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之二 | 郑莉：不确定性时代的社会团结——基于“新部落主义”与“共同体”的思考

文摘 2024-08-07 09:01 天津

本文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注释从略。

“流动时代的不确定性研究”专题

【主持人语】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种前所未有的大流动，“流动社会”也成为众多社会学家对现代社会的一个著名诊断。在社会高度流动的过程中，空前凸显的不确定性既给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的风险，也蕴藏着社会发展的难得机遇。

在大流动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社会中的确定性正在不断崩解，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加，诸如全球疫情、气候灾害、经济危机、国家间冲突甚至战争等突发性、危急性、破坏性显著的风险，与阶层不平等、区域不均衡等长期存在的问题相叠加、交织，人类社会越来越陷入一种“深度的不确定性”境遇中。更重要的是，这种不确定性已然蔓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对社会发展，而且对社会团结，甚至个体心理带来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因此，探究流动时代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成因、表征及其意涵，建构“不确定性社会学”理论，找寻应对不确定性的方法和经验，化风险为机遇，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还具有鲜明的现实面向。

本专题的三篇论文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关注并反思了流动时代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表征以及个人的不确定性体验。其中，林聚任认为社会流动的加剧推动着人类社会进入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新时代，由此呈现出新的社会属性和特征，包括深刻的时空变革、日益复杂的社会结构、多样化的个体选择以及充满挑战性的未来等，并就“流动转向”的社会学研究议题和研究范式提出展望。郑莉也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不确定和不安全的状态，通过对鲍曼和马费索利基于部落式“共同体”与基于活力论和冗余神话的“社会本能”的阐释，深入剖析了不确定性时代“新部落主义”蕴含的内在张力，并就如何在不确定性时代实现真正的社会团结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文军和吴志鹏的论文则关注个人的不确定性体验，发现人们一方面表现出对“确定性”的强烈偏好，另一方面又会被“不确定性”深深吸引，试图揭示这一看似颇具悖论的现象，并进一步厘清个人不确定性的状态及其本质。

这三篇论文不仅有宏观层面对于流动背景下不确定性社会的时代诊断，中观层面对于不确定性时代社会团结如何形成的思考，还有微观层面对于个人不确定性感知及其体验的探讨。我们希望借此专题探讨之机推动学术界持续深入关注不确定性的理论建构，共同应对流动时代社会发展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文军

不确定性时代的社会团结

——基于“新部落主义”与“共同体”的思考

郑莉 | 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摘要：当今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不确定与不安全的状态。种种变化莫测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导致的对未来的恐惧引发了“回到霍布斯”“回到部落”“回到子宫”等当下极其盛行的现象。鲍曼和马费索利对部落式“共同体”与基于活力论和冗余神话的“社会本能”的阐述，为我们深入认识和分析不确定性时代“新部落主义”所蕴含的内在张力，以及各种身份话语所带来的“分裂”与“隔离”，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启发。破除文化和文化身份在“我们”和“他们”之间竖起的屏障，不仅要认识到其背后存在多方面的原因，还要将对话从“高层政治”带入到“日常邻近”，由此人类才有可能在不确定性时代推动实现真正的社会团结。

关键词：不确定性新部落主义身份认同社会团结日常邻近

引言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马克思这句关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经典表述展现了一幅“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确定和骚动不安”的现代生活画面。这幅关于现代主义的“融化”图景贯穿于马克思的著作之中。同时，它又“处处都像一种回流，对抗着我们熟知的比较‘坚固’的马克思主义图景”。在马克思看来，无论哪个阶级的人们，若要在现代社会中生存下去，他们就必须接受这个社会的可变和开放的形式。现代的男女们必须学会渴望变化：不仅要在自己的个人和社会生活中不拒绝变化，而且要积极地要求变化，主动地找出变化并将变化进行到底。他们必须学会不去怀念存在于真正的或幻想出来的过去之中的“固定的冻结实了的关系”，而且必须学会喜欢变动，学会依靠更新而繁荣，学会在他们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相互关系中期待未来的发展。马克思在现代社会一种持续的、不停息的、无尽的和无限制的成长过程中看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活力，这种活力不仅促进每个个体的发展，也带动整体社会的发展。然而，资本主义社会越是激烈地刺激其成员成长，其成员就越可能因成长而厌烦这个社会本身，而他们到最后越是激烈地将这个社会视为他们成长的累赘，他们就越会坚决地以它强迫他们去追求的新生活的名义来与它斗争。于是，资本主义将被它自己炽热的活力所融化。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既表达了对现代世界的一种惊奇感，同时也表达了与这种惊奇感相伴随的恐惧感，即资产阶级所创造的令人惊叹的不可思议的现代世界，同时也是恶魔似的、令人恐惧的、疯狂的、不受控制的世界。现代主义创造出的这种最灿烂的快乐和最阴郁的绝望的图景，不仅成为20世纪现代主义运动和宣言的原型，而且它与韦伯（Max Weber）关于现代社会的理性化与无法逃脱的“铁笼”命运的诊断一起成为贯穿整个现代生活结构的难题。

经典社会学家所预言的现代性“隐忧”到20世纪80年代则成为我们必须接受与面对的现实。当社会理论家们用“高度的现代性”“晚期的现代性”“流动的现代性”“后现代性”“风险社会”等诸多概念形象地描绘当下的社会现实时，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世界正处于一种前所未有的不确定与不安全的状态。正如鲍曼（Zygmunt Bauman）在《怀旧的乌托邦》一书中所指出的，“我们进入了一种分裂与矛盾的时代，这是一个几乎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任何事物都不能保证其自己具有一以贯之的确定性的时代。这是一个事物之因果关系变得史无前例难以捉摸的时代，一个以往经过验证被认为是有效的工具加速失去有用性的年代，也是一个寻找新的工具的努力大多仍属于纸上谈兵的时代。换言之，我们处于持续性的工具性危机的时代”。正是由于这种变化莫测的不确定性以及由此导致的人们对未来的恐惧，“回到部落”“回到子宫”成为当下极其盛行的现象。然而，“回到部落”和“回到子宫”究竟意味着什么，反映了当下人们的何种诉求，这一诉求本身又面临着何种风险？这种现象与“回到霍布斯”是否具有同样的杀伤力？人们该如何面对这种现象？与此同时，如果说社会团结是内嵌于任何一个社会中的目标，那么如何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实现真正的社会团结，就成为人们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理论问题。

一、“部落时代”的来临

米歇尔·马费索利（Michel Maffesoli，又译米歇尔·玛菲索利）在《部落时代：个体主义在后现代社会的衰落》一书中，以一个极具隐喻意义的概念“新部落主义”（neo-tribalism）描述了20世纪末的状态。新部落主义的显著特征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拒绝认同任何政治计划，它不属于任何终极目的，其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对在场的集体生活的关注。在马费索利看来，“我们正在目睹线性历史被冗余神话取代的过程”。体现现代线性历史与经济政治权力的“社会关系”（la social）概念正在被缔造我们社会日常生活的活力论、冗余神话、依赖、宗教情感、弃权和沉默的“社会本能”（la socialité）概念所替代。换言之，“机械的、可预测的、工具的、严格功利理性的‘逻各斯原则’支配过后，我们正在见证代表着人类的情欲、欲望、欲念的‘厄洛斯原则’（感性原则）的回归”。

图 1

马费索利用一张图表说明了正在发生的转变及其形成的张力，见图1。马费索利通过社会关系／社会本能的二分概念构建了现代性／后现代性的二分，只不过他将涂尔干（Emile Durkheim）关于机械团结／有机团结的论述倒转过来。在马费索利看来，涂尔干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有机团结实则是一种机械团结，而建立在情感共享基础上的团结才是一种真正的有机团结。换言之，涂尔干意义上的“集体欢腾”所具有的“社会的神性”（divin social）恰恰成为马费索利所说的“部落时代”的社会团结的纽带。虽然涂尔干捍卫了理性和个体在社会中的首要地位，但他实际上一直都强调情感和共同体的重要性，特别重视集体意识或那些特定的时刻（节日、共同行动），因为那些重复进行的仪式（例行常规或日常动作）强化了特定群体对自身的感知，并由此给人以安定感。可以说，共同体理念不是通过社会理性的说服，而是通过集体想象物的感染产生功效的。基于美学形式产生的集体感受性也产生了一种伦理联系。因此，在“部落时代”，“所有人在情感上共有的东西（感性的、有机的角度），而非每个人自愿遵守的东西（契约的、机械的角度）更应该受到重视”。具体而言，马费索利通过图1表达了如下几层含义：

第一，作为“共在”的“我们”具有优先地位。马费索利所说的“部落时代”，关注的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存在，简言之就是“共在”（être-ensemble）。它是表征社会存在的“伟大存在”。所有共在的自治共同体、自发组织都是一些根本性的存在，它们构成了一种真正的“社会的神性”。作为自发组织，超越了个体主义的“我们”，是一种活在来自过去、通往未来的当下的方式。因此，“我们”需要回到各种各样的源泉之中，回到民间节日、保留下来的庆典以及其他历史重建活动之中。简言之，全社会的记忆（mémoire sociétale）恢复了一种不可否认的力量和活力。“我们”的感觉是命运共同体的感觉。

第二，新部落主义的基本特征是归属感、横向拓展的网络、情感的共生以及由此产生的感染过程。新部落主义从经验的角度强调一个地点、一个群体的归属感的重要性。在马费索利看来，“父权制的、纵向的结构似乎正在被手足般的、横向的结构所取代”。社会的黏合剂不再是计划、未来和理念，而是具有归属感的仪式。社区、族群、社团及各种“部落”围绕着真实的或象征性的共同领地和神话组织起来。这些由共同情感紧密联结在一起的大量群体将构成一种集体记忆，而这种记忆的多样性是这些群体的基础。正是不同群体彼此之间的张力确保了整体的持久性。

第三，现代契约中的“个体”（individu）滑向情感部落中的“个人”（personne）。在马费索利看来，强大而孤独的个体被视为现代社会中社会契约、公民身份或代议制民主的基础，也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如今，个体不再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社会生活首先是情感的、融合的、群居性的。具有稳定身份的、在契约整体中履行其功能的个体向在情感部落中扮演角色的个人滑移，现代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理想主义的个体主义，正让位于身体和精神、自然和文化合一的实在的感觉（“家”的智慧）。具有美学氛围的“气氛命令”正在取代康德的绝对命令，只有跨个体的、集体的甚至是宇宙的维度才是重要的。它们是共在的基础支持，也是部落主义的哲学核心。在此意义上，新部落主义标志着一个由“个体至上”组织起来的世界的终结。

第四，新部落主义正在进行一种范式转变，实体论范式正在被关系论范式所取代。在实体论范式中，只有存在、上帝、国家、制度、个体那些持久的、稳定的、坚固的事物值得关注。与现代哲学所固有的抽象普遍主义相反，新部落主义涉及一个由魔法式的参与（参与他人、参与世界、参与自然）、多重互动、人与物的一致性等组成的复杂过程。主体的理性普遍主义，一个超验性的上帝的化身，正让位于地方性的、具体情境中的特殊因素及情感，即上帝（和神学）、精神（和哲学）与个体（和经济学）让位给了集群。简言之，占据主导地位的不再是大脑的纵向性，而是个人在整体性上的觉醒。从这个角度来看，存在着一种快乐、愉悦或痛苦的原型基础，它深深地扎根在（自然的、人的、社会的）本质之中。

总之，马费索利将正在进行的“部落”革命称为一场范式转变，一种建立在基本的共融和互惠基础上的民众智慧的回归。现代性所拥有的“社会契约”的自治性正在被一种更为根本的异质性所取代。个体身份认同终结了，共同体命运和命运共同体成为新部落主义的标志。

二、新部落主义的非意图后果：身份政治的兴起

马费索利用“部落”的隐喻暗示将人们连接在一起的社会纽带（lien）发生了变化。现代社会中人们自愿遵守的“机械契约”正让位于共有的“有机情感”。部落主义正在越来越多地渗入人们的生活方式，它正在成为一种目的。也就是说，它通过团伙、氏族或帮派，来提醒人们情感或情绪共享的紧迫性。共同体验的情感和感受决定了共在，并使其成为一种保护，抵御任何来自外部的强制。群体成员之间通过仪式、特殊的识别标志建立起信任，以一种“几近刻意的方式保护自己免受外部或自上而下的力量的威胁”。正是这种“群体利己主义”促进了自我保护，使得群体可以在一个更大的实体中几近自治地发展。“这种自治与现代的政治逻辑相反，它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而是故意旁观。这种旁观代表了对对抗的厌恶，对行动主义的厌恶，对斗争精神的疏远”。在当下年轻一代对于政治以及对于女权运动、同性恋运动、生态主义运动等以解放为主题的新生事物的态度中，均可以发现这种“旁观”。马费索利将这种“回避式”的“秘密社会”的方式视为保持群体持久性的一种战术，它使得抵抗成为可能。

然而，保持群体持久性的归属感在增加吸引力的同时，也会通过排斥或至少是排他而延续。“一个基于强烈归属感的群体的存在，需要其他群体为了每一个体的生存以相似要求建立起来”。在此意义上，“部落”通过强调邻近之物（人或地点）而趋于自我封闭。这类似于齐美尔关于“门”的隐喻，即普遍的抽象性让位于特定的具体性。物理的或象征性的“领地”的划分成为众多社会本能的结构基础，由此产生“吸引—排斥”对偶的结构效应。马费索利尽管看到了地方主义可能引发排外主义，但他依然相信通过对多样性的认识，以及对由它带来的不适进行的仪式化的调整，可以形成一种新的社会聚合形式。与此同时，这种新的聚合形式会对曾经给予人们安全感的社会学分析构成挑战。马费索利始终强调涂尔干的“欢腾”在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并将其视为一条基本的社会学法则，它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运行逻辑。

与马费索利不同，鲍曼更关注新部落主义所具有的内在张力。他赞同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的观点，将“回到部落”视为“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或新保守主义在法国的变种。其标志性的特征包括反对资本主义、道德主义、仇外等。它几乎痴迷地关注民族身份认同问题，真正的、好的法国人与郊区不道德的、暴力的和危险的移民之间的对立”。正如著名经济学家丹尼·罗利克（Dani Rodrik）发表在《欧洲社会》（Social Europe）上的论文所指出的，“在更高程度的全球化经济和社会内聚之间，发生了各种真实的冲突。……在这一过程中，有两种政治性的分裂在日益恶化。其中一个是身份认同的分裂，人们按照民族、族群和宗教等维度，出现了身份认同的日益分裂。另一个是收入分裂，这种分裂按照社会阶层而展开。正是这两种分裂，使民粹主义获得了吸引力……在这两种情况中，都存在一个明确的‘他者’世界，而愤怒可能直接导向这个他者世界。……民粹主义者之所以具有吸引力，就在于他们支持那些被排斥者的愤怒”。自由移动的全球精英与被束缚在本地的面对被排斥风险的穷人之间的鸿沟正在日益扩大。

在这样的世界中，那些号召竖起围墙、扎紧国界、引渡和驱逐外国人等“回到部落”的政策或策略，对于众多地位日益下降和被抛弃的人们而言是“庇护与同情”，但对另一些人而言则是“仇恨与分裂”。简言之，对“我们”的庇护意味着对“他们”的仇恨。那些好斗、冷酷、阴暗、原始和粗暴的部落做法，被披上了荫佑、保卫“共同体”的面纱。乔治·拉考夫（George Lakoff）将之称为“共同体”的“双重面孔”，“它让微笑布满自己的、享受免于麻烦之自由的成员的脸上，却使沦落和排斥的威胁写在他者的阴郁沉闷的脸上”。与此同时，“这种共同体框架是一种精神结构，影响着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最后它会影响我们寻求何种目标，制定何种计划，采取何种行动方式，以及我们对行动结果的善恶评判”。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共同体”框架塑造了人们的世界观，以及人们在世界中的存在模式，这种模式在寻求内部整合的同时积极寻求外部分离：一方面寻求家园的舒适性，一方面视外部不可栖居；一方面对内部友好，一方面认为外部是陌生的，值得怀疑和警惕。当下身份政治的兴起就是这种世界观和存在模式的缩影。

正如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指出的，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由经济议题界定的“左右”光谱正在让位于由身份地位界定的光谱。左翼不再像以前那样关注广泛的经济平等，而是更多专注于遭到边缘化的各色群体的利益，如黑人、移民、女性、西班牙裔、LGBT群体、难民等等。右翼则把自己重新定义为志在保护传统民族身份的爱国者，而这个民族身份往往与种族、族裔、宗教有着明确的关联。换言之，人类社会在摆脱了意识形态教条后，并没有走向一种普遍的理性主义，而是陷入了一种碎片化的、易燃易爆的新部落主义。那些因尊严被冒犯、被贬低和被忽视的群体渴求自身的尊严得到公开承认。与单纯追逐经济优势的人相比，渴望恢复尊严的受辱群体所累积的情感更有分量。

在福山看来，因受辱而产生的怨恨在“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都产生了强大的力量。各类抗争的群体都相信自己有一种身份（基于国家、宗教、种族、性向或性别）未被给予恰当的承认，要么未被外部世界承认（对国家而言），要么未被本社会其他成员承认。尽管各类群体以不同的形式展开抗争，但他们都是在与“他者”遭遇的过程中，重新穿上族群、文化和宗教身份的盔甲，抵御“自我的流失”。只不过，这个时代的“自我”不是以个人面目，而是以集体面目出现的。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精英通过煽动仇恨来实现权力的野心，与无数民众寻找‘归属感’的渴望相互遭遇、相互成全”。

应该说，在马费索利那里，“部落”并不是传统的由宗教、社会阶级、职业范围所定义的社群；也不是像原初社群那样服务于占据或防卫某一片领土的政治团体；而是那些“要活跃得多的、多样多元的、有时甚至短暂出现的表象群体，它们不是建立在某种决定论之上，而是建立在每个人都参与的亲和力之上的共享一种激情或品位的社群”。后现代部落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不排他，每个人可以分属不同的部落，具有多元的身份。这种部落对于增强社会的活力与团结是有益的。然而，当部落按照共同的起源、共同的历史甚至共同的目的来构建时，部落的“身份化”和身份的“部落化”等各种非意图后果则催生了政治极化。

三、不确定性时代的人类如何共存？

新部落主义具有的内在张力及其在全世界的蔓延，在一定意义上验证了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预言：无论何时，最重大、最持久的冲突都将来源于族群、文化、文明与宗教的冲突。按照亨廷顿的观点，由于文化和宗教的差异性与不兼容性，不同的文明、族群和文化群体之间会爆发真正意义上的战争。从现实来看，一方面，地区、族群乃至族群团体拥有自然性、庇护性等特点，而族群、文化的多样性在这些团体中引发了恐慌并激起了人们对某些确定性的追寻；另一方面，这种多样性又使人着迷，在生活方式和城市消费层面，人们追求异域情调，一些人还皈依了各类“新”的宗教。可以说，进入21世纪后，社会团结的处境比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更加危险。与此同时，“国家本位”和新“同化主义”的强势回归，以及社会的碎片化与隔绝化趋势，使人们重新思考社会的聚合性与社会团结纽带的问题。

马费索利从整体论和活力论的角度提出了“异质性的张力确保整体牢固性”的观点。他认为，后现代人民或群众对邻近之物，对庞大的、异构的日常生活的关切已经取代了现代社会道德—政治的逻辑对遥远的、计划的、完美的应然之物的关切。换言之，激情（或混杂）的逻辑取代了习以为常的道德—政治的逻辑。尽管异质性隐含着排他性，但马费索利相信后现代的人们能够超越归属感以及由归属感引发的结构性冲突，去追求一种目的性不那么强，也不那么被“应该”或工作所决定的日常生活。那些“大部分时间都在漫游和探索世界”的小群体以闲逛、电影、运动、便餐等新的生活方式，组成具有强烈情感性质的“秘密社会”。正是这种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过渡，支持着“部落”的未来发展。马费索利相信，“共识更多的是一种后验的‘情感’调整的结果，而不是一种先验的理性调节的结果”。在现代性所盛行的个体主义和经济主义模型的掩盖下，人们忘记了社会聚合也同样是建立在情感的吸引力和排斥力的基础之上的。最美丽的和谐来自差异，不和谐才是万物的律法。不相似同相似一样，可以成为相互吸引的原因。

由此，马费索利特别强调“三”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文化的、个体的动力都是建立在异质元素间张力的基础之上的。“三元论”的隐喻允许行动中存在悖论、分裂、破裂和矛盾。不同于一元论或二元论制度支持者的认知，“三”的欢腾和不完善总是勃勃生机和前瞻性动力的根源。建立在同质性模型基础上的实体类型构造，如统一国家、历史主体（无产阶级）、线性进步等，都无法抵御时间的消磨及其严苛法则，复数形式在我们社会中的发展是不可抑制的。“行动的异质性是未来社会价值的母体”。诸神之间的战争，以及有时对同一个神的不同解释所引发的流血冲突等，最终都会导致社会机体的巩固。在这里，存在着一种建立在异质性基础上的平衡。在马费索利看来，“民众的独一性（unicité）可以取代资产阶级特有的统一性（Unité）。民众不是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那样的历史主体，而是一个矛盾的实体或一种日常实践，在这种实践中，‘恶’、异乡人、他者不再被驱逐，而是按照不同的尺度和标准被整合起来”。因此，尽管“文化在文明中的衰退倾向于支持缩回统一性，倾向于引发对异乡人的恐惧”，但正因为第三方引发的欢腾与差异使民众更加紧密相连，社会机体通过平衡这些对立的激情，实现了冲突性的和谐。

其实，马费索利的上述思想其来有自。涂尔干将原始宗教中的集体仪式视为社会团结的纽带，而后，戈夫曼（Erving Goffman）将涂尔干所指出的典礼意义上的集体仪式拓展到日常生活的互动中，亦即生活世界是由一系列互动仪式构成的。此在在周围世界之中共在，被转化成了在互动仪式的情境中在场。之后，柯林斯（Randall Collins）将涂尔干关于仪式过程中造成社会团结诸要素的洞见保留下来：在互动仪式的集体兴奋中，群体团结再生产出来，同时生产出表征集体的、超个人的神圣物，每个人从共享的情感状态中分有情感能量。应该说，关于仪式、领地、神话和集体记忆构铸群体团结纽带的认识，从涂尔干经戈夫曼、柯林斯，再到马费索利，为我们呈现了关于后现代社会团结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观点。

与马费索利等人相信共在社会世界中的情感能量具有的凝聚作用不同，鲍曼早在《共同体》一书中，就提出了共同体引发内部整合与外部分离的问题，以及共同体与个体的权利关系问题。他指出，有两种权利应该得到尊重：一种是共同体反对被主流文化所同化的权利，另一种是个体反对被共同体所同化的权利。问题是，两种权利中是否会有一种权利强大到足以取消或驳回另一种权利的要求。同样，在《怀旧的乌托邦》一书中，他反复提及“寻求归属安全与实现个人自主”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问题，探求二者是否可以兼得，是否可以在回到部落主义的同时超越部落主义，以及如何走出部落主义与反部落主义的两难困境，走向“总体上归属于一个共同体，又不会丧失个体意识的意义的新的族群形式”等问题。

在对这问些题的探讨中，鲍曼、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福山等学者都从不同角度给出了相近的答案。他们提出在无数“多”的背后，应该存在一个“一”。“多”之所以能够和谐共存，是因为背后有个“一”，没有这个“一”，“多”就成为撕裂性力量。对于福山而言，这个“一”就是“信条身份”（creed identity）；对于哈贝马斯而言，就是“宪政民主国家”（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state）；对于鲍曼而言，就是“多元文化，一种人性”。这些都是对“多”背后的“一”的诠释。在他们看来，只有基于宪政主义原则、法治、民主责任制以及人人生而平等的信条来构建“我们”，开放地面对现代社会多样性的既成事实，移民争议的性质才会发生改变。这也如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雷恩（Alain Touraine，又译阿兰·图海纳）所言，“未来我们能否共存，全看我们是否能认识到我们共同的任务是把工具性行动和文化认同结合起来，看我们每一个人是否都能成为主体，是否能制定以保护我们作为主体的自主生活的要求为主要目的的法律、制度和组织形式”。

因此，对于为数众多的属于不同文化的社会公民，如何消除他们的边缘化意识，同时又不在基本的政治原则上做出妥协就变得至关重要。事实上，人们应当把那些神圣不可侵犯且必须无条件维护的基本权利（生命、自由、正当程序、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权利），同那些重要的但出于公共政策的需要可以取消或限制的特权或豁免权区别开来。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尊重多样性，尤其是对那些并不赞成这个社会共同目标的人给予尊重，并能够为他们的基本权利提供足够保证的社会。正如阿皮亚（K.A.Appiah）所言，多样性使得自主性成为可能，但对人类尊严和个人自主性的尊重应该比对多样性的世界主义之爱更根本。这既是对“我们”中的“我”的尊重，也是对“共同体”之中的“个体”的尊重。因此，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通过求助于宗教、民族主义、族群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意识形态来寻求存在的确定性，易于陷入“分离主义”的陷阱，从而无法走向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上述对于“多”背后的“一”的寻求为建立在异质性基础上的社会团结确立了一个政治前提和框架。在此框架下，以马可·马尔蒂尼埃罗（Marco Martiniello）等人为代表的学者，希望从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入手，协调文化多样性与政治统一性及社会凝聚性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看来，身份和共同体回应的问题是经济全球化所引发的不平等现象造成的。一方面，那些在全球化中被排斥、被抛弃的失败者会在族群、文化和宗教身份中寻找资源，寻求庇护；另一方面，赢家们和获益者们将致力于把受益保障局限在他们所归属的族群、民族、文化宗教群体成员中。在此意义上，对身份的确认或是反对更多是不平等问题和社会经济冲突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族群、文化和宗教冲突通常掩盖着经济上的博弈。因此，化解冲突与怨恨的方法之一就是缓解“不被看见”的边缘化群体对工作、收入和安全的担忧。

总之，一味强调少数族群和移民群体提出的诉求引起文化、宗教和族群碎片化的危险性，而忽略社会经济碎片化的危险性是带有偏见的。做出“人类已进入一个以互助共济性和文化／宗教冲突都普遍化的历史时期，而它取代了之前的经济／意识形态的互助共济和冲突性”的断言还为时尚早。不仅如此，将文化和宗教作为解读社会世界的钥匙，而忽略文化、宗教、经济和社会领域之间的互动性，其实也是很危险的。这会使人们以一种片面的、有偏见的和简单化的视角来审视在社会中发挥作用的活力因素。事实上，尊重文化差异的话语有时反而会为某些人或群体的政治排斥赋予合法性，那些被排斥的人或群体被认为在文化上与其他群体差异过大。因此，对民族国家而言，应该制定新的公共政策以调和文化、宗教、身份的多样性与政治统一及社会凝聚性之间的关系：将对民主的承认与对文化、宗教和身份多样性的承认结合起来；将公民身份、文化多样性和社会公平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充分考虑民主制度下的公民权与坚持独特文化认同的实践之间的适配性问题。

结语

当今世界弥漫着不安、混乱和焦虑的气氛，在这样一个不可预测、不可控制、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一切关于社会秩序的思考似乎都是在浪费时间。人们放弃了长期规划，因为一切都变得如此之快。“人们更喜欢思考怎样在这个无序的、不可预测的、让人不舒服的世界中，为自己、为家庭、为他们的亲人找到一个舒适的位置”。人们不知道事情会朝着哪个方向发展，也不知道应该采取哪些预防措施，或当下该做什么。人们已经对进步理念失去了信任；想到进步不再令人振奋，反而会引发焦虑。人们对乌托邦也不再充满幻想。虽然乌托邦总是存在于未来，但未来不再迷人，它充满了风险、危险和挑战。

人们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当下，放到对“邻近”的关注上。不仅关注个体之间的关系，还关注将自己和与他人共享的领地、城市、自然环境联系在一起的东西。这种“对日常生活的强调不是一种自恋式的狭隘或一种个体化的怯懦，而是一种对周围事物的重新关注，一种活在当下的方式和一种对时间流逝的集体焦虑”。重要的不是个体，而是个体所归属的共同体。同样，重要的不是基于事件的宏大历史，而是我们每天都要经历的琐事。恰恰是这些难以察觉的情境构成了共同体的结构。马费索利对社会生活的“爱欲氛围”“日常邻近”和“永恒少年”神话的强调，体现了“部落时代”的开放、活力、他异性和对无限的渴望。

然而，与开放、活力和他异性相伴的是“我们正走在回到霍布斯式的世界的路上”，“我们不是缺少全能的利维坦，而是大量的不胜枚举的、大大小小的甚至微型的利维坦同时存在；并且，这些利维坦存在严重的障碍，不能承担和完成其任务，而是以各种手段顽固地保持孤立隔绝的地方状态并以此为荣，而我们整合或共处模式却远远滞后”。那些诱人而虚伪地许诺安全的“共同体”，在对“我们”庇护的同时，也加剧了对“他们”的仇恨。面对以文化的区别甚至对立为表征的身份政治在全球的蔓延，鲍曼提出，人类要破除文化和文化身份在“我们”与“他们”之间竖起的屏障，实现“世界性的政治整合”，急需增强“对话能力”。这种对话需要“我们所有人都‘参与策划和建设’这种能够治愈我们的多文化、多中心和多冲突之世界的伤痛的文化”。也就是说，虽然当下的社会“分裂”有着更多方面的原因，例如经济的、政治的根源，但我们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国家”“政府”身上，而是要把人类之间的和平共处、团结与合作，从高层政治带到普通大众相遇和交谈的各类场所；人类整合的命运不应仅仅掌握在政治家和军队指挥官之手，还应置于日常接触的邻里与彼此关照的同事之手。

总之，在一个由“不断加速”而导致的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的世界中，人类没有捷径可以迅速而轻巧地建立一个大坝，来阻挡各种“逆行”趋势。人们只有坚定而勇敢地建立自己的“附近”，并与之产生“共鸣”，从对周边的信任延展到对世界的信任，人类才有可能走向真正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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