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注释从略。
“流动时代的不确定性研究”专题
【主持人语】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种前所未有的大流动,“流动社会”也成为众多社会学家对现代社会的一个著名诊断。在社会高度流动的过程中,空前凸显的不确定性既给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的风险,也蕴藏着社会发展的难得机遇。
在大流动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社会中的确定性正在不断崩解,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加,诸如全球疫情、气候灾害、经济危机、国家间冲突甚至战争等突发性、危急性、破坏性显著的风险,与阶层不平等、区域不均衡等长期存在的问题相叠加、交织,人类社会越来越陷入一种“深度的不确定性”境遇中。更重要的是,这种不确定性已然蔓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对社会发展,而且对社会团结,甚至个体心理带来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因此,探究流动时代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成因、表征及其意涵,建构“不确定性社会学”理论,找寻应对不确定性的方法和经验,化风险为机遇,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还具有鲜明的现实面向。
本专题的三篇论文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关注并反思了流动时代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表征以及个人的不确定性体验。其中,林聚任认为社会流动的加剧推动着人类社会进入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新时代,由此呈现出新的社会属性和特征,包括深刻的时空变革、日益复杂的社会结构、多样化的个体选择以及充满挑战性的未来等,并就“流动转向”的社会学研究议题和研究范式提出展望。郑莉也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不确定和不安全的状态,通过对鲍曼和马费索利基于部落式“共同体”与基于活力论和冗余神话的“社会本能”的阐释,深入剖析了不确定性时代“新部落主义”蕴含的内在张力,并就如何在不确定性时代实现真正的社会团结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文军和吴志鹏的论文则关注个人的不确定性体验,发现人们一方面表现出对“确定性”的强烈偏好,另一方面又会被“不确定性”深深吸引,试图揭示这一看似颇具悖论的现象,并进一步厘清个人不确定性的状态及其本质。
这三篇论文不仅有宏观层面对于流动背景下不确定性社会的时代诊断,中观层面对于不确定性时代社会团结如何形成的思考,还有微观层面对于个人不确定性感知及其体验的探讨。我们希望借此专题探讨之机推动学术界持续深入关注不确定性的理论建构,共同应对流动时代社会发展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文 军
“确定性偏好”,还是“不确定性吸引”?
——个人不确定性体验及其反思
本文作者:文 军 贵州大学贵州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高端智库特邀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暨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上海市“中国特色的转型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首席专家;吴志鹏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
摘 要:不确定性广泛存在于社会之中,并对个人的日常生活具有重要影响。研究发现,人们一方面表现出对“确定性”的强烈偏好,另一方面又会被“不确定性”深深吸引,由此呈现出“确定性偏好”与“不确定性吸引”并存的状态。本质而言,不确定性乃是一种中性的认知状态。生物因素的作用导致人们在不确定性偏好上存在内在的差异,而外在的环境因素也会影响到人们的不确定性感知。因而,个人不确定性感知和体验乃是其内在的不确定性偏好与外在的客观环境合力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不确定性体验
个人不确定性 确定性偏好 不确定性吸引不确定性广泛存在于社会之中,而且近年来呈现暴增的态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0年发布的“世界不确定性指数”研究报告显示:不确定性指数不仅与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中的风险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最近十年所观察到的不确定性水平超过了过去六十年的总和;未来十年内,全球的不确定性水平将持续以更强劲的势头攀升。与此同时,各种“黑天鹅”事件频发,给人类社会带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现代社会已然步入一个极端斯坦的世界。不确定性不仅广泛存在,而且种类丰富、形式多样,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重要影响,甚至有学者声称当前人类迈入焦虑时代的根源就在于不确定性的疯狂滋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会遇到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常见且重要的两种类型是“信息不确定性”(information uncertainty)和“个人不确定性”(personal
uncertainty),它们分别指向不确定性的认知层面和情感层面。其中,“信息不确定性”是指为了能够自信地形成特定的社会判断,人们所能获得的信息少于自己所希望的信息。“个人不确定性”则是当你对自己感到不确定时所体验到的感觉,这种体验通常是一种厌恶或至少是一种不舒服的感觉,是导致人们陷入焦虑和不安的重要原因,心理学家弗里斯顿(Mark Freeston)等人甚至直接提出了“无法容忍不确定性”(intolerance
of uncertainty,IU)这一在心理分析中被广为使用的概念。正如罗素(Bertrand Russell)所指出的那样,“对确定性的追求是人类的本性”,不确定性不仅会影响人们所有的理性预期,而且还可能熄灭人们对于未来的基本信念和期待。与“信息不确定性”相比,“个人不确定性”对于理解人们的自我调节、存在感生成以及世界观防御(worldview defense)更为重要,这也是本文关注的焦点。范登-博斯(Kees
Van den Bos)甚至断言:“有充分的理由推测,许多模型和许多研究结果所蕴含的核心存在动机是人们努力使自己感到确定,并试图处理个人的不确定性。”因而,人类的大脑旨在消除不确定性也就不足为奇了。人们搜集事实、形成观点、提出理论,就是试图将未知转化为已知——通过减少世界的不确定性,让世界变得不那么令人费解、更容易预测。然而,在现实中确定性似乎也并非总是人们所期待和欲求的。知识的好处是让世界变得更可预测,但代价是一个可预测的世界有时并不那么令人兴奋。与不可预测的事件相比,可预测的事件所唤起的强烈情感较少,而这也暗示着不确定性程度的降低可能意味着快乐的减少。正如罗萨(Hartmut Rosa)所说,“生命之活力、情感上的触动与真正的经验,都是在与不受掌控之物的相遇中形成的。倘若一个世界被充分地认知、计划和控制,那么这个世界就是一个了无生气的世界”。人们在积极了解事件的起因,以让其更容易预测、更容易复制的同时,也可能会让它们变得不那么令人愉悦,并由此引发所谓的“快乐悖论”(pleasure paradox),而人们却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即便是认为“个人不确定性”“令人厌恶”的范登博斯,也不得不承认“在有些情况下,人们还是会努力追求不确定性,而不是寻求减少不确定性”,“体验不确定性可能是人们寻求的,有时可能会引发沉思”。与此同时,当前以不确定性体验为内核的“惊喜经济”也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人们非常热衷于购买以盲盒为代表的“神秘产品”(mystery products)。而且,这一趋势正在迅速蔓延至其他消费领域,我们似乎正在进入一个万物可“盲”的时代。人们对不确定性的偏好程度由此可见一斑。那么,人们为何一方面展现出对确定性的强烈偏好,另一方面又会被不确定性深深吸引?这一悖论又折射出“个人不确定性”怎样的状态和本质?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出于对生存环境的适应和把握的要求以及对自身安全的需要,不断生发出对自己与世界、与社会、与自我这三种关系之确信的强烈需求,甚至把对确定性的追求提升到哲学层面。所谓的“确定性偏好”(certainty preference)是指人们面对确定性或确定性情境时的一种趋近倾向,它通常源于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和回避。人们对确定性的偏好贯穿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并集中表现为人们对可预测性的强烈渴望、对模糊性的无法容忍、对风险的厌恶倾向以及对充满确定性的“昨日世界”的怀念。人们所展现出的对确定性的强烈偏好有其深刻的动因。对确定性的寻求贯穿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确定性偏好”也是人们最为基础的偏好之一。法国现象学家梅洛-庞蒂(Maurice-Merleau Ponty)认为,人一直都身处世界,是“向世界敞开的”。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慢慢学会区分处于经历过程中的主体(即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所遭遇的客体(即世界),并由此构成了一种关系的两端——自我端和世界端。由于外在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常常意味着危险和不安,因而,人类对确定性的偏好就如同对安全的渴求一样,是人类的基本特性。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对确定性的寻求主要是通过求神拜佛、与决定其命运且不可掌控的各种自然力量和解实现的,那么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确定性的寻求则主要是借助科学技术,从威胁人的不可控的条件和力量本身中构筑起一座座堡垒实现的。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化的过程也可以视为人类挣脱自然等外部力量的束缚,实现对自身命运主宰的过程。如鲍曼(Zygmunt Bauman)所指出的,“现代精神的梦想是一种完美的社会”,“现代性力图消除偶然事件和随机事件”,“这种意图在意外事件和偶然事件出现的地方添加规定;这种意图使模棱两可的事物变得一清二白,使不透明的事物变得透明,使不能预测的事物变得可以预测,使不确定性的事物变得可以确定”。对于晚期现代的主体而言,世界已然变成一个必须全面侵占的地方。所有发生的事,都必须被我们知道、掌握、征服、利用。同时,人们对确定性的寻求也因为AI等新技术开启的可能性而达到了一个更为极端的状态。总体而言,人们对确定性的偏好至少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征:第一,人们对确定性的偏好表现为对可预测性的强烈渴望。“可预测性”(predictability)是指我们知道该事件是否会发生或者何时会发生的程度。人们都更喜欢面对可预测的事件,在遇到厌恶的事件时尤为如此。确定性的最大好处就在于人们据此可以预知未来;没有确定性,人们的努力便会失去方向。在现实中,人们经常会不自由自主地在大脑中构想未来,并按照这个构想调节自己的行为。在道金斯(Richard Dawkins)看来,“人类(其中有些人)具有自觉的预见能力”,而“生存机器一般为自私的基因所操纵,完全可以肯定,自私的基因是不能够预见未来的”。人们还会制造出各种精细的模型,以便让未来变得更可预测。未来学家、规划师、预测师和建模师从未像今天这样多,而作为技术进步最迷人产物的计算机似乎为此提供了无穷的可能性。人们期待在技术的加持下了解未来的发展趋势,同时规避风险,并牢牢把握住可能出现的机会。此外,当面临重大抉择或遭遇重大挫折时,人们还会求助于占卜和算命。占卜和算命所利用的正是人们对不确定性的迷茫,以及对在一个极其复杂的世界里做出错误决策的恐惧。通过占卜和算命,人们试图预测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可能发生的事情,从而最大限度地减轻自己的焦虑和不安。第二,人们对确定性的偏好表现为对模糊性无法容忍的态度。“模糊性”(ambiguity)是指对事物属性判断时的一种不确切认知,是对事物确认上的根本的不确定性,且往往表现为纯粹的偶然性、无知性和出乎意料性。早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丹尼尔·艾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就发现,比起追求主观期望效用的最大化,人们似乎更喜欢确定性,他将这一现象称为“模糊厌恶”(ambiguity aversion)。最先提出“无法容忍模糊性”(intolerance
of ambiguity,IA)这一术语的弗伦克尔-布伦斯维克(Frenkel-Brunswik)也发现,人们通常会将模糊情境视为威胁,并把它当作不适的来源。具体而言,人们在认知上表现出一种“非黑即白”的倾向,很难容忍模棱两可的解释。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减少认知成本,快速地做出决策和行动;在这种边界清晰的认知结构模式下,人们还可以获得一种安全感和控制感。同时,人们往往青睐具体的事物而厌恶抽象的事物。因为相较于抽象事物内在的模糊性,具体事物呈现出的信息往往是确凿的、客观的。因而,即便抽象事物能够带来某种益处,人们仍然不愿意面对它们,宁愿选择具体事物。此外,人们在面对模糊情境时会感到不安、不适,并伴有厌恶和焦虑等情绪反应。这也可以解释为何每当社会或政治领域出现大规模混乱时,人们常会不由自主地转向最有力最自信的声音,即便这种“声音”给出的答案并不完整甚至错漏百出。第三,人们对确定性的偏好表现为对风险整体呈现厌恶倾向。现实中,绝大多数人都是风险厌恶者。由于不确定性常常与风险和损失相关联,且人们对损失的反应比对收益的反应更为强烈,即输掉一笔钱所带来的不悦通常要比赢得同样金额的钱所带来的快乐更强烈,所以,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涉及确定收益的情境中通常会表现出一种风险厌恶的倾向。“风险厌恶”(risk aversion)是指与期望值相等甚至更高的不确定结果相比,人们更为偏好确定的结果。例如,如果人们被要求在有85%的机会赢取1000美元(15%的机会一无所获)和肯定会赢取800美元之间做选择,尽管不确定性情境下的数学期望值更高,但是绝大多数的人还是更倾向于选择稳赚不赔。此外,与有把握的结果相比,人们对仅有可能发现的结果重视不够,这种倾向被称为“确定性效应”(the certainty effect)。早在一百多年前,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就发现了这种现象,这一结论在后续的研究中也被不断证实。第四,人们对确定性的偏好表现为怀念充满确定性的“昨日世界”。如果说确定性更多地是指向过去,那么不确定性更多地是面向未来。在充满确定性的“昨日世界”,人们过着一种安全而稳定的生活,每个人的一生似乎都是可以预测的。如奥地利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所描述的那样,“每个人都知道自己拥有多少财产,收入是多少,什么是被允许或被禁止的。一切都有固定的规范、正确的度量。有财富的人可以精确地算出每年将收获多少利息,而公务员和军官们则可以确切地在日历上找出他们晋升和退休的年份。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预算,知道可以分别在食物、住宿、夏季旅行和社交活动上花费几何。……在这个广袤的体系中,一切都是牢不可破的……这些精心计算的秩序都不会改变。在这样的理性时代,任何激进或暴力的事情似乎都不可能发生”。然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加速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过程,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加速社会的到来也意味着世界和生活以全然不同的方式展开,人们必须不断地面对陌生的事物,此时过去的经验不再是人们面对未来时可借鉴的资源。“当过去不再照耀未来,人的心灵就会茫然地游荡。”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现代化浪潮的兴起导致“上帝的安慰”不再强有力,人们转而寻求支配尽可能大量的金钱以应对将来的偶然性。金钱作为资本承担了将不确定的复杂性变为确定的复杂性的任务,并因此“作为不确定性的恰当的克服者”而发挥作用。人们之所以表现出对确定性的强烈偏好,关键在于规避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和不安,维系和强化他们的本体性安全,提升效率以强化对自我的掌控感。首先,对确定性的寻求可以规避不确定性带来的焦虑和不安。当一个人面临不确定的未来,置身于不安全、有风险的环境时,第一时间感受到的乃是一种对未来无可把控的体验,而这种情绪无疑会让人焦虑和不安。同时,“个人不确定性”往往还伴随着其他不愉快的个人经历和体验。在这一过程中人们的身心可能会受到威胁,在人际关系中收到负面反馈,甚至还会带来惊吓,引发不信任和妄想症。此外,不确定性的减少将强化人们的群体认同,以有效增强他们的安全感。从群体外部来看,伯格(Peter Berger)和卢克曼(Thomas Luckmann)认为社会中存在不确定性主要是由竞争群体对现实的不同定义造成的。就群体内部而言,群体成员的意见分歧会增加不确定性,而遵循群体规范则会通过增加共识来减少不确定性。因而,在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年代或生命历程出现重大转折的时期,人们面临的不确定性程度往往较高,这常常促使他们去认同社会群体,尤其是那些能提供独特而明确身份认同及相关规范性信念和行为准则的群体,进而缓解个人的感知不确定性。这也可以解释在社会发展呈现高度不确定性的时期,为何民众愿意赋予领导人前所未有的权力和自主权,宗教甚至各类极端组织又为何会蔓延。其次,对确定性的寻求有助于维系和强化人们的本体性安全。“本体性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是指“大多数人对其自我认同之连续性以及对他们行动的社会与物质环境之恒常性所具有的信心”。显然,人类生活在一个充满危险的世界之中,能够完全掌控和确定的事物相对有限,确定性的信念为时刻面临着不确定性困扰的人们提供了一个轻松舒适的环境。而当前诸如新冠疫情、气候变化以及国际动荡等一系列挑战,则使人们对安全的需求更加迫切。同时,确定性可以带来一种心理上的安全感,能够使人们在面对不确定性时变得更加从容。从某种角度而言,追求确定性的过程也是一个探究自我与世界关系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人们累积起大量的经验,并在心理层面为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做好准备。此外,追寻确定性有助于人们建立起一个例行化的生活世界。在普通人的生活世界中,正常的生活秩序之所以被称为“正常”,就在于生活世界成员的注意力投向和分配具有例行化的特征,人们日复一日地重复着自己的生活轨迹,即便改变也有例可循。例行化的好处在于它能缩小人们选择的范围,它意味着人们在未来能够以同样的方式完成相应的行动。因此,人们总是试图将不确定的东西转化为已知的东西,再将其例行化,并由此维系和强化他们的本体性安全。最后,对确定性的寻求可以提升效率及增强对自我的掌控感。作为寻求确定性的重要凭借,理性化手段的大规模应用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事物的不确定性和随机性,在微观层面确保了高度的可预测性,进而实现了舒适性、便利性和高效率的目标。这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医学领域尤为突出。在医学界,正如在更广泛的社会中一样,人们期待行动能够带来理想的可预期的结果。因而,人们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投入到技术研发中,以确定具体的病因和治疗方法,从而实现治愈的目标。麦当劳快餐店的成功也表明人们喜欢一个可预测的世界。对于消费者而言,可预测性使人们在日常的交往中获得基本的内心安宁;对工人来说,可预测性使任务更容易完成;对于经理和企业所有者来说,可预测性有助于他们管理与应对工人和消费者,有助于他们预测原料供应、人员需求、收入与利润。与此同时,对确定性的追求有助于人们实现对自己的掌控,这也是人们重理论轻实践的关键所在。实践活动有一个内在的、无法排除的显著特征,那就是不确定性。但通过思维,人们却似乎可以逃避不确定的危险。具体而言,实践活动所涉及的乃是具体而独特的情境,而这些情境永不确切重复,理智却可以抓住普遍的实有。正是在对理智和确定性的追求中,人们最大限度地拥有了对自我的掌控感。在电影《土拨鼠之日》中,由比尔·默里(Bill Murray)饰演的主角注定在一个固定的世界中循环往复,尽管风险厌恶者都向往已知和确定,但即便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电影的主角也没有尽情享受这种确定性,而是在绝望中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最终才发现在一个固定的世界中根本没有死亡这回事。可见,确定性并不总是人们所欲求的。在现实中,人们还对不确定性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并时常被其吸引。“不确定性吸引”(uncertainty attraction)是指当人们面对不确定性或不确定性情境时,会被其吸引的一种倾向。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当面对不确定性程度不同的情境时,人们会被不确定性程度较高的情境所吸引。不确定性对人们的吸引体现为人们浓厚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喜新厌旧的偏好、寻求风险的倾向,以及以不确定性为内核的“惊喜经济”的蓬勃发展。不确定性对于人们的情绪体验以及自我的成长和完善都具有重要意义。不确定性不仅是一种威胁,同时也是“一扇希望之门”。作为一种理性化的结果,现代社会已经被“除魅”了,那个曾经被魅力、魔幻、神秘所支配的世界似乎变成了一个一目了然、俗套、合乎逻辑和恪守成规的世界。“人类历史与具有极大魅力的过去正在渐行渐远,而进入一个被除魅的未来——这是一种逐渐剥夺自然世界的魅力及其影响‘意义世界’能力的过程。”尽管我们从社会理性化中获得了很多好处,但同时也失去了很多珍贵的东西。在理性化的诸多特征中,可预测性对魅力的损害最大,因为神奇的、梦幻般的经验显然是无法预测的。如果一个人对生活的许多方面——消费、工作、管理——都完全确定,那么他的生活也将变成枯燥而乏味的例行其事。工厂流水线上的工人即是典型。在全自动化的流水线上,原本具有各种技能和能力的人,每天却只需周而复始地重复完成少数几种高度简化的任务,他们无法在工作中发挥和展示其作为人的能力,而被迫压抑自己的人性,像机器一样活动。更重要的是,现代社会以前所未有且难以理解的程度掌控了世界。种种迹象表明,力比多、“熊熊燃烧的”欲望在当代社会正不断消退,有些观察家已经提出了“后情感”时代和“后性欲”时代的概念,当前社会中无聊的肆意蔓延即是例证。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人们更加积极地维持甚至主动寻求不确定性。这也是为何大众对足球比赛如此狂热的一个关键原因。足球比赛的魅力恰恰在于,它的胜负既不能强求也无法购买,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受掌控的。生理层面的研究也证实,不可预测的奖励比可预测的奖励能够唤起更多的多巴胺释放。换言之,人们的注意力经常会被那些与自身相关但却不甚明了的事件所吸引,而这些事件往往会引发强烈的情绪反应,并带来积极的情绪体验。不确定性对人们的吸引至少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不确定性的吸引表现为人们浓厚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人类对世界的好奇和探索并非全然由恐惧和不安驱使,其实在很多情况下乃是出于对不确定性的偏好。好奇心强、探索欲高的人往往对不确定性保持着一种开放包容的态度。如果说确定性的信念常常引导人们寻找最佳方案、最终定局,那么好奇心则鼓励人们通过探索来拓展自我,创造出更多的可能性。作为人类一种基本的心理特征,好奇心不仅有助于提升人们的创造性体验和审美体验,还是信息搜索和探索行为的驱动力。生物学的研究发现,人们探索新事物、学习新知识可以激活大脑中的奖励系统,释放多巴胺等神经递质,让人感到舒适和愉悦。与此同时,人们对不确定性的偏好也被广泛应用到市场营销之中。阮博文(Bowen Ruan)等人发现,在接受信息时,如果人们先体验到信息的某些不确定性,然后再解决这种不确定性,那么他们的整体体验会比直接接收确定性的信息更好。简言之,先创造不确定性,再去解决不确定性会给人们带来更多的享乐体验,这一现象被称为“挑逗效应”(the teasing effect)。第二,不确定性的吸引表现为人们“喜新厌旧”的偏好。如果一个事物太过于确定,那么它就很容易让人感到乏味、单调甚至厌恶。“七年之痒”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处于长期关系中的人倾向于告诉对方自己的感受,而不是让伴侣猜测,但这也让伴侣间不再有新奇感和惊喜感,而它们正是延长积极情感的重要条件。如罗萨所言,“任何事物,唯有它的某些部分仍不断在逃离我们,我们才会真正爱着它。一个我们爱的人如果完全被我们控制住,我们就不会再爱这个人了。一本书或一首歌,如果我们完全读懂或完全听透了,它们就不再会是我们最喜欢的书或歌曲了”。另一方面,新鲜的事物往往还未完全定型,具有无限的可能性,能极大地激发人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并给人们带来一种积极的情绪体验。尤其在当前这个加速社会中,人们愈发期待通过接触新鲜事物来获得即时的刺激和满足。第三,不确定性的吸引表现为人们风险寻求的倾向。在涉及确定损失的情境中,人们往往会做出寻求风险的选择。例如,如果人们被要求在肯定会亏损750美元和有75%的机会输掉1000美元(25%的机会什么都不输)之间做选择,大部分人会选择后者。尽管从概率的角度而言,两个选择的数学期望值是相等的,但在损失框架问题上人们却更多地表现出风险寻求的偏好。这也是为何赌徒们在输钱的情况下仍然不愿意退场的关键所在。同时,不确定性的存在是人们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条件。在奈特(Frank Knight)看来,在完全竞争的理想条件下,在未来一切都可以预料的情境中,也就没有利润可言。换言之,利润尤其是巨额利润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现实生活中大量不确定性的存在。此外,不少事物还能从极度的不确定性中获益,具有“反脆弱性”(antifragile)的特。例如,不确定性不时给包括出版等存在正面“黑天鹅”现象的行业带来福音。一本书的成本通常不高,但出于某些没有预料到的原因,任何一本书都可能一鸣惊人,成为排行榜上的畅销书。潜在的巨额利润也诱使人们不断投身其中。第四,不确定性的吸引表现为“惊喜经济”的蓬勃发展。尽管无聊一直与人类相伴,但其作为一种群体性精神症候群甚至“社会瘟疫”则孕育于现代社会,在物质极度丰富的后现代社会变得愈加显著。在所有论及无聊的研究中,最常见的两个归因是事件的重复和意义感的缺失。无聊的滋生和蔓延以及意义感的抽离也促使人们去追求刺激性更强的情绪体验。由于构成不确定性的行动能够更大程度地唤醒情绪,而情绪又能直接激发高度的兴奋状态,这也是以不确定性为内核的“惊喜经济”崛起的根源,是人们购买各种“神秘产品”的重要原因。不仅如此,不确定性还能驱动消费者的重复购买行为,诱发“强化—不确定性效应”(reinforcing-uncertainty effect)。简言之,相较于确定的激励措施,不确定的激励措施将引发人们更多的购买行为。不过,只有不确定性立即得到解决,才会产生这种效应。此外,感觉器官由于适应和刺激饱和,可能很快就餍足,但是不确定性刺激作为一种情绪体验则可以不断强化。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当前以彩票、刮刮乐、盲盒为代表的以不确定性为内核的“惊喜经济”呈现出一种蓬勃发展的态势。不确定性对人的吸引不仅深远而持久,而且还会对人们产生重要的影响,它不仅能更大程度地激发人们的情绪,给予其更长时间的积极体验,还可以帮助人们摆脱选择的压力,实现自我成长和自我完善。首先,不确定性会激发人们的情绪并带来愉悦的积极体验。根据威尔逊(Timothy Wilson)等人提出的情绪适应模型(即AREA模型),人们以一种能加速从情绪事件中恢复的方式来认识世界,而且这种认识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动且无意识的。这一情绪适应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注意(attend),关注新奇的、相关的事件;反应(react),对事件做出情绪反应;解释(explain),对事件做出解释或使其有意义;适应(adapt),逐步适应这些事件,减少对这些事件的思考,并在思考时减少强烈的情绪反应。就此而言,不确定性的出现通常会提升人们的情绪唤醒,继而给他们带来高强度的情绪反应。同时,在结果积极的背景下,不确定性带来的情绪反应通常会转化为更强烈的情绪体验。例如,消费者在面对积极事件的相关不确定性时(如抽奖但不知道具体中奖情况),会体验到更强烈的积极情绪,且这种令人愉悦的不确定性效应的持续性取决于对事件各种可能性的有利前景所产生的意向阐释水平(如想象中奖可能获得的奖品)。惠彻奇(Erin Whitchurch)等人还发现,当女生被告知男生非常喜欢她们、喜欢她们的程度一般、喜欢她们的程度很高或一般(不确定条件)时,“喜欢程度高”的男性对她们的吸引力更大,并且不确定条件下的男性对于她们的吸引力最大,甚至超过那些被告知非常喜欢她们的人。此外,在结果积极的背景下,不确定状态还会延长人们积极情绪的时间。如果人们知道事件是什么(如升职),并对其进行了评估,从而知道了自己的感受(如极度喜欢),但如果对事件的起因仍不清楚,那么这会令其对该事件念念不忘,从而延长喜悦的时间。其次,不确定性有助于人们从“选择的暴政”中解脱出来。从20世纪70年代晚期开始,伴随着政府监管的弱化以及民众“自我管理”“自我负责”思潮的兴起,民众开始将自己“看作一种企业,希望通过精打细算的活动和投资行为,强化自身的存在,并将其资本化”,人生选择也被用“收入、配置、成本、储蓄乃至收益”这样的词汇来表达和评价。同期,失业的风险不断上升,服务型劳动力灵活短期的雇佣方案兴起,而社会福利计划却渐趋衰落。在此背景下,个人必须极为自主、高度例行、永远清醒地掌握自己和自己的决定,偶发性管理成为人们一生的任务。在现实中,这种终身任务就是不断地做选择。如社会学家艾伦·亨特(Alan Hunt)所言,“每天面临的风险,让我必须近乎永无止歇地做选择”。心理学家巴里·施瓦茨(Barry Schwartz)等人也指出,“在丰富到有压迫感”的选项中做筛选,其中的压力可以将人全面压制、弱化,并由此增加失望、后悔和愧疚的可能性,使人们“感到几乎无法掌握”自己的人生。在此情形下,选择不再是自由,而是一种自虐。不过,不确定性却使人们得以从“选择的暴政”中解脱出来。一方面,当人们放弃海量的选择,拥抱不确定性时,他们就不再需要耗时费力搜集信息并进行比较、甄别。另一方面,在拥抱不确定性的过程中,人们使自己摆脱了成为一个合格的“个体企业精算专家”的束缚。因而,即便在崇尚理性和确定性的现代社会,人们对于不确定性依然乐此不疲,很多人沉迷于赌博机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某种程度上,赌博机呈现给玩家的偶发性是一种技术性人为行为,而赌博本身可以看作一种“对技术性人为偶发性的管理”。在游戏的过程中,虽然玩家要不断地做出选择,但机器降低了偶发性管理任务的难度,并压缩了冒险选择的代价。于是波动性变得“平滑”,在机器赌博的平滑迷境之中,选择变成了玩家一种忘却尘世的决定和风险的手段。最后,不确定性是人们实现自我成长以及完善的重要条件。个人的不确定性是触发“人类警报系统”的线索之一,是个人实现成长的重要因素。一个被激活的警报系统会使有机体更快地行动起来,对机体所处环境中发生的事情做出反应或更加警觉,从而使机体更有可能存活下去。与此同时,在追求存在的过程中,人们有时会寻求个人成长和自我拓展,而这种目标的实现往往是接近而不是避免个人的不确定性。这也意味着,人们对本体性安全的追求并不一定总是沿着个人确定性的道路前进。考虑到某些情境或不确定性因素,人们有时可以从更具探索性、不那么确定的文化追求中获得安全感,继而实现自我成长和自我完善。四、个人不确定性体验:“确定性偏好”与“不确定性吸引”并存从本质上而言,不确定性乃是一种中性的认知状态,个人的不确定性感知和体验乃是他们内在的不确定性偏好与外在的客观环境合力作用的结果。因而,我们可以在人们身上看到“确定性偏好”与“不确定性吸引”并存的状态。不确定性在本质上乃是一种中性的认知状态,它对人们既可能是威胁和挑战,也可能是机遇。从认识论层面来看,不确定性是人们基于自身经验以及各种条件对事物发展状态所做出的一种判断,既包含事物正向发展的可能性,也包含负向变化的可能性。换言之,人们所厌恶的并非不确定性本身,而是不确定性有使他们陷入危险的可能。因而,在积极的情境中,他们往往对不确定性表现出极度热衷的态度。在人们认识新朋友、参加派对时,不确定性令其兴奋、充满活力;在人们迷失方向不知何去何从时,不确定性给其带来焦虑和压力;还有很多不确定性人们根本就不在乎,也没有动力去解决。这也意味着,在同一时刻,一个人身上可能同时呈现出“确定性偏好”与“不确定性吸引”的状态。疾病的不确定性理论(UIT)也主张,不确定性本身既不是天生的好,也不是天生的坏,就像其他症状或事件一样,需要人们对其进行具体评估。通常,人们会采取两种策略——推断(inference)和幻想(illusion)——来评估不确定性的价值。推断是指根据相关情况的实例对不确定性进行评估。如果推断是积极的,那么不确定性就会被视为一种机会,反之则被视为危险。幻想则是指构建总体上具有积极情景的信念,它一般只适用于消极的情况,它使得不确定性被评估为可能产生积极的结果,将模糊的事件改造成一种显示积极情况的幻觉。例如,当疾病有一定的缓解趋势时,疾病的任何不确定性方面都会通过幻想被评估为积极的。如果这两种评估策略都奏效,那么适应就会发生。简言之,如果将不确定性评估为危险,则减少不确定性;如果将其评估为机遇,则维持不确定性。在不确定性中性论的基础上,巴尔-阿南(Yoav Bar-Anan)等人进一步提出了“不确定性强化假设”(uncertainty intensification hypothesis),即不确定性会使不愉快事件变得更加不愉快,但也会使愉快事件变得更加愉快。在这里,不确定性更多扮演的是调节器的角色,而不是情感的直接来源:它会增强或减弱特定情境的情感反应,但本身不会产生情感反应。换言之,积极或消极情绪是其他动机系统的产物,而不是不确定性管理系统的产物。生物因素会在不确定性水平上造成稳定的个人差异,这意味着虽然不确定性乃是一种中性的认知状态,但在现实中人们对不确定性的认知和体验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对于一些人来说,严密的控制可能是一种奇妙梦幻,但对另一些人则可能如同午夜梦魇。例如,相较于女性,男性的风险承担程度更高。长期以来,不确定性导向理论(the theory of uncertainty orientation)致力于厘清在不确定性认知和体验上的个人差异,被认为是不确定性取向的人(uncertainty oriented,UOs)和被认为是确定性取向的人(certainty oriented,COs)处于连续体的两端。其中,不确定性取向者渴望获得明确性,但对保持明确性的意愿较低。他们试图了解和发现自己和环境中不确定的方面,其处理不确定性的首选方式是寻求信息并参与能直接解决不确定性的活动。与之相反,确定性取向者则不太希望获得清晰的信息,但却非常希望保持清晰的信息,并高度青睐没有不确定性的环境。沿袭不确定性导向理论,一方面,不少研究专注于个人风险偏好或不确定性承担程度的测量。整体而言,风险偏好的测量主要包括采用激励实验和自我报告两种方式,且后者在测量的时间稳定性、收敛效度以及预测效度三个方面均强于前者。另一方面,部分研究者则尝试厘清不确定性取向者与确定性取向者之间的行为差异。例如,休伯(Günter Huber)等人发现不确定性取向者比确定性取向者更喜欢合作学习,且他们在合作情境中表现得更好。索伦蒂诺(Richard Sorrentino)等人的研究则表明,确定性取向者对认知封闭性的需求导致他们对伴侣的高度或低度信任,而不确定性取向者通常会对其伴侣保持中等程度的信任。与此同时,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人们对不确定性的认知和体验也存在显著差异。相较于老年人和儿童,年轻人对未知和不确定充满了渴望和向往,其风险承担程度整体也更高。在此基础上,有学者进一步发现,只有在热CCT(the Columbia Card Task)环境下,青少年才会比成人更爱冒风险;而在冷CCT环境中,青少年能够承担的风险与成人相似。从发育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青春期会促使青少年寻求刺激,而调节这些冲动的认知控制系统(即冷CCT)成熟缓慢,两者间的时间差使青春期成为更易发生危险行为的时期。此外,在经济增长时期,人们愿意冒更大的风险,不确定性对其的吸引力更强;而在经济衰退时期,人们则会更加规避风险,整体呈现出对确定性的偏好。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同一时期,个人对不同领域(如财务、健康、职业等)的不确定性感知和体验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人们可能在健康领域表现出强烈的确定性偏好,但在财务领域又会被不确定性深深吸引。尽管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将人们对“确定性—不确定性”的取向和反应视为个人内在差异的结果,但目前的研究已经开始采用一种更为依赖情境的视角。不确定性—认同理论(Uncertainty-Identity Theory)将不确定性视为一种由环境因素引发的状态,这些因素对人们的认知、感知、情感和行为的确定性提出了挑战,并最终威胁到人们对自我意识的确定性和信心。因而,风险厌恶、风险寻求与其说是个人内在的“确定性—不确定性”偏好,不如说是不同社会情境下的结果。具体而言,人们通常在涉及确定收益的情境中表现出确定性偏好,而在涉及确定损失的情境中则往往会被不确定性吸引。由于收益和损失的情境很可能同时存在,因而个人在同一时期可能同时表现出“确定性偏好”和“不确定性吸引”两种倾向。此外,当一个问题以不同的方式被提出时,支配人们决策感知的心理原则也会产生可预见的偏好转变,这一点在一系列的实验中都得到了验证。考虑到生物因素对个人不确定性感知的影响,我们可以认为个人不确定性感知和体验乃是行动者内在的不确定性偏好与外在的客观情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亦即不确定性是主客观交织的结果。一方面,情境为文化因素发挥影响创造了一种认知环境,并由此推动了跨文化视角下不确定性研究的兴起。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认为,不同的社会以不同的方式适应不确定性。这些方式不仅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之间存在差异,而且在现代社会之间也存在差异。应对不确定性的方式属于社会的文化遗产,这些方式通过家庭、学校和国家等基本机构得到传承和强化,并集中反映在特定社会成员共同持有的价值观中。例如,根据刻板印象假说,美国人似乎比中国人更喜欢冒险。然而,现实情况却是,相较于美国人,中国人在买彩票和投资方面表现出更多的风险偏好。针对这一现象,有学者从社会角度出发提出了“缓冲假说”,认为在集体主义社会中,人们能够从紧密的社会网络中获得财务支持,这将激发他们的冒险行为。另一方面,还有不少研究者致力于探究个人不确定性取向与社会不确定性取向之间的适配及错配效应。研究发现,当个人的不确定性取向与情境不一致时,个人的信息处理效率会降低(如分辨某个论据是否有说服力),他会更依赖信息的非系统性手段(如依赖他人的意见),而且也会更希望脱离这个情境。一项涉及加拿大和日本大学生的实地研究发现,拥有与其文化的不确定性调节主导风格相匹配的不确定性取向的大学生比那些不相匹配的学生,在课堂上配合度更高。更重要的是,实际课程成绩的变化是文化的不确定性调节风格、参与者的不确定性取向以及成就动机相互作用的结果。同时,不确定性取向与其国家的不确定性取向相匹配的参与者比不匹配的参与者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而后者则体验到更多的消极情绪,且与本国应对不确定性风格相匹配的学生也比不匹配的学生体验到更多的积极情绪和更少的消极情绪。伴随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作为主体的我们对世界这个客体的认知程度不断加深,仿佛晚期现代的主体已然完全掌控这个世界了,以至于人们会因为这个过于确定的世界而生发出一种厌倦和无聊的情绪,转而开始寻求以不确定性刺激为内核的各种情绪体验。如王尔德(Oscar Wilde)所说:“知识会取人性命,飘忽不定才真正诱人。雾里看花花更美。”但与此同时,从很多方面来看,当前这个世界又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受掌控,不仅“黑天鹅”事件频出,而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例如在就业方面,也充斥着令人感到挫折和不安的不确定性,这让人们不禁怀念起稳定而安全的“昨日世界”。如格罗内迈尔·玛丽安娜(Gronemeyer Marianne)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社会的加速的愿望与现代社会中对安全感的需求(即防止偶然性和创造可预测的行为基础)处于一种相互冲突的状态。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我们对不确定性的体验呈现出“确定性偏好”与“不确定性吸引”并存的形态。对于个人而言,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其中,内部原因暗含着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从纵向维度看,人们在青少年时期的不确定性体验主要以“不确定性吸引”为主,在中老年阶段则更多表现为“确定性偏好”;从横向维度看,人们可能对某个领域(如健康)的不确定性体验表现为“确定性偏好”,而同时对另一个领域(如财务)表现为“不确定性吸引”。从外部原因来看,人们通常在涉及确定收益的情境中表现为风险厌恶(即“确定性偏好”),而在涉及确定损失的情境中表现为风险寻求(即“不确定性吸引”)。也就是说,在不同的时空情境中,人们对不确定性的认知和体验位于以“确定性偏好”和“不确定性吸引”为两端的连续体的不同节点上。上文具体描述了人们在“确定性偏好”和“不确定性吸引”两个方面的主要表征,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些表征背后的动因及其意义。从更深的层面来看,首先,不确定性感知乃是一种中性的认知状态,人们恐惧的并不是不确定性本身,而是不确定性有使他们陷入困境的风险。而如果结果是积极的,人们很有可能会主动拥抱不确定性。更确切地说,不确定性扮演着调节器的角色,它会使不愉快事件变得更加不愉快,也会使愉快事件变得更加愉快。其次,生物因素会在不确定性水平上造成稳定的个人差异,因而在现实中人们对不确定性的认知和体验也有所不同。同时,在生命历程的不同阶段,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感知也存在显著差异。再次,虽然占主导地位的传统将不确定性取向和反应视为个人内在的差异,但目前的研究已开始采取一种更为依赖外在情境的视角。环境因素对人们的认知、感知、情感和行为的确定性造成挑战,并最终威胁到人们对自我意识的确定性和信心。在研究前景上,本文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仍需继续推进:第一,本文从“个人不确定性”出发探讨了个人对不确定性的感知和体验,而没有系统考虑到人们是如何管理不确定性的。虽然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态度不一,但是当他们感到不确定时,通常会非常强烈地想要摆脱这种状态或者说解决不确定性。就此而言,探索人们究竟是通过何种方式和策略来管理其面临的不确定性是非常有意义的。第二,虽然不确定性广泛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但是不同行业、不同领域,其面临的不确定性程度存在强弱之分,例如医学领域面临的不确定性可能非其他领域所能比拟。那么,在不同的情境中,个人感知到的不确定性程度又是如何影响其行为和心态的?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考察。第三,本文在借鉴不同学科相关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参考了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以及行为经济学关于“个人不确定性”研究的最新进展,并厘清了个人“确定性偏好”和“不确定性吸引”的表征及其动因。但是,除了个人之外,社会中的行动者还包括群体和组织,不确定性在现代社会的广泛蔓延也给群体和组织带来了极大挑战。显而易见,个人与群体的行动逻辑并不完全一致,甚至差异悬殊。勒庞(Gustave Le Bon)就曾明确指出:“无论群体表现出的情感是好是坏,总是具有非常单纯和夸大化的双重特征。”那么,群体对不确定性的认知存在哪些表征?与个人的不确定性认知有何异同?这些问题都有待后续更加系统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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