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
近代中国“国家学”的译介脉络与思想内涵
王 鸿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在近代中国思想转型中，国家问题是核心议题之一。“国家”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兴起，一方面缘于外患频仍的刺激，另一方面则与清末以来新观念的传播紧密相关。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便直言，所谓的“国家”观念，“原非传统观念中所有，而是海通以后新输入的观念”。而在梁启超的经典性叙事中，长久以来中国人的思维世界并无国家思想，其缘由则被归结为“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与“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的思维窠臼所致。无论是梁漱溟指称的“新输入的观念”，还是梁启超“不知有国家”的论述，都意味着“国家”观念并非古已有之，而是存在一个在近代中国思想世界逐步兴起的历程。这自然不是说传统中国在事实上不是一个国家，而是意味着在未受到外来新观念的刺激下，“国家”观念处于一种“习焉不察”的状态。与之相比，近代的“国家”观念可谓是一个“有意为之”的观念。诚如张东荪在1917年所言：“古代、中古之国家如草木，自然而出，未经人之意匠；近世国家如房屋，以理想设案，建筑而成也。”可以说，如何从“不知有国家”到“知有国家”，又是如何从传统“自然而出”到近代“以理想设案”的国家状态，以至“国家”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并最终成为一种无远弗届、时刻笼罩在近代中国人思维方式之中的观念，构成了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不可回避的关键主题之一。
对于清末以来“国家”观念的研究已有不少，聚焦之处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是探讨传统与现代国家观念的递嬗过程，特别是从天下主义到国家主义的价值观演变；其二是围绕民族国家的理念，探究作为多民族国家的清帝国的现代转型之路，由此涌现而出的研究对诸如“中华民族”“五族共和”“大一统”等观念作了细致分析；其三则是围绕“国家”观念的政治性，梳理“国民”“民主”“人民”“代表性政治”等议题在近代中国的演变。从三种研究路径来看，清末以来“国家”观念可谓是受到传统与现代思想双重影响的产物，一方面它是在外来“国家”理念刺激下形塑而成的观念，另一方面它又与传统中国延续下来的治国理念、统治规模息息相关。外来性的规制与传统性的约制，深刻地体现在近代中国“国家”观念的兴起历程之中。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外来性的规制还是传统性的约制，其中所涵摄的内涵都非铁板一块。不仅传统“习焉不察”的“国家”理念有着与现代西方国家观念极为不同的丰富内涵，而且清末以来有意输入的外来“国家”观念也有着不容忽视的内在矛盾性与思想冲突性。问题在于，如何在看似铁板一块的外来“国家”观念中挖掘其丰富的历史内涵，从而在历史的脉络中发掘其中的可能性叙事？如何理解清末以来面对内忧外患时局的知识分子对于外来“国家”观念的多重选择？对此，本文试图聚焦于清末民初“国家学”的译介历程与内涵演变。在笔者看来，清末兴起的“国家”意识背后不仅仅是单一观念的输入问题，而是涉及一个系统性国家知识与思想输入的历史过程。此种系统性国家知识与思想最初指向的是源自19世纪德国的关于国家的理念、原则与制度的“国家学”，而后在清末民初的译介中则游离出西学原有的思想脉络，泛化为一种指向国家之思想价值所在的系统性学说。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广泛介入了这一“国家学”的形成过程，留下了诸多的译著与文章。虽然既有的研究对其中个别的译著和文章作了单独梳理，但仍缺乏一种脉络性的观照。有鉴于此，本文将结合清末民初的思想史脉络，围绕清末民初翻译的“国家学”著作，探讨近代中国“国家学”的译介脉络与思想内涵。
一、伯伦知理《国家学》与清末“国家学”的兴起
1904年，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发表《说国家》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陈独秀指出，前十年间的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对于他个人所产生的思想冲击，最主要体现在“国家”观念的重要性上。当中国先败于日本、再负于八国联军时，他才知道“世界上的人，原来是分做一国一国的，此疆彼界，各不相下，我们中国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我也是中国之一人”。对置身于20世纪初期的中国人而言，外敌的直接入侵既勾连起基于传统中国历史叙事的国亡家破之感，同时也由此引发了奠基于近代国际体系的新国家意识。陈独秀敏锐地意识到，此种新国家意识的形成有着一套有别于传统家国观念的知识基础，此即所谓的“国家学”。他以颇为通俗易懂的语句指出：
陈独秀此处的“国家学”显然并非泛泛之谈，而是意有所指。结合陈独秀此前在日本的学习经历来看，他所指称的“国家学”应该是在明治中后期由日本译介的、源自德国的“国家学”。彼时的日本备受德国学术影响，涌现出大量以“国家学”为题名的著作：有贺长雄的《国家学》（1889年）、铃置仓次郎的《国家学》（1890年）、高田早苗翻译的《国家学泛论》（1894年）、高木丰三的《国家学讲义》（1895年）、织田一的《国家学泛论》（1895年）、吾妻兵治翻译的《国家学》（1899年）、佐野富章的《国家学原论》（1899年），等等。这一方面与明治日本在近代国家制度建立过程中的实际需求有关，另一方面则与日本思想界和学术界由明治早期崇尚英美的自由主义转向德国的国家主义紧密相关。明治日本的此种思想与学术转向正处于晚清知识分子大量涌入日本留学的前夕，对于陈独秀这样急切寻求国家救亡之道的知识分子而言，可谓指明了一条终南捷径。彼时颇具影响力以转译日文图书为主业的《译书汇编》杂志在1902年的“政法片片录”一栏中强调：“国家之发达，与国家学之发达相表里。亚洲国家思想之发达，其所以后于欧美诸国者，国家学学说之未昌故也。”同年该杂志刊发《论国家》一文，则将“国家学”与“文明国”的概念相联结，认为“文明国之所以兴，野蛮国之所以亡，一视国民之国家思想厚薄为断，而国家思想之厚薄，一视其国家学之发达与否为断”。这些论断言之凿凿，显示了“国家学”对于救亡图存的重要性。如果日本因“国家学”的兴盛而跻身于所谓的“文明国”之列，那么对于同处亚洲的中国而言，何尝不可按图索骥，寻求富国强兵之路？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关切中，“国家学”由日本开始转译到中国。
在“国家学”转译过程中，德国学者伯伦知理（J.F.Bluntschli）的《国家学》最值得注意。晚清国人接触到的伯伦知理的《国家学》汉译本主要有三个版本：其一是梁启超主持的《清议报》于1899年4月10日到10月25日之间断续登载的《国家论》。其二是在1902年以“中国饮冰室主人”为译者名、由广智书局出版的《国家学纲领》。其三则是日本学者吾妻兵治于1899年12月用中文翻译、由善邻译书馆出版的《国家学》。在这三个版本中，《国家论》与《国家学纲领》关系较为简单，前者实际上与后者的第一卷内容一致，仅有个别错字作了修正。至于《清议报》本《国家论》和吾妻本《国家学》之间的关系则较为复杂。按照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的考察，《清议报》本《国家论》乃是伯伦知理于1874年出版的通俗读物《为有文化的公众而写的德国政治学》（Deutsche Staatslehre für Gebildete）的节译本。它的部分译文虽经修正，但大体上乃是梁启超“逐字逐句‘抄袭’”吾妻本《国家学》的产物。巴斯蒂的看法也为狭间直树和郑匡民等学者所沿用，其中郑匡民还指出吾妻本《国家学》不是由德文翻译而来，而是依据平田东助和平塚定二郎的日译本《国家论》。承红磊细致比对了《清议报》本、吾妻本和平田本，指出《清议报》本并非完全“抄袭”自吾妻本，而是“以平田本为底本，参考吾妻本翻译而成”。由此，我们清晰地发现伯伦知理的《国家学》的输入过程，存在着一条19世纪德国—明治日本—晚清中国共同构成的思想链条。
除伯伦知理的《国家学》外，晚清新书译介中还有东京译书汇编社出版的高田早苗《国家学原理》（1901年）和上海作新社推出的《新编国家学》（1902年）。不过，相较于伯伦知理的著作，二者的原创性和影响力都颇为有限。一方面，这两部国家学著作多次引用伯伦知理的观点，不难看出其所呈现的德国“国家学”思想底色。另一方面，伯伦知理的《国家学》之所以在晚清产生广泛的影响力，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梁启超的大力推介。除在其所主持的《清议报》刊发《国家论》外，梁启超还多次撰文推介伯伦知理及其《国家学》，其中最关键的有两篇文章：其一为1903年5月25日《新民丛报》第32号以“力人”为笔名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其二为1903年10月4日《新民丛报》第38、39号合本发表的同名文章。虽然关于梁启超与伯伦知理的《国家学》已有不少研究，但仍有必要指出的是，梁启超实质上通过这两篇文章，特别是后一篇文章向晚清思想界传递了四个思想要点：其一，突出伯伦知理对于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批判，认为彼时社会契约论的盛行使得“自由”“平等”等观念被滥用，可能带来一个“散无友纪之中国”。在他看来，伯伦知理对于卢梭的批判反映了一种世纪大变局。如果说卢梭的思想反映了19世纪思想界的发展趋势，可谓“十九世纪之母”，那么伯伦知理的“国家学”则代表了20世纪思想发展的大趋势，可谓“二十世纪之母”。其二，指出伯伦知理否定19世纪盛行的国家工具论，提倡国家有机体论。按照国家有机体论，所谓的“国家”并非可以随意拼凑组成的器具，乃是具有精神和意志的有机体。在梁启超看来，“国家既为有机体，则不成有机体者，不得谓之国家。中国则废疾痼病之机体也，其不国亦宜”。其三，特别提到伯伦知理关于“国民”（Volk）与“民族”（Nation）的区别，指出具有共同言语风俗与同一精神性质的“民族”不过是“建国之阶梯”，在未联合成为一国时，“终不能为人格，为法团，故只能谓之民族，不能谓之国民”。对于当时的中国形势而言，梁启超认为最为关键的乃是养成国民资格，而非聚焦在种族革命上，从而建立具有统一秩序的现代国家。其四，将伯伦知理与波伦哈克（Conrad Bornhak）的学说相结合，批判共和政体，认为其缺点在于使得国家成为一种选举机器，人人各存五日京兆之心，仅仅关注社会小团体的利益，而忽视了作为大有机体的国家的永续发展。更而甚者，他还指出在国民程度不足的情况下，共和政体可能流变为民主专制。
梁启超关于伯伦知理的文章，不仅成为他个人思想的转折点，也对晚清立宪与革命思想大论战产生了不小的影响。通过对伯伦知理及其学说的推介，梁启超实质上宣扬了一种以整体国家利益为中心的、反对民族分裂、强调有机体秩序作为第一优先的国家观念，这与他彼时所主张的大民族主义、开明专制论等议题息息相关，构成了他展开这些议题的重要思想背景。对于梁启超以伯伦知理为思想资源所提出的诸多主张，其思想论战的对手《民报》作者群显然知晓。通观《民报》的总体论述，大致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梁启超引介的伯伦知理“国家学”做出回应：其一，针对伯伦知理关于“民族”和“国民”的区别，《民报》作者群大体上主张由同一民族形成一国之国民，从而组建国家。而对于国家内部存在多个民族的情况，他们则提出“同化”的概念，认为只有在多民族同化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民族国家，才能在精神性质上合一，形成国家之共同心。其二，在具体实践层面，《民报》作者群强调排满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认为排满革命乃是一种反专制的必然之举，只有在排满革命成功后才可以实行民权立宪政体。其三，《民报》作者群大多是卢梭社会契约论的支持者，拥护“自由”“平等”等价值理念，反对伯伦知理以国家为目的、以个人为手段的构想。《民报》上有文章援引卢梭学说，盛倡所谓“帝民”（Sovereign-People）说，强调“国家之活力，当以人民之公意直接运动之，而图普社会之公益”。其四，针对梁启超对于作为有机体的整体国家观念的重视，特别是晚清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局势，《民报》作者群并未全盘否定，但对于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所可能造成的内部动乱和列强瓜分进行了强烈辩驳。
通过双方的思想论战，伯伦知理所代表的德国式“国家学”真正进入晚清思想界，并切入到彼时中国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时代难题之一，即如何建立一个稳固的现代国家秩序，以应对内忧外患的困局。晚清思想界对于作为系统性知识的伯伦知理“国家学”的肯认与辩驳，说明这一时代难题包含着诸多两难性的思想困境：如果说伯伦知理的《国家学》强调作为有机体的国家在整体统治上的重要性，那么是否意味着在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可以直接承袭传统帝国的统治规模而无需进行现代意义的民族与国家的政治整合？面对严峻局势，以国家为目的自然无可厚非，但如何面对“自由”“平等”等现代价值观的要求，是否有可能在二者之间维持一种有效的平衡？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建构过程中，如何实现作为有机体的国家不至于在民族冲突、内部动乱与列强侵略中沦为一种四分五裂的不可收拾的态势？可以说，在内忧外患的局势下，伯伦知理《国家学》的输入提供的不仅是解决这些问题的答案，也滋生出更多的疑问，反映了晚清时期“国家”观念高涨之中的时代隐忧。
从作为译著进入晚清，到通过梁启超的推介成为思想论战的理论来源，伯伦知理的《国家学》反映了西方思想进入晚清中国的代表性路径。在这个过程中，关键译本、知名思想家的推介、思想论战的推动，三者环环相扣，密不可分。与伯伦知理“国家学”进入中国途径相似的、同样掀起广泛舆论反响的，或许也就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进化论可与之相比。如果说源自英国的斯宾塞的进化论的输入反映了时代变局中人们对于变化与竞争的热切关注，那么源自德国的伯伦知理“国家学”的输入则反映了彼时寻求国家建设的时代关切。这两种原本处于西方思想史中不同脉络的思想资源同时进入中国，产生了一种“思想的化合作用”，构成了晚清思想史上颇为值得注意的面向。在伯伦知理的《国家学》中，国家乃是一种有机体，具有与一般“活物”类似的形体与精神，需要有效应对外来诸多的挑战与竞争，这与斯宾塞将生物进化原则应用于人类社会的思路颇为类似。可以说，进化论与“国家学”在晚清思想界的同时盛行，与其说反映了学术思想的要求，倒不如说是严峻时局的时代要求。在这个时代变局中，国家观念迅速崛起，国家的整体利益被前所未有地凸显。正如蒋观云所言：“今日第一莫大之要事，在先造国家”，“有国家则生，无国家则死”。
二、思潮转向与五四时期无政府主义“国家学”
对于晚清和五四的关系，所谓“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论述凸显了五四思想的晚清来源。不过，以“国家”观念的演变来看，五四却呈现了一种与晚清截然相反的思想趋势。相较于晚清“国家”意识的高涨，五四则是一个“国家”观念受到广泛质疑的时代。早在1914年，章士钊便指出所谓的“国家”，不过“为一私人之产业”。陈独秀也痛心地指出“残民之祸，恶国家甚于无国家”。梁启超则感慨“爱国”二字在成为民众之口头禅的同时，也成了“桀黠之党人”与“鄙劣之官吏”争夺个人私利的借口。这些言论都表明在短短的数年之内，时代思潮已由高歌“国家”观念转向贬低与反思“国家”观念。就此而论，1915年高一涵在《青年杂志》上发表《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大力批判国家万能主义，也便不足为奇。需要指出的是，批判“国家”观念的思想趋势一直延续到五四运动之后。1920年，邵力子在《民国日报》的通信中以《“国家观念”底弊害》为题，感慨“国家”观念“害人之深”。同年，《政衡》上则有文章大胆主张“国家就是战争的种子”。这些论述无不凸显出五四思想界对于“国家”观念所存在的质疑之声。
这种质疑之声的形成来自内外形势的剧烈变化。对内而言，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共和之名却面临着被僭窃的事实。更而甚者，帝制派援引“国权”之名，以国家的总体利益作为打击异己、窃夺私利的借口。在这种情况下，章士钊、梁启超、陈独秀等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晚清以来高涨的国家意识，强调国家之根本目的不在于作为整体的国家有机体之利益，而在于全体国民之觉悟。由此，“国家”观念之衰弱，正意味着“国民”观念之崛起。正如1915年《甲寅》杂志上《论国家与国民性之关系》一文所言：“国家所以存亡之故，其大本固归于强弱，至其所以强弱之故，则在乎其国民性至良否，及其统一之程度如何。”换言之，谋求国家强盛固然为目的所在，但其基础若不扎根于国民性之良否，则无疑是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至于代表着新文化运动崛起的《青年杂志》则将这种对“国民之觉悟”的要求，聚焦于“青年之自觉”，其思想理路正如高一涵在《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一文中所指出的，“共和国民，其蕲向之所归，不在国家，乃在以国家为凭借之资”。可以说，这些指向民初共和政治的论调无形之中削弱了清末高涨的国家意识。
对外而言，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民初“国家”观念的演变关系至深。这场战争虽发生在欧洲（故而彼时人也称之为“欧战”），但无疑为当时的中国提供了一个管窥欧洲文明的契机。在战争初期，德国狂飙突进，“一战而灭比利时，再战而破法兰西，三战而蹶露西亚”，军队所至，几乎所向披靡。面对此种情形，一些知识分子延续清末以来对于伯伦知理所代表的德国式国家学的推崇，盛赞以“军国民主义”立国的德意志。梁启超在战争之初便认定“德国者，实今世国家之模范”，甚至大胆预言“此模范国断不容陷于劣败之地”。1916年，刘文典在《新青年》杂志上也大力褒扬德国式军国主义，认为“德意志帝国，天下莫强焉，今日言强国者，殆无不联想及德意志者也”。不过，随着德国在战场上的颓势渐露，知识分子开始断言此次欧战乃法国式共和主义和德国式国家主义的决战。而德国的失败则被时人视为高涨的国家主义的失败。1918年3月，《东方杂志》便刊发了译文《国家主义之根本的批评》，认为此次大战乃“国家主义之流弊”，而随着战争的结束，“国家主义”则“已为过去之物，在今日早不得成为社会之单位”。《东方杂志》的主编杜亚泉随后也撰写了《国家主义之考虑》，认为虽然“国家主义，以德意志最为发达”，但在欧战之后，“如斯酷烈之国家主义，实非人类理性之所安”。
内外形势的剧变促使“国家”观念备受争议，而伯伦知理所代表的德国式“国家学”也黯然失色。五四知识分子对于伯伦知理“国家学”的态度主要有两种：其一是重新阐释伯伦知理“国家学”，认为其学说并非如晚清知识分子所言以“国家”为目的而忽视人民之权利；其二则是引入克鲁泡特金（P.A.Kropotkin，又译克若泡特金）的《国家论》，以无政府主义的“国家学”对冲德国式国家至上的“国家学”。就前者而言，高一涵发表的《近世国家观念与古相异之概略》一文颇具代表性。该文实为高一涵对伯伦知理《国家学》（高一涵译为《原国》）一节的重新翻译，而文中高一涵的诸多按语颇值得注意。高一涵高度评价伯伦知理的学问，指出：“论者至拟之为希腊亚里士多德，学风所被，论政之士，几无一不受其熏陶，诚近世公正坦白之评政家也。”同时，他又指出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虽然成书已有五六十年，但其“精义入神之处，犹为觇国者之所宗”。不过，高一涵对于伯伦知理的称赞，并不像清末梁启超那样赞赏其对国家有机体总体利益的强调，而是认为其关于国家原理的论述体现了“惟民主义”的思想取向。诚如高一涵在按语中所总结的：“统观伯氏之说，则国家观念，由浑之画，由虚而实，由迷信而真理，出治之权，亦由一阶一级，降而普及齐民，大例昭然，五洲万国，举莫能逃者也。”他甚而特别针对当时留日学生的国家主义取向，指出：“近日留东法政学生，颇拾东人牙慧，唱国权无限之说。然东人崇德学，不读伯伦智理之书乎！”可以说，高一涵做了明显有别于梁启超等知识分子在清末的解读，伯伦知理的“国家学”由一种强调国家有机体至上的学说转变为强调“惟民主义”的自由主义国家学说。作为一套系统性学说，伯伦知理的“国家学”本身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并未忽视近代以来“国家”观念与“自由”观念的紧密联系。伯伦知理在梳理近代“国家”观念的崛起历史中，确曾强调“欲谋一国之治安，宜伸张国家之自由，而保护个人之自由，不宜偏倚也”。不过，高一涵的解读显然侧重于“个人之自由”，而忽视了伯伦知理对于“国家之自由”的强调。当然，这种解读与其说是对伯伦知理的误读，倒不如说反映了高一涵彼时的思想关切在于寻求一种奠基于个人自由基础之上的“国家”观念。这构成了包括高一涵在内的五四知识分子对于“国家”观念的新认识。
如果说高一涵对于伯伦知理“国家学”的重新阐释意味着五四时期的“国家学”正在偏离晚清的思想轨道，那么随着“一战”后掀起的世界范围内的反德国式国家主义浪潮的不断袭来，发端自19世纪德国的伯伦知理“国家学”正式被弃如敝屣。青年知识分子广泛批判强权至上的“国家”观念，转而将反国家的个人主义和世界主义视若拱璧。在此形势下，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国家学”正式登场，成为“国家学”范式转变的关键一环。需要指出的是，克鲁泡特金的《国家论》在晚清时便由《新世纪》杂志在1908年以《国家及其过去之任务》为题连载刊出。不过，在晚清高涨的国家主义氛围中，它虽然吸引了一些具有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的知识分子的关注，但并未产生广泛反响。真正促成其国家学说进入思想界并引发广泛反响，则要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1920年2月8日至1920年3月21日《国家论——一八九六年克鲁泡特金演讲于巴黎》由徐苏中翻译并在《星期评论》分七期连载。这构成了五四时期的重要思想事件之一。
在《国家论》中，克鲁泡特金首先强调：“许多政治家、革命家意见不同的主要地方，就是国家论。”随后，他指出关于“国家”观念的理解大体存在两大思想谱系：其一是强调国家至上，“想把国家抬得很高”，“有时还要想把国家的权威，大大扩张”，认为“种种的改良革命，都靠着国家”；其二则是贬低国家的价值，认为国家的制度形式与“神髓”都是社会发展的障碍物，而要想建设一个以自由和平等为基础的新社会，则“这国家是万万有不得的”。在克鲁泡特金看来，“这两个思潮，不单流到社会革命方面，凡现在所有的哲学和文学，以及一切现代的行动里面，都有这两个思潮在那里斩劲的冲突”。围绕这两种国家思潮，克鲁泡特金从历史演变的视角梳理了人类社会治理模式的五个历史阶段：（1）原始种族阶段。从人类学的知识出发，人类社会的原始不是家族制度，而是种族制度，“全种族都是共同狩猎，共同收获”。（2）村落自治阶段。在村落内部，人们“共有土地，共同耕作”，可谓是“组织得像密网的同胞主义和互助的组合共盟”，而作为社会规则裁判基础的则是习惯法，构成了正义、个人权利等近代思想的起源。（3）自由都市阶段。根据“自由合意”的原理，自由都市兴起于12世纪的欧洲：“顺从各人的自由合意，以单纯的基础，构成复杂的组织，去满足各个住民的欲望，做成又富裕又文明的社会”。（4）国家的兴起阶段。国家的兴起源于自由都市的发展，自由都市变为小国家，而小国又被大国并吞。国家的兴起，乃是以“服从和规律的原理”代替“自由联合的道理”，以至国家取代了遍布各地的自由都市，成为“唯一的裁断者”。（5）国家的灭亡阶段。现代的国家，如克鲁泡特金所言，“终久逃不了一个破灭”。在他看来，这五个阶段是牢不可破的：“无论那一国的什么时、什么地，进化的最初状态，总是原始种族，再次村落空闵，再次自由都市，以及到国家的状态，就要灭亡”。对于这五个阶段所构成的“文明史的全体”，克鲁泡特金再次强调其间存在两种相对立冲突的思潮：“一个是罗马式帝王的，或是叫做强权的；余外一个是平民联合的，或是叫做自由主义的”。而“在这两个潮流里面，一个是满身活气、为人道主义而战；一个是少数者渴望政治及家教上的统治权”。克鲁泡特金显然站在“平民联合”的一方，这构成了他对国家之过去与未来看法的最终论断。
在克鲁泡特金无政府主义“国家学”输入的同时，工读互助团、“新村”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潮与运动也得到了五四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在“国家”观念层面，这些思潮和运动虽然与克鲁泡特金的“国家学”有所区别，但大体上对于“国家”观念也持一种批判态度。克鲁泡特金“国家学”与五四思潮的结合反映了五四“国家学”的三种思想取向：其一，就观念层面而言，五四时期的思想界不再如晚清那样强调“国家”之重要性，而是连篇累牍地强调“社会”改造的重要性。无论是傅斯年的“造社会”，还是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都是此种思想脉络下的产物。其二，在“国家”观念退场后，“个人”观念被推上了至高无上的位置。如果说在民初共和政治失败的时代氛围下，知识分子强调国民自觉的重要性时，“国民”仍然是国家建构的一环，那么五四时期出现的则是一种摆脱一切束缚的思想氛围。如傅斯年所言：“我只承认大的方面有人类，小的方面有‘我’，是真实的。‘我’和人类中间的一切阶级，若家族、地方、国家等等，都是偶像。”其三，克鲁泡特金对于国家的认知，奠基于其以“互助”为核心观念的无政府主义，这构成了对晚清以“竞争”为核心观念的进化论的超越。对于以“互助”为核心的民众自由联合的强调，反映的不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国家建构方案，而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建构方案。这在五四思想界反响最为热烈的则是颇受青年知识分子欢迎的工读互助团运动。
如果说伯伦知理《国家学》的输入反映了晚清时局下知识分子对于建立一个稳固的国家有机体秩序的时代要求，那么克鲁泡特金《国家论》的引入则是五四时代反思国家主义的思潮要求。相较于伯伦知理《国家学》对于国家有机体的强调，克鲁泡特金《国家论》对“国家”观念的严厉批判，可谓一种“反国家的国家学”。此种“国家学”的兴起，意味着在清末知识分子高呼“国家”观念十多年后，到来的竟是一个反思与质疑“国家”的时代。如何应对这种前所未有的思想变局？清末以来内忧外患的局势在没有得到根本改善的情况下，这种对于“国家”观念的质疑之声又能够持续多久呢？是否还有其他的替代性“国家学”方案？这些问题缠磨着当时的知识分子。
三、“国家学”的阶级视野
对于无政府主义“国家学”的追溯，并不意味着其“反国家”的思想取向独占了五四的思想世界。五四思想的“两歧性”之一，便在于学生运动的爱国性与五四“国家学”的反国家取向之间的矛盾性。1925年，曾琦在回首五四时期“国家”观念演变时，便指出了当时两种并存的思想趋向：一方面，他强调“吾国之有‘反国家’论调，盖始于‘五四运动’以后”；另一方面，他则强调“‘五四运动’之起因，本为反对曹章陆卖国亲日，固犹是‘内除国贼、外抗强权’之‘国家主义运动’也”。同年沈有乾在《国家心理略说》中也指出相同的思想脉络。一方面，他强调“所谓新文化运动者”，“大有反对国家主义之倾向”；另一方面，他则观察到“欧战以来，国民对于国家之观念，日渐发达，此可见诸历次力争外交抵制日货种种爱国运动者”。在他看来，这两种思想取向之间“显有互相抵触之处”，所谓的“热心者”往往“双方并进”，呈现出一种“人格分解之状态”。曾琦与沈有乾的观察，虽然基于他们特定的国家主义立场（下详），但也凸显了在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国家学”兴起的同时，晚清以来那种对于国家富强与稳定秩序的时代关切并未就此泯灭，二者如双峰并峙般呈现于五四时期的思想世界。
从五四后的思想脉络来看，这种双峰并峙的思想现象未能持续多久，其中的关键便在于无政府主义“国家学”的不切实际性。就现实层面而言，五四运动后的国家局势非但未从晚清困局中走出来，甚至随着民初共和危机引发的南北冲突与军阀割据，比之过去更为严峻。1920年，有人便直言“今日国内情势，直无异历代蜕嬗时矣”，“杀机四伏，争扰无穷”，比之“南北朝五季”也不遑多让。无政府主义“国家学”对于“国家”的批判，虽然促成了一些新的思想探索，但显然无法在短时间内满足国人对于一个稳定的国家秩序的期待。1920年《药风日刊》上便有文章指出，“把国家主义废除”的主张，“不啻一所新住宅方才提议，还没有动工，却就去把旧住宅拆毁了，中间时代里露宿的苦楚、风霜的味道，一定都要受着一些”。换句话说，在内忧外患的严峻局势下，“国家”观念即使遭受严厉批评，但它仍然是国人遮风挡雨之地，断然将其废除，所促成的不是和平康乐的景象，而是旧宅已拆、新宅未立的尴尬处境，所谓的“中间时代里露宿的苦楚、风霜的味道”显然指向了无政府主义“国家学”的不切实际性。
如果说无政府主义的“国家学”陈义过高、不切实际，那么是否意味着后五四的思想世界存在一种复归晚清国家主义的思想取向呢？从五四后知识分子的思想取向来看，“国家”意识的重新抬头确实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不过，在迭经了五四时期对于国家观念的大力批判后，这显然不意味着伯伦知理所代表的德国式“国家学”的复兴。时代所需要的乃是一种相对稳健的“国家学”：一方面，它需要超越晚清的“国家学”，对极端化的国家至上理念保持审慎态度；另一方面，它又需要超越五四的“国家学”，对无政府主义式的空想主义国家理念保持一种拒绝态度。从后五四的思想脉络来看，能够应和这种思想走向的主要有两个思想派别：其一为新国家主义，其二为社会主义“国家学”。
所谓“新国家主义”，指向的乃是以李璜、陈启天与曾琦等人为代表的醒狮派在五四后所主张的国家主义。他们的言论阵地主要为《醒狮》周报（1924年10月10日—1927年11月19日），出版的著作则有《国家主义论文集》。从相关言论来看，他们对于国家主义的主张乃是对五四后国内外局势的认知与批判的产物。诚如《国家主义论文集》的序言所指出：“吾人感于国内割据之形势已成，外来之侵略方兴未艾，而异说纷起，国民思想久已失其重心，非以国家主义齐一国之人心志，将无以挽此危局。”至于他们所主张的国家主义的内涵，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批判五四时期的反国家取向，认为需要矫正“以个人为重，以国家为轻”的取向，同时对好高骛远的国际主义和大同主义保持警惕。其二，强调他们所主张的新国家主义有别于德国和日本的国家至上的国家主义，“在消极方面与帝国主义、武力主义、夸大、狂溺、仇恨等主义、宗教主义、无抵抗主义、顽固主义相反；而在积极方面，与世界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国际主义、国家主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相辅而为其基础”。其三，主张全民政治，反对阶级政治，强调对内应本“四民平等主义”，联络全国各阶级，以推倒专横之军阀；对外则应本“民族平等主义”，争回已失之领土主权，完成中国之独立与自由。
除了醒狮派的新国家主义之外，后五四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学”的兴起更是蔚为大观。19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列宁（V.I.Lenin）《国家与革命》一书的译介可谓是代表性思想事件之一。列宁《国家与革命》早期节译本主要有：（1）1921年5月7日沈雁冰在《共产党》杂志上发表的《国家与革命》一文，为《国家与革命》第一章节译。（2）1923年10月25日柯柏年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发表的《共产主义与社会底进化》一文，为《国家与革命》第五章节译。（3）1924年11月26-29日张太雷在《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发表的《马克思政治学》一文，为《国家与革命》第一章节译。早期的全译本主要有两部：其一为1927年1月5日柯柏年发表在《岭东民国日报》的《国家与革命》；其二为江一之翻译的《国家论》，1927年上海浦江书店出版。这些译著的出现反映了后五四时期社会主义“国家学”的译介热度。从总体上看，这些早期（节）译本主要传达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其一，首次指出“国家”与“阶级”这两个观念的紧密联系，强调“国家是阶级不可调和的产物”，在过去的历史中“国家”乃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而在“国家衰亡”之前中央集权和暴力革命的存在乃是实现“贫民的德谟克拉西”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手段。其二，通过对于蒲鲁东派思想的批判，批驳了无政府主义“国家学”的空想性，强调无政府主义者在短时间内“废除国家”的主张乃是“非革命的”，既不具有可行性，也从根本上抛弃了革命的目的。其三，反对资产阶级的国家观，认为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没有一个国家是“自由的”或“人民的”，通过普选权等方式调和阶级矛盾，所建立的只是一个表面上充满平和景象、实则危机四伏的不稳定秩序。真正的革命必然是阶级革命，而非虚伪的全民革命。
通观新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国家学”的内涵，二者在反对无政府主义“国家学”上呈现一种“态度同一性”。不过，在如何建立一种稳健的“国家学”上，醒狮派与社会主义者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思想论战，争论的焦点则在于实行阶级革命、建立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还是实行全民革命、建立一个阶级联合的国家。从醒狮派的相关言论来看，他们十分清楚社会主义“国家学”的理论基础就在于从“阶级”的视角重新看待国家问题。1925年，李璜便断然指出社会主义者乃是“提出‘阶级’二字来与‘国家’二字对抗”。他认为社会主义者虽然不像无政府主义者那样绝对地主张废除国家，但是却被“阶级”遮住了双眼，“只看见阶级的利益才是真的，国的利益乃是假的”。在他看来，“国家”成立的基础不在于个别的阶级利益，而在于“全民族无分阶级”的精神与情感。由此，他主张“阶级联合”，反对“阶级战争”，从而希望通过“团结全民之力”以应对内忧外患的局面。李璜的主张颇具代表性地反映了醒狮派的论调。曾琦也认为社会主义者所主张的劳工革命仅仅关注到无产阶级的利益，忽视了其他各阶级，至于“阶级斗争”的提法则容易引发国家内部的分裂，从而诱发外来列强的侵略。另外，陈启天则从现实的急迫性出发，认为：“中国目前之紧急问题，不在可否实行社会主义之理想，而在能否实现社会主义之理想；不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于今日之中国，而在如何使今日之中国可于将来有实现社会主义之资格。”换言之，只有实行基于全民联合的国家主义，才能带来一个稳定的国家秩序，从而才有实行社会主义之资格与条件。
对于国家主义者在阶级革命问题上的批判，社会主义者在《中国青年》《向导》等机关刊物上进行了反驳。针对李璜所指出的社会主义者乃是以“‘阶级’二字来与‘国家’二字对抗”的指责，恽代英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述。在恽代英看来，社会主义者之所以强烈地反对彼时的国家主义，其原因正在于“一切国家主义者都是要拿‘国家’的观念来压倒‘阶级’的观念”。具体言之，国家主义者实则是借“全民革命”的名义，欺骗无产阶级，虽然博取了“反革命或怕革命危险的士商阶级的同情”，但是却“牺牲了作为革命主力的无产阶级的利益”。至于国家主义为什么会漠视“阶级”的视野这个问题，《中国青年》杂志上一篇题为《破产的国家主义》的文章指出，其原因乃在于国家主义的提议本身便是一种“时代的错误”。在作者看来，国家主义在19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初盛的时代确实相当流行，但到了“资本主义统治了世界”的帝国主义时代，国家主义则是“反动的思想”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革命运动，亦不能脱离国际的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相互间之公友公敌的关系而单独发展”。因此，“国家主义是仇视无产阶级、企图征服无产阶级的主义”。
1920年代国家主义者与社会主义者关于“国家”与“阶级”关系的探讨，显然将晚清以来的“国家学”推向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在一个内忧外患的时局下，双方的论战实则提出了20世纪中国国家建构的根本性问题，即到底是要在全民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现代国家，还是要以最广大的农工群体为阶级基础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此一问题关涉着近代中国的历史走向，构成了近代国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20年代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论战，构成了晚清以来国人探索“国家学”的核心环节。可惜的是，思想论战还未来得及更为深入地展开，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席卷而来。在革命时代，“国家学”的主义化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向。
结 语
“国家”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并非仅仅是一个单一观念译介的问题，而是至少与作为系统性知识的“国家学”的输入紧密相关。在西方思想史的脉络中，“国家学”主要指向的是19世纪德国兴起的关于国家理念、原则和制度的系统性学说。而在清末民初的思想视野中，“国家学”自进入中国始便游离于其原有的思想脉络之外，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变革政治与社会的思想关切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理解近代中国思想演变的重要面向。伯伦知理的《国家学》、克鲁泡特金的《国家论》与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便体现了近代思想演变与“国家学”输入之间所存在的相互激荡的关系。如果说伯伦知理《国家学》的输入反映了清末知识分子高涨的国家主义意识，以及由此所触发的对于国家有机体秩序的关注，那么克鲁泡特金《国家论》的输入则意味着在迭经了民初共和乱局后知识分子群体所表现的一种对于极端性国家主义的反思态度，也反映了一种自下而上的社会变革视野。1920年代开始输入的列宁《国家与革命》，则是后五四时代知识分子从“阶级”视野出发理解国家问题的缩影，激发了关于“全民革命”与“阶级革命”的思想论战，为此后的革命实践提供了国家层面建设的理论基础。可以说，随着思潮和时代的演进，这些外来的“国家学”论著所形塑的国家理念逐渐“本土化”，内嵌于中国近代思想传统中。
需要指出的是，近代中国译介的“国家学”，与其说是为历史局中人提供了解决国家问题的实践方案，不如说是为他们理解国家问题提供了理论视野。相比于实践方案显而易见的成败比较，理论视野则相对不易进行简单的轻重衡量。理论视野既有着源自特定历史时代的限制性，又有其洞见人类所面临之问题的普遍性。就理解和反思国家问题而言，近代中国译介的“国家学”所提供的理论视野，至少带来了以下三个不易解答的问题：其一，如何在传统与现代多重价值观的冲突下建立一个稳定的国家有机体秩序？其二，如何在个体的自由性与国家秩序的稳定性之间维持一种平衡？其三，如何从“阶级”视野重构长久以来并不存在明显阶级区隔的中国社会？近代中国输入的“国家学”并未提供完美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而这些问题本身则牵引着近代中国人不断进行各式各样的探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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