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高品质市场经济跨越低成本陷阱

文摘 2024-09-11 09:00 天津

原文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

摘要：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大多数企业都以低成本作为主要竞争策略，生产要素的低成本和充足的市场需求为这种策略的实施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并由此形成了“低利润—低工资—低消费—低创新”的恶性循环，以及企业创新无源、“内卷式”恶性竞争、就业抑制现象突出、宏观经济波动较大的低品质发展格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培育富有竞争力的企业，需建设高品质市场经济，形成“高利润—高工资—高消费—高创新”的良性循环。建设高品质市场经济，应以高品位价值观为引领，以稳步提升劳动报酬为切入点，发挥关键企业的带动作用，营造良好市场环境，推动企业竞争模式由低价格向高品质转变，从而使我国经济发展跨越低成本陷阱。

关键词：高品质市场经济低成本陷阱高品位价值观高质量发展

引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系统谋划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宏伟蓝图，其中将“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放在了突出位置。《决定》第二部分全面论述了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案，指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

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演化的产物，然而市场经济本身并不是完美的，不仅市场失灵已经成为共识，垄断的存在也影响着市场经济的运行效率和技术进步。更重要的是，如果市场经济使市场主体形成“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就可能使社会丧失活力、陷入危机。当前我国正奋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党的二十大对高质量发展做出了全面部署，但是对于高质量发展的具体目标和实现路径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索。高质量发展是一种理想的经济发展状态，要求经济发展既富有活力又兼具韧性和稳定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然而，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例如，“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突出，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一些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和利益固化藩篱日益显现”，“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不时出现”，这些长期积累及新出现的矛盾和问题亟待解决。与此同时，“市场体系仍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突出问题。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我国国内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庞大且加速增长，需充分开发利用国内市场巨大潜能，更好发挥消费拉动经济的基础性作用，加快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结构升级，形成消费和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企业都以低成本为核心竞争策略，并由此形成了“低利润—低工资—低消费—低创新”的恶性循环。在这样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直偏低，国家虽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提振消费，但我国经济发展依然面临“需求收缩、预期减弱”的压力，而且依靠国家补贴促进消费并非长远之计。富有竞争力的企业是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企业只有转变竞争模式，由注重低成本转为追求高品质，才能拥有核心竞争力，才能推动形成“高利润—高工资—高消费—高创新”的良性循环，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但良性竞争关系不是自然生成的，需要营造相应的市场环境，即构建以高品位价值观为内在支撑的高品质市场经济。那么，什么是高品质市场经济？如何建设高品质市场经济？这是本文将着重讨论的问题。

一、低成本竞争导致低成本陷阱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所在，不仅竞争程度的高低决定着市场配置资源的范围和有效性，而且竞争的形式和策略决定着市场经济的品质。良性竞争形成的是高品质市场经济，“内卷式”恶性竞争导致的则是低品质市场经济。高品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以价值创造为导向，通过提供更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和利润，持续创新以保持竞争力，不仅可以在良性竞争中实现互利共赢，而且能够提升社会福利水平。但是良性竞争关系并不是自然生成的，需要营造相应的市场环境。

任何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较难在技术创新上具有优势，大多数企业只能以低成本为主要竞争优势进入市场。劳动工资低廉、土地与环境低成本或无成本使用、矿产资源开采后直接投入市场（或出口）、生产制造主要依靠初级技术等是一国经济起飞之时的主要发展形态。尤其当一个国家拥有较为充裕的劳动力、土地和自然资源供给时，这种经济形态的持续时间会相对较长，我国正是如此。

改革开放初期，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充裕劳动力、低价的土地成本和环境成本以及丰富的矿产资源为我国企业实施低工资、低成本策略提供了要素支持，规模庞大的人口总量则为这些低成本产品提供了充足的市场需求。从轻工业制品到家电再到通信工具、交通工具等，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的优势体现得淋漓尽致。面对相对充足的市场需求、低廉的各类要素成本和环境污染成本，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有限，依靠压低成本获取利润和市场份额顺理成章成为大多数企业的理性选择。加入WTO后，世界市场进一步为我国企业提供了充沛的需求，面对具有技术和品牌优势的国际竞争对手，我国企业继续以低成本为竞争优势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我国也由此成为“世界工厂”。此外，低成本竞争不仅体现在企业为争夺市场份额而展开的价格竞争上，政府采购招标中也经常采用最低价中标制，由此进一步固化了低成本竞争格局。

低成本竞争策略虽然是企业快速满足市场需求和挤入国际市场的利器，但也由此使我国经济发展陷入以“低利润—低工资—低消费—低创新”为表现的低成本陷阱，并逐渐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主要表现为：

一是创新无源。企业创新需要具备很多前提条件，如充足的资金、对创新失败的承受能力、众多优秀的研发人员等，长期实施低成本竞争策略的企业较难满足这些条件。这是因为，以低成本为竞争优势意味着企业的盈利空间有限，没有足够的资金投入研发，也难以承受创新失败的风险，更无法吸引和留住优秀的研发人员。即使有企业试图依靠创新参与竞争，由于相对于产品和服务品质而言，成本更为客观、更具有可证实性，这类企业也不得不以降低成本作为创新目标。低成本市场竞争环境下，企业越努力，彼此的低成本套索就会套得越紧，竞争就越惨烈，即使有意创新的企业家和企业也只能被裹挟着实施同样的低价竞争策略。

二是“内卷式”恶性竞争。由于盈利能力有限，为应对不断上涨的成本，企业常常压低或拖欠工资、降低福利、拖延支付供货商货款，由此导致企业与雇员、企业与供应商之间关系紧张；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对环境的污染，使得企业与所在地关系紧张；更重要的是，同行企业之间关系最为紧张，一些企业为击败竞争对手，甚至不惜使用商业贿赂、欺诈等非法低劣的竞争手段，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监管要求。“内卷式”恶性竞争容易导致企业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甚至因产品质量问题对使用者产生伤害，招投标市场中的最低价中标尤其如此。此外，成本竞争压力下，产业链上各企业基于成本相互挤压，采购价格层层压低，应付款层层占用拖欠，由此可能导致整个产业链深陷低价低质困局，即使优势企业或“链主”企业也难以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引领链上企业协同发展，反而可能苛刻挤压上下游企业。这样的产业链具有很高的脆弱性，因为在长期的价格挤压下相当一部分企业将难以生存，而且一旦有新的机会，企业就可能选择逃离，从而导致产业链断裂或者被迫重组。

三是就业抑制现象突出。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时，低成本竞争还显现不出其严重弊端，但成本有着客观的绝对边界，不能无限降低。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的上升以及环保成本的提高使企业的盈利空间越发狭小，中小微企业的生存环境愈发艰难甚至不得不退出市场，部分大型企业也基本到达规模极限失去继续扩张的能力。这一方面将导致新增就业机会减少，另一方面也将使得工资薪酬难以保持持续上涨态势，因为“如果提高工资，产品就失去竞争力”。面对日趋严峻的就业形势，为了找到理想工作，许多年轻人被迫进行“学历高消费”，与此同时，社会竞争压力也导致部分年轻人失去上进心，无奈选择“躺平”。长期来看，这显然都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四是宏观经济波动较大。在以低成本为主导的竞争模式下，低工资导致居民消费能力不足，尤其在全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时，预防性储蓄需求使居民支出意愿下降，消费被锁定在低层次水平之上，难以优化升级。当全社会的内生性自主需求较为有限时，一国经济增长就会主要依赖于政府投资和国际需求。然而，过度依赖国外市场容易使经济发展受国外市场经济波动、汇率变动、贸易摩擦等因素的影响。外部需求下降时，企业会进一步陷入“内卷式”恶性竞争的陷阱，而且缺乏创新能力意味着缺乏核心竞争力，当成本更低的企业进入同领域时，企业就可能遭遇生存危机。此外，低成本竞争环境下企业往往选择规模扩张之路，期望通过规模优势进一步降低成本，这一方面会提高企业杠杆率，使全社会宏观负债水平持续提升，另一方面将使多数领域呈现出大企业主导的格局，风险也由此集中。有限的盈利水平导致脆弱的抗风险能力，企业只能顺周期发展，难以逆周期生存，尤其大型龙头企业的周期性倒闭破产成为独有的经济现象。宏观经济的较高波动性加大了政府的宏观调控难度。

概言之，企业以低成本为竞争优势在一国经济起飞之初具有一定合理性，但长期实行低成本竞争策略容易使经济发展陷入低成本竞争陷阱，形成“低成本—低工资—低消费—低创新”的恶性循环，此时政府对企业的扶助反而会使其陷入更深的低成本陷阱。企业是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是社会财富创造的主导者，低成本竞争引致的紧张关系和对创新活力的抑制蔓延外溢至整个社会，不仅会阻碍技术创新，还可能抑制社会活力，进而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二、高品质市场经济：内涵与效应

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使我国经济发展摆脱低成本陷阱，需跳出“低利润—低工资—低消费—低创新”的恶性循环，并形成与之对应的“高利润—高工资—高消费—高创新”良性循环，这就需要建设以高品位价值观为内在支撑的高品质市场经济，引导企业竞争模式由低价格向高品质转变。

（一）高品质市场经济要形成“高利润—高工资—高消费—高创新”的良性循环

高品质市场经济首先是市场经济，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不仅要求构建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大限度降低市场经济的制度运行成本，而且要求市场参与主体以创新为导向、彼此间构建良性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如前文所述，低成本竞争形成的“低成本—低工资—低消费—低创新”循环是一个风险不断累积、发展动力和经济活力持续下降的循环，与之相对，高品质市场经济条件下，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均能形成良性循环关系，经济和社会发展将具备充沛活力和强大韧性。

1.良性的企业内部循环。低成本陷阱源于企业间相互比拼成本产生的挤压式竞争关系，因此跳出陷阱就要从改变企业的竞争标的入手。实际上，如果没有微观竞争模式的根本性改变，创新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我国经济也很难实现由创新驱动和引领的高质量发展。与价格竞争相对的是品质竞争，因此要推动企业竞争标的由低价格向高品质转变，相对于成本下降有绝对底线而言，品质的提升是无止境的。通过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高价值的产品和服务，企业不仅能够获得高利润，企业之间的竞争也会呈现出多样化、差异化特征。高品质、高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来源于企业持续不断的创新，当企业能够通过创新持续获得丰厚的利润时，就有能力支付较高的薪酬，进而聚才聚智，为价值创新提供强有力的人才和资金支撑，从而在利润、薪酬、创新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2.良性的产业链关系。当企业着眼于价值创造时，将不再以成本挤压为手段，而是通过较为合理的最终产品定价使上下游企业都有较为充裕的获利空间，这有助于在伙伴企业之间形成共赢、共享、共发展的价值共创型产业链关系。产业链上各企业可以通过产业链金融获得资金支持，以技术联盟展开共同研发，致力于形成集群共同价值。其中“链主”企业的作用至为关键，由其确定的最终产品定价、产品发展方向、配套支持等是产业链共同价值的最大影响因素。价值型产业链具有自我升级的优势，能够集中全产业链力量不断推陈出新，产业链内的良好合作关系是其关键所在。概言之，价值型产业链将为链上企业获取高利润提供良好的外部生态，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则可以为产业链的持续升级提供坚实的微观基础。

3.良性的宏观经济循环。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竞争模式有助于推动形成经济活力持续增强、运行稳定的良性宏观经济循环。基于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的高利润使企业有能力增加投资和提高研发投入，企业不仅能够持续创新，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而且可以由此带动产业升级。与此同时，高工资使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需求提升、消费结构优化升级，高水平的消费进而又可以为企业投资提供有效激励，由此投资、消费、创新都会展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此外，企业盈利能力强，居民收入水平高，企业和居民的外部资金需求就会降低，从而使全社会的宏观负债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这有助于促进金融稳定。更重要的是，利润的持续增加与收入的稳定增长将使企业和居民保持合理预期，能够提前对未来进行筹划，进而使发展的计划性、确定性更强，由此形成“高利润—高工资—高消费—高创新”的良性循环。

需要注意的是，仅仅强调“高利润”或者“高工资”中的某一方面，都难以使经济保持稳定发展，必须二者并重。如果仅仅强调“高利润”，忽视甚至抑制工资增长，会导致收入差距扩大，进而造成全社会有效消费需求不足并最终引发危机。这即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发生机理。而仅仅强调“高工资”，突出劳动者权益，则会降低资本收益、抑制投资，进而导致就业岗位的减少和实际工资水平的降低，最终只能实现低水平增长甚至无增长。因此，只有高利润和高工资并存共赢才能推动实现宏观经济的良性循环。

（二）高品位价值观是高品质市场经济的内在支撑

企业坚持价值创造的高品位价值观是“高利润—高工资—高消费—高创新”循环的有机内核。吉姆·柯林斯和杰里·波勒斯在《基业长青：企业永续经营的准则》一书中反复强调，凡是基业长青的企业从来都不把对利润的追求放在目标的第一位，而是将实现人类高尚价值作为核心目标。“我们的研究显示，高瞻远瞩的公司能够奋勇前进，根本因素在于指引、激励公司上下的核心观念，亦即核心价值和超越利润的目的感。这种理念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相当固定。”正因为有着对高尚价值的执着追求，这些优秀企业才能抵挡住短期利益的诱惑，坚持追求长期利益，也才能成为行业的领袖。

高品位价值观的缺失是我国企业的普遍性问题。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改革开放为我国企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制度红利，这一时期受西方市场经济及其蕴含的价值观的影响，对利益的追求受到了社会的过度认同，部分微观经济主体形成了“逐利”且“逐利趁早”的认知理念，并导致了拜金主义的滋生与膨胀。这些认知理念与低成本陷阱共同作用，进一步抑制了社会发展的生机和活力。这也表明，低成本竞争策略不仅是经济陷阱，更是经济价值观陷阱。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企业只有转变价值观和竞争模式，才能成为真正有竞争力的企业，才能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需反思资本的运作逻辑，自觉提升运作层次，推动形成高品位的经济文化价值观。迈克尔·波特多年前就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各国是否愿意改变那些阻碍生产率的老信念、态度和价值观，而自愿地接受有利于生产率的经济文化，或是最终被迫转变？问题已在于一国的经济文化何时变和变得快慢如何，而不在于是否愿意变”。2022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的指导意见》，其中提出了世界一流企业“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十六字标准，这十六字标准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高品位价值观的体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也提出要“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弘扬企业家精神，支持和引导各类企业提高资源要素利用效率和经营管理水平、履行社会责任，加快建设更多世界一流企业”。因此，我国企业既要学习和坚持传统的“以义制利”价值观，又要向世界一流企业目标迈进，加快推动形成有利于基业长青的价值观。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系统部署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任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的完善，市场环境将更加公平、更有活力，高品质市场经济建设将具备更加坚实的制度基础，也将更强有力地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三）高品质市场经济的经济效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当是高品质的市场经济，只有具备了高品位价值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会更加完善。当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第二个结合”为高品位价值观建设提供了充沛的文化基因支持。高品位价值观与经济规律共同发挥作用，能够产生多方面的经济效应。

一是激发企业家精神。高品质的市场经济能够为企业家精神的生成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如前所述，我国在转型过程中释放了许多制度红利，很多企业抓住了这些发展机遇，基于低成本竞争策略创造了众多商业模式，但由此形成的企业家精神是与套利联系在一起的，而非高层次、高品质的创新型企业家精神。“过去几十年的高增长主要靠套利型企业家。三代企业家特别是前两代基本上都是套利型企业家”，“创新型企业家对体制提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要求，适合套利的体制和文化不适合创新。简单来说，套利是一个短期行为，而创新是一个长期行为。所以，如果没有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没有稳定的预期，企业家很难有积极性做创新”。高品质的市场经济将推动形成促进创新、保护创新的良好外部环境，使企业家不仅有动力进行长期投资，而且勇于推动创新，企业家精神也将由此成为高品质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二是使美好生活的经济基础更为坚实。从供给端看，在低成本竞争模式下，激烈的价格竞争使企业不仅压低劳动者工资，而且通过多种手段降低劳动者福利。而在高品质市场经济条件下，创新是经济发展的主动力，经济发展对创新越依赖，企业和社会就会越尊重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实际上，只有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企业才能以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从需求端看，高收入为美好生活的实现提供了充分的经济基础，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消费者将逐渐有能力满足自己的个性化和高品质需求。而且，随着创新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动力，人们的努力和人力资本投入能够得到优异的回报，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消除社会性焦虑的产生基础，使整个社会充满生机和活力。

三是实现对资本的有效驾驭。对资本的有效驾驭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也是其区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志之一。有效驾驭资本，防止出现资本的无序扩张与对资本增值的不当追求，不仅需要设置“红绿灯”，规范引导资本稳定有序发展、健康良性运作，更要使企业具备良好的资本运营能力。在高品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通过价值创造和持续创新获取高利润回报，为保持创新能力向员工支付高薪酬，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自身追求卓越的同时实现资本的合理增值。同时，高品质市场经济有助于消除腐败的产生根基，这是因为，当企业就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展开竞争时，必须以创新为主导动力，探索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创新没有捷径可走，这将使商业腐败等失去生存“土壤”。

三、建设高品质市场经济的路径选择

首先，就市场经济的内核而言，引导微观主体树立高品位价值观，为高品质市场经济提供内在支撑。高品位价值观是“高利润—高工资—高消费—高创新”良性循环的内在支撑，要形成高品位价值观就需要进行相应的文化建设。一方面，在个体层面引导形成踏实肯干、积极向上、相互信任的价值观，以引导、疏解因“躺平”“投机”等行为引致的“愤懑”“失望”等情绪。褒扬倡导道德风范，从严惩罚挑战道德底线的行为，提高全社会道德标准。另一方面，在经济运行层面构建共赢共成长的经济交往场景。努力营造“向上竞争”的氛围，鼓励企业文化建设以品质为竞争核心，以创新为竞争基础，倡导“以义制利”的价值观。在消费者、企业、员工、社区之间构建美好生活的生态场景系统，以为社会创造更高价值为导向，使所有主体互利共赢、共同成长。

其次，以提高劳动报酬为切入点，提升全社会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劳动报酬水平是同时实现高利润、高薪酬的关键所在。资本与劳动合作是生成社会总收益的基础前提，二者缺一不可。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国内的资本要素已经不再稀缺，要想继续保持较高的收益水平就需要依靠劳动的创新。与资本相比，劳动是财富创造更加根本的源泉，也是更加可靠的、更具有持续性的源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因此，要以劳动报酬总水平的提高来激励劳动投入，以高水平劳动投入实现资本收益率的提高。通过逐步提高薪酬水平激发企业内部的创造性，通过技术创新、服务创新、流程创新等途径提高生产率，以更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获取高利润。劳动报酬水平的提高需以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为基础，高水平的人力资本是全社会发展的原生动力。人力资本水平不能仅以学历文凭来衡量，而是要看劳动者真实能力。因此，既要反对“学历高消费”，又要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建设教育强国，全面提升教育质量，同时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全面提升居民健康素质。

再次，发挥关键企业的带头作用。就企业自身而言，一方面，要集聚创新要素，提高创新动力、创新活力、创新实力，激发组织创新潜能，瞄准专精特新细分市场进行差异化竞争，打造品牌，强化知识产权的创造、保护和运用。另一方面，要稳步提高薪酬水平，通过员工持股等方式使劳动者参与资本收益分配，规范用工，在劳动时间、福利待遇等方面保障劳动权益，构建资本与劳动之间的新型和谐劳资关系。从企业间关系来看，改变企业之间尤其是产业链上各企业之间成本相互挤压的格局，使企业彼此留出利润空间，相互合作发展。其中，“链主”企业或者行业主导企业的作用尤为关键，如果这些企业继续采取低价竞争策略，势必会使整个产业链和行业继续陷于低成本陷阱。因此，这些关键企业亟须逐步改变竞争策略，由关注价格转向注重产品和服务的品质，以丰厚的利润空间动员和推动全产业链创新，使产业链整体向高端化、品牌化方向发展。近年来，我国的新能源汽车、手机等领域已经呈现出这样的发展态势，由此也使得这些领域的国产品牌拥有很强的产品竞争力和产业链韧性。

最后，就市场环境而言，要为高利润、高工资、高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一是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提升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能力，并通过外溢效应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在企业无法担负起创新主体责任的领域，国家要承担起科技创新的责任，集中科研力量攻关并有序进行技术扩散。二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着力打造公共品牌。无论凭借技术创新还是依靠品牌建设，产品收益实现水平都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密切相关。因此要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充分利用我国行政保护、司法保护双重力量，全面提高对专利、版权、商标等的保护力度。对于广大中小微企业以及农业经营主体来说，靠自身力量打造品牌力有不逮，政府可通过地理标志、区域品牌、行政区品牌等多种方式建设公共品牌，通过公共品牌建设提高相应企业的利润水平。三是废除最低价中标制。最低价中标制实际上是低价竞争思维的体现，只关注价格不仅会导致中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难以保证，而且容易引发偏离成本合理性的超低价竞价，甚至出现围标、腐败等问题，因此应彻底废除最低价中标制，以性价比为竞标核心，突出性能要求，并为中标企业的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留下足够利润空间。四是持续改善营商环境，加快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中共中央、国务院已经就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进行了全面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专节明确了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任务。近几年来，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相继出台实施了多项举措以消除市场分割、降低流动成本，改善营商环境、全面降低制度性成本也是近年来政策的主要着力点，这些措施都有利于企业利润水平的提升。

概而言之，高质量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本支撑，高品质市场经济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要彻底改变企业的竞争格局，将竞争标的从价格转向品质，以价值共同创造为核心建立（产业链）企业之间、企业与员工之间、企业与社会之间的良好生态。充分发挥“链主”（或主导）企业的关键作用，以形成高品位价值观为重要切入点，全力推动微观竞争生态的改变和升级，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微观基础，形成“高利润—高工资—高消费—高创新”的良性循环，从而跳出低成本陷阱，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文系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重大课题“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研究：数字金融的作用”（项目号：23Z08）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魏建山东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人文社科期刊社社长、金融研究院教授；王博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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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高品质市场经济 跨越低成本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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