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明涉虎小说的多重认识价值

文摘 2024-09-15 06:46 天津

本文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

中晚明涉虎小说的多重认识价值

陈晨

【摘要】中晚明文人“谈虎”之风盛行，这直接促成了以《虎苑》与《虎荟》为代表的涉虎小说的高度繁荣。中晚明小说家编撰的虎故事承载着特定政治文化意蕴，“循良可以驱虎”与“政有苛暴则虎狼食人”成为其基本叙事维度，即对德政的推崇，对苛政的讽谕，是这些虎故事的重要叙事倾向。中晚明小说家在形形色色的虎故事中表现出对道德劝戒的执着，他们宣扬“孝义可以格虎”，因此道德叙事成为其创作的重要心理动机。这些小说家还乐于以虎故事“谈说理道”，借以寄寓自己的人生体悟，使之呈现出浓郁的理趣。他们又赋予虎故事以显著的宗教、民俗及娱乐色彩。中晚明涉虎小说所蕴含的多重认识价值，既反映了当时文人的价值观念，又体现了文化小说观在当时仍占据主导地位。

【关键词】中晚明涉虎小说《虎苑》《虎荟》德政苛政道德叙事

中晚明文人“谈虎”之风盛行，以至出现了《虎苑》《虎荟》之类专门载录虎故事的小说集。小说家往往通过编撰特定的虎故事来表情达意，恰如刘熙载所云：“叙事有寓理，有寓情，有寓气，有寓识。无寓，则如偶人矣。”文人叙事多有寄寓在中晚明涉虎小说中得到充分体现。王穉登自言其《虎苑》中各类故事皆有所指，如以“德政”故事“美循良”，以“孝感”故事“励天亲”，以“戴义”故事“崇报德”，以“殛暴”故事“明帝罚”，以“豢扰”故事“存贻害之旨”，以“搏射”故事“垂伤勇之戒”，以“神摄”故事“表仙释之踪”。陈继儒亦“以凤德谈虎，无含意不吐者，取游戏三昧耳”，故其所编撰《虎荟》也“意有所寓”。概言之，作为中晚明文人“谈虎”之风的产物，以《虎苑》《虎荟》为代表的涉虎小说寄寓了特定的政治、道德、哲理及宗教、民俗文化内涵，并反映了文人“谈虎”以娱情的编撰动机。

一、中晚明文人的“谈虎”风尚

中国古代文人“谈虎”之风蔚然。正是在这种风气推动下，一些收录虎故事的专集或专书出现。宋初李昉等人编成《太平广记》与《太平御览》，其中《太平广记》卷四二六至四三三共收录虎故事八十则，《太平御览》卷八九一至八九二共收录虎故事九十余则。

及至中晚明，文人“谈虎”之风尤盛。如嘉靖、万历间文人严怡耽于谈虎，其《石佛寺夜泊与同舟诸君子谈虎》云“深夜与客戏谈虎”；在其他诗作中，严氏也屡屡言及“可堪无客与谈虎”“与谁轩中共谈虎”“掀然对客间谈虎”“衰年尚自喜谈虎”，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晚明文人“谈虎”之风的盛行。中晚明其他文人也以“谈虎”为赏心乐事，像董其昌曾对人称“余尤以谈虎服公”；袁宗道在宴集群客时要求“每人说一鬼一虎，须一二年间新事，不得引古书中所载，不能者罚巨觥。一客谈虎，旋撰说不成章，满座皆绝倒”。而王穉登《虎苑》与陈继儒《虎荟》的出现，更为集中地反映了中晚明文人的谈虎兴味。王穉登自称“山人竞来谭虎，王子忆古书中及人间所闻虎事，往往酬答之”，由此他编成《虎苑》一书。该书两卷共一百四十余则虎故事，其中上卷包括德政、孝感、贞符、占侯、戴义、殛暴、威猛、灵怪等八类；下卷包括豢扰、搏射、神摄、人化、旁喻、杂志等六类。中晚明文人的“谈虎”风尚还促成《虎苑》的流行，故吴近道在为该书作跋时称“王先生作《虎苑》垂三十年，流传既久，索者愈众”。陈继儒也以“谈虎”为乐，苍雪大师谓其“谈虎曾使四座惊”，其《虎荟》八卷共收录虎故事三百六十余则，成为当时文人津津乐道的谈资，祝祺就称自己与朋友们“勇坐夜灯谈《虎荟》”。

“谈虎”作为中晚明文人的一种习尚，不仅促成了《虎苑》《虎荟》之类“谈虎”专书的出现，还使其他小说作家也热衷于虎故事的编撰。像祝允明《前闻记》中《义虎传》《程南云》，《语怪编》中《驯虎》，《志怪录》中《虎头鱼》；沈周《客座新闻》中《王太守遇虎》《虎伥》《蒋十八打虎》《虎哥》《谋财得罪报》；陆粲《庚巳编》中《玄坛黑虎》《青虎》《于梓人》《张御史神政记》；郎瑛《七修类稿》中《虎拜土神》《人化虎》《虎灾》；余懋学《说颐》中《僧虎人虎》《郡虎都虎》《人虎转化》《叶龙裴虎》《食虎逐蛇》《喂虎饲虎》《问鹞祝虎》；王兆云《湖海搜奇》卷下《虎媒》，《说圃识余》卷下《陈经历遇虎》，《白醉琐言》卷上《山魈》，《王氏青箱余》中《李仆遇啸虎》《人虎互相恩报》；钱希言《狯园》第十五《妖孽》中《人变虎》《夜台和尚》《幻空法师》《云栖大师》《虎食斗》；王同轨《耳谈类增》中《滚石毙虎》《虎能言》《义虎坊》《思南罗广文谈虎》《闽县孕妇》《虎冢》《绩溪虎》《鼋啮虎》《鬼打虎》《界河虎》；刘忭、沈遴奇、沈儆垣《续耳谭》中《人化虎》《人变虎》《虎变》《虎神》《虎冢》《虎啮淫僧》《汪孝子救父》《搏虎善息》《半个里长》《于子仁异术》《陈十三老人》；吴大震《广艳异编》中《柳并》《马拯》《峡口道士传》《稽胡》《王太》《申屠澄传》《费老人》《笛师》《香屯女子》《崔韬》《赵乳医》；谢肇淛《五杂组》卷九《物部一》所载九则虎故事；施显卿《古今奇闻类纪》卷四《伏虎纪》；冯梦龙《情史》卷二十一之《虎精》，卷二十三之《虎》，皆为文人“谈虎”之作。其他如都穆《都公谭纂》、沈周《石田杂记》、戴冠《濯缨亭笔记》、黄瑜《双槐岁钞》、宋懋澄《九籥集》等，也收录了数量不一的虎故事。显然，鲁迅谓中晚明文人乐为“虎狗虫蚁作传”，并非虚言。

中晚明文人编撰的虎故事“一事多载”现象比较突出，这也体现了当时文人谈虎风尚之盛。小说家抄录他人谈虎之作，或同一虎故事因在不同文人圈中辗转流传而“互其所闻”“闻见难一”，由此遂出现同一虎故事被不同小说家记录的情形，于是“一事多载”的现象便在所难免。如文徵明、沈周、都穆、祝允明等人“好藏稗官小说”“互相传写，丹铅涂乙”，祝允明《前闻记》中《义虎传》所叙故事，便出现在沈周《石田杂记》、都穆《都公谭纂》、陆粲《庚巳编》、王穉登《虎苑》等小说集中。王穉登与陈继儒曾相与“谈虎”，陈继儒自称“百榖王丈访余于宝颜堂，授以《虎苑》”，因此《虎荟》与《虎苑》中内容相同的虎故事多达数十则。《西樵野纪》作者侯甸师从祝允明、都穆，对师友辈的“清谈怪语，听之靡靡忘倦”，且“凡得于见闻者辄随笔识之”，所以他们的小说集中才会出现情节相似的虎故事。陆粲、陆采兄弟皆热衷于谈虎，陆粲之子陆延枝又自称“侍先君与名士大夫游，以至朋侪过从，闻其谈议有此类者，辄谛听忘倦，退必命笔疏之”，虎故事应是陆氏家族及其友人常谈的内容之一，像张昺施行德政而使猛虎渡河的故事，在都穆《都公谭纂》卷下及陆粲《庚巳编》卷十《张御史神政记》中皆有载录，陆粲交代该故事乃由其弟陆采提供。王阳明因刘瑾迫害而于逃亡途中遇虎的故事，侯甸《西樵野纪》、董谷《碧里杂存》、杨仪《高坡异纂》、王同轨《耳谈类增》、陈继儒《虎荟》皆有载录，只是细节稍有差异而已。龟山赵氏乳犬于虎口救母的故事，王文禄《与物传》及《虎苑》卷十四、《虎荟》卷六都有载录。再以《续耳谭》为例，其中《人化虎》所叙故事见于王穉登《虎苑》、陈继儒《虎荟》、徐应秋《玉芝堂谈荟》；《体玄逍遥翁》见于杨仪《高坡异纂》卷上、李维樾《忠贞录》卷二《骑虎记》、姜准《岐海琐谈》、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九一、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二八《体玄僧帽》；《于子仁异术》见于陆粲《庚巳编》卷八《于梓人》、《高坡异纂》卷下、《虎荟》卷六、冯梦龙《古今谭概》之《杖虎》；《陈十三老人》见于陆延枝《说听》卷四《人手老人》、陈继儒《虎荟》卷五。诸如此类，不能尽举。要之，虎故事与其他题材的故事一样，既然其“传之于众口”，那就难免会“同说一事，而分为两家，盖言之者彼此有殊，故书之者是非无定”。中晚明文人的“谈虎”风尚，必然会促成虎故事编撰过程中出现“一事多载”现象。

二、崇尚“德政”：中晚明涉虎小说的政治文化意蕴

虎在中国古代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文化符号，人们往往将它与政治生态的治乱关联在一起，认为德政行则虎离境，暴政施则虎患生，正所谓“虎狼不妄噬”，“虎害人于野，不应政”，而这一理念成为中国古代虎故事的重要叙事维度。

“循良可以驱虎”是中晚明涉虎小说所传达的重要政治文化意义，与此相关的作品往往和古代循吏联系在一起，故王穉登《虎苑》开篇《德政第一》之论赞云：“奕奕循吏，仁孚异类，负子挟群，涉波以去。穆矣弘农，猗欤九江，二君为政，竹简生香。”这是赞赏刘昆、宋均等循吏施行仁政，从而使受到感化的猛虎自行渡河离境。《德政第一》首篇故事即写东汉名臣宋均之德政：“宋均为九江太守，郡多虎患，前太守常募设槛穽而犹多残害。均到郡下，记属县曰：‘江淮之有虎，犹河北之有鸡豚。今为民害，咎在残吏，而劳勤张捕，非忧恤之本也。其务退奸贪进忠善。可一去槛穽，除削课制。’后虎相与东渡江。”宋均认为虎患之生“咎在残吏”，以槛穽伏虎不如施行德政以感化虎，于是他“忧恤”民生，虎相与渡江而去。《德政第一》又载，南郡多虎暴，前太守“赏募张捕，乃更为害”，法雄出任太守，认为“至化之代，猛兽不扰，皆由仁”，于是“毁坏槛穽”，而“虎害遂息”，这与宋均以仁政化虎之事如出一辙。其他如《德政第一》中弘农太守刘昆行德政使“虎皆负子渡河”；刘陵“修德政”“虎皆出境”；不其县令童恢以民为本，以“天生万物，惟人为贵”责虎，使其“奋跃而去”；以及张昺、于梓人、种僮等以德政伏虎之事，皆属同一“德政”母题。上述《德政第一》所写循吏伏虎之事，是中晚明小说家的惯写题材，它们又大多见于陈继儒《虎荟》，只不过文字表述稍有不同而已。又如，《耳谈类增》之《伪汉吴公相》写吴公之神灵伏虎事，谓“宋均之于九江，刘琨之于弘农，徒令虎渡者，不尤难耶！”也对宋均、刘琨（昆）感化猛虎之事大加赞叹。

白虎与苍龙、朱雀、玄武同属“天之四灵”，在纬书中白虎成为德政仁化的象征，故《中兴征祥说》谓“王者仁而不害则白虎见，白虎者仁兽也”；《瑞应图》亦称“白虎者，仁而不害”。白虎的政治文化象征意义在中晚明虎故事中得到充分体现，如《虎苑》之《德政第一》写荆州刺史王子香“有德政，卒于支江，有三白虎宿卫其侧”。《贞符第三》载有多则白虎故事，如写任贤使能的吴王阖闾葬于虎丘，白虎蹲其上；魏文帝将受禅，“白虎二十七见”。

“政有苛暴则虎狼食人”是中晚明涉虎小说表达的另一政治文化内涵，小说家往往利用虎故事对现实政治予以讽谕。王穉登《虎苑》之《人化第十二》写宣城太守封邵“化虎食民”故事，谓其“生不治民死食民”，意在批判官吏之残暴虐民，这与《旁喻第十三》所引孔子“苛政猛于虎”之喻，互为发明。王穉登《虎苑》所表达的对现实政治的不满，在其《与顾益卿观察》一文中也有体现：“吴中武臣，假文墨而操县官权，齮龁人太甚。鄞山人置翼于虎，飞而食肉，仆几饱其吻矣。昔尝暴于贵州，贵州大夫行何德政，而令渡河，又肆毒我辈哉！”他仍以虎为喻，对吴中官吏的贪墨不轨痛心疾首。郎瑛《七修类稿》之《虎歌》写弘治间钱塘安溪山多虎患，俞鸣玉作诗嘲讽“贪墨”县令云：“虎告使君听我歌，使君比我杀人多。使君若肯行仁政，我自双双北渡河。”这是以虎的口吻讽刺县令不行仁政而导致虎灾害民。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三《委巷丛谈》、余懋学《说颐》卷二《赃台虎歌》与陈继儒《虎荟》卷六皆载录这一故事，只不过他们都将故事地点改为仁和县，诗歌中个别文字也稍有差异，且情节略有出入。余懋学《赃台虎歌》还引《汉书》“吏皆虎而冠”，以表达对贪残官吏的愤恨，并感慨云：“呜呼！今之司民牧者，其尚思所以免于盗吏虎冠之诮也哉？”该故事卒章显志，径以“盗吏虎冠”抨击时政。陈继儒《虎荟》卷六《张禺山》对现实政治的讽刺更为辛辣：

张禺山诗曰：“昔日汉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吃人。”又曰：“昔日虎使君，呼之即惭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动牙齿。”又曰：“昔时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则吞人畜，小不遗鱼虾。”或曰此诗太激，禺山曰：“我性然也。”杨升庵戏之云：“东坡嬉笑怒骂皆成诗，公诗无嬉笑但有怒骂耳。”禺山大笑。

张禺山与杨升庵交好，其诗将当时的官吏比作食民之虎，斥之为衣冠禽兽，难怪升庵谓其诗“无嬉笑但有怒骂”。张禺山曾七试进士而不第，嘉靖二十二年（1543）他在参加最后一次科试后作诗云：“癸卯年中复北上，直性刚肠颇疏放。路逢猛虎啮贤豪，遂使骅骝气凋丧。”他仍将考官喻为啮人猛虎，由此可以想见其愤激不平之情。

中晚明涉虎小说对有违“德政”之官吏的批判与讥讽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有的讽刺官员对读书人倨傲无礼，如《虎荟》卷一写“才辩滑稽”的书生彭齐拜谒南丰县宰，“而宰不喜士，平居未尝展礼”。一夕虎入县廨，咥所畜羊，弃残而去，而县宰以“弃残”之羊宴士，为此彭齐以诗讽之云：“昨夜黄斑入县来，分明踪迹印苍苔。几多道德驱难去，些子猪羊引便来。令尹声声言有祸，录公口口道无灾。思量也解开东，留得头蹄悮秀才。”该故事既批判县宰不施仁政而招致虎入县衙，又讥其以“弃残”之羊宴士，对读书人傲慢无礼。有的虎故事还对“兴讼”之墨吏加以惩治，如《虎荟》卷二写保正李政“顽猾健讼，交结吏胥，巧为嘱托，官司莫能治”，他暴亡后托生为牛犊，终为虎噬。这个故事意在惩诫健讼之猾吏，因为“无讼”观乃德政重要内涵。

有时中晚明小说家从“天人感应”这一政治哲学理念出发，对虎患做出解读。如《虎荟》卷一写汉中虎生角；卷二写白卫岭原本山川晏然，而唐景福年间“三川兵革，虎豹尽行”，据此作者认为这预示着“国家之盛衰”；卷四写后蜀明德四年百姓谯本化虎，遂有张洪谋叛。“天人感应”这一政治文化观念在志怪小说中源远流长，干宝《搜神记》卷六《妖怪》就认为志怪故事是政治“休咎之征”，其中写了不少兔生角、龟生毛之类怪异故事。

中晚明小说家所表达的虎暴“咎在残吏”观念，在古代有着广泛的社会共识。如王充《论衡》卷十六《遭虎篇》云：“谓虎食人者，功曹为奸所致也。其意以为功曹众吏之率，虎亦诸禽之雄也。功曹为奸，采渔于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认为虎患乃“功曹为奸所致”，以虎之残暴来隐喻官吏的奸贪不仁，这与司马迁将官吏比为“虎而冠者”的用意，一脉相承。

三、“有裨劝戒”：中晚明涉虎小说的道德内涵

道德叙事是中国古代小说的元叙事模式之一，从道德观念出发，“有裨劝戒”便成为中晚明小说家编撰虎故事的重要心理动机。

古人虽然认为虎“西方之属，威猛吞噬，刑戮之象”，但“义虎”却成为中晚明小说家褒扬的对象。虎之义首先表现在它们能主持正义，为人间除恶。祝允明《前闻记》之《义虎传》写“荆溪有二人髫丱交，壮而贫富不同”，富者为骗占贫者之艳妻，乃谎称欲荐贫者到某地为“主计吏”，且“具舟费并载其艳者以去”。途中富者将贫者谋害，欺骗贫者妻称其夫为虎所食，巧合的是“忽虎出丛柯间，咆哮奋前，啮富子去，毙焉”。小说结尾作者以“祝子曰”的形式议论称富者“受不义之诛于虎”，强调虎“以义表焉可也”。不止祝允明为“义虎”作传，像沈周《石田杂记》、都穆《都公谭纂》、陆粲《庚巳编》、王穉登《虎苑》都载录了这一“义虎”故事，虽然这些小说家各自叙述文字稍有出入，但他们褒扬义虎的动机却是一致的。

虎之义还表现在它们有情有义，知恩必报。中晚明小说家经常写到有人为虎拔取掌中竹刺、口中之鲠，或为待产之虎接生，而虎往往报人以鹿、麞、豕之类野物或金银，甚至助恩人之子娶妻。《虎苑》之《戴义第五》写长兴县邸妪为虎去除竹籤，郭文举为虎拔取鲠刺；《虎荟》卷三写渔人张鱼舟为虎拔除竹刺，在这些故事中虎皆以野豕或麋鹿为报。《虎苑》之《灵怪第八》写赵媪为虎接生而虎报以金银，《虎荟》卷六写吴老娘为虎接生而虎以猪肉、牛肉报之。《耳谈类增》之《义虎坊》写虎从篱外攫得贫媪之猪，而篱坚竹密，猪不得出，媪担心虎不得食而终损他家，于是便破篱而纵猪出。其后虎负一女子至贫媪家门，媪子娶其为妻，其地遂名义虎坊。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三十一《义虎桥》写一商人误坠虎穴，得虎帮助而出；其后商人以重赀救下被猎人捕获的虎。众人感虎之义，修建义虎桥。《虎荟》卷一载饶安县某人为虎拔取贯穿于臂的竹刺，虎常以鹿、豕投于庭，由此“其人家渐丰，因洁其衣服，虎后见改服不识，遂啮杀之”，于是其母斥虎云：“吾子为汝去刺，不知报德，反见杀伤，今更来吾舍，岂不愧乎？”虎遂羞惭而出，“号呼甚悲，因人至庭前，奋跃折脊而死”。作者对虎误啮恩人后的羞惭之心与义烈之举，是持肯定态度的。

中晚明小说家还编撰了许多与虎相关的孝感故事，用以演绎“孝义可以格虎”观念。《虎苑》之《孝感第二》中故事皆属此类，如写郢州姐弟二人樵于山中，虎攫弟衣，姊持虎尾呼曰：“虎食我，无食弟。弟死，母谁养”，于是虎舍其弟而去。又写章惠仲遇虎而言及老母无人奉养，虎舍之而去，作者议论称“一念之善，脱于虎口，为母故也”。其他如杨香、朱泰因孝亲而免于虎口故事，也都体现《孝感第二》的编创主旨：“天亲构凶，赴难如归，踊跃捍卫，当者披靡，髫龀非懦，爪牙非威，鬼神祐之，共济阽危。”陈继儒《虎荟》也载录了不少孝感故事，如卷一写欧宝夫妇卖子葬主，并竭力养育幼主，其后“四时祭墓，每有虎衔时物及麞鹿来助其祭，时人咸谓孝义格兽之报”；卷二写许坦击虎救父而得皇帝封赏；卷三写虎化为十八姨，劝戒人“但作好事，莫违负神理。居家和顺，孝行为上。若为恶事者，我常令毛儿三五个，巡检汝”；卷六写雏犬为救被虎攫去的母犬而“衔虎尾”，乃至“骨挂榛棘，洒血殷地，终不肯释”，以此寄寓孝亲之义。《涌幢小品》卷三十一专门列有“虎”类，包括十则虎故事，其中“徐恩”“夏孝女”“曹小娥”“方祥”等皆表彰孝女或孝子之事。《菽园杂记》卷四有九则虎故事，其中五则宣扬孝道观念。《双槐岁钞》中《何孝子》则写虎护孝子。反之，也有逆子遭虎噬食者，如《虎苑》之《殛暴第六》写水灾之年丰城一农夫带领母亲及妻子就食他乡，渡河时农夫竟密语其妻云：“谷贵艰食，岂能俱生？我襁儿先渡，母老不能来可弃之。”其妻不忍而携母以行，竟于泥淖中得白金，自喜全家可藉此免于“贫徙”，但其先行登岸的忤逆之夫已为虎所食。王穉登《虎苑》之《殛暴第六》之论赞云：“天讨有严，帝命有虔，斧钺奚事，元凶歼焉。”这显然是将不孝逆子纳入以虎“殛暴”的范畴。

中晚明小说家还通过虎故事对女性之节烈、诚信等美德等加以褒扬。《虎荟》卷一载勤自励从军十年而不归，其妻林氏“为父母夺志”而改嫁，成婚之夕恰值勤自励还家，他仗剑去寻林氏，暮雨天晦，避于树孔，时有“虎将一物内孔中”，竟是林氏，她道明父母逼嫁原委，称“以今夕成亲，我心念旧，不能再见，适持手巾宅后桑林自缢，为虎所取，幸而遇君”。作者对林氏之节烈是高度赞赏的，因此才通过虎之义举来促成这一大团圆结局。再如吴大震《广艳异编》之《金陵人》：

金陵有人晚行，出龙潭村，借宿于孀妇家。妇拒之曰：“我家无它男女，独吾一人守舍，不可相容。”哀请之，乃许宿于庭中草堆。且感且惧，目不交睫。中夜有虎至，以爪扣内门。妇以其人有淫心也，叱曰：“怜汝孤客，好意相留，何立心不善如此？”虎乃止。俄而又扣数声，妇又曰：“毋放肆，明日我姑归决。”不但已，虎又止，俄复扣数声。妇颇情动，笑言曰：“郎毕竟有情吾耶！”虎始连扣不已。妇曰：“多情郎，何性急如此。”速起开门。其虎突入，衔妇而去。其人不敢喘息，明发，奔告邻里。其踪血迹，觅至古墓前，而妇唯余半体矣。噫！在虎固为妖，使此妇能守志终夕，何至残其命也哉！录此以为失节者戒。

孀妇开始坚拒金陵人借宿，并多次闻叩门声而严词叱责，然最终竟“情动”而不能“守志”，以致葬身虎口，显然作者的创作目的是“为失节者戒”。有的虎故事则以弘扬诚信美德为宗旨，如《虎荟》卷三写丁嵒酒后坠入擒虎陷阱，他与虎约定，若助他出穽则请太守不伤其命，但虎须远离此境。丁嵒出穽后请于太守，此后群虎果然屏迹。结尾作者议论称“斯乃诚信交感之致耳”，感叹“信诚之为物也，何其神欤！”《说颐》卷三《问鹞祝虎》写童恢审虎之事，作者结尾议论称“至诚可贯金石”，强调童恢之所以能使猛虎服罪，“诚故也”，认为“诚之不至而虚文是饰，将同类且不能欺，况异类乎？故曰‘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他如《耳谈类增》之《伪汉吴公相》借吴公之灵伏虎故事，也是意在表彰忠贞思想。

中晚明小说家还通过虎故事抨击形形色色的道德卑劣人物。有的小说家以虎惩治淫邪者，如《虎苑》之《殛暴第六》载义兴陈氏妇“艳而孀居”，邻家木客悦其姿色，诬告其盗窃而讼于官，木客伐木山中，为黑虎噬去。有的小说家则鞭挞为虎作伥者，如《七修类稿》之《虎伥亡》写人为虎食，其魂为虎伥，成为虎之帮凶，亦即为虎作伥之意，对此作者感叹云：“生既被虎食矣，死反为虎之役，幸而虎毙又从而号哭之，何其愚耶，不自疚耶？呜呼！小人竭财俯首以附权贵，为之鹰犬以备指挥，却乃张皇声势，残人害物，一旦冰山既崩，仓惶莫措，无复有望，反惜其死而悲痛，不悟其非，岂非虎之伥亡欤！”其现实针对性与劝戒意味不言而喻。有的小说家痛斥落井下石的“衣冠”之士，如《说颐》卷一《李虎山熊》写虎救凤翔李将军出窟，结尾作者议论称虎乃“食人者”，其“见人穷困尚怜而食之，且负出之。世所号称衣冠者，乃有操戈入室，落井下石，曾虎熊之不若，悲夫！”作者愤慨于现实生活中那些“衣冠者”的虚伪冷酷，斥其反不如异类怀有仁心。有的小说家嘲讽阿谀奉承者，如《虎荟》卷四载冯希乐“善谀”，尝谒长林县令云：“昨入县境，见虎狼相尾而西，应是仁风所暨。”说话间，村人来报称虎食人，冯氏即刻道：“掠人便去。”而县令却戏之云：“所食者恶虎，不妨留。”县令寓讥于戏，对冯希乐的左右逢迎不无讥讽之意。有的小说家则嘲讽那些宁舍命而不舍财者，如《客座赘语》卷六有一则故事：“有富翁山行而攫于虎，其子操刃而逐之，翁在虎口见其子，呼谓之曰：‘刺则刺，毋刺伤其皮。’既而虎死，翁得生，其子问之，翁曰：‘得虎而售，利在乎皮，皮坏斯减贾，汝蔑所获矣。吾为是惧，而亟汝语也。’”该故事寓讥刺于幽默诙谐之中，亦属有感而发。

应该说，中晚明小说家通过编撰蕴含丰富道德观念的虎故事，以达成劝善惩恶之目的，此乃“寓劝戒”之正统小说观的集中体现。

四、“治身理家”：中晚明涉虎小说之理趣

自班固《汉书·艺文志》始，“小说家”言就被置于子部；桓谭则更进一步阐释了小说的文体特征，称“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也就是说，古体小说篇幅短小，往往通过“譬”即寓言或比喻的方式讲述故事，借以“论”说有益于“治身理家”的道理。因此，历代正史之“经籍志”或“艺文志”，以及《四库全书总目》，大都将古体小说置于子部。中晚明古体小说中的虎故事也充分体现了这一文体特征，显示出浓郁的“理趣”。

中晚明小说家往往通过客观冷峻的叙事笔调，以简短的虎故事来寄寓哲理性的人生体悟。《虎苑》之《殛暴第六》载：“大德中，荆南九人山行，避雨入土洞中，虎来踞洞口，视眈眈。八人密议，派一人愚者出啖虎，虎当去。虎得人，衔置他所，坐如故。须臾洞崩，八人死，愚者竟生。”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聪明反被聪明误，这则故事告诫人们不要自作聪明。《古今谭概》之《物性之愚》载：“兽有猱，小而善缘，利爪。虎首痒，辄使猱爬搔之。久而成穴，虎殊快，不觉也。猱徐取其脑啖之，而以其余奉虎。虎谓其忠，益爱近之。久之，虎脑空，痛发，迹猱，猱则已走避高木。虎跳踉大吼，乃死。”作者告诫人们要时刻保持清醒，远离逢迎阿谀者，切勿饮鸩止渴。无疑，小说家的这种客观叙事策略，取得了“直书其事，不加断语，其是非自见”的艺术效果，颇具讽刺意味。

然而，更多的情况是，中晚明许多虎故事往往呈现出先叙后议即“卒章显其志”的叙述模式，这表明小说家并非属意于故事情节的经营，而是意图通过带有譬喻性质的虎故事水到渠成地引出其编创主旨，阐发其人生体悟。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三十一写处州“善杀虎”者蒋某之事，他认为百兽“惟虎易杀”，因为“虎恃勇”而见人即欲扑食，反而为猎者合力杀死。为此蒋某感叹若虎“见人即走，吾乌能尽得志！”作者在故事结尾称该故事“可为好食人者之戒，世有猛而贪得者，殆此之类也”。显然，作者通过这一故事警示那些逞强好斗者，若一味贪得无厌，不知进退，则终将自取灭亡。郎瑛《七修类稿》中《系虎阴》写樵童为虎所攫，“虎阴偶在童手”“童一搔摩之而虎似欲之之状，特出阴于童身，随其摩焉，久之虎睡而鼾声出焉”，于是樵童将虎阴缚于树窍而杀之，作者结尾议论云：“为人呵卵而受害者亦众矣，岂独虎也哉？”这一幽默诙谐的故事意在教导世人，切勿耽于一时之快而忘乎所以，以致使自己堕入险境，丢掉性命。再如，王同轨《耳谈类增》之《滚石毙虎》写虎误以滚石为物而抱之，“而石正激石，跃起复坠，遂击虎死”，由此作者指出“石有凭藉，力在石不在虎，故虎毙。其犹枢以运户，力胜十夫，矢发自札，势可千钧，皆以有凭藉也。然则制人之术，岂必多强！”作者叙述滚石毙虎故事的目的是阐发“制人之术”，强调巧借外力方能以少胜多，事半功倍，此乃“制人”要义。

与其他中晚明小说家相比，余懋学《说颐》中的虎故事更为充分地显示出以理喻人的编撰目的。卷一中《僧虎人虎》写袁州一僧偶得虎皮，将其戏披于身，以此恐吓过往商贾而获利良多，不久他真的化身为虎，却为鬼神役使而心厌苦之，其后虽馁甚而不再噬人，于是虎皮脱落而复为人；“性疏诞”的李征因疾而化为虎。作者于文末议论云：“二子之变虎一也，一念不善人则为虎，一念悔行虎复为人，虎与人之分，只在知悔与不知悔之一念耳。寺僧之不终为虎，悔心之萌也。李征之不复为人，迷而不返也。故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作者通过这两则虎故事表明圣人与狂人的区别只是一念之差，“罔念”生则圣明本性就会被障蔽，若去除妄念则凡夫也可成为圣人。卷二中《两虎鹬蚌》写卞庄子欲刺虎，童仆止之曰：“两虎方且食牛，食甘必争，争则必斗，斗则大者伤，小者死。从伤而刺之，一举必有双虎之名。”果如童仆所言，卞庄子一举而得“双虎之功”。作者在故事结尾发表议论：“嗟乎！使两虎不斗，卞庄安得收两虎之利？……顾宁死于卞庄而不肯不斗……始焉我欲并彼，彼欲并我，卒之我与彼俱毙也。悲夫！”作者通过两虎相斗故事来告诫那些逞强好斗者，切勿两败俱伤，使他人获利。卷二中《喂虎饲蛇》写元文宗天历年间河南缑氏县仙鹤观每年九月三日有一道士成仙，县令张竭忠令武士觇之，发现原来是黑虎作怪食人。作者在故事结尾议论称鹤观道士“自以为得道上升，而不知自贻伊戚”，感叹“宠利之杀人甚于虎蛇，举世趋慕熙攘死而无悔者，踵相接也，宁独无知之道士为？可慨哉！”意在警醒世人不要像鹤观道士那样溺于“宠利”而“自贻伊戚”，落得悲剧下场。

无疑，寄寓哲理性的人生体悟是中晚明涉虎小说的重要叙事维度，毕竟古体小说长期居于子部，正所谓“小说，子书流也”，“谈说理道”是其重要功能。质言之，这仍是中晚明小说家文化小说观的充分体现。

五、辅教·娱情·展示民俗：中晚明涉虎小说的其他功能

古人认为小说除“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之外，还具有“采风俗，助谈笑”等多种功用。中晚明小说家编撰虎故事也具有多种目的，他们不仅借此演绎特定的政治文化及道德观念，或表达哲理性的人生体悟，还赋予其故事以浓郁的宗教、民俗及娱乐消闲意味。

中晚明小说家编撰的许多虎故事体现出浓郁的宗教色彩，所谓“仙释可以驯虎”，即针对此类故事的辅教功能而言。高僧以万兽之王猛虎为法侣、法徒，其高行大德由此得以彰显。在古代僧传中，虎成为塑造高僧大德的重要象征符号，慧皎《高僧传》、赞宁《续高僧传》、道宣《宋高僧传》皆载有不少高僧与虎为侣之事，如《高僧传》卷六载释法安为虎说法授戒以平息虎患之事，《续高僧传》卷二一写释道禅居仙洲山寺而虎患止息。中晚明一些信奉佛教的小说家也往往通过虎故事来辅教。如陈继儒肯定佛教之价值，称“天地所重，重在活人。活人之门，无过佛教”，“不惟学士大夫辟它不得，即自古帝王亦铲除此教不得”，故其《虎荟》六卷皆载录了数量不等的高僧驯虎故事。如卷一写虎听竺昙猷诵经，卷二写僧海宁、普闻禅师等高僧役使猛虎之事，卷三写法聪禅师与虎受戒而平息虎患，卷四写贵州僧以法摄制山中猛虎；卷五写释昙询遇虎斗，以锡杖分之，虎妥尾而散；卷六写雷法振因奉祀观音大士像而免于虎噬。道教典籍中的伏虎故事也很多，如《云笈七签》及葛洪《神仙传》多载道士役使猛虎之事，道经《赤松子章历》卷三还载有《收除虎灾章》。这一叙事传统在中晚明文人编撰的虎故事中得到继承，像《虎荟》中便有多篇道士伏虎故事，如卷三写上官昶以道术降虎；卷四写安大路真人伏虎，又写陈宝炽每朝老子祠则白虎驯绕左右；卷五写宋聪道人以虎为侍者。《虎苑》作者王穉登号松坛道士、半偈庵主、青羊君等，并著有《法因集》，由此可见他对佛道二教的尊崇，其《虎苑》专门“纪神摄以表仙释之踪”，由此不难理解该书《神摄第十一》何以会载录许多仙释伏虎故事。

当然，作为谈资用以娱情消闲是中晚明小说家编撰虎故事的基本动因之一。如《虎荟》卷二《喷嚏惊虎》载：“唐傅黄中为越州诸暨令，有部人饮大醉，夜中山行，临崖而睡。忽有虎临其上而嗅之。虎须入醉人鼻中，遂喷嚏声振，虎惊跌落崖下，遂为人所得。”这则令人捧腹的故事别无寄托，纯粹出于娱乐消遣。《古今谭概》包含多篇富于喜剧色彩的虎故事，如《啮虎》载：“近岁有壮士守水碓，为虎攫而坐之。碓轮如飞，虎视良久。士且苏，手足皆被压，不可动。适见虎势翘然近口，因极力啮之。虎惊，大吼跃走。其人遂得脱。”其人以口啮“虎势”即虎之睾丸的方式自救，也令人解颐。《古今谭概》之《荆溪三虎》所载三则虎故事也“可资谈笑”。有的虎故事看似风趣，却并非作者用以娱情的产物，而是别有意味。如《客座新闻》之《虎哥》写儒士杨式同“年六十五岁，一日过青灯岭，与虎相值”，进退两难，不得已向虎深揖云：“虎哥，某是老儒生，平昔立心行己，自信无险恶，今日相遇，命也。倘谅瘦躯不能为饱而释之则幸，不然，听啖无避也。”而“虎若为之凝听，言竟而去”。以六十五岁高龄而呼虎为“哥”，看似滑稽可笑，然而这位品行端方而时运不济的“老儒生”，闻其对虎所言，加之特出的“青灯”“瘦躯”等意象，可以想见其孤寂、清苦的生活境况，以致连虎也怜惜之。

中晚明还有一些虎故事反映了某些民间信仰，包含诸多民俗文化因子。如“以虎辟疟”是中晚明吴中地区的风俗，陈继儒《虎荟》之编撰即与此密切相关，黄廷凤为该书作跋时称陈继儒“昨岁值疟病，君子客有贻之《虎苑》”，“曰佩之可当玉辟邪也”。该书卷五就写到陈十三老人“尝病疟，经年不瘥，有人教以置虎皮镇之”。古代民间传说人病可化为虎，《淮南子·俶真训》有公牛哀病后七日而化虎之说，仅《虎荟》卷五就写到张昇、李忠、师道宣等人因病化虎之事。虎患频发，民间认为人以己血涂于衣服，或以己血涂于猪，或以己衣蒙于草人且以血涂之，虎取而食之，本人可免于虎口，类似故事在《虎荟》卷二、三、五中皆有载录。民间尚有虎媒之说，认为虎可为媒，像《虎荟》卷一《勤自励》，卷三《裴越客》及卷五《卢造》《中朝子》，卷六《虎媒》等，皆属此类故事。

总之，中晚明“谈虎”之风促使文人热衷于涉虎小说的编撰，并赋予其多重认识价值。小说家对德政的推崇，对道德劝戒的执着，对人生哲理的阐发，对宗教、民俗文化观念的演绎，以虎为谈资的娱乐追求，都在这些虎故事中有着充分体现。无疑，中晚明涉虎小说已成为考察当时文人之价值观念及心态的重要视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全明笔记整理与研究”（项目号：17ZDA257）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陈晨复旦大学古籍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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