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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24年第4期，注释从略。
“流动时代的不确定性研究”专题
【主持人语】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深入发展，人类社会正在经历一种前所未有的大流动，“流动社会”也成为众多社会学家对现代社会的一个著名诊断。在社会高度流动的过程中，空前凸显的不确定性既给人类的社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的风险，也蕴藏着社会发展的难得机遇。
在大流动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社会中的确定性正在不断崩解，人类社会面临着“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加，诸如全球疫情、气候灾害、经济危机、国家间冲突甚至战争等突发性、危急性、破坏性显著的风险，与阶层不平等、区域不均衡等长期存在的问题相叠加、交织，人类社会越来越陷入一种“深度的不确定性”境遇中。更重要的是，这种不确定性已然蔓延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对社会发展，而且对社会团结，甚至个体心理带来了一系列严峻的挑战。因此，探究流动时代社会发展不确定性的成因、表征及其意涵，建构“不确定性社会学”理论，找寻应对不确定性的方法和经验，化风险为机遇，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还具有鲜明的现实面向。
本专题的三篇论文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关注并反思了流动时代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表征以及个人的不确定性体验。其中，林聚任认为社会流动的加剧推动着人类社会进入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新时代，由此呈现出新的社会属性和特征，包括深刻的时空变革、日益复杂的社会结构、多样化的个体选择以及充满挑战性的未来等，并就“流动转向”的社会学研究议题和研究范式提出展望。郑莉也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不确定和不安全的状态，通过对鲍曼和马费索利基于部落式“共同体”与基于活力论和冗余神话的“社会本能”的阐释，深入剖析了不确定性时代“新部落主义”蕴含的内在张力，并就如何在不确定性时代实现真正的社会团结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方向。文军和吴志鹏的论文则关注个人的不确定性体验，发现人们一方面表现出对“确定性”的强烈偏好，另一方面又会被“不确定性”深深吸引，试图揭示这一看似颇具悖论的现象，并进一步厘清个人不确定性的状态及其本质。
这三篇论文不仅有宏观层面对于流动背景下不确定性社会的时代诊断，中观层面对于不确定性时代社会团结如何形成的思考，还有微观层面对于个人不确定性感知及其体验的探讨。我们希望借此专题探讨之机推动学术界持续深入关注不确定性的理论建构，共同应对流动时代社会发展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文 军
不确定性视域下社会的流动性与研究的“流动转向”
林聚任 |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摘 要：随着全球化与现代信息技术社会的快速发展，当今社会正在发生急剧变迁，其中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不确定性现象增多，人类进入了一个高度不确定性的新时代。而这种不确定性与当前时空背景下社会发展的高度流动性、复杂性密切相关，流动性又与空间性等因素互嵌互构，以流动空间为重要机制形塑着新的社会结构，并呈现出新的社会属性和特征。其具体表现为：全球社会流动性的加剧带来了深刻的时空变革；社会流动性的加剧使社会结构的复杂性提高，不确定性随之增加；随着流动性的提高，社会文化发展日趋多元化，人们的选择日益多样化；未来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挑战。面对不确定性视域下的流动社会，社会研究出现“流动转向”，社会学研究的议题和范式也正在发生相应的转变。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互联网技术、AI等新技术的广泛使用，当今社会正在发生急剧的社会变迁，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和变化趋势，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不确定性现象的增多。对此，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曾指出，现代性的发展史是人类寻求社会控制或秩序的历史。“典型的现代实践（即现代政策、现代智力、现代生活之实体）乃是为根除矛盾性而作的努力，是一种为精确界定——并为压制和消灭不能或不会被精确定义的一切而作的努力。”可见，矛盾性（ambivalence）是现代性的“废弃物”。然而，鲍曼又同时指出，现代世界是一个冲突的世界，也是一个充满矛盾性和偶然性的世界，这种状况是后现代性社会的体现。在鲍曼看来，现代性的突出特征是秩序、边界和分类，追求单一、准确和清晰；而后现代性的核心特征是多元化、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秩序的他者是不确定和不可测性的不良影响。他者即是不确定性，是一切恐惧的源泉和原型。”鲍曼把后现代性看作现代性的意外副产品，“后现代性可以解释为充分发展的现代性；解释为在其历史进程中所产出的某些结果，但这不是有意为之的结果，而是无意的后果，是通常被认为废弃物的现代性的副产品；解释为意识到自身性质的现代性——自为的现代性”。实际上，伴随着现代社会的急剧转型和全球化的加速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格局，遭遇了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事件。从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到经济危机和地区冲突，从新科学发现到AI新技术的应用，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新机遇与挑战并存，各种新现象和新的可能性层出不穷。这种以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为特征的状态又被称为“乌卡”（VUCA）社会。诸如“世界的不确定性”“社会的不确定性”“人生的不确定性”等种种不确定性状态似乎弥漫于社会各个领域。这种伴随现代社会快速发展与转型而出现的不确定性时代的特征体现在社会发展和日常生活的多个层面，且影响日益凸显，因此引起了诸多学科学者的广泛关注。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伊利亚·普里戈金（Ilya Prigogine）指出：“人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正处于一种新理性的开端。在这种新理性中，科学不再等同于确定性，概率不再等同于无知。”不但科学家越来越强调不确定性问题，社会科学家也日益重视对不确定性的探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新旧世纪之交基于对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趋势的总结，敏锐地指出学界对确定性信念已产生严重怀疑，所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不确定性是神奇的……如果一切事物都是不确定性的，那么未来将对创造性开放，这不仅是指人的创造性，也包括一切自然的创造性。它还将对可能性开放，因而向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开放。”他后来在《知识的不确定性》一书中进一步提出了“社会科学中确定性之终结”的观点。他说：“社会科学家现在首次能够认真思考他们曾如此坚决地不予认可的这个常识性命题：社会世界本质上是一个不确定性的领域。”沃勒斯坦作为世界上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其观点是基于广阔的学科知识新视野而提出的，具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和代表性。此外，一度受自然科学范式影响较大的经济学、管理学领域也越来越重视不确定性问题，许多学者从不同方面阐述了不确定性的重要意义。在现代经济学领域，不确定性已成为广受关注的基本概念，并出现了多样化的关于不确定性的经济学解释其中，芝加哥学派创始人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在研究利润的来源时，区分了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影响，并从人类认知和概率论的角度对风险和不确定性在概念和类型上做了区分，发展了一种关于不确定性的经济学理论。他指出，风险与不确定性相区别又相关，即“风险”是一种可度量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是不可度量的风险；前者是一种“客观”概率，而后者是一种“主观”概率。“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这两个范畴之间的实际区别是，在风险中，一组事实中的结果分布是已知的，但对于不确定性来说，这一结果是未知的，其原因一般是，由于所涉及的情况极为特殊，所以根本不可能形成这样一组事实。”他进一步指出：“在一种行为条件下，有实际作用的不确定性是指在作为一种正确适应于未来的审慎行为中所感觉到的主观信心的程度。”可见，奈特所强调的不确定性问题，主要是经济行为中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这既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强调理性行为模型的解释，也不同于数学概率论的解释。后来信息不完备理论和博弈论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经济学家对不确定性的关注。当然，经济学界关于不确定性概念目前也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认识。戴维·德奎奇（David Dequech）根据经济学家所强调因素的不同，区分了三类不同的不确定性：实质的不确定性与程序的不确定性（substantive and procedural uncertainty）、弱不确定性与强不确定性（weak and strong uncertainty）、模糊性与根本的不确定性（ambiguity
and fundamental uncertainty）。社会学长期以来深受实证主义和理性主义研究范式影响，传统上强调以实证方法去研究社会事实，寻求规律性的确定性知识，认为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社会发展具有可预测性和秩序性。因此，尽管有的社会学家也看到了社会行动和社会现象的偶发性和不确定性，但总体而言实证倾向的社会学家并不重视不确定性问题，他们至多把不确定性看作人类社会活动的负面因素或非预期结果。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各种反实证主义和后现代思潮的兴起，才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学家关注社会风险和不确定性问题。例如，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提出，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各种风险和潜在危险日益凸显。“在这个‘全球的时代’里，风险的主题通过世界主义民主问题把下列许多本来不相干的、新的跨国政治领域的问题结合起来了。这些问题包括：不确定的新政治经济、金融市场、有关食品及其他产品（疯牛病）的跨文化冲突、正在出现的‘风险社区’，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在人为不确定性的全球世界中，个人生活经历及世界政治都在变为‘有风险的’。”贝克将风险界定为“系统地处理现代化自身引致的危险和不安全感的方式”，并认为“风险，与早期的危险相对，是与现代化的威胁力量以及现代化引致的怀疑的全球化相关的一些后果。它们在政治上是反思性的”。贝克非常敏锐地根据当今社会发展的新特征将其概括为“风险社会”，以表明社会生活领域各层面呈现出不确定性状态与问题。另一位德国社会学家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同样看到了当今社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问题。他对现代性问题的诊断结论是：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属于风险社会，这来自系统复杂性和偶发性（contingency）的存在。即“复杂性意味着必须去做出选择；而被使得去选择意味着偶发性；偶发性意味着风险”。卢曼把这些因素的存在看作现代社会的突出特征。他在《现代性观察》一书中，分别阐述了当代社会现代性的特征、欧洲合理性、作为现代社会属性的偶发性等问题，从而对现代性做出了理论分析。在《风险社会学》中，卢曼在理论上又对风险做了阐述。他认为风险是人们着眼于未来所做决策的可能性，或者说是与未来损失有关的不确定性。风险不同于危险，看起来指向事实向度，但“它存在于时间向度和社会性向度的关系之中”。他进一步指出：“人们知道得越多，便越知道人们不知道什么，这才造成了风险意识。人们计算得越理性，开启越复杂的计算，眼前便有越多的边边角角涉及未来的不确定性，并因此存在风险。”卢曼注意到，现代社会的风险程度越来越高，这意味着个人因自己的决策所面临的潜在威胁在增加，相应地，人们的风险意识也在不断提高。也就是说，“现代风险取向的社会是认知的产物，不仅在于对技术成就结果的认识，还在于蕴含着研究可能性和知识本身的扩展”。可见，卢曼从社会学视角所强调的风险概念，既着眼于人类行为的未来偶发性特点，同时又立足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发展。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与社会的复杂性密切相关，卢曼认为人类所处的世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环境，其中时间因素形成了系统的高度复杂性。环境世界除了因无穷无尽的事件和关系而使其极为复杂外，就行动系统来说，它还具有偶发性，即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是难以预料的。因此，在高度的环境复杂性与降低系统复杂性之间各因素相互作用，并呈现出不确定性的特征。国内社会学界近年来也开始关注风险社会和不确定性问题，学者们不但从理论上探讨了不确定性概念的发展及其意义，也有学者结合某些领域的新发展分析了风险与不确定性问题。但相对而言，国内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对所涉及的基本理论问题及实践应用尚需拓展探讨。因此，本文将结合“新流动范式”，讨论随着社会研究的“流动转向”，社会学研究议题和范式的新转变。当今社会日益突出的不确定性发展趋势与社会流动性的加剧直接相关。全球化时代是一个高度流动化和各种新变化层出不穷的新时代，一切事物，从人、财、物到信息，都处于不断流动和重组之中，而事物变化的不确定性也不断增加。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中，“流动性登上了人人垂涎的价值之列：流动的自由（它永远是一种稀罕而分配不均的商品）迅速成为了我们这个晚现代或后现代时期划分社会阶层的主要因素”。齐格蒙特·鲍曼对当今社会发展趋势有敏锐的观察和分析，“流动性”是他对社会生活进行诊断和阐述的核心概念之一。他的部分代表作，如《流动的现代性》《流动的生活》《流动的时代》《流动的监视》等，集中阐述的主题就是“流动性”。“随着时间流逝，‘现代性’以传奇海神普罗透斯（Proteus）的方式变换着自己的形态……前些时间被（错误地）称为‘后现代性’而我则更加切中要害地称之为‘流动现代性’的东西，是对变化就是恒久而不确定性就是确定性的更大确信。”因此，鲍曼指出，“流动现代性”是当今社会的突出特征，社会已经从沉重的、稳固的、硬件取向的现代性，变为轻灵的、流动的、软件取向的现代性，是时间和空间的变化推动了由固态的现代性向液态流动的现代性的转变。鲍曼既关注到流动的现代性所带来的新社会现象，同时也指出了其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这一新问题。首先，他认为社会形态结构发生了急剧变化，社会事物不再是一成不变的，也发生着剧烈的新变化。其次，权力与政治相分离，政治的约束力下降，产生了更多的权力不确定性。另外，社会团结的基础受到了破坏，社会生活面临更多问题。“‘社会’越来越被视为和当作一种‘网络’而不是一种‘结构’（更不是一种牢固的‘整体’）：它被认为和当作一种随机关联和不相关联的矩阵，更是一种可能形成无数排列组合的矩阵。”最后，环境的变化多端为个体的生活选择带来了诸多困境。我们这里可以把与社会流动性加剧相关的社会重要转变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全球社会流动性的加剧带来了深刻的时空变革。与全球化、网络化和虚拟化的发展紧密相关的全球社会流动性的加剧，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时空格局。特别是随着计算机、互联网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交往和关系已变得非常紧密，地方的空间限制被突破了，全球范围的流动和联系日益加强，形成了真正的“全球村”。因此，全球化是一个“时空压缩”（time-space compression）过程，带来了整个世界生产生活秩序时空结构的显著改变。鲍曼指出：“‘时／空压缩’这一术语概括了目前正在进行的人类状况参数的多层面改变。”全球范围和区域间流动的加剧不但体现在人员和资本流动的国际化、货物贸易的全球化，也包括信息技术和文化观念的全球化。“我们是在一个本质上被运动中的事物所塑造的世界中起作用的。这些事物包括：理念与意识诸形态、人与货物、意象与信息、工艺与技术。这是一个‘流’的世界（a world of flow）。”但全球化与地方化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是在一定时空背景下相互转化并发挥作用的。“经济全球化的时空性本身可被看作既包含了流动性，又包含了稳定性。”也就是说，人类活动的全球化超越了传统的时空界限，重构新的时空秩序，但是新的全球空间活动并不意味着对地方空间的简单取代。即便是发展最为快速的全球化商业领域，虽然借助数字空间新形式完全跨越了空间地域的限制，但是它仍然需要与一定的地域因素相结合。因此，“地方的就是全球的”也成为当下的一句流行语。全球流动性的加剧和时空压缩改变了人们活动的空间界限，突破了地域范围和对地方的认知，甚至带来了不安全感和“地方感”的迷失。但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基于当今全球化时代的流动性特征提出了“全球地方感”（a
Global Sense of Place）这个术语。“全球化不意味着简单的同质化。正相反，社会关系的全球化是地理不平衡发展的另一种来源（以及再生），因而也是地方独特性的来源和再生。地方的特异性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每一个地方都是广泛的和更加本地化的社会关系相互混合的产物。”由此，马西强调地方不是静止的、界限分明的、唯一的“身份认同”，而是具有开放性，所以地方性与全球性并不是对立的，而是交织关联的。全球化流动的影响实际是全方位的，在跨越了传统地域或地方空间制约，带来了人们广泛而全面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特别是伴随时空压缩而加剧的全方位流动性，极大地冲击着传统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威胁到人们的地方认同感，这成为社会发展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潜在根源。第二，社会流动性的加剧使社会结构的复杂性提高，不确定性也随之增加。复杂性已成为许多学科学者关注的概念和问题，甚至出现了“复杂性科学”“复杂性方法”等研究。社会学家近年来也非常重视研究社会复杂性问题，如约翰·厄里（John Urry）从流动性和时空视角系统论述了社会伴随全球化而出现的复杂性现象和问题，他在《全球复杂性》一书中深入探讨了当今复杂的全球系统的时空变化特征。厄里认为，物质的、非物质的、信息的或观念的等各方面的流动构成了当今全球化社会的基本图景，呈现出极其复杂和偶发性的关系，从而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关系和生活观念。他指出：“存在着全球相互依赖或这里所说的全球复杂性的系统形式。这个‘系统’是极为开放的，包含着各种各样相互依存、混杂的网络和流动。它们在时空中穿梭运动，并遵循彼此极不相同和相异的轨迹。”“复杂性科学”实际上带来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使我们从一种新的视角加深对社会现象的认识，这被称为“复杂性转向”。这种复杂性思维强调系统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复杂性因此抛弃了决定论和偶然论的两分法，同时也抛弃了自然与社会、存在与生成、静态与变化的两分法。自然系统并非展现和维持毫不改变的结构稳定性。”厄里根据复杂性理论指出，涌现性（emergence）是全球化过程中社会系统的一个重要特性。“作为中心观点的‘涌现性’，指的就是各类现象形成的集体属性。”他认为各类现象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由此提出了所谓的“涌现效应”（emergent effects）。厄里指出，在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着一套非线性的涌现系统，“应该探析那些总是‘处于混沌边缘’的非线性、流动的及不可预见的所谓‘全球混杂体’（global hybrids）”。所以，厄里强调其研究当今社会的着眼点不是社会结构，而是流动。“那些无国界全球环境问题和‘风险社会’问题突发，都表明了‘社会性的终结’（end of the social）不无道理。我们所指的社会性的终结，是内在有决定性意义的‘社会结构’的终结。”正是在此基础上，厄里倡导流动社会学（Mobile Sociology）研究，关注对流动的全球网络问题的探讨。第三，随着流动性的提高，社会文化日趋多元化，人们的选择也日趋多样化。全球化虽然使世界一体化程度提高，经济、技术等领域出现了趋同化，但与此同时，世界的分化趋势也日益明显，特别是随着社会流动性的提高，社会文化及观念等领域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多元化趋势，并为不同人群的选择提供了更多可能性。人类社会文化传统上就是多姿多彩、丰富多样的，而在全球化发展的新背景下，强调社会文化的多元化具有新的时代意义。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既需要寻求共同发展，同时也要求同存异，尊重不同民族或群体的特定需求。2000年《世界文化报告》就指出：“了解、赞同和甚至欢呼文化多样性并不意味着相对主义，而是意味着多元共存。文化的多元共存在这里指的是：不同的国家、公民群体、国家和国际机构理解和组织文化多样性的道路。”强调人类多元共存的意义还在于，当今世界社会冲突和矛盾依然存在，社会分化和不平等加剧，因而急需重构世界新秩序。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进入全球化时代后，面对“失控的世界”，现有的政治结构和模式好像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去管理这个充满风险、不平等和挑战的世界。因此他呼吁加强全球性治理，共同应对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我们从来不能成为我们自己历史的主人，但是我们能够而且必须找到驯服这个失控世界的方式。”第四，未来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挑战。当今社会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人员、信息流动加快，新事物新观念层出不穷，我们迈入了一个加速变异的新时代。与之相应的是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从而为未来的社会发展带来了挑战。鲍曼指出，现在社会的流动实质上是生活政治即生活方式的快速流动，是一种强迫性流动，具体表现为现代性的“融化能力”，即整个社会快速运转，传统和旧秩序面临崩溃，个体享有全新的自由。因此，时空的分离使得这样一种情况成为现实：“谁运动和行动得更快，谁在运动和行动上最为接近‘瞬时’，谁就可以统治别人。”权力可以电子信号的速度进行运动，权力已经真正享有了“治外法权”，不再受空间的限制。鲍曼认为，当今社会正是那些少数快速流动的“游牧者”在统治着多数固定生活的“定居者”。鲍曼对流动的现代性下社会和人类生活的未来表现出明显的忧虑和矛盾心态。因为随着流动的社会、流动的时代的到来，人类生活的不确定性、不安全性和不稳定性日益凸显。流动的现代性带来的是人群的不断分裂和异质化，社会个体化的趋势又使人们更加关注个人的利益，对责任、义务和公共利益日益冷淡。因此，他希望找到一个可靠的世界、一个可信赖的世界、一个安全的世界，这就是他所谓的“共同体”（Community）。“失去共同体意味着失去安全；而得到共同体，如果的确发生的话，将意味着很快失去自由。”在这样一种困境下，鲍曼认为，所能做的就是对人们可选择的机会和面临的风险做出评估，探寻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之路。面对上述社会变化的不断深入发展，近年来“流动性”成为社会学、地理学、旅游学、经济学、文化研究、交通运输等领域学者广泛关注的重要问题，许多学者展开了相关研究，这就是所谓的社会研究的“流动转向”（Mobilities Turn）。“流动转向”被看作西方学界继“空间转向”之后的一个学术新发展。这一新转向的标志是：第一，流动性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且学界对其做出了新的界定。这种新的流动性研究并不等同于传统社会学中与地位分层相关的社会流动研究，而是突出强调社会学一切研究对象的动态性和空间性，关注研究不同时空下各类人、物及信息的流动。“因此它把社会学更多关注的‘社会方面’（不平等、权力、等级）因素，跟地理学关注的‘空间’方面（领域、边界、尺度）以及人类学或传播研究所关注的‘文化’方面（话语、表征、纲要）相结合，同时关注分析行动主体、空间及意义之间共同构成的关系。”这意味着“流动性”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得到了学界的广泛认可。第二，“新流动范式”（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的提出，拓展了社会学研究的领域与方向。厄里与其合作者谢勒（Mimi Sheller）于2006年提出了“新流动范式”，通过强调流动研究试图对主流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做出修正。他们指出：“从最广义上所研究的流动性将对社会科学提出挑战，旨在改变其研究对象和研究的方法论。”同时，这一新范式对以往以“静态”社会结构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学提出了挑战，主张把流动性及非流动性作为研究对象发展新社会学。厄里称之为“流动社会学”，旨在“说明以新的时空模式在社会各领域间的流动性构成了流动社会学的全新研究议题”。厄里所倡导的“流动社会学”在研究对象上试图重新阐述面向全球化的、超越传统定义的“社会”，关注研究在不同时空中的一切人、物、信息和观念等的流动及其社会结果。“新流动范式”提出后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讨论，目前，这一范式已在社会学及其他多个学科领域产生了广泛影响。因此，社会研究的“流动转向”也不限于社会学，但我们这里侧重分析此转向带来的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变，这个转变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首先，社会研究的“流动转向”促使我们重新界定和认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厄里指出，以往的社会学研究对象关注的是“作为社会的社会性”（social as society），而不是“作为流动的社会性”（social as
mobility）。也就是说，传统的社会学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社会”做了狭义界定，二是忽视了“流动性”。因此，厄里等人通过倡导“流动社会学”去重新认识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具体而言，随着社会研究的“流动转向”，关于社会学研究对象的认识出现了如下三个重要转变：（1）由“无流动性”（a-mobile）到流动性的转变，强调社会学研究对象的流动属性和特征，要求由静态研究转向关注流动问题的动态研究。（2）由“无空间性”（a-space）到空间性的转变，强调社会学研究对象的空间性，即一切事物的流动都发生在一定的时空背景下，并与空间互构共存。“当人、资本和物运动时，他（它）们形成和再构了空间本身。”（3）由只关注“人”扩展到“非人类”（inhuman）对象，即从关注以人为主的研究转变为对人、物以及人—物混杂体的研究。其次，社会研究的“流动转向”推动了社会学研究方法论和研究议题的更新。近几十年来，随着全球化和信息化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各种新思潮的涌现，社会学研究在理论取向和研究议题上不断更新，各种新的研究范式或转向不断出现。其中，厄里等学者所提出的“后学科”（post-discipline）意义的社会学具有重要影响。厄里试图确立一套以研究流动问题为核心的“新规则”或范式，超越传统的社会学方法论。社会学研究新规则主要涉及上面提到的研究对象的重要转变，并强调关注全球性的网络和流动等现象及其各种社会结果。流动性所带来的社会结果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正如厄里所指出的，“流动性同时会牵扯到风险、意外事故、疾病、交通问题、恐怖事件、监视，特别是全球环境破坏。当今流动世界的特征似乎对人、地方和环境而言是令人惊恐的各种新危险和限制，另外就是为流动的风险生活提供了新机会”。此外，厄里还提出了关注流动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方法。“这些以极新的时空模式跨越社会边界的流动，为确立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新研究纲领提供了可能性，这就是关于流动性的纲领。”因此，流动性研究不但是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经验问题，需要结合人类活动的各个不同领域展开经验研究。以厄里为代表的学者所倡导的“新流动范式”和流动社会学研究，密切关注当今社会发展变迁的重要问题，包括全球化、网络社会和消费社会等，从新的学科视角强调了社会学等学科关于流动问题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研究议题，从而形成了具有学科交叉性特点的综合研究新领域，相关研究成果已产生广泛影响。当今社会已处于高度流动的动态之中（on the move），“流动的世界”“流动的社会”“流动中的人”诸如此类的现象已成为常态。例如，1994年以后，旅游业已成为世界第一大产业。根据《2024世界旅游经济趋势报告》，在2010—2019年间，全球旅游经济总体上增长稳定，全球旅游总人次年均增长率为7.3％，全球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率为4.6％。以基准情形推测，2024年旅游产业规模将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从国内情形来看，前几年因抗击新冠疫情，人员流动受到一定影响，但自2023年下半年以来，外出旅游、探亲等人数呈井喷式上升。同时，信息流近年来更是迅猛增长，使用移动网络通信和办公在全球已经普及，“移动网络社会”的新时代已经到来。借助新的信息通信技术而形成的各类流动正在成为改变世界和社会结构的重要力量，重塑了社会结构的基础和社会发展的格局。正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等人所指出的，“移动通信社会深化和扩展了刚存在了二十多年的网络社会，这首先是基于电子交换网络，其次是基于计算机网络的发展，另外是基于由万维网而赋能和发展起来的互联网。无线通信技术在移动网络的支撑条件下，展现了社会组织和社会活动无处不在的网络逻辑”。卡斯特同时指出，正是由于移动通信技术和网络社会的发展，出现了“流动空间”（space of flows）这种新的空间形式，“我们的社会是环绕着流动而建构起来的：资本流动、信息流动、技术流动、组织性互动的流动、影像、声音和象征的流动。流动不仅是社会组织的一个要素而已：流动是支配了我们的经济、政治与象征生活之过程的表现”。因此，卡斯特把这种“流动空间”称为当今信息社会的支配性空间形式或空间逻辑，“流动”构成了当今社会的突出特征。总而言之，我们已经步入高度流动性的时代，这也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这就要求我们具有更高的风险意识以应对各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适应新的时空变革的要求，加强对不确定性未来的预测和预判，做好流动性社会治理，从而建立起相对稳定的社会生活秩序，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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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唐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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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审：时世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