利、列支敦士登全境，以及瑞士和卢森堡的大部分地区，还纳入了比利时的东部、法国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东北部、丹麦的北石勒苏益格，以及今属意大利的南蒂罗尔地区。在欧盟境内，德语是妥妥的第一大语言——不是法语，在Brexit之后，更不会是英语。此外，总计有9千万到1亿多人是将德语作为母语，另外世界上据估计还有近8千万人学会并使用德语。
欧洲的德语区及其主要方言口音的分区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德语当然也有方言和各行各业内的专用语言习惯。在德国的电视节目中，特别是对于瑞士人的德语口音和巴伐利亚南部很“山野”的语调，常常也是会给出字幕的。德语中也有普通话，不像中文的普通话是以首都北京周边地区——据说是承德市治下的滦平县——的口音作为基准音，被称为“高地德语（德语：Hochdeutsch）”的德国普通话并不是以用词促狭闻名的柏林口音为准，而是取自当今英国温莎王室祖家所在的汉诺威（Hannover）。在德国，会不会“高地德语”的象征意义，就是跟在中国会不会说普通话差不多。倒是前些年，德国南部经济实力雄厚、堪称德国工匠精神祖庙的巴登―符滕堡州（Baden―Württemberg）州，在本州的官方形象宣传中偏偏是拿“高地德语”来打趣，他们的口号是：“我们什么都会，除了高地德语。（德语原文：Wir können alles. Außer Hochdeutsch.）”
巴登―符滕堡州的州徽、州名和那句著名的口号：“我们什么都会，除了高地德语。”
偏偏就是不会高地德语，虽然只是别出心裁、让人一笑置之却过目难忘的俏皮话，却不免有些一语成谶了。战后的德国曲突徙薪、改弦更张，早就不是以走火入魔、人神同嫉的方式追求种族纯粹，从根本上放弃了此类目标。近年来更是不惜矫枉过正，甚至是强“己”所难、不计社会代价地推行多元文化——所谓的“multikulti”。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生活在德国土地上的人中间，有越来越多的人说不好德语，或者索性是根本不说德语的。
对于德语和德国人，作用堪比《新华字典》的《Duden》词典
民族与文化的融合向来是“难于上青天”，因为是要时时处处地面对实际生活和心灵头脑中各种各样的鸿沟。但像某些“白左”标签下把反客为主和“主”随“客”便当成金科玉律的激进做法，实在是令人“大开眼界”。其中的典型事例是，这几年来，在德国实际上具有官方地位的国家电视一台ARD专门开播了所谓“简单德语（德语：einfaches Deutsch）”的新闻栏目。这相当于是由德国的“中央电视台”把“新闻联播”节目专门用只有主谓宾、不加任何具有语言魅力的修辞，没有稍微复杂那么一点儿的描述来播报国内外大事。在当今狼烟四起、烽火漫天的世界里，用那些最简单的语言格式就只能通篇是“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了！
国家电视一台ARD的“简单德语”新闻栏目
简直不能想象，初衷居然是希冀以此在那些深入德境却远离德语的人群中传扬本地的语言和文化，这与缘木求鱼何异？！以阉割又腌制的方式对无数先贤使用过的语言来粗制滥造，造成令人不忍卒读的成果，实在是愧对于一个号称“哲学家和诗人的民族”。然而，“简单德语”能有那么简单吗？“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真正能够留存而万古不朽的简单，是在千锤百炼基础上的最高度智慧凝结，岂是那些按图索骥之徒可以肆行盲人摸象的。
作为一个在20岁上开始学德语，因为学习、生活和工作而深深爱上这门语言的好学者，我倒是很愿意分享两段“简单德语”，用苏文茂先生一段著名相声中揪住“雨打沙滩万点坑”的恶作剧劲道，来调侃那些连“画虎不成反类犬”都不够格的“砖家”。
号称“文哏大师”的苏文茂先生
德国伟大的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以三大“批判”为代表的鸿篇巨著，别说译本的艰深难懂，即便是以德语为母语者，能够忍着性子通读的也是寥寥无几。康德还说过这么一段无疑从用词、语法角度都非常简单的德语：“Ich kann，weil ich will，was ich muss.”为便于理解和对照，译成英语是“I can，because I want what I have to do.”译成中文的话似乎可以是：“我能够，因为我愿意做我所必须的。”仔细译解和剖析其中内涵与外延，再来参透背后与底里无穷的深意——是不是很简单？有人再敢说“简单”是简单吗？！更何况，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理性的三个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应当做什么？”、“我可以希望什么？”《逻辑学讲义》中加了第四个问题：“人是什么？”这样的德语看似至为简单，其实势将伴着整个人类的兴亡，启迪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而当下那些“简单德语”的信徒们倒是很快会“尔曹身与名俱灭”的！
康德和他的名言：“我能够，因为我愿意做我所必须的。”
中文里的“一不做二不休”，也可以在德语中找到类似的表达：“Wer A sagt，muss auch B sagen.（说了A的人，也得说B。）”以康德的“简单德语”作为A型，踩在康德的肩膀上说出B型的是世界哲学史上“千古一人”般的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Es ist Schicksal，ich muss，denn ich soll；es ist Freiheit，ich kann, denn ich will.”可以译成英语：“It is fate，I must，because I should；it is freedom，I can，because I want to.”即便此段名言中出现的命运/Schicksal、自由/Freiheit两个词，它们对于“简单德语”也不能算超纲的吧？尼采所言的“这是命运，我必须，因为我应当；这是自由，我能够，因为我愿意。”其中的意境更费潜心捉摸和反复琢磨，其解析和注释的跨度可以从气贯长虹直到一意孤行，万般俱在的。而且，哪怕从最浅显的角度而言，此句中同时出现的第一人称现在时态下的“muss”、“soll”、“kann”、“will”，恰好是有助于理解德语中常用情态动词的最佳例句。现代的“简单德语”倡导者们敢不敢以此为标杆呢？
尼采最著名的肖像照
其实换一个角度，德国人曾经是最简单式语言风格的受害者。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有一段轶事，让纳粹军人和那个时代的德国沦为永远的笑柄。那是在1944年圣诞节前后，德军突然在比利时阿登森林突出部地带发动了在西线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攻势，一度将紧急调来前线扼守交通要点巴斯托尼（Bastogne）的美军第101空降师（101st Airborne Division）团团包围。发动总攻前，趾高气扬的德军派出军使勒令美军投降。当时的第101空降师师长马克斯韦尔·泰勒少将（Maxwell Taylor，见前文：《美军为啥管春节叫“Tet”？》）并不在位，全师是由炮兵主任安东尼·麦考利夫（Anthony McAuliffe）准将统辖。面对德军的投降敦促，麦考利夫准将给了简单到只有一个字、总共四个字母的回答：“Nuts！”还真不好翻译，差不多就是美国土话中的“白痴”、“精神病”之类。电影《巴顿将军（Patton）》中，巴顿将军在吉普车上听了汇报后哈哈大笑，宣布“要救出有口才的人”，描述的就是这段趣事。八十年后，这句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nuts”是不是作为标签，特别适用于那些“简单德语”倡导者、实践者呢？
在巴斯托尼解围之后，巴顿上将（左）为麦考利夫准将授勋
热泪开始滑落。Und meine heißen Tränen fließen.
其中那句“当我在夜里想起德国，我便不能安睡”成为被反复引用、适用于各种场合的名言。一百多年之后，忧国忧民不得安睡的海涅可曾想象得到，他赖以传播其意旨和思想的工具——德语，反倒也会让他夜不成寐了。
海涅在他的《夜思》中的名句：“当我在夜里想起德国，我便不能安睡。”
的确，传统应该变，传统总在变，这也是传统。但以变得面目全非为荣，以肢解残余的下水上大席，那些个以“简单德语”之名、行“欺师灭祖”之实的德国人呐，你们怎么忍心如此践踏为之自豪的母语，让自家的哲学家、诗人们失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