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与新发展格局:发展动力与促进机制

文摘   2024-12-10 12:05   天津  

原文刊于《天津社会科学》2024年第6期。注释从略。


摘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重大战略部署,其关键在于增强新发展格局的发展动力,一是要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以强有力的内生动力支撑体系确保内需主导下的国内大循环畅通无阻;二是要以国内大循环赋能国际大循环,构建起强有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机制。在这一过程中,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与关键作用不容忽视。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可以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与可靠性,而且能够提高国内大循环对国际循环的吸引力与推动力。从民营经济增强新发展格局发展动力的作用机制来看,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能够增强内需主动力,形成供需双向牵引的良性循环,有助于提升国家整体科技创新水平,促进制度变迁与体制机制改革,并可以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提升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质量与水平。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产权保护不足、市场进入壁垒、科技创新政策不完善等问题亟待解决,重复建设、同质化竞争、负外部性等问题亟须政府的合理规制与监管。为此,需要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着力强化顶层设计与制度支持,为民营经济创新提供可靠保障;进一步完善多方参与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引导民营经济走长期健康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关键词:民营经济 新发展格局 内需主动力 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  高质量发展
引 言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应对国内国际复杂多变的发展环境,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重要战略机遇,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必须从“更有针对性地加快补上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短板弱项,确保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提升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高国际竞争力,增强对国际循环的吸引力、推动力”两个维度进行研究与布局。2023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面对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等问题,要“发挥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内需主动力的基础上,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过程中,民营经济的重要地位与关键作用不容忽视。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在推动经济增长、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科技创新、开拓国际市场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近年来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稳步提升,从数量上看,截至20245月底,中国民营经济经营主体总量达18045万户,占所有经营主体的比例从2019年的95.5%增长到96.4%,其中民营企业5517.7万户;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来看,民营经济贡献了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和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已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推动了市场体系的建设与完善,数量众多的民营企业有力促进了各类要素资源的流动与优化配置,将区域、城乡、产业中孤立与分割的“小循环”串联到国民经济的“大循环”中。民营经济在科技创新领域勇攀高峰,持续强化自主研发能力,成为中国外贸发展的主力军,为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竞争中稳住外贸基本盘,培育中国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新优势做出了重要贡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议指出:“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这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是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的重要途径,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当前,必须进一步发挥民营经济的积极作用,以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新发展格局注入强劲动力,使中国经济发展实现“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本文将聚焦这一关键问题,首先对新发展格局发展动力的内涵进行探讨,然后阐明民营经济增强新发展格局发展动力的理论逻辑,最后结合当前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现实阻碍提出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一、新发展格局发展动力: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与国际循环质量
2020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首次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来,学界对这一命题进行了多角度的探索,其中新发展格局的发展动力问题不仅关系到如何理解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内涵,也关系到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布局重点与实现路径,因而始终是研究者们关注的焦点问题。梳理现有文献可知,学者们探讨的新发展格局发展动力一般指“双循环”整体的发展动力。如黄群慧指出,新发展格局的发展动力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创新驱动,是基于国内大市场的高水平的自主创新与自立自强;陆岷峰认为,新发展格局的发展动力是高精尖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与突破所形成的新动能;钱学锋等指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内生动力由市场动力、产业支撑、企业主体和政府作用四部分组成。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这一论述从主导循环和循环流向的角度对新发展格局的发展动力进行了划分,将“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作为一个重要命题加以突出,进一步凸显了现阶段向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的发展模式转变的紧迫性与重要性。2023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内需主动力”的概念,为深入理解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指明了方向。本文认为,新发展格局的发展动力应从两方面进行阐释:一是国内大循环的动力经历了从“外生”到“内生”的转变,当前内需是牵引发展的主动力,需要围绕这一主动力构建多元耦合的内生动力支撑体系;二是在“双循环”结构中,国内大循环将成为新的“供能心脏”,为国际循环注入新动力,使国内国际双循环在互促共生的过程中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为强劲和更加可持续的动力。
(一)从“畅通循环”到“螺旋式上升”:经济循环的本质及其动力
新发展格局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经济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因此理解新发展格局的发展动力首先应把握经济循环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在每一个有机整体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共同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这一从生产开始,历经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回到生产的周而复始的运动过程,就是经济循环本身。熊彼特认为经济循环是动态发展、不断走向新的均衡的过程,他指出,“发展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同我们在循环流转中或走向均衡的趋势中可能观察到的完全不同。它是流转渠道中的自发的和间断的变化,是对均衡的干扰,它永远在改变和替代以前存在的均衡状态”。
根据上述理论,新发展格局所要求实现的经济循环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社会再生产的四个环节应紧密衔接、高效运转、有序循环;另一方面,经济循环的路径必须呈现“螺旋式上升”的形态。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经济循环的本质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影响,二者在动态调整中不断实现更高水平的均衡,由此经济循环的路径将呈现出“均衡—非均衡—更高水平均衡”的螺旋式上升形态。经济循环的动力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即生产力的发展与生产关系的调整适应。历史与现实经验表明,科学技术的进步、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新型管理组织方式的运用等因素都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制度变迁、体制机制改革、宏观治理体系的完善等因素则能使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经济实践中,开展经济活动的是各类经济主体,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生变化的力量源自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物质与精神需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要靠作为生产力主体的劳动者在生产实践中实现。因此经济循环的动力本质上是人的力量,包括供应商、企业、劳动者、消费者等在内的各类经济主体既是经济循环动力的来源,也是这一动力的载体。
(二)从“外生”到“内生”:国内大循环动力的来源、内涵及支撑体系
新发展格局要求实现主导循环从国际循环到国内循环、循环流向从“以外促内”到“以内促外”的转变,实现这一过程意味着国内大循环的动力来源将由“外生”转为“内生”。
所谓“外生”动力,即依靠国际市场资源和资金,以国际市场需求牵引国内经济发展的动力模式。过去中国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依靠廉价劳动力和充足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开拓国际市场,以国内市场丰厚的投资获利机遇吸引跨国公司,通过“以市场换技术”获取国内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和技术等资源。但是,在这一发展模式下,后发国家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受制于先发国家制定的“国际游戏规则”,自身应对内外风险冲击和不可抗力损害的能力较弱。由于缺少工业设计、工业生产和产品销售的技术和知识,往往只能负责原料开采、低端制造和加工组装等价值链低端环节,产品附加值低、利润率低,劳动者实际工资水平不高,难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此外,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崛起中的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面临发达国家的杀伤性竞争,不对称的自由贸易使穷国“专业化于贫穷”,“链主”国家对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把控扼杀了后发国家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机会,使后者被锁定于“技术死胡同”产业的生产环节,陷入“不发展的增长”的恶性循环。从历史经验来看,后发国家想要进入“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必须改变依靠外界“输血”的发展模式,增强国家自身创造财富的“造血”能力和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从现实条件来看,目前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经济体已经具备了转向内需主导的发展模式所需的资本积累、人力资源、制造业体系和市场容量等条件。为进一步应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与不确定性,坚持经济发展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必须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
与“外生”动力不同,“内生”动力是“经济生活中并非从外部强加于它的,而是从内部自行发生的变化”。如前所述,经济循环中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的最深层力量来源于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所谓“内生”动力,是指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和强大生产能力的优势,以内需为主导牵引国内经济发展的动力模式,即习近平总书记所指的“使国内大循环建立在以内需为主动力的基础上”。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需要构建多元耦合的动力支撑体系,从而使潜在需求转化为有效需求,进一步释放经济发展潜力。在这一支撑体系中,科技创新是推动产业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是强大生产能力与巨大内需潜力的重要支撑;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和经济循环中最活跃的因素;“政府—市场—政党”三维架构的宏观治理体系是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确保经济社会活力迸发、行稳致远的坚强保障。上述各因素在内需主动力的调动下相互配合、有机衔接,共同构成国内大循环强大内生动力的有力支撑与坚强保障。
(三)从“以外促内”到“互促共生”:国际循环动力与国内国际双循环互促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格局“决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需要,而且将更好造福各国人民”。在日益深化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中国的国内大循环将对国际循环产生吸引力与推动力,为国际循环注入新动力,从而使内外循环相互赋能,互促共生。一方面,中国是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倡导者与推动者,通过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促进国内国际要素资源与发展机会的交互共享,为国际循环注入强劲动力。中国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利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重大展会,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聚焦“小而美,惠民生”等发展中国家援助项目,同世界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由依赖低成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向依靠十四亿多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的绝对优势转变。高水平的国内统一大市场不仅将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资源互换、机遇共享的场所,更将成为国内国际双循环韧性与安全性的可靠支撑。于世界各国而言,中国广阔的市场空间蕴含丰富的发展机遇,是国际循环的重要枢纽与强大引擎。于中国自身而言,构建统一大市场既能提高整合利用国内资源的效率,也能吸引和聚集全球优质生产要素,促进国内新型产业的发展与产业现代化,这有助于提升国内循环内聚力,实现向全球产业链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攀升,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为世界提供更多高附加值产品、就业岗位及发展机会。同时,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浪潮中,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价值链的安全性稳定性成为衡量价值链竞争优势的最核心要素,中国国内市场潜力巨大、供给能力强、潜在需求充足,能够为加快建立独立自主、韧性充足、抗风险冲击能力强的价值链体系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这不仅能够确保国内大循环安全稳定,使之持续发挥经济发展主动脉的作用,而且可以作为国际循环的坚强支柱,对世界经济复苏与发展发挥辐射与带动作用。
二、民营经济增强新发展格局发展动力的机制分析
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反映了经济循环的质量和水平,市场主体是市场经济生机活力的真正来源,也是经济循环的“细胞”。在多元耦合的经济循环动力支撑体系中,作为微观主体的企业是调动有利因素开展生产经营活动,让经济发展的潜在动力转化为现实动力的关键。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都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过程中承担着不同的角色,二者合理分工、错位发展、优势互补。巩固与发展国有经济的重要性已成为广泛共识,相较而言,对发展民营经济重要性的认识亟待进一步深化。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强新发展格局发展动力的重要引擎,民营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有助于推动形成供需双向牵引的良性循环、提升国家整体科技创新水平、促进制度变迁与体制机制改革,以及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提升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质量与水平。
(一)民营经济连接供给需求双端,以内需主动力为基础畅通国内经济循环
经济循环的畅通无阻、内需主动力的强劲有力源自供给端与需求端的“双轮驱动”。民营经济的发展能够进一步打通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环节,促进信息交互与资源流动,从而使经济循环更加畅通,这有助于优化供给结构、扩大有效需求、实现供给与需求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其一,从供给端来看,民营经济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升供给水平与能力的关键力量。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根基在实体经济,命脉在制造业,关键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47.2万家,其中私营企业34.9万家,占比约74%;按工业门类划分,制造业企业单位数44.1万个,其中私营企业33.7万个,占比76.5%2023年,民营企业500强的产业结构分布仍以第二产业为主,制造业企业数量占500强比例为66.4%,占比连续3年实现提升。由此可见,民营经济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支柱力量,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先进制造业的过程中,需要更加重视民营经济的作用。与国有经济相比,民营经济的市场嗅觉更加敏锐,善于发现市场中的创新机会并借此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我国民营企业积极进行绿色化、数字化转型,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助力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使新型工业化的根基更加扎实。此外,民营经济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的过程中也具有重要作用。当前,中国企业在嵌入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过程中面临双重困境:一方面,全球产业链低端环节开始向土地和劳动力更加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迁移;另一方面,美国等发达国家通过吸引产业链中高端制造业企业回流、限制关键核心技术出口等方式与中国断链脱钩。国内产业的转型或外迁导致部分行业在原材料、零部件和中间品等关键资源上缺乏替代性来源,而数量众多、规模不同的民营企业灵活开展经营,不断更新工艺与产品,能够串联起产业链供应链各个关键节点,弥补关键性资源供给的空缺,从而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与稳定。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中的优势企业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发展为原创技术的策源地和产业链“链主”,引领国内产业链建设,推动重点产业在国内外有序转移,助力短板产业补链、优势产业延链,传统产业升链、新兴产业建链,增强产业发展的接续性和竞争力。
其二,从需求端来看,民营经济是扩大内需、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的重要力量。内需包括国内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两部分。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全年最终消费支出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4.3个百分点,资本形成总额拉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5个百分点。当前,消费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国内广阔的内需潜力一旦转化为真实需求将对供给端产生巨大牵引作用。提升消费需求的关键在于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扩大有收入支撑的消费。一方面,以就业优先为导向,在稳定就业岗位的同时支持劳动者多渠道灵活就业;另一方面,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通过“调高、扩中、提低”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我国民营经济贡献了80%以上的城镇就业,是巩固存量就业和吸纳新增就业的重要渠道,也是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力量。在拓宽就业渠道方面,民营企业链接产业链上下游,带动供应链、配套产业与服务业发展,不仅助力培育数字经济、银发经济、绿色经济等就业新增长点,也在“迂回生产”过程中间接创造众多就业岗位。在改善居民收入方面,初次分配中,部分民营企业通过薪酬和股权激励与员工实现利益共享,有助于进一步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多渠道增加劳动者收入;二次分配中,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扩大了国家税基,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夯实了物质基础,也为通过社会再分配减少贫富差距提供了坚实保障;三次分配中,我国民营企业积极参与第三次分配,通过慈善捐赠等形式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此外,我国民营企业不断推陈出新,促进多层次、细分化的消费市场建设,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多元的服务与产品,有助于培育壮大新型消费,稳定和扩大传统消费,推动数字消费、绿色消费、健康消费,打造新的消费增长点。特别是在数字化浪潮中,众多互联网、物联网平台打通制度建设与服务提供的“最后一公里”,优化消费环境,增强了消费者的获得感使之愿意消费。在投资需求方面,中国民间资本活力强、潜力大。相关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28.7万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重为56.5%2022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约29万亿元,占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重为54.2%,旺盛的投资需求充分展现了民间资本在拉动经济增长、促进产业发展、创造就业岗位、改善民生福祉等方面的重要潜能,有助于形成消费与投资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其三,从构建供需协同发力、双向互促的经济循环来看,民营经济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力量。产业不协同、城乡分割、区域分割是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主要堵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循环畅通需要各产业有序链接、高效畅通”,“只有实现了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国内大循环的空间才能更广阔、成色才能更足”。民营经济是促进产业互补、区域互促、城乡共荣的重要力量。在产业互补方面,民营企业同国有企业一起形成大企业引领、大中小企业相互配合、有序竞争的现代产业组织,企业间贸易、技术、投资合作日益密切,不同企业、不同产业间结成紧密的互补关系,推动产业间分工向更为精细的产品内分工转换,使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之间形成协作,多条产业链间形成交互,促进了三大产业的协同发展。更为关键的是,不同生产者的互补性生产需求既为国内制造业原料、中间品和制成品的消费创造了市场,也支持了装备制造业的发展壮大。在这一循环累积的过程中,全国性的多层次商品市场与要素市场逐步形成与壮大,国内市场消化主要产能、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能力得以增强,经济循环的市场动力愈发强劲。在区域互促方面,各地区的不同资源禀赋优势吸引不同民营企业投资生产,产业集群逐步形成并产生规模效应,区域内企业由此可实现降本增效。民营经济在不同地区设立研发、生产、物流仓储等关键节点,改善了物流体系建设,联通了东、中、西部市场,区域间的空间与行政壁垒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促进了国内经济一体化在空间上的纵深发展。东部地区为中西部地区发展提供必需的要素与人才资源,中西部内需市场的巨大潜力则可以对东部地区生产部门形成巨大牵引,促进过剩产能消化与传统产业升级,由此形成更为通畅的区域间大循环。在城乡共荣方面,民营经济能够充分发掘乡村的巨大要素市场与消费市场优势,促进城乡资源互通、机遇共享,以乡村振兴为契机助力城乡经济进一步融合发展。特别是在数字化浪潮中,平台经济为城乡协同发展搭建新的合作平台,促进城乡供需衔接,使二者不断为彼此创造更大的市场。在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过程中,民营经济扎根市场,随市场扩张而发展壮大,既促进了竞争、价格、供求等市场机制的完善,也利用自身的韧性与灵活性为经济循环的畅通与抗风险能力的增强提供了重要支撑。
(二)民营经济积极参与科技创新,助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创新是引致经济循环“螺旋式上升”的关键。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国际分工”体系中,全球价值链主要由发达国家跨国企业控制,发展中国家大都被“锁定”在几乎没有创新机会窗口且进入壁垒很低的价值链低端环节。中国经济长期面临的“产业结构雷同”“低端产能过剩”“核心技术缺乏”等问题的重要原因正在于此。创新是我国突破发达国家技术出口封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确保自身经济发展安全可持续的关键。在此过程中,中国民营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一,民营经济是先进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广泛参与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在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中,民营企业通过自主研发或外部引进,不断创新技术与组织管理方式,使生产力大幅跃迁。同时,由于产业生命周期的存在,民营企业必须紧随产业革命的浪潮,实现传统产业再造升级,完成技术与产品的更迭,才能保持企业竞争力。相关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营业收入超过5亿元的民营企业中,研发投入总额前1000家企业的研发费用总额为1.39万亿元,占全国研发经费投入的41.88%,平均研发投入强度为3.58%,较全国研发投入强度高0.94个百分点。这充分说明民营经济在科技创新与研发中发展潜力大、势能足。在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浪潮中,民营企业瞄准前沿高新技术产业缺口,在重要科技领域大胆探索,在前沿交叉领域勇于开拓。以华为、小米、美的等为代表的综合型民营科技企业成为掌握关键核心技术自主权,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重要引擎。与此同时,一批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瞪羚”企业、“独角兽”企业转化,使中国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更为卓越。
其二,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在科技创新领域协同共促,锚定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攻关突破,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当今世界,大国竞争的重点在于以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率先突破抢占发展制高点,掌握未来发展主动权;以新质生产力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中的应用培育新优势新动能,引领世界发展新风向。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与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前瞻性布局与发展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多个创新主体协同配合。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其中,国有企业是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关键力量,在基础研究、前沿科技攻关、高端产业、国防科技等领域承担创新先锋作用,是国家创新意志的承载对象,在加快技术变革和促进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其他市场主体指明了发展方向。民营企业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最具活力的成分,不仅为国有企业在重点领域的发展提供原料、人才、技术和配套服务的支持,打通与国有企业研发设计与应用相关的产业链上下游,提升国有企业的科技创新效率,其自身也牵头承担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量子信息、基因工程等领域的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展开良性竞争与合作,孕育出一批富有竞争力的产业链龙头企业与专精特新企业,对于加快打造“以我为主”的产业链供应链,力争实现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自主可控具有重要作用。这一协作既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所有制优势,也发挥了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的关键作用,有助于推动我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其三,民营经济有助于打通研发设计与科技成果转化的全流程,促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从基础研究、技术开发设计,到技术在有限范围内试点,再到技术成熟后的应用与商业化推广,是一个复杂漫长的过程,不仅需要前瞻性、持续性的巨额投入用于创新研发与生产开发,更需要庞大稳定的专业化研究团队支持。民营经济参与科技创新既有助于降低研发成本,提升研发效率,也有助于组建起强大的创新联合体。在研发环节,众多民营企业的参与能够分摊科技创新的成本与风险,汇集与调动民智民力,提升通过大规模试错寻找创新路径的效率。在畅通创新链全环节和促进成果转化上,民营企业作为重要创新主体,与国有企业一同构建起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发展高效强大的共性技术供给体系,推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开放创新一体设计、有效贯通,促成重点项目协同和研发活动一体化,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这对于使中国加速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与创新高地,以优质产业生态系统和创新体系赋能高质量发展,增强新发展格局发展动力具有重要作用。
(三)民营经济助力完善制度体系建设,增强新发展格局发展动力
经济循环的畅通有赖于稳定可靠的制度环境的支撑,民营经济作为市场主体的“主力军”,积极参与制度变迁过程,助力制度体系建设和完善,增强新发展格局发展动力。
其一,民营经济的发展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提升制度建设水平与经济治理能力,使“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民营经济的创新突破离不开政府政策支持与良好发展环境的保障,这要求政府强化顶层设计与宏观调控能力,既能够高瞻远瞩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对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的研发、转化与应用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前布局,为民营经济发展指明方向,又能够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积极参与到国家科学技术攻关、重大战略项目建设与民用产业发展的特定环节中去。各级政府在以制度建设为民营经济提供良好发展环境与法治保障的同时,也要限制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损害社会公众利益、资本无序扩张等行为。
其二,民营经济是制度变迁的重要参与者,民营经济的发展有助于制度体系建设和完善,增强“双循环”发展动力。虽然民营经济并非宏观经济治理主体,但其可以作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参与者助力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民营经济嗅觉灵敏、应变力强,最了解市场创新与发展动向,能够从市场内部发现当前制度建设的薄弱环节,为政府的政策制定与规制和监管手段的完善提供富有针对性的建议。民营经济作为重要的市场主体,其发展壮大不仅有助于促进市场机制发育成熟、市场功能有效运转,而且能够通过竞争机制激发市场的自我净化功能,清除“僵尸企业”,倒逼经营不善的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从而确保经济系统健康稳定。概言之,民营经济的发展激发了市场经济的内生动力,与市场外部的政府力量形成畅通经济循环的内外合力。在这一过程中,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单向度的宏观调控体系向“市场—政府—政党”三维主体主导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运作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转换,成为“双循环”可靠的制度支撑。
(四)民营经济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提升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质量与水平
新发展格局是国内国际相互促进、更加开放的经济双循环。民营经济一直是中国参与国际循环的重要力量。相关数据显示,20231月至7月,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总额达12.46万亿元,增长6.7%,进出口总额占中国外贸总值的比重达52.9%,总出口额超过8万亿元,同比增长7.3%,出口额约占中国出口总额的63%。这表明,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民营经济展现出高度适应性和强大竞争力,在外贸领域有力地发挥了逆周期调节作用,不仅能增强国内国际循环之间的牵引力与推动力,更能增强“双循环”的抗风险韧性。民营经济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自身,赋能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内外循环的要素资源互通互补、发展机遇共创共享。就“引进来”而言,不少民营企业位于产业发展前沿,具有敏锐的市场洞察力,不仅关注当前市场需求,而且积极预测未来市场趋势,通过吸纳国际先进技术、资金、人才和项目等重要资源发展壮大自身,实现数字化转型,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例如,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光伏、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许多民营企业通过技术引进与自主研发攻关不断增强企业的生产能力、自主创新能力与市场竞争力。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中国战略性产业发展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就“走出去”而言,民营经济是培育外贸新动能、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的重要力量。民营经济为世界各国提供多元化、高质量的产品与服务,既有物美价廉的民生日用产品,也有高附加值的高技术制成品,在世界市场提高了“中国品牌”的知名度,也提升了国际循环的质量与水平。民营经济聚焦主业、做强实业,不仅巩固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世界制造业枢纽地位,而且通过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突破增强了企业核心竞争力,进而实现向国际价值链中高端环节的攀升,助力中国成为世界科技创新策源地与制高点,增强中国对世界科技创新要素资源的吸引力,以国际循环动力赋能国内循环发展。不仅如此,民营企业还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与沿线国家企业开展优势产能合作,促进不同国家间的经济合作与友好往来,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会与成果。在这一过程中,我国与世界其他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双循环”发展动力更足,抗风险冲击的韧性更强。
概言之,民营经济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力军,是稳发展、拓新局的关键力量。民营经济的活力、竞争力、创新性与韧性能显著增强新发展格局发展动力,提升“双循环”可靠性。为更好地激发新发展格局发展动力,应进一步增强对民营经济的政策支持与引导,破除制约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障碍。
三、以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新发展格局
当前,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仍面临一些现实阻碍。一方面,民营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亟待优化,产权保护不足、市场进入壁垒亟待进一步破除、政府干预不足、干预过度及干预不当并存等问题导致民营经济无法充分获取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所需资源,难以拥有稳定预期,发展信心不足。另一方面,民营经济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发展过程中极易出现重复建设、同质化竞争、负外部性等问题。为此,必须对民营经济进行合理的支持、引导与干预,既要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也要鼓励民营企业家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将企业盈利目标与国家经济建设目标以及社会发展目标有机融合,还要引导民营企业以创新发展提质增效,改善管理方式,奋力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企业,为新发展格局注入强劲动力。具言之,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应从如下几方面入手:
(一)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优化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外部环境
其一,创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在市场进入方面,破除民营企业面临的所有制歧视、行业准入等隐性壁垒,全面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在市场退出方面,简化企业注销和破产的审理模式与办理流程。在公平竞争方面,进一步破除区域分割与地方保护,加强对市场垄断行为的审查与执法,给予民营经济更加公平广阔的发展空间。
其二,健全产权保护制度。依法平等长久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在法律法规层面对不同所有制经济的经济产权进行平等保护,特别是注重对民营经济、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的保护,强化新经济、新业态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为民营经济创新与发展提供可靠的政策激励与法治保障。与时俱进推进执法、司法各环节改革,既要稳定民营企业发展预期,确保其正常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也要及时发现并合理干预民营企业的不良发展行为,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
其三,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推动市场设施互联互通,持续完善数字时代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数字化赋能、智能化升级的方式完善现代流通体系,建立新型信息交互机制,简化交易流程,使民营经济交易范围拓展、交易效率提升。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推动生产要素畅通流动、各类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潜力充分释放。加快建设统一开放的土地和劳动力市场、技术和数据市场、能源与生态环境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降低民营经济获取各类要素资源的难度,减少企业非生产性成本支出,使民营企业能集中精力创新发展,提质增效。
其四,加快实施更高水平市场开放。稳步推进金融和社会服务业市场开放,破解中小企业转型升级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汇聚社会多方力量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保障网”。积极推动规则等制度型开放,拓展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促进国内外贸易规则与产品标准对接,主动参与国际标准与规则的制定。特别是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下,更要解决好数据跨境流动、数据知识产权保护、数字产业跨境投资等关键问题,为民营企业开展国际贸易、增强国际竞争力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二)强化顶层设计与制度支持,为民营经济创新发展提供可靠保障
当前,民营企业创新成本高昂,投资回报周期长,收益不稳定,因融资渠道不足大多依靠企业自筹资金或吸纳民间资本进行研发,这抑制了中小微企业的创新动力。此外,民营企业创新能力参差不齐,整体来看多数民营企业基础研发与原始创新能力有待提升,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企业间未形成相互嵌合的产业集群,协同创新能力较弱,且存在“技术与产品创新少,管理与服务创新多”,“低端创新成果同质化严重,中高端、原创性成果不足”等问题。破解上述困境亟须加强关键政策引导,为民营企业创新提供有力的制度支持。
其一,强化科技创新攻关的顶层设计,为民营经济明确发展方向。创新全链条包括原始技术创新、技术产业化及商业化盈利等多个环节,其中技术创新又可细分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既有技术的深度细化与迭代等多个种类;技术产业化则涉及“产业需求端—技术供给端”的对接转化、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前布局、新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多个方向;商业化盈利涉及从生产到销售多个环节的组织与管理的创新。政府需要对不同企业加强引导,使之明确自身定位,向不同创新方向积极拓展。对于具备科技创新实力的综合型大企业或者具备一定科技基础、聚焦某一特定领域的科技型企业,可以鼓励它们参与技术研发到应用的大部分环节,大型企业可以向产业链“链主”发展,其余企业可以向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单项冠军”企业、“独角兽”企业等方向拓展,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创新合力。对于缺乏技术实力、无力承担高昂的创新沉没成本的企业,应鼓励其积极参与技术产业化和商业化盈利环节,打通“技术研发—产业应用”和“产业需求—技术创新”的中间环节,为加快实现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提供重要支持。
其二,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为民营经济科技创新提供强有力的支撑。转变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尽快形成对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自主权是当前科技创新的关键。但不同于一般核心技术可以以外界引入或学习的方式实现“非对称赶超”,关键核心技术、战略性颠覆性新技术通常只能由政府主导下的本国自主创新获取。由于单个企业进行此类科技创新的实力较弱,因此必须以新型举国体制汇聚起政府、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科研院所等多方力量,以产学研政企一体化发展构建协同创新机制,打通关键核心技术研发痛点与堵点,加快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的效率与速度,构建起成本与风险分担、成果与利益共享的多主体创新体系。在此过程中,政府需加快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为民营企业参与科技创新提供更多资源与政策支持,营造鼓励创新的包容发展环境。政府也需要进一步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向民营企业进一步开放国家重大科研基础设施,鼓励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工程、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项目建设,与国有企业形成创新合力。
其三,完善创新服务体系,为民营经济创新提供可靠保障。加快科技创新领域制度建设,为民营企业创新提供制度激励与法律保障。优化民营经济创新的资金支持体系,在企业自筹或银行贷款之外开拓新的融资方式,鼓励国家与各级地方政府创新资金注入方式,完善资本市场建设,引导社会资本注入,形成系统可靠的风险收益分担模式,助力民营经济发展。构建以企业为主导、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科技创新体系,打造“研发—试点—应用—推广”一体化的“科创—应用—收益”链条。为此,需要完善“平台+市场”技术服务体系,鼓励科技服务机构为企业提供技术孵化、转移、应用的专业性服务,弥合技术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巨大鸿沟;鼓励企业立足自身需求,以自建、政企合作、企业间合作或产学研一体化合作的方式组建专业团队,就“产业需求—技术创新”“技术应用—成果转化”“商业推广—价值实现”等任务分别进行攻关,以高质量人才、高水平制度、高效率协同提升创新效率与创新成果质量。
(三)完善多方参与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中国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使“有效市场”“有为政府”和“有力政党”充分结合,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优势与坚实保障。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政党领导、政府主导、企业参与、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有机结合,发挥治理合力。
其一,政府需要明确自身“可为”与“不可为”的界限,加快转变职能,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好服务。政府要牵头构建“双向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与民营企业建立长效稳定的政企沟通机制,让政策真正反映企业诉求、满足企业所需。强化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充分考虑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的民营企业的特点与发展需求,更有针对性地提供引导与帮扶,鼓励企业创新突破,采用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式,引导步入产业生命周期衰退阶段的企业转型升级或逐步退出市场。政府要与时俱进完善监管方式,优化执法手段。一方面,要加快推进数字化监管、智慧监管,弥补“事前、事中、事后”监管链条上的漏洞,变“运动式监管”为“常规式监管”,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规制与监管体系,既要对可能出现的新风险、新问题有所预判与准备,也要正确识别民营企业的创新行为,避免损害企业发展活力,使民营企业形成稳定监管预期。另一方面,要统一执法标准规范,形成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联合执法机制。除此之外,政府需在“有力政党”的领导下,完善对自身权力的监督机制,使“有为政府”更好发挥作用。
其二,民营企业需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将企业盈利目标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目标有机融合,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贡献力量。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除了需要政府政策支持外,也需要民营企业转变发展观念,增强自生能力。民营企业要建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坚持“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原则,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内部监督,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富有强大生命力与韧性的市场主体。鼓励民营企业通过采用更为科学有效的现代企业管理方式,提升经营水平,增强风险管控与社会责任意识,提高市场竞争力。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民营经济也需要在制度建设与市场监管方面贡献力量。民营企业要积极引导产业自我规制,在政府制定政策时献计献策,形成“市场内部企业”与“市场外部政府”的治理合力,同时积极倡导行业自律,使行业协会和商会充分发挥作用。此外,民营企业家要弘扬企业家精神,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将企业发展目标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目标有机融合,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企业盈利,塑造中国经济发展新优势,通过构建和谐劳资关系,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营造良好社会形象,积累社会信誉与口碑。
其三,社会公众要充分发挥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支持与监督作用。社会各界要正确认识与客观评价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的地位与作用,尊重其合法经营所得,保护民营企业知识产权,形成有利于民营企业发展的良好社会舆论环境。鼓励媒体、消费者、劳动者和其他社会公众通过各类渠道积极参与对民营企业的监督评议与意见反馈,促使民营企业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本文系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与重点任务研究”(项目号:23ZDA030)、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课题“习近平经济思想的萌发、实践来源与重要特征研究”(项目号:2024JZDZ005)的阶段性成果。
(本文作者:周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研究中心教授;张奕涵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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