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武 || 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使命与文学理想的再造——以京派文学批评家为中心【2024.6】

文摘 2024-11-18 00:25 天津

原文刊载《天津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注释从略

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使命与文学理想的再造

——以京派文学批评家为中心

文学武

【摘要】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京派批评家深知文学对于中国社会伦理道德进步和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他们在摒弃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的同时，却又强化了文学的社会和思想功能，期冀用文学重新燃起民族精神的希望。他们还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就和局限进行了较为深入、冷静的思考，重新激活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元素，由此探讨实现中国文化真正复兴的途径和可能性。他们积极介入社会公共领域，利用现代媒介传达自己的批评观念，拓展了现代批评空间，他们发现和扶植的文坛新人更为中国文学增添了新的活力。在中国文化现代性转换的关键时刻，他们肩负起文化使命，高举文学理想的旗帜，为民族文化的复兴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关键词】京派批评家文化使命文学理想五四新文化运动

近现代以来，随着西方殖民势力的进入，中国社会结构和思想领域呈现出了迥然不同的面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这个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就前者而言，主要变化有二：一为报章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一为新的社群媒体—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的出现。至于思想内容的变化，也有两面：文化取向危机与新的思想论域（intellectual discourse）”。在这一历史的巨变时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身份上超越了传统士大夫的角色，以前所未有的激情投入社会和思想领域，为中国的民族复兴和文化生存寻找出路。京派批评家显然就是这样的一个知识群体，他们以文学批评为手段，重视文学、文化在现代社会改造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广泛参与和介入到当时思想文化领域中许多重要公共话题的讨论，希望以此寻找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性文化的连接点，重新建构起民族文化复兴的通途和桥梁。在中国文化现代性转换的艰难进程中，他们是不应被忽视的一个群体。

一、重视文学社会功用，重新建构新的文化秩序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文学承担着政治、道德感化和说教等多种功用，被抬举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重要地位。这种“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念是一种畸形的、非科学的认知态度。对于这种观点的种种弊端，京派批评家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周作人坚持把自由和宽容作为文学批评的精髓，这正是他从文学艺术与批评自身规律出发得出的结论。为此，他把中国文学划分为相互对立的“言志派”和“载道派”。周作人批评“载道派”说：“自从韩愈好在文章里面讲道统而后，讲道统的风气遂成为载道派永远去不掉的老毛病。文以载道的口号，虽则是到宋人才提出来的，但那只是承接着韩愈的系统而已。”因此，他极力倡导能充分表达作者个性的“言志派”文学。朱光潜也说：“从韩愈以后，‘文以载道’‘言之有物’就成为一般文人的门面语了。”“‘文以载道’说经过许多文人的滥用，现出一种浅薄俗滥的气味，不免使人‘皆掩鼻而过之’。”沈从文更是声称自己不愿意让文学承担政治宣传的功能：“你们多知道要作品有‘思想’，有‘血’有‘泪’；且要求一个作品具体表现这些东西在故事发展上，人物言语上，甚至于一本书的封面上，目录上。你们要的事多容易办！可是我不能给你们这个。”文学的独立、尊严成为京派批评家一致崇奉的信念和准则，也和当时文坛所流行的工具论的批评模式划了一条清晰的界线。

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特别是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洗礼的一代知识分子，京派批评家所受到的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影响较之传统知识分子更为显著和直接，在东方文化秩序受到极大冲击、文化认同发生价值错乱的关键时刻，他们必须有所作为，以重新建构起新的文化秩序。“某些中国知识分子确实感到需要通过以一种综合的世界观重建意义世界来回应这种危机。正如马克斯·韦伯在另一种相似的情况下所敏锐地观察到的那样：‘知识分子以各种方式寻找一种能扩展到无限的决疑术，以便赋予他的生活以一种普遍的意义，从而找出与其自我、人类和宇宙的统一性。正是知识分子把世界观念转变成意义问题’。”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发现，在一些公共领域，他们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知识分子传道、授业、解惑的定位，而是有了更大的舞台和空间来施展抱负，进而积极、广泛地介入到各种社会现实当中，成为社会文明精神的启蒙者、引领者，在这样的过程中，文学仍然有着介入现实生活的重要作用。在京派批评家眼中，文学并不完全是个人吟风弄月的雕虫小技，它理所应当地在国民性格塑造以及民族精神的重建中承担应有的功用，成为启蒙民众道德觉悟、提升民众道德素养的精神灯塔。文学和社会、文学和人生等关系成为他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李健吾曾说：“这样一个有自尊心的批评者，不把批评当做一种世俗的职业，把批评当做一种自我表现的工具，藉以完成他来在人间所向往的更高的企止。”这就清楚表明了他们比起以往的知识分子有着更大的雄心和更高的期望。

在现代知识分子看来，中国社会长期的停滞不前积累了许多深层次的矛盾，整个社会病入膏肓。由于受到西方外来势力的强烈冲击，中国传统的稳定的社会结构出现了动摇和断裂。“传统的文明形态也许比其他的前现代体系更富动力性，但是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变迁的速度却是更加神速。这一点在技术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它还渗透进了所有其他领域。”伴随着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社会的贫弱、腐败及民众的愚昧、麻木等都暴露出来。京派批评家思想的基本取向是认同西方的自由主义，因而他们更多地用西方价值尺度来评判中国的社会文明和道德文明，在东西方文明的比较中发现中国文化的病症，进而希望通过自由主义启蒙、宽容、理性等诸多理念来实现政治改良和道德净化。而在这个过程中，文化改造和文化批判是政治和道德改善的前提条件，因此，京派批评家不可避免地推崇文学的社会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自觉地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者的角色。

京派批评家厌倦文学和政治、商业等的结盟，但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他们发现在一个大变动的时代，那种纯粹的象牙之塔的文学和艺术只是遥远的梦幻，他们在现实中更充分认识到文学无论对精英知识分子还是普通的民众都有无可替代的价值。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不少京派批评家对当时颇为盛行的小品文提出了批评，无法认同这种几乎不食人间烟火气息的文学样式。朱光潜在给《天地人》编辑的信中，对于《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倡导的“闲适”“幽默”之类的小品文大为不满。他说：“《人间世》和《宇宙风》所提倡的是小品文，尤其是明末的小品文。别人的印象我不知道，问我自己的良心，说句老实话，我对于许多聪明人大吹大擂所护送出来的小品文实在是看腻了……《人间世》和《宇宙风》已经把小品文的趣味加以普遍化了，让我们歇歇口胃吧。”究其原因，在于朱光潜担心小品文的泛滥压抑了文学的个性进而对全民族的文化和民众的性格造成消极影响。李健吾对于那种形式精妙然而内容贫乏的文学也持反对的意见，他说：“站在一个艺术的观点，文字越艺术化（越缺乏生命），因之越形空洞，例如中国文字，临到明清，纯则纯矣，却只产生了些纤巧游戏的颓废笔墨，所谓‘发扬性灵’适足以销铄性灵。”可见，即使常常强调艺术个性至上的李健吾也没有完全切割文学的社会属性，他甚至认为内容的健康远远胜过精心雕琢的文学技巧。沈从文对于《论语》《人间世》等刊登的小品文同样感到厌烦，认为这不仅有可能导致游戏的创作态度，而且对于处在忧患之中的青年人来说实在是一种不健康的情调。

中国新文学在五四时代曾经在思想启蒙中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它以摧枯拉朽之势确立了对传统文学的优势，在批判封建伦理道德的斗争中扮演着急先锋的角色，在再造社会文明的进程中极大地促进了人的觉醒和心灵的解放，对此京派批评家当然是很清楚的。但是，随着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的日益凸显，文学的目的性越来越直露，“为阶级意识”“为大众”等口号开始出现，有人开始担心文学会重新走上文艺教化的老路。对此，朱光潜曾经说：“着重文艺与文化思想的密切关联，并不一定走到‘文以载道’的窄路。从文化思想背景吸收滋养，使文艺植根于人生沃壤，是一回事；取教训的态度，拿文艺做工具去宣传某一种道德的、宗教的或政治的信条，又另是一回事。”他认为只有把丰富的思想资源作为土壤，文学才能根深叶茂，因此，文学和文化、思想的关联是理所应当的。沈从文对于文学在改善民族性格和国民道德过程中的作用也十分赞同，在他看来，文学艺术的社会作用、文化功用和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并不是一回事，文学艺术的现实性追求也无可厚非。沈从文目睹了中国社会中诸如贫穷、贪腐、战乱、饥饿等现状，由于痛感民众道德的日益堕落和人性的深度沉沦，他多次强调文学既可以提升精英知识分子的能力，也能够促进普通民众道德境界的提升。他说：“好的文学作品照例应当具有教育第一流政治家的能力”；“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作家，能够追究这个民族一切症结所在，并弄明白了这个民族人生观上的虚浮、懦弱、迷信、懒惰，由于历史所发生的坏影响，我们已经受到了什么报应，若此后再糊涂愚昧下去，又必然还有什么悲惨场面”；“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在沈从文的心目中，文学像一把小提琴，只要轻轻演奏，美妙的乐声飘荡，社会种种污浊、丑恶的现象就会涤荡殆尽，这显然带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到了后来，沈从文又把文学的作用夸大到一种不可思议的地步：“诚如康拉德所说，‘给我相当的字，正确的音，我可以移动世界’。”沈从文认为文学可以“煽起人类对于进步的憧憬，增加求进步的勇气和热情”。沈从文关于文学疗愈民众心灵疾病、净化社会道德的观点未必正确，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对文学介入社会伦理道德改造、重造中华文明信念的执著。在这一点上，李健吾、林徽因等也有类似的观点。李健吾在评论萧军《八月的乡村》、叶紫的小说时，曾经谈到他们的作品所反映社会现实、表达时代强音的震撼力和冲击力。他在评论沈从文、萧乾等的作品时，提到文学的美和善对人性的治疗作用：“在现代大都市病了的男女，我保险这是一副可口的良药。”就连不太擅长文学批评的林徽因也曾经认可文学反映现实的作用，认为小说对于农村或劳力者的生活描写“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于他们——农人与劳力者——有浓重的同情和关心”。京派批评家一方面始终抗拒文学政治化、商业化的倾向，反对对文学功能的各种功利化、狭隘化的理解，防止文学重新堕入文以载道的窠臼；同时他们也能够站在中华民族社会文明和道德文明的高地，孜孜探求文学改善民众道德、品格、精神等方面的作用和途径，呼唤伟大作品的诞生：“这种伟大作品一面记录了这时代广泛苦闷的姿态，一面也显示出民族复兴的健康与快乐生机。”这样的姿态使京派批评家的文学观念既不同于左翼文艺、国家民族主义文学，也不同于各种艺术至上的文学主张，他们幻想在社会传统与现代的夹缝中用文学营造出民族的理想和文化复兴的大厦。

二、反思五四，重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为代表的启蒙者基于思想启蒙的需要，借用西方文化和文明经验，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进行了全方位的颠覆和抨击，其态度之决绝在中国现代社会中是绝无仅有的。他们认为大力引入西方的进步思想，可以直接促进中国民众思想观念的变革，进而从根本上推动中国社会政治制度和伦理观念的进步。正如陈独秀所说：“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其次为政治……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吾敢断言曰：伦理之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之所以如此，在于他们通过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缺陷和弊端，认为其已经无法适应中国现代社会的需求，东方社会“轻蔑人类的基本欲望”，“必致于养成懒惰的社会，多数人不肯努力以求人生基本欲望的满足，也就不肯进一步以求心灵上与精神上的发展了”。只有全面吸收西方文明的价值观才能使中国立足于世界：“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为此，陈独秀和杜亚泉围绕东西方文化关系问题进行论战。林毓生曾经对陈独秀、胡适等启蒙者的观点概括指出：“在陈独秀和胡适看来，没有必要对中国传统进行任何实质性的研究。他们从唯理论的整体观思想模式出发，认为受到指责的中国传统是不值得珍视的。根据这种形式主义的论断，中国传统中那些有价值的东西只不过是一切文化中都具有的性质而已，它们对中国传统的中国性质既不能提供解释，又未有所贡献。”这种概括虽然未必能准确反映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者的心态，但整体而言，这一判断大体可以成立，激进、不妥协的反传统姿态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符号。

必须承认，这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颠覆性态度在当时是一种无可抗拒的选择，对于时代的进步和人的觉醒产生了巨大的催化作用，其历史意义不容置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激进态度所掩盖的一些深层次矛盾、问题开始出现，一些学者开始用更开放和宽容的心态来思考东西方文化的关系，重新寻找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位置。20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渐渐远去，人们有了更充裕的反思空间，其中京派批评家的贡献是相当突出的。由于大多数京派批评家都曾经有过海外留学、直接接触西方文化的体验，他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者的缺陷和不足有了较为清晰的感知，对东西方文化关系在更加理性和宏大的文化背景中加以检讨，基本上都不再把东西方文化视为对抗性的，摆脱了那种单线式的思维方式，由此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使其成为中国文化复兴不可缺少的珍贵资源。

京派批评家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贡献和不足做了较为系统、深入的思考。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前人曾经有过种种肯定，如郁达夫说：“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更多人则将其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胡适曾经在多个场合宣扬过这样的观点，如1926年他在英国的几场学术讲演中都提到“中国的文艺复兴”。余英时说：“在西方宣扬‘中国的文艺复兴’的理念，胡适比任何人都更为重要”；“从1917年起，胡适始终坚持，五四运动作为一种思想或文化运动，必须被理解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这不仅因为他提倡以白话文作为现代文学的媒介，而且更重要的是出于他对历史连续性有深刻的体认。”但是，这样的比附到了稍后就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就像周策纵所指出的那样：“西方文艺复兴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模糊的、有争议的，而中国学者在使用这个词时就更不明确了。”只有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必要的反思，弄清楚这场运动的性质，才能超越其局限性，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分子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持有这种观点。其中李长之、朱光潜、沈从文、梁宗岱等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和局限性有过较为深入的反思，他们赋予五四新文化运动更为多元的价值取向，并通过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来寻找中国文化真正重构、复兴的途径及其可能性。

李长之青年时代在清华大学读书，受到五四精神的熏陶和影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尤其鲁迅引导下走上文学道路。他曾经说：“不但思想，就是文字，有时也有意无意间有着鲁迅的影子……我们受到鲁迅的惠赐实在太多了。”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李长之从来都是高度肯定的，直到1947年他还撰文《保卫“五四”、发扬“五四”与超越“五四”》，呼吁保卫“五四”科学、民主的价值理念。但另一方面，李长之终生秉承独立思考的习惯，不愿人云亦云，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价值的看法也同样如此。在李长之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成就在于自然科学，而人文科学成就较为有限，究其原因在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全面把西方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强行移植到中国。他说：“我不否认‘五四’运动是一枝鲜艳美丽的花，但是，这枝花乃是自别家的花园中攀折来，放在自己的花瓶中的。”因此，李长之认为这样的生命很难长久，注定会枯萎。李长之结合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历史演变及文化语境，详细辨析了这两场运动的差别，认为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一场启蒙运动，远远没有达到文艺复兴的地步。李长之总结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诸多不足之处：“有破坏而无建设，有现实而无理想，有清浅的理智而无深厚的情感，唯物，功利，甚而势利。”“五四精神的缺点就是没有发挥深厚的情感，少光，少热，少深度和远景，浅！在精神上太贫瘠，还没有做到民族的自觉和自信。对于西洋文化还吸收得不够彻底。对于中国文化还把握得不够核心。”可以说，李长之比较早地集中探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属性问题，这种撇开政治立场、单纯从学术角度出发来评判五四新文化运动性质的做法是十分难得的。

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和局限，朱光潜也有着自己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的《五四运动的意义和影响》一文中。朱光潜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是一场政治运动，更是一场文化运动，“是思想革命的先声”。它的成就体现在出版、白话文、学生风气等方面。但与李长之一样，朱光潜更多地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不足，观点和李长之有着相似之处，如“参与运动者热诚有余而沉着不足”；“五四运动颇类似德国的‘狂飙突进’，但是没有一个歌德和席勒的时代接着来，也没有一个像德国唯心派那样雄厚的哲学潮流去灌输生气。它的来势很凶猛，但是‘飙风不终日，骤雨不终朝’，它多少是一种流产”。稍后朱光潜进一步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处理好西方传统与中国传统的关系，以致最终放弃了传统文化：“我们的新文学可以说是在继承西方的传统而忽略中国固有的传统……但是，完全放弃固有的传统，历史会证明这是不够聪明的。”朱光潜把历史看作一种生生不息的连续性行为，其行程不可强行中断，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在这方面显然负有一定的历史责任。

京派批评家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中得出了基本一致的判断，那就是这场运动没有处理好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在大规模输入西方文化的同时，忽略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按照李长之的说法：“‘五四’文化运动可看作是西洋思想演进的一种匆籧的重演。”他们认为要想实现未来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真正复兴，就必须反顾传统，从几千年中国文化中吸收精华和养分。在他们看来，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在刺激—反应模式冲击下并没有失去生命的活力，仍然能为民族文化的复兴提供取之不竭的思想资源，当时一些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文化运动宣言》就是这种思维的自然反映。从早期的“中体西用”到五四时期的“全盘西化”再到稍后的“中国本位”，中国知识分子思考的重心不断迁移，人们以越来越开放、包容的心态对待文化传统。李长之详细辨别了“中体西用”“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这三个口号的异同点，认为这种历史的进化恰恰说明了中国文化开始迈向复兴的道路，因为真正的文艺复兴不可能移植或者复制外来的文化，它必须“从移植的变为本土的，从截取的变而为根本的”。因此，京派批评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把目光投向中国传统文化，重估其价值，希望能将其纳入现代文化的转换路径，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中国的文艺复兴。李长之赞扬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精神，认为这种精神深深影响到每一个国民的灵魂：“其本质是刚性的，但其表现却无妨是达到一种炉火纯青的地步：那就是珠圆玉润，温柔敦厚。”他还盛赞中国在这种精神孕育中诞生的美感教育以及由此产生的如阮籍、王羲之、陶潜、苏轼、倪云林等文学艺术家。当然，反顾传统并不是一味地复古和开历史倒车，李长之认为我们对待传统文化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接着说而不是照着说：“只有接着中国的文化讲，才是真正民族文化的自然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跳出移植的截取的圈子。”

梁宗岱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观点与李长之很相似，他在阅读西方文学经典作家但丁、雨果、马拉美、歌德等的作品的同时总是会想到中国的屈原、杜甫、李白、姜白石等，他甚至把对传统文化的眷恋比喻为回到了故乡。他说：“中国的诗史之丰富，伟大，璀璨，实不让世界任何民族，任何国度。”因此他把屈原和但丁的作品都看作各自的“民族经典”。他反对割裂传统的做法，认为抱残守缺和一笔勾销的态度都是非科学的，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继承、利用和发扬光大。朱光潜一方面从古典诗歌中为中国新诗寻找富有生命的元素，从而为其合法性生存提供依据，另一方面他借用西方美学的“距离说”来为中国艺术辩护，认为许多中国传统的艺术样式仍有合理的一面。废名、叶公超等也在不少场合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意义。叶公超针对新诗抛弃传统、模仿西洋诗的倾向，曾经告诫说：“西洋诗的一切技巧，无论是音节方面的，语词方面的，或形式方面的（如某种材料最适于某种节拍等等）在中国诗词里都有类似的例子。”他呼吁新诗人不要截断传统，而是尽可能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灵感。废名十分推崇温庭筠、李商隐的作品，认为白话诗里面有他们的因素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也正是‘文艺复兴’”。“重新考察中国已往的诗文学，是我们今日谈白话诗最要紧的步骤。”这一切都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对这一代知识分子仍然有着磁石般的吸引力，他们已经基本克服了上一代知识分子面对西方文化强力冲击所出现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危机。他们这种文化认同是发自内心的对东方文化的热爱，也是理性的选择，并非像列文森所说的那样，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复归传统，更多地不是出于他们对其理性正确性的信念，而是来自一种赶上西方，并减轻因和西方文化冲突而造成的传统文化自尊心受到创伤的感情需要。

三、积极介入公共领域，宣传中国文艺复兴理念

随着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完成，报章、杂志、书局等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中国社会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如哈贝马斯所说的西方社会的那种公共领域空间，为京派批评家在更大程度上施展自己的理想抱负、宣传中国文艺复兴的理念提供了有利条件。京派批评家重视文学批评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创办各种批评专栏，拓展批评空间。此外，他们还发现、扶植文学新人，促进文学的良性发展，以实际的行动来繁荣文艺创作，用文学之光照亮思想的黑暗隧道，揭示中国文化复兴的历史进程和客观必然性，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历史所赋予他们的重大使命。

中国报刊业的出现是西学东渐的结果。随着梁启超等人的大力宣传，中国报刊业自1895年后有了迅速的发展，据胡适的估计，仅1919年中国新创办的白话报刊就有400种之多，数量相当惊人。现代媒介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责任和文化责任，其辐射力和影响力超越了以往的任何时期。报刊的主持人大多属于社会精英阶层，其言论往往更容易受到重视，对民众有着更大的影响力。因此，当时的知识分子都争先恐后地涉足这个领域，借助公共舆论来发挥言论的作用，这是现代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重要区别。京派知识分子重视并和大众媒介关系密切，沈从文曾经说：“一个日报的意义，是包含了一种国民教育责任的。”他还进一步对报纸功能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其中包括：“对于这个民族的健康上给它一分注意”；“揭示这个民族发生向上自尊的感觉”；“应当提倡新的人生观，一种在个人生活民族存亡上皆应独立强硬努力活下去的人生观。”京派文人阵营当时主持或者负责的大众媒介主要有：沈从文、杨振声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后由萧乾担任主编），周作人、废名负责的《骆驼草》，叶公超主持的《学文》，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梁宗岱、卞之琳、孙大雨编辑的《新诗》月刊，李健吾、沈从文、卞之琳等编辑的《水星》，李健吾等主编的《文艺复兴》，李长之编辑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副刊等。他们或发表创刊宣言，或在自己所主编的栏目中加以展示，努力履行着对中国文化复兴所期许的诺言。

1937年，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创刊，由创刊号上登载的朱光潜撰写的《我对本刊的希望》可以看出京派知识分子复兴中国文化的勃勃雄心。朱光潜在文章中首先提到思想问题对于文艺问题的重要性：“在现代中国，我们一提到文艺，就要追问思想。这是不可逃免的。”而当时中国的思想土壤尚不深厚，这就决定了真正的文艺复兴不可能一蹴而就，朱光潜对当时人们亢奋的心理不以为然，他说：“许多人对于我们的时代颇感到骄傲，以为这是中国文化思想上的一个大转机，一种‘文艺复兴’，一种新思想与新人生观的勃起。他们希冀这伟大的时代理应产生一种伟大的文学。”朱光潜认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只有几十年，这对于伟大的文艺运动来说太过短暂，只有埋头苦干，尽量延长中国文化思想的发生期，让各种不同的思想和观点互相碰撞，自由竞争，文化复兴的时代才有可能到来。他指出：“我们现在急需的不是统一而是繁复，是深入，是尽量地吸收融化，是树立广大深厚的基础。”而当时中国的思想和文化条件还不够充分，为实现文化复兴的远大目标，一份理想的刊物就显得十分重要，它担负着中国新文艺种种神圣的责任。这尽管是一种充满自由主义文化观的宣言，但其在暴政与革命之间的狭缝中复兴中国文化的愿望值得尊重。与朱光潜所抱有的文化热情相似，李健吾等在抗战胜利后主编的大型的文艺刊物《文艺复兴》，在第1卷第1期的封面上精心挑选了文艺复兴大师米开朗皆罗的《黎明》，李健吾说：“封面是我设计的。第一卷是在国共和谈时期，我选的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大师米开朗皆罗的《黎明》，意味着胜利了，人醒了，事业有前途了。”这或许就是批评家本人对未来中国文化的期待。虽然当时的物质条件极为艰苦，但批评家仍然没有气馁，在苦难中守望民族复兴的到来：“我们已经掮出《文艺复兴》的大纛，便有勇气承受所有的物质精神的双重的波折”；“活在这个时代，有什么办法，我们必须以最高的勇气承受一切意外的打击，所以想到使命重要，我们将以沉毅的工作争取民族的荣誉。”

这种坚贞与执着的文化信念支撑着京派批评家把批评当作一种庄严的事业，他们深深明白职业批评对文学风尚的影响力以及对于发现文学新人的作用。文学批评的过程也是引导民众自我启蒙的过程，批评风气的健康与否决定着民族文化理想的前途。在他们所主持的刊物中，文学批评居于非同寻常的地位，他们往往通过作家作品评论、外国文学理论译介、文体批评专栏、书评等多种方式来实现批评的价值。沈从文1933年接手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后立即发表了《文学者态度》一文，严厉批评海派文人的玩票白相的态度，提倡作家以诚实的精神来从事文学。其后他又陆续发表不少批评当时文坛风气的文章。在沈从文、萧乾等的主持下，《大公报》文艺副刊还经常在批评专栏中对不少引起轰动的作品及时组织评论，分析其成败得失，特别是“书评”专栏很有影响，对当时出版的文学作品往往在第一时间给以评论。萧乾曾经说：“我深感书评对于一个国家的文艺事业——对于整个文化事业的重要性。”此外，副刊还专门组织力量对诗歌的理论问题进行相当深入的探讨，发表了如朱光潜的《从生理观点论诗的“气势”与“神韵”》、罗念生的《音节》《节律与拍子》、林庚的《新诗中的轻重与平仄》等，这些理论批评文章对于当时中国新诗的走向产生了积极影响。叶公超所主编的《学文》篇幅不大，但它的批评专栏的文章却有着不小的影响力，特别是卞之琳所翻译艾略特的《传统与个人的才能》更是极大拓宽了中国诗人的视野。朱光潜主编的《文学杂志》、李健吾等主编的《文艺复兴》等，批评和评论的分量也很重。朱光潜说：“比一般流行的刊物，本刊似较着重论文和书评。”李健吾等主编的《文艺复兴》先后开辟了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以及抗战时期死难作家纪念专号，闻一多、耿济之纪念专辑等，通过专题评论来弘扬其战斗精神和爱国热情。它还刊登了唐湜、袁可嘉等青年评论家的不少文章，这样的做法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京派批评家利用大众媒介来实现文学批评机制化的一次尝试。

至于通过文学批评的手段来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京派批评家这方面的成效更加突出，不夸张地说，他们所扶植的文学力量足以占据当时文坛的半壁江山。周作人早年在北京大学和燕京大学期间，对于废名、俞平伯、凌叔华等都热心提携，尤其他对废名、俞平伯的帮助成为文坛佳话。每当废名的作品集问世，周作人几乎都撰写评论予以支持，甚至当废名作品受到非议时也不改自己的态度。当萧乾刚刚在文坛崭露头角时，李健吾很快为其作品《篱下集》写评论，沈从文也为该作品写序，赞扬作家的“乡下人”的诚实精神。《大公报》文艺副刊很重视青年作家的培养，当时的萧红、钱锺书、杨绛、季羡林、丽尼、杨刚、陆蠡等都曾经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过作品。至于抗战后创刊的《文艺复兴》在这方面的作用也特别值得一提。由于战争的巨大破坏，当时中国文坛的刊物极为匮乏，《文艺复兴》就当仁不让地肩负起中国文艺复兴的重任，把发现文学新人作为重要的工作之一，当时的汪曾祺、唐湜、袁可嘉、穆旦、辛笛、杭约赫、唐祈、杜运燮、陈敬容、俞铭传等一批后起之秀聚集在《文艺复兴》的旗帜下。唐湜回忆说：“我是1946年春天去上海的，在正在复员的暨南大学里向几个有影响的文艺刊物如《文艺复兴》《希望》寄去了一些诗、散文和评论，李健吾先生首先在《文艺复兴》上给我发表了一组诗《山谷与海滩》，以后又给我发了不少评论。”这些文学新人后来的成就证明了《文艺复兴》编辑的眼光，他们也在各自的创作中继续演绎着中国现代文学理想的荣光。

百余年来，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向的关键时期，中国精英知识分子所扮演的角色令人瞩目。京派批评家所处的时代，正是东西方文化剧烈碰撞、交锋、互相认识之时，他们开始更多地理性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某些不成熟之处，希望借助于文学和文化的自觉认同来重新塑造民族的自信，以实现中国真正的文艺复兴：“我们正是希望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一种文化运动，正希望那是在培植已久的土壤里冒出来的，正希望那是在根深叶茂的大树上开放出来的。这才是真正的文艺复兴，我们以最大的热情期待着。”诚然，今天看来，他们对文学和文化功用的理解多少带有理想化的色彩，对于中国现实的严酷和复杂性估计不足，在其间的实践中屡屡碰壁，结果并不如人意，但是，他们为中国文化复兴所做的种种努力仍然在中国现代社会中留下浓重的一笔，他们用激情和梦想描绘的文化复兴的彩虹飘荡在中国的天际线，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地浮现在人们眼前，让后人油然而生敬意。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域外思想资源整理与研究（1907—1949）”（项目号：21＆ZD258）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文学武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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