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诠释学知识体系建构原则初探

文摘 2024-07-31 09:15 天津

原文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注释从略。

中国诠释学知识体系建构原则初探

傅永军崔敏

【摘要】汉语学界的中国诠释学知识体系建构早已从一种学术构想演变成思想体系的创新实践。梳理汉语学界的中国诠释学创新实践，可以发现四种学术进路：（1）朝向方法论诠释学建构中国诠释学；（2）朝向诠释哲学建构中国诠释学；（3）朝向“哲学诠释学”建构中国诠释学；（4）顺应当代诠释学伦理学转向之要求谋划建构中国诠释学。无论是按照哪种学术进路建构的中国诠释学，其所进行的创新性理论建构工作，必须满足三个方面的要求：第一，必须建基在中国古老的经典诠释资源的现代性转化之上；第二，必须满足诠释学的现代性要求；第三，必须体现出诠释学的学科特征。对中国诠释学建构的四种学术进路的分析表明，只有以“哲学诠释学”为参照，建构一种被称为“中国经典诠释学”的理解理论，方能形成一种充分满足中国诠释学建构要求的新理论，而新理论的建构又必须在厘清“经典诠释”与“经典诠释学”“注释学”与“诠释学”的基础上，搭建自身的知识体系。

【关键词】知识体系诠释学的现代性要求经典诠释经典诠释学注释学

从海外华人学者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到中国大陆不断涌现的各种中国诠释学理论，中国诠释学的创造性建构已经成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性意识不断增强的“汉语哲学”最强劲的表现形式之一。然而，具体到应该建构一种什么样的中国诠释学以及为什么要建构这样一种中国诠释学，汉语学界的学术探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建构什么样的中国诠释学是一种基础之问，它规约着中国诠释学建构的方向，制约着中国诠释学知识体系的内容书写。有鉴于此，讨论中国诠释学知识体系建构问题，实应先行讨论我们应当朝向何种方向建构中国诠释学。本文的旨趣就在于此。我们将首先考察汉语学界中国诠释学建构的学术现状，对诸种中国诠释学建构模式做出分析；然后，在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联系诠释学的现代性要求，给出中国诠释学建构方向的理性说明；最后，通过讨论中国诠释学知识体系建构中诸种关键性因素之间的关系，宏观地勾勒出作为一种理解理论的中国诠释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原则。

一、中国诠释学建构的四种学术进路

汉语学界对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关注，无疑受到西方诠释学的影响。但诠释学能够迅速在汉语学界落地生根，成为显学，也与中国思想传统中丰富的经典诠释经验与实践密切相关。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一开始就与发掘自身的经典诠释传统密切相关，即在充分理解西方诠释学的基础上，努力发掘中国的经典诠释传统，致力于实现古老的注经、解经传统的现代性转换。中国古老的注经、解经传统的现代性转换应当沿着如下三个方向展开：（1）将传统解经方法置于现代学术范式中进行考辨、探究，揭示文献、语言知识与经典诠释之间的关系，通过反思重建以发挥其阐释的现代功能。（2）以西方诠释学为参照对中国的经典注释传统进行检省，挖掘和整理隐含在中国经典注疏实践及其浩瀚的文献中的理论与方法，通过反思传统，重建中国古典诠释学。（3）通过与西方诠释学的平等对话，对中国经典诠释传统进行创造性阐释，建构一门独立的中国诠释学。前两个方向致力于探究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型问题，后一个方向则明确提出建构中国诠释学的任务。

从时间上看，汉语学界的中国诠释学建构开始于海外华人学者，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和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开风气之先。在中国大陆，汤一介率先提出建构中国诠释学的学术构想（1998年），并连发六篇文章，阐论自己的观点，同时尝试对中国经典注释传统进行诠释学改造。汤一介的倡议在汉语诠释学领域引起巨大反响，从事诠释学研究的学者，特别是那些从中西哲学比较角度介入诠释学研究的学者，开始思考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现代转型问题，进而展开探索，寻找中国诠释学建构之路。中国诠释学建构逐渐成为汉语诠释学研究的主导性议题。迄今为止，汉语学界大体形成了七种有代表性的理论：创造的诠释学（傅伟勋）、本体诠释学（成中英）、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学（黄俊杰）、道论诠释学（林安梧）、德行诠释学（潘德荣）、中国阐释学（张江）、中国经典诠释学（傅永军）。

一般来说，汉语学界的诠释学研究者是在诠释学的“中西对话”背景下思考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古今之变”，并展开中国诠释学的建构实践的。无论是立足于经典诠释之中国本位，强调通过西方诠释学“反向格义”激活并重新勾画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学者（如刘笑敢），还是倾向于“援西入中”，通过“西学中用”的“化西”过程，完成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型，进而建构一种普遍诠释学的学者（如洪汉鼎、傅永军、李幼蒸），对于中国诠释学建构所面临的诠释学处境的认知大体相同，基本上没有分歧；但具体到中国诠释学建构的学术进路，则分歧立现，莫衷一是。虽然汉语学界在中国诠释学建构问题上的观点千汇万状，难成“八纮同轨”之情势，但我们依然能够对其进行爬梳，大体可以从汉语学界的中国诠释学建构中梳理出四种学术进路。

第一种学术进路是朝向方法论诠释学建构中国诠释学，即将中国的经典注释技艺由一种语文学的解经技艺发展成为一种认识论的理解技艺，由一种主要承担理解经典文意的方法转型成为一种理解经典意义的方法，为当代中国哲学研究提供高阶的一般方法论。从总体上看，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张江的“中国阐释学”属于按照这一学术进路建构的中国诠释学。第二种学术进路是朝向诠释哲学建构中国诠释学，即把经典文本当作创造性阐扬新思想的“中介”，不追求对文本原意、作者意图进行客观还原的意义诠释，意在将中国诠释学建构成为“六经注我”式的新“宋学”，突显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中义理阐发的一面。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黄俊杰的“东亚儒家经典诠释学”、林安梧的“道论诠释学”应归入此类中国诠释学之列。第三种学术进路是朝向“哲学诠释学”建构中国诠释学。这一进路的中国诠释学建构，将转型思考与建构类型选择联系在一起，从而将中国诠释学的建构分解为两个密切相关的步骤：转型与建构。首先在“中西对话”背景下完成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古今之变”，择定中国诠释学的建构类型；然后在现代诠释学视域中，依据现代诠释学的任务要求，建构一种能够充分满足经典诠释的现代性要求的中国经典诠释学，一种关于理解本性以及理解如何可能的中国理解理论。傅永军的“中国经典诠释学”就是按照此学术进路建构的中国诠释学（洪汉鼎最近倡导的“中国经典阐释学”，总体上应当归入按照“哲学诠释学”范型建构的中国诠释学序列。但由于本文写作完成后，洪汉鼎才明确地将自己建构“中国经典阐释学”的学术构想提出来，故本文没有将洪汉鼎的“中国经典阐释学”列入当下中国诠释学建构实践之中加以分析，实为遗憾）。第四种学术进路则是顺应当代诠释学伦理学转向之要求谋划建构中国诠释学。这一进路将中国诠释学建构放在诠释学发展的当代视域中思考，将中国诠释学的建构不仅仅理解为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化和理论化过程，更理解为顺应当代诠释学核心论题演变而滋生的一种自觉的理论响应，通过挖掘中国哲学资源，建构充分涵括中国哲学实践智慧的中国诠释学。潘德荣的“德行诠释学”就是依此进路展开建构的。

必须承认，无论按照哪种学术进路建构的中国诠释学，其所进行的创新性理论建构工作，对于创造性转化现代诠释学思想以激活中国古老的经典诠释资源，挖掘、整理隐含在中国经典注疏实践及其浩瀚的文献中的理论与方法，建构一门具有普遍价值和意义的汉语诠释学，从而让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不仅从古典形态转化为现代形态，而且从地方性诠释学理论衍变为世界性诠释学理论，都具有积极的意义。正是在这些朝向不同方向建构的中国诠释学中，中国诠释学研究的多样形态和朝向未来的勃勃生机充分显露了出来，它是当今中国学界提出的创造地发展“汉语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让哲学说汉语”，让世界哲学走入“中国时刻”的重要一环，也是中国学者具有用母语的思辨精神进行理论创新的能力的表现，值得汉语学界给予积极评价。

然而，我们毕竟是要建构一种既扎根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之中，又能将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由古典形态转化为现代形态，以满足诠释学现代性要求的现代诠释学理论。扎根中国经典诠释传统、能够使中国经典诠释资源现代化以及体现诠释学在诠释问题上的现代性要求，这应当是衡量我们所建构的中国诠释学是否具有理论正当性和存在合理性的基本标准。由是观之，哪种学术进路建构的中国诠释学能够满足诠释学的现代性要求，它就顺应了诠释学的现代发展的需要，也就应当是当下需要的中国诠释学，中国诠释学也就应当根据这种学术进路建构。是故，我们的分析自然而然地要转向这样一个更为基础的问题：何为诠释学的现代性要求？或者说，现代诠释学的核心追求是什么？

二、诠释学的现代性要求

中国需要一种出自自身传统又满足诠释学的现代性要求的诠释学。中国诠释学建构虽然是一个由诠释学东传汉语学界所引起的现代学术论题，但从根本上说，它是一个在现代学术视域中从中国哲学自身内部必然会生成的一个问题，一个事关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现代化的问题，也是一个事关中国哲学用自身特有的话语系统说普遍的世界哲学语言的问题。因此，中国诠释学的创造性建构必须以“中国”为整体，为“中国”而存在。但是，为“中国”而存在的中国诠释学，同时也是世界性的，它绝不能将自身封闭在民族性和地方性视域之中，而要放眼世界，在中西古今所构成的复杂脉络中思考自身的创造性建构问题。就此而言，中国诠释学的创造性建构，说到底，是一个用现代诠释学意识促动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观念变革，实现中国经典诠释从“古典形态”转化为“现代形态”的问题，即通过“古今之辨”实现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古今之变”。这里的关键不是“古今之辨”，而是“古今之变”。“古今之辨”关注的是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自我省思，任务是爬梳传统，检视经典诠释资源，发现经典诠释传统切合现代诠释学旨趣的思想、观念、方法，从已经“过去了的”东西中探求活的东西。“古今之变”关注的则是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型，面向现在，探寻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化路径，建构中国的现代诠释学，以激活沉寂的传统资源，成就有中国思想特色的诠释学话语系统，为世界性的诠释学普遍论题的研究贡献中国智慧。显然，促动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古今之变”，重要的是用现代诠释学意识促动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观念变革。这是个双向互动的过程，在按照诠释学的现代性要求对中国的经典诠释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同时，又需要依照诠释学的历史性原则，让诠释学的现代性要求以适合中国哲学智慧的方式进入建构中的中国诠释学，内化为它的有机成分。但无论如何，这里的关键是诠释学的现代性意识及其要求。无论哪种学术进路的中国诠释学建构，只要它能够在自身中融入诠释学的现代意识，且能够充分地满足诠释学的现代性要求，它就是我们需要的中国诠释学。也就是说，中国诠释学必须向着能够满足诠释学现代性要求的诠释学类型转化并完成建构。

那么，如何理解诠释学的现代性要求呢？此前傅永军在几篇讨论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现代转型和建构中国诠释学的文章中，曾经分别从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现代转型的路径选择、现代诠释学的类型以及中国经典诠释学的历史形态与当代重建等角度讨论过诠释学的现代性要求，但由于论文主题的限制，这个问题实际上并未得到充分展开。我们在本文中对这个问题做一次较为详细的阐述，以回答建构什么样的中国诠释学的问题，进而回答如何建构中国诠释学知识体系的问题。

约·布莱切（Josef Bleicher）在《当代诠释学：作为方法、哲学和批判的诠释学》一书中简略地说明了诠释学的起源，在他看来，诠释学起源于历史性存在的权威文本需要解释这样一种要求。权威性文本或因时空间距或因语言差异，其原初意义往往被各种阻碍对其能够进行直接理解的因素所遮蔽而晦暗不明（至少对其意义的理解存在争议），因此需要通过解释性阐释才能使之通透易解。诠释学就是作为对文本进行翻译和解说的解释理论出现在人们的文本理解活动之中的，最初的主题就是正确而客观地理解文本。人们普遍认为，人的表达通过某种话语形式结合而成语言存在物，语言存在物包含意义成分，“这些意义成分必须为某个主体所认知并在这个主体所拥有的价值和意义系统中得以转换，完成这种转换提出了‘诠释学问题’：这个过程如何可能以及面对诠释者自身主体性的中介，如何客观地叙说有着主观意向的意义”。

如同康德，现代诠释学的创始人施莱尔马赫、狄尔泰仿效自然科学，试图通过方法论革新以证明人文科学的科学性质，在精神领域获取客观性知识。尽管他们的意图的确是要区分开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通过为人文科学寻找独特的方法论以维护人文科学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但是他们并不了解人文科学的经验总是与人的历史性存在相关联，因而不能简单地按照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标准和追求事实描述的方法论要求来获取。“19世纪的人文主义传统以自然科学的模式来塑造自身。这样做的结果是限制了人文知识的界限。当狄尔泰阐明一种明确的人文科学方法论时——理解（Verstehen）的方法论，他被束缚在这种同样狭窄的人文知识领域中，亦即通过方法论的研究以保证客观性。”

求助于引入适切的方法论，以解决诠释（也包括认识）的客观性问题，这也是那个时代哲学家通常的选择。恰当的方法保证解释者能够超越特殊性的限制，辨识出普遍有效的解释程序，由此既可超越殊异又散乱的文本表象，亦可超越分散于解释活动中的理解的艺术规则和方法的特殊性，将其提升到技艺学（technology）层面，成为一种理解的艺术，使诠释者能够透过笼罩在理解上的重重迷雾而获得对文本真理的把握。这意味着方法论诠释学坚守一种存在论的亚里士多德实体主义立场，被理解物被视为不仅外在于理解者，而且先行于理解行动而客观存在。于是，诠释就是对文本意义（作者意图）的还原性揭示。

然而，这不仅是一条走不通的道路，也是一种与诠释学的现代性要求严重扞格的道路。由于诠释者与提供文本意涵的作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在诠释学关系中以不同位格存在的有意识者，两者之间在诠释者意识行为中达成一致是不可能的，即诠释者不可能不带偏见地理解被理解物，还原式复制他人的意识，因为诠释者必然会在对文本意义的解释中添加自己的历史性意识，依据自己的前理解结构拓展作者的意图，使文本的意义向着当下生成并充分展开自身。由此可见，诠释绝不是一种占有文本意义（作者意图）的知识行动。诠释者与被理解物之间并不存在同构关系，诠释者的经验相对于被理解物来说有时会出现范围过大的情况，而诠释者的视域相对于被理解物来说有时则又会显得太狭窄。职是之故，即使承认文本中存在作者意图，对它的解释也会出现过度解释和解释不足两种相互冲突的现象。就此而言，纯粹理性无法为客观性诠释这样一种立场提供合法性证成。

实际上，理性并不需要为诠释学的客观诠释主张劳神费力，不仅因为不可能，更因为无意义，因为追求对文本意义进行客观性诠释这种诠释学旨趣疏离于诠释学当代发展所提出的现代性要求，远离诠释学发展的主潮流。诠释学的现代性要求关注的不是诠释的客观性，亦不是诠释的有效性（有效性诠释将理解行动当作诠释者阐释自己思想的中介，通过返本以求开新）。也就是说，诠释学的现代性要求落实到经典诠释上，表现为关注在效果历史意识中实现对传世经典的意义的拓展性诠释，即让经典随着诠释者的理解行动而在当下的历史语境中显示出带有时间性特征的意义。这也就是哲学诠释学所突出强调的“应用”要素指引出的诠释学要求，即将经典中原初发生的普遍意义放置到具体处境中，使其以如其所是的那个样子呈现出来。因此，诠释学的现代性要求所提出的诠释学的任务，就既不是发现并证成隶属于精神科学的独特方法论，以保证正确理解得以可能，也不是将理解行动作为一种中介活动，通过经典诠释而阐发新思想，以保证新思想的创造性生成有效地奠基在坚实的思想史基础之上，而是追问从属于历史意识的诠释行动何以可能。从存在论角度看，经典的意义不是一种独立于经典和经典作者的先行存在物，经典的意义只能在诠释者与被诠释者相互融合的视域中，让自己成为可能的存在物。这里，重要的是经历时间性洗练的经典必然遭遇到诠释者先行拥有的前理解结构，在诠释者的历史意识中存在，因此，经典的意义是历史性地形成的。任何一种诠释都必然奉行这样一个基本原则：诠释的隶属性优先于诠释的对象性。伽达默尔这样说：“历史学理解并不是用文本自己的意向，而是用它自身特有的意向偏移（Intentionsverschiebung）来接受它的文本，即把它的文本看作一种原始历史资料，试图从这种资料获得对某种文本自身根本不想说、但我们发现恰恰表现在文本中的东西的理解。”

由此可见，诠释既不是为了用一种充满神秘感的意识占有经典，也不是为了借助创造性“误读”言说诠释者通过主体性行动建构出的经典的意义。诠释不过是一个事件，诠释者在此事件中与经典相遇，因此得以参与到经典意义的创造性生成之中，也就是说，诠释者在理解事件中将经典从过去带到当下，使其在当下的生活世界中生发出意义。这就是诠释学对自身明确提出的现代性要求，中国诠释学必须朝向这个目标展开探索，完成自身知识体系的创造性建构。

三、诠释学现代性意识下的中国诠释学知识体系建构

诠释学的现代性要求提出了一种不同的诠释学任务。诠释学的探究离不开释义，释义的关键在于理性地统合文本的他者性和真理性，因此，释义既不是对先行外在于诠释活动的文本意义的复制，也不是诠释者对自我之主观意识的独白，“恰恰相反，理解事件是一种意义的创造，它表明意义存在于与他者的相遇中”。也就是说，被理解物的意义是在能够使自身“去除遮蔽”而将自身的真理性显示出来的诠释学处境中自行打开的。这意味着现代诠释学关注的问题是理解得以可能的条件。用伽达默尔的话来说就是，诠释学关注的是理解如何可能的问题。他指出，“像古老的诠释学那样作为一门关于理解的‘技艺学’，并不是我的目的。我并不想炮制一套规则体系来描述甚或指导精神科学的方法论程序。我的目的也不是研讨精神科学工作的理论基础，以便使获得的知识付诸实践。如果这里所进行的研究有一种实践的后果，那么它确实不是一种为非科学的‘承诺’而得出的实际结论，而是一种为‘科学的’诚实性而得出的实际结论，即承认一切理解中都有实际的承诺。但是，我本人的真正主张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种哲学的主张：问题不是我们做什么，也不是我们应当做什么，而是什么东西超越我们的愿望和行动与我们一起发生”。

如此看来，诠释学的现代性要求提出的任务是探寻理解何以可能的条件。如果说中国诠释学知识体系的创造性建构的标准是诠释学的，目的是建构一种满足诠释学现代性要求的诠释学，那么，毋庸置疑的是，中国诠释学应当建构成为一种理解理论，但这种理解理论既不关注正确理解，也不关注理解何为，而是将理解何以可能的条件作为自己关注的主题。概言之，中国诠释学应当朝向一种关注理解条件的理解理论进行建构。对作为理解理论的中国诠释学知识体系的讨论，其问题意识既不关涉理解的方法论，也不关涉理解的思想创造功能，而是仅仅关涉理解发生的条件。那么，以追问理解何以可能的条件为核心的中国诠释学知识体系如何建构？我们在这里只能提出一些基本的原则，更为细致的工作则寄望于后续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在更为坚实的前期研究基础上，张弛有度地完成。

第一，必须清楚地厘析“（经典）诠释”与“（经典）诠释学”两个基本概念。我们知道，中国拥有历史悠久的经典注释传统或经学传统。自孔子说“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始，中国的学术研究事实上就走上了一条“经典诠释”之路。中国传统哲学家或思想家往往借助对经典的注疏讲出“微言大义”，这种借助经典开创新思的做法属于经典诠释，但不属于经典诠释学。经典诠释学关注经典诠释何以可能的问题，这些可能性除了关涉诠释主体的性质之外，还包括诠释者与文本、作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进入这些关系的诠释学处境等问题，当然也会涉及诠释和理解的方法。这就是说，（经典）诠释学不仅要关注文本诠释的技术层面（technical level），还要关注文本诠释的理论层面（theoretical level），对诠释活动背后的哲学预设进行反思。（经典）诠释学意识即这种对诠释活动背后哲学预设的反思活动。经典诠释学的问题就是由这种反思所提出的种种问题。是故，必须将（经典）诠释与（经典）诠释学区分开，（经典）诠释学研究的问题是有关（经典）诠释何以可能与如何有效的问题，这些问题生成于哲学家对（经典）诠释活动所进行的哲学反思之中。

由此可见，“诠释”与“诠释学”有着根本性差异。“诠释”是任何一种哲学所必然涉及的思辨、运作方式，哲学家或哲学研究者通过对哲学经典或者此前形成的哲学命题、概念、思想的诠释，以及通过自己的经典解释行动，或为自己的哲学观点提供佐证，或借之以阐释自己的新思想，诠释不过是某种思想借以阐发、解释和发挥的中介。“诠释学”则不同。诠释学是一种哲学的理论形态，它追问哲学家或哲学研究者对哲学经典或此前形成的哲学命题、概念以及思想如此进行阐释的根据为何，并对这种追问进行系统性的考察，从哲学的形而上学层面为其提供合法性与有效性证明，进而形成一种有关理解如何可能的条件性学说。

毋庸置疑，中国诠释学是一种“诠释学”理论，而不是一种关于“诠释”的理论，它是形而上的，而非功能性的。是故，中国诠释学知识体系必须朝向一种诠释学的形而上学理论进行建构，它必须回答中国的诠释学理论将能够为理解问题提供什么样的哲学回答，并且这种回答是基于独特的中国哲学智慧做出的。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种不能从形而上学高度理解中国诠释学知识体系建构的理论，都是对中国诠释学作为一种充分涵泳了中国哲学智慧的理解理论的智识性轻视，将贬低中国诠释学作为一种普遍的现代诠释学形态的理论价值，降低其品位，这是当前中国诠释学创造性建构中必须警惕的一种理论现象。

第二，必须清楚地厘析“注释学”与“诠释学”两个概念。特别要注意的是，中国诠释学不是中国历史悠久的中国注释学的升级版，即中国诠释学不能通过对中国注释学进行现代哲学方法论改造来完成自身的体系建构。

众所周知，在中国历史悠久的经典诠释传统中，影响深远的注经、解经传统，也就是人们熟悉的注经、解经的方法论传统，人们通常以“汉学”标识它。如《四库全书总目》就明确将“汉学”与专事于经典义理创造性阐释的“宋学”并列，作为分析中国主流学术——经学的基本框架。“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便。……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经学大师皮锡瑞在分析整个清代学术经略变化时，也借用了这个框架。他指出：“国朝经学凡三变。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乾隆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是为专门汉学。嘉、道以后……学者不特知汉、宋之别，且皆知今、古文之分。”

必须承认，中国古老的经典注释学在经典诠释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解读经典就是阐发经典义理之一环，而注经、解经的语文学功夫是最基本的工具和方法。钱大昕说：“六经者，圣人之言，因其言以求其义，则必自诂训始。”王念孙亦主张，“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然而，依据上面对当代诠释学的现代性要求的分析，中国诠释学知识体系建构既不能指向方法论诠释学，去发现对经典进行语文学、文献学、历史学或哲学考释的更好方法，也不是要探索通过文字考证、训诂解义、章句注疏、义理诠证等方式进入经典作者的精神世界以揭示作者意图之更有效的途径。中国诠释学知识体系建构要形成一种系统性的关于理解条件的思想学说，为传世经典从过去走入当下，在当下的社会文化脉络中生成新的意义，融入现代生活，成就自身与时代的“同时代性”（contemporaneity）提供有理论合理性和正当性的诠释学证成。有鉴于此，中国诠释学的知识体系建构就不是方法论层面能够成就的事情。必须强调，中国诠释学知识体系关涉的是经典真理发生的问题，在真理与方法的关系上，总是先有真理，后有方法介入。也就是说，真理总是先于方法发生，而方法的应用也总是在真理发生之后。因此关涉真理如何发生的中国诠释学知识体系建构，不能直接从中国的经典诠释传统中挪用资源，它必须经由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现代转型而在朝向现代理解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创造性地生长出来。

第三，根据上面的分析，中国诠释学知识体系建构应当由两个过程构成：其一，要对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中包含的知识性因素进行现代性创造转化，使其获得现代性形态。其二，要在当代诠释学视域中理性地拣选中国哲学智慧，通过哲学的理论化创造，将其诠释学化，使之成为中国诠释学知识体系中的新鲜血液。由此可见，中国诠释学知识体系建构就不仅仅是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内部的事情，而且也是关于当代诠释学发展的事情。中国诠释学知识体系建构不仅要在“古今对话”中展开，也必须在“中西对话”中进行。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建构出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诠释学。当然，这样建构完成的中国诠释学知识体系的普遍性不在于它采用了一种普遍而广泛的概念，也不在于它是一种与世界诠释学进行对话的哲学，并且具有一种通过对话而获得的共同性视域，而在于它关注和解决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诠释学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理解的可能性及其条件问题。

综上所论，我们讨论了中国诠释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原则性问题，并没有涉及中国诠释学知识体系建构更为深层的细节问题，对中国诠释学知识体系的内部结构、概念体系、诠释规范系统等的细致探究，应当是后续研究所直接关注的学术议题。我们相信，对原则性问题的探究在中国诠释学知识体系建构问题上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在于确定路线和大纲，有了清晰的路线和大纲，后续的细致研究即便更为艰苦，也有望通过持续不懈的努力而逐步完成。完成中国诠释学知识体系建构任务是一个需要几代中国诠释学学者共同努力才能够实现的目标，任重道远。但蓝图已经绘就，只待我辈努力。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中国风格且体现中国哲学特征的中国诠释学知识体系建构完成之日，也就是汉语诠释学走向世界之日，它将同时宣告，当代诠释学发展进入了“中国时刻”。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当代哲学咨询的中国话语建构研究”（项目号：20BZX099）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傅永军山东大学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崔敏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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