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词与鲁迅文学世界的意义建构

文摘 2024-09-18 10:30 天津

本文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

仿词与鲁迅文学世界的意义建构

张全之

【摘要】仿词亦称仿造词，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语言现象，在文学作品中也多有出现。但在鲁迅的文学创作中，仿词具有特殊性：不仅数量多，而且与其思维和思想密切相关。鲁迅使用仿词时有意僭越语言边界，扭曲语言规则，表现了他对汉文的怨恨心理，同时也是他挣脱语言牢笼的手段之一。鲁迅笔下的仿词，有时以空洞的能指掏空被仿词的所指，有时与被仿词构成意义共享、相互干扰的对话关系，在其文学世界的意义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关键词】仿词鲁迅能指所指语言的牢笼

在鲁迅研究领域，有关鲁迅与现代汉语关系的研究相对薄弱。鲁迅不是语言学家，但他在写作实践中，有意识地突破现代汉语的各种框范，为语言的自由生长开辟了多种路径。雅各布森认为，文学研究的对象不是文学，而是文学性，而这种文学性就体现在语言之中。考察鲁迅在中国现代汉语作为书面语言的初创时期所进行的种种探索与尝试，既有助于我们理解鲁迅作品的“文学性”，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在现代汉语发展过程中鲁迅做出的重要贡献。从词汇方面来说，鲁迅笔下出现了大量原创词汇（短语），如无物之阵、精神胜利法、（历史的）中间物等，已经成为鲁迅研究中的常用语。仿词也是其中的一类，体现了鲁迅在词汇使用中的独创性，是现代汉语的宝贵财富。

一、鲁迅仿词的相关研究

仿词是语言使用过程中经常出现的现象，《辞海》的解释是：仿词“亦称‘仿造词’。修辞学上辞格之一。根据现成语词推演，临时构造出一个同原来的语词意义相牵连的新语词，以造成表达上的新鲜感”。《修辞》一书的解释是：“我们说话写文章，用的词语一般都是现成的；但是，有时因为表达上的需要，可以更换现成词语中的某个词素或某个词，临时仿造出新的词语来。这种修辞方式叫做仿词。”在日常语言交流中，仿词经常出现，特别在当今网络时代，仿词出现频率极高，如“高富帅”的仿词“矮穷矬”，“开小差”的仿词“开大差”，“外交家”的仿词“内交家”等，都属于反义仿词；其他如“姜你军”“蒜你狠”“糖高宗”“药你命”等流行语，属于同音仿词。在文学作品中，仿词也多有出现。如《红楼梦》中，林黛玉取笑贾宝玉说：“你的那些姑娘们也该教训教训，只是我论理不该说。今儿得罪了我的事小，倘或明儿宝姑娘来，什么贝姑娘来，也得罪了，事情岂不大了。”“贝姑娘”就是“宝姑娘”的同义仿词。《红楼梦》前八十回仿词较多，后四十回几乎没有，这与作家的语言习惯和语言素养有关。但《红楼梦》中的仿词多出现在人物对话中，以显示说话人的机智与幽默，在叙述语言中很难见到。赵树理《李有才板话》中“板话”一词就是根据“诗话”“词话”仿造的。

既然很多作家笔下都有仿词，那么鲁迅笔下的仿词有何特点，为什么值得做专题研究，这是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其原因大致有三：（1）鲁迅笔下仿词出现频率极高，据不完全统计，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鲁迅全集》中使用仿词的地方有两百多处。仿词的频繁使用，成为鲁迅文学语言的突出特点，这在其他作家那里很少见。（2）鲁迅在语言和思想上都具有原创性，仿词的大量使用，与他的思维方式和思想体系密切相关。（3）鲁迅不仅使用仿词，在文体上也善于使用“仿拟”或“戏拟”等手法，鲁迅自己称之为“翻造”或“活剥”。如在《咬文嚼字（三）》中，“活剥”曹子建的《七步诗》一首；在杂文《崇实》中“活剥”崔颢的《黄鹤楼》一首；《幸福的家庭》副标题是“拟许钦文”，也近于“活剥”；《我的失恋》仿拟张衡的《四愁诗》。在句子方面，鲁迅不仅善于仿拟，还常常将别人的句子略加改造植入自己的作品，如“鲁迅鲁迅，多少广告，假汝之名以行！”就仿拟了罗兰夫人关于自由的慨叹；《故事新编》在语言上的戏拟、戏仿的特征更为鲜明，还大量植入了现代汉语句子，郑家建对此进行过颇为系统的研究。这说明从“篇”到“句”到“词”，鲁迅特别喜欢采用“仿拟”的表达方式。仿词是“仿篇”和“仿句”的基础，所以通过对鲁迅仿词的研究，可以透视鲁迅独特的语言思维特点，这为认识鲁迅、解读其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鲁迅善用仿词，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但相关成果数量少，深度不够，这与鲁迅研究的整体状况很不匹配。陆文蔚《鲁迅作品的修辞艺术》、刘焕辉《语言的妙用——鲁迅作品语言独特用法举隅》两书设专节论述鲁迅作品中的仿拟（或称为仿造）词汇，但都停留在举例说明的层面，并未进行深入分析。新加坡学者林万菁的《论鲁迅修辞：从技巧到规律》一书第五章专题讨论鲁迅在词汇方面的“翻造”，就涉及仿词问题。他将鲁迅的“翻造”分为五种类型，认为“鲁迅的‘翻造’手法，可说是点铁成金，化腐朽为神奇，令人拍案”，“其他作家不过偶一为之，流为‘戏笔’，并不像鲁迅那么认真反复变化，也不像鲁迅用得那么纯熟，那么精简，那么生动有力，那么引人入胜”。在研究论文方面，孔昭琪《鲁迅的仿词艺术》《鲁迅的仿词艺术（续）》具有代表性。该文将鲁迅的仿词分为“反义仿词”“同音仿词”“类属仿词”“综合仿词”和“其他形式的仿词”五种类型，并分别举例分析各类的特点，最后总结说：“鲁迅仿词艺术的突出特点是信手拈连，涉笔成趣，看来好像漫不经心，实际确是成竹在胸，这种对语言工具驾轻就熟、任意驱使的仿词技巧，这种恣意纵横、挥洒自如的行文方式，充分显示了鲁迅高度的语言艺术修养和深刻、高超的认识水平和分析能力”。上述研究基本是在语言学层面上展开的，强调鲁迅仿词的修辞效果，赞叹鲁迅高超的语言技巧。但鲁迅的仿词不只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且与他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密切相关。所以，研究鲁迅的仿词，应该跳出语法修辞的范畴，进行巴赫金所说的“超语言学”研究：“艺术语言中存在一些现象，很早就引起了文艺学家和语言学家的注意。这些现象就其本质来说，超出了语言学的疆界，也就是说属于超语言学的范畴。”

二、仿词与“语言奴役创伤”

鲁迅在讽刺章士钊提倡读经时说：“一个阔人说要读经，嗡的一阵一群狭人也说要读经”；而在另一处，他写道：“这时再不必用什么制帽勋章来表明阔人和窄人了，只要一看头之有无，便知道主奴，官民，上下，贵贱的区别。”“狭人”和“窄人”都是“阔人”的反义仿词，这样的例子在鲁迅作品中比比皆是。仿词的大量使用，并非仅仅是为了追求幽默、讽刺效果，或者只是游戏文字，随意为之，而是有意挑战汉语的承受极限，故意僭越汉语规则，冲破汉语边界，挣脱语言牢笼。鲁迅似乎对汉语言怀有很深的怨恨，在其杂文中，我们经常看到他对汉语言的诅咒：“方块汉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尤其在他翻译的文字中，句子有时被扭曲到难以卒读的地步，背上了“硬译”的恶名，招致很多人的攻击。但他始终不改初衷，还不停地为自己辩护，所以说他的“硬译”不是能力不济，而是有意为之。在所谓的“硬译”中，“汉语的主体地位荡然无存，外语的规范、程式，成为汉语重新组合的尺度”，这是试图冲破汉语框范、改良汉语表达方式的有意尝试。汪晖在《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一书中，也谈到了鲁迅对语言的怨恨心态，他称之为鲁迅与传统汉语言的对抗：“鲁迅正是在自己与传统的语言对抗中发现了自己的行为模式、思想方法、情感态度与传统的联系，获得了关于‘中间物’的‘清醒的文化自我意识’”。其实，鲁迅怨恨、对抗的不只是传统汉语言，而是汉文，也包括五四以后的白话文。到20世纪30年代，他还积极支持汉字拉丁化运动，在1934年给山本初支的信中他强调说：“我是排斥汉文和贩卖日货的专家，关于这一点，怎样也是跟你的意见不同的。最近我们提倡废止汉字，颇受到各方的责备。”文中的废止汉字运动指的就是当时的汉字拉丁化运动。张新颖等意识到鲁迅语言观的复杂性，认为“语言的锻造”是鲁迅主体性建构的重要方面，“锻造”不只是建设性地“造”，也包含着捶打和敲击。他像一位内科医生面对着一个瘦骨嶙峋的躯体，通过敲击寻找着病灶，以便对症下药。在中国现代作家中，像鲁迅一样，明确意识到汉语言的种种问题，并有意以“欧化”或“化欧”的方式进行改造的还有胡风和路翎。尤其是路翎，他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不追求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且叙述语言生涩、滞碍，常常不合常规语法。路翎在谈到自己的语言时，提出了“语言奴役创伤”的概念：“精神奴役创伤也有语言奴役创伤，反抗便是趋向知识的语言”。用“知识的语言”反抗“语言奴役创伤”是路翎的自觉追求。他解释说：“（劳动人民）负创虽然没有到麻木的程度，但因为上层的流氓，把头，地痞性的小官与恶霸地主，许多是用土语行帮语，不用知识语言，还以土语行帮语为骄傲；而工农不准说他们的土语，就被迫说成相反的了。”鲁迅也意识到“语言奴役创伤”的问题，但他的看法比路翎要深刻、复杂得多。路翎看到的是底层社会在语言资源分配上的不平衡，鲁迅看到的是语言与权力的结盟，给弱者带来的言说恐惧和言说障碍：“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而汉字本身的复杂、繁难，使其无法在民众中普及，其危害更让鲁迅耿耿于怀，他指出：“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鲁迅自己也深刻体会到“语言奴役创伤”，他抱怨说“我是自身受汉字苦痛很深的一个人”，“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这语法的不精密，就在证明思路的不精密，换一句话，就是脑筋有些胡涂……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己有”。从语言的不精密，说到脑筋的糊涂，都反映了鲁迅对汉语言的基本认识，他自己也深受其苦，所以他一直在“医这病”。大量使用仿词是“医这病”的方法之一。在谈到才子佳人文学时，他写道：“一个才子出门遇见一个佳人，两个人很要好，有一个不才子从中捣乱，生出差迟来，但终于团圆了。”不才子”与“才子”相对，属于生造，让人觉得幽默，但又感到表述的无奈。因为无论是已有的“庸才”还是“蠢材”，都无法准确地与这里的“才子”对举，只能活剥出一个“不才子”与之对应，表示它的反面，而“不才子”极不规范的词形和因陋就简的结构，见出汉语言的“不精密”，这大概就是鲁迅所要的效果。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1.所以为生存起见，也得会打拳，无论你所做的事是文化还是武化。（《集外集拾遗补编·〈这回是第三次〉按语》）

2.他口里的阎罗天子仿佛也不大高明，竟会误解他的人格，——不，鬼格。（《朝花夕拾·无常》）

3.而且也是真的，我的确生过病，这回弱水这一位“小头子”（仿“老头子”——引者注）对于这一节没有话说，可见有些青年究竟还怀着纯朴的心，很是厚道的。（《三闲集·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

4.我觉得连思想文字，也到处都将窒息，几句白话黑话，已经没有什么大关系了。（《而已集·扣丝杂感》）

5.“这断子绝孙的阿Q！”远远地听得小尼姑的带哭的声音

“哈哈哈！”阿Q十分得意的笑。

“哈哈哈！”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呐喊·阿Ｑ正传》）

6.后来这终于从浅闺传进深闺里去了。（《呐喊·阿Ｑ正传》）

7.见了所谓“正人君子”固然决定摇头，但和歪人奴子相处恐怕也未必融洽。（《华盖集续编·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

“武化”“鬼格”“小头子”“黑话”“九分得意”“浅闺”“歪人奴子”这些仿词，都是对汉语表达习惯的挑战。由“文化”而来的“武化”，是根本不存在的词，细究起来，其意义并不清晰，只是为了与“文化”对应。但如果不用“武化”，想把此处的意思表达出来，则十分困难；“鬼格”是对“人格”的修正，因为这句话的主语是活无常，是鬼不是人，所以鲁迅按照常规使用“人格”之后，再更正为“鬼格”，这是对汉语不精密的有意挑衅；“小头子”就像“不才子”一样，以极不规范的词形表述难以言明的情绪，不只是嘲弄对手，更是对汉语常规用法的挑战；“黑话”一词虽然存在，但这里作为“白话”的仿词，意义与常规含义完全不同；酒店里的人“九分得意的笑”与阿Q“十分得意的笑”相对，表示“笑”的程度上存在的差异，可谓精确到“一分”，而这种精确正是汉语习惯性表达中忽略的部分；“浅闺”与“深闺”相对，描述出了信息传播的路径，这种刻意追求精确的思路，看似多余，实则是对日常思维习惯的挑战；“歪人奴子”词形怪异，含义不清，属于强制性组合，这是对汉字的扭曲，也是对“正人君子”的有意反讽。这些仿词，冲破汉语言表达的边界，拓展出新的疆域，建构起新的意义空间。对鲁迅而言，这些生造的词汇就像他在语言牢笼的硬壁上凿出的一个个气孔，使他体会到对语言“肆意妄为”、打破语言牢笼的快意。这是对既有语言程式的挑战，也是怨恨情绪的自然流露。

鲁迅认为中国人脑筋糊涂与文字的不精密有关，用他仿造的话来说就是“人生识字胡涂始”，所以重新配置文字，铸造新词或顺势仿词，力求表述得准确、生动，这类精确，看似无关紧要，却触及我们思维的模糊地带。就像方玄绰喜欢说的“差不多”一样，我们的语言常常陷入不精确而不自觉的状态，鲁迅这样做，对培养读者思维的精密性有重要的意义。

大量出现的仿词，体现了鲁迅与语言之间的对抗与搏斗，其实不只是鲁迅，对很多具有创造力的作家而言，创作的过程就是与语言搏斗的过程，萨丕尔称之为与词的情调作斗争：“对文艺家，情调自然是大有价值的。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对他们情调也是一种危险。如果一个词的通常的情调已经是大家毫无问题地接受了的，这个词就成了样子货，成了陈词滥调。文艺家不时要跟情调做斗争，让词恢复它赤裸裸的概念含义，而把情感效果建立在独出心裁地安排概念或印象的创造力上。”语言在传播中会不断被重复，即使一些当初很精美的词汇，也会变得俗烂不堪，成为“样子货”和“陈词滥调”，失掉它在美学上的光泽。作家们对这类词汇往往避之唯恐不及，而仿词的陌生性，极大地增强了语言的审美效果。

语言是一种工具，也是一个牢笼，对富有创造力的作家而言，语言的织体像一件紧身衣，限制着他们的思维和写作。自然，作为一位启蒙思想家，鲁迅关注的不只是语言问题，还有思想问题。当他指出“中国倒该说是最不看重文字的‘文字游戏国’，一切总爱玩些实际以上花样，把字和词的界说，闹得一团糟”时，其实已经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爱搬弄“文字游戏”的文化传统上去了。这一传统到今天还在延续着，“名”重于“实”或以“名”证“实”已经成为日常思维的一部分，文字有时变成了覆盖现实与真相的华丽织体。鲁迅也看到了汉语言在数千年流传过程中沾染的细菌，在字的缝隙中潜藏着的“吃人”病毒。他主张废除汉字，盖源于此。但废除汉字自然不易，因此清除汉字的病毒就成为他重要的事业。就像沃尔夫发现语言可以诱导火灾一样，中华民族遭受的无数灾难，无不与语言有关，鲁迅对此是有清醒认识的。他自铸仿词，就充分表明了他对汉语言的态度，并试图改造语言的努力。所以，仿词对鲁迅而言，不只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其思想的表征之一。

从“仿篇”“仿句”到“仿词”，是鲁迅“戏拟”式文学思维的系统体现，也是鲁迅思想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相对“仿篇”“仿句”而言，“仿词”是其“戏拟”思维的最小单位，也是鲁迅文学世界的“基石”之一。对“仿词”及其意义的分析，可以使我们直接切入这棵文学大树的根部，捕捉到其思维的细微波动，对理解鲁迅的思想及其文本的意义建构，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三、仿词与被仿词关系之一：“空词效应”

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尤里·梯尼亚诺夫指出：“词没有一个确定的意义。它是变色龙，其中每一次所产生的不仅是不同的意味，而且有时是不同的色泽。”他们将词的抽象体比喻成一只空杯子，“每次都重新按照它所纳入的词汇结构以及每种言语的自发力量所具有的功能而被装满。”他们强调的是词在不同语境中含义的变化，这就提醒我们在阅读时不能仅就词的常规含义理解文本。在鲁迅文学中，仿词的大量出现，只能在具体的语境中才能捕捉到其具体含义。不仅如此，仿词与被仿词之间，还构成了一种“对话”关系，这里说的“对话”不同于巴赫金所说的“对话体”，而是指“仿词”和“被仿词”之间构成了一种相互干扰、相互阐发、相互依存的关系，由此拓展了句子的意义空间，为作品的意义建构搭建了更为阔大的平台，为我们理解作品提供了更多可能的路径。

仿词和被仿词之间的“对话”十分复杂，有一类仿词多是空洞的能指，没有所指，但会对被仿词进行“反噬”，使被仿词的含义或情感色彩出现异变，由此构成了一对紧紧咬合在一起的意义组合。这类仿词的出现，反映了鲁迅思维的逆向性和否定性特征，试举例如下：

1.总而言之，倘笔舌尚存，是总要使用的，东滢西滢，都不相干也。（《两地书·二四》）

2.就是我们的同胞，异胞（我们虽然大家自称为黄帝子孙，但蚩尤的子孙想必也未尝死绝，所以谓之“异胞”）在示威，要将月亮从天狗嘴里救出。（《准风月谈·新秋杂识（二）》）

3.南方人也可怜北方人太简单了，便送上许多文章：什么“……梦”“……魂”“……痕”“……影”“……泪”，什么“外史”“趣史”“秽史”“秘史”，什么“黑幕”“现形”，什么“淌牌”“吊膀”“拆白”，什么“噫嘻卿卿我我”“呜呼燕燕莺莺”“吁嗟风风雨雨”，“耐阿是勒浪面孔哉！”（《热风·六十四有无相通》）

4.有一种所谓“文士”而又似批评家的，则专是一个人的御前侍卫，托尔斯泰呀，托她斯泰呀，指东画西的，就只为一人做屏风。（《华盖集·并非闲话（三）》）

5.每月一次，照例的半空中要簌簌的发响，愈响愈厉害，飞车看得清楚了，车上插一张旗，画着一个黄圆圈在发毫光。离地五尺，就挂下几只篮子来，别人可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只听得上下在讲话：

“古貌林！”

“好杜有图！”

“古鲁几哩……”

“O.K！”（《故事新编·理水》）

上述加点的词均为仿词，基本没有实际意义。例句1中的“东滢”并无其人，只是根据“西滢”仿造的，但与西滢并用，使“西滢”的意义虚化——它本来指的是那个叫“陈西滢”的人，变成“东滢西滢”之后，其意义就变成了“无论什么”“无论是谁”的意思。在“东滢”这一空洞能指的干预下，“西滢”的所指被掏空，也变成了一个空洞的能指。这种仿词反噬被仿词的现象，是鲁迅思维方式的体现。例句2中的仿词“异胞”并无确切意指，虽然鲁迅煞有介事地解释，指蚩尤的后代，事实上没有人知道蚩尤是否有后代，或哪些人是他的后代。即使他有后代，长期以来，中国人都是以炎黄子孙来统称，也从未将蚩尤的子孙单列，所以从句子内容的表达需要来说，这个词实际上是多余的。但这个多余的仿词在情感上释放出强大的能量，使“同胞”一词不得不让渡出一部分内涵给它，使自己在内涵上变得飘忽游移，失掉了这个词本身携带的庄重、亲昵的情感，从而使这句话变成了一句讽刺语，与全文的情感指向相统一。这篇写于1933年的文章，表达的正是鲁迅对“同胞”和当局的讽刺和挖苦。彼时东北已经沦为殖民地，上海淞沪会战刚刚结束，国土正在沦丧，难民流离失所，但我们的“同胞们”在忙着救月亮、施舍饿鬼——这在当时是最妥当的法子。如果你说要救国，可能会招致当局的迫害，给自己带来危险，所以鲁迅不无讽刺地说：“我是一个俗人，向来不大注意天上和阴间的，但每当这些时候，却也不能不感到我们的还在人间的同胞们和异胞们的思虑之高超和妥帖。”因为谈论救国会有危险，还是救月亮来得安全；灾民不计其数，救济就要做出牺牲，还是救鬼“事省功多”。鲁迅讽刺了民众的愚昧、世故，也批判了当局压制民众爱国热情的罪行。这里的“异胞”其实是对“同胞”的颠覆，是对“奴才们的发昏和做梦”的批判。例句3中加点的部分，是模仿鸳鸯蝴蝶派的文风生造的词（或短句），没有实际意义，但它会反噬被仿对象，使其严肃的表意系统和庄重的情感形态陷入危机。例句4和例句5中的“托她斯泰”“古鲁几哩”同样没有实际含义，这两个词的戏谑色彩，使前面的词也变成了被嘲弄的对象，其意义被掏空。

这类仿词在鲁迅的仿词中具有特殊性，以其空洞的能指干扰被仿词，使被仿词变得意义空洞，形成“空词效应”，这种状况在其他作家笔下也偶有出现，但在鲁迅这里数量较多，成为其仿词使用的一大特色，与其思想体系融为一体，成为鲁迅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仿词与被仿词关系之二：互动式意义结构

克里斯蒂娃在讨论互文性时，特别重视词语的作用，她认为：“词语不仅是最小的文本单位，它还具有中介（médiateur）地位，连接文本与读者，也连接文本与历史。所以词语是结构与文化、结构与历史之间的中介元素；它还是带有调节（régulateur）功能的中介元素，因为每位作家都会找到自己特有的方式与其他文本以及读者发生关联，成为其时代的重要作家，或反之。”克里斯蒂娃受巴赫金的影响，认为文学中的词语具有“双值性”和“对话性”。鲁迅文学世界的语言，在很多方面呈现出“对话性”与“双值性”，鲁迅小说的复调、对话特征也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相关成果已有很多。这里借助鲁迅的仿词，来论述鲁迅小说在语言上的独特性。

在鲁迅的仿词中，有一类内涵丰富，与被仿词构成意义共同体，形成意义互动关系。试举例如下：

1.虽说因为痛恨流寇的缘故，但他（指金圣叹——引者注）是究竟近于官绅的，他到底想不到小百姓的对于流寇，只痛恨着一半：不在于“寇”，而在于“流”。百姓固然怕流寇，也很怕“流官”。（《南腔北调集·谈金圣叹》）

2.满心“婆理”而满口“公理”的绅士们的名言暂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即使真心人所大叫的公理，在现今的中国，也还不能救助好人，甚至于反而保护坏人。（《坟·论“费厄波赖”应该缓行》）

3.却不知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第一年级。（《热风·随感录二十五》）

4.这就是文人学士究竟比不识字的奴才聪明，党国究竟比贾府高明，现在究竟比乾隆时候光明：三明主义。（《伪自由书·言论自由的界限》）

5.意思是，中国旧说，本以为人有三魂六魄，或云七魄；国魂也该这样。而这三魂之中，似乎一是“官魂”，一是“匪魂”，还有一个是什么呢？也许是“民魂”罢，我不很能够决定。（《华盖集续编·学界的三魂》）

上述句子中加点的仿词，不仅本身就有明晰的内涵，还与被仿词构成意义共存关系，相互阐发，有时意义共享，形成一个意义域，或称为互动式意义结构。这与克里斯蒂娃所说的词语与文化以及与其他文本的关系相符。她特别指出：“探究词语的地位与功能也就是探究词语的各项关联”。例句1中的“流官”仿“流寇”而来，从而也承袭了“流寇”的含义。“官”与“寇”本势不两立，灭“寇”是“官”的职责，但通过这一个仿词，揭示了“官”与“寇”在本质上的同一性：官也是寇，搜刮民财更为苛刻，鲁迅引用过一句四川的民谣：“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寇也可以为官，鲁迅多次引用过这句古谚：“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例句2中的“婆理”与“公理”相对，意思是“非公理”，两相对应，本质一也。因为所谓挂在嘴上的“公理”不过是骗人的把戏，骨子里还是“非公理”——“婆理”，由此使婆理和公理进行意义交换与共享。例句3中的“父范学堂”是“师范学堂”的仿词。鲁迅说：“前清末年，某省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很为诧异，便发愤说：‘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这位老先生，便以为父的资格，只要能生。能生这件事，自然便会，何须受教呢。”鲁迅认为不仅要有，这老先生应该进入初等第一年级。“师范学堂”培养老师，“父范学堂”培养父亲，两个词相呼应，使读者很容易理解“父范学堂”的含义，也显示了中国培养“人之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例句4中的“三明主义”是“三民主义”的仿词，“聪明”“高明”和“光明”三个词反讽了民国时代文人学士的谄相、党国的残暴和时代的黑暗，鲁迅将其并称为“三明主义”，很容易使人想到“三民主义”，两词相对，构成强烈反讽效果，使“三民主义”的意义受到质疑。例句5中的“官魂”“匪魂”“民魂”是“国魂”的三个仿词，但在鲁迅的阐述中，这三个词是“国魂”中的三个部分，所以在这里，仿词变成了对被仿词的阐释，他们之间构成“母词”和“子词”的关系，从而构成了意义共同体。

像上述仿词（或短语）在鲁迅作品中还有很多，如仿“为艺术而艺术”而造出的“为杀人而杀人”“为遗老而遗老”，仿“顺民”而造出的“逆民”等，不胜枚举。这类仿词有着丰富的内涵，并与被仿词进行意义交换或共享，为作品（文章）的表意需要提供了重要支撑。正是这类仿词的大量使用，使鲁迅的文学语言处于超负荷状态，如同压缩饼干，会在读者的阅读过程中释放出巨大能量。

余论：仿词之于鲁迅文学的意义

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中，以白话取代文言，是一代先觉者们努力的方向，到1920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颁布法令，规定从当年秋季起，国民小学的国文教科书不再使用文言，改用白话，标志着白话文运动的胜利。但在这一代先觉者中，鲁迅有着与众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当时的白话文过于粗陋，不堪重用，所以要改良白话，这是比白话取代文言更为复杂、更为艰难的文化工程。王彬彬在论述鲁迅与现代汉语的文学表达时就意识到这一点，他认为自晚清白话文运动开始的近现代一系列文字改革运动中，真正意识到汉语的局限，并尽最大努力进行改造的人并不多，“而鲁迅则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鲁迅对语词的创造和运用，鲁迅对句子的组织安排，都常常在惯常的汉语表现之外，都往往显得极其新异奇特……鲁迅的那些语言，既是人人笔下没有，也是人人心中所无的”。毫无疑问，鲁迅是在白话文运动之后，仍然坚持改造现代汉语的现代作家之一，他这种改造不是指拉丁化、拼音化或大众化，而是指现代汉语本身。他漫长的翻译和写作过程，就是一个努力改造白话（现代汉语）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他的译文和创作中经常出现不合规范的词汇和句子。这不仅仅是为了追求修辞效果，而且是为了对现代汉语进行改造和创化。

但鲁迅毕竟不是一个语言学家，他对现代汉语的改造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行为，而是一种思想行动。正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自清末以来，现代中国的语言选择就与救亡图存、启蒙以及复兴等时代主题同步，甚至语言走在前台，在传统/现代、中/西等二元复杂的纠葛中，折射着救亡、启蒙、复兴等时代主题。”鲁迅对现代汉语的改造也需要从这一思想层面上来认识，而仿词的大量使用，是其汉语改造工程的一部分，也是其思想表达的一种语言形式。仿词都是由“被仿词”和“仿词”的对应关系构成的，本文前面讨论的几种特殊类型，反映了鲁迅仿词使用的新颖性，但就总体而言，仿词与被仿词的关系，体现了鲁迅思维的“对举”特征——根据一个常用词，立刻翻造出一个新词，形成“对举”关系，或者被仿词不出现，躲在仿词的背后，读者心领神会，这都构成了语词的“对举”关系。

研究者习惯于将仿词分为“同意仿词”“反义仿词”“同音仿词”等，但无论怎样其实都是一种“仿”——或照猫画虎或照虎画猫又或者照虎画虎，这种模仿使仿者和被仿者之间构成一种类似反讽的关系，具有强烈的颠覆效果，如下面这些仿词：

下野——下坑（《而已集·拟豫言》）

唯物史观——唯饭史观（《而已集·大衍发微》）

先烈——后烈（《三闲集·“革命马前卒”和“落伍者”》）

正宗——邪宗（《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

纠正——纠歪（《热风·望勿“纠正”》）

仿词与被仿词之间构成了一种反讽关系，过去的研究者都强调这类仿词的幽默效果，其实是一种思想的反讽，体现了鲁迅思想中极为重要的一面，那就是“与黑暗捣乱”的战术。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解释说：“你的反抗，是为了希望光明的到来罢？我想，一定是如此的。但我的反抗，却不过是与黑暗捣乱。”“与黑暗捣乱”，并不期待未来的黄金世界，这种绝望的心态，在这类“恶作剧”式的仿词中得到生动体现，而这一思想，与“对举”式的思维方式互为表里。

如果将目光放宽一点，就能对鲁迅这种思维方式看得更清楚。如在小说《阿Ｑ正传》中，鲁迅说小Ｄ“他叫‘小同’，大起来，和阿Ｑ一样”。很明显，小Ｄ就跟阿Ｑ形成同向“对举”关系；在《故乡》中憨厚朴实的闰土跟刁钻狡黠的杨二嫂形成反向“对举”关系；《孔乙己》中的孔乙己和丁举人形成反向“对举”关系；在《伤逝》中，那个在涓生背后恶意学舌的“隐形的坏孩子”跟涓生形成反向“对举”关系；《孤独者》《在酒楼上》《头发的故事》中“我”和魏连殳、吕纬甫、Ｎ先生都形成同向“对举”关系；《故事新编》中的女娲、大禹、后羿、嫦娥、老子、庄子、墨子等人物与神话或历史上的原型形成一种复杂的“对举”关系，很难用简单的正向或方向来概括，鲁迅称之为“油滑”——“偏要在庄严高尚的假面上拨它一拨”这种心态，跟仿词的使用是一致的。当读者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那些有关的历史文献作为一种“潜文本”与现在的作品形成“对举”关系。这充分说明，在鲁迅的文学世界里，这种“对举”思维普遍存在着，成为一种值得重视的文学现象。

诚然，鲁迅笔下的仿词相对鲁迅丰富、复杂的文学世界而言，只是一个很小的语言现象，但其意义则不容小觑。如果说鲁迅文学是一棵大树，仿词可能只是树上的一片叶子，叶子虽小，却与整棵大树血脉贯通，承载着大树的基因图谱。所以研究鲁迅的仿词，同样是进入鲁迅文学世界的一条重要通道。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鲁迅原创词汇综合研究与词典编纂”（项目号：20AZW021）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张全之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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