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结合”视域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回顾与理论前瞻

文摘 2024-12-03 11:06 天津

原文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注释从略。

“两个结合”视域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历史回顾与理论前瞻

杜运辉

【摘要】在“两个结合”视域中总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经验、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需进一步加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理解，继续反思从“物质与意识”到“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确立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内核的历史唯物主义范式。“两个结合”视域有助于发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图景，要求特别重视“实事求是”“具体相对论”“兼和”“综合创新”“智慧说”“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等标志性概念的思想贡献。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促进“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的社会形态变迁与中华民族当代生存境遇的具体结合，探讨“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与“自由人联合体”相互成就的具体路径。

【关键词】“两个结合”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历史唯物主义

视域转换是重新发现和理解事实的前提。在“两个结合”视域中总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经验、把握中华文明发展规律，需进一步追问两个问题。其一，究竟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众所周知，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颇有影响的一种倾向是从“物质与意识”的思辨开始，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对“辩证唯物主义”的推广、应用乃至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基点”和“马克思始终把人的实践活动作为哲学思考的出发点”日益成为学界共识。但令人遗憾的是，有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科书仍固守从“物质与意识”到“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逻辑推演，把实践观局限于认识论之中，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并立、割裂为三大领域；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论著直接划分“中国化辩证唯物主义”和“中国化历史唯物主义”。其二，究竟如何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乃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长期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对“第二个结合”重视不足，即使有所论述也主要限定于李大钊、毛泽东等代表性人物，而把张申府、张岱年、侯外庐、冯契等哲学家排除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视域之外。似乎这些成果只能归属于“中国哲学史”或“中国思想史”，而不能越界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或“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准确理解20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程，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亟须在“两个结合”的指引下重构百年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完整图景。

一、“发现—批判—改变”中国具体实际的哲学探索

从“物质与意识”演绎、推演出“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既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创立“新唯物主义”的思想历程，也不能完整反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进程。

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从“物质与意识”的抽象思辨出发去构建哲学体系，而是在对“穷人”和“贵族”围绕林木盗窃的论争、雇佣工人和资产阶级围绕物质利益的斗争进行思考的过程中逐渐扬弃黑格尔哲学及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进而创立了“新唯物主义”（主张“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考察以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整个现实生活，揭示了从“剥削的社会中劳动的对抗性质”到“共产主义制度下真正自由的劳动”的历史趋势：“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人类本性的条件下进行物质生活，通过增加每个人的自由时间而创造“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亦深谙“个人的自由发展”与“自由人联合体”相统一之精义，从哲学高度探寻中国人民从自然界和社会关系中获得解放的正确方向，找到了“发现—批判—改变”中国具体实际的现实道路。

社会主体的世界观转变是视域转换的关键，对中国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关键环节。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观察自身命运的视域发生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转变，但囿于西方文明中心主义的教条而未达自知之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促使中国人民的视域从“伦理的觉悟”转变为“以劳动者为本位”，在新视域中“发现”真实的中国。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受到《共产党宣言》的阶级观点之影响，而且把“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与传统“变中有常”观相结合，在把握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规律的基础上探寻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打破西方文明中心主义和俄国革命道路的视域限制。一定的社会经济的性质规定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把握具体国情是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最基本依据。然而，要“发现”中国具体实际的真实面目，就不能停留在对制度和文化的抽象思辨中，而是必须调查各种社会主体在生产关系中的经济地位、相互关系等生存状况的各个方面，确定承担中华民族复兴重任的真正主体，由此确定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基本动力、双重任务，论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实现中华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开始就体现了从“感性的人的活动”去理解现实生活的实践特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之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具体实践”是理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词。中国的历史、文化以及社会主体的生存状况有着不同于西方国家和俄国的特点，因此毛泽东反复强调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互相结合），坚持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为中心，而不是照搬外国的理论、问题和方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在中国革命战争规律问题上摆脱西方和苏联军事家的束缚，确立“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的辩证态度。“考证”“吸收”“拒绝”和更为重要的“增加”，生动地表达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逻辑，是对中国传统“因”“损”“益”文化辩证法的创造性发展。人们对“实事求是”“矛盾的普遍性即寓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及“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等观点耳熟能详，但只有深入中国革命实践的具体情境才能真切地体会其历史意义，才能理解为何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生命的学问。中华民族危机的实质是劳动人民的个性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因而中国共产党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实现民族独立和富强作为保障“广大人民能够自由发展其在共同生活中的个性”的客观条件，同时把反对“新老八股”（新老教条主义）作为社会主体解放的思想条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把民族复兴与个性解放紧密统一，从而准确地把握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这使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强大的理论生命力和巨大的道义感召力，是其超胜西化派和现代新儒学等思潮的根本原因。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使中国人民的生存状况发生了历史性转变。毛泽东提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而写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重要基础。这一时期既有“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新成果，也有忽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的失误，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未能充分理解从“人的依赖关系”发展到“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的历史必然性。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邓小平指出历史唯物主义归根到底体现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实事求是”要聚焦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创新，开辟了党的领导、国家调控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新路径，契合了“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生产力”的历史规律。“中国式现代化”主张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发展精神文明，同时又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促进物质文明，这从根本上扭转了由“内圣”到“外王”的传统思路，指明了中国人民实现全面发展的正确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创造性提出“两个结合”重大论断，把“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要求，指明了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方位和根本使命。“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成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基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其中特别强调“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立足点，预示着当代中国社会主体在物质生活、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绿色生活上的全方位、多领域的深刻变革。

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程的回顾促使我们反思：从“物质与意识”出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说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真实历程和丰富内涵？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聚焦于具体研究中国人民如何实现在“真正自由的劳动”中获得全面发展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从“物质与意识”出发的研究范式，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异化劳动批判，不能从政治经济学批判来深入受到物质生产方式制约的中国现实生活，更不利于立足当代政治经济学研究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体实践”是社会主体与自然界、社会相统一的基础，但离开政治经济学就难以把握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这一最根本的实践活动，所谓“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辩论就因脱离现实生活而沦为新形式的玄谈。准确反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真实历程，推进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建构，应确立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内核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在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上深化和升华“两个结合”的理论成果，并由此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科书的逻辑结构。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的契合、互补与融通

“两个结合”充分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相结合的深奥意蕴。实际上，“第二个结合”一直渗透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之中。文化是文明的深层内核，如果说我们经过长期探索才找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道路，那么对“第二个结合”的探索则走过了更为艰难而曲折的历程，这是一个由隐而显、由微而著的发展过程。

李大钊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与工农运动相结合、把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提出“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的命题。毛泽东实现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国传统知行观、唯物辩证法与中国传统矛盾观的融通创新，使“实事求是”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志性概念，“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同时，一些学者也对“第二个结合”作出积极探索。郭沫若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认为共产主义理想与大同世界不谋而合。张申府同情中国传统哲学，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欧美马克思主义哲学及罗素、维特根施坦、维也纳派成员等西方哲学家的思想，提出罗素、列宁、孔子“三流合一”，试图会通唯物辩证法、逻辑解析法和“仁”（“人与人间的圆满相通”）的人生理想，设想“使个人都得到最大的发展……都对人类社会作最大的贡献”，并提出“大客观法”“具体相对论”等思想方法。很可惜的是，张申府的哲学建构并未完成，其智慧火花长期以来湮没不彰。张岱年在“理学”“心学”之外抉发“气论”思想，揭示“宇宙是生生之流，而生生有其常则”“中国哲学则始终以为反复、两一是客观世界的规律”“中国哲学……人生理想论之最大贡献是人我和谐之道之宣示”等基本倾向，这实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契合、互补、融通的接触点。他尝试在辩证唯物论基础上融合西方解析方法和中国人生理想论而建立“广大深微的唯物论”，这在1942—1948年完稿的《天人新论》（《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品德论》《天人简论》亦被称为“天人五论”）中有具体而微的表达。张岱年开拓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观、方法论、认识论、本体论、价值论、人生论、文化论等领域，“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的“兼和”范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又一个标志性概念。如方克立所说，《天人新论》与《实践论》《矛盾论》“共同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优秀传统相结合的道路”。然而也要看到，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除吴恩裕、侯外庐等少数人之外，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都缺少政治经济学和法哲学的知识背景，而且有着从苏联教科书范式的“辩证唯物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显著倾向，强调“辩证唯物论”与中国朴素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与中国朴素辩证法的比较格义，未能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入手来推进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深相结合，开拓经济哲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等问题域。张申府虽然提出中国新文化要“顺‘物质’之可能，先就物质的基础，而引之趋合于理想”，也谈到日本学者从“社会结构”理解“物质”概念，但他的“三流合一”和张岱年的《天人新论》主要是在哲学、文化层面进行探讨。侯外庐自觉地从政治经济学入手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他主要关注中国思想史的现代阐释，亦未能建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和复古运动对传统儒学歪曲利用、哲学界的“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二元对立模式及有关“共产主义革命……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误解等，都影响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其实，按照《实践论》《矛盾论》的实践辩证法，源于中华民族生活实践的中国传统哲学、中国传统文化是特殊性（时代性、民族性）与普遍性（相对的恒久性、共同性）的对立统一，但当时学界未能全面辨析儒学在不同发展阶段和特殊形态中所蕴含的深层意蕴。把马克思与孔子、老子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简单对立，严重制约了对“第二个结合”的探索进程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弱化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在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命题，主张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批判地吸取外国的东西，创造出中国现代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在1957年“中国哲学史讨论会”上，张岱年认为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结合点，萧萐父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相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与中国人民的优秀思想传统相结合”，这在“两个结合”的探索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并未能深入展开。这一时期再次发生了把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绝对对立的失误，对“第二个结合”的探索出现曲折乃至沉寂的低潮。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新开启了对“第二个结合”的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实践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时代之问，“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等，都有着思想解放的意义。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成为学术研究的第一课题，以张岱年、冯友兰、冯契等为代表的中国哲学史学界率先开启了对“第二个结合”的新探索。张岱年1983年提出中国马克思主义要吸收和改造我国思想文化中有价值的东西，1987年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198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和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相结合，由此“综合创新”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性概念。冯友兰1986年提出中国古典哲学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冯契运用实践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建立“科学的中国哲学史”，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包括和中国的优秀传统）相结合”，创立“智慧说”。在1995年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和中共中央党校联合主办的“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学术研讨会上，多位学者都谈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另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黄楠森认为辩证唯物主义的中国化吸收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合理因素，高清海认为“当代中国哲学”必须“充分吸收中国传统哲学丰富的文化资源”。这样，思想界逐渐形成“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两个二级学科呼应共鸣的新态势。方克立2006年提出“马学为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明辨主导性之“体”与主体性之“体”，探索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新范式。李锦全的“矛盾融合，承传创新”，张岂之的“兼和、守正、创新”，孙熙国的“以时代实践为本，以马克思主义为魂，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体，以外来文化为具”等，都从不同维度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相结合进行了探讨。

总体来看，从原创性来说，20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形态有四个需要重视的重要成果，即分别以“实事求是”、“具体相对论”、“兼和”和“综合创新”、“智慧说”和“平民化的自由人格”为标志性概念的毛泽东哲学、张申府哲学、张岱年哲学和冯契哲学，这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重要参照。随着对20世纪初以来从苏联传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下的中国传统文化观的不断反思，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对立、冲突、互补、契合、融通等复杂关系有了更为深入的考察，这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重要基础。如前所述，张申府、张岱年、冯契等对“第二个结合”的探索，主要限定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观念层面，而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切入的理论探索颇为薄弱，这是当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要解决的一个前提性问题。

三、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域和问题

社会主体的现实生活是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诸方面互动交织的总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始即有“两个结合”的完整内涵，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的现实需要和历史任务，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经济、政治、军事等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维度得以凸显，而“第二个结合”则成为其由隐而显的维度。“第二个结合”的明确提出，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域转换，指引中国人民更加自觉地协调发展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向“真正自由的劳动”和“个人最全面的发展”迈出新的一步。

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首先要确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内涵。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已经清晰地分疏了“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术语的发生史，否定了把“辩证唯物主义”等同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加上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的观点以及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辩证唯物主义”之推广、应用的阐释范式。苏联教科书的“辩证唯物主义”范式是一种“自然本体论”或“物质本体论”，它遮蔽了马克思由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创立唯物史观的进路，却恰恰具有马克思所批判的脱离实践主体的现实活动去理解对象的旧唯物主义特征。学界研究表明，“在马克思的理论思考中，哲学与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是不可分离地联系在一起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深层理解需要借助于对资本逻辑的批判分析来建构”。从强调“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的一般唯物主义，到重视“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的一般历史唯物主义，再到以资本逻辑批判为核心的深层历史唯物主义，是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发展的重要线索。以资本逻辑批判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具体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考察摆脱了自然的、血缘的狭隘关系的社会主体如何“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考察如何把资本创造的自由时间转化为每个人充分发展其个性的自由时间。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内核的历史唯物主义范式关注“现实的个人”的生存状态与未来命运，以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具体结合方式为出发点，以实践主体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及其文化形态的交织互动为框架，以人们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自身的实践能力发展为核心，以“人的依赖关系”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再到“自由个性”为主线，在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土地和资本、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剩余价值）和自由时间等基础上探讨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考察“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与“自由人联合体”相互成就的历史发展。

用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用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和丰富智慧充实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大课题。从历史唯物主义范式出发，一方面要更加深刻地说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主导思潮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要兼综中国传统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优秀成果，在综合创新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我们的视野应转向人类具体实践中不断展开的“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促进“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自由个性”的社会形态变迁与中华民族在当代时空限定下的生存境遇相结合，并将其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西方优秀文化的判断标准。

在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历史唯物主义之基础的前提下，要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的会通方式。传统“气论”“理气论”“太极论”等“本根论”研究都往往“与人分隔开来”，有着从自然本体论推演人类社会生活的逻辑。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物质”是指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是基于自然界优先地位的实践活动及交往关系，如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土地所有权、资本制度、政治制度等形态。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的会通，应着重考察古代人民现实生活过程中的生存状况，发见中国优秀传统哲学中有益于“个人的自由发展”与“真正的共同体”有机统一的思想精华。中国传统唯物论和辩证法等思想因素，亦都应在此基础上得到新的阐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充分重视侯外庐学派从生产方式出发，在社会史的基础上考察思想史及双方互动的研究范式，使其在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基础上得到新的发展。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锚定“中国系的一般哲学”，排除历史哲学、政治哲学等“特殊哲学”；当代学界则要在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下促进各门“特殊哲学”的充分发展，使其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成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由此产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现代思想之主潮，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及由此产生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时代精神之精华。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指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现代化的最终目标”。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条件下，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紧密围绕中国人民全面发展的时代主题，探索“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因此是生活的乐趣”的中国现实道路，在此基础上转化、兼综“孔颜之乐”“逍遥之乐”等中国优秀传统哲学因素。当代中国社会要积极引导创造性的自由劳动，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的过程中探索“具有自由个性的生产主体的生成过程”和“作为这种主体生成的客体条件的生产资料‘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的生成过程”的可能形式。为此，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要立足中华民族的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完成对“人的依赖关系”形态下的权力迷信的批判以及对资本逻辑支配下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批判，以超迈前人的博大胸襟、雍容气度“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世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在此基础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更要探讨平台经济、当代人工智能等生产方式创新与“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全人类共同利益之间的内在关联，论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历史依据、现实基础、实践路径，提出具有原创性的“反映中国立场又能为国际哲学界所理解和接受的哲学命题、哲学范畴和标识性概念”。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方克立文献整理及思想研究”（项目号：23BZX042）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杜运辉北京语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文化综合创新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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