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传统中的反历史思想
文摘
历史
2024-11-26 13:25
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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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注释从略
中西传统中的反历史思想
晁天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魏晋南北朝正史书写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构研究”（项目号：21XMZ047）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中西传统中都出现过某种程度的反历史思想，但二者的成因与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社会变革的现实需要与知识论，是催生反历史思想的两大主要因素。在中国，反历史思想主要是社会变革现实需要的产物，知识论所发挥的作用居于次要地位；而在西方，反历史思想主要以源自古希腊的本质主义知识论为依据，社会变革的现实需要在引发反历史思想方面的作用并不突出。就影响而言，中国的反历史思想没有导致中国史学传统的中断，也没有颠覆中国史学崇高的社会地位；相反地，西方反历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西方史学传统的中断，西方史学的独立性和社会地位也因此受到压制。如何评价一种文明中的反历史思想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结合具体的文化传统和时代背景加以认真研究。一、西方传统中的反历史思想
（一）古希腊时期的反历史思想
（二）18、19世纪的反历史思想
（三）20世纪以来的反历史思想
二、中国传统中的反历史思想
（一）变法者的反历史思想
近读一篇题为《少沉迷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的网文，颇感困惑。其大体内容是，过于沉迷于中国古代甚至近代历史中是极其不健康的，应该少一点中国历史，多了解世界。理由如下：第一，中国历史，特别是公元1840年前的历史，几乎没有现代意义，太沉迷于中国历史会让我们陶醉于中国历史中最为核心的东西：权谋术；第二，太过沉迷于中国历史并认定中国过于独特还很容易让我们闭目塞听而固步自封；第三，过分“自恋”不会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基于以上理由，作者建议：“在科普上，削减中国历史，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分量。……在研究上，削减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史，以及古代思想史的支持（考古史例外）。许多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几乎毫无现实意义，只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我们不知道其结论是建立在什么样的学理分析和逻辑推理之上的，单就几个论点而言，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事实。“中国历史中最为核心的东西”真的是“权谋术”吗？“太过沉迷于中国历史并认定中国过于独特”，就会“让我们闭目塞听而固步自封”吗？重视历史就等于过分“自恋”，从而“不会有真正的国际话语权”吗？将“沉迷中国历史”与“了解世界”简单对立起来，是否妥当？重视历史是否就一定意味着尊崇古训、重复过去，从而失去前进的动力？凡此种种都不难看出立论者将十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因而其结论很难经得起推敲。笔者无意于对其具体观点逐一批驳，本文更加关注的是由此引发的关于反历史思想的思考，即反历史思想在中西传统中的发展脉络、呈现方式以及主要影响。事实上，无论是对历史知识价值的质疑，还是对历史研究必要性的反对，都可以归为一种“反历史思想”的范畴。根据对中西学术史的一般性了解，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初步的印象，那就是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中，西方与中国的史学成就最为突出、成果最为丰硕，也最值得关注。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史学取得重要成绩的过程中，中西方历史上都产生过某种形式的反历史思想（尽管二者的成因、形式及影响不尽相同）。形形色色的反历史思想作为古今中西历史上一种由来已久、并不罕见的现象，迄今似乎尚未得到学术界的真正重视，鉴于此，本文试图对中西传统中反历史思想的表现及其异同略加梳理，以求抛砖引玉。大致而言，西方的反历史思想起源于古希腊时期，经过漫长的中世纪之后，至18世纪尤其引人注目。即使在19世纪这个西方人笔下的所谓“历史学的世纪”也涌现出若干影响深远的反历史思想家，他们的观点直至20世纪仍然得到不少人的支持和宣扬。可以说，反历史思想是贯穿西方整个历史的一个重要现象，不仅对西方史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冲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历史本身。西方史学产生于古典时期。在此阶段，以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历史学家完成了《希波战争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等历史作品，奠定了西方史学发展的基本模式。正是通过他们的历史写作实践，尽可能真实地保存历史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成为当时历史学家遵从的两条基本规范。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对历史和史学的重视并存的，是一种对历史和史学价值的质疑甚至否定。一个典型的表现是，抬高哲学而贬低历史学成为一种主要的趋势。在古希腊人看来，“意见”总是在变化着的、瞬间的、没有道理的，又是不可能被证明的；反之，“知识”则在任何地方都是永远有效的。他们认为，历史学的对象是具体性、偶然性的存在（过去的人和事等），在此基础上得出的只能是“意见”。与此不同的是，哲学、诗学则研究一般性、普遍性的存在（思想、原理等），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得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亚里士多德主张：“诗比历史更富有哲理、更富有严肃性，因为诗意在描述普遍性的事件，而历史则意在记录个别事实。”他的这一结论正是基于以上的知识论。由倚重“真理”而轻视“意见”的倾向，自然而然会引出对哲学、诗学的倚重和对历史学的轻视。对于古希腊人知识论的上述倾向，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给予了清晰的揭示。他说：他们（指古希腊人——引者注）十分肯定，能够成为真正的知识的对象的任何事物都必须是永恒的；因为它必须具有它自己某些确切的特征，因此它本身之内就不能包含有使它自己消失的种子。如果它是可以认识的，它就必须是确定的；而如果它是确定的，它就必须是如此之完全而截然地是它自己，以致于没有任何内部的变化或外部的势力能够使得它变成另外的某种东西。希腊的思想，当其在数学知识的对象中发现了某些东西满足这些条件时，就获得了它的第一次胜利。柯林武德指出，根据这样一种理论，历史学应该是不可能产生的。因为历史学必须具有这样两个特征：第一，必须是有关瞬时性的东西；第二，必须是科学的或者可证明的。但是根据这种理论，瞬时性的东西是不能由证明来认识的，不可能是科学的对象。而对瞬息万变的事物之这一瞬时的感官知觉不可能成为科学或科学的基础，这一点乃是希腊人的观点中最本质的东西。换言之，对于古希腊人而言，对历史的重视与对“真理”的追求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因为他们青睐的是“真理”，而按照他们的知识论，这种“真理”是不可能从历史这种具体而瞬息万变的研究对象中获得的。正因如此，古希腊人的兴趣主要集中于从哲学、诗学的研究中得出真理，而对历史则整体上持一种贬低甚至排斥的态度。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西方古典时期的反历史思想虽然没有以明确的形式呈现出来，但它深刻地隐含在本质主义知识论的背后，并且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随时可能以更加直观的形态展现出来。毫无疑问，在这种浓厚的本质主义知识论氛围中能够产生以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及其成果为代表的西方古典史学，的确堪称奇迹。继古典时期之后，西方进入中世纪这样一个以宗教神学为所有学科和学术领域指导思想的特殊时代，历史学同哲学等所有人文学科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宗教神学的奴婢和应声虫，因此谈不上真正实质性的发展和进步。西方历史得到重视和发展，是近代尤其是18世纪以降的事情。18、19两个世纪紧密相连，但对于西方文明而言，二者在时代主题和风格上却具有明显的不同。就18世纪的欧洲而言，剧变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和主调，启蒙运动者将矛头指向传统的专制统治和教会思想，为资产阶级革命做了思想准备和舆论宣传。正如卡尔·贝克尔所说，18世纪的哲学家们主要感兴趣的并不在于使社会稳定，而在于要改变社会。他们并不追问是怎样成为它那现状的，而是要追问怎样才能使它比它那现状更好。在以剧变为主题主调的背景下，求新求变成为主流思潮，历史和传统则成为被反思、被批判的对象。时代的需求为传统的知识论赋予了新的生命力，源自古希腊时期的反历史思想由此得以接续和发展。这方面的一个突出代表就是对“终极的真理”念兹在兹的叔本华。遵循古希腊知识论的传统，叔本华认为，终极的真理必须是无时间性的和普遍的，由于历史学的对象是时间性和特殊性，因此它属于次一等的学科。在叔本华看来，历史学越是想详细地描述个别事件的特点，就越降格为一种描写。这种描写并不具备艺术或诗的优点，而只是一长串沉闷事件的列表。历史学由此与哲学相对，因为前者考察的是特殊性，而后者追求的是普遍性。历史学只是对世界上所发生的短暂事件的编年史，而这并不值得人们为此大费心思，因为“人类的理智只会选择那些永远不会过时的事件去进行思考”。相比之下，哲学就能看到历史学所不能看到的真理：“历史学所论述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区别只是名字与数字之间的差别，而真正本质的内容到处都是一样的”。显而易见，叔本华不仅对历史本身兴味索然，而且对历史知识、历史研究活动亦是反感至极。究其本质，叔本华的反历史思想就是古希腊本质主义知识论的现代翻版，毫无创新之处。如果一定要说其“贡献”何在，恐怕就在于他有效地成为古希腊反历史思想与19世纪尼采反历史思想之间的桥梁和纽带。总之，在18世纪，人们更多关心的不是历史的连续性而是变革性，而历史学在这方面不仅无效而且发挥了相反的作用，因此，不少哲学家都持同样的反历史思想（叔本华只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而已）。职是之故，无怪乎19世纪的历史学家们会认为18世纪是“反历史的”，也就是说，18世纪的人们对历史不感兴趣，因为他们愿意“与过去决裂”并重新开始。与18世纪不同，经过数十年的革命和国际战争之后，稳定性成为19世纪欧洲社会的时代主题。正因如此，强调“历史意识”“历史感”成为鲜明的时代底色，历史学迎来发展的高峰期，19世纪随之成为“历史学的世纪”。尽管如此，仍有尼采这样的著名哲学家承继上起古希腊时期、晚至18世纪叔本华等人的反历史思想，并且将其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境地。尼采关于反历史思想的阐释是通过回顾历史的方式展开的。他回顾了古希腊的学术史，认为古希腊人曾经一度处于差点儿撞死在“历史”之石上的危险之中。他们之所以能够逢凶化吉、绝处逢生，乃是“听取了阿波罗的意见”的结果，即机智地转向了哲学这种探究“真理”的学问，而不是沉迷于历史这种追求“意见”的学问。尼采说：希腊人听取了阿波罗的意见，反思他们自身、他们真正的需要，而不去管那些虚假的需要，由此他们逐渐学会了整理好这些混杂物，这样，他们又重新把握了自己，而没有长时间地背负着自己的遗产做整个东方的后学晚辈。由于听从了那个神谕，他们经过苦战，增加并丰富了自己继承到的珍宝，而且，他们成为了将来所有文化民族的祖先和模范。在尼采看来，历史学并不是古希腊人“真正的需要”，而是“虚假的需要”。幸亏古希腊人有了这种舍此趋彼的明智选择，否则，就可能“长时间地背负着自己的遗产做整个东方的后学晚辈”。尼采态度鲜明地将历史比作人类“背负”的“遗产”，至少有两点值得注意：（1）这与中国古人更多地强调“以史为鉴”不同，而是主张历史具有可能拖累人类思想发展的负面效应；（2）尼采的这个比喻在很大程度上启发了20世纪西方的反历史思想家。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海登·怀特在1966年应《历史与理论》杂志之约撰写的那篇名文为何以《历史学的重负》（The Burden of History）为名。毫无疑问，作为怀特早年的代表性论文，《历史学的重负》为整个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设定了基调，也预设了后现代主义反历史的基本倾向。质言之，后现代主义虽然号称研究“历史的元问题”，其本质则是彻底的反历史思想。按照最彻底的后现代主义的理论逻辑，历史学自身最终必然被解构，一切历史研究活动本身也必然走向“终结”。在尼采看来，历史之所以是人类“背负”的“遗产”，是因为“过量的历史”是某一时代生活的敌人，并在多个方面产生危害。如历史感让人们在历史的力量面前卑躬屈膝，像木偶一样对每一种力量都唯唯诺诺；历史感和历史文化会导致年轻人逐渐丧失奇怪和惊讶的感情并最终对任何事物都感到满意；对历史的迷恋还会导致人们盲目自大、自以为是；历史感让它的仆人变得被动又怀旧。不仅如此，在尼采的观念中，“过量的历史”还会使人们丧失前进的勇气，甚至影响艺术、军事乃至整个民族的健康发展。因此，他主张艺术家、军事家乃至整个民族都需要“非历史的状态”，并且防备“过量的历史”，否则就不会知道幸福为何物，“（历史）是一种昂贵而又多余的理解方面的奢侈品”。尼采据此断言，如果人类生命不想在对这些恶习的无意义的培育中死去的话，就必须把历史“作为一种昂贵而又多余的理解方面的奢侈品”来加以“切齿地‘痛恨’”。既然“过量的历史”是一种疾病，那么有没有诊治这种疾病的“解药”呢？尼采的回答是肯定的。为了让历史之疾药到病除，尼采祭出了他的两大法宝，即所谓“非历史”和“超历史”。他说：历史的解药是那些“非历史”和“超历史”的东西。……我用“非历史的”一词来指代那种能够遗忘、能够在自己周围划出有限视野的力量和艺术。我称之为“超历史的”力量，它能将目光从演变的进程上挪开，转向赋予存在一种永恒与稳定特性的事物——转向艺术和宗教。……非历史的和超历史的东西是用来对付历史压制生活的自然解药，它们是治疗历史病的方法。不难发现，尼采所宣扬的“非历史”和“超历史”，对于历史学和历史研究而言，意味着一种彻底的反对和清除。究其根本，就是借解除历史重负的名义，彻底否定历史和历史学所具有的重要社会价值和社会功能。尼采不愧为古希腊反历史思想的忠诚继承者，不仅衷心地为古希腊人没有过分沉迷于历史而感到庆幸，更为古希腊人培育出值得现代人学习的反历史思想而欢欣鼓舞！在他看来，古希腊人的重要成就不在于培养出了历史学和历史感，而是相反，培养出了“非历史感”：“希腊人，其过去仍离我们不远的这个著名民族，在它力量的鼎盛时期培养出了很强的‘非历史感’”。20世纪前半期，现代文明附带的一系列负面影响使得西方人对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理性主义价值观发生动摇，进而对19世纪带有客观主义、实证主义等“科学”光环的历史学范式提出疑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十年，西欧各国知识分子中广泛流行着一种对历史意识和历史学家的“敌意”。伟大的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在19世纪结束之前就主张摈弃学院派所实践的那种历史学，坦率地声明历史学有必要变成艺术。更大的问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严重破坏了历史学在艺术家和社会科学家中残存的一点声望，因为战争似乎证实了尼采在两代人之前曾坚持过的那种观点”。论者所说尼采的观点显然是指尼采关于“过量的历史”给人类造成种种负面影响的反历史思想。人们通常认为历史能够提供某种经验教训，但实际上，它既没有让人们为战争的到来做好准备，也没有教导人们面对战争应该怎么做。人们对历史学家一贯所标榜的“客观”“中立”立场产生严重怀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历史学家未能超脱狭隘的党派忠诚，他们即便没有单纯地重复政府当时有关敌人犯罪意图的口号，也往往会老调重弹。既然历史学既不能（像古典史学家所宣称的那样）有效地总结经验教训，也不能（像客观主义史学家所标榜的那样）做到如实直书、公正客观，那么历史和历史学对人们来说有何益处呢？对历史价值的幻灭感，为反历史思想提供了滋生的土壤。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不少思想家继承尼采关于历史的基本主张，成为反历史思想在新世纪的鼓吹者。为了向19世纪及之前西方传统的史学发起攻击，阐明后现代主义的合理性，怀特在《历史的重负》一文中梳理了20世纪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盛行的反历史思想。哲学、文学尤其成为反历史思想泛滥的重灾区。哲学家对历史持一贯的贬低态度，这似乎是不需要多说的。比如法国存在主义代表人物加缪和萨特，无论他们之间存在什么分歧，对历史意识持鄙视的态度却是相当一致的。值得关注的是文学领域，他们对历史学的敌意表现得尤其明显。法国诗人保罗·瓦莱里就曾以犀利且近乎刻薄的语气，阐发他的反历史思想。他说：“历史学是从知识的相互作用中发展出来的最危险的产物……历史学试图说明一切事物的合理性。但它恰恰什么也教导不了，因为它包含一切事物，为一切事物提供例证……上一次战争使那种深谋远虑的自负遭受到了最致命的打击。但这不是由于历史知识的缺乏，真的是这样吗？”怀特的梳理和评论不乏深刻之处，足以让我们对20世纪以来西方反历史思想的动态和本质有更加深刻的认知和理解。需要指出的是，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的重要思潮之一，后现代主义继承了西方传统的反历史思想，尤其对历史学的发展造成了极大影响。董立河曾评论说，怀特《历史学的重负》一文阐发了“尼采式历史观”，“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为整个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设定了基调”。后现代主义之所以称历史为“重负”，正是为了突出强调历史的负面作用。后现代主义表面上号称是在分析历史研究的叙事原理，实质上则是为了将历史视为一种负面因素加以消除或解构；它的用意与其说是阐明历史学的元问题，倒不如说是给历史学以釜底抽薪式的致命一击。总的来看，西方传统中虽然具有比较发达的历史学实践和比较浓厚的历史意识，但反历史思想一直是西方自古以来十分重要的思想潮流。既重视历史，同时又具有鲜明的反历史倾向，二者并存的矛盾现象成为西方思想史上一道独特景观。历史学在中国源远流长，中国古人的历史意识十分丰富，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中没有反历史思想。实际上，尽管成因、表现和影响与西方有很大不同（详见下文），但反历史思想在中国古代并不罕见。从先秦时期直至宋代，反历史思想在法家、道家的理论乃至政治家的理论与实践中以多种形式活跃，这表明历史学的发达并不必然意味着反历史思想的沉寂。历史学与反历史思想之间不仅仅呈现为一般意义上简单的此消彼长，而是表现出更为复杂的并存乃至互生关系。不晚于西周时期，中国古人即已形成诸如“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之类的历史镜鉴思想。然而到东周时期，以反对“法古”“循古”“慕往”为主旨的反历史思想开始在以法家为代表的变法者中频繁出现。《商君书·开塞》载：“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故兴王有道，而持之异理。”《史记·商君列传》引卫鞅语云：“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战国时期荀子、韩非子和李斯将反历史思想进一步理论化。《荀子·解蔽篇》载：“不慕往，不闵来，无邑怜之心。当时则动，物至而应。事起而辨，治乱可否，昭然明矣！”在韩非子看来，历史不断变化，“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各有不同，因此照搬历史经验的做法不足为训。《韩非子·五蠹》云：“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对于那些不知历史之变，执着于法古者，韩非子称之为“不知治者”。《韩非子·南面》载：“不知治者，必曰：‘无变古，毋易常。’变与不变，圣人不听，正治而已。然则古之无变，常之毋易，在常、古之可与不可。……凡人难变古者，惮易民之安也。夫不变古者，袭乱之迹；适民心者，恣奸之行也。”至于守株待兔、刻舟求剑等寓言对墨守历史经验、不知变通的讽刺，更是入木三分。法家的反历史思想不是为了理论探讨或学术求知，而是服务于变法实践。如《商君书·更法》载商鞅以古之王者变法而治为证，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古”的主张：“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然则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礼者未足多是也。”再如秦统一后围绕封建与郡县孰优孰劣展开的争论。《史记·秦始皇本纪》载李斯语云：“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以古非今者族。”值得注意的是，在阐发反历史思想的过程中，变法者没有限于纯粹的逻辑推理，而是充分利用了历史的资源。以历史证据、历史思维为工具，进而推导出反历史的结论，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正好表明反历史思想滋生的复杂性。秦汉之后，法家的主张与儒家思想融为一体，“霸王道杂用”“外儒内法”成为国家治理的常态，严格意义上的“法家”已然无存。然而，在社会变革成为时代之需时，对历史的质疑和贬抑仍是变法者的重要思想倾向。整体而言，有宋一代史学繁荣昌盛，涌现出像司马光、李焘、李心传等史学大家以及《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学名著。但到北宋后期，反历史思想在王安石身上以“尊经卑史”的形式体现出来。王安石《读史》云：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黮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人们通常认为，此诗的意旨在于说明历史记载和评价的困难，以及对更高水平历史研究著述的期许。不过在笔者看来，《读史》一诗恐怕更多反映的是王安石对史学功能的质疑，或者说表达了某种意义上的反历史思想。具言之，王安石想表达的核心思想是：史家不可能对历史进行准确的记载和合理的评价。其原因很简单：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史家对当代史的真相尚且容易以讹传讹，更何况时过境迁之后种种因素还会平添更多干扰和混乱。正因如此，史家留下的历史记录不过是枯燥的文字罢了，历史的真正精神则在此过程中丧失殆尽。既然如此，史家留下的那些片段记录有什么价值呢？只有那些俗儒才会将这些无聊的东西当作宝贝。质言之，《读史》一诗既不是对理想著史模式的勾勒，也不是对史家著史提出的更高要求，相反地，它是通过“以诗评史”“以诗贬史”的方式表达了作者的反历史思想。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反历史思想者质疑乃至否定历史的价值，但他们本身的是非功过最终仍要接受历史的评判。清人钱大昕就对王安石的反历史思想提出严厉批评：自王安石以猖狂诡诞之学要君窃位，自造《三经新义》，驱海内而诵习之，甚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章、蔡用事，祖述荆舒，屏弃《通鉴》为元祐学术，而十七史皆束之高阁矣！嗣是道学诸儒，讲求心性，惧门弟子之汎滥无所归也，则有诃读史为玩物丧志者，又有谓读史令人心粗者。此特有为言之，而空疏浅薄者托以藉口，由是说经者日多，治史者日少。彼之言曰：经精而史粗也，经正而史杂也。有论者亦指出，王安石从史官入手对历史记载持一种大胆的怀疑态度，并由此产生对于史学客观性的怀疑。倘若这种思想能成一家之言，那么对于史学理论的深化，未尝不是一件好事。遗憾的是，这种颇具原创力的思想并没有得到健全的发展。相反，它很快便与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纠缠在一起，知识与权力水乳交融，成为新党实施新法的理论根据之一，并随之异化、变形为新党打击报复旧党的意识形态工具，从而严重地影响了北宋后期史学的发展。在史学发达的社会传统和文化氛围中，几乎没有一个反历史思想的倡导者能如其所想的那样自外于历史的制约和评价，这的确是历史的吊诡之处。在对待历史的态度方面，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同时具备“重视历史”与“反历史”两种看似矛盾的思想倾向。一方面，道家思想中存在不少关于熟知历史，甚至重视历史的印迹。司马迁、班固就一致认为道家的起源与史官角色直接相关。《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老子）周守藏室之史也。”索隐曰：“藏室史，周藏书室之史也。”《史记·张丞相列传》索隐：“周秦皆有柱下史，谓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子为周柱下史。”《汉书·艺文志》载：“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司马迁、班固关于道家起源的认识似不容轻易否定。可以为其记载提供佐证的是，在《老子》《庄子》中不难看出某种意义上的历史意识印迹。《老子》第十四章载：“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所谓“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与“鉴古知今”“古为今用”等史学思想，含义大体相同。在《庄子》笔下，以寓言形式出现的尧、舜、禹、夏、商、周等各个时期的历史人物不在少数。《庄子·天地》载：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禹往见之，则耕在野。禹趋就下风，立而问焉，曰：“昔尧治天下，吾子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辞为诸侯而耕，敢问其故何也？”子高曰：“昔者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夫子阖不行邪？无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顾。类似例证尚有很多，不再赘列。总之，老子、庄子对历史事实的确相当了解，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借用历史、服务现实的意识。尽管如此，“出于史官”的道家并未成为历史教训、历史遗产的坚守者，相反，在道家思想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乃是反历史思想。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老子答孔子问礼云：“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即历史上的人已经死去，他们的言论随着那个时代的消逝失去了意义，虽然炫人耳目但未必可信。这种对往昔经验的认识，颇类似于法家“守株待兔”“刻舟求剑”之类的寓言故事所表达的批判思想。再如，道家文本中虽然出现了不少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但它们都是经过加工改写之后服务于道家哲学宣传这一主题的。换言之，道家并没有将重心和兴趣点停留在历史这种变动不居的存在上，而是旨在超越变动不居的存在，概括出具有永恒性、普遍性的一般性结论。道家反复申论的“道”“德”“大”“无为”等哲学范畴，从根本上而言都是非历史的，或者可以说是反历史的。《道德经》第一章载：“道可道，非常道。”“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第二十五章载：“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这种对“常道”“常名”的追问，超越了历史学所关注的时间性，与具体性、偶然性、变动性的历史事实形成鲜明对比。这颇似前述古希腊时期的知识论，即以确定性、永恒性的对象为真理的来源，否认变动性、偶然性的对象成为真理来源的可能性。究竟以追求永恒性、普遍性为目的，还是以考索变动性、特殊性为目的，二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恐怕正是这种对一般性、永恒性的形上之学的关注，抵消了道家对具体性、变化性的历史现象的兴趣。需要指出的是，同样是对历史价值的反对或否定，道家与法家有着极大的不同。按照前文所述尼采关于“非历史”与“超历史”的区分，如果说法家的反历史思想属于“非历史”范畴的话，那么道家的反历史思想则似乎可以归于“超历史”范畴之列。通过梳理不难看出，反历史思想既不是今人的发明，也不是某一种文明的独创，而是中西传统中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中西反历史思想的共同点是显而易见的，即不管基于何种理由或依据，也不论能否得到认同，它们都质疑历史记载、历史编纂、历史研究乃至历史思考的价值，反对在这些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更值得关注的是隐藏于这些共同点背后的种种差异，其主要体现在成因和影响两方面。如前所述，中国传统中反历史思想主要是在剧烈的社会转型、社会变革需求刺激下产生的。关于这一点，可仍以春秋战国时期道家、法家反历史思想的产生为例加以说明。从西周初年开始，中国社会逐渐形成一套以礼乐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规范制度。在礼乐制度行之有效的情况下，从社会秩序、列国关系到人们的日常行为都得到有效的规范和制约。然而，随着血缘功能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逐渐衰退，“礼崩乐坏”“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为春秋战国时期触目惊心的现实。在这种背景下，与儒家极力主张“克己复礼”，呼吁“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不同，道家和法家对以礼乐治理天下的历史经验持怀疑乃至否定的看法。《老子》第十八章载：“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随着社会的变迁，一度行之有效的礼乐制度变为粉饰仁义的工具。老子的看法代表了早期道家对以礼制治国历史经验的高度怀疑。同样的，法家也认为时代条件变化之后就不应教条地照搬历史经验，而应该以法治代礼制。《韩非子·五蠹》云：“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夫古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之患也。”《商君书·开塞》载：“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世。”在变法者看来，对历史的过分拘泥必然导致社会变革困难重重。与中国不同，西方传统中反历史思想的产生，尽管与社会转型也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但主要是西方知识论的产物。古典时期的希腊人之所以对历史及历史学持有怀疑态度，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永恒不变的事物才能作为得出真理的研究对象；相反，从那些变动不居的事物中人们得到的最多只是“意见”或常识而已。在这种知识论的指导下，以永恒之物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和诗学，在西方古典时期自然而然得到重视和优先发展，而历史学则只能占有次要的位置。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和诗学的地位同历史学形成巨大反差，以至有学者认为历史学在古希腊时期的发展简直是一个奇迹。职是之故，西方学者更倾向于研究那些带有确定性特征的事物（如上帝、精神、艺术等），宗教学、哲学、艺术学等由此成为西方传统中高度发达的学问。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不难理解黑格尔这样一位具有强烈历史感的哲学家会以看似荒诞的逻辑提出以下观点：“人们惯以历史经验的教训，特别介绍给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国家。但是经验和历史所昭示我们的，却是各民族和各政府没有从历史方面学到什么，也没有依据历史上演绎出来的法则行事”。简言之，就是对历史的借鉴价值提出疑问。西方古典时期虽然很早就产生了诸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一流的历史学家，但历史学始终没有取得与哲学、艺术学、逻辑学等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与根深蒂固的西方知识论传统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反历史思想不无关系。西方知识论的传统是如此强大，以至直到17、18世纪尤其是20世纪以后，这种对历史知识一味贬低的偏见才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意大利哲学家维柯认为，人们能真正认识的只有自己的创造物，对于自然界反而不可能获得认识的真理。维柯批评说：“哲学家竟全神贯注于自然界的研究，既然自然界是天神创造的，那么只有天神知晓它；他们竟忽视对民族或民政世界的研究，而人类既然创造了民政世界，人类就能够逐步认识它。”“这个民族世界确定无疑是人类创造的……历史最为确定，当那创造事物的人还记述了它们时。”因此，维柯认为他的“科学”处理的是人类创造的真实事物，后者就其真实程度而言比自然科学更优越。尽管如此，从认识对象的特点入手在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划出一道泾渭分明的界线，在近代以来仍然是通行的做法。在综合古希腊知识传统和维柯知识论遗产的基础上，19、20世纪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人物文德尔班、李凯尔特试图为历史知识的真理性做出辩护。在他们看来，研究对象特点的不同使得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目标、研究方法上存在重大差异，以历史学为代表的“文化科学”虽然以变化性、特殊性的事物为研究对象，但具有与自然科学同样重要的价值，其结论同样具有真理性。文德尔班认为：“自然科学追求的是规律，历史研究追求的是形态。在自然研究中，思维是从确认特殊关系进而掌握一般关系；在历史研究中，思维则始终是对特殊事物进行亲切的摹写。”李凯尔特也指出：“从逻辑上讲，历史学的概念可以这样来表述：这一科学的研究对象是那些一次性的、个别的、独特的现实事物，对于它们确有所知。”尽管维柯、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人努力为历史学争取与自然科学相媲美的地位和尊严，但其效果仍然是有限的。反历史思想之所以从古希腊时期开始盛行并延续至今，如果我们看到西方知识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就不难理解了。需要指出的是，中西反历史思想成因方面的不同并不是绝对的。事实上，知识论与社会变革都对中西方反历史思想的产生发挥了作用，只不过在各自环境下的表现程度不同。首先，尽管我们断言中国的反历史思想主要是现实社会变革的产物，但并不意味着它与中国人的认识论毫无关系。如《韩非子·五蠹》载：“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偶然一次侥幸获得了兔子，不一定意味着能够永远侥幸获得兔子。守株待兔寓言所表达的内容，颇类似于西方传统知识论的主旨，即认为历史经验具有偶然性、不可重复性，因而它不能成为真理的可靠来源和真正基础。再如《吕氏春秋·察今》载：“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刻舟求剑寓言虽然也是讽刺历史经验的不可靠性，但与守株待兔寓言的用意有所不同，它重在强调因时间推移而带来的形势变化，认为时移世易，以时间性为特征的历史事实都是具体的、变化的，因而不具有自然现象那样的可重复性。又如唐人刘希夷《代悲白头翁》云：“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花”之所以“相似”是因为它具有自然性，“人”之所以“不同”是由于他具有历史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人其实也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自然”同“历史”作为存在物的不同——用西方哲学家的表述，前者是“永远如是的东西”，后者是“一度如是的东西”——尽管他们没有像西方人一样对这种区别进行更加哲学化的讨论。其次，我们说西方的反历史思想主要依据知识论，但并不是说它与社会变革毫无关系。贝克尔就认为，18世纪之所以盛行反历史思想，就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关心的是如何变革现实，而不是说明现实的历史成因。他指出，18世纪的人们主要感兴趣的并不在于使社会稳定，而在于要改变社会。他们并不追问是怎样成为它那现状的，而是要追问怎样才能使它比它那现状好。相反地，经历了多年的革命和国际战争之后，大多数人都感到社会需要稳定；而对于这一需要最使人满意的理性论证则是由那些历史学家们和法学家们提出来的。他们专心执意地研究社会的起源，提出了这一问题：社会，尤其是这个民族或那个民族的具体社会，是怎样成为它面前的状态的？因此，19世纪的历史学家和法学家就确立了历史的连续性。正是因为变革的任务已经完成，人们更关注的是现实社会的历史原因，在这种氛围之下才可能出现一个“历史学的世纪”。综上所述，知识论因素和社会现实需求对于中西方反历史思想的产生都发挥了刺激或促进作用，只不过由于文化传统的差异，二者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发挥的重要性并不完全相同。在中西方传统中反历史思想的影响有很大差异。具体来说，中国传统中的反历史思想整体上处于弱势状态，而且并未真正动摇历史学、历史研究在中国社会的重要地位；西方传统中的反历史思想则在相当程度上占据主流位置，对西方史学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必须承认的是，反历史思想的确对中国古代史学乃至历史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如法家认为，对历史的过分强调会成为现实变革的绊脚石，因此反对过分尊崇历史，主张对历史记载、历史记忆进行有选择性地消解。《史记·李斯列传》载秦始皇接受李斯的建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受此影响，秦朝的史学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发展。再如王安石主张“尊经卑史”，理由是三代之下的史学不可信。按照王安石的说法，三代之后的“执笔者”都不合格，“善既不能传而传者又不可尽信”，则这些史著的价值可想而知。王安石的反历史思想对北宋后期的历史编纂、历史研究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使得北宋史学的发展一度陷入低潮。然而必须看到的是，尽管反历史思想对中国古代的史学实践、历史意识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和破坏，但这种冲击仍然是十分有限的。第一，反历史思想始终未能成为思想领域的主流，占据主流的始终是强烈的历史意识。如前所述，反历史思想对历史的价值提出疑问，正是为现实变革扫除障碍，打开缺口。然而，一旦改革任务得以完成，社会秩序恢复正常，形形色色的反历史思想就会烟消云散，更不用说占据意识形态的主流了。从先秦时期开始，人们从历史当中总结出“殷鉴不远”“惟命不于常”之类经验教训。强烈的历史意识传统贯穿中国历史始终，并没有被时而甚嚣尘上的反历史思想打断。唐人章碣《焚书坑》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秦朝的反历史思想虽然盛极一时，却难以避免“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规律，对历史的轻视最终导致历史的报复，轻视历史者自身反而成为历史的前车之鉴！第二，反历史思想始终未对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造成根本性破坏，中国史学的传统未曾因此而中断。如前所述，反历史思想较为活跃的时期是秦朝以及北宋中期。在秦朝反历史思想甚嚣尘上的大背景之下，大量的史料被选择性地销毁，历史的传承发展深受影响。然而随着秦朝的短命而亡、汉朝的建立，反历史思想土崩瓦解，中国史学浴火重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经过东周至秦朝反历史思想的洗礼和冲击，中国史学到西汉时期，无论是历史编纂还是历史意识的发展，都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在这一阶段，不仅产生了诸如《史记》《汉书》之类的正史典范，更重要的是，人们的历史意识空前觉醒，中国史学迎来了真正的勃兴期。之后，无论政权如何更迭，中国人对历史的重视始终没有改变。宋代中期，王安石的“尊经卑史”思想尽管对北宋史学的发展造成了短暂的影响，但是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南宋对王安石及其新法进行了否定，中国古代史学在南宋又迎来一个发展的高潮。盛世修史成为历代定制，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丰富史学成果成为举世瞩目的文化成果。梁启超曾言：“中国于各种学问中，唯史学最为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最为发达。”丹尼尔·沃尔夫也指出：“世界上没有一种文明能像中国一样始终如一、连续不断地优先将记录、理解历史置于很高的地位。”中外学者对中国史学的评价和认识，正是基于数千年中国史学发展的突出成就。反历史思想对西方史学实践则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其情形与中国形成鲜明对比。具体而言，可以从西方史学传统的断裂性和史学本身的地位较低两方面加以讨论。第一，在反历史思想的助推下，史学始终是西方社会“二流的学问”。佐藤正幸说：“在西方文化的传统中，历史基本上只是位居第二的重要学问；相比之下，在东亚世界中，历史成了所有的人事判断的唯一依据，即‘唯一的人类镜子’。”这种将历史视为位居第二的学问传统，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形成。这是因为古希腊人真正钟情的是形而上学，即以普遍性、永恒性的存在为研究对象的学问。在古希腊人看来，人们只能把握普遍性、永恒性的存在，而发展变动的过程则是不可能真正被人们的认识所把握的。正是基于西方文化内在的追求确定性与普遍必然性的认知，古希腊人几乎一开始就对变动不居、不可再现的历史是否有效心存疑虑。可以想象，在这种普遍质疑历史学研究的氛围中，能够产生一门专门的学科，是何等困难的事情。柯林武德说：我愿意指出希罗多德之创造科学的历史学是多么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因为他是一个古希腊人，而古希腊人的思想整个说来有着一种十分明确的流行倾向，不仅与历史思想的成长格格不入，而且实际上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强烈的反历史的形而上学的。历史学是关于人类活动的一门科学：历史学家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人类在过去所做过的事，而这些都属于一个变化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事物不断地出现和消逝。这类事情，按照通行的希腊的形而上学观点，应该是不能认识的，所以历史学就应该是不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史学在古希腊的产生即使不能说是奇迹，至少也是耐人寻味的事情。尽管号称西方“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在年代上比司马迁还早约五百年，其后西方的伟大史家也大有人在，但是史学在西方文化中长期不入学术之林，缺乏独立的学术地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近代启蒙哲学。由于整体上追求确定性、永恒性这样一种思想氛围，古希腊时期虽然也诞生了希罗多德等这样优秀的历史学家以及重要作品，但历史学的地位仍然与中国古代的情况存在天壤之别。且不说历史和史官很早就在中国的政治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即使就历史在人们生活中所占据的位置而言，中西之间也有极大不同。与历史学很早就对中国人的生活进行指导，甚至成为中国人的生活基础不同，“希腊人喜欢历史，但是从来没有让它成为生活的基础。受过教育的希腊人向修辞学校、神秘崇拜或者哲学寻求指导，历史却从来不是希腊人生活的主要部分——［人们怀疑］甚至对于写历史的人也不是那么重要。希腊人的这种态度可能有许多原因，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肯定是因为历史具有如此的不确定性，如此不可能起到毋庸置疑的指导作用”。总的来说，西方文化传统一方面试图从历史中汲取养分和智慧，一方面又对历史知识的可靠性持深度怀疑的态度。关于历史的这种矛盾看法导致史学长期处于边缘化地位，或是被当作哲学或伦理的经验实例，或是作为服务于中世纪政治目的的简朴工具，这种现象直到中世纪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基督教“神意史观”的出现才有所改变。至近代，西方学界对历史的兴趣才再度高涨，史学由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尽管如此，即使是在历史学最受重视的时期，西方对历史学的重视程度仍然无法与中国相比。历史意识在中西方的长短相形，实与两种文化的类型和特质紧密相关。第二，在反历史思想的影响下，西方史学呈现出鲜明的断裂性特点。川胜义雄认为：“古希腊精神普遍带有反历史倾向，这与后来的欧洲格格不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需要注意，希罗多德与后世欧洲的历史意识其实是脱节的。”反历史思想对历史学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将更多的兴趣和关注点投向哲学、修辞或艺术等学科。古希腊时期虽然产生了重要的史学家以及史学著作，但反历史思想却使得这种重视历史的传统未能传承下去。一方面，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哲学家们以知识论为依据，否认历史学本身的价值，从而使这门学科不能得到真正的重视，因此面临中断的危险；另一方面，“修辞学吸引了历史学家，而哲学使他们偏离了历史。最后，史学被迫以不足的手段来对付过去，因而注定对政治压力非常敏感，不再能够深入思考过去”。正因如此，由希罗多德所创立的古希腊历史学虽然得到了修昔底德的深化，但进入公元前4世纪之后却明显出现了衰退征兆。公元前4世纪，哲学领域可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黄金时代，但历史学领域却后继无人，柏拉图在著作中将希罗多德视作从未出现过的人物。关于古希腊史学衰退的种种原因，虽然存在各种说法，但本质上正如柯林武德所说，希腊思想存在一种反历史思想，这种普遍思想的强烈存在，也正是古希腊史学在没有希罗多德的情况下走向衰败的最大原因。事实上，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人的史学观与司马迁等中国古代史家更为类似，而与近代以来的西方史学观存在极大的差异。正因如此，有学者甚至认为西方的历史概念其实起源于中世纪。怀特说：“西方的历史概念——被认为既是世界存在的形式又是独特的学术目标——起源于中世纪封建文化环境中；它们随着西方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模式的变化而变化。”莫米利亚诺指出，近代西方史学是基督教观念和现代历史方法嫁接而成的，这种理论与方法之间的统一其实始终没有实现过：“现代史学从根源上是将宗教与政治分开的。矛盾的是，基督教观念只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才渗入现代历史书籍，这时人们对基督教的忠诚处于最低落阶段。这是因为人们试图赋予整个历史进程一个意义——从世界的起源直到理性的胜利或直到无阶级社会的到来，然而此时现代历史方法已经按照它们古代的模式形成了。现代历史哲学（基于基督教的）和现代历史方法（基于古典的），彼此从来就没有达到过协调一致”。西方史学传统的中断性与中国史学传统的绵延不绝形成鲜明反差，这与反历史思想在两种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发挥的作用无疑具有一定的关系。通过以上的讨论，大体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尽管文化传统与社会背景有很大不同，但在中西传统中都出现过某种程度的反历史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反历史思想是任何一种具有重视历史传统的文明必然伴生的产物。正因为反历史思想与一种文明的历史观、知识观及历史发展道路有密切关系，所以只有真正理解这种文明的历史观、知识观及历史道路，才能真正理解和评价一种文明中的反历史思想。其次，社会变革的现实需要与知识论是催生反历史思想的两大主要因素，但二者在中西方传统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在中国，反历史思想主要是由社会变革的现实需要催生的，知识论的作用居于次要地位；而在西方，反历史思想则主要以知识论为依据，社会变革的现实需要在引发反历史思想方面的作用却并不突出。再次，中西传统中反历史思想的影响有很大不同。在中国，反历史思想始终没有导致中国史学传统的中断，也没有根本颠覆中国史学崇高的社会地位；相反，西方反历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造成西方史学传统的中断，西方史学的独立性和社会地位也因此受到压制。基于中西传统中反历史思想的梳理，笔者认为，评价一种文明中的反历史思想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结合具体的文化传统和时代认真研究。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它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回应时代之需、回答时代之问。尼采提出历史是一种“昂贵而又多余的理解方面的奢侈品”，是基于西方社会反传统、反理性的现实需求。任何论断不仅要做到大胆假设，更要做到小心求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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