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在康乐：那年我16岁

体娱 2024-10-28 14:56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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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我们要插一辈子队吗？”

我兄妹四人，两个哥哥，一个弟弟，我是独女，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只有二哥一人没下过乡。

*我上了光荣榜

这个光荣榜不是一般的光荣榜，是甘肃师大附中1968年11月20日贴在校园内的上山下乡光荣榜。榜上共有300名同学，年龄最大的约22岁，最小的约十四五岁。我们初二甲班10个人榜上有名，其中女生三人，我位列初二年级第一名。当时分配时的口号是“四个面向”：“面向工矿、面向边疆、面向基层、面向农村”。分配去向是林建师、农建师、工厂（含街道小厂)等。

记得自称文盲的工宣队员王工人，找我谈话时，我们相向而坐，他问询我，想去何处？我说农建师。只见他用歪歪扭扭的字体写上了“面向农村”这四个无情的字，我傻傻地纠正：“农建、农建！”他没理我。现在想起来，什么征求意见的谈话，其实下乡名单早已内定，只不过是走个过场而已。下乡的同学多半是家庭出身不好的：所谓的“狗崽子”多；知识分子子女多；师大子女多，有的是一家下两个。光荣榜上有27名内定的“小教”，插队一年后，他们就另行分配工作了。

光荣榜

*我的家庭情况

我的父亲是西北师范大学数学系教师，他工作兢兢业业，说起自己的学生，如数家珍。他出生于甘肃省静宁县一个着名的书香家庭。静宁人常津津乐道于王家出过三代进士。我的高祖王源瀚留下诗集《六戊诗草》，我的曾祖王耀南留下《学古轩诗草》。这些诗篇是研究静宁明清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料。人们感念我的四爷王尔全创办了静宁一中，他在甘肃教育史上很有名望，为家乡的文化事业作出过突出贡献。总之他们都是优秀的中国人。我母亲是师大幼儿园的保育员。我兄妹四人，两个哥哥，一个弟弟，我是独女，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只有二哥一人没下过乡。

四爷王尔全在静宁一中

大家离母校越来越远，离兰州越来越远，离我们小时候一心上大学的梦想越来越远，汽车的马达声逐渐压住了人们的啜泣声……

*难忘1968年11月26日

1968年11月26日早晨，寒风凛冽，黑云低沉，母亲与她幼儿园的同事陈姨送我到附中，小操场上人很多，只见15辆敞篷大卡车一字排开，人们正在把捆好的行李卷铺在车上当座位。与谁一起插队，我母亲已给我找好了搭档——她是初三甲的程雯洲，我们两家是邻居，当年18岁的她有主见，很能干。她同班的的延陇娥性格泼辣，也和我们同坐一辆车，我班文文静静的杨文瑛，与延陇娥是邻居，于是两对儿邻居同坐一辆车，同插一个大队，同一个锅里搅勺子。开始了我们的农民之路。

母亲很坚强，没有落泪，她不愿别人看她的笑话。陈阿姨掏出一张崭新的5斤的全国粮票递给我，让我路上用。在当时，5斤全国粮票是很金贵的礼物，我收下了。

10点左右，有人喊“出发！出发！”大卡车陆续发动，鱼贯而行。有人哭起来，更多的人哭起来；车上的学生在哭，车下送行的人在哭；哭声一片：哭失学之悲、哭离家之痛、哭命运的不公，哭全班那么多人为何让自己去插队？我的父亲没来送我，他是“牛鬼蛇神”，还没有“解放”。与其他学生相比，我还不算太惨的，有的同学临走也没见父母一面，有的同学的父母正在挨斗。十里店南街往东的路上，有的亲属大哭着追着车跑，穿着厚厚冬装的行人在驻足观望。总之气氛悲凉，痛苦。天空越来越暗，难道老天爷也在同情我们这些学生？

敞篷卡车在行驶，雪越下越大，漫天飞舞的雪花，落在我们的头发上、衣服上、睫毛上。，薄薄白雪覆盖的路面上，两条黑色的车辙清晰可见。大家离母校越来越远，离兰州越来越远，离我们小时候一心上大学的梦想越来越远，汽车的马达声逐渐压住了人们的啜泣声……

从兰州到康乐，距离120公里，按现在的路况，两个小时就到了，可我们走了一天，途径七道梁时，山高路陡，弯道多，卡车要装防滑链；过洮河时卡车是用人工轮渡一辆一辆载过去的。到康乐县城时，已是下午四点多了，县上开了欢迎会。

15辆卡车分别开往八松、五户、草滩三个公社，谁去哪个公社，完全是随机的，车拉到哪里算哪里。车到了八松龚家庄，下车休息。我们听到树上乌鸦在“啊啊”的叫，看到腰间扎着草绳衣衫褴褛的农民，看到被烟熏得黑黑的炕洞，看到古老的落后的木轮车，想到自己要在这里过一辈子，我们四人抱头痛哭，哭声惊动了公社的刘文书，慈眉善目的他把我们分到了八松大队八松庄，后来才知这里是公社驻地。

左一王小玲左二杨文瑛后排左一延陇娥后排左二程雯洲

我们不会在农村一辈子的，这是我们心中永远的信念，我们每个人都在好好表现，盼望着有一天被抽到什么工厂去当工人。

*进庄

第二天，驴车拉着我们四个女生的行李，在晌午（午饭）时分，拐进了八松庄。车边跟着一群“鼻涕娃”，兴奋地喊着：“洋学生”来了！“洋学生”来了！”村子里弥漫着一股炊烟的气味，驴蹄子踏在雪后泥泞的小道上，泥水四溅。

驴车停在一个破院落的门前，无院门，有门框。院墙年久失修，有几处豁口（后来才知道房东是个要饭的）。院门旁站着许多看热闹的人，年轻人多，孩子们多。大家帮我们把行李搬进了新家。

我们背靠背坐在行李上环顾四周：墙是黄土色的，地疙疙瘩瘩不平，正中的墙上贴着一张毛主席像，屋子西面盘着一个仅能睡两人的土炕，炕才烧上，炕缝里正不停地冒着刺鼻的烟。东边的墙上遗留着雨水冲刷过的条条痕迹，墙的高处安着一个小方窗户，给这个阴冷的小屋透进来一缕光线。有灶台，但只垒了一半。关起门来，观望的人离去。一想到要在这里安家落户的渺茫前景，我们四人不知是谁先带头哭起来，大家都哭了，哭得很伤心。

九队队长安生尧从队里的粮仓拿来了几块板子，铺在炕上，弥补炕太小的不足，四个人的褥子铺在仅能睡两人的炕上，挤着能睡四人。一切基本停当，才感到又累又渴。看着那盘了一半的灶台，又犯难了，大家急中生智，在院子里找了两根粗柴棒支在灶台上，锅往上一放，勉强凑合，可惜没有锅盖。到社员家借了扁担和木桶，四个人围在井台边轮流试着打水——木桶似乎欺生，浮在水面上不肯下去。旁边一个十岁出头的小姑娘接过井绳，前后轻轻一晃，水桶钻入水中。四个人轮换着挑水回家，我蹲在灶边烟熏火燎地烧水。

说起来大家可能不信，在兰州时，我很少划火柴，总怕烧了手。现在也不怕烧手了。当四个人端上一碗飘满草木灰的异乡水时，也顾不得许多了，大口大口地喝起来……

*第一天劳动——打粪

清晨，鲜红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我们带着崭新的白手套，跟着妇女队长去上工。打粪场上，黑色的粪堆周围站着一圈手拿“泡骨都”（木榔头）的农家妇女，有说有笑的妇女们停下手中的活，好奇地从头到脚从脚到头地打量着我们，妇女队长说：“给我们队里分了两个女学生，以后和大家一起干”，她们亲热地围过来，问长问短，尤其是那些大姑娘、小媳妇，更是乐意和学生们接近，人们的热情，使我们两个远离家乡的女孩感到心里热乎乎的。我们接过社员们手中的“泡骨都”起劲地干起来，不在乎鞋上粘满了牛粪，不在乎湿湿的臭哄哄的粪块掉进脖子和后背，背着粪背篼从阴暗的马圈中背出马粪，晾晒在场上。

休息了，大姑娘小媳妇们坐在槐树底下做起针线来，有的缝鞋帮，有的纳鞋底。从小没干过体力活的我们，此刻腰酸腿疼了，手上起了五个水泡。但我们对农村的一切都好奇，当我们看到打粪场后有两个人在铡草时，立刻走了过去。铡草的人是桑大哥，五十岁左右，四方脸，络腮胡子，往刀口送草的人三十岁左右，“让我们铡一下好吗？”文瑛问。“能成！能成！”桑大哥一叠声地回答。他是队上的饲养员，铡草是他的包工活。

于是文瑛蹲在地上，不紧不慢地往铡刀口送草，我紧握铡刀把一起一落，金黄色的麦秸一会儿就堆了一堆。“上工了！”两袋烟的工夫，妇女队长招呼社员们继续干活，我和文瑛铡草的兴味正浓，我们以为只要干活就是为队里干活。“快来呀，不来不给你们记工分！”那个整天笑嘻嘻的新媳妇尚丁英喊我们。“不记就不记，我们不要工分！”工分对当年的社员来说是命根，可我们却傻傻地不要工分。“不要工分，你们靠啥吃饭？”大脸盘的胖媳妇侯菊芳笑着喊，这句话管用，我们回到打粪的场地。

后来队里给我和文瑛评了八分工，与当地妇女同工同酬。当时我队一个工分四角钱，干一天记十成工，我们一天可挣到三角二分钱。有的小队只给女知青记六分半工，与孩童们同工同酬，她们的心情糟透了，到我们集体户来，晚上六个人挤在仅能睡两人的炕上……

第二天，手上的水泡破了，疼痛钻心。在后来的日子里，泡生泡灭，最后成了坚强的茧子。

*我们要插一辈子队吗？

有一天，我校插友，高三的李兰路过我们集体户，大家谈起以后的命运。我问李兰：“你说，我们要插一辈子队吗？”“不会一辈子，你看，最高指示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从很有必要几个字分析，是要我们锻炼锻炼的，肯定不会一辈子！”

我们不会在农村一辈子的，这是我们心中永远的信念，我们每个人都在好好表现，盼望着有一天被抽到什么工厂去当工人。你们不知道，当年的我们是多么羡慕能进厂当工人的同学，看到有的女生戴着男式帽子，穿着工作服的照片，羡慕得就如同现在的年轻人看到了明星照。

*种自留地

社员家自留地的麦子已长得有一尺高了，我与文瑛的自留地还没种呢。队里给我们分了两分地，在当尕嘴的山坡上，当地的习惯是先施肥，后种麦。不管怎么说，总不能让地闲着。

我们两个弱女子驾起牛车往地里送粪。文瑛力气大，她拉架子车掌辕，我牵牛鼻子，我们艰难地拉着一架子车牛粪上山坡，由于没经验，弯转得太快，在拐弯的地方，车翻了，一架子车牛粪翻倒在下一层别人家的梯田里，麦叶青青，迎风摆动，似乎在欢迎我们为它们施头遍肥，此时的文瑛跪倒在下一层的梯田里，她迅捷地跳起身来，捶着我的背骂我太笨。我懊恼至极，因为我觉得不对劲时，牛这畜生的牛劲儿真不可低估，我怎么也拉不到应该去的地方。

此事在本队社员的口中传为笑谈，而我却不愿与任何人谈起此事。

*播种时节的“花炕子”

为了迎接春播，我们打算储备春播时的干粮。发了一小缸面，请队长的女人帮我们烙“花炕子。”这是一种很大的饼，直径约一尺五，重约1斤。当地人用一种专用的弯曲的金属花夹子在饼上夹出各种好看的图案。烙了十几个了，大家的孩子气来了，于是在饼中央夹出自己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有“洲、娥、瑛、玲”四个字样。嘻嘻哈哈地把几十张饼放在木箱子里，春播时不愁干粮了。饼子在箱子里放久了，长了绿毛，我们不想吃。不想吃也得吃，粮食是金贵的，不能浪费——用菜刀削去两面的绿毛，切成块，在锅中炒着吃，煮着吃。至今想起这春播时的“花炕子”，口中仍有那可怕的馊味。

*拔燕麦

康乐的麦子地里，有一种与麦子很相像的燕麦草，这种草生命力顽强，繁殖力极强，即使牲口吃了，粪中仍有燕麦的种子，施肥到地中，燕麦会铺天盖地地长起来，农民们要在地里拔燕麦，一直拔到麦子成熟。若时间够用，一块地要拔三遍。起初我们不认识燕麦，会将长得很好的麦子连根拔起，扔掉。现在想起来，农民会是这样的一种心情？拔草要一直蹲在地里，细心地辨别，社员们排成一行，向前挺近。社员们讲究拔草蹲的行行（hanghang）要窄，最忌讳将麦子压倒。起初，我们蹲的技术不高，后来社员们夸我们钻的行行象猫钻的一样。

拔草的日子很漫长，蹲在地里一直等太阳下山，仰起头盼太阳走得快些，草帽落在地上，太阳却象钉在天上，啥时才能下工？最希望有雷雨的日子，经常盼当尕咀的山上“云带帽”（云层聚集，这是必定下雨的征兆），每当这时，便只等孟二队长说一声“回”，便麻利地提起队上的马蹄表，撒腿直奔庄上，还没到家，雨点子已噼噼啪啪地下起来了。回到家中，拉开被子，真想大睡一觉，却又听到孟二队长大叫“走嗷哎”……只好又穿上外衣，向地里走去，拔草拔得手总是绿的，刷子刷也刷不掉；脸是红的，那是山风的功劳。当身材单薄的我红脸绿手地回到兰州，二哥怜惜地说：“已成了乡下小姑娘……”

*老鼠、猫

因身体不适，没去上工，集体户中只有我一个人。我擀好面条，转身去烧水，老鼠偷偷地溜出来，悄无声息地吃掉一块面，啃噬的面条边缘象锯齿，至今想起来，又恨又怕。它的眼睛贼溜溜地望着我，随时准备逃跑的样子，我很生气，拿起棍子向老鼠捣去，它闻风而逃。我转身又去烧水。老鼠又悄悄溜出来，我大喝一声，再次把它赶走。我边烧水边回头看老鼠的动静，它又来了！只见它钻在我们的尖底小锅里，象摇摇船一样在锅里晃动，这该死的脏东西！我拿起棍子冲着它使劲戳去，一边又急又气又怕地骂道：“把你还能得很！”一棍子下去，旁边的纸箱子被戳了一个大洞，老鼠已不知去向。文瑛等人回来，我讲述与老鼠周旋的经过。多少年过去了，她们总会戏说我与老鼠抢面条的往事。

当时老鼠太多了，我们回兰州时，面柜存放在九队队长家，回到庄上，抬着面柜回集体户，柜中飞出一只惊惶的大老鼠，让人恶心透顶。恶心归恶心，面还得吃。至今还记得我的同学擀面时提起宽面条对着阳光找老鼠屎的样子。那时年龄小，不知道借一个箩面箩来处理。

也许你会说，老鼠这么多，怎么不养只猫呢？别提猫了，猫也曾祸害过我们。我们没什么灶具和餐具，仅有一个和面的花搪瓷盆，平时的剩饭就盛在盆里，没盖子。有一天下工时，刚推开双扇的房门，一只黑猫从门下夺路而逃，吓了我们一跳。进门一看，剩饭被猫舔吃了一半。又一日下工，门刚打开，又是那只黑猫窜上几米高的东墙，从木格条框窗户中飞檐走壁地逃走，这种坏东西，谁喜欢养它呢？

*秋收时节

秋天，收麦季节，是农人们最忙，但心情最好的季节。麦浪起伏，社员们帮我们磨好镰刀，好胜的我们绝不愿落后，暗地里同队里的大姑娘、小媳妇竞争，最后的结果当然是我们赢不了，文瑛一天能割140捆，我能割130捆，社员们身后的麦捆密密匝匝，弯弯曲曲，我们身后的麦捆横七竖八，总之累得人气喘吁吁，汗水流进眼睛，磨得睁不开眼；汗水顺着鼻尖流下，脑门上的头发被粘在脸上，从不出汗的我尝到了汗水的苦涩，亲身体会到粮食的来之不易。

平日很关心我们的社员老董说“王小玲，你妈妈看见你这个样子，会怎么想……？”是呀，妈妈在哪里？我是独生女，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母亲舍不得让我干家务，家里的哥哥弟弟总会让着我……一不留神，镰刀割破了手，鲜血淋淋，包上布条继续割,拼命割……

麦子割了，暂时垛在地里，远远望去：山上的树木郁郁苍苍，黄色的是小麦，绿色的是大豆，麦垛一个挨一个，很象童话故事里的小稻草人。

麦子后来要拉到打麦场上，农民们进入了碾场的环节。凌晨四点起床，就到打麦场上，把麦子摊开，牲口拉着碾子在场上转，连枷的噼噼啪啪声不绝于耳。我和文瑛手中的木叉搭着木叉，喊着“哎——上来了呀！哎——上来了呀！”的号子将麦捆抛上麦垛。扔一天麦捆，不敢笑，笑时肚皮疼;我们打破了当地女人不上麦垛的习俗，同男子一样上麦垛，徒手抓住飞上来的麦捆，递给垛垛的“把式”，一天下来，胳膊上出现一道道痒痒的伤痕，这是麦芒扎的。社员们夸我俩“是一对儿穆桂英。”

*最感惬意的事——读书

冬天，下雪了，不用到饲养棚去打粪。我从小喜欢看书，喜欢抄抄写写。我内心深处羞于启齿的理想是当一个作家。我们从回乡知青黎明、鲁南那儿借来了《朝阳花》《迎春花》《苦菜花》《野火春风斗古城》《李有才板话》等书籍，把大饼放在炕台边，拉开被子躺着看书，饿了就吃些大饼。因为屋子里太冷，我们不愿下地做饭，桌子上结着冰，刷牙缸在桌子上滑来滑去，当时稚气的我们为此笑弯了腰。

看书看累了，就轮流大声朗读；朗读累了，就睡觉。看书看到精彩处，点着煤油灯看，头发让油灯烧掉了，还浑然不知。灯油烧干了，就打开四只手电筒，让灯光对着镜子，产生反射，增加亮度。

在当年妇女队长家的像框里，我见到了自己16岁的稚气的照片，见到了许多乡亲，有许多人已经去世，他们说我们是最好的一批知青。

康乐县地图

*刻骨铭心的亲情

甘肃省康乐县位于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东部，是一个以汉族为主的多民族居住区，总面积为1368平方公里，这里地处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形以山地为主。八松庄距离康乐县五十里，在马巴车站附近，是公社驻地。这里山清水秀，民风淳朴。住着大约四十户人家，分属于八小队和九小队，乡亲们对我们下乡知青是友好的，有时给我们送来他们自种的洋芋、盐根。我们没有做饭的柴，打麦场上的麦草任我们随便拿，但绝对不允许社员拿。

我们初进庄时，家家请我们吃饭，他们的生活并不富裕，但他们很好客，烙的“花炕子”又大又好吃；1970年8月，我被靖远煤矿招收当工人时，庄上家家都请我吃饭，八小队的全轮到了，紧接着又是九小队的社员请客，倒让人有些不好意思起来。我买了40张毛主席像，挨家赠送，右边写着贫下中农们留念，左边写着下乡插队知青王小玲……

我永远记得自己生病时，九队安生尧队长的母亲用大铁勺在火盆上为我炒鸡蛋的情景——她的儿子七岁左右，长得机灵又秀气，我们叫他“秀才”，“秀才”闹着要吃炒鸡蛋，安大娘不让儿子吃，她说我们是出门人，我们不容易。

有一次，我胳膊上长了一块鸡蛋大的扁平风疹，奇痒无比，有人说用猪圈里的土敷上就好了，我不愿敷。麻利能干的李春兰嫂子让我坐在她家热炕上，盖上乡下人的棉被，端来一碗姜片红糖水，疼爱地看着我喝下去……还有一次，我空腹吃了一肚子“豌豆梗（煮的嫩大豆）”，因胃里不适，竟昏了过去，同学们将我搀回寒冷的屋子，我穿着小棉衣、大棉衣盖上棉被，半天才苏醒过来，两脚冻得冰凉，我捂着棉被悄悄地哭泣，大队书记带着队上的干部来看我，我感动极了。

我也清晰地记得我们为村里的小媳妇们帮忙写家信的情景——他们的丈夫在外地当工人，长年累月不回家，我们为她们写家信，一般是她们说，我们写，有些羞涩的新媳妇，心里有话说不出口，只好由我们这些十六岁的女孩子搬用一些“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词句……

*母亲下乡，回到兰州我无家可归

1969年4月18日，当我从康乐带着要洗的被里被面风尘仆仆地回到兰州时，家门被一把大锁锁着，别人都有栖身的家，我没有 ——母亲四天前下乡落户了，去了甘肃靖远农村。去了哪个公社无从知道，怎么办？我想啊想，决定先找我九叔。我坐长途班车先到了靖远河靖坪师大五七分校（这里离县城不太远），找到了正在那里劳动的九叔，九叔帮我打听到母亲去了靖远东升公社柴辛梁大队上沟小队。距离县城两百里，要坐几小时的班车。九叔给我买了票送我上车。去柴辛梁的公路是极为颠簸的“搓板路”，一路感到肠子都要被颠出来了，柴辛梁才到了。

东升公社是靖远县最偏僻、最艰苦的公社，此地没有河流、没有水井，靠天吃饭，地里的麦子长得稀稀落落，亩产一百多斤，一个工分日八分钱。方圆几十里几乎没有树木，经常刮大风。东升当年缺水，人们传言，过路人乞讨清油，村民愿意给；但若你讨要水，没人愿意给。村民们将雨水、雪水扫入自家窖里，用锁锁上，水中漂浮着牲口的粪渣。起初，兰州去的师大家属们吃不惯，一吃就拉肚子，母亲用白矾与纱布过滤，窖水勉强能下咽。母亲被安置在一农民的院子里，房子只有7平方米。母亲用窖水将我的被里洗得雪白，招来房东的不满——吃都没有水，哪里有水洗被子？

听说父亲母亲刚到东升柴辛梁那天，队里组织当地社员举行了简单的欢迎仪式，他们高喊：“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工人阶级致敬！”他们不知我的父亲刚刚“解放”,40天前，他还是“牛鬼蛇神”，他们以为城里来的人都是工人，父亲也举起拳头高喊：“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父亲在乡下的新家仅仅呆了几天，就到分校劳动去了。

父亲离开兰州时，在夜晚烧掉了祖先的珍贵楷书字幅，把房子退了，我在兰州已没有家。

所以，插队时我不经常回家，若剩下我一人没人作伴时，我才回。因此，我挣的工分比其他三个女知青多。到了兰州，我总住在插友文瑛家，在那样的年代，他们全家伸出了热情的双手，接纳了我这个无家可归的女孩。她的父母是极好的人，经常给我包饺子吃，他们的恩情，我终身难忘。两年的患难之交，使我们成为最亲密的朋友。

*母亲看女儿，千里迢迢背着菜

1969年7月，母亲想念在康乐插队的我，她从靖远到兰州，又从兰州到临洮，千里迢迢看女儿，听说康乐没菜吃，她肩上十字交叉背着萝卜、白菜。康乐的班车已走了，母亲思女心切，竟然背着萝卜、白菜步行50里到了康乐。一个小脚女人，走这么远的路，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

晚上母亲和我们四个知青睡在只能睡两人的炕上，鼻尖贴着墙，不敢翻身。她怕影响我们的睡眠。第二天，她的脚肿得象发面馒头似的，在康乐呆了十天，她又无奈地回靖远东升去了。

*回望上马石

我们的院子很破旧，院里有两间八队的房子。大房子三个男生住，小房子我们和九队的两个女生住。院墙不怎么高，有几处破损。为了少走弯路，我们经常从院子墙上的豁口处翻墙出去。我们把裤脚挽得高高，裤腰上别着镰刀，象体育课上跳山羊一样从墙上一跃而过。在墙的豁口不远处有一块近半米高的石头。

五十年前的一个春天的早晨，有三个风华正茂的男知青在这里骑马上苏集，苏集离我们庄有二十里，每十天有一集，可以买到肉。因为马太高大，他们就踩着这块石头上马，只记得他们雄赳赳地骑在马上。当时开始有了尼龙袜子，我们托他们带一双，袜子带回来了，灰底绿格，十分素雅。40年后，我们重返康乐，可惜此三人中已有两人去世，石头依旧，人却阴阳两隔了，悲哉！人生！

这三个男生是刘书成、（去世）王华黎（去世）、吴洋。他们都是我校高二的学生。刘书成与我们在一个集体户，在一个锅里搅勺子。他总是笑嘻嘻的，是一个极好的人。对我们四个女生很宽厚，总说我们年龄小，要让着我们。插队生活苦，主食经常是面条和青稞面馍，平日没有新鲜蔬菜，更没有水果。没有油、酱油、醋、碱面（做馍用的是灰水）经常吃的菜是洋芋，炒洋芋时撒些大粒子盐块，放些水连煮带炒，吃饱就行。刘书成平日为我们挑水、打柴、磨面。

插队的第二年，刘书成在我们院子里栽上了莲花菜苗，种上了葱，葱细得象头发丝一样，后来莲花菜长得很大，我们丰收了，社员们都很羡慕。刘书成是小教，后来就到白银了。1977年高考后，我与刘书成又在西北师大中文系相遇，我们又成了同班同学。王华黎和吴洋在十一小队，离我们集体户很近。1970年招工，他俩和我都去了靖远煤矿。

*不可思议

岁月飞逝而过，一九七0年八月，靖远煤矿到康乐县招工，我被招上。与我同去靖远煤矿的是八松公社的方玫同学，她的大哥听我说家里的情况——父亲在五七干校，母亲去农村落户，兰大物理系毕业的大哥在农宣队，二哥在兰化，弟弟在离家二十里的靖远农村上中学。一家六口人六个地方，他连连摇头叹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他当时的神态我至今记忆犹新。其实，在师大，这种现象比较普遍，插队同学中有一家五口人五个地方的，

有位女生的母亲在干校劳动，大弟去了林建师，年幼的小弟寄放在农民家里。我们当年写家信，一次写四封……

2008年11月26日，天上飘着雪花，我们当年插队的265人中有62位同学在四十年后重返康乐，得到县委、县政府的盛情款待。在当年妇女队长家的像框里，我见到了自己16岁的稚气的照片，见到了许多乡亲，有许多人已经去世，他们说我们是最好的一批知青。

我们走时，乡亲们到车边给我们送行。有送鸡蛋的，有送清油的，有送 “花炕子”的，她们沧桑的眼中泪花闪烁，爱动感情的文瑛和我都落泪了，乡亲们让我们四月来看“花儿会”。我们洒泪而别，带着四十年来的知青情结，带着第二故乡人民的深情，带着对人生短促的进一步体验，离开了这熟悉又陌生的土地。

我一口气写下了以上的文字，为我的插队，为我的青春，为我应该上高中的黄金岁月。艰苦的环境锻炼了我，使我在以后的人生岁月中不知什么是困难。“年轻时多吃一点儿苦，对一辈子有好处”，这是我插队落泪时，我九叔告诉我的话。磨难、挫折养育了我善感的胸襟，坚强的斗志，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体验了粮食的不易和人间的真情。回忆过去，我感慨万分，愿我们的后代，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的不易。

2018年4月20日初稿

2024年10月15日修改

作者介绍：王小玲，女，1952年生，甘肃静宁人。甘肃师大附中67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在甘肃康乐县下乡插队，1970 年招工到甘肃靖远宝积山煤矿当电工，1975年调入兰州第一毛纺织厂当纺纱女工，1977年考入西北师范学院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一直从事语文教学，曾在培黎石油学校、兰州城市学院中文系任教，职称：副教授，曾教过《中专语文》《公关文体写作》《大学语文》《应用写作》《大学实用写作》《现代文秘》等课程。曾参与国家级中专语文教材的编写，曾是甘肃省中专语文学会理事。有多篇论文在省级刋物上发表。

文章获作者授权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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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号院

知青时代的流金岁月、逐渐泛黄却依旧温暖的年代故事、“80”后与父母的共同记忆、闲情偶寄谈天说地