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建构论析

原文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

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建构论析

张 越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研究”（项目号：23＆ZD242）的阶段性成果。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的系列举措，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建构创造了条件。以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为核心展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反映了在理论层面学术“中国化”的深度探索和在学术层面深耕细作的研究特征，呈现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新面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的有机结合，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在各个方面的广泛普及。在学习苏联史学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使中国史家切实感受到掌握史学自主话语权的重要性。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 古史分期 历史教学 史学话语权

四、学习苏联史学与掌握史学自主话语权

余 论

1949年7月1日和1951年7月28日，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百业待兴之时，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居主导地位的全国性历史学组织——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和中国史学会先后成立。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和中国史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史学话语发生转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就此在形式上确立其主导地位。本文拟对居主导地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年至1956年间的史学话语体系建构过程作初步探讨，藉此明晰20世纪50年代中前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建构的整体情况，希望进一步深化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认识。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建构环境

在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成立后差不多两年零一个月的时候，中国史学会成立。郭沫若以《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为题在成立大会上致辞，指出近两年“中国史学界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转变”，在研究内容上的转变，主要是从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从贵古贱今转向注重近代史研究、从大汉族主义转向注重研究各少数民族历史、从欧美中心主义转向注重研究亚洲历史及其他地区历史等六个方面。如果站在今天的角度回看郭沫若当年所标示的转变方向，的确是颇有远见的。新中国史学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国民族史研究、世界史研究，无一不成为七十多年来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其重要性随着时代与学术发展趋向的变化不仅有增无减，而且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建构不可或缺的“支撑”部分。然而，郭沫若所说的转向尚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当时和未来的努力方向或发展规划，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很多工作需从头做起。怎样转向？用什么样的方式和途径转向？这些都还是未知数。正如范文澜在郭沫若致辞后的发言所讲：“郭老所指出的六点转向，个人觉得，主要是要我们大家向那些个方向去转。所以重点在‘转向’两字。到底我们转向了多少呢？是大部分转过去了呢？还是才转了一部分呢？这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几年后郭沫若在写给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师生的一封信中也认为：“当时为了鼓励大家，所说的多少是出于自己的期待。照今天的情况看来，史学界的转向速度并不那么快。”尽管具备了有利的外部环境，但是史学转向尚需要一个过程。

新史学研究会成立后，相继举办了一些学术活动。1949年10月11日新史学研究会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等六所大学举办联席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侯外庐主持，会议强调“运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方法批判旧的历史，并养成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以便充实新史学的建设工作”。1950年9月24日徐特立在新史学研究会作题为《历史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的学术报告。同年10月15日新史学研究会与《新建设》杂志社举办“纪念太平天国起义一百周年”座谈会，八十余名学者参会，范文澜主持座谈会，徐特立、冯友兰、宋云彬、叶蠖生、向达、王重民等人在会上发言，牟安世、田余庆、杨人楩、荣孟源、吴廷璆等十八位学者提供了书面发言。1951年2月8日新史学研究会举办北京史学界春节茶话会，“到会者百余人左右，济济一堂。范老致开会辞后，由林伯渠、郭沫若、吴玉章、徐特立四老致辞，郑西谛报告筹备经过，其后讨论小组划分及筹备史学研究所问题”。会上，“援师（陈垣——引者注）提出中国科学院何以无历史研究所，而只有考古、近代二研究所。范文澜解释言本欲设历史研究所，因本人不敢当此任，故只设近代史研究所。郑振铎又解释谓考古研究所即包含历史一门，故考古所已负担此责任。援师言如此史学为附庸”。“郭老希望陈先生能为一计划，科学院当谋设历史研究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纂工作也是以新史学研究会的名义启动的，《新建设》杂志的“学术简讯”栏目称：“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最近成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由徐特立、范文澜主持。”其最早出版的《义和团》（1951年）专题资料集，封面上即标明“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主编”。这些活动研讨了包括如何使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加强近代史研究、促进马克思主义史家与在京史学界其他史家的联系与合作、规划新史学研究会工作安排、健全中国史各时段研究机构等预定的议题或时人关心的话题。

马克思主义史学虽然在形式上已经居于主导地位，但是要成为实际意义上的主流史学、真正掌握史学话语权，非一蹴而就。1949年11月赵俪生发文指出：“必须注意怯（祛）除新旧两派史学家之各不相同的孤高傲慢和互不合作的习气，同时也必须改变学院派史学家专求‘仄而深’的作风和某些进步派史学家们的冒险主义的草率作风。”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历史研究和教学从业者中，马克思主义史家是少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曾经的官方学术研究机构虽被停办，但是有着众多历史教学研究者的高校不可能被取消，贯彻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教学体系远未成型，马克思主义史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家之间无论在学术研究还是在人际交往上都有着微妙复杂的紧张关系。如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翦伯赞出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他表示：“历史系的主要困难，就在于怎样去掉资产阶级的一套，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学，而这对于我们是没有经验可以参考的。”他指出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自高自大、抱残守缺、顽固、宗派主义的残余，都是历史系中的教授的最突出的特点。这些特点，在现在不是以公开的而是以暗藏的、隐秘的方式继续被保留着。很小心地、很慎重地去和这些东西作适当的斗争，是搞好历史系最基础的任务”。一些非马克思主义史家面对新的学术态势则表现各异。

1951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成立之时，“总会会员已有二百八十九人，各地方会和分会筹备会已有十五个，全国各地会员已有六百零六人”，中国史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和候补理事五十一人，与新史学研究会相比，非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人数比例明显增多，如新史学研究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等十一人，悉数为马克思主义史家，而中国史学会除主席郭沫若、副主席吴玉章和范文澜外，七名常务理事中的陈垣、邵循正、白寿彝等此前都是非马克思主义史家，充分表明马克思主义史家团结其他进步史家的意图。到了1953年，“全国有名的历史科学工作者，大学的历史教师，一部分的中小学历史教师，几乎都加入了”中国史学会。

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有学者呼吁成立全国性的历史研究机构，“有科学院的设置，很希望这一机构中会有一个历史研究的部门，切实负责去团结新旧各派的史学人才，加强领导，融合作风，交流经验，以达成改造旧历史、创造新时代的新通史、新断代史和新专史的重大任务”。在新史学研究会成立之后和中国史学会成立之前的1950年5月1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率先成立，范文澜为所长；同年8月1日，中国科学院第二个历史方面的研究机构——考古研究所成立，郑振铎为所长、梁思永和夏鼐为副所长。率先成立近代史研究所是势所必然。近代史所成员主要以延安中央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室、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人员为班底，又有范文澜作为领军人物，利于在新中国成立后延续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和学术文脉，且新中国成立后即把近代史研究作为历史学重要转向之一。徐特立在中国史学会成立之前1949年10月就曾讲道：“研究历史如果企图解决目前革命的具体问题首先应从研究近代史入手”，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宗旨是要“解决目前革命的具体问题”。实际上，近代史研究所虽有近代史之名，却并非全然局限于近代史的研究，修订乃至重写《中国通史简编》一直是近代史研究所最主要的研究工作之一。至于考古研究所的成立，与已经停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留置的一批专业考古学者有很大关系，“两院毕竟有20年的积累，新的科学院应在此两院基础上加以整理改组”，“两所中的考古部门，可以合并，由郭沫若主持之，地点集中在北平，名称可以叫做考古学研究所”。1950年10月初，夏鼐、郭宝钧即率考古队赴平原省辉县（后隶属河南省）发掘战国墓和汉墓。

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说，近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这两个研究实体的成立，显然比中国史学会的成立意义更大。正如向达所说：“这两个研究所的成立，说明新中国的历史科学工作即将走上一个新的方向：考古研究从附庸的地位独立成所，使将来的古代史研究可以更稳固地建立在物质文化史的基础上。而近代史研究所的成立，使历史科学工作回到现实的生活中来，这是过去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所办不到的。”正因这两个研究所在史学界中有着极重的分量，陈垣等人才吁请应再成立古代史研究所。加之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和1954年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第二、第三所成立后，国内历史学研究和教学的新教研格局基本形成，绝大部分历史学者都有了各自的组织或单位之归属。相形之下，中国史学会这样的学会团体的作用就变得不那么明显了。中国史学会成立后，其发起组织的学术活动寥寥无几，甚至远不及此前的新史学研究会时期，唯一以中国史学会名义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也主要是依托近代史研究所进行编纂整理。向达曾批评说：“中国史学会对于团结历史科学工作者一点曾起了相当的作用，而自一九五二年以后，就此销声匿迹，默默无闻。所以这几年来的历史科学工作是在无组织无领导或者名有而实无中过日子的。”中国史学会确实“默默无闻”，但历史学工作者却未必“是在无组织无领导或者名有而实无中过日子的”。

实际上，自上而下有组织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新中国史学工作者的头等要事。毛泽东在1950年曾说：“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建构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前提就是“从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要使全国史学工作者了解、学习并接受唯物史观，需要从宣传、教育乃至“思想改造”等各个途径做出部署。马克思主义史家纷纷被任命为高校或历史学教学研究单位负责人，除范文澜任近代史研究所所长外，另如1949年4月侯外庐被任命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次年3月出任西北大学校长；1949年10月郭沫若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院长，1954年兼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1950年2月吴玉章任中国人民大学第一任校长；1950年4月华岗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51年8月吕振羽任东北人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52年10月翦伯赞任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走上教研领导岗位的马克思主义史家都在不遗余力地号召大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事历史学研究与教学。1953年刘大年随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在苏联科学院所作的学术报告中总结当时中国史学界的情况称：“多数史学工作者同其他岗位上的知识分子一起，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学习，对历史和历史工作的观点、态度等有了改变。”两年后吕振羽在莱比锡国际会议上介绍中国史学界的情况时也作如是说：“解放后，不断地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的学习，他们一般都抱有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要求，大都开始在力图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进行科学研究。”

1953年4月23日刘大年在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介绍中国史学发展状况时特别指出：“许多人由用唯心主义的观点对待历史事物，改变为学习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处理实际问题，承认有阶级的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由原来的把历史研究当做‘名山事业’，转变为承认研究历史必须为人民服务；由旧有的‘贵古贱今’的态度，转变为注重近代史的研究；由过去的所谓欧美中心主义等错误观念，转变为尊重自己民族的历史。”这番介绍与两年前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上郭沫若致辞中所说的历史学转向基本相同，大体勾勒出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建构的几个方面。刘大年的这个报告是代表中国史学界向苏联同行介绍中国史学现状而作，代表的是官方意向，他所说的“今后的一定时期内做好一些最紧迫的工作”同样是值得重视的：第一，真正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分析中国历史中的具体问题；第二，着重进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同时，对于近代世界史、苏联史、亚洲史等，也应该有人去学习和研究；第三，用适当的人力研究古代史，解决目前存在的问题；第四，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需要有计划地去研究少数民族的历史；第五，继续改进学校中和一般社会教育中的历史教学工作。以上几点更为明确地指出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建构规划的重点，其中，深入讨论运用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研究中出现的重大历史理论问题、将马克思主义全面贯彻到高校课程设置和各级历史教育中，对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建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与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理论话语呈现

近代中国史学尝试过使用多种外来和本土历史观解释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但没有一种史观比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运用得更长久、探讨得更深入、涉及的历史问题更广泛多样，当然也没有一种史观所讨论的历史问题与现实社会政治的联系比唯物史观更为紧密。1930年出版的、郭沫若在日本写就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首次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划分中国历史阶段，阐释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性质，开启了以古史分期为中心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随后在国内以《读书杂志》为平台展开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吸引了众多不同政治派别的人讨论中国历史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中国有无奴隶社会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开始于何时的问题、中国封建社会何以长期延续问题等。众声喧哗、辩斥攻讦的论战局面背后固然有着各种复杂原因，其中，用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认识中国历史过程中出现的理论与历史间的张力、矛盾与不适，是基本的学理原因之一。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初示了唯物史观史学话语基本样态，同时也展现出唯物史观史学中存在着大量历史理论难题的特点。20世纪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明确形成，战时的现实局面要求马克思主义史家必须以学术研究服务于革命斗争，然而，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理论问题仍然存在，马克思主义史学阵营内部对这些问题的分歧，虽因时代原因未形成十分明显的争论局面，却也暗流涌动，观点不一。

新中国成立后，深入探讨并阐发这些历史理论问题，不仅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而且已经具备了继续研究的客观条件。此前搁置或未曾展开的一系列问题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史家的研究视野中。1949年10月3日，“北大史学系邀请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杜守素四君开座谈会，所谈问题为中国史封建社会何以如此之长”。次年《中国青年》杂志发表范文澜《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一文。文章认为，农业生产力缓慢发展、工业生产力发展迟缓、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剥削是导致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主要原因。该文应该是对北大史学系座谈会的一个回应，并开启了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问题的序幕。当然最具影响力的讨论，是中国古史分期问题。

在1949年底召开的一次有丁瓒、王冶秋、裴文中、徐炳昶、苏秉琦、郭宝钧等人参加的中国科学院的座谈会上，曾经参与安阳殷墟发掘的考古学家郭宝钧提到了殷代墓葬中发现的殉人情形，郭沫若“当时便认为是殷代奴隶社会的绝好证据，怂恿报告者把它写出”。1950年1月29日，郭沫若看到了郭宝钧写给他的介绍发掘中所见殷代墓葬殉人情况的信，信中郭宝钧一并提到，“此皆三千年前残暴社会下之牺牲者（推想奴隶居多，近身者或亲信）”。据郭宝钧该信中提供的情况和推断，郭沫若2月27日在为《十批判书》改版而写的《蜥蜴的残梦——〈十批判书〉改版书后》一文中再次强调：“殷、周是奴隶社会的说法，就我所已曾接触过的资料看，的确是铁案难移”。孰料该“改版书后”尚未发表，3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郭宝钧《记殷周殉人之史实》一文。该文与此前给郭沫若的信的内容基本一致，却删掉了“推想奴隶居多，近身者或亲信”这句十分关键的话，并指出“此一段史实，对于古代史研究，究能说明何事，所殉之人，是否皆奴隶，是否皆从事生产之奴隶，作者未敢进一步推断”。显然，郭宝钧此文否定了之前给郭沫若信中的“推想”。两天后，郭沫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一文，同样用郭宝钧信中的材料再次表示：“这些毫无人身自由，甚至连保全首领的自由都没有的殉葬者，除掉可能有少数近亲者之外，必然是一大群奴隶”，“在我的理解中，殷周都是奴隶社会，而奴隶社会的告终应该在春秋与战国之交”。4月26日，郭沫若的《蜥蜴的残梦——“十批判书”改版书后》一文也在《光明日报》发表。

文章发表的同一天，郭沫若在北京大学作“中国奴隶社会”演讲。他讲道：“中国有奴隶社会已为一般学者所同意。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终止？却很不一致。有的朋友说夏殷是奴隶社会，周代已是封建社会。有的朋友说夏的材料不够，不知，而殷周是奴隶社会，秦汉以后才是封建社会。也有的朋友更向下推，说汉代还是奴隶社会，或更往下推，说南北朝隋唐都是奴隶社会，直到赵宋才是封建社会。这许多说法，到现在还没有共同的结论。”他再次列举郭宝钧的文章来证实殷代是奴隶社会的认识：“现在更有了直接的材料，就是郭宝钧先生在三月十九日光明日报副刊上所发表的‘记殷、周殉人的史实’一文，对于殷代宫殿陵墓中殉葬的惊人史实，虽然出于记忆，庸或有不正确的地方，但却是值得重视的一项史料。”同时列举出土的周成王时代的矢令簋铭和康王时代的大盂鼎，证明周代“也是奴隶社会”。并且，郭沫若又曾两次约郭宝钧面谈周代社会性质问题：“关于在发掘中所看到的周代的殉葬情形，为了把它弄得更明确起见，我最近和发掘者郭宝钧先生面谈过两次。我请他扼要地写一点出来，他给了我这一封信”。此信公开发表于《光明日报》，郭宝钧介绍考古研究所在河南辉县发掘的最新情况，不过对于殉人身份问题未再发表明确看法。

郭沫若相继发表了《申述一下关于殷代殉人的问题》《关于周代社会的商讨》《关于奴隶与农奴的纠葛》《墨家节葬不非殉》等多篇文章论证自己的观点，其中最为系统的是写于1952年2月三万余字的论文《奴隶制时代》，论证奴隶社会下限在春秋战国之交，最终确定了其著名的“战国封建说”。6月，郭沫若将该文和这一时期发表的其他相关文章合编为《奴隶制时代》，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

1950年3月21日郭沫若发表《读了〈记殷周殉人之史实〉》阐发殷、周都是奴隶社会之后，先是杨绍萱、陆懋德等人在《光明日报》撰文就此展开讨论，后又有嵇文甫在《新建设》上发表文章指出：“周代奴隶制度的发达，有郭沫若先生从金文中找出的许多例证”，但是，“中国的‘文明’是早熟的，它当氏族制度尚有活力的时候，早就建立起‘国家’”。持“西周封建论”的范文澜、翦伯赞并未直接参与争论，但是也没有保持沉默。1950年11月，翦伯赞在《学习》杂志发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指出：“早在西周时代，中国的历史就进入了封建社会，诗三百篇，便是中国初期封建社会的牧歌。”1951年5月，范文澜发表《关于〈中国通史简编〉》一文，以商周墓葬殉人的考古资料，特别是在生产工具是否具有确定社会性质的决定性作用等方面，再次陈述其“从西周起到秦统一定为初期的封建社会”的观点。郭沫若撰文回应道：“范文澜先生说西周是封建社会，近在《关于中国通史简编》（《新建设》四卷二期）的检讨中揭出了‘一点最简单的理由’。我想就那些‘理由’，同范先生和研究古代史的学者们来讨论一下”，“据我所接触到的全部资料看来，我始终不能同意‘西周是封建社会’”，“嵇先生的引证和论断，并不能达到他所企图的对于农人是奴隶说的局部的否定”。1954年7月，范文澜为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撰写的“绪言”先期发表在《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上，继续阐述其“初期封建社会——自西周至秦统一”的见解。

随着讨论的展开，不少新旧史家相继参与其中，发表了自己对古史分期问题的看法，讨论热潮不断高涨，至1956年形成了以“西周封建论”“战国封建论”“魏晋封建论”为主的“三论五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具影响力的史家郭沫若和范文澜在古史分期问题上的观点分歧与争论，让当时史学界，特别是那些“旧史家”印象深刻，议论纷纷、反应不一。如柴德赓在日记中写道：“郭沫若讲中国奴隶社会，至六时始毕。郭强调中国奴隶社会自殷周至秦止，略能自圆其说。然此事问题甚多，十年以内不易有结论。”陆懋德说：“这都是近来动人听闻的论述。”邓之诚与余逊谈及此事，称：“予问：谁有理？曰：游（言偃）、夏（卜商）不能赞一词。”王毓铨、童书业、杨向奎、杨宽、王仲荦等史家则加入到讨论中。

新中国成立之初，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被重新讨论的过程及其具体内容，不仅在新的语境中例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特征，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生成的学术生态，而且为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建构提供了新的契机。古史分期问题研究，既要有历史理论的学理加持，又要有宏大叙事的考察维度。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古史分期问题研究，运用的是唯物史观社会形态理论，考察的是数千年来中国历史不同时期的社会性质，最终落实到以“五种形态”说划分中国历史发展阶段，主要分歧在于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的起讫时间，即“争执的焦点是公元前十一世纪到八世纪的西周社会是封建制度还是奴隶制度”。持不同古史分期观的学者寻找各种材料试图证明自己的观点，反驳其他观点，使这个历史理论问题的研究在理论阐释、整体视角外同时生发出大量的具体研究。在该时期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战国封建论”和以范文澜为代表的“西周封建论”的争论中可以看到，从商周人殉规模估算到周代彝铭的解读、从商周殉葬变革到周代是否已废除人殉制度，从对古典文献中“农夫”“农人”“庶人”“众人”身份的理解到对这些概念是否可以译为“奴隶”的辨析，从土地制度与生产工具的关系到生产工具是否具有决定意义，从社会形态理论的普遍性到中国古代社会的“早熟性”，从中国西周即进入封建社会到所谓“提前进入”的“自豪”感的意义，从重视古文字、古典文献、考古资料到关注现实中少数民族情况调查报告，如此多层面、多维度的中观或微观的问题意识与研究专题，使古史分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历史理论问题。这一问题本身在得到前所未有的深入探讨的同时，还带动了其他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热潮。

1954年《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侯外庐的《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问题》、胡绳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二文，分别引发了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和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该刊同年第3期发表的范文澜《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则引发了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1955年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邓拓的《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引发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热潮。一直备受重视的农民战争问题也逐渐升温。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不时被提及。其中，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可以视作古史分期问题的延伸，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更具有认识中国历史发展“特殊性”的学术价值；通过研究和讨论所获得的研究成果，则为后来中国土地制度史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实证性和贯通性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提示了在历史研究中“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求神似，最要不得的是貌似”的极为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在今天看来，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着浓重的时代印记，但确实代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层面学术“中国化”的深度探索，也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学术层面深耕细作的研究特征；在讨论这些历史理论问题过程中所呈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特征，亦显现出居主导地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的新面貌。

三、历史教学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的普及

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民国时期史学研究版图上已经占有一席之地的状况不同，在高校和其他各级学校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力十分有限。“解放前中国的大学实质上不过是英美大学的分校，大学的研究工作也只是受英美大学的委托为其分劳，或者为其供给资料而已。因此我们的学术不可避免地沦于附庸，脱离实际，有枝枝节节的建设，而无完整独立的体系。历史学也是如此”。一些“红色史家”在特定时间地点也开设过相关课程，但是大多很快被禁止或取缔，马克思主义史学在高校的史学话语和课程设置等方面基本处于缺位状态。新中国成立后，许多高校着手整合课程设置，非常重视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方面的课程。范文澜在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的发言中就提到：“我们的研究和教学联系起来了。现在我们努力想订出比较一致的教学提纲。”“大学历史系规定中国通史、西洋通史、中国近代史、马列主义历史名著选读为必修；中国境内少数民族史和亚洲史也列入课程作为选修。这算是初步纠正了过去大学里历史教育的自由散漫的现象。”开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历史学专业课，编写符合新的历史解释要求的历史教材，开展马克思主义历史教育，成为历史教学方面的首要任务。

侯外庐就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后，“一九四九年秋天，他在参观人民革命大学的过程中，受到那里的‘政治学习小组’的启发，便酝酿着在历史系成立‘中国通史教学小组’的计划。他打算成立这个教学小组的目的，是想通过教学小组集体备课的方式，促进教师之间的互相帮助，进一步搞好教学改革”。此前高校中设置中国通史课程的就很少，即使开设了，也是“教到哪里算哪里，教到了秦汉就结束了的有，教到了南北朝结束了的有。即使勉勉强强地教到清末，也往往是到后来跑跑野马，并不是事先就有计划”，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通史课程则完全处于空白状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筹备中国通史课程的计划是：“（一）按照各个课程发展的不同情况，分别修订、编写不同性质的教材，一般地完成教学大纲目录和讲稿，少数的编出教学大纲和参考资料。（二）提高现有教师在马列主义理论上、教育科学上、专门业务上的水平，培养助教使其在学习和工作中，逐渐向独立开课的方向发展”。

中小学历史教学也存在同样问题：“观点错误或不明确。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而保留相当程度的唯心论观点”；“教学目的不明确。教一课历史，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极不明确。由于历史参考材料比较容易找到，如‘中国通史简编’、‘简明中国通史’、‘中国近百年史话’、‘人民公敌蒋介石’等，因而把参考书上与课文上多少有些关系的材料尽量记录下来，不知取舍；不管问题大小，无分主要次要，都‘甲乙丙丁’的排列起来。缺乏分析综合，没有历史现象之间的区别和联系，因而形成材料的堆积”。当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研究室负责中学历史教材的张仲实提及当时历史教材面临的实际问题：“初中本国史古代部分（鸦片战争前），这里为了应急起见，曾决定暂时采用叶蠖生所编的《中国历史课本》，高中的本国史课本，曾决定暂时采用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及华岗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册。但是这些书内容都有点深，而且体裁也不适合于课堂教学之用。因此，这些课本还要编写的。”中小学历史教学因教师和受教者人数众多，需要解决的问题更多，也更急迫。尽管承担全国中小学历史教材编写工作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已于1950年12月成立，但是因诸多争议问题（如古史分期问题）没有明确结论、编写人员匮乏等主客观情况，实际编写工作进展非常缓慢。

新中国成立后天津、河南创刊了最早的历史类专业杂志即《历史教学》（1951年元旦创刊）和《新史学通讯》（1951年1月30日创刊），《光明日报》1951年2月17日创办增刊《历史教学》。这两份杂志和报纸增刊的创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应对历史教学中出现的大量问题。《历史教学》“要研究如何讲授历史课程”，是“所有历史教师和一般学习历史的人们共同的刊物”，该刊“主要服务于中学教师和广大干部，兼顾大学学生，每期发表少量水准较高的学术论文，因此编辑方针是兼顾普及与提高”。《新史学通讯》在《发刊词》中称：“把我们的研究工作与当前大中学的历史教学工作联系起来，一方面克服教学中的困难，另一方面即以此为基础，提高新史学的研究水平”，并规定刊物的内容是根据“研究工作与教学工作相结合的方针”而设置的。一年后，该刊明确将办刊宗旨确定为“为人民服务，为各级历史教学服务，特别是为中小学教师服务”。两刊都设有“教学问题”“教学参考”“问题解答”等栏目，受到读者，特别是大中小学历史教师的欢迎。刊物编者在明确其办刊宗旨是探讨各级学校的历史教学问题并有针对性地组稿刊发后，刊物的发行量随之大增，一改创刊时经费不足的状况。《光明日报》的增刊《历史教学》第一号特别说明该刊“欢迎关于历史理论、教育理论、历史教学理论、历史问题和历史教材的讨论，历史教学经验的报道”。在新中国成立的最初几年，历史学研究类成果主要发表在《新建设》《学习》和《光明日报》上，仅有的几份专属历史学领域的如《历史教学》《新史学通讯》等杂志，却以历史教学为主要内容，说明史学转向过程中历史教学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远多于历史研究领域，这些报刊的创办发行，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与教学的互通途径，普及了新的史学话语，解答了各级历史教学中所遇到的大量问题。

1952年院系调整后，“全国各综合大学历史系的教学计划是参考苏联莫斯科大学历史系课程的精神结合中国的实际而修订的。把历史系的课程分成理论的修养（如马列主义基础、新民主主义论）、工具的训练（如俄文、历史文选）、基础课程（如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世界通史、世界近代史、亚洲史）、辅助课程（如原始社会史及人类学通论、考古学通论、国际关系史）一共四大类（体育除外），称为基本训练，一律必修”。高校历史系计划设置七门专业课程：“（一）中国古代史（鸦片战争以前）、（二）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以后至五四运动）、（三）中国境内汉族以外诸少数民族史、（四）苏联及东欧诸人民民主国家史、（五）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史、（六）亚洲史、（七）国际关系史”。到了1955年，一些高校新编了历史学专业课程的讲义，“例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东北人民大学的中国通史讲义；山东大学中国土地制度史、中国手工业及商业史、中国农民战争史讲义；武汉大学魏晋南北朝史、中国经济史等讲义；中山大学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历史讲义等，都经过推荐，互相交流，其中一些且已出版”。

尽管如此，鉴于历史教材的特殊属性，1953年8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成为指导全国历史教学研究的专门学术领导机构”，该机构的主要职能“是为了解决中国历史教学和历史教材编写问题”。自此，历史教学和历史教材编写问题得到了自上而下的重视。

总体而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的转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其在历史教学层面的意义不亚于历史研究层面，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大于历史研究层面。历史教学涉及为数众多的历史教师和学习历史的各方面群体，他们讲授或接受的历史观、他们对历史问题的基本认识，是决定着该时期史学话语整体走向不可忽视的基本因素。另一方面，历史教学中的课程建设，与新中国历史学的中国近代史、世界史、考古学等学科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也有直接关系。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话语呈现，反映在各级学校的历史教学课堂上、历史教科书中；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历史研究与历史教学的有机结合，大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在各个方面的广泛普及。新中国成立初期历史教学和教材方面的变化情况仍然值得深入研究。

四、学习苏联史学与掌握史学自主话语权

民国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处于边缘位置，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与学术语境中一直与唯物史观之外的其他历史观作斗争，也努力地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争夺学术话语权。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史学由边缘走向中心，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史学主流，确立主流学术话语权已不是问题，怎样行使学术话语权、掌握学术自主话语权才是需要面对的问题。

成立新史学研究会和中国史学会及各地史学分会、组建近代史研究所等历史研究机构、重启中国古史分期等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设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院系调整中整合历史学院系资源与重置历史专业课程、重视历史教学并编写历史教材、创办历史专业期刊和报纸增刊等举措，加之1954年历史学权威杂志《历史研究》创刊，范文澜等史家修订再版他们在1949年之前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著作，邀聘陈寅恪、顾颉刚等民国著名史家入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措施，都进一步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话语权。

值得重视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史学界在向苏联史学界学习、与以苏联为首的其他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学术界的交流过程中，掌握学术自主话语权的问题逐渐显露出来。

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国内掀起向苏联学习的热潮，史学界同样以苏联史学为楷模。1953年《光明日报》“史学”版《发刊词》称：“学习苏联的先进历史科学，这也是中国史学工作者的迫切要求。苏联历史科学的成就，不论在教学方面或研究方面都可以给我们指出道路。因此，介绍苏联历史科学的理论，介绍苏联历史科学的工作及其成就应该是‘史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在1953年9月1日举办的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伯达发言指出：“苏联三十年来关于历史科学的经验和一些重要的结论，对我们是需要的。熟悉那些经验，知道那些观点是正确的，那些是被批判的，可以使我们少走些弯路。特别是注意斯大林关于苏联历史中俄罗斯历史的意见和结论。苏联现在的一些历史著作和教科书也应该熟悉一下。”实际上，中国与苏联以及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史学交流在此前后一直进行着。1950年春，苏联著名考古学家吉谢列夫来华讲学，“在二个月内作了23次讲演，听众约22，500人。他那次的讲演集曾译成中文于1950年出版（1953年重印时改书名为‘苏联的历史科学和历史教学’），对于我国这十年来的考古学的发展，起了一定影响”。3月10日，吉谢列夫在辅仁大学讲苏联的历史科学，“谓苏联与中〈央〉亚细亚民族均未经过奴隶社会，而蒙古则未经过资本主义阶段”，范文澜主持这次会议。1951年2月13日，考古研究所举行捷克文化代表团招待会，范文澜、郑振铎、罗常培等出席，“座谈‘中国奴隶社会的起迄’问题”。1952年11月9日，中国科学院与来访的苏联文化工作者代表团团员、苏联史家叶菲莫夫座谈。座谈会由范文澜主持，翦伯赞、尹达、郑振铎、陈垣、刘大年等四十余人参加，“叶菲莫夫在会上就苏联历史研究工作的一般情况、苏联历史学家对中国历史和东方历史的研究情况、苏联科学工作者怎样进行集体研究、今后中苏两国历史学者如何加强联系等问题作了系统发言”。12月3日，叶菲莫夫参加由中国人民大学和近代史研究所联合举办的座谈会，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参加了座谈会。1953年苏联教育专家普希金在北京市的三所中学参加了北京师范大学实习活动的历史课观摩教学和讲评会，“作了极有指导意义的发言”。1953年2月刘大年随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前往苏联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访问，在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作题为《中国历史科学现状》学术报告。1955年10月，吕振羽率团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莱比锡参加东方学讨论会，代表团成员有刘大年、季羡林等，吕振羽在开幕式上致辞并作题为《六年来的新中国的历史科学》报告。在此期间，中国方面还派遣了数批留学生赴苏学习历史学。

中苏史学界交往频繁，但是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也随之出现。譬如，“全国解放不久，苏联要介绍、翻译些中国历史著作。（范文澜——引者注）《中国近代史》自然最有资格入选。但主持翻译的苏联历史家打开一看，书上不但大书特书英法美日等国对中国的疯狂侵略，也振笔直书俄国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大吃一惊。照他们的奇怪逻辑，揭露沙俄就等于反对苏联。反对苏联，当然就是亲美派了。于是，不由分说，断定‘《中国近代史》是亲美派写的’”，“后来实在由于抓不到范文澜是‘亲美派’的证据，《中国近代史》出版了俄译本，但上面那些沙俄凶恶侵略中国的重要段落被任意抹掉了”。此事应该会给中国史家留下较深的负面印象。还有一些材料也显示了同样问题。如吉谢列夫在中国学界交流中常提及奴隶社会问题，中国史家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与之并不一致。吴泽在给吕振羽的信中写道：“最近关于中国社会发展阶段问题有些乱了，苏联吉谢列夫来沪，发表其殷周秦汉的‘长期’奴隶社会论后，更乱了。我至今还是坚持吾师殷代奴隶社会的主张。”1954年苏联科学家B.A.柯夫达被聘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顾问，认为中国科学院成立三个历史研究所“太多了，该合并”。对此，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稼夫“在一次党组会上说，苏联只有几百年历史，而我们有几千年历史，怎么不可以有三个历史研究所！”1951年4月8日新史学研究会举办座谈会，“范主席报告苏联百科全书拟出‘中国历史概要’，拟具提纲，请中宣部找人编写。经讨论结果，一致认为原提纲以秦汉为奴隶社会，晋起为封建社会，不能同意。拟由会中推人修改提纲，再与苏联方面商量”。苏联百科全书方面拟出的“中国历史概要”，因在古史分期问题上以秦汉为奴隶社会，晋以后为封建社会的观点而不能为中国史家所接受，中方决定重写，“当时由中宣部出面约请历史学家翦伯赞、邵循正、胡华三人合作写了一本名为《中国历史概要》的小册子，准备提供给苏联大百科全书备用”。“1953年，《中国历史概要》基本定稿，知会苏方，并寄去书稿样本。后苏方回应，谓不拟用中方书稿，他们准备用苏方原拟提纲，由苏联学者自己编写。中方收回书稿，决定由中国自己出版”。此事在当时史学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苏方对沙俄侵吞中国领土等史实的刻意掩饰、对中国史家学术观点与学术成果的无视及不尊重、中苏学者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上的分歧、苏联专家对中方正常学术工作的干预等情况都会使中国史家心生嫌隙。以上所举数例，都还是在私下、局部情况下出现的。1954年范文澜在《历史研究》发表《试论中国自秦汉时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公开对叶菲莫夫的“中国民族”“是在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之间形成”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引发并导致汉民族形成问题争论，则是中国权威史家公开质疑苏联学者观点的开始。联系到50年代初范文澜在《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中所说的“中国通史则需要中国史学工作者自己努力”，以及1955年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的“我从前对苏联史学工作者过高地看待了”，大概在此期间，范文澜等人已经开始切实感受到中国史学要掌握自主话语权的重要性。

新中国成立后，为建设中国的世界史学科，中国史学界全面学习和引进苏联世界史学科的教研体系，但在一些问题上中国史家也有自己的主张。在苏联的世界史学科设置中，并无“亚洲史”，只有“东方学”。“一九五四年，在一次讨论高教课程会上，曾发生亚洲史的地位问题。苏联专家坚持要把亚洲诸国史放在世界史里讲，有些教授不以为然，坚持要分出来”。周谷城在会上说：“就科学的体系讲，亚洲诸国史是世界史的部分，当然要放在世界史里；但就处理的方便讲，分出来又何尝不可。”诚如论者所言：“中国学者借鉴苏联的东方学来发展自己，同时又将译介自苏联的古代东方史著述归纳到亚洲史的分类里。‘东方学’和‘亚洲史’在该时期中国的世界史教学中的关系耐人寻味。”在中国学者的认知中，只有古代中国、古代印度、古代埃及等，并无“古代东方”这个历史范畴，所谓“古代东方”显然是欧洲中心论的视角。中国作为亚洲大国，中国史家更倾向于认同“亚洲史”的学科概念，联系到当时亚太地区反帝阵营的现实需求，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建设更“重视亚洲各国人民的历史，因此使学生具有亚洲各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的基本知识是十分重要的”。“亚洲史”学科概念经中国史家的强调与使用，渐为外国学界所接受，“我国历史学家都采用亚洲史一名，范围较为清楚，而且切合实际。西方学者向用东方史一词，作为东方学的一部门来研究，现在亦渐采用亚洲史之名了”。1960年，苏联科学院的东方学研究所更名为“亚洲民族研究所”。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建设情况和世界史学者在“亚洲史”学科上的坚持，同样折射出中国史学的自主话语权意识。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后，与共产国际等外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者的中国史研究观点多有分歧，郭沫若、侯外庐、翦伯赞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不时对外国学者的观点发表批评意见，但主要是局限于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范畴内的争议。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据中国史学主流位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等同于中国史学，新中国时期居主流位置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民国时期处于边缘位置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立场、视角、关注点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对诸如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古代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历史、历史上的中国与世界等重大问题，站在中国史学立场上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呈现的历史叙事，其史学自主话语权的意义不仅与以往不尽相同，而且显得尤其重要。如上所述，新中国初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自主话语权意识在总体上看还是模糊的、初步的、被动的，但这却是中国史学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史家表现出的坚守、独立、变通、盲从、无视等不同的应对态度，在今天都值得回顾和反思。

余  论

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史学，是有着数千年悠久历史的传统史学自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昌言建立“新史学”而向近代史学转型后，步入的又一个新的史学时代的开端。与民国时期受到新文化运动和西方史学的深刻影响而崇尚“科学”的历史学、实证史学不同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不仅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理论指导，“确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完全适用于中国”，论证“中国历史正是按照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进行的”，而且“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它在鸦片战争以后开始走向崩溃的历史作了研究，肯定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从而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密切相连，形成了与民国时期实证史学主流话语完全不同的新的史学话语体系。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助力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从边缘走向主流，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不仅需要在学术层面努力实现自身的更新升级，而且面临着如何以其史学主导地位的权势话语，影响更多史家了解、认识并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首要工作，是使史学工作者在思想观念上有所改变。因此，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史学转向是伴随着“思想改造”同时进行的。

20世纪50年代相继开展了对电影《武训传》与武训的批判、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对胡适思想的批判等政治运动，“解放以来，历史科学工作者也在那里自发自觉地批判过去的思想努力改造自己”。这些政治运动，“在史学工作者中正如在一般的知识分子中一样，起了很深刻的影响”，但是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效应。“例如用简单的历史类比来配合当前的政治任务。还表现为以公式主义对待历史，以生吞活剥的方法来搬运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等等”。一些马克思主义史家和那些正在学习使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学者在学术研究中显得顾虑重重、欲言又止。新中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这些问题的影响。此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状况，对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笔者对此拟将另文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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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   贞

审核：孙誉奇

终审：时世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