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
20世纪政治悲剧的思想根源：以赛亚·伯林的时代诊断
马华灵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结 论
综观以赛亚·伯林（又译柏林）的思想脉络，极权主义问题是其终生聚焦的学术问题，而反思极权主义是其思想的源动力。关于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伯林的思想中有两条线索，即一元主义和积极自由。然而，对于这个问题，目前相关学术研究存在着两大不足。首先，没有意识到这两条线索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从而割裂开来看待这两条线索；其次，没有注意到伯林早年的哲学探索构成了其后期反思极权主义的理论基础，以至于学术界至今未能重视伯林的哲学文本。在伯林的政治思想中，20世纪的极权主义是一元主义和积极自由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一元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分别是一元主义哲学和一元主义政治。基于此，本文的讨论分为三个部分：第一，经验问题和规范问题是一元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在伯林早年的哲学文本中，经验问题与规范问题是其哲学思索的重点，并且构成了其后期政治哲学的思想源泉。然而殊为遗憾的是，伯林的哲学一直没有进入学术界的视野。第二，一元主义哲学是一元主义政治的思想来源。正是因为一元主义哲学的三个教条被应用于政治领域，从而衍生出了一元主义政治的实践逻辑，所以人类才在20世纪遭遇了极权主义的梦魇。第三，一元主义政治和积极自由是20世纪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一元主义乌托邦为极权主义实践准备了看似完美无缺的理想蓝图，而积极自由神话则为极权主义实践奠定了貌似合理的正当性基础。
一、经验问题与规范问题：一元主义的理论基础
早年的伯林是一个纯粹的哲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伯林放弃了哲学，转向政治哲学，以政治哲学家闻名于西方学术界。正因如此，学术界并不关注他早年的哲学探索，而主要聚焦于他的政治哲学文本。实际上，伯林早年的哲学构成了他后期政治哲学思考的理论基础。
在伯林的哲学框架中，人类的问题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具有明确答案的问题，即可以解答的问题（answerable questions）。可以解答的问题并非一定可以解答，但是我们知道如何以及去哪里寻找问题的答案，亦即我们知道解答问题的方法。第二类是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即无法解答的问题（unanswerable questions）。无法解答的问题并非一定无法解答，只是我们不知道如何以及去哪里寻找问题的答案，亦即我们不知道解答问题的方法。可以解答的问题又可以进一步区分为两种：第一种是经验问题（empirical questions），第二种是形式问题（formal questions）或规范问题（normative questions）。而哲学问题既不是经验问题，也不是规范问题，而是无法解答的问题，因为哲学问题的核心特征是我们不知道去哪里寻找问题的答案。
经验问题是可以通过归纳法来解答的问题。在伯林的视域中，归纳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观察法，它可以应用于常识领域；另一种是实验法，它可以应用于科学领域。规范问题是可以通过演绎法来解答的问题。数学与逻辑学都是回答规范问题的学科，它们以一系列公认的公理与定理为基础，通过逻辑推理，逐步推出相应的结论，以此来解答规范问题。棋艺与游戏所涉及的问题也是规范问题，它们以约定俗成的规则为基础，下棋与玩游戏实际上就是遵守规则的过程。经验问题与规范问题都是可以解答的问题，两者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即我们知道解答问题的方法。伯林言道：“对于一个经验问题，你或许并不知道确切的答案，但你却知道哪一类答案适合这一类问题，知道可能的答案的范围有多大。……同样地，规范性学科方面也存在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但同样存在一些大家接受了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你知道，你不可能靠看、靠摸、靠听来解决数学问题。同理，仅靠代数推论也不可能在经验领域找到答案。”因此，不管是经验问题还是规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存在的。
在伯林看来，可以解答的问题实际上是一元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经验问题是经验一元主义（empiricist monism）的基础，而规范问题是理性一元主义（rationalist monism）的基础。经验一元主义源于经验主义哲学家，如洛克、贝克莱与休谟。经验主义者及其追随者的共同特征是，他们都意图把自然科学应用于社会科学中。自然科学界的牛顿在物质世界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同样，社会科学界的牛顿也可以在精神世界中取得不同凡响的成果。在自然科学中，自然是自然科学家的研究对象，而在社会科学中，人类是社会科学家的研究对象。就两者都是研究对象而言，人类与自然没什么分别。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区别研究对象，而是发现客观规律。不管是研究自然还是研究人类，唯一目的是通过观察法与实验法发现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从而把握真理。社会科学领域跟自然科学领域一样，所有真正的社会问题都可以解答，并且都有且只有一个正确答案。
而理性一元主义则来源于理性主义哲学家，笛卡尔、斯宾诺莎与莱布尼茨是其最重要的代表。理性主义者及其追随者并不认为经验主义者的方法是发现真理的有效方法，他们认为理性的方法才是真正有效的方法。所谓理性的方法，即以一系列可靠的定理与公式为前提，严格按照逻辑的方式，逐步演绎出整个真理的链条。尽管理性主义者跟经验主义者所使用的发现真理的方法不同，但是，两者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所有真问题都有且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正是如此，伯林言道：“理性主义者也认为，真理是一个单一而和谐的知识体；所有之前的系统（宗教、宇宙学、神话学）都只是通往同一理性目标的许多不同道路，某些道路更长或更宽，而某些道路更窄且更黑；当我们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清除’了所有科学与所有信仰（即最狂热的迷信与最野蛮的习俗）中的非理性因素，科学与信仰就会在真正的终极哲学中和谐相处，而这可以在所有时间、在所有地方、为所有人解决所有理论与实践问题。”
伯林认为，一元主义是整个西方思想传统中最核心的理论预设。它不仅仅是启蒙运动的理论根基，而且是自柏拉图，甚至是自毕达哥拉斯以来，整个西方思想传统的理论根基。然而，就其对20世纪的政治影响而言，经验一元主义与理性一元主义是其最具有标志性且最深刻的代表。尽管两者在某些方面具有根本性差异，但是，它们都奠基于一元主义的三个核心命题之上，而这三个核心命题是西方思想传统的三根支柱。
第一个命题是唯一性（singularity）命题，即所有真问题都有且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所有其他答案都是错误的。如果一个问题没有一个正确答案，抑或一个问题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正确答案，那么，错不在答案，而在问题本身。这个问题要么是伪问题，要么是提问方式错了。但是，如果这个问题是真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肯定存在，并且正确答案只有一个。我们可能出于种种原因而不知道问题的正确答案是什么。例如，我们的理性不够发达，从而让激情主宰了我们的思想；我们受制于自然环境的约束，从而迷失了方向……然而在原则上，所有真问题都可以解答，所有真问题的唯一正确答案都存在。
第二个命题是可解答性（answerability）命题，即所有真问题都可以通过正确的方法而得以解答。我们可能不知道正确的方法是什么，但是，只要有朝一日拥有了完全的理性，完全摆脱了情绪与习俗的控制，那么，我们就有足够的能力去发现问题的答案；抑或有一天上帝用神谕启示我们，指引我们找到问题的答案。总之，不管什么理由都无法否认，我们在原则上可以找到真问题的答案。解答真问题的方法根源于问题的性质。所有真问题都有且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是因为所有真问题都是可以解答的问题。如果真问题无法解答，那么真问题自然就没有正确答案。在这个意义上，真问题的性质是可以解答的问题。如此，真问题要么是经验问题，要么是规范问题。如果真问题是经验问题，那么，我们只要通过观察法与实验法就可以找到答案。而如果真问题是规范问题，那么，我们只要通过演绎法就可以找到答案。
第三个命题是兼容性（compatibility）命题，即所有真问题的答案都可以互相兼容，并且绝对不会互相冲突。如果我们把所有答案放在一起，它们会形成一个井井有条的和谐（harmonious）统一体。在伯林看来，这个命题的有效性奠基于逻辑学的有效性之上。在逻辑上，一个真理蕴含另一个真理，而另一个真理又蕴含其他真理，如此，这些逻辑真理最终可以组成一个毫无矛盾的逻辑链条。一个问题的答案与另一个问题的答案发生冲突的情况，在逻辑上是无法成立的，就像数学推理一样，每一个定理都不会与其他定理冲突。如果一个定理与另一个定理冲突，那么，这两个定理中肯定有一个是虚假的定理，甚至两个都是虚假的定理。这就犹如编织一张无懈可击的网，每个网格与每个网格之间都环环相扣，密不可分，所有真问题的答案将组成环环相扣的和谐整体。
这三大命题是一元主义的三大教条，也是一元主义者之所以为一元主义者的判断依据。一元主义者的具体主张可能各不相同，但对于这三大命题却并无争议。而在伯林看来，第三个命题是最重要的命题。第三个命题之所以最重要，是因为它蕴含悲剧性的政治后果，并且为20世纪带来了可怕的政治灾难。
二、一元主义乌托邦：极权主义的理想蓝图
在伯林的眼中，20世纪最典型的特征是自然科学神话与意识形态风暴。马克思尝言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雷蒙·阿隆则指出意识形态是知识分子的鸦片。而在伯林看来，20世纪意识形态风暴的源头是知识分子头脑中的思想。思想既是道德哲学的中心，也是政治哲学的焦点。政治哲学只不过是道德哲学应用于政治领域的结果。道德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美好生活的问题，即人们应当如何生活的思想；而政治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美好政体的问题，即社会应当如何组织的思想。正因如此，伯林自称思想史家，倾其一生琢磨思想的力量（the power of ideas）。思想的力量最精辟地表述于海涅的箴言中：一个哲学家在宁静的书斋中苦思冥想出来的哲学思想可能会摧毁一个文明。哲学思想之所以能够摧毁人类文明，是因为革命家妄想把哲学家的思想转变为现实。作为革命家的罗伯斯庇尔实际上是在执行作为哲学家的卢梭的政治计划，结果法国大革命酿成了血流成河的人间惨剧。“海涅主张，如果康德没有摧毁神学，那么，罗伯斯庇尔就不会砍掉法王的头颅”。对于伯林而言，法国大革命的悲剧无时无刻不在警惕世人不要低估思想的力量。
伯林认为，在19世纪与20世纪的世界历史中，没有哪个国家像俄国那样如此注重思想。伯林意识到思想的力量，正是因为他早年大量阅读了19世纪俄国思想家的作品。俄国思想家是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后裔，抑或西方思想传统的继承者，因此，伯林在俄国思想家的作品中意外发现了隐藏在整个西方思想传统中的大秘密：“所有这些观点的共同点是，它们都认为，各种核心问题的解决方案是存在的，人们可以发现这些解决方案，并且，在充分无私的努力之下，人们可以在人世间实现这些解决方案。它们都认为，人类的本质就是能够选择如何生活：如果人们可以充满热忱与奉献精神地相信真正的理想，那么，人们就可以根据真正的理想来改造社会”。这种思想倾向不是俄国思想家所独有的，而是古往今来许多西方大思想家的共识，尤其是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共识。这个共识实际上就是一元主义政治，它是一元主义哲学应用于政治领域的结果。一元主义政治的理想是，根据思想来改造社会，从而创造人间天堂。然而，一元主义政治的大灾难是，它非但没有开创人间天堂，反而带来人间地狱。而这就是伯林所谓的思想的力量，它不是正面的建设性力量，而是负面的破坏性力量。一元主义政治最深刻地体现了思想的力量。倘若人们能够意识到思想的悲剧性结果，那么，人们或许会情不自禁地感慨：思想！思想！人间多少罪恶借汝之名以行！
如果一元主义政治是一元主义哲学的政治衍生物，那么，一元主义哲学的三个命题应用于政治领域，就会演变成一元主义政治的三个命题。第一，所有真正的政治问题都有且只有一个正确答案。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美好的生活方式？什么是理想的政治秩序？什么是权利？什么是自由？为什么没有和平？为什么会有战争？为什么需要正义？为什么会有贫穷？为什么会有犯罪？为什么需要法律？……根据一元主义政治的逻辑，所有这些政治问题的答案肯定存在，并且每个问题的正确答案都是唯一的。
为什么所有真正的政治问题都有且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呢？伯林认为，其根源是哲学家意图把自然科学的思想与方法应用于政治领域，把政治问题当作可以解答的问题。在自然科学领域，所有问题都有且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否则，这个问题肯定不是科学问题。同样，所有政治问题都有且只有一个正确答案。伯林言道：“对于每一个真问题而言，错误答案多种多样，但是正确答案只有一个。一旦我们发现了那个正确答案，那么，这个答案就是终极答案，并且永远保持正确。”例如，在卢梭的视野中，真正的伦理问题与政治问题都可以通过理性来解答，而且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唯一的。“正如在科学中，一位科学家所给出的真正答案会为其他所有具有同等理性的科学家所接受，在伦理学与政治学中，合乎理性的答案也是正确答案：真理只有一个，而谬误却有许多”。
第二，所有真正的政治问题都可以通过正确的方法而得以解答。因此，“我们唯一需要的是，一个可靠的发现正确答案的方法。而符合这个描述的方法，已经被‘无与伦比的牛顿先生’使用了”。既然牛顿已经使用正确的方法在自然科学中发现了各种科学公式，那么，我们只要知道牛顿的方法就可以了。牛顿的方法就是归纳法与演绎法，即通过观察法与实验法发现一系列颠扑不破的科学公式，然后以这些公式为基础，演绎出一系列同样牢靠的科学结论。同样，在政治领域，我们也可以通过观察法与实验法发现一系列颠扑不破的政治公式，然后以这些公式为基础，演绎出一系列同样牢靠的政治结论。因此，我们一直等待与盼望的是政治领域的牛顿的出现。正是在牛顿的感召下，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企图把哲学变成自然科学，把哲学问题视为经验问题或规范问题。于是，他们意图用归纳法与演绎法来解答哲学问题。当看到自然科学大获全胜时，他们意图把自然科学的方法应用于哲学问题；而当看到数学方法的魅力时，他们又意图把数学方法应用于哲学问题。正如自然科学领域的牛顿发现了客观的自然规律，政治领域的牛顿也能够发现客观的社会规律。根据这些普遍而永恒的社会规律，所有政治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在伯林看来，功利主义先驱爱尔维修就意图成为政治领域的牛顿。“他的毕生目标是寻求一条单一准则（a single principle），以此来界定道德的基础，并真正回答下述问题：社会应当如何创立？人类应当如何生活？人类应当向何处去？人类应当如何行动？牛顿在物理学领域展示了科学的权威，而这些答案具有同等的权威。爱尔维修认为自己已经找到了这条单一的准则，因此，他自以为是一门伟大的新科学的缔造者。据此，他最终理清了这场道德与政治大混乱。总之，他自以为是政治领域的牛顿”。爱尔维修所发现的这条单一准则就是所谓的快乐与痛苦准则。快乐与痛苦准则是政治领域的定理，它可以解答一切政治问题。根据这个定理，我们可以解答并证明我们为什么服从政府这个政治哲学的根本问题。如果服从政府可以增加我们的快乐，那么服从的行为就是美好的。但是，如果服从政府将减少我们的快乐，那么服从的行为就是糟糕的。
第三，所有政治问题的正确答案都可以互相兼容，不会互相冲突。如果把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政治领域，那么，自然科学方法将扫除人世间的一切障碍，在这个意义上，所有政治问题的正确答案都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所有的正确答案互相兼容，构成一幅和谐统一的理想政治图景，最终实现完美社会。完美社会的乌托邦可以表述如下：“这个社会处于纯粹和谐的状态，所有社会成员都过着和平的生活，相亲相爱，没有身体的疾病，没有任何形式的匮乏，没有任何不安全，没有低贱的工作，没有嫉妒，没有沮丧，没有不公，没有暴力，他们永沐于阳光之中，栖居于宜人的气温之下，生活于物产富饶而永无匮乏的自然中间”。在这样的社会，人性将得以完美地实现，一切社会问题都将得以圆满地解决，而人类最终将一劳永逸地过着自由、平等、和平、正义、理性、幸福而美满的和谐生活。伯林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描述这种乌托邦思想。他说，完美社会的乌托邦就像是拼图游戏（jigsaw puzzle），“如果你能够把碎片拼贴在一起，那么它就会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而这个整体构成了追求真理、美德与幸福的目标”。
对于经验一元主义者而言，人类跟动植物没什么两样。既然自然规律可以为自然界带来和谐的自然秩序，那么历史规律也可以为人类社会创造和谐的政治秩序。在他们看来，政治问题与自然问题实际上都是事实问题。“人类要做什么、人类要如何生活、什么使人类活得正义、理性或幸福，诸如此类的问题都是事实问题，正是如此，任何一个问题的真正答案都不可能跟其他任何一个问题的真正答案互不兼容。因此，创造一个完全正义、完全高贵、完全圆满的社会的理想不再是乌托邦”。而对于理性一元主义者而言，一旦我们使用理性的方法，发现了一系列准确无误的真理，那么，这些真理就能够构成完美无缺的逻辑链条。人类的政治事务亦如是，只要我们正确使用理性的方法，那么，我们也能够创造完美和谐的政治秩序。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何人的何种问题都能够一劳永逸地得以最终解决（final solution）。
根据伯林的观点，一元主义政治的意图是，根据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思想来改造千疮百孔的现实世界，从而让乱七八糟的人间变成完美无瑕的天堂。正如马克思所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我们应该如何改变这个世界呢？改变世界的方式是把理论应用于实践，把思想转变为现实。完美无缺的乌托邦是人类的唯一目的，既然目的问题已经解决，那么剩下的唯一问题就是手段问题，即如何把乌托邦思想变成现实的问题。改造世界的手段是什么呢？革命。
然而，伯林却认为，一元主义乌托邦是20世纪政治灾难的源泉。伯林指出：“大多数革命者或明或暗都相信，为了创造理想世界，必须打破鸡蛋，否则人们无法得到煎蛋卷。鸡蛋确实被打破了，从来没有哪个时代像我们时代那样如此粗暴地打破鸡蛋，抑或随处可见打破鸡蛋的现象，但是煎蛋卷却遥遥无期，煎蛋卷消失在无限的远方。这就是不受约束的一元主义（unbridled monism）的结果之一。我称之为不受约束的一元主义，而有些人称之为狂热，但是，一元主义是一切极端主义的根源。”对于一元主义政治而言，为了烹制煎蛋卷，必须打破鸡蛋，而为了实现完美社会的乌托邦，人类可以不惜一切代价。问题是，煎蛋卷始终没有烹制出来。然而，一旦鸡蛋被打破了，打破鸡蛋的习惯就形成了。于是，我们越是无法烹制出煎蛋卷，就越是拼命地去打破鸡蛋。最后，散落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堆七零八落的鸡蛋壳。在一元主义政治逻辑中，为了烹制煎蛋卷而打破鸡蛋是合理的，同样，为了创造完美社会而流血牺牲也是正当的。不打破鸡蛋就没有煎蛋卷，没有牺牲就没有未来。伯林指出，为了实现乌托邦而不惜一切代价的思维酿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骇人听闻的人间惨剧——20世纪的极权主义灾难。
三、积极自由神话：极权主义的实践逻辑
然而，人们为什么愿意不顾一切地献身于乌托邦理想呢？为了实现乌托邦而不惜牺牲一切的一元主义政治实践模式之所以如此具有吸引力，不仅仅因为乌托邦本身具有蛊惑人心的感召力，而且还因为一元主义思维模式具有一套貌似合理的正当性依据。尽管伯林没有明确说明一元主义与积极自由具有逻辑关联，但是根据伯林文本中所隐含的千丝万缕的线索，我们可以推断：积极自由奠定了一元主义貌似合理的正当性基础，并最终使一元主义实践迈向极权主义深渊。因为在伯林的文本中，仅有一元主义乌托邦并不足以酿成这种悲剧，极权主义悲剧的诞生是一元主义与积极自由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因如此，他认为自己并不是要谴责一元主义乌托邦本身，而是要指出积极自由对一元主义乌托邦实践所起到的推波助澜作用。
伯林所谓的积极自由内含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原初的积极自由，即未经扭曲的健康的积极自由；第二种是扭曲的积极自由，即扭曲了的病态的积极自由。在原初的意义上，积极自由意味着自己是自己的主人（self-mastery）：如果一个人是自己的主人，那么这个人就是自由的。积极自由是原初的还是扭曲的，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主人的概念。就原初的积极自由而言，一个人是自己的主人，意味着这个人可以自己为自己做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说自己想说的话，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换言之，如果他可以由自己决定去做什么，而不是由别人决定他去做什么，那么，他就是自己的主人。因此，原初的积极自由所理解的主人概念的核心内涵是自我主导（self-direction），而不是他人主导（other-direction）。而自我主导的前提条件是，自己有能力（power or capacity）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尽管某个人没有受到任何外在的人为干预，但是，如果他没有能力实施他的自由，那么这种自由对他而言也只不过是空头支票。因此，原初的积极自由隐含着的意思是，我们有能力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伯林的原初的积极自由观跟格林（T.H.Green）的积极自由观是一致的。
而扭曲的积极自由则假定人类的灵魂中存在着两种自我，一种是真正的自我，即理性的高级自我；另一种是虚假的自我，即经验的低级自我。只有真正的自我统治虚假的自我，我才是自己的主人。也就是说，即便没有他人干预我的行为，而且我也有能力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但是，如果我成为欲望的奴隶、物质的奴隶与金钱的奴隶，那么我也不是自己的主人。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自由不是我不受干预地去做我想做的事情，也不是我有能力去做我想做的事情，而是真正的自我统治虚假的自我，理性的自我统治经验的自我。一言以蔽之，扭曲的积极自由指的是理性的自我主导（freedom as rational self-direction）。
然而，扭曲的积极自由并没有就此止步，它还意图把两种自我观念从个体层面拓展到集体层面。理性的自我主导观念既可以应用于个体，也可以应用于集体。在个体层面，积极自由意味着个体中的理性自我统治个体中的经验自我；而在集体层面，积极自由意味着集体中的理性自我统治集体中的经验自我。前者仅限于个体的内在生活，而后者则延伸到集体的外在生活。因此，扭曲的积极自由可以继续区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个体积极自由（individual positive liberty），它以个体的自我观念为基础；第二种是集体积极自由（collective positive liberty），它以集体的自我观念为基础。集体积极自由认为，真正的自我不是个体自我，而是集体自我——部落、民族、种族、教会、阶级、政党、公共利益、公意与国家等。因此，真正的自由不是个体自由，而是集体自由。
刘擎区分了积极自由的两种扭曲形态：第一种扭曲是通过消灭欲望来实现积极自由；第二种扭曲是把真正的自我等同于集体的自我。这种区分是有说服力的，伯林本人也明确认为积极自由存在着这两种扭曲性后果。但是，通过细致考察伯林的文本，我们会发现，积极自由的扭曲形态不止这两种。据笔者的考察，积极自由的扭曲形态共有四种：（1）自我克制的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 as self-abnegation），即通过消灭欲望来实现理性的自我控制欲望的自我，这是刘擎所谓的第一种扭曲形态；（2）自我实现的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 as self-realization），即通过把握客观规律来实现理性的自我控制欲望的自我；（3）集体积极自由，即集体大我控制个体小我，这是刘擎所谓的第二种扭曲形态；（4）承认的积极自由（positive liberty as recognition），即通过被群体承认而实现集体大我控制个体小我，这是集体积极自由的变种。因此，前两者属于个体积极自由，而后两者属于集体积极自由。
刘擎还把个体积极自由视为未经扭曲的积极自由观的核心内涵，而不是一种扭曲形态。然而，伯林却明确表示，他不是否定以能力为基础的积极自由，而是否定以两种自我观为基础的积极自由。在这个意义上，以能力为基础的积极自由是未经扭曲的积极自由，而以两种自我观为基础的积极自由是经过扭曲的积极自由。没有两种自我观，就没有刘擎所谓的第二种扭曲形态。而两种自我观首先表现为个体的自我观，然后才被进一步扭曲为集体的自我观。因此，即便个体积极自由不是一种扭曲形态，它也是走向扭曲的第一步。基于此，尽管笔者的区分跟刘擎的区分有所差异，但是依旧能够站得住脚。
在伯林的视野中，正是集体积极自由使一元主义政治具有某种貌似合理的正当性。伯林指出，一元主义的观点是“每个问题都只有一个真正的答案：如果我知道真正的答案，而你却不知道，并且你跟我的观点相左，那是因为你是无知的；假如你也知道这个真理，那么，你必定会相信我所相信的；倘若你试图忤逆我，那只是因为你是错误的，因为你没有获得真理，而我却获得了。这种观点证成了人类历史中某些最可怕的压迫与奴役方式，并且，这实在是对积极自由理念最危险且最粗暴的阐释，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世纪”。集体积极自由的逻辑是，正是因为集体的自我掌握了人世间的唯一真理，并且代表了真正的自我，所以，我必须服从那个集体的自我。个体的自我服从集体的自我，非但不是可怕的奴役，反而是真正的自由。而集体的自我不一定要由某个集体代表，也可以由某个个体代表。集体的自我既可以是政党或国家，也可以是伟大领袖或智者。在伯林的眼中，所有专制者都可以使用集体积极自由理念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有知者应该命令无知者。而无知者必须服从那些知道人类某些重大问题的答案的人，因为只有他们知道社会应该如何组织，个体的生命应该如何生活，文化应该如何发展”。正是这样，为了真正的自由，我们可以牺牲虚假的自由。
尽管伯林没有明确论述一元主义与积极自由之间的亲密关系，但是，两者之间的关系依然体现在他的文本中。伯林指出，根据一元主义的逻辑，“如果你真的相信某种方案可以解决所有人类问题，并且相信人们可以构想理想社会（只要人们做了为实现理想社会所要做的事情，人们就可以实现理想社会），那么，你以及你的追随者们就必定相信，为了打开这类天堂的大门，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并不高昂”。在一元主义者的思维模式中，从人类可以实现一元主义乌托邦推出人类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实现一元主义乌托邦的逻辑似乎是顺理成章的，抑或从目的证明手段合理是合乎逻辑的。而根据积极自由的逻辑，“一旦明确的简单真理放在人们的眼前，只有笨蛋与恶徒才会对之加以抵制。那些抵制者必须被说服；如果他们无法被说服，那么，我们必须通过法律来约束他们；如果这也无法奏效，那么，倘若暴力是需要的话，我们必定要使用强迫的手段——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使用恐怖与屠杀的手段”。如果一元主义真理是确切无疑的，那么，拒绝一元主义真理的人无疑不知道自己的真正自我，因为他们真正的理性自我被他们虚假的非理性自我俘虏了。正是这样，他们的个体自我已经无法代表他们的真正自我，只有集体自我才能代表他们的真正自我。集体自我比个体自我更加懂得他们真正需要什么，更加懂得一元主义真理是人类的终极目标，因此，集体自我应该控制个体自我，强迫个体自我走向真正的自由。
一元主义与积极自由以一套貌似合理的说辞为基础，意图以未来自由的名义强迫人们牺牲现在的自由，以集体自由的名义强迫人们牺牲个体自由，以真正自由的名义强迫人们牺牲虚假自由。然而，伯林却反复宣称，为了未来的自由而牺牲现在的自由，为了集体的自由而牺牲个体的自由，为了真正的自由而牺牲虚假的自由，非但没有增加人们的自由，反而减少了人们的自由。无论强迫具有如何高尚的理由，占据怎样的道德制高点，强迫就是强迫，强迫不可能是自由。即便强迫的目标是增进自由，强迫依旧无法改变强迫的本质。因此，在伯林的政治哲学中，一元主义与积极自由联手铸成了20世纪的极权主义悲剧。一元主义为极权主义实践准备了完美无缺的乌托邦思想，而积极自由则为实践这种乌托邦思想奠定了正当性基础。20世纪非但没有迎来美丽的新世界，反而见证了人类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思想的力量。
结 论
在伯林的视野中，20世纪西方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是一元主义和积极自由，但极权主义并不是分别渊源于一元主义和积极自由，而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一元主义乌托邦为极权主义实践准备了完美无瑕的理想蓝图，而积极自由神话则为极权主义实践奠定了貌似合理的正当性基础。
就一元主义的政治逻辑而言，人类的问题分为可以解答的问题和无法解答的问题。其中，可以解答的问题分为经验问题和规范问题，前者衍生出了经验一元主义，而后者衍生出了理性一元主义，因此，经验问题和规范问题是一元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一元主义哲学应用于政治领域产生了一元主义政治，而一元主义政治乌托邦则构成了极权主义实践的理想蓝图。就积极自由的政治逻辑而言，积极自由可以分为原初的积极自由和扭曲的积极自由。其中，扭曲的积极自由又可以分为个体积极自由和集体积极自由。在伯林看来，集体积极自由奠定了极权主义实践的正当性基础。基于此，一元主义政治和集体积极自由共同成为20世纪西方极权主义的思想根源。
在21世纪的今天，伯林向这个世界发出的灵魂拷问是：人类能够抵御一元主义乌托邦和积极自由神话的诱惑吗？若是有人向我们兜售完美无缺的乌托邦思想，我们还会相信吗？若是有人要求我们牺牲现在的自由来实现未来远大的乌托邦理想，我们还会答应吗？如果我们的内心依旧蠢蠢欲动而无法拒绝，那么伯林的思想就不会过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